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季诺维也夫关于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一周年的讲话 季诺维也夫： 现在开会。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已整整一年了。大家都知道，一年来，我们在匈牙利丧失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同志。今天，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季波尔·萨穆利同志牺牲一周年。他是头一个被匈牙利反革命杀害的。我建议大会全体起立，为他致哀。（全体起立。）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再次看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虽然它去年被毁灭了，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永存的！ 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声明 迪特曼： 克里斯平同志今天因病不能出席会议。我代表他宣读以下声明： “遗憾的是，我因病未能参加1920年7月30日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人在总结发言中，把我称为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幻想阶级妥协的人，或是认为通过和平途径可以消灭阶级矛盾的人。
“我从事工人运动的话动25年有余，从来没有拥护过社会和平主义思想。我坚决摈弃这种思想。 “我坚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独立进行的无情的阶级斗争，即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 克里斯平 怀恩科普（荷兰）： 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说过，需要再进行一次表决。会议主席塞拉蒂当时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我提议现在把下面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否仍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进行谈判。是否授予这种权力，必须进行表决，所以我提议现在就表决。我还和保加利亚、墨西哥的代表一起提议，不要像以前那样进行表决，而要各个国家单独地进行。 拉狄克： 我原以为，怀恩科普同志经过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仔细考虑不会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知道，我们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的规定，在有关的党的代表大会接受我们的条件，并实际查明它们是否履行这些条件之后，执行委员会才有权决定是否接收它们加入第三国际。既然我们授权执行委员会决定是否接纳某个党，那我们就不要剥夺它同该党继续进行谈判的权利。这个问题不应再进行讨论，它已经解决了，所以我提议不要再讨论，立即进入下一个议程。 季诺维也夫： 有人提议停止讨论。首先，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同意停止讨论。）现在，我们来表决实质问题。赞成怀恩科普同志提案的，请举手。（提案被否决。） 我提议，现在不用法语发言，改用英语，原因是又来了六七位不懂法语的同志。代表大会有一半时间用了法语。现在，我们需要节约时间，而且将要讨论的主要是工会和议会制问题，所以我们将用英语发言。 按日程规定，由布哈林同志作报告。 布哈林作报告《关于议会制问题》 布哈林： 同志们，首先，请原谅我的德语说得不好。我讲的根本不像德语，而是某种类似德语的语言。我们作了如下分工：首先，由我作关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及其相应解决的报告，然后，由沃尔弗施坦同志作关于我们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接着由博尔迪加同志作补充报告，他代表这样一种意见．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时代，我们根本不应参加任何议会。 现在言归正传：一般地说，每当我们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时，我们都应当以认清具体的时代为出发点。这就显露出以往的和平发展时代和当前时代之间的原则性差别。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时代，是开展阶级战争、国内战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 可以把“和平”时代（当然，如果把殖民地包括在内，这个时代也并不和平）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利害一致的时代。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尤其是这样。这种利害一致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大国广泛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有关国家的资本家阶级能够获取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给本国无产阶级支付较高的工资。考茨基曾断言，帝国主义政策决不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好处。这是完全不对的。如果从工人阶级暂时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就可以肯定地说，帝国主义政策带来了某些好处，这就是从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中给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 既然可以把这个时代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利害一致的时代，那就由此产生这个时代的第二个特征，即工人组织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长入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这个现象，却被改良主义者视为长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这种现象，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那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工人组织，包括相当大的群众性的工人组织，都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组成部分。要是我们研究战争期间那些大的工人阶级政党、黄色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那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这些群众性组织都已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按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它们已经全民化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早在战前就已开始露出苗头，而在长入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一般说来，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都被卷入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和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日益扎根于资产阶级议会。他们不仅不反对整个制度，不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反而成为议会机构的组成部分。以往的和平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这样，而且在战争初期，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现象。 后来，资本主义崩溃和国内战争的新时代来临了。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在这个过程中抛弃了原来相当严重的帝国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其突出表现是“保卫祖国”的口号）破产了，它的影响也随之一起消失了。工人组织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逐渐变成阶级斗争的机构。也就是说，这些组织由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变成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与此同时，议会党团也变化了。它们从整个议会机构的组成部分变成摧毁议会机构的工具。因此，出现了新的议会制。我们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当拥护这种新的议会制。 同志们，我不准备对我们这个冗长的提纲的各个章节一一加以说明，只选其中主要几点加以商讨。我们只要把这几点讨论清楚，全部争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面对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预言，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从旧的议会制过渡到新的议会制，这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一具体时刻都会触及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各种旧观点的残余。