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五周年的提纲

(节录)

1934年3月

共产国际十五年[1]



  〔前头的几段谈论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战后欧洲的各次起义、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社会党的叛卖。
  国民党第六次进攻中国苏区其终结是中华苏维埃军队向西北的撤退——即持续一年之久的长征。
  正是由于这次长征,毛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共的一本官方简史,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出版的,关于此事写道:“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2]毛论证,国民党同意与日本停战,并派财政部长到欧洲和美国去要钱和武器,都是为了发动第六次反共围剿。为了加强军队和保证充分供应,中共应该在农村加强阶级斗争,改善经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发布了一项由毛和朱德签字的宣言,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人呼吁,“停止进攻苏区”,“不要阻止群众组织武装队伍来抗击日本强盗”。一篇谈论国民党第六次围剿的文章(《共产国际》1935年1月)埋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兄弟党方面几乎完全没有给予真正的直接援助”。一个与中共结成联盟的提议,这是曾经抗击日本人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针对蒋介石不愿抗日作为抗议提出的,被在上海的中共委员会拒绝了,理由是该建议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宣称,中华苏维埃政府提议与进击红军的部队停战,如果他们愿意抗日,并向国民党中国的人民保证结社自由和抗日自卫的权力。这个提议据说给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蛊惑宣传一个粉碎性打击,蒋、汪为其反共斗争作过辩解,说是中共对南京作战削弱了中国对日本的抵抗;这样中共认识到了必需在反帝运动中带头,“这事本来是不可能的,假如未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预先清除左倾分子即李立三及追随者的冒险机会主义,这些人有意忽视中国不同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党还由于战胜了取消派罗章龙的右倾机会主义得到了加强。”
  《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在证实它的论断国民党第六次围剿“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准备和进行的”的时候解释,美国给中国的棉麦贷款被用来购买武器;英国大使“亲自,通过贿赂,组织了将军们的统一战线”,以进行反对苏维埃中国的战争;“日本人插手了所有的勾当”;法国人彻底破坏了华南的苏维埃;德国人提供军事顾问;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驾驶蒋的飞机;意大利的战舰联合美国、日本、英国的船只一起,“目的是枪杀中国的革命士兵……把军舰上的大炮对准了他们”;同时国联技术援助团则被利用来为反革命目的服务。
  从莫斯科的声明和共产国际报刊的文章都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人与莫斯科之间的直接联系此时很少。早在1930年3月就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宣布过毛泽东之死;《共产国际》1933年5月米夫文章里的许多消息都来自路透社。同一刊物下月一期上萨法罗夫的一篇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毫不留情地根除共产党队伍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各种表现”的必要性,也暴露出类似的直接资料的缺乏:“中国发行的报刊到处都有起义的消息。……最近报纸又报道了广西西北部的一次起义。……还不断出现有关云南起义的报道……”1934年11月号《评论报》上,王明根据日本报刊的消息来源报道了长征的出发。1933年9月在同一期刊上“根据获得的消息”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的新闻。毛泽东也未曾被给予高级荣誉地位。曼努伊尔斯基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上的报告,没有提到任何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同时在1934年3月《共产国际》发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状况的评论,提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如波立特、连斯基等等也没有提到毛,他早些时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共产国际迟迟不愿承认他的地位,这事后来被解释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个认识,即他的成功推翻了关于共产党与产业工人之间关系的公认理论,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与无产阶级的隔开”,托洛茨基和陈攻击了中共。
  对中共的结构和力量的估计上,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米夫声称,1931年和1933年之间,工会会员数和罢工次数都有所增加,而上海党委会却报告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中国青年团的报纸在1934年写道,作为自我孤立的结果,他们不但不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我们甚至连群众的尾巴都抓不到”。在中共1927年的六万党员中,百分之五十八是产业工人;在中共第三次全会(1930年9月)上,周恩来报告的党员数是十二万,其中产业工人不超过两千,即百分之一点六。在莫斯科,王明指出1933年党员数是四十一万,据说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是产业工人。193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声称中共的主要根据地是“无产阶级中心”,这些中心的地下组织指挥各苏维埃并从产业工人中补充干部;但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八百二十一名代表中仅有八名被说成是产业工人。康生1933年9月在《共产国际》上的文章声称苏区有二百万工会会员,中共党员有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二十据说是产业工人。“在李立三时期,苏区就没有工会组织。”为了指出撤掉李立三的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文章作者提到这个事例:“这里还有一个来自苏区的例子,它反映了广大劳苦大众对我们为党的路线进行的斗争反应多么强烈。一个农民打了妻子,她在保卫自己时说,“你以为我们现在还生活在李立三时期吗?我们现在是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下生活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去清算资本主义。这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尽管它处在无产阶级的支配权下,因为共产党员垄断领导权。