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六章 我们共处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僱佣的增长？
东印度群岛有些人认为他们身边为数众多的猩猩和狒狒能解人事，而且能说话。牠们不说话是怕被利用，派去工作。这是多自负的看法啊。
——安东．勒葛杭（Antoine Le Grand, c. 1675） |
导致狗屁工作滋长的经济力和社会力，还有它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造成的辛酸和苦恼，我们已经考量过了。即使这样的苦恼清楚明白，流散甚广，上百万人还是每天到班工作，满心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折不扣的虚功。这样的事实迄今从未被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从没见过政治人物谴责狗屁工作，没见过专门为了弄清楚狗屁工作崛起之因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没见过哪篇社论争辩狗屁工作在文化层面的后果，也没见过要求废止狗屁工作的抗议运动。反之，若说政治人物、学者、社论写手或社会运动真有积极投入这件事情，那通常是直接或间接地提油救火。
一旦考虑到狗屁工作这样的滋长所造成的更大社会后果，整个处境只有更离奇。假设消除多达一半工作，整体生产力还真的不痛不痒，那何不重新分配剩余的工作，让每个人一天工作四小时就好？或一周工作四天，每年有四个月的假期？或作某些类似的从容安排？何不着手关掉这台全球工作机器？恕我无知，但这恐怕是抑制全球暖化最有效的一招了。一百年前，许多人设想科技和省力装置的稳定进步，百年后将可能实现工作量的减少。他们可能没说错，但讽刺之处也在于他们可能没说错。让我们全部人都改成每周工作二十、甚至十五小时，并非难事，但出于某些理由，共处一个社会的我们集体决定：与其放手让数百万人去织毛衣、陪狗玩、成立车库乐队、实验新食谱、坐在咖啡厅里争论政治，八卦彼此朋友错综复杂的多重伴侣关系，不如让他们一年又一年耗费生命，假装输入试算表，或为公关会议准备心智图。
何以如此？我认为要理解这一切，最简单的办法如下：想象一个大报或主流杂志的社论作者写了一篇短文，说有些类别的人工作太辛苦，少做点无妨。很难想见吧。可是，抱怨某些类别的人（年轻人、穷人、接受各种类型的公共救助的人、属特定国籍或族裔群体的人注163）做事扭扭捏捏、太自命不凡、欠缺驱力或动机，或不愿自食其力，这样的文章俯拾即是。网络上充斥这类废文。第四章提过的瑞秋说得好：「滑过 Facebook，一定会有自以为是的长辈语录，说我这世代的人茶来伸手，却连做他妈一天的工作都嫌。」不论何时，只要有危机，就算是生态危机，也一定有人号召集体作牺牲。这些号召每每都象是要把所有人拉下水，让大家都做更多工作；尽管事实是，如前所述，就经济而言，大幅缩减工时恐怕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拯救这颗星球最快、也最简单的办法。
社论写手是我们时代的道德家，等同世俗的传道人。他们一写到工作，论证方式就透露出一个源远流长的神学传统。这个传统将工作奉为神圣的责任，既是诅咒也是祝福；这个传统视人类为生来就带着原罪、懒惰的存在，遇到责任时自然能闪则闪，能避则避。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就脱胎自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而道德哲学本是神学的分支。许多经济概念直接上溯自宗教观念。流风所及，关于价值的主张总是带有神学的痕迹。有些出自神学的、关于工作的想法已经普遍为人接受，全然不容质疑。如果你主张勤恳工作的人概括来说不值得敬佩（不论他们勤奋做的是什么工作），或是主张回避工作的人丝毫无可唾弃之处，在公共论辩中就不可能被认真看待。如果有人说某一项政策会创造工作，你却回应「有些工作不值得去做」，这是不会被大家接受的（这事我很清楚，因为我有几次冲着政策宅这样回覆，一部分居心只是想观察回覆造成的错愕）。胆敢讲出上面这些说法，再想说什么都会被当成反串引战、滑稽演出、疯言疯语，一笔勾销。简言之，说出这种话，人们就会自动忽略你后续的主张。
话虽如此，即便道德家的声音足以说服我们不把狗屁工作滋长一事当成丑闻（因为在公共论辩中，所有工作都必须当成神圣责任来拜，可知任何工作都比没工作强），讲到自己的工作，我们多半会换一套截然不同的标准。我们期待工作能具备某些使命或具备一些意义，倘若事与愿违，我们会深深泄气。但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工作本身不见得是一种价值，那在什么意义上对其他人而言会是一种价值？毕竟，当人们说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或「对谁都没好处」时，他们是在作关于价值的主张。是关于哪一种价值的主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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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场域，版图总是聚讼纷纭。假使人人都接受某个字词是值得拥有的，那人们对该字词真正的意思就不会有共识。「真理」、「美」、「爱」、「民主」都是如此（说来奇怪，这甚至适用于金钱：经济学家对于钱是什么，各拥己见）。不过，关于工作价值的主张，在我们的社会引发了一些效应，只要是局外的观察者，都会觉得这些效应既诡异又颠三倒四，所以考量这些主张格外重要。稍后我们会看到，人们对其工作的社会价值确实有一个概念在，然而我们的社会走到这个节骨眼上，非但工作的社会价值跟它的经济价值往往成反比（你做的事愈是嘉惠他人，从这件事获得报酬的机会就愈小），许多人甚至认可这样的处境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他们真心相信事情就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奖赏无用、甚至具有毁坏性质的行为，以至于形同惩罚了那些透过日常劳动改善世界的人。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颠倒黑白。不过要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得先做一点功课。
注163：举例来说，希腊债务危机高峰时，德国的舆论口径一致，即不该免除希腊的债务，因为希腊工人理所当然又懒惰。这个说法被统计数字反驳，统计数字显示，希腊工人的工时其实比德国工人还长。又有一个说法反驳统计数字，即主张账面数字也许属实，但希腊工人开小差。从头到尾，没有人试着提问，是否德国工人工作太勤奋，造成过度生产的问题，只好借钱给外国，让他们进口德国的货品，才得以解决问题。更别说希腊人享受生活的能力，有没有一丁半点值得钦羡之处，是否堪为他国表率。再举一例。一九九○年代，法国社会党将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列入政纲，我记得我找不到一家屈尊提及此事的美国新闻来源，指出减少工时本身或许可视为一件好事（更别说可能真的是件好事）。我大为惊讶。新闻来源口径一致，将此事报导为降低失业的战术。换句话说，唯当允许人们少工作一点的同时，会让更多人投入工作，这件事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说，才可以当成一种善。
论不可能发展出价值的绝对量尺
某人说自己的工作无谓或没有价值，必然是运用了某种潜移默化而习得的价值理论。价值理论是一套想法：哪些职业算得上有价值，哪些则没有价值。然而，给定任何一种运用价值理论的实例，从中剔透出确切的理论为何，是公认的难题；要构想出一套可靠的衡量体系，从而有可能声称甲工作对社会来说比乙工作更有价值或更有用，就更难上加难了。
经济学者用他们所谓的「效益」来衡量价值。效益是一个货品或一种服务用于满足某种欲望或需要时的有用程度注164，许多人把类似概念套用在他们自己的工作。我有没有提供公众某种有用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时不证自明。如果你正在筑桥，而其他希望渡河的人将能受用，那你会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如果几乎没人会使用这些工人筑的桥，譬如美国地方政治人物偶尔会把联邦的钱导入他们的选区，兴建有名的「哪里都不通的桥」，这时工人就可能断定他们淌进狗屁工作的浑水里了。
效益概念还是有明显的问题。说一样东西「有用」，意思只是说利用它来获取别的东西时，是有效的。譬如你买了一件洋装，这件洋装的「效益」部分在于保护肌肤，确保你遵守上街不得裸体的法律，但大部分还是让你赏心悦目，自己觉得舒服，程度高低即效益高低。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件洋装能达成这样的效益，另一件却不行？经济学者通常会说这跟品味有关，因此不是他们那科要处理的。不过，只要把效益往后推得够远，任何效益说到底都归结在这种主观问题上，就连一座桥这么简单明了的东西也一样。对，桥可以让人更轻松地抵达河的另一边，不过过河的人为什么会想过河？拜访上了年纪的亲戚？打保龄球？即使只是采买食品、杂货，里头也不见得没有文章。人们采买食品杂货，不只是要维持生理健康，还藉机表达了个人品味，维系族裔或家庭的传承，办喝酒派对或庆祝宗教节日有林林总总的用品要准备。光凭「需要」这一套语汇，实在没办法讨论上述事情。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也仍旧适用于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穷人之所以落得欠当地钱庄一屁股债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借钱为双亲办个合适的丧事，或为孩子办婚礼。他们「需要」做这件事吗？显然，他们觉得不能不做。又因为「人类需要」到底是什么，并无合乎科学方法的定义，所以在身体最低的卡路里和营养要求、以及其他少数生理因素之外，这类问题势必永远是主观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只是其他人的期望。如果你没帮女儿办一场合适的婚礼，家族会因此蒙羞。
于是大部分经济学者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对人应该欲望什么下定论，比较好的作法是接受人确实会欲望，继而对他们着手追寻欲望的成效好坏（「合乎理性地」）下定论。大多数工作者似乎都同意。前文我已经指出，自觉工作无谓的人，十之八九不会说出譬如「我生产自拍棒。自拍棒好蠢。大家不该买这种蠢东西」或「一双两百美元的袜子到底要卖给谁」，寥寥一、两个例外就能揭露许多事。就拿迪崔来说，迪崔任职的公司供应派对用品，客户大多是地方教堂：
迪崔：我在一家礼品店的仓库工作了几年。除了彻头彻尾狗屁之外，我对这份工作实在没有别句话好说了。醒着的时间有一大部分是在四处拖拉箱子，里头装的是小丑鼻子、喷嚏粉、塑胶香槟杯、棒球选手的纸板模型，还有其他形形色色莫名其妙的小摆饰和很瞎的东西。经历过这一切，你才会知道什么叫落魄。我们多半就坐在仓库后面，没什么事好做，默想我们做的差事全然无关紧要，年复一年，而这门生意的表现愈来愈糟。
我们的薪水支票是亮红色，上面有小丑脸，每间银行的柜员都会取笑一番。他们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吗？这种支票简直是在嘲讽痛处！
为什么特别是这一类产品让迪崔备感羞辱，或许会让你沉吟许久。（一点傻里傻气的乐趣，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猜想是：在这家店工作，专卖短命的便宜货，不是迪崔所能左右的决定。这些产品就是短命的便宜货，从来没有更雄厚的企图，是注定被扔掉的反效益，嘲弄「真实」物件和「真实」价值（就连钞票都是个玩笑）。甚至，礼品店的品项并未出于某种特殊名义而拒绝「真实」价值，谈不上质疑其外形所取笑的东西，因此连堂堂正正的嘲弄都不算，它们是对嘲弄的一种嘲弄。这种嘲弄已经消减成几乎没有实质颠覆内容的玩意儿，就连社会中最古板沉闷的成员，都会「为了小孩」而照单全收。
强制的兴高采烈比什么都教人消沉。话说回来，就连迪崔这样的证言都已经很稀罕了。
在大多数状况下，员工估量工作的社会价值时，会诉诸第二章提过的特效师汤姆所提出的，立场的一些变体：「我心目中值得去做的工作，是能满足某项既存的需要，或是创造某种世人从没想过的产品或服务，却能帮助或改善他们的生活。」在汤姆的个案中，他的立场就跟他做的「美容工作」打对台了：后者的内容是调整名流的影像，让观众自惭形秽，再卖给他们不管用的解方。电话推销员有时也表达类似的忧心，可是，又来了，他们做的事情大部分是明显的诈骗。诸如诱骗退休人士订阅他们无法负担的服务或永远不会去读的杂志；根本不需要一套精雕细琢的社会价值理论，你也能明白这样做是说不过去的。在电话销售员中，几乎没有人对他们顾客的品味和偏好说三道四，反倒是打电话时的软土深掘，还有感受到自己一言一行的不老实，证明他们并未提供具有真实价值的事物。
其他的反论则诉诸更古老的社会批判传统。好比银行僱员鲁培特，他直言「整个〔银行〕部门都没有增添价值，根本是狗屁」，因为金融真的只是「藉着放贷占有劳动」。他参照的劳动价值理论少说可回溯至欧洲中世纪，起手式是假定一种商品的真实价值来自于令其得以存在所投注的劳动。照此，当我们付钱交换一条面包时，我们其实是为芸芸众人的心力付钱。众人投注心力种麦、烤面包，把面包装袋再运送。有些面包会比较贵，若不是因为生产和运输较费工，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投入其中的劳动质量比投入其他面包的更优良——手艺更纯熟，巧思更丰富，心力更浩大——所以才愿意为成品付更多钱。同理，若你在诈骗别人的财富（鲁培特为国际投资银行工作时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么你其实是在偷取注入那笔财富之创造所消耗的真实、生产性质的工作。
