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 《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第十二章 一笔没有所有者的遗产，急寻执行人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漫画在对人物的表现上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了照相术。后者在那时还比较少见，而且照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种私人物品，主要用来留存一位远方朋友或者新近逝者的影像。照相术在那时渐渐取代了爱情主题的珐琅画和玉石浮雕以及陈列历代画作的画廊，还处在开始普及影像的前夜。[1]
因此，当“天狼星”沃尔夫[2]去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生前最好的照片复制了二十多份，贈给1848年革命的德国和美国老战友们。这是他们赞颂他们的伙伴，并向他致意的方式。
同样地，马克思、恩格斯与库格曼[3]也会相互将精心挑选的照片当作礼物赠送给对方。这并不是为了传世（事实上，当《资本论》的出版者莫里斯·沙拉特尔坚持要将书的衬页饰以作者的照片时，马克思犹豫不已），而是作为友谊的见证。
那些尽力使自己有一个好形象的用心（比如个人卫生与衣着打扮等），所展示的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尊重，而不仅仅是注重外表。不过其结果便是那种生硬的、死板的、造作的形象被留在了照片上——无论是全身的、近景的、单人的还是合影的——然后用厚重的绸缎和资产阶级风格的家具装饰起来。所以，在这样的照片中，凝滯的表情不仅仅是曝光时间所造成的。
马克思的遗产
1882年，马克思在阿尔及尔拍摄了他的最后一幅敦厚和蔼的长者般的肖像。这绝非偶然，因为随后马克思便剪去了他那著名的白胡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那张因病痛和生括的艰辛而刻下深深皱纹的面孔直到去世再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尽管照相与摄影承载着社会功能，马克思生前的肖像还都保持着一种不拘小节、平易近人的风采。在维多利亚时代官僚体制“政治正确”的气氛下，伟人的圣像必须同时是使人敬仰的、咄咄逼人的以及完美无瑕的。
虽然他们是理论与政治上的革新者与勇敢者，但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带着那个时代的成见：精神状态的改变毕竟赶不上法律与技术改变的节奏。
官僚主义式的神圣化把马克思炮制成了一个雕塑和故事画片般的马克思朱庇特形象：威严无比，如同一位支配者、新《十诚》的持有人；它模仿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严峻面容与卷曲胡须，后者那磐石般冰冷的目光曾经慑服了弗洛伊德。
其实，摧毁官僚主义圣像、掀翻石膏偶像，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场拯救。
马克思不拘一格的开放性作品给一个时代的精神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痕。作为对一个动态系统的运动着的批判，尽管《资本论》的写作大纲经过了多次修改。它依然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作品。不是因为马克思的一生太短促，而是因为他的生命是人的生命，而他所批判的对象则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总是向远方无限绵延。
这也正是为什么德里达写道：“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我们可以支持马克思，我们也可以质疑马克思的现实性，但我们就是不能没有马克思。当那些仍然滞留在霍布斯、洛克和托克维尔身旁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把马克思看成19世纪的一个庸才的时候，幽灵正在它的大胡子里露出微笑。
马克思的现实性，就是资本自身的现实性。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如果说他在他的时代中思考，那么他的思考同时也以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打破并超越了他的时代。马克思与他的顽固对手，资本的非人格力量之间的理论与实践的肉搏把他带到了今天。他昨日的非现实性正是他今日的现实性。
我认为（重新）发现一个从对他的崇拜和他的偶像身份中摆脱出来的马克思以及阅读他的大部分以遗著形式出版的作品至关重要（至少有《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的第二和第三卷以及他的许多书信）。
伴随着马克思的作品的经常迟来而且不尽如人意的译本，大众对马克思的接受过程延续了几十年。因此，在第二帝国统治下重新兴起的法国工人运动几乎完全不了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因为它直到1872年才通过法语报刊《社会主义者报》发表，而且还是——在美国！[4]
尽管马克思的遗产就是他的作品，但这份遗产绝不能被等同于他的文字本身，尤其是当他的作品转入实践的时候。这份遗产包括了它所受到的阐释、接受，即使是那些不忠实的成分，因为有些时候不忠实正是忠实于马克思的著作的最好方法。
德里达又写道：“遗产并不是财产或是财富——我们收到它们并把它们存入银行就成了；遗产，意味着积极的、有选择的行动，而有时，非法的继承者比合法的继承者更能重新激活并重新实践它。”[5]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笔既没有所有者，也没有使用说明书的遗产。
一笔急寻执行人的遗产。
马克思的重生
马克思去世不过十多年，乔治·索雷尔就在190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马克思被束缚在了那些大理石或者石膏雕像上，那些雕像将他对现代性的非宗教式批判僵化成了一种崇拜。
马克思仿佛走过了一条哈哈镜的走廊，而被扭曲的与其说是他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期待与投影。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从那些拙劣的模仿与伪说中寻找一个原初的、真实的马克思，而是要通过发现那些被忽视以及被掩盖的线索，使马克思重新回到那些可以使思想重现活力的不同阐释间的博弈中去。
奇怪的是，过去二十年不仅不是马克思被宣告“死亡”的二十年，反而是他重生的二十年。我们曾经错误地将20世纪60年代想象成马克思主义的一段黄金时期，然而马克思研究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内容丰富、材料翔实。
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跳出法国本土的局限，去认识英美、拉美、亚洲和非洲的理论创作;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来自其他理论方法的工作( 如批判社会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等)之间建立有长远发展前景的对话。
在各种马克思主义与它们的危机所构成的纷乱历史中，这些理论创作的丰富与多样见证了一个转折点。正如斯塔迪斯·库维拉吉斯[6]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构成上是一种“危机思想”，它从19世纪开始传播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的派别斗争。这些斗争作为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理论领域内的穿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意味者这笔遗产的发散与分化，正因为如此，人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解体”了。