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以后召开了会议,决定重新发表其1930年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同时发表的声明(刊于1934年5月9日的《评论报》)说,法西斯主义切断了奥地利、西里西亚、但泽和萨尔等地的德意志人“归属德国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为全体德意志劳动人民的自由联合打开德国大门。“因为我们热爱故土和劳动人民……我们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感到羞辱,不得不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野蛮国家!"委员会指出,国内的不满和抵抗,“表明革命危机的成熟,危机将比1918年的规模大,头猛”。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停止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姑息态度,此党,即使处于非法状态,依然还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主要的社会支柱”只有德共才能拯救德国,为此,非常重要的是建起独立的阶级工会,作为“广泛的、非法的、群众性组织”。德共应该组织政治罢工,去反对纳粹恐怖,反对逮捕,争取集会与示威自由。“这些将会使我们接近总罢工和起义。”德共1934年2月5日的宣言重申,“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分子是为资本主义效劳的孪生子”;德国社会民主党非法重组队伍的企图,其目的在于加深工人阶级的分裂。“因此德共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去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建不可能。”《共产国际》1934年4月初一篇文章抨击了两份杂志《反击》和《我们的时代》,这是明岑堡分别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的,说它们在“原则上”区分了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诡计“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对立面,而是双生子,这个事实早已经确定无疑。”这两份杂志还被指责,没有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危险的反革命趋势”,而只作为一种还可以讨论的政治偏向。他们是写“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并非“反对”它。
  同一期刊上1934年3月初的一篇社论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去引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而从事诽谤共产党人的运动”。社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作为群众性政党不久即将会停止存在,但需要一个条件即共产党要彻底揭露他们。”在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曼努伊尔斯基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首要的是共产国际和各支部长期进行反对第二国际斗争的结果。”这个危机没有更严重一点,这是共产党人工作的反映。在德国的法西斯胜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曼努伊尔斯基说,假如社会民主党未曾妨碍统一战线,假如他们逮捕了那几十个纳粹头子和那两三个向他们提供金钱的资本家,解散了纳粹组织,解散德国国防军并武装了工人的话。这一点他们自1928年起随时都可以做到,即使在施莱歇和巴本政府之下。假如他们曾与德共合作,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还可以把纳粹分子推翻。在希特勒上台一年多以后,拉狄克在《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地位》中写道,法西斯主义是害怕工人革命的金融资本;它是金融寡头选来在革命即将临近的国家中束缚无产阶级的手段;它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但它并不是必不可免的插曲;它并无历史作用,它在生产关系上并无所改变;它是企图推迟必不可免的无产阶级胜利的最后尝试。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也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它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它给生产力、给贸易和活动以自由,并曾把工业引进最落后的国家。
  法国共产党关于“企图在高层安排集团”的谴责,使人想到法共内部有个强有力的团体正在鼓动共产党改变对社会党的态度。1934年1月,法共中央委员会开会赞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多列士说,事态在法国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党内有人,是的,甚至中央委员会里有人被敌人的压力弄糊涂了(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保卫,苏联和平政策的歪曲,等等)”。党未能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党组织并不相信有必要对社会党进行艰苦斗争。一位中央委员〔多里奥〕还提出意味改变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路线的建议,即与社会党领导人结成统一战线。“这个建议被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愤怒地一致否决了,因为它必将导致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投降。”会议通过关于党的任务的一项决议,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坚决执行自下的战斗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要跟向社会党的领导建议统一战线的任何机会主义企图坚决斗争。”伯利奥兹写道,由于法国工人对团结的渴望和社会党的诡计,“许多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屈服于这种压力,同社会党人签订了含糊的协议,在这些协议上共产党的脸面丢尽”。在法西斯危险上社会党和其它左翼党应负责任,对此默不作声是一种罪行。
  在法国,财界和政界丑闻,警察局长的调职,关于贪污、阴谋、计划中的改变的种种谣言,最后以1934年2月6日的示威为顶点,这次示威主要由右翼和保皇团体组成,导致法国政府的辞职。许多个小时的骚乱之后,示威者和警察都动用了火器;有数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示威的共产党人参加了袭击警察的战斗在第6号的《人道报》上马蒂曾号召工人游行示威以反对法西斯分子、政府和社会民主主义。