好，运用这类论证质疑让一些人剥削（或至少形同剥削）其他人的安排，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狗屁工作的存在本身，给所有劳动的价值理论带来某些问题。主张所有价值都来自工作注165，跟主张所有工作都产出价值，明显不是同一件事。鲁培特认为，大多数银行员工绝非混水摸鱼，实际上他觉得大部分行员都勤勉做事，只是照他的估计，他们所有的劳动完成的事情，就是想出精明的作法，去占有别人完成的真实劳动的果实。可是要如何分辨「真实」的创造价值的工作以及对立于它的工作？我们仍旧没有解决这同一个问题。如果帮某人剪头发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那为什么替投资组合出具建议不是呢？
然而鲁培特的感受绝非孤例。他明确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框架他的感受，这一点或许不大寻常，不过许多在金融相关领域工作的人，也对他表达出的不安感同身受。他之所以转向这类理论，恐怕是因为主流经济学没给他多少线索可推敲。根据当代经济学者的通说，价值终究是主观的，所以无法为那样的感受找到合理的成因。据此，每个人应该保留判断，按照下述假说行事：一项给定的货品或服务（经济学者把金融服务也算进来了）有其市场存在，就一定对某人有价值。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如我们所见，至少论及一般民众的品味和脾性时，大多数工作者其实原则上还能同意经济学者到一个程度；只是换成他们自己的工作时，他们的经验通常跟「这类事情总是可以信任市场」的观念扞格不入。何况，劳动也是有市场的。如果市场总是对的，那么付某人四万美元，要他整天玩计算机游戏，在 WhatsApp 上跟老朋友扯淡，此人就会同意：他为公司提供的玩计算机游戏和扯淡服务，确实价值四万美元。这样的服务显然没有这等价值，可见市场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由此可知，如果连这位工作者最熟稔的一块范围里，市场都能让事情乱到这步田地，那在她欠缺第一手信息的领域，她势必无法淡然假定可以信任市场、由市场来估量货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
也就是说，所有人，只要他从事狗屁工作或认识某人从事狗屁工作，都会察觉到市场并非绝不出错的价值仲裁者。麻烦在于：市场不是，但其他任何事物也都不是。价值的问题总有些晦暗不明，这还只是保守说法。同样地，大多数人会同意，某些公司不如不要存在比较好，但他们毋宁是根据某种直觉、而不是有办法精确陈述的想法。无论如何，为了继续讨论下去，若要姑且梳理出盛行但不曾言明的常识，我会说大多数人似乎结合汤姆和鲁培特的立场来行事：当一个货品或服务回应某种需求，或者改善人们的生活，就可以说它是真正有价值的。然而，假使它只是为了创造需求，那不论是让人觉得自己又肥又丑，还是引诱他们负债再收取利息，此一货品或服务都不会是真正有价值的。这套说法似乎相当合理，不过还是没有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改善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当然，一切都取决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注164：专门用来衡量〔的概念〕是「边际效益」，即每一新增的货品单位对消费者来说有用的程度。据此，如果某人家里已经堆了三块肥皂，或者同理，三幢房子，那么增加第四件会增加多少效益。将边际效益当成消费者偏好理论，最优秀的批判请参阅 Steve Keen, Debunking Economics, 44–47.
注165：为论述清晰起见，我应该指出，采纳劳动价值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如此主张。有些价值来自自然，提倡劳动价值论最有名的马克思本人偶尔会提到。
虽然很难说清楚社会价值是什么，但为何当代社会的大多数人确实接受有别于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概念
于是我们又回到价值理论了。到底是什么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在经济学当中，价值理论的功用多半是解释商品价格。供给与需求因种种机遇而变化，造成一条面包的价格浮动，但价格总是落在某种中点附近，该点似乎是一条面包应有的自然价格。中世纪的人把这样的情形视为道德问题：要怎么决定某个商品的「正当价格」？如果一个商贩在战时抬高价格，那么抬高到多少钱，我们可以说他在赚的是正当的危险津贴，而到多少钱就成了趁火打劫？当时的法学学者时常引用的例子是，一个只能靠面包和水维生的囚犯，拿他的身家跟另一个囚犯交易一颗水煮蛋。这真的能当成是出于自由的选择吗？一旦两名囚犯都获释，还应该认定这样一份契约可以执行吗？
可见，市场会低估或高估事物的价值，这样的观念已经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旧是我们常识固有的一部分，不然怎么会有人会说他被削惨了、或做成了一笔特别划算的交易呢？虽然人们从来没办法想出一条可靠的公式，来计算任意给定商品的「真实」价值确切该是多少，进而得出削惨是被削得多惨、划算又到底是多划算。毕竟有太多因素要纳入考量，显然无从量化，象是情感的价值、个体或次文化的品味。所以，那么多经济学者、素人和其他人还顽固地坚持「真实」价值应该是有可能算出来的，这才真的出人意表。
许多人坚称，所有其他形式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幻象，或者跟市场不相干。譬如经济学者就时常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价值终极来说只是效益，时间一久，商品价值会落在其真实市场价值附近——尽管这个立场会走向纯粹的循环命题，实时间一久，一个商品倾向落在哪个价格附近，那个价格就势必是该商品的真实市场价值。人们常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资本主义反对者的立场还更极端，他们坚持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系；谁想象自己在体系外运营，或以为自己追求的价值不是该体系所创造的话，就是自欺。当我在基进论坛陈述狗屁工作的概念时，常会有某个泡在马克思理论里的人立刻挺身而出，告诉众人我弄错了：也许有些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用处，然而那项工作必然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利润；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我们只需要在意这一点。注166其他更娴习这类事情的枝微细节的人会解释：我真正探讨的是马克思术语中「与生产有关」和「与生产无关」的劳动之间的差异——他指的是对资本家而言，与生产有关或无关的劳动。与生产有关的劳动产出某种剩余价值，资本家可以从中搾取利润，而其他劳动顶多是「跟再生产有关」，也就是像家事或教育（这两项总是被推上来当先发例子），这类事务实现的是养活工作者和拉拔新世代工作者必要的二阶工作，这样未来才有人换上来做被人剥削的「真实」工作。注167
不错，资本家本身经常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举例来说，商业说客力劝政府把学校优先当成训练未来员工的场所，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恶行。相同的逻辑从反对资本家的人说出来，乍看或许会让人觉得古怪，但某方面来说是言之成理，也就是拐着弯说：半调子绝对行不通。例如一个立意良善的自由派购买公平交易咖啡，赞助同志游行花车，但他其实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挑战世上权力与不正义的权力结构。说到底，他只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再生产了那些权力结构。挑明这一点很重要——假清高的自由派令人着恼，活该有人提醒他们这一点——然而问题在于，就资本主义的观点，一个母亲的爱或一个教师的劳动只能是再生产劳动力，这个说法跳得太快；何况它还假定，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其他观点都必然离题、离地或是不正确。资本主义不是单一、总括的体系，它并未涵盖我们生存的每一个面向。就连「资本主义」这个说法都不见得说得通（譬如马克思就从未这么说），彷彿「资本主义」是一组抽象观念，但不知怎地在工厂和办公室里获得了物质形貌。所谓的世界比这种说法更复杂，也更紊乱。就历史来说，工厂和办公室先诞生了，很久以后才有人想出要管它们叫什么，何况两者迄今仍依凭多重的矛盾逻辑和目的在营运。同理，价值本身也是一场持续的政治争议。从来没有人十分明白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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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讲的英语，通常会区分单数的「价值」和复数的「价值」。单数的价值用于黄金、猪腩、股东和衍生性金融产品的价值。复数的价值则用于家庭价值、宗教道德、政治理想、美、真理、正直等。当我们讲到单数的「价值」，大体是在谈论经济事务，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付出的各式各样心力，人们以其劳务而获得报酬，或他们的行动经由其他方式得到金钱。如果事情不是如此，复数的「价值」就会登场。譬如家事和照顾小孩，后者毫无疑问是无酬工作最普遍的形式。所以我们才一直听人家说「家庭价值」的重要。不过，参与教会活动、慈善工作、政治志工，还有大多数艺术和科学的事业，统统都没有报酬。一个雕刻家后来暴富，跟色情片明星结婚，或是一个上师后来拥有一支劳斯莱斯车队，除非财富只是附属效应，不然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名正言顺，毕竟他们起初不只是为了钱才投身雕刻或宗教。
金钱把作精确的数量比较之能力带进这幅图像中。有了金钱，就有可能主张一定量的生铁等同于一定数量的水果汁，或脚趾美容，或格拉斯顿柏立音乐节的门票。这说法乍听之下稀松平常，意涵却深远。它意谓着，商品能跟其他事物作比较（进而作交换）的程度，正是其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恰恰是复数「价值」的领域所缺少的。或许有时有可能主张一个艺术作品比另一个更美，或者一个宗教的信徒比另一个更虔敬，但若要问胜过多少，说这个僧侣比那个虔敬五倍，林布兰比莫内让人倾心两倍，就让人摸不着头绪了。注168试图建构一条数学公式，计算搁下家庭追寻艺术到什么程度算正当，或者，奉社会正义之名违反法律到什么程度算正当，那就更加荒谬了。显然，人们确实无时无刻都会作出这类决定，只是从定义来说这类决定是没办法量化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个性质恰恰是这类决定的价值之关键所在。正如商品具有经济的单数「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跟其他商品作精确的比较，复数「价值」的价值之所在，就在于它们不能跟任何事物作比较。复数「价值」中的每一种都被奉为独特、不可共量的——一言以蔽之，无价的。
在我看来，单数「价值」和复数「价值」已经成为常识之浓缩，让我们有办法思考这类复杂的问题。尽管这比较接近我们偏爱思考事物应如何运作的理想，而不是事物实际上如何运作的精确表征。生活终究没有真的被切割成「经济」的一块，和一系列其他的领域（政治、宗教、家庭等），而每个人在「经济」里只想着金钱和物质的自我利益，但在其他领域的行为举止却截然不同。真实的动机总是混合的。我必须再三强调，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时光里，恐怕一直没有人觉得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区别；不论是纯粹的自利还是纯粹无私的利他主义，这些观念都一样古怪——其实就跟「贩卖人的时间」这个想法一样怪。直到公元前六○○年左右，非个人的市场在欧亚大陆出现，人们才有可能设想这类概念。铸币术发明后才有可能创建这样的市场，其中陌生人彼此互动只着眼物质上有没有占到便宜。不论在中国、印度或地中海世界，这些现金交易的市场一出现，普世宗教就紧接着诞生，无一例外地传播物质事物无关紧要的教义，据此，虔诚的信徒应该把他们的财货无私地捐献助人。然而，在物质的自私和无私的理想主义（单数与复数的价值）间筑起一道互不相犯的防火墙，这样的尝试从没成功过；一侧一定会漏向另一侧。应当强调渗漏不是单向的：尽管艺术家、理想主义者、牧师和政治家会暗地寻求个人的物质优遇，有时甚至是更糟糕的事物，不过相对地，商人也时常为其荣誉或正直而骄傲，工作者为其工作是否对人有所助益而辗转反侧。
