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马克思博士是如何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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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马克思博士是如何思考的？

　　马克思在思考什么？毫无疑问，他在想他的“死敌”。
　　那么马克思怎么思考？作为出色的“犯罪学专家”，马克思穿透了“社会杀手”的头脑，去寻找他自相矛盾的逻辑，并将其击溃。对于法国人那习惯于在勒·诺特尔^[1]的几何形花园中漫步的心灵来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令他们困惑。从笛卡儿起，他们就将人看做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从奥古斯特·孔德开始，他们就赞美高于消极与虚幻的积极与实证；伴随着无矛盾律^[2]和排中律^[3]，他们就只接受简单的二选一；自从有了第一家媒体和第一位内政部长，他们就只会在“事实就是事实”的重复声中相信事实自己会说话。

　　但现在来了一个家伙，告诉这些法国人：事实从来不是自明的，相反，这涉及到视点问题、揭露事实的“光照”角度问题、背景问题以及整体的视角问题：表象绝非实质的忠实反映，但又不是一具遮掩事实的简单的幔帐，因为它们毕竟是事物的表现；偶然与必然不是规规矩矩地分列两边，而是在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也有必然：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被单个资本家看做是生产的纯粹成本的工资对于普遍的资本而言，同时也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罢工者与因罢工而受影响的用户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因为令天的用户就是明天的罢工者，反之亦然。
　　总之，当人们觉得事情很简单的时候，马克思总是宣称事情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复杂，而且，他就像那些犹太民族故事里的人物一样，总是用新的问题来回答问题。
　　所以，人们一会儿批评他是决定论者：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对他来说都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反映或结果；一会儿又反过来批评他，说他拒绝接受驳斥他的那些挑战，就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拒绝了“证伪”，因此违背了科学规律。而这些，都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的知识观。

换种方法搞科学

　　硬科学在那个时代的成功强烈地吸引了马克思，所以他明显受到了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他将商品形式介绍为经济的“细胞形式”，显然，他是将硬科学的研究方法当成了范例。马克思还提到了“生产的社会规律”，而社会对抗正是这些规律的机械论式的结果。他希望能够找到展现出“铁的必然性”的“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不过，他仿佛是为了说明社会现象之于自然现象的不可消除的差异性，这些“规律”是灵活的，是“倾向性规律”，而这些倾向的发展则取决于前途未卜的斗争。

　　因此，马克思的“科学”，这一“德国的科学”，是令人困感的，它证明了它与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想的差异。作为莱布尼茨、歌德、黑格尔、谢林的继承者，德国科学并没有沿袭在法国意义上的沉重的实证主义内涵。在德国哲学对生命的寻觅中，逻辑规则永远都在经受历史无秩序性的考验。在德国哲学中，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与历史、普遍与特殊长久地交汇在一起。
　　《资本论》的隐喻风格引起了不少人的讽刺挖苦，这证明了它的作者不会屈服于逻辑严谨的科学语言。而实际上让恩格斯大为恼火的则是“用这种拘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于表达思想了”。然而事情却绝不仅仅限于词汇或者翻译问题，而是涉及到马克思的语言、风格和写作。它们的美学范畴表现出了对一种独特的合理性以及知识的追求。马克思确信：“无论我的作品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它们的优点就是构成了一个艺术整体。”他的作品中绝对没有失败小说家的媚态，有的只是对兼具分析与综合、科学与批判、理论与实践特性的知识的渴求。
　　作为专攻资本这名“凶手”的“犯罪学专家”，马克思需要求助于一种新的因果观，以便理解他的对手的奇怪举动。当然，马克思无法预测相对论、系统理论和混沌理论诞生以来科学思想所发生的巨变，但他的调查却使他得到了同样的线索，并带领他超越了他所生活的世纪的科学视野。与和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众多思想者相比，马克思很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疑问与发现的冲击之下最泰然自若的一位。