  《泰晤士报》(2月7日)报导,共产党人参加了对警察的袭击,那时警察正企图围困示威群众;《曼彻斯特卫报》写道,“暴民”是由“保皇党人,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组成的,并将“聚众叫啸的最先行动”归于共产党骚动者。同一天的《人民报》说,社会党人愿尽最大的努力同法共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签定“一项忠实的、兄弟协议”,第二天又报导法国统一总工会已拒绝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行动。法国社会党致共产党的信中说:“现在不是闹分裂的时候。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应该携起手来以组成牢不可破的防线以反对法西斯的冒险。我们要求举行会谈来确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协议基础。”共产党的答复说,社会党和激进党已经为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社会党的代表在2月7日拜访了共产党中央办公室,建议就统一行动达成协议,他们被告知,建议将提交中央委员会。《人道报》第二天提到“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可耻叛卖”,多列士还谈到“共产党卓有成效的工作……已加速社会党的瓦解”。伯利奥兹写道,“‘民主党人’,和公开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假惺惺斗争越来越尖锐,但实际上他们在互相支持”。共产党“既不会向法西斯匕首,也不会向民主刺刀投降”。法国共产党—法国统一总工会声明把引起骚动的责任归于社会党,但又指示成员参加社会党人发起的预定在2月12日举行的罢工和示威。他们自己于2月9日又组织了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2月14日《人民报》再次呼吁工会团结。2月12日以后,法共自颂示威成功之功,同时还指责“社会党报纸竟敢宣称2月12日的罢工和示威是社会党的功劳”。
  在3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共产党人与右翼示威者在2月6日的合作被描述如下:“2月6日法西斯分子组织了示威,游行到国会,要推翻“左翼集团,的政府。……为了回击这个示威,工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一部分工人公开示威反对法西斯分子,另一部分工人带着本身的要求也游行到了国会,可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示威同法西斯分子的清楚地区分开来。共产党对自发举行的工人示威的领导作用在那天并不能明显地看得出来。社会党人于是开始了一个运动来反对共产党,它谴责共产党人同法西斯分子共同示威。然而,在2月7日,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正确的口号,而且向法西斯分子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断言,法国总工会曾打算取消2月12日的罢工,但在群众的压力下没能做成。“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反击攻势的发展,法国社会民主党……求助于叛卖手法的煞费苦心形式和‘左倾’蛊惑。……同时,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过去和现在都疯狂地使其煽动适应于工人要求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努力。……〔他们〕想把一份“不侵犯条约”加给共产党,为的是能够继续执行叛卖政策而不受惩罚。……紧紧抓住“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法国社会民主党人拼命想在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为的是剥夺它的阶级内容,并使之转到保卫日益法西斯化的‘法兰西共和国’上去。”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邀请共产党去磋商停战,以准备统一行动。“然而,社会法西斯分子所有这些‘左倾’姿态的目的主要是为资产阶级赢得时间,取得和平过渡……到达为公开的法西斯专政作加速准备的新阶段。”在2月6日以前,文章继续写道,共产党曾低估不断激化的政治形势,“于是不但没有在密集的反法西斯队伍中有所行动,无产阶级的反示威者反而在很多场合与法西斯的队伍混杂不分”。这事也使法共未能迅速作出改变以适应形势。法共目前的任务就是防止社会党人“把反法西斯的群众运动转移到‘保卫共和国’的路线上去”。法共在发展和领导统一战线运动的同时,将继续进行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并揭露他们的诡计。
  皮亚特尼茨基在1934年夏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词时报告道,1932年底,法国社会党向法共提议就工人阶级的团结举行谈判,但这个建议被当做阻挡社会党的群众转向共产党的阴谋而遭拒绝。第二国际还曾提议为共产党—社会党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这也被拒绝了,理由是社会党关心的只是想把共产党人拉入较大的团体,以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皮亚特尼茨基在结束时说,直到1934年2月以后,来自下面的群众压力才迫使法国社会党停止破坏统一战线。
  在第七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洛佐夫斯基宣称,是法国统一总工会向法国总工会提出在2月12日举行联合罢工的建议的。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曼努伊尔斯基在提到这些事件时写道:“起初共产党队伍中一片混乱。法西斯的口号‘打倒达拉第政府,杀人凶手的政府’,开始时并未遭到共产党足够的反击。有些地方共产党人响应了推翻达拉第政府这个法西斯叫嚣。但是共产党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并批评了达拉第,不是因为他出击,而是因为他出击不力。”
  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内形成了一个社会党集团(由尼赫鲁领导),这事被杜德说成是声誉扫地的领导人为满足“被国大党领导人出卖了的群众”的要求而玩弄的手法。甘地是伪君子,尼赫鲁及其支持者“投降了英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更怕革命运动。萨法罗夫写道,国民大会社会党的纲领是“一篇狡猾的编造,伪装出革命感情”,目的在于分散人们对非暴力政策失败的注意。“国民大会社会党人充当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小厮。”后面这伙人多年来一直“利用被奴役的印度人民所处的被侮辱、被蹂躏的地位”,为的是“在每一个阶段上都靠出卖群众来削弱和毁坏群众的反帝斗争”。共产国际期刊(1933年2月)上一篇署名“瓦利亚”的文章说,共产党的小组,急于表明国大党是敌视独立斗争的资产阶级组织,已脱离了反帝运动,他们是把国大党领导人与追随者混为一谈的。使他们回到正确道路的是中共、英共、德共写的一封公开信,现在他们愿意加入所有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和建立统一的全印共产党”。乔希及其同伙打算建立劳动党的尝试,5月份的《评论报》说,是阻挠共产党成立的尝试。只有这样一个党,该期刊在十月号上说,才能消除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和保证印度人民的胜利。“甘地主义的破产正在迅速加快小资产阶级中革命部分觉醒的进程。……民族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失败和奴役的道路。”
