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为什么政治会扰乱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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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什么政治会扰乱时钟？

·斗争范围的扩大
·公社、国家与革命
·国家的废除或消亡
·合唱的凯歌还是独奏的挽歌

　　不仅有人经常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甚至还有人为他们二人独独没有政治学思想而感到惋惜。当然，如果人们通过这些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马克思没有议会民主理论或者今天由“政治科学”一词（以及那些被冠以此名的学院）所代表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话，这的确是事实。马克思实际上是英国议会生活的一位洞察入微（同时也饱受误解）的编年史作家，但在他的时代，欧洲大陆上还不存在任何议会制国家。

　　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到与之并行的国家理性批判。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被压迫者的政治形式，也就是那些被国家统治阶层排除在外的人通过其日常斗争而创造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方式，一种基于事变的政治，揭露社会再生产奥秘的政治。而战争和革命正是这种政治的极端形式。

　　在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三部曲与恩格斯的欧洲地缘政治学著作中，一种关于政治、代表制和民主的独创概念诞生了。^[1]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成为了一位政治局势编年史作家，他笔下的政治不只是经济机制的简单反映，而是多种限定因素的浓缩物。正如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潜意识释放一样，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与个人的历史角色会在长期的位移、浓缩、梦境与口误的游戏中被揭示出来。
　　 政治行为从来不能被归结成历史逻辑索然无味的注脚，也不会成为对前定宿命的执行，因为事变的不确定性在这里有着一席之地。一个小小的起因可能会引发大事：在1848年2月，由争取选举权的“宴会运动”^[2]所引发的结果超出了它的发起者的本意，最终导致了帝制的崩溃。马克思对此写道：“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3]
　　好一个“宴会问题”！每场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宴会问题，如某种不公正、某个丑闻或者某一次煽动。1871年对巴黎美丽城民众缴械的企图引发了巴黎公社运动；对一位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军官的流放几乎激起了一场内战；警方对索邦大学的戒严导致了1986年5月的总罢工。事变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常规进程，打破了没有事变的历史那乏味的链条。

　　马克思写道：“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4]这段话已经为我们展示了选举的“日历”上匀质而空虚的时间：人们不觉得有任何意外发生。在这种既无英雄也无事变的历史中，时间只不过是钟表机械里的时间，是时辰与季节恒定不变的重复。
　　然而政治斗争恰恰与之相反，它有着自身的节奏，它的脉搏与经济的脉搏并不一致。在政治、社会与司法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种游戏机制，还有象征与想象的位置。处于生命暮年的恩格斯提醒道：“（把生产方式和政治概念）直接联系起来，使问题不是更清楚而是更模糊了。”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的意见与他还年轻时别无二致：“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5]

　　作为一种作出决定的艺术，政治是有着不确定结果的战略演算，因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6]
　　在革命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任务混杂在一起，所以1848年巴黎的无产阶级通过“强迫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7]，而反过来，（德国的、匈牙利的、意大利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因此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他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8]

　　 总之，政治是一个充满了诡计与误会的舞台。演员们在台上乔装打扮，互换身份，扮演着各种常常不相称的角色。这正是第二帝国那些蹩脚的主角们所展现给我们的一场帝国喜剧，而马克思面对英国式选举的普及所带来的这一结果时的失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些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们曾经以为，政治的大多数就是社会的大多数，投票权的普及足以使得被压迫者们得到“很好的代表”，从而达到全民幸福的状态。
　　然而，英国的经验已经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不一定会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进行投票，而是相反。至此，我们离那些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给他们扣上的庸俗社会决定论的帽子就渐行渐远了。

斗争范围的扩大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开始着手发掘1848年6月反动资产阶级屠杀巴黎无产阶级这一悲剧的深层含义：“无产阶级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做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9]
　　“不断革命”这个看似怪异的表达将行动与过程、历史与事变、瞬间与持续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的结论部分，它又以口号的形式重新出现：劳动者们的“战斗口号”从此刻变成了“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不仅仅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在空间上也是。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不止满足于徘徊在法国和德国，而是在整个欧洲徘徊。欧洲，这个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都得到统一后靠民族组织起来的大洲，自法国大革命，甚至自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和三十年战争时期开始，就是战略活动的大舞台：“整个法国革命都处在相互勾结的战争的支配下，它的每一次脉搏都依赖于此。”^[10]
　　 其实，正是战争定义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伴随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而然会考虑一个至少达到大洲规模的斗争范围。
　　这样，民族疆域就成了一场规模完全不同的内战的战场。从1849年起，恩格斯就开始在《波河与莱茵河》中为将来的革命绘制版图，因为“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版图已最后确定”。^[11]战争与革命的紧密关系在这一展望中一览无余。
　　恩格斯认为，作为大国们的实用发明，“自然疆界”的争论表明存在着一种空间的生产，这种生产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而且是军事意义上的。拿破仑三世在尼斯和萨瓦所玩弄的手腕直接涉及到了德国人，因为法国“公开宣扬自然疆界论”，这对于德国而言是一种直接的威胁（通过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12]）。某种程度上，地理学完全是为战争而生的。