谁要是纳闷自身工作的深刻意义，首要考虑当然是工作是否对人有所助益。我搜集的大半证言里，「有意义」是「有帮助」的同义词，而「有价值」则是「有益处」的同义词。我们简略看看人们反思其工作价值的几种方式：
汽车销售员：我在美国的大型二手车融资公司工作，服务的是次贷市场。我发现自己三不五时会纳闷：除了公司所有人之外，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一点价值。
航天工程师：资深管理阶层乐于每周工作五十到六十小时（还鼓励他们的所有下属效法），别人看似忙碌，其实没有产出有价值的事物……如果知识和新科技生来就是彼此的副产品，那你可以主张工作还留有一点价值。这确实在我工作的某些实例里发生过，但更接近例外而非常态。
电话销售员：这份工作毫无社会价值。就连在超级市场上架产品，也是在做嘉惠人群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日用品和超级市场贩售的东西。电访中心的工作里，每通电话本质上就是浪费时间又讨人厌的电话。
接案学术翻译：几年来，差不多每种学科的论文我都翻译过——从生态学到公司法，社会科学到计算机科学。绝大多数我都看不出它对人类有任何价值。
药师：我踏进医疗专业时的假想是，我的工作会有意义，做的事情会帮助到别人。现实的历练让我了解，医学的场域多半是空中楼阁。我不苟同医生的工作能真正帮助到人这样的想法。
公务员：这些工作全都没办法帮助人。注169
多数读者不会对上述证言感到意外。概略反思自己的工作，每个人讲出来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如同艾瑞克的父亲在第三章的发言，他先行礼如仪地训了艾瑞克一顿，说他是个「愚蠢的白痴」才会辞掉那么高薪的工作，而后又说：「吶，说来说去，那份工作有帮助到谁吗？」
前文引述的电话销售员明确提到「社会价值」的概念，即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这个概念固定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说法中：
公寓大厦管委会的经理：管理公寓大厦是百分百的狗屁事务。有钱人跟其他有钱的陌生人买下一套公寓大楼，然后僱用别人来管理和维护。这个工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屋主不信任或厌恶彼此。这份工作我做三年了，完全看不出一丁点社会价值。
或者回想第四章已经摘引过的资料检修员奈久，他花了几百个小时盯着公司的会员卡资料，寻找不存在的错误：
资料检修员：我诚心认为，如果我们处理的是社会价值更明显的东西，象是器官捐赠申请书，或是去格拉斯顿柏立的门票，感受就截然不同了。
奈久把器官捐赠申请书和格拉斯顿柏立的门票相提并论，很有意思。由此可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价值」不只关乎创造财富甚或闲暇，同样也关乎创造社交的条件。人们藉着器官捐赠挽救彼此的生命，而在格拉斯顿柏立音乐节，大伙儿在泥巴里步履维艰，一起用药，表演或聆听他们钟爱的音乐，也就是给予彼此喜悦和快乐。这类集体经验可视为「明显的社会价值」。反观，让富人更轻易回避彼此（有钱人家个个是出了名地嫌恶邻人），就「没一丁点社会价值」可言。
然而，这种「社会价值」没办法衡量；而且，如果跟我引用其证言的任一位工人促膝长谈，就不难发现每个人对于什么事情对社会有用或有价值、什么没有，想法都有出入。不过，我猜想他们全都会同意至少下面两件事：第一，人从工作中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生活所需的钱，还有（二）对世界作点正面贡献的机会。第二，两者存在着反向的关系。你的工作帮助、嘉惠他人愈多，创造愈多社会价值，你从中得到的报酬通常愈少。
注166：当然，大多数基进的自由市场自由意志论者正是采取这个立场。
注167：专从概念上说，再生产是「生产的生产」，因此维护有形的基础设施或其他资本主义大加使用的要素，也算再生产。
注168：同理，在价值的领域，只要能置于市场作比较，就假定价值总归是偶然的，不反映物件真实所值。没有人真的会坚持赫斯特（Damien Hirst）的鲨鱼值，譬如二十万次内观禅修营，或一次内观禅修营和一百杯软糖圣代。偶然的价值只是恰好如此罢了。
注169：公务员特别青睐「帮助」这个词胜于「价值」，当然，不只公务员会这样用。
谈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支付给工作者大概的金钱多寡，其间的反向关系
一切德性的价值宿于德性本身。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
标题所述的论点，是我在原本那篇论狗屁工作的文章里提出的，那是二○一三年；而论点是早两年我在占领华尔街的经验中想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尤其那些工作份量太重，没办法花太多时间在营地，只能在游行时现身，或在网络上声援的人，他们的抱怨离不开这样的陈述：「我活着是想做点有用的事，象是对其他人有正面效应的工作，至少不要伤害任何人。可按照这经济的运作方式，若你在工作生活时花太多时间关心别人，那么薪水终究不比你的付出，还背一屁股债，没办法照顾自己的家人。」这种态势的不正义，引发一股深刻的愤怒感，久久无法平复。注170我开始把这股愤怒感叫作「照护阶级注171的抗争」，多半只是自己这么用。那时，曼哈顿祖科提公园的占领者时常把他们跟路过的年轻华尔街交易员的对话告诉大家，意思差不多是：「嘿，我知道你们是对的。我对世界没有任何正面贡献。体系腐化，而我八成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们能教我，不到六位数的薪水，要怎么在纽约生活，那我明天就辞职。」
类似的两难也回响在我们前文已读过的一些证言中。不妨想想安妮，她提到有多少在幼儿园照顾小孩的女人，为了付房租，最终不得不辞职，找份办公室工作。或者医学研究者汉尼拔，他把他待在医学场域的经验总结为一条公式，即「我做一件事能请多少钱，跟那件事的有用程度是几乎完美的负相关。」
原二○一三年的文章里提过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足以说明这里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想象某个阶级的人消失无踪。容我多说一点。如果某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护士、垃圾清运员和技师，或者是公交车司机、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消防员或快餐厨师都被扫进另一个次元，结果都会是场浩劫。如果小学老师消失了，大多数学童可能会欢欣鼓舞一、两天，然而长远的效应只会是更彻底的崩坏。另一方面，死亡金属跟克莱兹默音乐、罗曼史小说跟科幻小说孰优孰劣，我们无疑可以吵个没完，以至于属于某个类别的作者、艺术家或音乐家突然消失，人口中的一块人会无所谓，甚至是开心，但对其他人来说，世界会变成大大阴郁而消沉的地方。注172
但避险基金经理人、政治顾问、营销大师、游说专家、公司法务律师，或职责是替工匠不克到场的事实道歉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如同阿芬在第四章对他的软件授权公司所言：「如果我周一上班时办公大楼消失，不但社会不在意，连我都不在意。」径自消失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办公大楼，我敢说正在读这本书的人都能不假思索地想到好几幢。
然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当中，恰恰有许多是拿极端高薪的人。
事实上，组织高层貌似不可或缺的职位长期出缺，往往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就连对组织本身也没有影响。近年来，比利时历经一系列宪法危机，导致该国暂时没有在任政府：没有总理，没有人掌管健康、运输或教育。这些危机已经持续好一阵子了——迄今的纪录是五百四十一天——对于健康、运输或教育尚无可观察到的的负面冲击。如果这样的局面真的撑上数十年，你可以想象会造成某种差别，只是差别有多深远、正面效应会不会大过负面效应，目前还不明朗。注173咸认是世界最活跃的公司之一的 Uber，在我写书的同时经历创办人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请辞，甚至连一票其他高阶主管也走人，结果该公司「没有CEO、营运长、财务长、营销长，持续营运中」——这一切对日常作业没有显著影响。注174
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或一般来说职业报酬极为优渥的人，几乎从不罢工，箇中道理就类似上段所述的现象。就如伯格曼（Rutger Bergman）老爱提起的：一九七○年，爱尔兰曾有一场银行罢工，为期六个月，然而经济没有如罢工组织者预期的辗转停摆，大多数人只是继续开支票，支票开始流通，成为一种形式的通货，其他事情照旧如常。但两年前，纽约的垃圾清运员才罢工十天，整座城市就没办法住人了，只好接受他们的要求。注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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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同专业的总体社会价值，这个想法在大部分经济学者看来，大概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实际尝试者很少。不过曾作过验证的经济学者，倾向核实对社会有用的程度跟报酬之间，确实呈现负相关。美国经济学者洛克伍德（Benjamin B. Lockwood）、纳散森（Charles G. Nathanson）和怀尔（E. Glen Weyl）发表于二○一七年的论文，把探讨多种高薪专业的「外部性」（社会成本）和「外溢效应」（社会效益）的既有文献耙梳了一回，看看有没有可能计算每种专业从总体经济加上或减去了多少。总结来说，专业所牵涉的价值在某些状况下过于主观，无从衡量，最明显的是跟创意产业相关的事情。不过在其他状况下是有可能粗估的。他们的结论是：可计算其贡献的专业当中，对社会而言最有价值的工作者是医学研究员，他们每拿一美元薪水，就为社会添加九美元的总体价值。最没有价值的是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他们每拿一美元的报酬，社会平均要扣掉净额一．八美元的价值（而且，当然，金融部门的工作者时常拿极优渥的报酬）。
以下分项列出：注176
· 研究员 +9
· 中小学教师 +1
· 工程师 +.2
· 顾问和信息科技专业人士 0
· 律师 -.2
· 广告和营销专业人士 -.3
· 经理人 -.8
· 金融部门 -1.5
这些专业的总体价值固然跟许多人直觉猜测的不谋而合，但看到清楚明白的数字还是好的。可惜三位作者把重心放在报酬最丰厚的专业上，不大切合我们当前的用途。至少就平均而言，中小学教师大概是表上薪资最低的工作者，许多研究人员赚的钱勉强堪用，所以这样的结果跟报酬和有用程度的负向关系，当然没有矛盾。但若要确实掌握僱佣关系的全貌，还是需要更广大的样本。
就我所知最接近此等广大样本的一份研究，是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 Foundation）执行的，作者应用一套名为「投资的社会回报分析」的方法，检视六种代表性的职业，三种所得高，三种所得低。以下是结果摘要：
· 伦敦的银行家 — 年薪约五百万英镑 — 每赚一英镑估计摧毁七英镑的社会价值；
· 广告业务 — 年薪约五十万英镑 — 每一英镑薪资估计摧毁十一．五英镑的社会价值；
· 税务会计 — 年薪约十二万五千英镑 — 每一英镑薪资估计摧毁十一．二英镑的社会价值；
· 医院清洁工 — 年薪约一万三千英镑（时薪六．二六英镑） — 每一英镑薪资估计产生十英镑的社会价值；
· 回收工人 — 年薪约一万两千英镑（时薪六．一○英镑） — 每一英镑薪资估计产生十二英镑的社会价值；
· 护理员 — 年薪约一万一千五百英镑 — 每一英镑薪资估计产生七英镑的社会价值。注177
作者群承认他们的计算多少有些主观，毕竟作这样的计算，主观在所难免。此外，本书探讨的工作薪酬多属中等，而且（少说）大多数个案中的社会效益既非正数亦非负数，而是在零的附近徘徊。这份研究仅聚焦所得量表的顶层和底层，未能涵盖本书探讨的多数工作。尽管如此，它可说是强力核实这条一般原则：一个人做的事情愈是嘉惠他人，报酬通常就愈少。
这条原则是有例外的。医师是最明显的例外。医师的薪水通常位居量表上端，在美国尤其如此，但他们担纲的职责似乎是无可置喙地有益。然而即使讲到的是医师，仍然有健康专业人士主张他们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例外——譬如几页前引用过的药师，深信大多数医生对人类健康和幸福贡献甚微，主要只是开安慰剂的机器。坦白说，我不具备判断这种说法真伪的能力。然而，退一步言，一九○○年以来人类寿命的增长，绝大多数其实肇因于卫生、营养和其他公共健康的进展，不是医疗方式的改善。注178这个时常被引用的事实，让我们不禁寻思，正面的医疗成果是否应归功于医院僱用（薪酬极低）的护士和清洁工，多过于医院（薪酬极高）的医师。
还有其他零散的例外。例如许多水管工和电工收入颇丰，但对社会也十分有用。有些低薪的工作相当无谓。不过从大处着眼，这条规则似乎是站得住脚的。注179