　　在马克思的信函中，他提到了他所憧憬的新的科学类型：“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4]这种科学跨过可感知的形式，直接面向内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他的工作并非是对一种新学说的积极证明，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种要批驳在当时根深蒂固的科学的知识，一种否定式的知识。这知识要潜入错误的意识形态表象的高傲殿堂之中，直捣它的根基。

　　行进在黑格尔足迹上的马克思开始了对仪器科学的排他式合理性的反抗。英国哲学就是这种仪器科学，它对整体视而不见，而是沉浸在局部知识的功利的实证性中。马克思以黑格尔来纠正斯宾诺莎，又以斯宾诺莎来纠正黑格尔，他使劳动成为了人类借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社会关系。对他来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只是漫长的知识史中的一个时刻，这一时刻注定会在“唯一的科学”中完成超越，而这唯一的科学将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科学。
　　总之，这是一种新科学。但到底是哪种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思路始于生产与剥削之间的抽象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契合了黑格尔逻辑中的力学：它转而经过资本在流通领城中的一系列变形，而这些变形则相当于一次“化学历程”；它最终通向全部再生产的有机联系，即具体的与有机的领城。为了能够克服抽象与具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逻辑必须超越它通常的表面上的观念。《资本论》与黑格尔伟大的《逻辑学》一样，正是通过采用整体的视角，全部再生产的视角，才使得“生命变得具体而真正有活力”。

　　20世纪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是少数几个把握住了这部作品程度惊人的“本质上的颠覆性”的人之一。他认为：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因为这部作品通过科学客观性的道路，导向了作为必然结果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毫不声张地包含了一种颠覆科学理念本身的理论性思考模式。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科学与思想都未能全身而退。在最强的意义上，科学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正是它自身的强烈变形；关于一场永远处在实践中的变革的理论，正如在这场实践中，永远是理论的变革。

　　马克思的科学兼具批判性和革命性，并将实证哲学（或英国哲学）、德国哲学与批判相结合。他写道：“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5]
　　从《巴黎手稿》到《资本论》，这一关于资本的内在本性的知识一直是彻头物尾的“批判”。尽管词语的用法在演化，但“对现存秩序的无情批判”这从马克思年轻时起就有的夙愿依然如故。与纸上谈兵的社会主义者们“道貌岸然地排除异已”不同，马克思总是“在批判中谈笑”。
　　马克思的双重批判如同影子般跟随着“德国意义上的科学”。这种科学超越了可测量的尺度与可计量的现象，它是对事物现象的谨慎穿越，因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所以，这一“德国意义上的科学”是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面，而后两者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以及事实的虚假表象之上。不过，由于马克思对这一“科学”缺乏系统介绍，我们也就只得满足于这些散见各处的批注了：

　　“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6]
　　“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像后面说的这样，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7]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8]

　　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更批评了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他们停留在了事物虚幻的外表上，甚至企图“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马克思指责他们忽略了作为生产的知识劳动。对表象的解构达成了与“内在联系”的接触，而知识则通过“渐进分化”的过程参与了现实。

《资本论〉的逻辑

　　一个整体是从哪里开始的？《资本论》的建构正如《追忆逝水年华》一般。在普鲁斯特^[9]那里，我们是从小甜饼开始的。主人公一咀嚼它，它便衍生出了整个世界：梅泽格利兹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以及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
　　而马克思则从商品这种我们身边最平常的东西入手——一张桌子、一支铅笔、一副眼镜。我们一剖开它，它便衍生出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也是一个世界！而且，无论是到了追忆的尽头还是批判的尽头，循环都完成了。在《过去韶光的重现》^[10]中，斯万家和盖尔芒特家最终汇合在了一起；而在全部再生产过程中，我们也重新找回了有血有肉的资本，它正像我们这出现代悲剧中不死的主角一样。
　　以1857年美国遭遇的危机为契机，马克思“意外地”与黑格尔式逻辑重逢。这次重逢推动马克思写就了“恰当的科学概念”。这一概念在一旁倾听着资本的饱嗝和口误。它的任务不是要描述真理，而是要引导一项不知疲倦地揭露真相的工作——国家的真相、法律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和经济的真相，还有科学自身的真相！所谓批判，正是这项对抗其自身的宗教般不可更易的表征、幻象以及谬误的意识的持续不断的工作。