　　在1870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强调了联系政治与历史的紧密关系：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衷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1870年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如果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现的话，那么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就应该认为是一种既成事实。

　　40多年的时间已足以见证预言成真，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发生了。至于那场革命，并没能阻止这场战争，而是发生在了战争的瓦砾上，并因此走向了30年的“欧洲内战”。
　　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作序时延续了这一逻辑：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人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吞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
　　“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13]

　　一场种族战争！正如普法战争引发了巴黎公社革命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希腊、越南和南斯拉夫等国的革命……但这一切的背后是怎样的代价啊！骇人的废墟与尸骨堆愈加沉重地压在生（还）者的生命与精神之上，足以将解放的梦想变成噩梦。

公社、国家与革命

　　从1850年到1870年，第二帝国发展了，衰落了，崩溃了！《法兰西内战》进一步发展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思想：这个集权的政府机器用它的军事和官僚机构“像蟒蛇一样……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
　　随着现代阶级斗争逐渐成型，国家政权的镇压功能“愈益显露出来”^[14]，国家机器则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实际上，早在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就已经做出了这一批判的论述，但在此之后一直搁置。最终，正是在巴黎公社烈焰的光芒之中，马克思对官僚体制的无情批判水到渠成了。

　　年轻的马克思写道，旧制度的行会精神依然存在于官僚政治中，而官僚政治正是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产物：“在社会中创立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结构”这种“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它是“国家的意识、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威力。因此官僚在国家中形成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
　　“‘官僚机构’就是各种实际的幻觉的交织，或者说，它是‘国家的幻觉’。”官僚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15]。至于“单个的官僚”，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便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想要铲除官僚政治，除非“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上成为特殊利益，才有可能；而这又只有在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16]。

　　30年后，作为社会解放所最终发现的形式，巴黎公社上演了对官僚国家的活生生的批判，因为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了普遍利益。公社所采取的最“伟大措施”，不是发明一种学说或者创造一个人造的天堂，也不是建立一个法伦斯泰尔或者理想的公社，而只是“它本身的存在”。它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社会共和国“毫不模糊的形式”——对这个共和国的憧憬从1830年的“光荣三日”和1848年6月那悲剧的几天起就开始了。

　　马克思接着写道：公社“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是一场“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换句话说，公社是对第二帝国“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的绝对否定”。因为公社，“劳动的解放”^[17]开始了。

　　当我们回忆起马克思先前的作品中那些悬而未决的探索和问题时，公社与帝国之间的根本对立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通过对叔叔的雾月十八日进行拙劣的模仿，侄子的波拿巴主义所体现出的不是古代凯撒政体的起死回生，也不是旧制度下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残余，而是一种恰当的形式，“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
　　资产阶级不得不将它的权力赋予这样一台机器，它表现为一种虚幻的普遍利益。初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但实际上，它是“占有各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18]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全民投票的总统选举从来都不过是共和政体的一种温和表现，这一温和表现会赋予总统一种“神圣权利”：“他是以人民的荣耀而成为总统的”，与国家之间以一种“个人权利”维持着。而在这张用选举的魔法高悬在阶级对立之上的面孔背后连接着一部机器，一种“暴君统治”。^[19]
　　恩格斯写道，波拿巴主义远远不是什么横生枝节，或者是阶级统治的化身，它“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被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打败了”。而它的德国版本脾斯麦主义，则试图“阻止”资本家和工人们“互相攻击”。^[20]它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它还有更好的差事做！它可以把这门差事委托给那些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忠心耿耿的诸位受托人，由他们创造出一种美妙的幻觉，仿佛对那些个人争端的裁决都是以公众利益为重的。就这样，“波拿巴式的半专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21]