这个过程发展得越快，这种残余也就消失得越快。但是，现在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很多政党，甚至那些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都存在着各种旧观念的残余。总之，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机会主义和动摇不定的政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还部分地残留着。旧的议会制的存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工人阶级议会活动的全貌。看看各国议会党团的成员，就能见到一幅独特的情景。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例，该党在议会中现有82名代表。它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温和的、机会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仅就这一点来研究它的议会党团的组成，我们大致就可以取得如下的数据：在议会党团的82名成员中，约20人肯定属于右派，约40人属于妥协主义的泥潭派，约20人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因此，我可以强调指出：“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本已机会主义十足的情况下”，右派和妥协主义的泥潭派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以意大利党及其议会党团为例。该党是靠近我们的，而且加入了第三国际。这是我们最好的政党之一，然而，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我们把该党议会党团的成员分成三部分，即屠拉梯和拉查理的拥护者、塞拉蒂的拥护者和所谓波姆巴契分子，那么我们将得到如下数据：30%属于屠拉梯派，55%属于中派，15％属于左派。塞拉蒂同志提供给我的数据略有出入。他认为有41名代表是改良主义者。这是塞拉蒂同志给我的郑重的答复。这个答复表明，在意大利党内，改良主义者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假如以法国党为例，我们可得到如下的数据：在68名议员当中，40名是这个机会主义政党中的公开的改良主义者；26名属于中派，不过，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中派，这意味着法国党的中派，即带引号的中派。至于共产主义者，他们大概只占两个席位。 我们来看看挪威这个相当好的党。它的议会党团有19人，其中11名是右派，6名是中派，2名是共产党人。至于瑞典，在其议会党团中，有相当多的同志根本不能算作共产党人。 因此，总括起来看，这是一幅相当可悲的情景。议会党团的组成情况，是不合乎最低的要求的。如果我们想找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那么原因就在于这些党缺乏明确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否则这些党内就不会有相当多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它们也就容忍这些人在其议会党团里存在。 现在，我从各党的组成问题进而谈谈政策问题，即谈谈这些党的议会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理由断言，这种政策同革命议会制有天壤之别。我仍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例。在战争期间，该党本应呼吁各族人民制止战争，但它却向政府发出了呼吁。我想起同哈阿兹同志的一次谈话。当我们在柏林时，他想向我们证明他实行的是真正的革命议会制。他引用他的一次发言作为最好的例证。在这次发言中，他认定，德国政府把军队派到芬兰去是一种违法行为。要知道，当时可以任意使用这些部队。似乎把军队派到法国前线，不算违法，而派到芬兰就是违法。这表明不是革命议会制，而是机会主义议会制。请看他们在德国议会中就社会化问题所作的一切论述和发言。这简直是笑话。在你阅读这些发言稿时，你会看到其中没有丝毫革命的东西。据我所知，多伊米希同志早在1920年起草社会化计划时，就已为问题的机会主义提法作过辩护。再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斯卡尔·柯恩就宪法问题所作的发言为例。这个发言相当长，但其中对问题的提法，毫无革命性可言。在这里，就有人说这个宪法有缺陷。我们自己也感到这种论点不对头，对诺斯克一字不提，这是考茨基的手法。他在讨论资产阶级民主制问题时，却闲扯什么猴子和野人。奥斯卡尔·柯恩同志的发言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下，本来可以满怀革命激情来发挥我们的原则观点。例如，就拿战犯调查委员会的事件来说，这纯粹是一个骗局，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竟想根据外交部提供的材料进行议会调查。真是毫无革命行动可言。以奥斯卡尔·柯恩在德国议会中提出取消行政拘留法的提案来说，该法只不过涉及政治拘留罢了。在这里，你们什么都看见了，可是，唯独看不到一个革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观点。 再以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听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的发言为例。当他们由于没有及时给我们答复而表示歉意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迪特曼或另一个代表曾说：我们当时正忙于选举，而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未能立即作出回答。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实例，它会给那些以此为借口的同志以致命的打击。要知道，他们既要进行选举，又要肩负共产国际的工作，那每个革命者都很清楚，必须在共产国际的口号下从事选举斗争。把共产国际同选举对立起来，适合于任何组织，就是不适合于作第三国际的成员。我们可以仔细地观察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的全部议会活动，但永远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完全自觉的目标，以及符合我们精神的策略。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法国社会党或其他政党的情况，那也是一幅相当可悲的景象。我不想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只举出一个政党的例子就可以想象出全部情况了。在所有这些现象中，无论是在议会党团的组成上，还是在其策略上，都含有以往议会制的残余。我们就是得根除这种残余。要知道，如果我们将来还保留这个做法、这套方法，保持议会党团的这种组成状况，我们就不能开展革命活动，而且背着这个包袱也决不能再进行革命斗争。 现在，我来谈谈另一个同题，即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问题。反对议会制是上述机会主义和过去罪恶累累的议会活动的理所当然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议会活动，后来才产生了它的对立物，即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这种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较之机会主义议会制，会引起我们更大的好感。我认为，拥护反对议会制的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真正在原则上否定参加任何议会活动；第二类是由于对议会活动的能力持有特殊看法而反对议会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第一类的代表。博尔迪加同志今天将作为第二类的代表在这里发言。 至于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对于第一类拥护者来说，若是从理论上探求它的理论或策略，那么可以说，它是以极端混乱的政治生活的基本概念为依据的。例如，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于究竟什么是政治斗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举行实际上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性总罢工时，如果这种罢工不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是由工会领导的，那么就不是政治斗争。由此可见，他们根本不懂得究竟什么叫做政治斗争。他们把政治斗争和议会活动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政治斗争只应理解为议会活动或参加议会的各政党的活动。我不想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提纲中对这个问题已经阐述清楚了。所以，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提纲就行了。很显然，对议会制的这种否定态度，是由于对各种原则性事物的错误认识，首先是对政治斗争实质的错误理解而产生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美国议会制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议会活动中卑鄙行为和卖身投靠的事非常之多，因此许多诚实的人都转到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营垒中去了。工人决不抽象地思考问题，他们是相当坦率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如果你们不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革命议会制是可行的，他们就会干脆否定一切。这些人一看到这种卑鄙行为，就成批地转到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营垒中去。 我再谈谈第二类人的观点。在座的博尔迪加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认为，决不应把他的观点同原则上反对议会制混同起来。因而我要指出，博尔迪加的观点是以纯理论前提，而不是以其他任何前提为依据的。博尔迪加同志坚决认为，正是从当前是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战斗时代来考察，从这一时代是国内战争时代来考虑，即只有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况来考虑，才能得出不应参加议会这个结论。这是他的想法。而我认为，在博尔迪加同志的策略和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人的策略之间，有一种原则上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博尔迪加同志拟定了一份提纲，我们从中看到以下内容： “资产阶级要人们相信，敌对政党之间的一切冲突，即夺取政权的任何斗争，都应当在民主机构范围内，通过选举和议会辩论来解决——这种谎言，必须彻底地加以铲除。如果不彻底消除传统的办法（号召工人同资产阶级分子肩并肩地一起参加选举），如果不结束议会讲坛的把戏（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代表同自己的剥削者的代表一起进行工作），要达到这一目的，是不可能的”。