  1932年夏天印度支那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行动纲领”,其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经济、政治独立,推翻在安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王朝,没收他们的财产,实行全部外国企业国有化,废除所有外国贷款,征用土地。在1934年给印度支那党的一封信中,中共告诫他们要谨防“资产阶级假左派”这些人假装反对法帝国主义,为的是控制革命运动。“今天你们的国家中不可能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1月曼努伊尔斯基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共有党员八十六万。德共被说成“正在壮大”;捷克声称五万五千,法国四万,波兰(包括共青团)三万,西班牙三万,美国两万,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贝拉·库恩报告了共产国际倡议和促进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和反战与保卫苏联会议的召开;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参加。报告中还说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以后,波共右翼已被彻底击败,现在党是巩固的、团结的。虽然装着与苏联友好,波兰资产阶级在幕后却打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这表现在与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上。纳粹方面,则在波兰煽动乌克兰民族主义;“斯克雷普尼克主义”(斯克雷普尼克曾在1922年批评斯大林在乌克兰的政策;1933年5月他自杀了,在集体化之后对乌克兰官员的“清洗”中,当时他是乌克兰教育委员)已在波兰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渗入党的队伍,这事妨碍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反对占领波兰的斗争。布龙科夫斯基在1934年3月共产国际期刊上的文章(文中宣称苏查基,1921年入党的波共党员,是警察密探),也谈到在波兰党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显著痕迹;有这样的党员,他们相信波兰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痕迹被说成已经克服,这个指责在翌年6月的同一刊物上又被重复;波兰共产党的白俄罗斯支部和乌克兰支部中有些小组已经成为“当地反革命民族主义压力下的牺牲品”。
  在一篇纪念周年的文章上皮亚特尼茨基写道,就组织方面论,各党仍然落在群众的激进化后面;这既来自社会民主主义残余也来自宗派主义。他列举了各国支部的主要缺点:针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敌人斗争不力,惯用侮辱来代替辩论;未曾充分揭露,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性代表;未能在改良主义工会、法西斯工会和工厂中有计划地工作;降低了在失业者中间的工作要求;没有充分利用工人群众对苏联的忠诚、热爱去扩大、加强共产主义影响。〕

  23.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整个世界的发展,充分证实了共产国际对于已经来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个时期的分析是正确的。
  1929年年中开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变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为时最长的世界危机。……这次危机造成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引起极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民的空前灾祸。
  一方面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完成,其成果之一就是失业现象的消灭和群众福利的普遍改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加剧了各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加快了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成长。
  这个时期革命战役以其艰巨性和顽强性著称,并且常常采用内战和革命的形式,还以此如快了资本主义稳定性的结束。
  1930—1933年,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一切阵地的迅速削弱、第二国际的危机的年月;另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阵地加强的年月。……
  24.西班牙的革命(1931年4月14日),推翻了法西斯政权并使几百万工人、农民卷入了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在日本工人、农民和士兵冲破军事恐怖进行的英勇斗争;英国和美国的失业者饥饿进军;几乎遍及世界各国的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退伍军人示威,反战示威,陆军和海军的兵变(骚动),这些都采取了公开造反的形式(1931年9月14日英国海军在因弗戈登的罢工,1933年2月5日荷兰海军的最大巡洋舰之—De Zeven Provincien号上的兵变,奥地利海军的兵变〔骚动〕,1931年9月智利海军的自发起义,日本占领军中的兵变〔纷扰和动乱〕),所有这些表现了发展不平衡、但不断成熟的革命危机链条上的一系列环节。
  25.正在胜利发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产物,红军,都是正在反抗帝国主义奴役的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榜样。
  在日本发动进攻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是一支威胁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它领导着广大地区上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苏维埃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唯一领导者。无论在闸北和上海的街道,在满洲、热河和察哈尔的战场上,共产党人都战斗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列。
  从反帝、土地革命中产生了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工农红军。打碎了帝国主义枷锁,进行了土地革命,巩固了苏维埃国家,组织了工会,组织了贫农团,召集了中农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加强了工农联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击退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六次反革命围剿,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成就,以一个幅员江阔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能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提纲和决定)