　　波拿巴主义是现代国家中的一种特殊的、匍匐着的国家形式。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国家权力是不能被当作“公开的内战工具”使用的，除非是在内战爆发的情况下，换句话说，是在“特殊的痉挛性的”时刻。而在波拿巴体制下，特殊变成了普遍。这是“近代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21]在现在看来，这仿佛是20世纪特殊国家制度的试验场。
　　而与之相反，最初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哲学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则在巴黎公社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因为公社并没有要“实现什么理想”或是“现成的乌托邦”，而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这样，共产主义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完成了它的蜕变：从它最初的幻影般的哲学与乌托邦形态到拥有了解放所最终发现的政治形式。公社力图通过把“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从这样的劳动工具出发，以国家共同计划来考虑和安排合作生产便成为了可能。^[22]公社“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的方式是要剥夺剥夺者，要把“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这些企业主不是逃到凡尔赛去了，就是自行停了工。公社的逻辑不是强制国有化，而是普遍性的合作。所以，公社“明智地”选举出了公社委员会，与各行业团体的代表们一并研究如何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这些在运动的烈焰中写就的文章使我们可以对一种传说来个彻底的清算：这种传说认为，与吉伦特派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分权论者蒲鲁东相比，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国家干涉主义的集权论者。

　　诚然，马克思认为，将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制度“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以及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23]是一种误解；但他同时也将国家中央集权的作用与历史意义相对化，虽然这种国家中央集权在清除封建的神宠论以及为反抗旧制度阴谋的革命进行辩护时曾经起过作用。
　　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获得胜利的寄生性的、官僚式的国家，是其政府机构的中央集权。马克思所支持的，是利益一致的去集权化，它的前景是一个由被巴黎统治的农民以及被外省反动力量所压迫的巴黎工人所组成的联盟。马克思说：“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24]

国家的废除或消亡

　　对于这场持续了六个星期的公社自由，马克思写道：国家政权从此“被消灭了”。被消灭，这可是个含义强烈的词。作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职人员和公社社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简言之，所有的公共职位，即使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属于中央政府的职位，也应该由公社的官员来担任，并以此而处于公社的领导之下。若有人说，‘此时我们便无法保证中央的职位是由国家的普遍而整体需求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统治人民的职位’，那真是再荒谬不过了。
　　“实际上，这些职位应当存在，但那些官员本身则不能再如之前处于旧的政府机构时那样自我攫升至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务均应由公社官员来担任，因而处于真正的控制之下。公共职位不应该再作为私有财产而存在了。”^[25]

　　所以，国家的消亡不能被解释成将它的所有职能都归并为“对物的管理”，也不是宣布废除它，而是在于汇聚起一系列的条件，使得我们可以消除它官僚主义的烂摊子。夺取政权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序曲，而不是结果。
　　公社的头几项措施看起来不像是颠覆了事物的秩序：将教会与国家分离，把教士们遣送回去“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于1871年4月6日公开烧毁了两座断头台；释放政治犯；废止面包工人的夜工；关闭当铺；拆毁旺多姆圆柱这座推崇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粗暴武力和虚假荣誉”的象征；“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把妇女从卖淫“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处境中解放了出来；将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到公社手中”；尤其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这些当然还不够，但已不可小觑。
　　正因为如此，公社才成为解放或无产阶级专政“终于找到的形式”，更应该说同时是这两者“终于找到的形式”，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恩格斯在1891年《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导言中所宣告的：“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19世纪，“专政（dictacture）”一词是指古罗马时期的特殊权力机构，通过法律授权委任，并有严格的时限，是为面对紧急局面而设。这也正是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使用该词时的含义，它与“暴政（tyrannie）”一词的专断性质截然不同。

　　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实际上将“革命”这个词的两个含义区分了开来。在有产者的眼中，革命的含义被区别成了两个：一个是“漂亮的革命”——二月的、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另一个是“丑恶的革命”——六月的、在新生秩序的一方看来“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
　　但“丑恶”的其实并非革命，而是对革命的反应。面对有产者们毫无节制的暴力，马克思第一次采用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26]这个“大胆的口号”。然而，当充斥着各种军政和官僚专制的20世纪过去之后，“专政”一词引申义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本来含义。虽然恩格斯已经用一种挑战式的语气宣传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依然很重要。

　　公社由处于公众长期监督下的委员们组织起来，以工人的工资水平领取薪金，它“消除了国家的一切秘密与野心”。公社最重要的措施，是“在外部敌人与阶级敌人两面夹击的情况下进行自发的组织”^[27]。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它代表着“劳动自由”这项“全部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样，公社就创造了一种“理性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社会解放将可以开始发展——但仅仅是开始！