话说回来，社会效益跟薪酬水平间呈反向关联的原因，又要另作他论了。浅近的答案都说不通。举例来说，教育水平是决定薪资水平的重大因素，但如果反向关联只是训练和教育的问题，那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不该是现在这副模样。数以千计的博士训练精良，却是靠附属性质的教学工作维生，只能待在贫穷线底下，甚至靠食物券餬口。注18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讲供给和需求，那为什么美国的护士薪水远低于企业法务，简直难以理解，更何况美国现正经历受过训练的护士严重短缺，而法学院毕业生则供过于求。注181
我自己的看法是，阶级权力和阶级忠诚会是主因。但不论原因为何，上述处境最让人不安之处，莫过于那么多人不但对反向关联心里有数，而且默认世道就是如此。一如古时的斯多噶派所主张，德性有它本身为酬赏足矣。
世人向来会拿这样的论证套在教师头上。时常听到一种说法是，小学或中学老师的薪水不应该太滋润，至少不该像律师或经理那样优渥，毕竟你不会想要你的小孩被凡事贪欲挂帅的人教。如果世人一视同仁地套用这个论证，它或许还有那么点道理，可惜标准总是不一（我从没听过谁把同样的论证指向医生）。
造福社会的人，不该拿太多报酬——这种念头简直可以说是倒错的平等主义。
容我说明我这话的意思。道德哲学家柯恩（G. A. Cohen）主张，有充分的理由支持社会全体成员所得平等，奠基于如下的逻辑（我的整理恐怕比较粗糙）：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付给某些人的钱会多于其他人？这是他的起手式。合乎情理的根据是，有些人生产的比别人多，或造福社会甚于他人。不过接下来，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1．假定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天分（例如拥有一副清丽的歌喉，是漫画天才或数学鬼才），我们会说他们「有天赋」。假定某人已经得到好处（一份「天赋」），那基于这个原因给他们额外的好处（更多钱），是没有道理的。
2．假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但多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人具备更强的工作能力（又是一种天赋），多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选择要更辛勤工作，通常不可能确立。若为前一种状况，因为一个人较他人具备某种固有的优势再奖赏他，那么同前所述，是没有道理的。
3．即便有办法证明某些人纯粹出于选择而比其他人更勤奋工作，那接下来就必须证明他们是出于利他动机，亦即他们希望嘉惠社会，所以生产更多；或是利己动机，因为他们自己想拥有更大的份额。
4．在前一种状况，如果他们是为了奋力增进社会的财富才生产更多，则从社会的财富中给他们非分的份额，显然跟他们的目的矛盾。只有奖励受自利动机驱使的人，才有道德意义可言。
5．一般而言，人类的动机游移又含混，所以没办法简单地把劳动力分成利己者和利他者。于是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奖赏所有付出较多心力的人，或者不这么做。两个选项都意味着有些人会失望。利他者试图嘉惠社会，所以会失望，而利己者试图让自己得到好处，也会失望。倘若被迫选择其一，让利己者失望在道德上比较说得通。
6．因此，为工作付出更多心力或生产力的人，不应该拿更高的酬劳，也不应该被奖励。注182
这套逻辑无可挑剔。我们固然可以根据多种不同的理由质疑论证底下的诸多预设，不过在本章中，我没那么在乎所得均分在道德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的是：藉此观察我们的社会似乎接纳第三、四点，却摒除第一、二、五或六点。从批判角度来说，「不可能按动机分类工作者」的前提，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被接受的。大家只需要检视一个工作者选择哪种职涯就可以了。某人做这份工作，有没有金钱以外的理由呢？如果有，就应该当作第四点对此人而言已经成立了。
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看法，即选择嘉惠社会的人，尤其知道自己嘉惠社会时会满足的人，实在毋庸奢望中间阶级的薪水、有给休假和大方的退休福利。同理，也有这样的一种观感存在，亦即知道自己只是为了钱而做无谓甚至有害的工作；为此煎熬的人，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而应该被更多钱奖励。
这种看法一直盘踞在政治层级。举例来说在英国，「紧缩」八年，几乎所有吃公家饭的，像护士、公交车司机、消防员、铁路咨询服务台人员、紧急医疗服务专人，尽管他们提供公众立即且明显的益处，薪水都还是被扎实地砍过了，以至于发生全职护士靠慈善食物银行过活的情况。造就这种情况，当权的政党竟然沾沾自喜；据闻提议给护士或警察加薪的法案被挡下的时候，国会还爆出一阵欢呼。伦敦的银行家几年前才差一点搞砸世界经济，这同一个政党对其陡升的薪酬，看法之轻纵人尽皆知；尽管如此，该任政府仍旧深得民心。人们似乎觉得，为公益集体牺牲的民风应该不成比例地由已经在为公益牺牲的人来扛，毕竟工作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不然，就让光是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既多产又有用就会满足的人来扛吧。
这道理要能说得通，你必须先假定工作（确切来说是有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它本身诚然有价值到，足以把接下工作那人的动机或是工作的效应，统统搁在第二位考量。要求「更多工作」的标语在左翼抗争行列里起落，作壁上观的右翼人士在他们经过时闷声喊道「去找份工作吧！」，两者互为表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共识，这共识倒不见得说工作是件好事，而是说不工作十分恶劣。〔倘若有人〕做自己不见得乐在其中的事，不埋头苦干，还计较自己的喜好，那此人就是坏人、蛆虫、米虫，可鄙的寄生虫，不值得同情或接受公共救济。自由派政治人物抗议「辛勤工作的人」所受的苦（那只以中等强度工作的人怎么办？），保守派抗议米虫和「福利女王」，都回响着这样的感受。更让人讶异的是，相同价值现在也套用于社会顶层。我们很久没听到无所事事的富人了，不是因为无所事事的富人不存在，而是无所事事不再受人赞扬。一九三○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困苦的观众爱看刻划上流社会的电影，主题是身价百万的花花公子浪漫的风流冒险。这年头，英雄般的CEO及其夙夜匪懈的工作狂时间表的故事，比较有机会取悦观众。注183在英国，报纸和杂志甚至对皇室作类似的报导。于是我们得知，皇室成员每周花了那么多钟头准备并执行其仪式性的功能，根本没时间经营私生活。
许多证言都点出了这个「工作本身就是目的」的道德准则。克雷门自述有「一份在中西部公立大学评估补助的狗屁工作」。他上班的时间大多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多半被他用来上网，弄清楚替代现状的政治观点，最后他明白了，流经他办公室的钱，大部分都密切连结到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动员。他辞掉工作，接任当地市政府一份薪水低得多的工作，跌破同事眼镜，又让他们有些狼狈。在市政府的工作比较繁重，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有意思的，对众人也很有帮助。」
有件事让克雷门困惑，亦即他旧工作的同事，人人都觉得应该对彼此假装自己被职务忙昏头了，但明明他们只有寥寥几件事情好做：
克雷门：我的同事时常讨论忙起来的时候事情多到做不完、他们多勤奋工作，尽管他们午后两、三点固定会不在办公室。他们公然否认一翻两瞪眼的实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情形。
要根据对方有多勤奋做一件我们宁可不做的事，来评价我们自己和别人，其中的压力我还记忆犹新。我相信这种态度萦绕在我们周遭的空气中，被我们吸进鼻子，在闲聊里当成社会反射吐出来。在这里，这种态度是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之一：如果你没有从事有酬工作摧残身心，你就没有堂堂正正地过活。我们是要相信自己正为小孩牺牲，还是要相信某种因为我们他妈的整天工作，所以无缘得见的东西！？
在美国中西部受德国新教影响过的文化里，克雷门觉得这种压力格外强烈。其他人提到清教主义，然而这种感受显然不侷限于新教或北大西洋的环境中，而是处处都有，只是级次和强度的差别。倘若工作真的是「我们宁可不做的事」，那就可以据此推论，我们但愿能做的事一定比较不像工作，而是像游戏或某个嗜好，抑或我们会考虑在空闲时间做的事，因此比较不需要物质奖励。恐怕我们不该从中获得报酬。
上述思路跟我自己的经验不谋而合。大部分学院中人起初都是因为对知识的爱、对观念的兴致勃勃，才被吸引到这条职涯来。说穿了，有办法花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何苦不在法学院待三年，毕业起薪还高出数倍，他们心里都有数的。姑且不论其他职涯，当两个同系所的学者真的在喝咖啡交陪的时候，对知识的爱或对观念的兴致，大概是他们最不愿说出口的事。反之，他们十之八九会抱怨行政责任如何把自己灭顶。没错，这一部分是因为学院中人实际上被要求花愈来愈多时间处理行政的问题，阅读和写作的时间愈来愈少。注184然而，即便你真的在求索某些新智识发现，很引人入胜，但既然别人明显不热衷于他的工作，而你表现出自己乐在工作，那对方恐怕会觉得你不懂得体谅。有些学术环境还更反智识。但说到底，不论在哪里都会有一种想法，即一个人获得的酬劳不是付给他的天职中让人快乐的面向，譬如思考；最好把酬劳视为偶一为之的放纵，因认可其真正的工作才授予他，而所谓真正的工作不外乎填写表单。
学院中人撰写或审阅研究文章没有酬劳，所幸付他们薪水的大学还勉强承认研究是其工作描述的一部分，但在商业世界就更糟了。举例来说，纽约大学写作教授舒冷贝尔格（Geoff Shullenberger）发了一篇网志回应我原本二○一三年的专文，指出许多公司现在觉得，假使一份工作竟有某一方面会让人满足，那还真不必付钱：
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带有一条道德诫命：「如果你没有为某事疲于奔命，任何事都好——是什么事也不重要——那你就是个糟糕的人。」不过箇中逻辑的反面似乎是：假定你实在喜欢做X活动，再假定X活动有价值、有意义，而且对你而言还带着固有的回报，那你还预期能获得（丰厚的）酬劳就不对了。你应该免费付出，即使（尤其）当你做这件事时，还让其他人能牟利。换句话说，我们会靠你（免费）做你爱的事情维生，只是会盯紧你，确保你做你厌恶的事情维生。
舒冷贝尔格给的例子是翻译工作。把一个段落或一份文件，从一个语言翻译成另一个语言——特别是枯燥的商业文件——只有少数人才会把这种差事当兴趣来做，但还是可以想象，基于某些理由，人们或许会为了钱以外的原因从事翻译（比方说，他们尝试让自己的语言能力更上层楼）。因此，大部分主管一听到需要翻译工作，第一个直觉就是试着想办法让别人来做免钱的。然而，同一批主管却愿意花一大笔钱聘请「创意发展襄理」之类的人来做百分百的虚功（事实上，这类主管可能自己就是创意发展部的襄理，除了想方设法要别人免费做事之外，什么实事都不做）。
舒冷贝尔格还谈到一种浮现中的「志工」。资本主义公司收割的成果，愈来愈少来自有偿劳动，而是来自没有给薪的实习生、乡民、运动分子、志愿者和业余爱好者，还有「数位佃作」民众狂热和创意的成果，再将成果私有化并加以营销。注185自由软件产业倒行逆施的程度，已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了。读者或许还记得第二章的帕布罗，他让我们了解捆胶布的概念：软件工程的工作被切割成开发核心科技和「捆上胶布」的乏味劳动；前者是有趣、富挑战的作业，但后者才能让不同的核心科技一齐作业，因为核心科技的设计者从未想过其间的兼容问题。不过他主要的论点是，开放原始码的意思逐渐变成：真正让人陶醉的事务，一概拿不到报酬：
帕布罗：相较于二十年前，各家公司对开放原始码的软件不屑一顾，在自家内部开发核心科技，如今它们仰仗开放原始码，只是为了替它们免费取得的核心科技上胶布，才僱用软件开发者。
到头来，你会发现人们在上班时间做无趣的捆胶布工作，开发核心科技等让人满足的工作入夜才能做。
这导致一种耐人寻味的恶性循环：既然人们选择免费投入核心科技，就没有公司会投资那些科技。资金不足意味核心科技时常未完成、质量不佳，有许多美中不足之处、臭虫等。于是创造捆胶布的需求，捆胶布的工作应声滋长。
软件工程师单纯爱做创意劳动而在在线合作，不支薪，把成果当成给人类的礼物。吊诡的是，愈是这么做，工程师愈没有诱因让他们的劳动成果跟其他相仿的软件兼容，于是同一批工程师当中就有愈多人日间的工作不得不被分派去修补坏损——做没人愿意免费做的那种维护工作。他归结道：
帕布罗：我猜想，我们将会见到跟其他产业相同的动力。例如，如果人们愿意免费撰写新闻报导，没有人会付钱给专业的记者。反之，钱会转向公关和广告业，最后因为资金不足，新闻的质量会降低。
此际，愈来愈少报纸和新闻服务僱用货真价实的记者，上述过程是否已经在进行中，自有公论。这股风气衍生的劳动安排不但复杂，往往让人想不通，然则我此处的目的不是揭露劳动安排，而只是单纯记录风气本身的存在。对劳动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为什么？就道德而言，做来辛酸又非必要的工作，还是比完全没工作来得优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终于接受了这样的态度？
这会儿我们就必须考虑关于工作本身的观念变化。
注170：参阅 Graeber 2013:84–87.