  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民族改良主义承担了阻挠革命的(煞车)作用,就象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作用一样。国民党为各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铺平了道路。印度的国大党、埃及的华夫脱党、叙利亚的古特耳瓦塔尼党(Kutel Vatani)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执行委员会和非洲国民大会都步国民党的后尘。
  通过揭露它们的叛卖行径,共产党人正在逐步消除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
  在印度支那和印度,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在菲律宾、在朝鲜、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还有在南非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都已建立起来。随着不断成长和经受锻炼的共产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接近第二轮的革命和战争。
  26.第三时期提到各国共产党面前作为主要任务的是:通过局部的经济、政治斗争加紧把群众引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府。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革命高潮,各国共产党还是走向上坡的,他们粉碎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在共产国际的总路线的基础上巩固了自己的队伍,那些人是国际各支部中的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苏共的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右翼集团和西尔左夫的右倾—“左倾”集团,意大利的谢拉(集团),法国的巴贝集团,中国的李立三“左派”集团(和罗章龙反革命集团),德国的雷梅勒—奈依曼调和分子集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古特曼。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群众性的党的建立已经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实现了,即在中国、德国、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西班牙。这些共产党都拥有几千几万党员;他们的影响伸入到几十万几百万工人农民中;他们已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获得了初步胜利。自从经济危机开始以来,还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影响不曾在群众中扩大了的。共产党人是群众的唯一领导者,是每次革命斗争的马达,他们也是头一个受到阶级敌人打击的。大多数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条件,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群众性的、战斗的党。
  27.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内的残余还没有克服。共产党还不很有能力开展群众工作,尤其是从组织上巩固它们的政治影响。结果是共产党落后于极其有利于展开进攻的客观形势。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瓦解主要是共产党人斗争的结果,各国共产党并未针对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充分展开攻势,它的并无旁例的背叛和崩溃(衰落)为这种攻势创造了不寻常的有利条件。在过去一年中,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表现在拖在尾巴后面跑和迁就社会民主党工人(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的落后情绪,和(试图建立)同社会民主党上层领导人的联盟(法国)。在同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的和大的法西斯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共同斗争中发展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大力揭发社会民主党,这两件事是共产党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绝对地在全部敌对的群众组织中工作,特别是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这些工会仍然拥有组织起来了的无产阶级的多数。
  意大利共产党在很晚才在法西斯团体中着手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中开展活动也同样迟缓。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仍然力量薄弱。共产主义青年团至今还不能在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青年的(拥有几百万成员的)体育和其他团体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
  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要求我们把工厂委员会、工会反对派、失业者委员会、农民协会,尤其是把大企业,都转变为共产党的堡垒。
  消除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落后和机会主义被动性,击退了让事态放任自流的倾向,摒弃了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各种理论和法西斯主义胜利不可避免性的宿命论观点以后,各国共产党已经越来越上升,达到了历史提到它们面前的伟大任务的水平了。
  28.多次历史考验已经表明,共产国际已经在“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事情”(列宁)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创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情。
  1914—1918年战争是证明第二国际已经破产的一次考验。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对战争作机会主义低估、反对和平主义幻想、反对战争是“通向革命的唯一道路”这种机械论、反对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已经掌握了关于战争的马列主义政策,并在实际应用这项政策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国共产党正在不懈斗争以保卫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的苏联。各国共产党多次带领广大群众走上街头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武装进攻苏联的准备,保卫中国和各国殖民地;他们还揭露一切反苏阴谋和煽动,首先进击“他们国内的敌人”,正在树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
  这种性质的榜样在摩洛哥战争期间法国共产党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表现出来,当时,在被沙文主义毒化了的气氛中,它组织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的无产阶级公开行动,保卫摩洛哥和其他殖民地的自决权,赞同法军从摩洛哥的撤退。