这里，博尔迪加同志认为，如果工人阶级的代表和资产者同坐在一个房间里，那他就是同资产阶级在工作上勾结在一起了。这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种典型的天真想法。 我们在博尔迪加的提纲第9条末尾，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共产党不把其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直接斗争立足于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任何接触之上，那么，它在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方面，就永远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 这样说来，仅仅在同一房间内的自然接触，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那就谈不上整个历史的发展了。 我认为这种错误会变得很严重，因为我们并不是随时都会拥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博尔迪加同志同意我们的下述观点，即我们不能立即在一切国家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这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如果没有条件进行这种直接的斗争，那么，建立苏维埃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要建立，苏维埃就会变成浸透改良主义精神的其他组织的文雅摆设，从而会产生巨大的危险。比方说，按法国方式来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届时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组成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组织。不过，这种组织尚不存在，在现实中还没有，而资产阶级议会却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说，我们应当在议会中有我们的革命代表，我们无产阶级的侦察兵要在这里同资产阶级并肩工作。 这里所提出的对议会制完全否定的概念，是没有经过逻辑思考的。从革命的逻辑和合理性观点出发提出问题，其关键是，我们革命的共产党人要深信：可以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以便设法从内部摧毁它。过去，议会党团长入议会机关，成了这整个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更多地暴露出议会制与我们党团之间的尖锐矛盾。此外，最主要的是要使我们的议会活动同工人阶级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继续探讨博尔迪加同志的提纲。首先，有这么个看法。我认为，有些同志维护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害怕成为革命的议会主义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位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在革命时期极力设法逃避这个艰巨的任务。有人以大党作推脱之词，企图证明根本不能进行这种活动。我所说的不是博尔迪加同志，但在他的议会党团中有这样一些人。有一次，博尔迪加到我们这里来，说到他的提纲第12条中有如下一段话： “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中的辩论性质本身，就根本不容抨击敌对政党的政策，不容宣传反对议会制的原则，不容采取超出议会议事规程的行动。”
博尔迪加同志说，实际上不存在利用议会的可能性，然而，这得用事实来证明！谁都不会说，在沙皇制度下，我们在杜马中的条件要比目前意大利下议院中的条件好一些。应该去做的，谁都没有去尝试一番，那您为什么竟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呢？首先，您吵闹一番，不怕遭到逮捕，不怕造成一个重大的政治诉讼案件。您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斗争需要不断地、加倍地向前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有些法国同志，例如勒弗夫尔说，在法国参议院，不能针对克列孟梭说一句过激的话。但是，要知道，谁都没有去试过，甚至没有人打算去试一试。我认为，只有“害怕”两个字可以解释这一点。人们说；是的，这十分危险，我们可以单纯地通过宣传来进行合法的工作。他们作了自我揭露：由于这个地位太危险，所以他们想干脆躲开这个艰巨的任务。 博尔迪加同志在第10条中引用以下论据来反对议会选举：“认为选举运动及其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全部力量，即全部资金、人力、物力和报刊都用到选举运动上——这一切，再加上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和理论上的宣传，会使人们增强这样一种概念，即选举是达到共产主义目的的真正的基本手段；而另一方面，却使革命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使党组织成为一种办事机构，这与合法的或非法的革命工作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在意大利存在着某种类似的情况，但是，您应当向我们证明，为什么这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如果您坚持迪特曼同志的观点，说选举斗争是同共产国际相对立的，那么，您是对的。但我们却认为，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应当开展整个选举运动。那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矛盾了。我们说，我们应当在十分鲜明的革命口号下开展整个选举斗争，并且到那些还缺乏政治热情的农村去开展工作，以便把人们团结到群众性的组织中来，使这些各种不同的人发生联系——我们这样说，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矛盾。您会说，不错，这也就恰恰扼杀了革命工作。博尔迪加同志之所以这样论述，是因为他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同志没有见过革命议会制一样，很少见到真正的革命选举运动。因此，博尔迪加同志提出的论点，至少是应当有所依据的。我认为，尽管如此，但却有许多实际经验证明，应当赞成革命议会制。我再提一下我们所熟悉的进行这种活动的人的名字。这是李卜克内西的革命活动、霍格伦的革命活动以及保加利亚同志和我们的革命活动。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例如，在第二届杜马期间，在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期间，或是在立宪会议期间，我们都曾有过革命议会制。我们不怕同资产者、社会革命党人或者立宪民主党人并肩工作，因为我们有坚定的革命策略和十分明确的策略方针。 因此，这一问题，即政党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你们有真正的共产党特性，你们就无须害怕把你们的党员派到资产阶级议会中去，因为他会像一位革命者应当做的那样去从事活动。如果你们党内混杂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40％的人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分子，那毫无疑问，恰恰是这些先生们会钻进议会党团，会被安置在最好的位置上。这样，他们就会几乎全都成为议会党团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不能在议会中完成自己的革命共产主义职责了。这个问题与政党问题有关。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国际的各政党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其内部既无机会主义者，又无改良主义者，如果我们已经进行了这种清洗，那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议会制不是旧的议会制，而是真正的革命议会制，并且可以使我们能采取这种正确的方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制度。 沃尔弗斯坦作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沃尔弗斯坦： 同志们！我简略地报告一下议会制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在第1节中，而是在第60页上，决定对议会制问题作一个详细的历史论述。现在这个提纲的总标题是：《共产党与议会制》。第1节以《新时代与新议会制》为题，代替以往的标题。其中写道： “社会党对议会制的态度，从一开始，即早在第一国际时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来进行宣传鼓动。参加议会的着眼点是为了启发阶级自觉，即激起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阶级仇恨。后来，并非由于理论的影响，而是随着政治发展的进程，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剥削场所的扩大，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议会制国家，得到了长期的稳定。
