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段，此地未录，是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皮克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的报告。其实他丝毫未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推迟了五年才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这次大会本应在1930年召开。他转弯抹角地提到各支部领导层的变动。“在所有大国的共产党中，忠实于我们原则的领导机构已经形成，他们能够根据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定，独立地决定本国最复杂的政治和策略问题。这事改变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作用，使它能够把大部分的活动用来制定国际劳工运动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基本立场。”各国支部的主要代表应该更积极地、长期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工作。
　　皮克把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危机之前、危机时期和以“社会党工人采取行动跟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后期。他的报告以捍卫“阶级反对阶级”策略开始，他声称，这个策略“加强了各国共产党”，也并不“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正是因为实行了这些策略，德国共产党才能“建成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强大阵线”。但是“这些成绩”掩盖不了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德共错在不该中断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联系。“由于执行阶级反对阶级策略上的这种缺陷，甚至往往把这些策略曲解为排斥统一战线"，各国支部没有取得本应做出的进展。他列举的宗派主义错误有：在大多数工人复工后仍继续罢工；没有获得多数人的同意就下令举行罢工；低估有组织的工人（与无组织的和失业的相比）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重要性；打破工会官僚主义的垄断要求虽然对，“但宗派主义再次出现；革命工会反对派转成新的工会，结果使自已孤立了”。在英国，策略“如此笨拙如此宗派性，以致少数派运动实际上已分崩离析”。
　　转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年代，皮克解释道，由于改良主义者的破坏，共产党人未能动员产业工人作罢工斗争；所有的那点运动大部分是自发的，而不是响应共产党人的行动的结果。各党也未迅速改变自己的策略，“从自下的统一战线改为与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在德国，一些共产党人“甚至说需要‘摧毁’改良主义工会”。在美国，美共把美国劳联说成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破坏罢工的组织”。皮克接着分析了德共的错误，把布吕宁政府说成是法西斯专政同时又低估希特勒运动的危险性，直到资产阶级民主被无产阶级民主代替之前，“无产阶级要注意保留一点一滴的资产阶级民主”，并利用它来推翻资本主义。
　　当工人们认清了希特勒主义的恐怖，确信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时，就开始了第三阶段。奥地利和西班牙1934年的武装斗争最后都归失败，因为它们缺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在法国，“共和国的、民主的、工人群众的命运”，都取决于人民阵线的进展，这一进展“引起国际劳工运动中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变化”。皮克说，中国革命是“整个战后时期的突出事件”，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它采用了苏维埃形式，现在为殖民地革命提供了体现无产阶级意识上、政权上领导权的第一个范例。然而中共，它现在拥有三十万党员，还没有能够把产业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共产党终于在印度建成，这也是殖民地革命的极为重要的事件。
　　在持续六天的皮克报告的讨论中，有四十六个国家的六十位代表发言，佛朗茨，德共的一位发言人，批评该党未能“充分强调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这个错误又因它在本应同纳粹分子作斗争的时候，却集中全力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而更加严重；但是德共仍将认为社会民主党“直接帮助了法西斯分子，为其上合铺平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共领导人“持有的观点是，社会民主党已被彻底摧毁，改良主义意识已被全部克服。不去考虑新形势，他们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战线，把它降低到为共产党招收党员。”这事也使德共不可能用接近“冲锋队中已经瓦解的和觉醒的那部分人”的方法去利用1934年6月30日事件。德共现在开展工作灵活得多了，它正试图与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达成协议。加香说法共党员数目是七万一千，他认为共产党本身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击退法西斯主义。它必须有同盟者，因此就要有统一战线。法西斯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打算从斯大林赞同法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一事捞取资本，但这一企图失败了。
　　一位奥地利代表断言，要不是由于奥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和“领导人的独裁”的话，多得多的工人本会加入奥共的。说社会党领导人都是叛徒，而工人们都是革命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坎贝尔批评皮克，说他没有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活动和没有检查历届全体会议所制定的政策。“用不着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以检查各国党的工作时所用的同样客观的精神来检查自己七年来的工作。当然，在这次大会上，不会出现那些倾向，否定七年中的决定总体上是正确。……但是，仅仅作出正确的决定是远远不够的。某项决定可能是正确的，但已为时过晚。”另一些决定也许总体上正确，但也许会助长错误倾向，破坏这些决定的基本精神。他举的例子是工会工作中的宗派主义，这是由关于罢工战略的斯特拉斯堡决议助长起来的，还有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歪曲。“难道执委会真的能说这类事情的全部责任都应由各党承担吗？难道执委会真的能说，已及时主动地去纠正这些倾向了吗？我们自己在英国的经历是，斯特拉斯堡决议通过两年后，它还被作为一项其全部细节和所有规定都根本正确的决定拿到英国强加给我们。”共产国际执委会除了批评各党外，还应检查它自己怎样在这个问题上行动，是否已及时纠正了那些错误倾向。当自下的统一战线策略改变为自上自下同时并进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否保证了迅速有力地作出这个改变呢？“不管怎样，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供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讨论。决不可能让我们放过这个问题，好象它并不存在。”真令人遗憾，共产国际执委会先让第二国际在1933年3月带着一项统一战线的声明进来，尤其是因为它的提议只是阻挽统一战线的花招。坎贝尔接着批评了少数派运动，少数派运动“以工会之外的团体身份出现，却在吩咐工会干这干那”。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运动，它重复共产党口号，提出共产主义纲领。它有一个“在工会运动以外的机构，俨然以一个可以取代工会机关的机构出现”。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普通会员运动正作为工会的一个部在发展着。坎贝尔指出英共党员数目是七千七百；其中有六百人在工会任职。
　　皮克回答说，他的报告已引起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缺点的注意。他欢迎坎贝尔的批评，只是它们有时离题。在这些缺点上共产国际执委会要跟各支部共同承担责任，而各支部并没有一贯给予执委会以足够支持。第十、十一和十二次全会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工会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也许共产国际执委会没能经常足够迅速有力地处理它们。他反驳了斯特拉斯堡决议强加给英共的这一指责，宣称执委会一贯注意英国情况的特殊性。皮克接着说，一些发言人表现得过于自满，没有解释为什么，尽管情况有利，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并不大些。“1934年10月武装斗争以后，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未能启发群众认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这次斗争中的错误，也未能促使大量的社会民主党人转向共产主义”。
　　他谈到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之间的谈判，以及第二国际对共产国际的建议作出的没有希望的答复。“第二国际要末是不能起国际组织的作用，要末是在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如果第二国际领导人相信会再次出现有利于改良主义的形势，那他们就错了。如果这种形势竟
　　然出现，这将是工人阶级的大灾。“我们离开这次大会时，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命运有赖于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他重复了他在早先的发言里说过的话，即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应把工作集中在“国际水平的问题上”。它将“避免干各国支部内部的组织事务。……当然，如果我们的各国支部的工作暴露出严重的缺点。”执委会还要继续干预。大会指示执委会根据执委会报告所作出的决议修改共产国际章程，以提交下—届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