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为什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绝非组织的盲目崇拜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 《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人们经常会忘记，1848年“宣言”的确切题目是《共产党宣言》。这或许是因为“党”这个词在今天已经与议会生活的制度形式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因为人们把它和那些与共产主义关系不大或者不再有关系的政党混为一谈。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在19世纪中叶所具有的含义，即一种思想流派在斗争中的表态；它经常与一部刊物的发表联系起来，而非严格定义的一种组织形式。在没有稳定的代表机制和普选制度的情况下，那时的“共产党”与今天的选举机器以及选民证发放仪式的那些形象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党”是一种过渡形态。过渡的一端是秘密社团或者地下运动，如邦纳罗蒂的烧炭党和布朗基的四季社，而另一端则是以1914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蓝本的现代政党。^[1]

　　大工业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引发了社会工人运动，而“党”这种中间形态正是随着工人社会运动的诞生而诞生的——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集中化的喧闹与嘈杂，旧的社会关系开始解体，而新的社会关系则正在孕育。在这样的混乱中，工人运动创造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组织和表现形式（例如协会、工会、互助会、互助社团和文化社团等），以及自己的文化和词汇。^[2]
　　工人阶级的这一形成过程延续了半个世纪，从1830年革命直到1889年第二国际的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密谋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等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说这样的团体在进行密谋活动，那就等于说蒸汽和电也在进行反对现状的密谋活动。”^[3]这是一个“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
　　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战友绝非组织的盲目崇拜者。他们两次毫不犹豫地解散了自己曾经努力创建的组织：1852年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74年解散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同盟仅仅存在了几年时间，第一国际则存在了十几年。这样的断续与今日那些庞大的议会机器的长寿与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

　　这是《共产党宣言》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共产党人认为它们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倒不如说是在这次阶级的全面运动中的一个分支更为贴切。在实践中，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民主派划清界限；他们所捍卫的利益超越了行会与阶层，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的定义，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则”或者学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由正义者同盟演化而来，于1847年秋委托布鲁塞尔的这两位流亡者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但这个同盟最终仅仅是昙花一现，它的存在与“人民的春天”^[5]的热烈气氛有着直接的关系。从1851年起，随着革命大潮的回落，尤其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发生，恩格斯强调，要与“党内的蠢驴”与“所谓革命党”的所作所为决裂。这个所谓的革命政党已经在失败中变成了“诽谤和下流的学校”。

　　而到了第二年，问题得到了充分解决。马克思在1852年11月19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星期三这里的同盟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6]
　　马克思在1860年写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中又提到了这段插曲，这一次他说得一清二楚了：“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于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7]

　　几个月之后的1860年2月29日，在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又谈到了此事。他说：“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么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8]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涉及到对“党”这个概念的双重运用。从这个词“寿命短促”的意义上来说，党是在某种局势下，有着特定目标的组织；而从这个词的“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说，党使自己与工人阶级自身的历史性运动合为一体，它超越了那些历史片断以及不同经济形式下的组织产物。其中，第二种理解很好地契合了这样一种革命观，即革命是一个有机成熟的过程，正如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用一种略显机械式的语气所说的，是一种“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
　　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信心也并不是全然没有含混的时候，当一个昙花一现的“党”变成行尸走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毫不犹豫地从中退出。他们便也因此倾向于担起那个历史意义上的党的绝无仅有的守护人的角色。
　　恩格斯在一封信上写道：“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对于厌弃名望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名望时就对自己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9]

国际工人协会与公社的未来

　　自1848年6月的屠杀后，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大陆上十几年的反动统治，直到1860年初，武装的社会运动才被重新组织了起来。这场运动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与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全球化与工业化的结果。
　　正如同1990年世界社会论坛和2000年欧洲社会论坛的创办是对达沃斯论坛、世界贸易组织峰会与G8峰会的回应一样，第一国际正是在巴黎与伦敦两届世界博览会的熔炉中诞生的。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创立伊始就更加类似于这些论坛——“各种行业组织、互助会，以及其他工人协会都得到邀请来加入协会”——而不是共产国际。在第一国际中，各种各样的思潮，如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拉萨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其他种种主义思潮，都在一会之中共存。
　　马克思在1870年4月18日的一封信写道：“在国际协会中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10]

　　1870年5月1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以同样的认识写道：“我们的法国委员们向法国政府清楚地证明政治性的秘密团体和真正的工人联合会之间的差别。”^[11]此外，马克思还批评了他在德国的联络人施韦泽，因为他把“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公然与“工人阶级的、自然形成的组织”分庭抗礼（1870年1月1日）。
　　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的考验使得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政治策略显露出来，而在这其中得到明确与加强的，正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观念，即共产主义者们组成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充当各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尾巴”）。
　　由此，对国家的消灭以及各个劳动者阶级所“终于找到的”夺取政治权力的形式的问题便成了共产党人身份的原则问题。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后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到了解释。
　　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生活再度成为了一道五味杂陈的汤，一道由重温过的辛酸、反刍过的怨恨、个人的困境，以及那些风度全无、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争吵所煲成的汤。再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了不遗余力地解散他们曾投入无数心血去建立的组织，而不是忍受他们的蜕变。