注171：原文为 caring class。Care 一字既有（医疗）照护、（日常）照应的意思，也有关注某事物、为某事物操烦的意思。这些意思在后续章节都会谈到。至于译词的选择，caring class 固定译为照护阶级，而 care 一字则会视文脉而译成照护、操烦、操心等。
注172：我假定任何一种音乐、艺术等的类型对部分人造成的快乐，总是多过它对其他人造成的困扰。我可能是错的。
注173：一些比利时的朋友告诉我，净效益极有益处。当时全欧洲的共识是撙节是必须的，大党几乎全都站队了，但在那个节骨眼上比利时没有政府，意味着改革没有执行，最后比利时的经济成长得比邻国快一截。此外，比利时有七个不同的区域政府不受撙节政策影响，也值得一书。
注174：Caitlin Huston, “Uber IPO Prospects May Be Helped by Resignation of CEO Travis Kalanick,” MarketWatch, last modified June 22, 2017, www.marketwatch.com/story/uber-ipo-prospects-may-be-helped-by-resignation-of-ceo-travis-kalanick-2017-06-21.
注175：Rutger Bregman, 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7).
就连警察罢工也鲜少造成人们担心的效应。二○一五年十二月，纽约的警察策划了一次停工，只处理「紧急」的警察业务。犯罪率不受影响，倒是少了交通违规和类似违规的罚锾，城市的收入陡降。不论是因为全面罢工，或如二战时阿姆斯特丹的一笔纪录，警察被德国占领部队大规模逮捕，一座大城市的警察全部消失，多半会导致窃案等财产犯罪增加，暴力案件则不受影响。颇有自治传统的乡间地区，例如我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待过的马达加斯加地区，因国际货币基金的撙节措施，解除警察的职务，结果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二十年后，我又重访故地，人们几乎一致相信警察复职造成暴力犯罪陡然增加。
注176：Benjamin B. Lockwood, Charles G. Nathanson, and E. Glen Weyl, “Tax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 no. 5 (October 2017): 1635–82, 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086/693393。不过营销人员的引用出处是同一篇论文稍早（2012）的版本，标题一样，发表在at https://eighty-thousand-hours-wp-production.s3.amazonaws.com/2014/12/TaxationAndTheAllocationOfTalent preview.pdf, 16.
注177：Eilis Lawlor, Helen Kersley, and Susan Steed, A Bit Rich: Calculating the Value to Society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9), http://b.3cdn.net/nefoundation/8c16eabdbadf83ca79ojm6b0fzh.pdf。薪资部分，原报告有时给时薪，有时给年薪，而且在后一种情形，通常是给几个区间，因此部分薪资我做了标准化，并加以平均。
注178：参阅，例如，Gordon B. Lindsay, Ray M. Merrill, and Riley J. Hedin,“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Improved Social Conditions to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An Analysis of Public Awareness,” Journal of Community Medicine & Health Education 4 (2014): 311–17，这篇论文对比这类事情受到社群认可的、合乎科学的理解以及通俗的认知。通俗的认知假定改善的项目几乎完全是医生出的力。https://www.omicsonline.org/open-access/the-contribution-of-public-health-and-improved-social-conditions-to-increased-life-expectancy-an-analysis-of-public-awareness-2161-0711-4-311.php ?aid= 35861.
注179：高薪的运动员或演艺人员会是另一个例外。这类人士的薪酬之丰厚，人们经常咬定他们是狗屁的化身，但我倾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这类人士确实把快乐或兴奋带进别人的生活，那丰厚的薪酬有何不可？显然该追问的是，他们造就的快乐或兴奋，比他们周围的团队、支援人员等多出多少。后面这类人的薪酬逊色很多。
注180：另一方面，如果这跟工作要冒的危险有任何关联，那美国薪酬最高的工作者就会是伐木工人或渔夫，而在英国则是农人。
注181：一个（在我看来有些迟钝的）经济学者兼部落客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对我原本的狗屁工作文章写了一篇回应，他宣称我对薪酬和社会利益反向关联的论点，乃是「错误经济推理的的着例」。因为，他说，我讲的不过就是钻石与水的悖论（可溯及中世纪，亚当．斯密举这个悖论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因而广为人知），而照他的说法一个世纪以前，边际效益的概念问世后，这个悖论就被「解决了」。说真的，我的印象是早在伽利略的时候，这个悖论就被「解决了」。他那样宣称，别扭之处在于，我从头到尾没有进行经济学的推理，毕竟我只是指出反向关系的存在，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解释（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 /marginalrevolution/2013/10/bs-jobs-and-bs-economics.html）。光是指出事实，怎么就变成错误的推理了？护士的相对供给的例子，取自法拉瑟（Peter Frase）对该文的回应（www.jacobinmag.com/2013/10/theethic-of-marginal-value/）；律师供过于求，请参阅，例如，L. M. Sixel, “A Glut of Lawyers Dims Job Prospects for Many,” Houston Chronicle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25, 2016, http://wton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A-glut-of-lawyers-dims-job-prospects-for-many-7099998.php.
姑且一提，拙劣的经济部落客常使用塔巴罗克的伎俩，亦即把一个简单的经验观察讲得象是经济上的论证，然后再「驳斥」其非。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察：穷困的顾客若要买必需品，好心商贩有时会给一点折扣。有个部落客接着这个观察作反驳——言下之意，象是经济学者真的不相信会有商贩出于好意而做某一件事！
注182：我第一次在 G. A. Cohen, “Back to Socialist Basics,” New Left Review, no. 207 (1994): 2–16 碰到这个论证，他是在批判工党的宣言。有好几种版本散见于他的其他著作，尤其“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l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May 21 and 23, 1991, https://tannerlectures.utah.edu/documents/a-to-z/c/cohen92.pdf).
注183：一九九○年代那时候，我还老跟信仰自由意志的人辩论，我发现他们十个有九个会拿工作的种种来为不平等开脱。比方我观察到，社会财富往上层分配的份额不成比例〔得多〕，典型的回应会扣着这套说词：「对我来说这只显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勤奋工作，或是用更聪明的方式工作。」正是这套话术昭然若揭的狡猾，让我一直无法放下。一个CEO赚的钱是公交车司机的千倍，所以前者比后者勤奋千倍，这种主张当然说不过去，所以你就溜向「更聪明」，而「更聪明」意谓「产量更丰」，但在此，产量更丰的似乎是「人家付你远比别人多的那个方面」的产量。这套说法唯一可取之处是它凸显（大多数）巨富确实都有工作，不然只能沦于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比较聪明，所以他们比较有钱，而他们比较有钱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如此反复。
注184：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书愈来愈短、愈来愈浅薄，研究也愈来愈松散。
注185：Geoff Shullenberger, “The Rise of the Voluntariat,” Jacobin online, last modified May 5, 2014, www.jacobinmag.com/2014/05/the-rise-of-the-voluntariat.
