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前言】论狗屁工作现象



  二○一三年春天,我不小心引发了一场茶壶里的国际骚动。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有本新发行的基进杂志叫《迸!》(Strike),编辑要我写篇专文,愈引战愈好,最好别家都不敢登。这种题目我向来都有一、两个在酝酿,于是我打了草稿给他过目,标题是「论狗屁工作现象」。
  文章是从一个直觉起头的。有一类工作,在圈外人眼里闲闲没事,而且每个人都不陌生: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人、公关研究员、财务策略师、商务律师,或是把时间花在给委员会充人头、而这委员会是要检讨委员会浮滥问题的那种人(学院里比比皆是)。这类工作的清单简直可以没完没了地开下去。那时我想,会不会这些工作真的毫无用处,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总有人会觉得工作漫无目的又无足轻重,你肯定遇过这样的张三李四。不过,要是成年后的人生每周五天,早上都不得不爬起来把他们私底下深信根本不需要去做的差事做完——那些差事只是浪费时间或资源,搞不好还害世界变得更糟——这也未免太让人气馁了吧。这对我们的社会难道不是一种心灵重创吗?果真如此,却从来没人试着谈论这道伤口。据我所知,问大家是否乐在工作的问卷不计其数,但却没有一份问我们,是否认同这世上理当该有自己做的这份差事。
  无用的工作说不定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都有,人人却避而不谈,但其实也不是说不通。「工作」这个题目处处是禁忌。大多数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乐于找借口不上班,就连这样的事实人们也不好在电视上大方说出口——电视新闻铁定不适合,所幸纪录片和情境喜剧还勉强可以含沙射影。我本人就经历过这种禁忌:我曾经担任过行动倡议团体的媒体联络人,当时谣传该团体为抗议一场全球经济高峰会,正在策划公民不服从的运动,其中一步是要瘫痪华盛顿特区的运输系统。离峰会时间愈来愈近,我走到哪都像个安那其(无政府主义分子),公务员喜孜孜地上前问我:礼拜一他们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可在同一时间,电视台的人也没闲着:他们采访市府公务员,其中几个想当然尔跟上前问我的是同一批人,他们知道上电视该讲什么,开口就说要是没办法上班该多惨。看来,没有人能大方表示自己对这类议题的想法——至少在公共场合是如此。
  都说得通,只是当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多多少少是抱持实验的心态写下那篇文章,一心想看看文章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
  以下是我为《迸!》二○一三年八月号写的内容:

论狗屁工作现象


  一九三○年,凯因斯预测二十世纪尾声时,科技将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周只要工作十五小时就够了。单就科技面来说绰绰有余,谁都相信预言会成真,然而预言就是没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饬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更多事。这可得凭空造出实质上不知所谓的工作才行。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的职涯,全部拿来做他们压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欧洲和北美尤其严重。这种情形使人离心离德,是划过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对此表示意见。
  直至一九六○年代,人们都还殷殷期盼凯因斯担保的乌托邦,但为什么没有成真?今天的标准答案是,他没料到消费主义暴涨;一边是工时减少,一边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们集体选择了更多玩物和快感。这则道德故事说来动听,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没错,二十世纪以降,我们目睹新工作和产业凭空诞生,类别多得数不完,但其中几乎都跟寿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产与分销毫无关联。
  那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么名堂?最近有一份报告,比较美国一九一○年和二○○○年的就业状况,让我们得以一窥全豹(提醒各位:英国的状况半斤八两)。二十世纪当中,受僱为家仆、受僱于产业界和农场部门的工人数遽降,同时「专业、经理、办公室行政、销售,以及服务人员」翻了三倍,成长幅度「从总受僱人数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凯因斯预言得不错,生产性质的工作多半自动化了(即使将全球工业工人的数量都计入,包括印度和中国的血汗大众,但投身生产部门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还是下降了)。