“因此，产生了下列情况：社会党的议会策略适应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有机的’立法工作，争取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改革的论点日益占居上风，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最低纲领占了统治地位，而最高纲领竟变成遥远的‘最终目的’的议论提纲。这样一来，利用议会追求名利地位、贪污受贿、公开或暗中出卖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种种现象，就层出不穷了。 “第三国际对待议会制的态度，并不是取决于新的理论，而是取决于议会制本身作用的变化。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议会是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完成了一项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工作。而在目前帝国主义猖獗一时的情况下，议会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侵占、迫害、掠夺和破坏行动面前变成了讹诈欺骗，横行霸道和无谓空谈的一种工具。没有步骤、不能持久、缺乏计划的议会改革，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 “议会制连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起，也都失去了自己的稳定性。从‘有机的’时代向危机时代的过渡，为无产阶级在议会制方面的新策略奠定了基础。例如，俄国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在过去就已确定了革命议会制的实质，这是因为俄国从1905年起已摆脱政治和社会均势状态，进入了风暴和动荡时期。 “某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党人认为，在他们的国家里，革命时机尚未到来，因而拒绝同议会机会主义者实行决裂。这实质上是由于他们有意地或多少有意地把即将到来的时代估计为帝国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实行改革，同屠拉梯和龙格进行合作，会取得实际的效果。 “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应当是，从理论上阐明当代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消灭；国内战争日益频繁；等等）。在各个国家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和派别的划分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到处一样，这就要我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直接准备无产阶级起义，以便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 “目前，决不能像过去某个时期那样，共产党人只是把议会当作争取实行改革、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场所。政治生活的重心已完全、彻底地移到议会范围之外。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仅由于它对劳动群众的态度，而且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不得不设法通过议会来实行自己的一部分措施。在议会里，各个集团为权力而讨价还价，自我标榜，同时又自我暴露，弄得名声扫地，如此等等。 “因此，工人阶级的直接历史使命是，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这些机关，摧毁它们，消灭它们，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同时，工人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深切希望在资产阶级议会机关里有自己的耳目，以便易于完成这项破坏任务，由此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为了革命目的而进入议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同社会党的议会主义者的策略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党的议会主义者是以现行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无限长期性这一前提为依据的。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实现改革，并希望群众把每次改革的收获都作为社会党议会主义者（屠拉梯、龙格之流）的功绩给予适当评价。 “新的议会制是消灭整个议会制的一种工具，它必然要取代旧的随波逐流的议会制。然而，旧的议会策略的恶劣传统，会使一些革命分子投入议会制的根本反对者的营垒（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鉴于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作如下论述。” 后来，对各条作了许多修改。第1条由委员会作了一些改动，它现在的措词是这样的： “议会制这种国家制度已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民主’形式，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一定发展阶段需要有一个虚设的人民代表机关，这种机关从外表看来，是一个超阶级的‘民意’组织，但实际上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用来实行镇压和压迫的工具。”
接着第9条第4行是：“这种群众运动，要在团结一致的、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共产党总的领导之下，由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团体（工会、政党，苏维埃）来进行组织和指导。” 现在第11条第8行是：“……为了从议会内部帮助群众采取行动，捣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议会本身……” 在第12条第5行作了补充；“……那些注视议会讲坛、至今正充满民主幻想的……” 往下，原来的第13条全都删去，代之以新的一条，其中说明，假如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中占有多数，他们应如何行动。新的一条是这样写的： “当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里取得多数时，他们应当：（1）组成资产阶级中央政权的革命反对派；（2）做各种有益于贫苦居民的工作（采取各种经济上的措施，组织或试建工人民兵等等）；（3）随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阻挠实现各种真正重大的变革；（4）在这个基础上坚定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不怕同国家政权发生冲突；（5）在某些情况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来代替地方自治。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在市政机关里的全部工作，应成为他们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的一部分。”
在第15条的最后1行中，把霍格伦的名字划掉了，因为霍格伦仅仅有一段时间在议会中开展过革命活动。现在他已经不按这种精神进行活动了。 现在第3节的标题是：《革命的议会制》。这部分只作了一些不大的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 委员会通过了提纲，只有2票反对。它的主要工作，整个说来是确定好德文、法文和英文本的译文。这是一项比解决博尔迪加的提纲问题更加困难的任务。他的提纲在委员会表决时，只有2票赞成。其他表决的结果如下。前言通过，有2票反对；第1—6条一致通过；第10—18条有1票反对；第19条一致通过。第3节第1-4条，有1票反对；第5条有2票反对；第6—7条一致通过，其余各条，有1票弃权。对提纲表示根本反对的是瑞士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因病没有出席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博尔迪加作补充报告并提出反提纲 博尔迪加（意大利）： 意大利社会党左派坚持反对议会制，其原因不仅对于意大利，而且对于其他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吗？当然不是。要知道，我们都是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人，因为我们否认议会制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否认它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因为他们宣告反对在个人之间转让权力。反对党的一切政治活动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途径和新社会持有完全另外一种看法，他们也是反对议会制的。 至于我们，我们反对议会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批判为依据的。我不想在这里重复有批判力的共产主义的论证，它可以揭露资产阶级关于政治平等的谎言（说什么政治平等似乎比经济不平等和阶级斗争更为重要）。