  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斗争的另一个榜样由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来,它表明自己是能够领导群众的反帝运动、反日和反世界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保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的党。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反日的艰巨抗战,同时,还进击以无耻的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创立无敌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瓦解敌人和敌后的这些斗争形式丰富了世界革命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最危险的敌人。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布尔什维斗争的另一个榜样由日本共产党树立起来,他们,在充满了日本沙文主义毒素和君主一军国主义专政的血腥恐怖的环境里,能够逆流而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组织反日帝的抵抗,还在“打败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日军撤出中国”,“保卫苏联”这些布尔什维克口号下,动员工人、农民及日军士兵。
  共产国际在一些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的支部已经显示出它们是通向帝国主义战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唯有它们才会为以革命手段制止战争而战斗到底,一旦战争爆发时,它们将在帝国主义军队的后方组织有力的打击,加速战争向革命的转变。
  29.希特勒的上台是一次考验,特别是对于德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对共产国际其他各支部的一次考验。德国共产党,丝毫未被这个严峻考验所吓倒,把它作为使全党进一步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周围的起点。
  虽然法西斯分子将党的领袖台尔曼同志关进了监狱,还监禁了数以千计的党的积极分子,把六万革命工人赶进集中营,而且每天都枪杀经过审讯或未经审讯的共产党人,德共却一个小时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转入地下后,它正组织和领导由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无党派工人所组成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在恐怖统治下,依然领导工人示威,还领导罢工。……德共这支力量正在领导,将来还会领导德国无产阶级走向苏维埃德国的胜利。
  希特勒的上台,这事大增所有国家中的法西斯匪帮的活动,但远远未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手足无措或瓦解了队伍的士气,却反而使它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更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
  31.苏共,共产国际中主要支部,队伍的坚不可摧的团结,这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实现的,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得以发展和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列宁和斯大林的党能够,在共产国际十五周年之际,汇报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一系列胜利。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次社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代表大会,不仅为朋友们,甚至也为苏联的敌人所承认,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苏共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它的根本任务,取得了战胜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与传统的辉煌胜利。苏共已向各国工人表明,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苏共已向各国革命战士展示了唤醒千百万群众为社会主义斗争、领导他们冲破重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布尔什维克艺术。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它已向全世界表明苏共队伍与共产国际坚如磐石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事业中强有力的新杠杆。

四、在第二轮革命和战争的门坎上


  32.已经加剧了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已经消灭了自由贸易的最后残余之后,并且引起了贸易、货币战之后,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去加强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并把战争提到日程上来,作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扩大,太平洋上对立的极度加剧,日、德帝国主义在英国的支持下为反苏的反革命战争所作的准备,德国和日本从国际联盟的退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衰落,金融资本专政的法西斯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日益衰亡的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去消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求摆脱危机和阻挠无产阶级的革命打击〔进攻〕。……
  33.法国的总罢工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起义〕(1934年2月),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又一历史界碑,是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发动的一场新反攻的开始,是欧洲内战浪潮的开始。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身受本国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奴役,被饥饿和失业、被法西斯进攻、战争威胁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叛卖政策导入绝境之后,已勇敢地举起了政权斗争的大旗,并将男人、妇女、儿童都押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平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起义〕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沉重的打击。全奥地利工人的战斗的统一战线已在内战中建成,超越了鲍威尔和伦纳的意旨。