许多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让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得意洋洋地庆祝了一番。又一次，对马克思奠基性作品的研究计划不得不面对那个膨胀时代的质疑以及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变形。社会运动的实践与形态经受了社会关系、社会分工与生产组织方式巨变的检验。“短暂的20世纪”这幕历史剧的尾声用半个多世纪以来曾短暂地表现为共产主义幽灵化身的一些国家间的对抗，为这些周期性重现的参数添加了新的一笔。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新自由主义的高涨情绪受到了打击。1995年秋季，第一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意味深长地与当时的捍卫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罢工运动赶在了同一时间。
这次大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组成部分。这场复兴在英美尤其活跃，而在法国宣布了这场复兴的则是雅克·德里达于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或者吉尔·德勒兹[7]所宣称的一本关于“伟大的马克思”的书的写作计划。此外，在皮埃尔·布迪厄[8]的指导下出版的《世界的贫困》一书也使得批判社会学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正如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托塞尔所言，在20世纪的瓦砾堆上，重新绽放了“一千个马克思”。无须晕染，空气中已经重新弥漫着红色。
“一千个马克思”如野草般地滋长着，这正是思想从束缚它们的教条枷锁中逃逸而出的解放的时刻。在悲剧般的20世纪的那些破坏性的试验之后，这种解放意味着一种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但又绝不是对过去的完全否定；今日数不胜数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证明了一种美妙的好奇心。
不过，理论的丰富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能不能越过相互之间的差异与学科分野，创立一个分享同一主题的研究计划。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谈论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如何避免马克思成为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德斯·布埃眼中那没有“主义”的马克思，或者一个被过分解构的马克思？
安德烈·托塞尔问道：“要将一种阐释归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上的共识是什么？”因此，这一千个过去与将来的马克思便提出了一个“在合理分歧背景下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共识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共识，这场规模宏大的多样化就有可能导致理论核心的崩溃，并碎裂成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锅粥。
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实践刺激了发现与发明的合理欲望，也引发了对思想自由的合理憧憬。上个时代的“大异端分子”们（恩斯特·布洛赫[9]、最后的卢卡奇[10]、让-保罗·萨特、路易·阿尔都赛[11]、亨利·勒菲弗[12]、欧内斯特·曼德尔[13]）正是这一自由的先驱者。这样来，风险似乎又出现在了相反的方向：这一千个马克思可能会彬彬有礼地、达成共识般地并存在一幅渐趋平淡的画面中。
伴随着这一折衷主义风险的是：仅仅对马克思进行了体制上的名誉恢复，而这位被恢复了名誉的马克思却要屈服于一种毫无颠覆性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惯例。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站出来反对这样一种企图，即“以马克思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以便在对一部已经归档的作品的平静闻释中抵消或减弱其政治上的诉求”。
这一威胁的根本问题在于精神状态重归平静的快节奏与重新推动社会动员的退缓之间存在一种不协调的关系；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永恒的罅隙——长久以来，这一罅隙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14]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身处双重评判标准之下，正是因为它要求将理论与实践重新统一。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上未曾被严格地驳倒过，那么上个世纪工人运动与政治解放的沉重失败则使它经受了实实在在的考验。诚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计划依然强健，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与社会运动不断创新的实践以及针对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抵抗运动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仅仅是在象牙塔里寻求庇护的话，它就没有未来。
事实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现实性以一种灿烂夺目的方式显现了出来：他批判世界私有化；批判程度惊人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商品拜物教在利润竞赛的加速中的致命扩散；批判它难以满足的、将一切置于市场的无人格规律下的空间占有欲。
马克思的理论与战斗性的著作正是诞生于全球化肇始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时交通方式的飞跃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信贷与投机正在经历一次迅猛的发展；人们正在庆祝市场与技术之间粗野的结合；“屠杀的工业”已经出现……但这场巨大的变革也产生了第一国际的工人运动。当我们面对现代性这幅潦草的图画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是必要的解码工具，同时也是一个水远有着无限前景的研究题目的开篇一笔。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开放性危机与它为自己辩护的众多说辞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生的基础。[15]这一繁荣景象不仅回应了对一种自由且严密的研究的需求，还避免了学院式阑释的陷阱。它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的幽灵索绕在我们的时代到了何等程度，并且告诉我们，把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子虚乌有的马克思主义黄金时代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贫瘠症”相对立，是何等的谬误。