我们的观念是同历史进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这种概念，阶级斗争是通过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支柱的暴力斗争，来求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这一理论概念，在俄国革命中首次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实现。从这种理论概念到它的实现，这中间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也是极其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已退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为某些工人的小行业利益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创造了共同的活动场所。这种蜕化变质现象，在工会中，以及在社会党内同时暴露出来了。 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任务——代表整个工人阶级讲话，并号召工人阶级完成其革命的历史使命，就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这样一来，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它摈弃了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社会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改革的幻想。 俄国革命显然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证明必须采取暴力斗争的方法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与西欧和美洲民主制国家将要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是不一样的。俄国的情况，可以说类似1848年德国的情况。当时，德国也接连发生了两次革命——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策略的经验，不能搬到早就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其他国家去，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危机将从现存的政治制度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意义就在于，其结束阶段（解散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夺取政权），依据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理解和辩明的。俄国革命为新的国际运动的发展，为建立共产国际（它坚决同战时遭到可耻破产的社会民主党决裂）创造了条件。 在西欧，革命问题首先要求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束缚。必须证明资产阶级论点的全部虚伪性（说什么整个政治斗争应在议会机构的范围内进行），并要证明，必须把斗争转移到新的基础上，即为夺取政权而直接采取革命行动。 应当有一个新的党的办事机构，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性的结构。共产党正着手这项工作，根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党作用问题的提纲的规定，这个新的办事机构产生于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提纲第4条）。 因此，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之前，甚至在建成无产阶级国家新机构以代替旧管理机构之前，第一个应当破坏的资产阶级机构，就是议会。 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种对群众进行间接防御的手段，国家的执行机构也同时做好了准备，只要以民主制控制无产阶级的最后企图一旦破灭，它就要使用公开的暴力手段。所以，揭穿资产阶级的这种把戏，并向群众说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全部虚伪性，是极端重要的。 旧社会党的做法，早在世界大战之前就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引起了反对议会制的反应。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应是，否定政治工作具有任何意义，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在经济组织方面的活动，借以散布一种错误的概念，说什么政治工作就只是选举活动和议会话动。 必须对这种错误的概念作斗争，这个斗争并不次于对社会民主主义空想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概念决不是真正的革命方法，它会把无产阶级从其解放斗争中引到一条错误的路上去。 必须使我们的宣传尽量明白易懂，要向群众提出一些最普通最有作用的口号。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我们提议，在那些早已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宣传鼓动，要以抵制选举和抵制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为基础。 十分重视选举活动，会产生两种危险的结果：其一是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认为这种活动最为重要；其次是会耗费党的全部力量和资金，使党在运动的其他方面的活动和准备工作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选举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提纲也谈到在选举运动中利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的重要性（提纲第15条）。 参加选举运动的政党组织，是一个独特的办事机构，它完全不具备那种适应合法和非法革命活动需要的组织的特征。党成了（或始终是）只是从事选民准备工作与动员工作的选举委员会。至于赞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旧社会民主党，它会造成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它将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议会活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至于报告人提出并加以维护的提纲，对于其历史方面的引言的第一部分，我基本上是同意的。那里谈到第一国际为了宣传鼓动和批判，利用了议会制。后来在第二国际时期，议会制显示出分化瓦解的作用，乃出现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因此，在引言部分得出结论说，第三国际应恢复第一国际所采用的议会策略，以便从内部来破坏议会。 正好相反，假如第三国际采用第一国际的理论，鉴于历史条件有巨大差别，它就应当奉行完全另外一种策略，而不应当参与资产阶级民主制。 在提纲的第一部分，没有任何与我的观点相左的地方。只是在谈到利用选举运动和议会讲坛对群众发表意见时，才开始出现分歧。我们反对议会制，并不是因为它是合法的手段。不能像利用报刊、集会自由等等那样利用议会制。这里说的是一种斗争手段，而议会是资产阶级机关，应当代之以无产阶级机关，即代之以工人苏维埃。要知道，我们并不想在革命以后拒绝利用报刊、宣传等等，但我们打算首先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论证，也和另一个关于运动中“领袖”问题的论证一样，我们不能突出地提出来。不能谈不需要领袖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从战争一开始就经常向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为了不要领袖而反对议会制，那是不行的；宣传员、新闻记者等等总是需要的。毫无疑问，革命时期需要有一个集中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的行动。当然，这样的政党需要领袖，但这些领袖的作用，却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一贯体现的那样。党领导无产阶级的行动，这意味着它要承担最危险的工作，要有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党的领袖并不能稳操革命胜券，如果失败，他们会首先遭到敌人的打击。他们的处境同议会领袖的处境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 有人对我们说，可以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宣传。我对这个有点幼稚的论点的回答是：要知道，议会讲坛上所说的那一套，在报刊上会登载出来。如果是资产阶级报刊登载的，那一定会颠倒是非，如果是我们的报刊登载的，那又何必把可以登载的东西先在议会讲坛上谈论一番呢？真是多此一举！ 报告人所援引的例子，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提出的提纲。李卜克内西是在我们认为可以进行议会活动的时代在议会开展活动的，况且这是议会制本身所不能容许的，因而遭到资产阶级政权的抨击。 如果把李卜克内西、霍格伦以及议会中其他为数极少的革命活动事例，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大串的背叛行为加以对比，那么，对于革命议会制来说，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了。 至于杜马、报刊、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立宪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问题，那它发生时所处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我们提议放弃议会制策略所处的情况。因此，我不想再谈俄国革命的发展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前景之间的差别问题。 我也不能同意借助于选举来夺取资产阶级市政机关的想法。我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利用选举运动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但是要知道，如果我们号召群众抵制资产阶级选举，那么，这种宣传鼓动会更加有效。 此外，不能确切地规定共产党代表在议会里可以进行哪些破坏工作。就这个问题，报告人向我们提出一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共产主义活动的规程草案。①但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纯粹是乌托邦。任何时候都不能组织那种违背议会制原则的、超过规程范围的议会活动。 ① 博尔迪加在这里指的是《实行共产主义议会制。给资产阶级议会（中央、省议会以及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共产党议员和负责领导资产阶级议会共产党党团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草案。（议会制问题的补充提纲）》（见本卷第51—62页）。提纲作了某些修改以后，由代表大会列入《共产党与议会制》的决议（见本卷第727—737页）。——编者注