论我们对劳动的态度的神学根源
人之被造是为在有形的宇宙里，成为天主自己的肖像，使大地属于他的权下……唯有人能工作，也只有人因着工作而在世上生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人的工作》通谕（Laborem Exercens, 1981）注186
劳动或可定义为，将心灵或身体，部分或完全地投注于某些善之追求。惟工作衍生的乐趣不在此处所谓善之列。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 |
何谓「工作」？我们通常认为工作对立于游戏，而游戏最常见的定义是为其本身的缘故、求愉快或只是想做这件事，而从事的行动。这么说来，工作这种活动（通常繁重又一成不变）就不是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做的，而且恐怕绝不会为其本身的缘故而进行；就算是，为期肯定也不会太久。投入工作只是为了完成其他事情（例如获取食物或建造陵墓）。
大部分语言都有一些字词，翻译后约莫接近「工作」的意思，不过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我们划分「工作」、「游戏」、「教」、「学」、「仪式」或「照顾」的确切界线往往变动甚大。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感知工作的方式，都受特定的传统所形塑，该传统可回溯至地中海东岸。在那里，启示录开头的章节，还有希腊史诗诗人赫西俄德的作品里，首次有所记载。在伊甸园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神话里，「人类必须工作」这件事实，被视为人类忤逆神圣造物者的惩罚；然而同样在这两部作品中，工作本身让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衣服、城市，还有终极而言，我们自己的物质宇宙。两部作品都把这种能力呈现为造物者本身神圣力量比较谦虚的具现。存在主义者老是说，自由是我们的诅咒，我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秉持创造的神圣力量。正是如此，毕竟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宁愿在伊甸园里替动物取名字，在奥林帕斯山顶的宴席上食用花蜜和仙馔，或是在卡克因地（Land of Cockaygne）坐等煮熟的鹅肉飞进我们嗷嗷待哺的食道，才不要为了从土地培植食物而遍体鳞伤。
这时你大可抢白：我不过是对两个例证作诗意的推敲，得出我们对工作的普遍定义的两个关键面向。第一，人通常不愿意为它本身而去做的事情，才叫工作（惩罚之所在）；第二，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去做了，但那是为了完成工作本身以外的事情（创造之所在）。但人们不见得理所当然就能把这件「以外的事情」想成「创造」，说真的，就算是事实，也还是一件古怪的事实。毕竟大多数工作谈不上「创造」事物，工作所关乎的多半是维护和重新安排事物。注187试想一只咖啡杯。我们「生产」它一次，清洗它一千次。就连我们认为是「生产」性质的工作——种马铃薯、铸造一把铲子、组装一台计算机——都能轻易视为照料、转化、重塑及重新安排业已存在的材料和元素。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坚持，我们的「生产」概念和我们以「生产力」界定工作的假定，有其神学的精髓。犹太——基督宗教的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这件事本身稍微有点不寻常：大部分创世神都是使用既有的材料），日后，他的信徒及信徒的后裔逐渐认为，之所以要在这方面模仿上帝，是因为自己身受诅咒之故。大部分人类的劳动方式，都包含许多巧妙的手法，就任何意义来说都称不上「生产」，于是被隐去，隐去的过程很大程度是透过性别而实现。创世纪的堕落故事中耳熟能详的叙述，上帝咒诅男人耕作土地（「你必汗流满面纔得糊口」），女人要在类似的不幸处境中怀上孩子（「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注188照行文的框架，男性「生产」性质的劳动等同于生孩子，从一个男性的观点来说（从女性的观点不见得说不通，但此处呈现的很大程度是男性的观点），多少可视为人类能展演的、纯粹的无中生有——显然不知从何处迸出的婴儿，五脏俱全。
然而，这也是痛苦万分的「劳动」。
上述形成概念的方式，迄今仍伴随着我们。社会科学学者谈到「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就是一例。就字源学来说，英文的动词「生产」源自拉丁文 producere，「产生」（to bring forth），或「产出」（put out），即人们会说「她从她的手提包制成一只皮夹。」「生产」和「再生产」这两个字都建立在相同的核心隐喻上：在一个状况，物件象是从工厂迸出，五脏俱全；在另一个状况，婴儿象是从女人的身体迸出，五脏俱全。当然，实际上两个状况都不是真的。但在那么多家父长制的社会秩序中，男人喜欢设想自己由社会或文化的方式，做着他们认为女人顺其自然在做的事。于是，「生产」同时是男性生小孩幻想的变奏，也是男性创世神的行动之变体。同样，这个男性创世神凭借心智和字词的纯然力量创造整个宇宙，正如男人自认凭心智和膂力创造世界，进而认定这就是「工作」的精髓。至于促成这番幻象的打理和维护事物等实际劳动，大部分就留给女人去做了。
注186：这段译文谨依天主教中国主教团祕书处之编译。
注187：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专文〈赞颂怠惰〉（In Praise of Idleness）里讲得很好：「工作是什么？工作有两种：第一种，改变物质的位置，让它更靠近同类物质，而该物质位于或邻近地表；第二种，叫别人去做这件事。第一种令人不悦，薪酬又糟；第二种让人愉快，薪酬又高。」（1935:13）。
注188：Genesis 3.16。鄂兰（Hannah Arendt）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1958:107n53）主张圣经无一处指出工作本身是忤逆的惩罚，上帝只是把劳动变得更严酷，后人根本是从赫西俄德的眼光在读创世纪。这也许是真的，但并不真的影响我的论证，尤其是因为基督徒好几个世纪以来，下笔和思考时都假定该段圣经就是那个意思。举例来说，一六六四年，卡文迪西（Margaret Cavendish）主张「网球也不能算是嗜好，毕竟……挥汗劳动谈不上消遣；人应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神降予人的诅咒」（转引自Thomas 1999: 9）。早期基督教对亚当和夏娃的辩论，最优秀的讨论请参阅 Pagels（1988），其主张是圣奥古斯丁才是下述想法的始作俑者：所有人类都被原罪所玷污，因此被诅咒。
「有偿劳动是成年人类的健全发展所必需」这个北欧想法的起源注189
这种思想的神学起源，再三强调也不为过。现代经济学大部分的核心假设都可以回溯到神学主张：举例来说，圣奥古斯丁主张，我们被诅咒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有无限的欲望，自然陷于彼此竞争的处境；十七世纪，在霍布斯的作品中这个说法又以世俗的形式再度出现。理性的人类行动大半关乎「经济」（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理性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最适配置），这个假说的基础就来自奥古斯丁的主张。
当然，经济事务在中世纪的欧洲是由教会法管辖，因此上述问题无论如何都跟神学脱不了关系。不过，那段时期还引入了一个元素，跟神学的牵连不见得那么明显，但这个元素深深影响了后来劳动概念的形成，此即「服务」的概念。注190这个观念十分北欧。
就理论而言，封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服务体系：农奴为封建领主「服务」，而低阶的封建领主也为较高阶的领主「服务」，理同较高阶的领主提供国王封建制度所规范的服务。然而，封建制度所规范的服务固然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此种服务类型却不及历史社会学者所谓的「生命周期」服务来得广泛又深远。基本上，几乎所有人投入到工作的生命中，差不多前七到十五年都必须在别人的家户里当仆从。我们都很熟悉这件事在行会里运作的情况。首先，青少年会被分派到工匠师傅那里当学徒，继而成为职工（journeyman），直到他们企及工匠师傅的地位，才有成家立业、自己收学徒的凭借。这套体系其实完全不限于手工匠人，就连农民也必须把青少年以后的岁月投入另一农场家户作「农事仆役」（servants in husbandry），通常对方的家境也只是稍微宽裕些。就服务这件事来说，女孩和男孩承受同等的期待（挤奶女工就是这么来的：正值服务之龄的农家女儿），甚至菁英也不例外。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要数侍从了，他们是见习的骑士。就连贵族女子，青春期也必须担任女官（lady-in-waiting），也就是「侍候」位阶稍高的已婚贵族女子的仆役，随侍私寝、如厕、用餐等。这些女官自己也处于待嫁的立场，可能也在「等候」成为贵族家户的夫人。皇家宫廷也有形制类似的「仪官」（gentleman waiter），随侍在国王的寝宫。注191
至于年轻贵族的情况，「等候」多半意谓着等候一笔遗产，或是等候其双亲决定此人年纪够大且历练充足，值得转移头衔和财产。这也可能会发生在农事仆役身上。不过，一般而言，老百姓会付钱给仆役，而仆役的工资大部分必须存下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同时取得管理家户、店铺或农场所需的知识和经验，还有自行立业所需的财富。至于女人的状况，存下的钱让她们拿得出嫁妆给旗鼓相当的追求者。结果，中世纪的人婚结得晚，三十几岁结婚多属寻常，这就意味着「少年」——青春期，时人眼中至少是有一点粗野、好色且叛逆的时期——经常延续长达十五到二十年。
仆役有给薪是很要紧的事实。由此可见，僱佣劳动早在资本主义萌芽前好几世纪就存在于北欧，而中世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在工作生涯的初始阶段从事僱佣劳动，是件体面的事情。服务和僱佣劳动几乎是同一件事。即使到了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时代，仍然可以叫日薪工「仆役」。人们进而把服务视为年轻人赖以学习一门行当的过程；不只如此，年轻人还从服务中学习「做人」（manners），一个负责的成年人合宜的应对进退。一个在一五○○年左右造访英格兰的威尼斯旅客曾说过这段话，时常被引用：
英格兰人冷漠无情，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家里照顾孩子满七岁，顶多九岁，就把他们送去其他人家里做辛苦的服务，男女皆然，一做通常就是七到九个年头。注192这样的服务称为见习，见习期间，最低贱的职务都由他们完成。能免于这种命运的人极其稀罕。一个人不论再怎么富裕，都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其他人的家宅，也收陌生人的孩子进自己家。当我问起他们这么严苛的原因，他们的答覆是为了让孩子学习怎么做人。注193
做人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意思远超过礼节，短短一个字，指的是一个人举手投足的仪态（manner）和更概括的活在世上，即一个人的习惯、品味和感知方式。我们认为是给薪的工作和我们认定为教育的事情是同一回事，所以年轻人必须在其他人的家宅里为工资而工作，除非此人有意加入神职人员，成为学者。不管是工作或学习，都是学习自律的过程，关乎「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注194，并学习举止像个合宜的成人，毋需别人操心。
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文化没有留下让青年宣泄过剩精力的余地，正好相反。年轻人虽然在别人家里服务，但建立他们自己的另类文化仍是司空见惯的事。名为「暴政领主」和「不讲理修道院长」的青年会社是另类文化发展的中心，民俗节庆时甚至还能暂时接掌权力。话说回来，在一个成年家户长的指导下，进行纪律严明的作业，终极的目的在于将年轻人改造成能自己守纪律的成人；届时，他们就不需再为别人工作，得以自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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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安排的结果是，中世纪北欧对工作的态度跟盛行于古典世界的态度十分不同，甚至也迥异于后来的地中海民族（如前文所见，英式习俗让威尼斯的使节大为骇异）。古代希腊和罗马留下来的史料，大部分出自男性贵族的手笔，他们认为肢体劳动或服务是专属女人或奴隶的事情。亚理斯多德笃定工作丝毫不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说真的，工作会让你变得更糟糕，因为它占据太多时间，让人很难完成社会和政治的义务。古典文献多强调工作的惩罚面向，自不待言。反观创造和事神的面向，咸认着落在男性家户长身上；他们够富有，毋需弄脏手，只要使唤别人做事就好。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北欧，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不免有必须弄脏手的时候。注195于是工作，尤其有给薪的工作，在北欧人眼里便具有改造的性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早在新教的教义茁生前，后来以新教的工作伦理闻名的某些关键面向，就已经存在了。
注189：北欧（Northern Europe）有狭义和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北欧指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等五国，包括各自的海外自治领地如法罗群岛等。广义的北欧还会加上波罗的海三国、不列颠群岛、爱尔兰等。在此作者取广义。
注190：下一届的内容，大多汇总自一篇我早年的专文，〈仪态、谦从与私有财产〉（Manners, Deference, and Private Property, 1997），该文又是我的硕士论文的缩减版本。我的硕论标题是《回避的总括：仪态和持具个体主义》（The Generalization of Avoidance: Manners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1987）。部分传统北欧的婚姻模式和生命周期服务的经典著作，包括Hajnal（1965, 1982）、Laslett（1972, 1977, 1983, 1984）、Stone（1977）、Kassmaul（1981）和Wall（1983）。比较近期的文献回顾，请参阅Cooper（2005）。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时期，北欧和地中海的婚配模式，首要的差异是，地中海的男人虽然常晚婚，女人嫁娶较早，生命周期服务仅限于某些社会和专业群体，而没被视为一种规范。
注191：当然，时至今日，「侍者」这个字只对餐厅里在桌边「侍候」的人使用，他们是「服务经济」的支柱，不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家户，这个术语首先还是用于家中的仆人——位阶低管家一阶。譬如「上菜架」（dumbwaiter）本来是指送餐到主人桌边的仆人，常会闲话他们从桌边人那里听来的事情。机械的上菜架功能相同，但不会说话。
注192：这不精确。大部分都是在青春期早期开始作学徒。
注193：我自己在仪态那篇文章引用过（1997:716-17）。翻译则来自：Charlotte A. Sneyd, A relation, or rather A true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England; with sundry particulars of the customs of these people, and of the royal revenues under King Henry the Seventh, about the year 1500, by an Italian, Camden Society volume xxxvi, 1847, 14–15.
注194：Susan Brigden, “Youth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ast & Present 95 (1982): 37–38.