  在那些日子里,统一战线也同样超越了勃鲁姆、福尔这类人的意旨,在法国几十万人参加的革命示威形式,取得了胜利,在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法国无产阶级总罢工中,资产阶级怕得要死,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了出来。
  奥地利和法国的事件在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引起了革命的反响,表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向无产阶级革命这边的急剧转向。这些事件将标志共产国际为建立统—战线斗争历史上的转折点。……
  34.在最后的“决定性战斗”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是其软弱的主要根源,是把众多的后备者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来路上主要的障碍。这种分裂是社会民主党叛变行径的结果,是它从无产阶级革命中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的政策的结果。工人阶级除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团结外不可能再有别种团结,这种团结是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为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的团结。这种团结,尽管有艰难险阻,世界无产阶级定将在不但反对资产阶级、还在反对它的主要社会支柱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实现。
  35.第二国际遭到了揭露(正在垮台)。在1914年世界大战初期遭到破产后,第二国际在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被战胜后巩固了队伍。第二国际维持了它在工人中的影响,靠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在民主主义的幌子下,它求助于诺斯克、威尔斯和格尔兹辛斯基的机关枪对付革命工人,保护了资产阶级专政。当群众十分需要保卫自己免受法西斯屠杀的时候,它竟从德国工人手中剥夺大规模政治罢工这一斗争武器。它贯破坏无产阶级日常斗争,千百次破坏统一的无产阶级战线,这是唯一能够给法西斯主义以致命打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时的卑鄙之极的行径,集一代背叛、奸诈和挑拨之大成。……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主要支部的政治自杀,法国社会党的分裂为三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彻底破产,英国独立工党从第二国际的退出,改良主义工会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几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内一方面新法西斯分子和另一方面“左派”集团的形成〔分离〕,领导层中思想的空前混乱,社会民主党工人支持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汹涌群众运动,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了第二国际的分崩离析。社会民主主义新的危机,这是资产阶级统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获得成功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新的一轮先兆。
  36.建立起反对工资奴役和殖民压迫的整个体系的统一战线之后,国际无产阶级,在这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装备着个无瑕的指针,它指明走向政权和解放的道路。这个指针就是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那里的进步工人不在为建立苏维埃政府而进行革命斗争。即使力量最弱的共产党也使剥削者感到心惊胆战。世界无产阶级有一个世界共产党,它在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十五年中已锻炼坚强、团结一致、训练有素。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巨大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已获得的钢铁团结。
  在它存在的十五年中,共产国际已将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十月的事业,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建设和苏联的保卫溶成一体;它又将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无产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斯大林同志在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下指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制定了布尔什维克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同志不仅捍卫了还出色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他领导了几千万人为实现这一学说的斗争,并把苏联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伟大的〕杠杆,它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的垮合。斯大林同志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取消派的斗争,把中国共产党引到了正确的轨道上,保证了中国革命向苏维埃阶段过渡的必要条件。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共党内和在共产国际内的反对一切反列宁主义倾向的斗争,向各共产党揭示了为捍卫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的战斗的有深刻、根本、现实的革命意义,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为了实现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了赢得同盟者,为了在劳动者所有的队伍的阶级战役中正确、具体、有效的领导。斯大林同志在拟订共产国际纲领的工作上起主导作用。没有一项重要的共产国际决定、没有一项预言,不贯穿着斯大林的远见卓识,他的制定进攻路线、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的才干。
  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在六分之一地球上走向十月胜利,建立了共产国际,领导了它在战争和革命中第一轮的斗争。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引导各国无产阶级走向世界的十月胜利。




[1] 曾按《评论报》第3卷第19期第677页(1934年3月1日)上的德文本核对

[2] 参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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