  尽管工时大幅减少,这世界上的人还是不能自由致力于自己的计划、寻欢、追逐愿景和点子;反之,我们经历的是「服务」部门膨胀,行政部门甚至更肿大,还没算上凭空创造出来的全新产业,象是金融服务或电话销售,或企业法务、学院和医疗行政、人力资源,还有公共关系等行业前所未见的扩张。而为上述产业提供行政、技术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于整批附随产业(帮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萨的人),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忙着做其他同类型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甚至还没呈现在上述的数字里。
  我提议把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简直象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乖乖上班,有一只幕后黑手造出不知所谓的工作来。妙就妙在这里。资本主义底下恰恰就不该发生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像苏联那样过时、效率不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就业既是权利也是神圣的责任,该体系不得不编造出诸多工作来迎合就业(所以苏联的百货公司要三个店员来卖一块肉)。可是,市场竞争不是理当修正这种问题吗?至少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谋求利润的厂商万万不会把钱浪掷在无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还是这样发生了。
  企业有时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这种事情,被资遣的、被要求无偿加班的,无一例外是实际从事生产、搬运、修理和维护东西的人,而到头来,领薪水送公文的人数节节攀升,这箇中离奇的炼金术没人可以解释。越来越多员工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工人,账面工时每周四十甚至五十小时,但实际上如凯因斯所预言,只做了十五个小时,因为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筹备或参加激励士气的研讨会、更新 Facebook 个人档案,或下载全套影集上。
  显然答案非关经济,而是关乎道德和政治。统治阶级想通了:快乐又多产的人口,要是有余裕自由支配时间,就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想想这种现象初露苗头的一九六○年代都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方面,人们能从工作本身感受道德价值,若是不情愿一起床就投身紧凑的工作纪律,谁就没饭吃,这样的想法对统治阶级来说实在是方便得无以复加。
  有一次,我本来在思索英国学术部门里俨然不断增加的行政职责,突然想到一种可能的地狱景象。所谓地狱,就是一批人个个耗费大把时间,做他们不喜欢也不特别擅长的差事。就说他们本来是优秀的橱柜师傅,于是被僱用好了,一来才发现上头要他们多花一大堆时间煎鱼,而且还不是非煎不可,毕竟需要煎的鱼总数有限。岂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橱柜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多,却没煎好份内的鱼,他们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场就堆满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劲的鱼,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这些鱼。
  说真的,上面这段拿来描述我们经济的道德动力,我认为还算准确。
  走笔至此,我明白诸如此类的主张都会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驳:「你有什么资格评断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谓的『必需』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是人类学教授——人类学教授的『用处』是什么?」(而且,许多八卦板乡民确实会认为敝人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费社会开销的明证。)社会价值没有客观的尺度,这在某个层面上显然为真。
  如果你打从心底认为自己对世界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我不会失礼到跟你说不是这么回事。然而打从心底认定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又该怎么说?不久前,我跟一个十五岁之后就没联络的同校朋友重新联络上,惊讶地得知他在这段时间里先成了诗人,后来又在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当主唱。我曾在广播上听过他的几首歌,那时完全没想到我竟然会认识这位歌手。他显然曾经才华洋溢、锐意创新,他的作品也肯定点亮、提振了世界各地听众的生活。好景不常,几张专辑销路不佳,导致他失去合约,债务缠身,还要养刚出生的女儿。结果,用他的话说,他「走上好多漫无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选择:法学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承他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世界了无贡献,照他自己的估量则根本不该存在。
