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报刊对慕尼黑协议的评论，集中在一个论点，即英国和法国所以屈服于侵略者是出于害怕武装的群众，一旦战争爆发，他们走到前台来；达拉第和张伯伦宁取投降而舍胜利，因为要想赢得胜利，就只有同苏联站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写道，民主国家的政策，决定于“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他们由对欧洲革命、亚洲民族解放的惧怕和对苏联的仇恨所左右。他们“把本国人民的利益献给法西斯主义。他们支持德国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需要有这么一支欧洲宪兵来扼杀所有反法西斯民主运动”。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反抗国内的反动派，通过援助西班牙和中国，来挫败侵略者。应该举行一次所有工人组织都参加的国际会议。《共产国际》的一篇社论质问第二国际，它在打算干什么，又接着写道：“在为捷克斯洛伐克斗争的困难日子里，共产国际，经过仔细考虑，没有向第二国际直接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因为如果遭到拒绝的话，那将助长阴谋家们反对和平与自由的力量。”然而，季米特洛夫在这份刊物1938年的最后一期上写道：“在慕尼黑以前几个月以及在慕尼黑阴谋出笼前不久，共产国际的代表拜访第二国际主席提议，在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之间建立永久性联系，并立即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袭击。”他们所有的提议，他说，都遭到拒绝。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论，又回到了人民阵线以前使用过的方式。同一期刊这年年底的一篇文章说，国际统一战线不可能形成，“除非社会民主主义的优势影响先行消除”；同一期另一篇文章以斯大林的一句话结尾：“不首先消灭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社论说：“英、法上层反动集团清楚地知道，迫使希特勒退缩本来非常容易。但是他们也知道，希特勒的政治失败将动摇法西斯主义的根基，并引起强有力的反法西斯自由运动的兴起。……对于他们来说，保护阶级利益比保护自己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切身利益更为重要。……现在越来越清楚，慕尼黑是秘密策划的、事先达成协议的、可耻的阴谋的结果。”
　　人民阵线政策的垮合，也表现在对和平主义的抨击上。“各国对战争的恐惧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和平主义又为战争贩子火上加油，此事既属荒唐，又令人沮丧。……法西斯主义培植征服战争的思想意识的同时，民主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同谍者努力把怯懦当作哲学来宣。……法国托洛茨基分子……编出“与其死亡，无宁作奴隶”的论调……。这个可鄙的原则，是由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削弱工人阶级。……这跟工人阶级的内在本质是背道而驰的。……自由比和平更为可贵。”“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相信能与匪徒友好相处。和平，他们认为，能由软弱拯救，其论点是，“用压倒的军事优势来阻塞通向法西斯主义之路，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和平主义建议背后的意图是削弱民主国家，以至它们再也无力抵抗侵略，而只得“既无斗争也无条件，就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列宁的话结束：“和平主义和抽象的和平宣传是将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手段。”
　　1938年9月，德共中央委员会呼吁所有反对希特勒的团体和政党的合并。维登写道（《共产国际》1938年8月号），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量的改变；它在质上有所不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战斗。正是“盖世太保的托派特务”才否认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本质差别。“在过去三年中，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已经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的坚持不懈的捍卫者。”考茨基反对德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假如俄国人与德国、日本缔结协议，那么，各处的共产党人都会变成法西斯分子的副手。”在巴黎，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于1938年秋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