注195：举例来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职衔为「厕伕」（Groom of the Stool）的尊贵仆人时常代国王发言。「厕伕」得名自他负责清理国王寝室的便壶（Starkey 1977）。
随资本主义到来，诸多领域视工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抑或，说到底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这是怎么发生的？而劳工是如何拥抱劳动价值论以反制？
工作的意义还没有一部翔实的历史。
——米尔斯（C. Wright Mills），《白领：美国中间阶级》（1951）
当资本主义到来，一切都改变了。我此处所谓「资本主义」，不是指市场——市场老早就存在了——而是指服务关系逐渐转化成持久的僱佣劳动关系。亦即，有些人持有资本，其他人没有，后者不得不为前者工作，而僱佣劳动的关系就存在于两者之间。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代表什么意涵呢？首先，数百万年轻人受困于持久的社会青春期。行会结构已经瓦解，学徒可以成为职工，职工却再也没办法成为师傅。从传统的角度来说，这意味职工将无法预备好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毋宁是人生不圆满的人类，而社会要求他们这样过一辈子。注196无可避免地，许多人起而反抗，放弃没有指望的等待，开始早婚，离开师傅，自立门户和家庭，继而在茁生的僱主阶级中间引发一波道德恐慌，十分类似后来针对青少年怀孕的道德恐慌。底下的引文出自《陋习析论》（The Anatomie of Abuses），一本十六世纪的宣言，作者是一个清教徒，名叫司徒伯斯（Phillip Stubbes）：
除此之外，你应当要每个轻佻的男孩，十、十四、十六或二十岁的年纪，把上一个女人，娶她，丝毫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更甚者，他们从没想过两人该怎么一同生活，该怎么顾全他们的天职和身分地位。没有，没有！这些事情他们从没放在眼里。他有他的俏屄就乐不思蜀，因他只欲望那屄。接着他们盖起一栋小屋，只是屋椽老旧，不管事情怎么发展，他们多半就住在里面，乞讨余生。于是境内充斥乞丐……不久就会增长成普遍的贫穷和短缺。注197
若说无产者可称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就诞生在此刻。「无产阶级」这个词来自一个拉丁字，意思不折不扣是「产下后代者」，原因是这样的：在罗马，财富不足以纳税的最穷困的市民，对政府来说，就只有产下儿子充填兵源的用途。
或许可以把司徒伯斯的《陋习析论》视为清教徒所谓「仪态改革」的本色宣言：既对宫廷生活的肉色生香投以妒恨的眼光，也看不惯通俗娱乐的「异教喧嚣」，十足中间阶级的见识。从《陋习析论》也看得出来，生命周期服务的衰落与一支无产阶级的创造，此一较广泛的脉络，乃是理解清教教义和新教工作伦理根源相关论辩的前提。英国的喀尔文教徒（其实只有厌恶这帮人的，才叫他们「清教徒」）多出身工匠师傅和「渐入佳境」的农人等阶级，就是他们在僱用才刚创没多久的无产阶级。他们的「仪态改革」特别挑上通俗节庆、赌博、饮酒，「以及所有骚乱的年度仪式，其间年轻人暂时颠倒社会秩序」。注198清教徒的理想是把这一干「无主之人」统统赶到一块儿，置于虔诚家户严峻的管教下，让家父长指挥他们工作与祈祷。后续改革下层阶级仪态的诸多尝试缀连成漫长历史，这只是第一章而已：维多利亚时代是在习艺所教导贫民时间的纪律，今日则有工作福利制和类似的政府计划。
为什么中间阶级从十六世纪开始，突然发展出这样一种改造穷人道德习惯的兴趣？明明此前他们并不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这件事向来是某种历史谜团。不过，从生命周期服务的脉络看，其实完全说得通。穷人被视为有志难伸的青少年。这样的青少年要学习如何成为举止合宜、守纪律、不劳别人操心的成年人，传统的手段向来是工作——尤其师傅监督下的有给劳动。人们习于设想，成年生活就是工作不需要听命他人的自由，但清教徒和其他虔诚的改革者实际上当然没办法如此应许穷人，于是把应许换成慈善、纪律和翻新过的神学懒人包。他们教导穷人，工作既是惩罚也是救赎：既然工作是自我禁欲，它本身就有价值，而且价值还超出工作生产的财富。财富只是上帝恩典的记号，而且不该浸淫其中。注199
工业革命后，换卫理派赞颂工作，活力焕然一新。不过还没完，就连受过教育、自认不特别虔诚的中间阶级社交圈也十分热衷。鼓吹最力者大概首推汤玛士．卡莱尔（Thomas Carlyle）。这位专文写手家喻户晓，在新的玛蒙时代（Age of Mammon），他担忧道德败坏，倡议他所谓工作的福音。卡莱尔坚决不把劳动视为满足物质需求的一种方式，而该当成生命本身的精髓。世界处处有缺憾，人类才有机会藉着劳动完成祂的事功，这是上帝创世的旨意：
人在工作中臻于至善……试想他上工的一瞬间！即使那劳动属于最粗鄙的种类，人的全副灵魂仍在其中谱成一种真正的和谐。猜疑、欲望、忧虑、悔憾、愤慨、绝望本身，凡此种种，像地狱犬，垂涎可怜日工的灵魂，觊觎每个人的灵魂。只见他对他的任务鼓起自由的勇气，那些地狱犬统统肃静，嗫嚅缩回牠们的巢穴。这个人现在是真正的人了。他体内蒙主恩典的劳动之光，何尝不是一盆净化之火，一切毒素都将葬身火舌？
但凡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是真正的徒手劳动，就是真正的工作，其中就有神圣的事物……哦，弟兄，如果这不是「崇拜」，那我要说崇拜真让人失望，因为这是上帝的圣穹之下，人们迄今所知最高贵的一件事。是你抱怨你劳苦的生活吗？勿抱怨。我疲惫的弟兄，抬头看，那里有你的工人同伴，在上帝的永恒里安息，不朽者的圣团，人类帝国在天上的戍卫。注200
卡莱尔最终得出的结论，跟今日许多人所见略同：设若工作是高贵的，最高贵的工作就不应该有报酬，因为这等价值至高的事物，标上价格就是亵渎（「每一种高贵工作的『工资』不在任何地方，只能寄寓在天堂」）注201——所幸他还算慷慨，允许穷人领「适当工资」以取得维生凭借。
这样的论证在中间阶级的圈子里疯传。至于约当卡莱尔的时代开始在欧洲萌芽的工人运动，对卡莱尔的说法不以为然，也是意料中事。多数工人参与卢德派、宪章运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以及英国基进主义的各种早期支脉，他们大抵可以同意工作中有神圣的事物，不过神圣的质量不在于工作对灵魂和身体的效应——身为劳动者，他们知之甚详——而在于工作是财富的源头。造就有钱有权的人有钱有权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穷人的心血所催生。英式经济科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采纳劳动价值论，许多新兴实业家为与地主仕绅作出区隔，也纷纷跟进，把后者约化为无所事事的区区消费者。然而，社会主义者和组织劳工的分子旋即接受该理论，反将实业家一军。经济学者不久就开始另寻明确的政治立场。一八三二年（亦即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前三十五年）已经出现类似下述的警吿：「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源头，这种学说非但危险，更是大错特错。有一帮人把一切私有财产都说成工人阶级所有，其他人获得的份额都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强取或讹诈，此学说已不幸沦为这帮人的把柄了。」注202
其实到了一八三○年代，上引内容确实就是许多人宣扬的内容。我必须强调：不待马克思的作品传开，紧接着工业革命的几个世代里，世人就普遍接受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作品赋予劳动价值论崭新的能量和更精雕细琢的理论语言。后者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特别有力。美国独立战争的步兵是技师和技工，他们自诩为财富的生产者，而英国皇室正在掠夺这笔财富。革命后，许多人拿同样的语言挞伐准资本家。「为他们对良好社会的观念作铺垫的磐石，」借一位史家的说法，「就是劳动创造一切财富。」注203当时，「资本家」这个词多半是作贬义使用。举例来说，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一八六一年首次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他提到以下几句话；这几句话听在当代人耳里或许基进，但其实只是反映当时的常识：注204「劳动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果实，倘若劳动不先存在，资本绝无存在之理。劳动优于资本，该当更优先考量之。」
然而，林肯继续强调：美国之所以不同于欧洲，就在于此地不会有一批固定是僱佣劳动者的人口，甚至连美国的民主都有赖这一点：
「譬如任人僱佣的劳工，他们毋需停滞在那样的生活境况。各州到处都有独立的人，才没几年前他们还是僱佣劳工。战战兢兢，身无分文，世间的新鲜人为工资劳动。经过一阵子，新鲜人存下一笔钱，自个儿添购工具或买下土地，接着自食其力；又是一阵子过去，他僱用另一个新鲜人来帮手。」
也就是说，林肯主张（尽管措辞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的经济和领土迅速扩张，类似中世纪的旧式体系犹有可能维系，在这样的体系下，每个人一开始都为别人工作，再运用劳动攒积下来的工资开设店铺或买下农场（土地是从原住民那里夺来的）；最终他们自己当起资本家，僱用年轻人当劳工，为自己做事。
上述过程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肯定人人梦寐以求——而林肯来自伊利诺州，离边疆不算远。另一方面，美国东岸老城市的工人协会已经大肆挞伐这种主张。注205然则林肯认为自己必须接纳劳动价值论作论辩的框架，才是此处的要点。当时人人皆是如此。一直到十九世纪末都是如此。你也许会想象，欧洲风格的阶级紧张在西部边疆不大会感染群众，但就连西部边疆沿线也接受劳动价值论。一支新教的「住家传道队」花了几年游历西部边疆，于一八八○年记述：「从科罗拉多到太平洋，每一群牧场工人，每一群矿工，嘴上都挂着卡内〔Denis Kearney〕的劳工粗口，英格索尔〔Denis Ingersoll，无神论小册子写手〕不敬神的淫言秽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注206
我看过的每一齣牛仔电影显然都漏了这个细节！（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碧血金沙》，该片第一景确实是饰演一个矿工的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向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解释劳动价值论。）注207
注196：举例来说，我父亲一辈子多半都是相片胶印店的脱模师傅。有一次，我第一次学中世纪历史，我告诉他行会体系。「对，」他说，「我也做过学徒。学徒当完就是『印刷职工』（journeyman printer）。」但我问起有没有印刷师傅存在，他说，「没有，我们已经没有师傅了。呃，除非你要说老板是师傅。」
注197：Phillip Stubbes, Anatomie of Abuses, 1562。当然，这一系列的反驳在马尔萨斯（Malthus）那里集大成，他主张工人阶级生育的后代，因此都会陷于贫穷，倡议促进不卫生的条件根除之，这件事十分著名。后文〔注三十七〕会引用的卡泽诺夫（Cazenove）就是马尔萨斯的门徒。
注198：K. Thomas 1976:221.
注199：我相信应该要从这个角度理解韦伯（1905）关于喀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起源之关联的论证。新教主义是一种自我规训工作的伦理，韦伯的同时代人，很多都认为新教主义跟经济成长有某些不证自明的关联（Tawney 1924），然而，尽管北欧的生命周期服务、新教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茁生等三个因素似乎大幅重叠，却很少人对这三个因素的汇合加以检验。
注200：Thomas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3),173–74。很有意思的是，卡莱尔称颂工作从操烦中解放人，对比尼采因为同一个原因而谴责工作：「在对『工作』的一片颂扬声中，在关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看到……对于一切个体性存有（everything individual）的恐惧。所谓工作——也就是从早到晚严峻的劳苦——人们现在感到，这样的工作不啻最好的警察，为每个人安上了辔头，有效阻碍人发展理性、贪欲，还有对独立的渴求。由于工作消耗心神甚巨，迫使心智放弃反思、默想、梦想、操烦、爱，和恨」（Daybreak 1881 [1911:176–77]）。尼采简直象是直接回应卡莱尔。
注201：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175。该文大部分都在谴责资本主义是「玛蒙主义」（Mammonism）。就像许多十九世纪的作品，听在现代的耳朵里，都有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即使结论保守：「劳动即使被封在玛蒙主义里，它仍不是恶魔；劳动永远是被禁锢的神，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扭动挣扎，要逃出玛蒙主义！」（257）。
注202：John Cazenove,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Plain and Short View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London: P. Richardson, 1832), 21–22。据我所知，利用劳动价值论主张工人被僱主剥削的案例，首见于一本小册子，叫作《对抗公司侵占的自然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作者是英国的雅各宾派人士塞沃尔（John Thelwall），写于一七九六年。
注203：出自Edward Pessen, Most Uncommon Jacksonians: The Radical Leaders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Albany, NY: SUNY Press, 1967), 174：法勒（1981）研究一七八○年到一八六○年麻萨诸塞州的林恩（Lynn）镇，详尽地纪录了在美国革命后将近一世纪，劳动价值论多大程度塑造了公共辩论的框架。
注204：举例来说，马克思自己的作品，当时美国没什么人知道，但不是完全没人知道，毕竟马克思本人那时的工作也包含自由撰稿，帮报纸写社论，经常在美国的报纸发表专栏文章。几年后的一八六五年，马克思时任第一国际主席，也以主席的名义直接写信给林肯，内容是他自己对美国处境的分析。林肯似乎读了信，不过回信的是他的助理。
注205：纽约州的众议员威尔许（Mike Walsh）早在一八四五年就明确从反资本主义的思路，主张：「资本无非是，靠着诈欺、贪婪和恶意，从这个和过往所有时代的工人身上拧出来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转引自Noel Ignatiev,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49.