  这段故事可能会让你满腹疑云。首先你会问:我们的社会对才华洋溢的诗人——乐手的需求似乎极其有限,反观对公司法专家的需求显然不知餍足,由此可见得我们社会的什么特征?(答:倘若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绝大部分可动支的财富,那我们所谓的「市场」会反映他们认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么想则无关紧要。)更耐人寻味的是,从这段故事看来,做着不知所谓工作的人,到头来多半自己心里有数;坦白说我遇过一百个公司法律师,有一百零一个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兴产业几乎全都一个样。有一整类的领薪水专家是这样的:你参加派对时遇到他们,自承做的事情还有点意思(比方说人类学者),但他们避而不谈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错之后,他们才喋喋不休地讲起自己的工作其实有多无谓、多愚蠢。
  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觉得你的工作不该存在,谈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这样的心理暴力,能不满腔盛怒和怨恨吗?但这就是我们社会格外机巧之处:主导社会安排的人想出一套办法,确保那股怒气对准真的能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鱼手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社会似乎有条通则,亦即一个人做的事情愈是明显地造福别人,就愈是不容易从这件事中获得酬劳。又来了,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尺度,不过下面这个问题会让你比较容易有个概念:如果这一整类人凭空消失,会发生什么事?你平时不会关注护士、垃圾清运员或技师,但若他们化作一阵轻烟消失,你会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后果。少了老师或码头工人,世界马上要遭殃;就只是少了科幻小说写手或斯卡音乐家,也会是更糟的世界。至于私人企业执行长、游说员、公关研究员、保险精算师、电话销售员、法警或是法律顾问,他们消失后人类会承受怎样的损失,一时半刻还看不出来(很多人断定人类会变得更好)。注1话说回来,除了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少数例外(医生),你实在很难去驳倒这条通则。
  更离谱的是,很多人觉得事情就该是这样,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神祕力量之一。譬如,地铁工人在合约争议期间瘫痪伦敦交通,小报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头上;然而地铁工人有办法瘫痪伦敦,这就说明了他们的工作实在不可或缺,但人们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恼羞成怒。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更直白:共和党人成功动员群众去怨恨学校教师和汽车工人(却不是实际捅娄子的学校管理人员或汽车产业的经理人,这现象值得深思)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夸,简直象是在对他们说:「你好歹还有机会教小孩!有机会制造汽车!有机会做真正的工作!你有这些机会,还敢指望中间阶级的年金和医疗照护?」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设计了一套工作体制,用来维护金融资本的权力,那我看这人已经做到淋漓尽致了。这套工作体制无止境地压榨、剥削实实在在生产出东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阶层和较大的一个阶层;人人唾骂的失业者属于惶恐的阶层,较大的阶层说穿了就是拿钱吃闲饭,分派到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认同统治阶级(经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观点和感知模式,其阔绰的代言人更让他们痴迷。但在此同时,这套工作体制又煨养着一股蠢蠢欲动的怨恨;谁的工作具备清楚又难以否认的社会价值,怨恨的矛头就指向谁。不用我说,这套体系从来不是谁有心设计的,而是从近一世纪的试误中茁生。我们的科技如此发达,理当每个人每天只工作三到四小时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要是一篇专文提到的假说,能用读者读完该文的反应来验证,那就对了。〈论狗屁工作现象〉刊出后的回响一发不可收拾。