　　简而言之，公社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形式”。在1871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通信中，马克思又重新提到了这一点：普选制“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在这里，马克思丝毫没有对行使投票权进行限制的意思。至于代表与被代表者，被委托者与委托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则指出了公社的长期监督机制，这种监督具体体现在责任制与可撤换机制上。
　　所以，“专政”与那种独裁的专制权力完全是两回事，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对不可剥夺的组织权力的实践。

合唱的凯歌还是独奏的挽歌

　　从1850年起，马克思就开始思考，波拿巴——这个法国“最平庸的人”怎么能“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呢”？^[28]而答案就是：“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代表制所展现的奥秘与奇迹，以及它的天赋——即回避它所代表的，并且彰显它所不代表的——在这轮波拿巴主义的牌局上从未停止过演出。使民主派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正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这一情况。“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29]

　　所以，代表制的游戏便是对社会决定论的一个挑战，一种与现实脱节的关系，这种关系所转换与隐藏的与它所展示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在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这不仅是政治联盟的可能性，而且还是汇聚起各种力量的可能性：这些力量足以对全部社会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一个既超越了行会，也超越了社会阶层的答案。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30]与其说这句莫测高深的箴言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倒不如说留下了一个问题。作为社会解放所找到的形式以及劳动者阶级对权力的获得，公社“同时”也是一个工人政府，以及真正的国民政府，“社会一切健全成分”的代表。即使不看公社最终血肉模糊的遗骸，它依然是一曲潜在的合唱的凯歌，而不是一首注定的独奏的挽歌。
　　至于法国“最平庸的人”（路易·拿破仑……或者尼古拉·萨科齐）怎么能获得“最多方面的意义”这个问题，伊莎贝尔·伽罗和马克思都以代表制自身的高效率来回答：“政治代表会以他们的层次来作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会组织起政治和社会生活。”^[31]

　　通过1848年革命的考验，马克思发现“代表制”决不像是他之前所想的那样，是一个不受歪曲的开放式的表达，也不仅仅是一个圈套，而是一场关于“必要的形象”的游戏，一场幻象与乔装改扮的游戏，在游戏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隐藏着的帷幕与机关。

　　这座剧院并非虚幻的世界，而是表征的世界。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者，我们就错了。危机中的几个阶段正如一场戏剧中的几幕，在剧中，表征与拜物教所惯有的幻觉保持着距离；矫揉造作的面具掉落了；悲剧重新压过了诙谐。
　　所以，接下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要揭示政治舞台上的奇迹与骗术如何能够在商品拜物教的骗局中，在从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到价值、价值到价格的隐喻中获得自己的原动力。

^[1] 《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紧接着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丛书，2002年版；以及《法兰西内战》，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版。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请参看《口袋书》系列与《伽尼埃·弗拉马利翁》系列中的再版。另参看巴黎埃尔纳出版社197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中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以及《萨瓦、尼斯与莱茵》中的文章。——原注。

^[2] 宴会运动，1847年，呼吁改革的人士在城市中举行大型宴会，讨论政治问题。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试图制止，但愈演愈烈的运动最终发展为1848年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译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注。

^[4]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5]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1842年12月9日，刊登于《莱茵报》。——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注。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注。

^[7]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译者注。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译者注。

^[9]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译者注。

^[10]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载于《派尔麦尔公报》，1870年12月9日。——原注。

^[11]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原注。参看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译者注。此处未注明出处，可能是译者疏漏，经查，此处应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62版。——录入者注。

^[12]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原注。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14]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注。

^[15]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注。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注。

^[17]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注。

^[1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9]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译者注。

^[20]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版。——原注。

^[21]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22]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结束语中的词句。——原注。

^[23] “个人所有制”这一段表述并非与公有制相对立，而是与私有制相对立。另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原注。

^[24]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注。

^[25] 同上。另参看亨利·勒菲弗《公社的宣言》。“公社的自发性的天才在于，以首都人民的名义与传统的国家中央集权决裂，并提出了去集权化的计划”。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5年版。——原注。

^[26]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段中文译文：“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参看第一版第十七卷，第359-360页，《法兰西内战》）与原文中的引文段落有出入。——译者注。

^[27]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原注。

^[28]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原注。

^[29]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50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30]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31] 伊莎贝尔·伽罗，《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巴黎门槛出版社，Points丛书，2000年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