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共1939年3月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以苏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首席代表身分作报告时，批评了人民阵线策略的运用。这些策略引出机会主义倾向，“把所谓民主国家的作用理想化的倾向，从而忽略了他们的帝国主义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对于事态的突然转变准备不足，也还没有掌握紧张的国际局势所决定的斗争形式。”假使第二国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统一建议，西班牙共和国本来可以得救（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批代表于1939年3月离开了西班牙），而这也会防止奥地利的占领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也会使慕尼黑事件不可能出现，并且在阿比西尼亚打败意大利人，在中国打败日本人。“但是第二国际的投降派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人民阵线的胜利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战争本来仍可避免，如果孤立了这些投降派，——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铲除了他们的影响，如果比侵略者强大得多的民主国家施加了经济压力的话。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全都被“一个想法迷住了心窍，即认为可以利用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反对苏联的反动武力，作为反对国际工人阶级、人民阵线、被奴役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另一方面，美国急于组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积极抵抗。曼努伊尔斯基还报告了，由于日本共产党人的被捕，日本秘密警察偷派特务和密探进入党内的这种活动，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从1934年以来已变动四次。1940年，野坂到延安，在那里指导了对华北日军的心理战，并为日本战俘开办了一所学校。
　　季米特洛夫，在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说，采用集体安全政策，英国法国本可以击退侵略，但实际上他们却因“竭力打算点燃起罪恶透顶的反苏的反革命战争”在鼓励法西斯胃口。没有他们不愿意干的罪行，“为了跟法西斯侵略者达成协议，为了收买它的殖民地要求，为了把它变成世界反动派的看家狗”。但是，在法西斯军队里，在它们的后方，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充满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这是对侵略者的极大危险。
　　1939年1月底，德共举行了一次会议（后来有时被列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表面上说在伯尔尼，实际上是在巴黎郊外；会议有约二十五名党员参加，包括科普勒尼希（奥地利）；奥共曾希望与德共合并，但此提议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拒绝。通过的决议号召在德国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它有由全体人民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人民政府”；决议号召同天主教徒，中央党和基督教工会联合起来去反对希特勒，还号召开展“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托派特务”的运动。4月，德国、奥地利、捷克的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宣言，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评论报》采纳了五一宣言中召开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联席会议的建议，并在不少文章和呼吁书上宣传。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9年7月在苏黎世召开的会议上，邀请俄国工会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建议，以四十六票对三十七票遭到否决。8月初，多列士和加香写信给第二国际主席，敦促三个国际就战争危险下的行动统一问题磋商。主席回答，他并无理由相信第二国际执委会已经改变了观点。
　　曼努伊尔斯基指出，共产国际的党员人数（不包括苏共）为一百二十万。这表明自1934年苏共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增加了三十多万；增加之数集中在中国，法国和西班牙。1939年拉丁美洲各党宣布共有党员九万。古巴党的口号是“联合巴蒂斯塔，反对反动派”。巴蒂斯塔，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集团的总统候选人，“以压倒优势当选。……巴斯塔背后站着工人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