  无巧不巧,拙文刊行后的那两周,我的伴侣跟我正好决定带一筐书,在魁北克乡间的一幢小屋里作伴两周,还约好要找个没有无线网络的地方。那篇专文一发就如病毒般扩散,我坐困僻地,只能在手机上旁观后续。数周间,该文就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德文、挪威文、瑞典文、法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俄文、土耳其文、拉脱维亚文、波兰文、希腊文、爱沙尼亚文、加泰隆尼亚文和韩文,瑞士到奥地利都有报纸转载。《迸!》贴出文章的原网页迎来破百万次点击,流量太大屡次当机。部落格遍地开花,留言区写满了白领专业人士的自白;人们写信给我寻求开导,也有人告诉我他们受该文激励,辞掉工作找更有意义的事做。下面这则激昂的回应(我收到上百则)来自澳洲《堪培拉时报》的留言区:
  哇,一针见血!我是企业法律顾问(确切来说是税务律师)。我对世界毫无贡献,无时无刻都满腹牢骚。我不喜欢鲁莽地说什么「那何必做?」,因为绝对没那么一翻两瞪眼。至少我别无他法,眼前只能为那百分之一效犬马之劳,让他们赏我一幢雪梨的房子,才能养我那未来的小孩……因为科技,现在我们能用两天做完以前要花五天做的事;但因为「嗡嗡嗡」的生产力症头,上头仍旧要求我们将自己被埋没的企图心搁在一旁,为他人的利益做牛做马。管你是信智能设计还是信演化,反正人不是生来工作的——对我来说,这一切不过就是贪婪,由生活必需品膨风的标价撑起来的贪婪。注2
  某日,我接到不愿具名的粉丝传讯息来:他被拉进金融服务社群的人组成的松散圈子,里头在传这篇文章,一天之内他就收到五封夹带了拙文的电子邮件(当然也反映不少从事金融服务的人无所事事)。不过,有多少人真心认同他们的工作超废——而不是,比方说,分享拙文其实暗藏机锋?上述现象无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但不久还真的有统计佐证发表了。
  文章刊出后一年多,二○一五年一月五日,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一,伦敦人纷纷收假,返回岗位。某人取走伦敦地铁列车里的数百张广告,换上一系列游击海报,上面写着从原文摘出来的句子。他们选了下面这几句:
  · 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的职涯,全部拿来做他们压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
  · 简直象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乖乖上班,有一只幕后黑手造出不知所谓的工作来。
  · 这种情形使人离心离德,是划过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对此表示意见。
  · 如果你私底下觉得你的工作不该存在,谈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
  海报战的回响又在媒体上引起一波讨论(我在《今日俄罗斯》上匆匆露了脸),影响所及,民调机构 YouGov 自发性地测试文章的假说,用截取自该文的字句,对英国人作了民调,问题如下: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岂料,有超过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访者回答「否」(答「是」的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十三的受访者不确定)。
  这几乎是我预期结果的两倍——我本来设想狗屁工作差不多会占二十个百分比。还没完,稍后在荷兰又有个民调,结果几乎一模一样,其实还高了一些:有百分之四十的荷兰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下子,不只公众的反应核实了文章的假说,连统计调查也核实了,白纸黑字。

§

  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正面临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却几乎没有人去彻底关注过它。注3仅仅只是打开一种讨论它的方式,很多人就觉得如释重负了,接下来人们一定会多方探索之。
  二○一三年的文章是写给一本探讨革命取向政治的杂志,内容侧重狗屁工作问题的政治意涵,本书的体系会比原本的专文更严谨,毕竟该文只是我当时酝酿的一系列主张之一。我当时在思考的是,撒切尔和里根当政时主导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跟官方宣称的完全相反:它其实是一个经济皮、政治骨的计划。
  不这样想,我没办法解释当权者的实际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说词三句不离释放市场的魔力、经济效率理当凌驾其他价值云云,可是自由市场政策的总体效果,却是让世界各地的经济成长率都慢了下来,仅印度和中国除外;科学和科技进展停滞;在最富有的国家,年轻世代过的日子恐怕不比双亲丰裕,这是好几个世纪以来首见。然而,市场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观察到上述效应后,千篇一律地呼吁不用改药方,只需加重剂量,政治人物也从善如流。我只觉得莫名其妙。假设一家私人公司聘个顾问来制定商业计划,结果利润陡降,那顾问就会被开除。就算不开除,僱主也会要求顾问另拟一份计划。可是自由市场改革从来不是这样玩的;改革跌得愈重,执行愈是不遗余力。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驱动计划的,不是对「拼经济」的迫切需求。