关于列宁同志在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中提出的论据，我还要说几句。我认为，不能像对待主张退出工会那样指责我们反对议会制的思潮。工会，即使它被收买了，它也仍然是工人群众组织。退出社会民主党工会，符合某些工团主义者的观点，因为他们希望联合到其他经济类型的革命斗争机关中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但它与我们反对议会制的论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可是，报告人的提纲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议会制问题是个次要的问题，而工会问题，就是另一码事了。我认为，不能从反对议会活动的立场中对某些同志或共产党作出最后的论断。 列宁同志在其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向我们介绍了共产主义的策略，他维护了灵活的策略，因为这是与仔细分析资产阶级世界的状况相适应的，而同时，他又建议在资本主义各国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还强调指出，必须对各个国家的特殊性予以高度重视。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指出一点，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需要有一个比俄国革命所必需的策略更加直率的策略。 列宁同志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回避议会中的共产主义活动问题，好像我们感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我们采用反对议会制的策略不需要耗费太大的力气。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极其艰难而又复杂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完全相信，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议会活动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将面临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样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必须把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转到比议会更为重要的工作上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被困难所吓倒。我们只不过是发现在议会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轻而易举的策略，而完全醉心于议会活动。 我们由此可以断定，要想根据报告人的提纲（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提纲）解决共产主义议会制问题，就得作十倍的努力和十倍的工作，而在真正的革命活动上却还是缺少办法和能力。 资产阶级世界进化的各阶段（甚至在革命以后也应予以考虑），在经济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情况下，不会迅速地转到政治领域中去。政权由剥削者手中转到被剥削者手中，必定使代表机构发生变化。资产阶级议会制应由苏维埃制度所代替。 必须撕去阶级斗争中的这种旧的民主假面具，以便能够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 这就是我们对议会制的看法，它完全符合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在发言结束时，我可以说一点符合布哈林同志意见的想法。议会制问题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理由。如果共产国际决定要建立共产主义议会制的话，那我们服从这个决定。虽然我们并不相信这样做会取得成就，但我们声明，我们决不采取任何有碍于这样做的行动。 我希望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讨论议会活动的结果问题，而是很好地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作出胜利的总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希望布哈林同志向我们介绍的共产主义议会制的情景，不致像他在自己的报告开头部分所谈到的那样悲惨。 接着，博尔迪加宣读他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弃权派共产主义党团提出的关于议会制的提纲： （1）议会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代表机构的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对于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性批判足以证明，选举议会机关时赋予社会各阶级居民的投票权，并不能妨碍整个国家的政府机关是维护资本家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也不能妨碍国家机构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的斗争机关。
（2）共产党人坚决否认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在议会中占据多数来夺取国家政权；只有武装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共产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它会导致立即强行铲除民主机关，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于是，剥削者阶级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无产阶级将实行专政，即实行这个阶级的管理制度和代表制度。可见消灭议会制是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目的。况且，民主代表制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形式，它应先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甚至先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被消灭。 （3）资产阶级的市政与公用机关也应当加以消除。把这种机关同政府机构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市政机关同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是一回事。它们同样也应当被革命无产阶级所消灭，代之以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 （4）资产阶级国家军队和警察的执行机构，对无产阶级革命采取直接的行动，而民主议会却是一种实行间接维护的工具，它在群众中散布那种可以通过和平途径获得解放的幻想。同时，它还散布这样一种幻想，即资产阶级少数派享有代表权的议会制，也可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第二国际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腐败表现，也就是这种民主制对无产阶级群众产生影响的结果。 （5）现在，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和物质上做好革命准备，首先要使无产阶级摆脱老社会民主党领袖极力在其队伍中散布的各种幻想和偏见，因为他们想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这项任务极端重要，在那些民主制早已盛行，并已深入到广大群众和旧社会党的意识与习惯中去的国家里，应当把它提到革命准备问题的首要地位上来。 （6）当夺取政权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最近还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当还谈不到直接准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在这一时期，参与选举和议会话动，是可以提供宣传鼓动和批评的机会的。而另一方面，在那些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机构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在议会机构成立时期加入这种机构，可使他们对事件的发展发生影响，以便把革命引向无产阶级的胜利。 （7）在世界大战（它给资产阶级社会组织带来了战争后果）结束之后所出现的当前的历史时期，在俄国革命（它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和建立新国际（它与叛徒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所开辟的当前的历史时期，在那些早已建立民主制的国家里，没有任何可能利用议会讲坛来推行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目的明确的宣传，以及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战的有效准备，要求共产党人鼓动工人去抵制选举。 （8）在这种历史情况下，当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运动的中心问题时，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整个政治活动，应当专门为这个直接目的服务。资产阶级要人们相信，敌对政党之间的一切冲突，即夺取政权的任何斗争，都应当在民主机构范围内，通过选举和议会辩论来解决这种谎言，必须彻底地加以铲除。如果不彻底消除传统的办法（号召工人同资产阶级分子肩并肩地一起参加选举），如果不结束议会讲坛的把戏（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代表同自己的剥削者代表一起进行工作），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是不可能的。 （9）旧社会党极端崇奉议会主义的做法，极其广泛地传播了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即一切政治工作就是选举活动和议会活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厌恶这种叛卖的做法，却给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他们否认政治工作和党的活动所具有的一切作用。因此，如果共产党不把其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直接斗争立足于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任何接触之上，那么，它在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方面，就永远不能取得重大成就。 （10）认为选举运动及其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全部力量，即全部资金、人力、物力和报刊都用到选举运动上——这一切，再加上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和理论上的宣传，会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概念，即选举是达到共产主义目的的真正的基本手段，而另一方面，却使革命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使党组织成为一种办事机构，这与合法的或非法的革命工作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11）对于那些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而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今后参与选举活动会产生困难，必须把社会民主党人清洗出去，不把他们清洗出去，第三国际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也不会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坚强团结的世界革命队伍。 （12）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中的辩论性质本身，就根本不容抨击敌对政党的政策，不容宣传反对议会制的原则，不容采取超出议会议事规程的行动。同样地，如果拒绝服从为选举运动规定的一切手续，那也不能获得议会中有权发言的席位。 议会搏斗的成败，总是取决于掌握同一武器的人所具有的灵活性，取决于这种制度本身所依据的原则，取决于议会规程的微妙之处。同样地，选举运动的成败，总是以获得的票数和占有的席位来评定。 共产党极力促使议会制具有完全另外一种性质，这只会使精力耗费在无休止的无益劳动上。况且，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刻不容缓地要求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起直接的进攻。” 季诺维也夫： 我代表主席团提出一项建议。还有19人申请发言。我们认为，从今天起，我们应当加快工作进度，使我们的工作能在星期四以前结束。现有两个提纲草案，我们提议推选出几个主要发言人，比方说，赞同布哈林提纲的三人，赞同博尔迪加提纲的三人。这个问题的讨论仅限于此。 拉狄克： 我提议让赞同和反对参加议会的双方，各派一人发言。议会制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的够厌烦的了。一般的道理都说过了。所以我提议让赞同和反对双方各派一人发言，然后由两个报告人发言。 对两项建议进行表决。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被通过。 季诺维也夫： 现在，我们需要作一次小调查。我来问，谁赞同布哈林的提纲，谁赞同博尔迪加的提纲？双方各自聚集在一起，以便提出自己的主要发言人。 讨论议会制问题 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第三国际准备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不去寻求能够激起群众愤懑情绪的途径和方法，却想着怎样才能使人们同意参加议会选举。认为那些不可靠的分子进入议会以后，会为第三国际，为革命而斗争，这真是天真的想法。在英国，我们见到许多这样的事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主要是在张罗通过合法途径参加选举。经常有人说，进入议会，可以在那里发言，从而也就可以进行宣传鼓动了。结果是，无产阶级渐渐地对民主机构产生了信任心理。不能期望那些进入议会的人会有所作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有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何必要把精力浪费在议会选举上？现在，应当研究革命的途径和方法，即研究革命的策略，而你们却想把工人的注意力从这方面引开，并且采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目前，英国正在建立的共产党，坚持要参加第三国际。这是当前的一种时髦，就像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时髦。但是，嘴上说说又有什么用呢？它准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采取行动吗？我的回答是：不，决不可能！ 当然，李卜克内西从事了伟大的工作，但也只不过是在议会之外同群众一起进行了活动。如果他只限于在议会中发表演说，那他就会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会和麦克唐纳一样，仍然活在人世。至于俄国的例子，它有自己的历史情况，因而不能照搬。俄国革命者的斗争与经验，是用血和泪换来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杜马中的行为，是工人群众多年来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现在，第三国际以及各国人民面临着两种策略的抉择：一种是，借助于一切民主词句，在人民中增强俯首听命的心理；而另一种是，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议员马克林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选举前的大会上说，他是布尔什维克，他会使议会遭到破坏。可是，他一被选入议会，就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并宣称，他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到革命斗争中去，把革命斗争的思想带给群众。是通过俯首听命的途径前进，还是通过斗争的途径前进，第三国际现正面临着抉择。 沙波林（保加利亚）： 同志们！保加利亚共产党已具有议会工作的经验，这个经验表明，在已经存在资产阶级议会的地方，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把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同议会内的斗争结合起来。 尽管博尔迪加同志在他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提纲的发言中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应当承认，这些词句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毫无共同之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共产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给我们提供的一切机会去接触被压迫的群众，并促使他们很好地领会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反对提纲的思想，只不过是尚存于一些国家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残余罢了。我认为，保加利亚的经验是对博尔迪加同志反对提纲的意见的最好回答。这就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并就此问题简略表示意见的原因。尤其是，我的回答不是一些空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它是来自实际生活。 保加利亚共产党为反对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这次战争以失败和国内严重经济危机而告终时，党对群众的影响竟增长到这样程度，以致在1914年的选举运动中，它由于严正地进行了原则性的宣传鼓动而获得45000张选票，在议会中得到11个席位。 对于保加利亚政府决定参加世界大战，议会党团不止一次地表示严重抗议，并且总是示威性地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保加利亚共产党通过非法的小册子和传单，以及秘密的宣传鼓动，领导了国内和前线的激烈斗争来反对业已掀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全党和议会党团，由于进行这种革命活动而遭到迫害。三名共产党议员卢卡诺夫、季米特洛夫和齐波拉诺夫，在战时被军事法庭判处三至五年徒刑，被监禁数月后才获赦免。