　　在循环过程令人迷惑的表面上：在一切都在改变、一切又都相等的嘈杂的市场上，资本成为了资本拜物教——偶像化资本的资本主义偶像。在生息资本这一钱仿佛能生钱的形式下，这尊偶像幻想着它最有特点的，也是最精神错乱的形式。它由此创造了一场达到巅峰的骗局，一场社会关系的整体物化。而其结果是一个着了魔的世界，所有人都头朝下地走路；资本先生与土地太太跳着不可思议的死亡圆圈舞。在这个世界上，生产的代理人披着它日常的“虚幻的外衣”，优哉游哉；而统治一切的，是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是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恶魔崇拜。

　　这个拜物教决不仅仅是对真理的简单扭曲。如果仅仅是那样，如果它仅仅是真实世界的扭曲了的图像，那么戴一副好眼镜就足以恢复视力，并揭露事物的真容：普通的科学就可以探知它隐藏的真相。
　　但事实不是这样：偶像化的表象在映出其关系的变形镜面中长久地维持着主体与客体间的双重幻觉。于是，只满足于用一种科学来一次性消除全部错误意识，并确保“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本人这个理性主题清晰的最高权力就不够了，因为幻觉不仅仅产生于头脑中，还产生于真实的社会关系中。
　　只要这些社会关系存在着，异化即使可能被击溃，也不会被消灭。在这样一个被普遍化的商品拜物教所折磨的世界上，我们无法通过科学的拱门胜利地离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批判感觉到了它的力量不足以拥有真理，不足以一次将真理说清楚。在对抗疯狂与荒唐所滋生的野草时，批判的屡败屡战仅仅拓出了几片林间开阔地，只不过在这里，现象恰好能够暂时揭开黑暗的面纱罢了。
　　所以，对批判而言，没有半刻余闲。它从未偿清意识形态的债。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争斗、嘲笑、讥讽的同时提出达到精神醒悟与幻想破灭的条件。它的结果不再在头脑中展现，而是在斗争中上演：在那里，对论据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论据，理论成为了实践，而理性成为了策略。

　　在1867年8月28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借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写道：“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一利润、利息、地租等等。”^[11]
　　在1868年1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又强调道：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12]

　　在1880年的笔记中，马克思又重新强调了瓦格纳“所不能知道的”：

　　“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
　　“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13]

　　因此，马克思所特有的“科学”发现就在于：
　　1.强调了剩余价值的尚未区分的一般形式以及劳动的双重性质；
　　2.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
　　3.认识到使用价值不会在交换价值中被取消，而是保留了其特殊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

　　这些发现揭露了以下重要性：
　　1.与经验主义乱七八糟的大烩菜相比，一般形式与结构的重要性；
　　2.介入了运动中的整体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就这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搞科学”的模式。这种新模式绝非某种新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也不是向思辨哲学的回归，而是一种关于拜物教的革命性理论，它对抗所谓的奇迹，以征服妖术。
　　对于众多的限定性概念，马克思所践行的是一种动态逻解，而非静态的、对定义做分类的逻辑。他所做的不是要给各种事物贴上标签，并把它们排列在字典里，而是要抓住介入运动中的整体的众多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很明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14]
　　一些读者极力试图在“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找到简单的、使人安心的定义。为了消除所有的误解，恩格斯苦口婆心地劝导这些读者们：“……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5]