  那驱动计划的是什么?我把脑筋转向从政阶级的思维套路上。当前做关键决策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在一九六○年代念的大学,那时的校园是政治躁动的震央;他们念兹在兹,同样的事绝不可重演。这导致他们尽管顾念经济指标衰退,但更乐见全球化、掏空工会权力和催生朝不保夕又过劳的人力,三者共同产生的效应把财富和权力同时输往富人,并将组织起来挑战其权力的基础摧残殆尽。他们一边任其发生,一边油条地赞许六○年代号召的享乐主义式个人解放(后来大家都说是「生活风格自由行,财政预算都不行」)。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不见得是帖良药,但在政治上简直是灵丹妙药;如果没出什么乱子,他们完全没有诱因罢手。拙文只是跟紧了一个洞见:你发现某人打着经济效率的招牌,却做着在经济上完全没道理的事(好比说付一笔可观的酬劳请人来整天不做事),最好效法古罗马人,先问:「Qui bono?」——「谁得利?」——又是怎么得利的。
  本书接下来要提出的,与其说是一套串谋理论,不如说是反串谋的理论。我在书中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经济趋势发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如果趋势是给有钱有权的人找麻烦,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就会对体制施压,令其进场收拾局面。二○○八到○九年的金融危机后,大型投资银行获得纾困,拿不动产去抵押的老百姓则不然,道理就在这里。接下来的章节,我会带读者了解,狗屁工作的增生事出有因,我真正质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介入(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暗助」)此事,有所作为。

§

  我相信,废冗聘僱现象还是一面窗,让我们得以窥见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只要问:怎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人力为他们自己都认为无谓的差事穷忙?更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认定这样的事态是正常、势不可免——甚至值得追求的?更让人不得其解的还有:就算他们确实大致同意上述意见,还相信为无谓工作劳动的人比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的人该拿更多薪水、获得更多荣誉和肯定,但倘若这辈子就待在拿钱不做事、或者做的事对他人毫无助益的位子上,难道不会觉得沮丧而酸苦吗?此中肯定有形形色色矛盾的想法和冲动在起作用,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理出头绪。所以,我要提出一些务实的问题,诸如:狗屁工作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我也不免要问一些深邃的历史问题,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怎么逐渐相信创意理当伴随着痛苦?或是:我们究竟是怎么产生一个念头,认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可能出售的?到头来,我提出的大哉问也离不开「人性」二字。
  撰写本书也有其政治目的。
  我把本书写成一支射向我们文明核心的箭,因为我们所塑造的自己,有些地方已病入膏肓。我们迎来一个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义,甚至不求成果丰硕。我们逐渐相信,对职务淡漠、心存侥幸、不勤奋工作的男女是坏胚子,不值得获得社群的关爱或协助。我们彷彿心照不宣地向我们自身遭受的奴役倒戈。明知有一半的时间投身毫无意义的工作,甚至从事有碍绩效的活动(号令往往来自某个我们厌恶的人),但我们的政治反应不外乎放任怨恨化脓;这股怨恨来自于一个事实,亦即这个社会总有些人未曾陷入同样的困境中。结果,憎恶、怨恨和猜疑成了串起社会的黏着剂。灾情惨重,但愿这一切能终止。
  倘若能为狗屁工作的终止略尽绵薄之力,写作这本书就值得了。



  注1:我对精算师成见很深,而今我认为过去对他们并不公允,有些精算工作确实有所建树。但我仍旧相信,其余精算师即使消失,也不会有负面后果。
  注2:David Graeber, “The Modern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Canberra (Australia) Times onlin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3, 2013, www.canberratimes.com.au/national/public-service/the-modern-phenomenon-of-bullshit-jobs-20130831-2sy3j.html.
  注3:据我所知,迄今探讨狗屁工作这个主题的书只有一本:《狗屎工作》(Boulots de Merde!),作者是驻巴黎记者 Julien Brygo 和 Olivier Cyran,出版于二○一五年。作者告诉我,该书是直接受我的文章所启发。《狗屎工作》是一本好书,不过涵盖的问题跟我颇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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