几百名同志被处以各种刑罚，数十名共产党人遭到枪杀。军队总司令部禁止士兵阅读党的机关报《工作者通讯》，而那些违反这项命令的士兵，遭到了逮捕、迫害，乃至枪杀。 正是这种反战的激烈斗争，资产阶级强制政策的彻底破产，以及战争引起的深刻危机，使共产党得以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和对群众的影响，成为我国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在1919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12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有47个议员席位。尽管内务部掌握在社会党领导人之一保加利亚的诺斯克——臭不可闻的巴斯图霍夫的手中，但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即“社会党宽广派”，只占有34个席位。共产党善于利用议会讲坛来从事革命活动，这一成就使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于是，它解散了议会，决定在1920年3月重新选举。虽然政府针对我们采取了恐怖手段（成千上万的同志被捕，数以百计的同志在狱中遭受侮辱与毒打，许多人被打死；军事法庭，书刊检查、宪兵队、军队、白匪军，以及实行收买和压制的整个国家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我们设置的），但重新选举给共产党带来了辉煌的胜利：它不仅保持住原有的席位，并且还大大地增强了。共产党获得了18.7万张选票，50个代表席位，而“社会党宽广派”从39个席位降为9个席位。政府成了少数派。它为了使自己占有多数，破坏了选举法和议会规程，宣布9名共产党人代表的当选证书无效，粗暴地把他们赶出会场。这样一来，政府就把共产党人的议会党团减少到41个席位。 然而，资产阶级却因此而撕下自己遵奉法纪的假面具，破坏了群众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法制原则，使它在国内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损害。菲力浦波里和符腊察两选区的工人和农民，出于他们的代表被赶出议会，所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宣布他们要坚决为消灭资产阶级议会（那里不许真正的人民代表进去）而斗争，为建立工农苏维埃以代替资产阶级议会而斗争。 共产党在竞选斗争中，发表了1919年5月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纲领。它公开宣布不赞成有关议会的任何幻想，认为只有通过工农苏维埃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活动（直到武装起义），通过消灭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才能够夺取到政权。 共产党在议会内同一切右翼和左翼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它激烈地抨击国家法律的各种草案，总是抓住时机提出自己的原则性观点和口号。共产党这样利用议会讲坛，是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它向群众阐明必须为建立工农苏维埃而斗争，它破坏议会的威信和作用，号召群众要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保加利亚共产党把议会内的斗争同群众中的斗争结合起来了。例如，议会党团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运输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于1919年12月开始，持续到1920年2月，历时53天。由于这次革命行动，政府宣布共产党议员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其中一些人遭到逮捕。斯捷凡·季米特洛夫、议员杜勃尼齐、捷麦列科·年科夫和佩尔尼卡等同志被判处徒刑。按武装反抗当局的罪名，季米特洛夫被判处12年徒刑，杜勃尼齐被判处5年徒刑。这两位同志已被关在狱中。对第三名共产党议员柯斯塔·齐波拉诺夫，按叛国罪在军事法庭上提出公诉。有三名议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因为他们在议会里和群众中坚决反对保加利亚政府援助俄国反革命分子而遭受迫害。由于索非亚无产阶级在两天内募集并交付了30万利瓦的保证金，他们才暂时得到释放。共产党议员在议会中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言论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即它可使当权的多数派与共产党议会党团之间发生争吵，甚至有时发生搏斗。 共产党议会党团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议员们经常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并可利用其豁免权更加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 1919年初，党内出现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参加竞选和参加议会的小派别。这个派别的代表提议抵制资产阶级议会。但是，1919年5月在索非亚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这种反对议会制的观点，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即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争取建立工农苏维埃的革命斗争，必须利用选举和议会讲坛。不久以后，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了通告①，以及议会选举和市政机关选举结果对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产生了影响，这个观点才被证明是正确的。 ① 沙波林在这里指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告《议会制和为苏维埃而斗争》，载于1919年9月《共产国际》第5期第703—708页。——编者注
选举运动，也和议会及市政机关内的斗争一样，对于共产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对于在无产阶级群众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共产党约有4万党员，工会有3.5万名会员，党每天发行的机关报销售到3万份。 共产党还积极参与了市政机关和地区苏维埃的选举活动。在1919年12月的市政机关选举中，以及在1920年1月地区苏维埃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14万张选票，几乎控制了所有城市及近100个村镇的市政机关。在其他许多城镇的市政机关中，党的代表人数也很多。共产党为市政机关和地区苏维埃拟定了力图在城乡建立工农苏维埃的纲领。这些工农苏维埃的特别分部，在革命时期应取代目前的市政机关和地区苏维埃，并承担起它们的职能。直到现在，共产党还在已占有多数席位的市政机关中为争取自治权而斗争，它号召工人和贫苦农民开展大规模的活动，支持共产党在市政机关中的代表所提出的预算案：对资产阶级实行累进税，直到没收资本，而对劳动者阶级，则解除其一切赋税负担，规定大笔经费用于社会事业、人民教育，用于只有利于多数人（工人与贫农），而有损于少数人（资产阶级与财主）的其他目的。 我们利用在共产主义市政机关内展开的斗争，是为了向群众阐明，他们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才能迫使中央当局尊重共产主义市政机关所通过的有关粮食、住房、物价以及工人居民其他一切需求的决定。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一切提案，应事先经过党的地方委员会审查，然后提交大会普遍讨论，并要邀请全体工人居民参加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争议的问题，交由全民投票解决。市政机关中的所有共产党代表，由设于索非亚的全国中央常设委员会领导，而该委员会则由党中央委员会来控制。 十分显然，资产阶级中央当局不会容许共产主义市政机关进行这样的活动，它会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下，对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代表进行迫害，迫使我党不能在市政机关内开展革命工作。政府逮捕了菲力浦波里市政机关中的多数共产党代表，解散了市政委员会；它还迫害和枪杀了数十名同志——各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代表。但这种种迫害，只会促使工人群众和不满分子更加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为了捍卫我们的“公社”，我们号召群众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它；我们向他们证明，必须扩大斗争来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因为国家中央政权使工人通过实施共产主义市政机关的决议来保卫自身利益的一切努力，失去了作用。由于进行了保卫共产主义伟大市政机关的斗争，群众才能够确信，必须同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并且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和武装起义来进行。 于是，市政机关内的阶级斗争，变成共产党所掌握的强有力的手段，可借以推动群众、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其全部解放的力量团结起来，用于革命斗争的主要战线，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堡垒——资本主义国家。 我党的经验表明，可以而且应当把群众的革命行动同资产阶级议会和市政机关内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代表团同意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 （会议于5时15分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