〔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于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举行。出席的有代表二十五个国家的一百八十名代表（五十名有表决权）。《共产国际》5月份的一篇文章说，它的任务是，在客观条件对革命运动非常有利的时刻，克服主观因素方面的落后。议程有两项：经济危机的加深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任务（由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连斯基和切莫丹诺夫提出）；对苏军事干涉的日增危险（由加香提出），第一项除其他内容外，特别包括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本性，有鉴于其表现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支柱。"从来都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包含一大危险，因为它助长了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总是维护它的一切可耻行径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一切可耻行径，根据的事实，据他们说，是‘两害权其轻’。……台尔曼同志坦率地指出，社会民主党能够非常成功地充当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更不用说它是以其全部政策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工人阶级的自觉敌人，是一个异已阶级的自觉的代理人”。
　　7月里库西宁写道，除了德共之外，在将第十一次全会决议付诸实施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次年3月《共产国际》就同一问题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全会决定的执行情况非常令人不满。各国支部未能理解对俄进行武装干涉这种危险的迫切性；它们的报刊也没有对苏联的进展给以布尔什维克的说明（巴黎的一次共产党会议曾经反对介绍在苏联的计件工作：它不了解在社会主义下计件工作已迥然不同）；有些党似乎相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反对左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开展得不够有力。这些机会主义错误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党还不够列宁主义。“在苏共，党的工作者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党的写作人员，在解决这个那个政治问题时，首先要查查列宁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说过什么……要研究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已经由斯大林同志在世界革命运动的现代条件下巧妙地发展、辉煌地运用。……自从列宁逝世，列宁的最好解说人，列宁工作的最好继承人，他在现代条件下最完美地运用列宁的原理，就是斯大林同志。不仔细学习斯大林同志讲过、写过的一切，列宁同志讲过、写过的一切的人，就唯有偏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就唯有偏离共产国际的总路线。”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资料》说，第十一次全会召开的时候，革命危机的条件在许多国家已趋成熟，对苏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而社会民主主义也正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全会上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斗争去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较小祸害”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它指出，社会民主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先遣部队，正为反苏战争作准备”。
　　1929年9月17日至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曾召开中欧各国共产党会议，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会议讨论奥地利的法西斯危险和抗议南斯拉夫的独裁。1930年9月，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就巴尔干各国的（非官方）代表将在次月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巴尔干联盟的建议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把这个会议描绘成“帝国主义者、刽子手、剥削者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的会议，它将为战争，首先是攻进苏联的战争作准备，并组织对巴尔干各国的革命运动的进攻。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一贯敌视巴尔干各国政府之间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它鼓励少数民族运动，并反对“小协约国”〔注：小协约国指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校者〕。1934年的巴尔干公约被谴责为为了准备战争“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狂热重新集结帝国主义力量中的一个插曲”。
　　1929、1930年财务报告表明，收入（以美元计）分别为八十三万八千元和一百零九万六千元，其中党员交的党费分别为六十七万六千元（四十六个支部，二百万名党员）和九十五万六千元（四十九个各国支部，二百五十万名党员）；主要开支项目是行政经费，分别为三十二万三千元和三十二万一千元，出版、教育经费分别为四十三万六千元和六十四万一千元。全会接纳印度支那共产党、冰岛共产党（1930年11月建立）和塞浦路斯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于1930年，接替了从前的党（叫做革命青年同志社），该党已于1929年5月在香港会议上分裂，两派都自称共产党。
　　1931年11月《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策略之后，各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最大的重新组合”。"重新组合的结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至第十一次全会期间（大约经过两年时间），七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因有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机会主义偏向和违反党纪而被开除；而且，十二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全部撤换了”
　　五一节宣言较简略地重复了全会决议的主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