　　恩格斯写道：“旧国际完全终结了。这很好。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
　　“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的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当条件已经不容许某一个团体积极活动的时候，当问题首先是只能保持联合的关系，以便在适当时机可以重新利用这种关系的时候，总是有人不能顺应这种情况，而一定要充当闲不住的人，要求‘做出点事情’，尽管这件事完全可能是件明显的蠢事”^[12]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流水的形式，铁打的精神。虽然第一国际已然消亡，但“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恩格斯写道：“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实现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而我实在看不出，在目前，让这样多的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的周围会给运动带来什么新的力量——恐怕这只能增加摩擦。但是，正因为如此，当需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这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并不需要长期的准备。”^[13]这一时机将在1889年到来：以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为契机，第二国际在这一年成立了。

　　对于第一国际的解体，弗朗茨·梅林有着不同的阐释：“有人推测，如果没有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巴枯宁的鼓动的逼迫，马克思还会在很长时期内避而不谈有关解体的政治问题。这是完全可能的吗，甚至是必定如此的。但是……他只是没有看到：他所面临的任务国际当下的状况下是不能解决的；而国际越是紧密团结起来对付外敌，它就越是从内部陷于分裂……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获得了权力的德国宗派其实只不过是卖身投靠于警察的乌合之众：凡是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工人政党的地方，国际就都分裂了。”^[14]
　　凡是发展出人数众多、拥有议会席位和大量物质资源的政党的地方，那些小规模组织的，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联系网络——例如1847年的同盟和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都会受到威胁；或者是在比起国际诉求显得更为合法的各个国家大党之间被撕裂；或者是从属于一个“总部”，比如第二国际委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国际则下属于布尔什维克党。

哥达纲领批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其强大力量掌控着第二国际。这个政党成立于1875年的哥达代表大会，融合了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推动的马克思派以及拉萨尔派。在大会期间，该党已经聚集了2.4万名党员，两年后更是达到了4万名之多。
　　看到哥达纲领后，马克思对于他的同志们在拉萨尔派面前的妥协感到无比愤怒。这部纲领以强烈的集权论的语调写成，而巴枯宁甚至认为这部纲领出自马克思本人。

　　在给这部纲领所加的边注中，马克思愤然写道：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绝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么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15]

　　为了消除疑虑，恩格斯将纲领文本本身的重要性相对化，从而强调介入过程的原动力作用。他说道，工人从这部纲领中所读到的，正是这部纲领中本该有的内容，而不是那些真的写在上面的东西。而在另外一点上，两位老战友的意见则完全一致，那就是要保有在理论工作、独立思考和要求介入党的领导上的自主权利。他们反复提到“对于科学工作来说，没有什么公众论坛”；“为属于一个政党的报刊撰稿是个乏味的差事”。

政党形态

　　随着议会制度的稳定，政党被赋予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形态，这些都发生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甚至是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如果说第一批论述政党的社会学著作——尤其是奥斯特罗果尔斯基^[16]与罗伯特·米歇尔斯^[17]的经典著作——要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绝非偶然；关于工人运动官僚主义化的大争论——尤其是在乔治·索雷尔^[18]与罗莎·卢森堡那里——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也不是巧合。

　　罗伯特·米歇尔斯写道：

　　“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一种普适的社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集体性组织结构的形成都是出于劳动分工的需要，而一旦这一机构稳固起来，它便会形成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更有甚者，发挥着特殊功能的社会阶层逐步走向独立，并为自己建立起维护这种特殊利益的机构。最终，他们逐步转化为一个特殊的阶级。”^[19]

　　罗伯特·米歇尔斯又颇有预见性地总结道：“当有一天，德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期盼一个自由派的内阁时（社会党人事实上是很好取悦的），改良主义的流毒将会在德国扩张起来。”随着议会制度的稳定以及现代社会中复杂的劳动分工，工人运动意识到了一场官僚主义危机，以及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的权力所带来的工人组织职业化的危险。
　　在同一时期，列宁对“党”这个概念进行了一场变革。在《怎么办？》一书中，他驳斥了“混淆政党与阶级”这一“造成混乱的思想”。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在政党与阶级之间的这一界定也就意味着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即多个政党对同一阶级的利益做出完全不同的阐释。

　　同样地，人们也忽略了另一点，即在列宁看来，政治并非社会关系的简单反映，而是这些社会关系在一个特定范畴内的转写。所以，革命的战士绝不仅仅是工会的好战士，而同时还是“介入到社会每一层去的护民官”，有能力把握住社会上的所有矛盾。这就是列宁将革命的危机看做“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普遍危机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在列宁看来政党不再是一种随着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而出现或消失的间歇性形式，而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必要。因为“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该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20]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党的概念是不完全显性存在的组织，是历史性长征的侦察队，是无产阶级的指路人；而在列宁看来，党则是长期存在的战略组织。

^[1] 参看Alessandro Garrone，《烧炭党与19世纪革命者》，巴黎Champ libre出版社，1975年版。——原注。

^[2] 参看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原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53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5] “人民的春天”即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总称。一说该词出自德国音乐家舒曼。——译者注。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注。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480、48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9] 1851年2月1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1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1] 参看《列宁全集》第五十八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者注。

^[1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4年9月12日。——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643、644、64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注。

^[13] 1882年2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菲力浦·贝克尔的信。——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译者注。

^[14] 参看弗朗茨·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译者注。

^[1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16]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理论家、政党理论的创立者。——译者注。

^[17] 罗伯特·米歇尔斯，意大利籍德国政治理论家、政党社会学的创立者。——译者注。

^[18] 乔治·索雷尔，法国哲学家和革命理论家、工团主义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精英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译者注。

^[19] 参看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注。

^[20] 参看《列宁全集》第六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