　　对于所有那些想要质询马克思，使他承认某个脱离了时间、阶级或者劳动的定义的人：以及那些自我禁锢在一成不变的定义的枷锁中的人来说，这都是句忠告。
　　这一关于概念的逻辑便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抽象到具象的上升的直接来源。被限定的抽象通过其“内部有机联系”使得可以用电影学隐喻表示为“范畴的历史性对焦”成为可能。
　　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虽然马克思表达了这一愿望，但他却从来没有时间写作这封信中所计划的关于辩证法的文章。
　　时间是个好借口，但是它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真的能将关于特殊性的逻辑表达出来吗？在这一意义上的尝试、方法论或辩证法逻辑的雏形……它们在教学法上的努力固然值得称赞，但却都带着一种恼人的趋势，那就是重新堕人“逻辑之物”的迷津，却舍弃了“物之逻辑”。
　　因此，《资本论》的逻辑并非是一种寻常的逻辑，而是一种特殊的、受到限定的逻辑。在列宁看来，这与马克思生命短促，不能完成其著作的事实无关，而是他的研究对象中只有内在逻辑。
　　然而，这也没有能够阻止些诽谤马克思的人指责他的思想是逻辑形式主义，并且必然导致对立面之间的互相和解。尤其让他们抓住不放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章中关于“否定的否定”的段落。这一表达招致了如此的简化，以至于恩格斯认为必须在《反杜林论》中予以纠正——不仅要纠正那些过度的阐释，还要纠正这个表达的意义本身。

　　恩格斯写道：“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16]
　　如果说这段评论还显得很含糊的话，下面的一段就很清楚了：“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17]

　　世人对于马克思的逻辑学的批评还指向了他的“必然性”概念。这一概念始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并在其中被阐释为一种机械式的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与其如同孪生般伴随的偶然性是不可分割的。而关键问题在于，有时我们很难知道，马克思到底是在预言的意义上使用必然性这一概念（将要不可避免地到来的事情），还是在表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应该寻求使其发生的事情）。
　　对于辨别这些阐释而言，马克思的那些关于法国阶级斗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西班牙的革命与美国南北战争的政论文章比起哲学思辨来要实用得多。阶级斗争的集中性与它们的结局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偶然性的参与以及非机械论式的开放性因果关系概念的出现。这一概念的各个条件限定出了一个包含各种可能性的场域，但我们却不能预知将占上风的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
　　马克思所创造的“资本”这一概念是一个动态系统。资本内部的矛盾为我们展开了一卷由所有可能性组成的图景。而哪些可能性会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会被弃于半途，则要靠阶级斗争来决定。这是一个可以同时建构起结构与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行动与过程、改良与革命、积极与消极、主体与客体的思想，因而也在根本上是一个关乎策略的思想，是“革命的代数学。”

　　自然科学已经晋升加人“至高科学”——也就是“偶像科学"一一以及合理性的排他性形式的行列；而葛兰西则对这些自然科学的模糊性进行了揭露，所以，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独创性，他是一清二楚的。
　　葛兰西相信，除了方法本身之外，科学并没有更多内容；他相信抽象的合理性意味着新一轮更为恶劣的拜物教；对于试图将多样化的知识归结成为一种知识并试图用自然法则的规律性来代替“历史辩证法”的不确定性的普遍方法的幻想，葛兰西也进行了斗争。所以他说，我们所能“科学地”预测的，不是斗争发生的时刻与结果，而只是斗争而已。

^[1] 安德烈·勒·诺特尔，17世纪法国著名的御用建筑师和园林设计师、凡尔赛宫等园林的设计者。其园林特色以深远的轴线、开阔的视野以及标准几何形的平面著称。——译者注。

^[2] 无矛盾律，又称矛盾律，即对于同一命题分别判断为真与假的两个命题不能在同一方面同时为真的规律。例如对于“今天天晴”这一命题，“今天天晴为真”与“今天天晴为假”这两个判断命题不能同时为真。——译者注。

^[3] 排中律，即对于任一命题，由其本身的及其反命题组成的“或”命题一定为真的规律。例如对于“今天天晴”这一命题，“今天天晴或今天天不晴”这一命题必然为真。——译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十四章——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8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9] 马赛尔·普鲁斯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法国著名作家，被认为是意识流写作的先驱，著有七卷本《追忆逝水年华》。——译者注。

^[10] 《过去韶光的重现》是《追忆逝水年华》七卷中的最后一卷。——译者注。

^[1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33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1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13] 参看马克思《评阿·格瓦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者注。

^[1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154、15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