固然，今天的渐进性的理论研究不再像之前那样明显了，它不再能得益于那些可以与先哲们相提并论的大思想家们的名望，但它或许只是变得更加密集、更加集体化、更加自由且更加世俗化而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一片荒漠，那么在新世纪我们所展望的则可能不仅仅是一片绿洲。
费尔南·布劳岱尔说道，要想终结马克思主义，我们将不得不对我们的词汇库进行一次无法想象的大清扫。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马克思的作品已经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了——尽管有人不乐意：他们都像那个有名的小市民那样， “说了那么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
忠实于马克思进行批判的使命，就是要坚持这样的判断：
我们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个进行着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战争的世界，是无法通过润色和粉饰来改良的。
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以便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绝不仅仅满足于评论它、揭示它；他的思想，他的《资本论》，这道在当时尚未震响的“霹雳”，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一个必经之点，等待着我们去超越。
[1] 正是在1862年，一些涉及到转载权的争讼促使照相术被认定为艺术，以便更好地保护作者权益。——原注。
[2] 威廉·沃尔夫，19世纪德国革命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友谊。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题献给他。——译者注。
[3] 路德维希·库格曼，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者、医生，与马克思保持着长期的通信关系，并协助了《资本论》的推广。——译者注。
[4] 参看新世界的宣言——1872年纽约法语版《共产党宣言》，格里尼，Paroles d’aube出版社，1995年版。——原注。
[5] 参看雅克·德里达，《游戏中的马克思》，巴黎Descartes & Cie出版社。——原注。
[6] 斯塔迪斯·库维拉吉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政治哲学讲师。——译者注。
[7] 吉尔·德勒兹，20世纪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福柯、尼采、康德等哲学家的存在观及历史观均有论述。——译者注。
[8] 皮埃尔·布迪厄，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研究社会阶层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资本概念。他同时也是一位介入政治的学者。——译者注。
[9] 恩斯特·布洛赫，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认为，“希望”作为前进的倾向性，才是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失去了想象力和积极的乌托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思想与当时的苏联主流思想不符，他与1961年进入联邦德国生活。——译者注。
[10] 捷尔吉·卢卡奇，20世纪匈牙利革命家、哲学家，一生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学术生涯也一直动荡在匈牙利与苏联的关系之中。《最后的卢卡奇》是Nicolas Tertulian的一部关于他的著作的题目。——译者注。
[11]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赛，20世纪阿尔及利亚裔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将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及人道主义严格地划清界线，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译者注。
[12] 亨利·勒菲弗，20世纪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由于反对法国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倾向，于1958年被开除出党。此后转而研究空间生产理论以及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译者注。
[13] 欧内斯特·曼德尔，20世纪比利时经济学家、革命家，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领导人，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提出者（参看本书第九章）。——译者注。
[14] 参看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7年版。——原注。
[15]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生，在美国有罗伯特·布伦纳与麦克·戴维斯的作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也有密集的出版活动，而在法国，一大批创作已经着手于针对全球化的逻辑的斗争性研究。在大卫·哈维的推动下，对“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已经重新走上了由亨利·勒菲弗所开创的空间生产理论的道路。女权主义研究则加强了对社会各阶层间关系以及性别与集体身份归属的思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麦克·戴维斯与保罗·柏克特的作品则为生态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在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以及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为再现理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美学形式批判开启了新的前景。随着多尼米科·洛苏尔多与艾伦·伍德关于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著作；随着对一些重要学者——如捷尔吉·卢卡奇以及瓦尔特·本雅明——的重新发掘；随着对法国大革命批判历史学的研究；随着年轻的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面貌一新的解读；随着法律执业者以及法学理论家们对于权利的变形与不确定性的疑问；随着在社会生态学的引导下所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技术的角色以及对它们的民主监督问题的争论；随着对拉康精神分析法的全新解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与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以及布迪厄的著作的碰撞，政治哲学批判也再一次感受到了新的气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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