注206：E. P. Goodwin, Home Missionary Sermon, 1880, in 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Baker & Taylor, 1891), 159。卡内是当时加州的工人领袖，如今人们多只记得他发起反对中国移民的运动。英格索尔则是广为人知的驳斥圣经的写手，如今主要是经过达罗（Clarence Darrow）的二手介绍才知道他。达罗的剧本《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有反对从字面诠释创世纪的主张，似乎直接取自英格索尔的文章。在此我可以补充一点个人的证言：拜我家族的每一代都特别长，我自己的祖父古斯塔夫．阿多夫斯（「多利」）．格雷伯（Gustavus Adolphus [“Dolly”]Graeber）出生于美国内战之前。他的工作是在西部战线沿线当乐手，恰好是古德温写作的时间——咸认是他把曼陀林引进美国音乐中。我爸有次跟我说，祖父是「一个英格索尔式的人」，由此可知祖父是狂热的无神论者。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父亲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注207：电影《碧血金沙》（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是崔文（B. Traven），这是一个德国无政府主义小说家的笔名。他逃离祖国，大半辈子都在墨西哥南部生活。他的真实身分人们至今莫衷一是。
谈劳动价值论在十九世纪日益流行时的关键瑕疵，而资方如何占这个瑕疵的便宜
劳动促成的活动有助于满足他人的需求，就这个意义而言，差不多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可说是「照顾」。
——南希．福尔布尔（Nancy Folbre） |
我转而讨论美国，是有理由的。美国在我们的故事里担纲关键的角色。「一切财富源自劳动」的原则，从来没有在哪个地方被当成普通常识、几乎所有人都接受，除了美国。然而，针对这项常识的反击也是在这个地方最缜密、最顽强，而且最终如此有效。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首部牛仔电影开拍，这番布局已大半完成。牧场帮工曾经嗜读马克思，这样的想法在那时人眼中就跟对今日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一样，都显得荒唐。更重要的是，这番反击奠定一种态度的底蕴，亦即对工作明显古怪的态度。这种态度多从北美洲外溢，散布到全世界，至今还能观察到这般过程及其有害的结果。
林肯的话无疑说得太满，但他的话对南北战争前还存在的「工匠共和国」而言仍旧是真的，那时某种形似生命循环服务、更旧式的传统仍老当益壮——值得注意的差异是，大多数僱佣劳动者都没有被称作「仆役」，也没有生活在僱主家里。政治人物确实把这样的传统当成理想，据以立法。准资本家必须证明，他们创设有限责任的公司可望贡献于明确且无可辩驳的「公共利益」——实务上，这通常意谓他们必须提案开凿运河或兴筑铁路注208——才能获授这项权利（换句话说，社会价值的想法不但存在，更写进法律里了）。姑且不说边疆沿线的无神论者，反资本家的观感大多是在宗教的基础上找到根据。通俗的新教教义汲取其清教根源，不但赞颂工作，还采纳了一个信念，照我的人类学同侪杜卡斯（Dimitra Doukas）和德伦贝尔格（Paul Durrenberger）的说法，即「工作是一项神圣的责任，也是道德和政治比游手好闲的富人更优越的凭证」。这不啻是卡莱尔的「工作福音」更直白的宗教版本（史家多迳称为「生产者主义」）：强调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价值唯一真实的生产者。
南北战争一结束，大规模科层制、企业资本主义就出现，一切开始改变。新兴大亨被称为「强盗男爵」，起初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如给他们的诨名所示）；可到了一八九○年代，他们着手进行一项智识上的反攻，提出杜卡斯和德伦贝尔格袭用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一篇专文来命名的〈财富的福音〉：
新科企业巨子、他们的银行家，还有他们在政治界的盟友，反对生产者至上的道德主张，从一八九○年代开始鼓吹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宣称，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创造了财富与繁荣。强而有力的企业利益同气连枝，协力将学校、大学、教会和市民团体所传达的讯息扭转成：「商业行为解决了工业社会基本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钢铁巨擘安卓．卡内基是这番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卡内基对大众主张我们今日所谓的消费主义：「集中」资本，由适合的人选睿智地管理，生产力之高，将会大大降低商品价格，明日的工人会过着过去帝王的生活。对菁英，他则主张高工资会宠坏穷人，不利于「种族」。注209
消费主义的广传与管理革命的开端并辔而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它们很大程度是对民俗知识的贬斥。以往，桶匠、推车匠、女裁缝自视为光荣传统的继承者，每一门行当都有祕传的知识；反观新兴的、循科层制组织起来的企业及其「科学管理」，则穷尽所能将工人塑造成机具的延伸。这不是比喻，工人的每一动都被别人预先规划好了。
为什么这场运动如此成功？我认为这是最该问的问题。毕竟才一个世代的光景，「生产主义」就让位给「消费主义」，一如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言，「地位的来源不再是制造物品的能力，反之就只是来自购买物品的能力。」注210值此同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将劳动价值论踢出经济理论，从通俗常识沦落至今天的田地，只有研究生或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小圈子才有机会读过。如今谁要是说到「财富生产者」，人们会自动假定这话指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
通俗意识经历天翻地覆的滑移。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原初的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一个瑕疵，即聚焦于「生产」。如前所述，「生产」这个概念基本上属于神学，承载着根深蒂固的家父长制偏见。早在中世纪，人们就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工匠，一个巧匠，注211而人类的工作（老是被优先想成男性的工作）是制造和建造事物，或从土里悉心栽培出东西来也无妨。反观女人的「劳动」则首先被视为生小孩这档事；生小孩是挥之不去的象征。货真价实的女人劳动，从理论交锋中消失不见，显然工业革命后续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增长慑服了世人，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生产力的增长只能导致论证倒向机器相对的重要性，以及操作机器的人，而这样的论证在整个十九世纪间不曾离开过政治和经济辩论的中心。
那就来谈工厂劳动，但就连这里也有一段晦暗的故事。出于直觉，大部分早期工厂主起初尽量避免僱用磨坊里的男人，而是僱女人和小孩，因为认为后者容易管控，尤其女人又更适应单调、重复的作业。这种僱用倾向经常导致既残暴又骇人的结果。这样的处境也让传统男性工匠的处境格外痛苦。他们的饭碗被新工厂端走，而妻子和小孩本来听从他们的指示工作，而今是由妻小来挣家里的面包。这显然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头几波捣毁机器暴动的因子，后来被称作卢德主义；而平息暴动的一项关键要素，显然是心照不宣的社会性妥协，人们逐渐接受成年男性才可以是工厂僱用来做事的头号主力。除此之外，接下来一个世纪左右，劳动组织多半聚焦于工厂工人（一部分只是因为他们最容易组织），导致我们现今的处境，亦即只要标举「工人阶级」这个短语，就会跳出穿连身工作服的男人在生产线上操劳的形象。时常听到好歹也唸过书的中间阶级知识分子指出，工厂的工作衰退了，譬如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再也不存在了——彷彿驾驶他们搭的公交车、修剪他家树篱、安装有线电视或替他们祖父换便盆的，都是精妙打造出来的人型机器人一般。
事实是，大部分工作者都在工厂工作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就连在马克思或狄更斯在世时，工人阶级街坊住的也更多是帮佣、擦鞋匠、清道夫、厨师、护士、马车夫、中小学教师、娼妓、门房和果菜流动小贩，多过煤矿、纺织厂或铸铁厂员工。前一类工作属于「生产性质」吗？说它们属于生产性质是什么意思？又是对谁而言属于生产性质？谁「生产」舒芙蕾？正因为这些模稜两可之处，人们为价值相执不下的时候通常搁置这类议题。可是搁置这些议题令我们对现实盲目；现实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劳动，不论由男人还是女人做，其实都更像我们根据原型所设想的女人的工作。譬如照顾人，了解他们的需要和需求，譬如解释、确认、预期老板的需要或心思，更别说照料、监控和维护厂房、动物、机器和其他物件。锤打、雕凿、升吊或采收东西，反而比较少。
这种盲目是有后果的。容我举个实例。二○一四年，伦敦市长扬言要关闭伦敦地铁的售票亭，为数多达百座，只留下机器。某些在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在在线争辩了起来，主题是被市长以冗员相胁的工作者是否从事「狗屁工作」。某些人抛出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份工作要嘛为资本主义生产价值，而资本家显然再也不认为这些工作有此效果；要嘛这份工作满足了某种社会功能，就算资本主义不存在，该功能仍旧不可或缺，但因为在完全的共产主义下，运输会是免费的，所以这些工作显然也不是不可或缺。不用说，我被拉进论战中。人们要求我回应，我最后向对话者指出一份罢工者自行制作的传单，标题是「给未来伦敦地铁乘客的建议」，上面印了这样的几行字：
出行前，请确定您完全熟悉伦敦地铁的十一条线和两百七十个地铁站……请确定您的旅途没有任何延误，没有任何意外、紧急状况、事故或疏散。身体请不要有障碍。不要穷。不要是刚到伦敦。请避免年纪太轻或太老。出行时请勿被骚扰或攻击。请勿丢失财物或儿童。请勿以任何方式寻求协助。
许多倡议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恐怕从没想过要调查运输工作者实际都做了些什么，反而陷入跟右翼小报散播的刻板印象雷同的泥淖，把市政府僱员想成无所事事、工资过高、靠税收养的米虫。
可见，在地铁工作的人实际的工作内容，更接近女性主义者命名的术语「照护劳动」所指的东西。这种工作跟护士的作业内容共通之处甚过于泥水匠。只是其他工人阶级工作的照护面向被隐匿了，正如同我们对「经济」的说法中也隐匿了女人无偿的照护劳动。或许你可以如此缓颊：英国工人阶级的照护劳动传统，确实藉由通俗文化来流通。通俗文化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产物，充斥了独树一格的姿态、风范，还有工人阶级民众激励彼此的抑扬顿挫，在英式音乐、英式戏剧和英式儿童文学里流传。然而，人们并未肯定照护劳动本身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
「照护劳动」一般被视作是为其他人而做的工作，总是包含某些诠释、同理和理解的劳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主张照护劳动不尽然是工作，照护劳动只是生活，过得适切的生活。人类这种生物，按其天性就有同理心，为了互相沟通，我们必须不断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想象彼此的处境，尝试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通常，这就意味多多少少为他人操烦（care），可是当所有同理心和从想象出发的分忧解劳都落在单一边的时候，这样的操烦就很难不变成工作。人们当成商品的照护劳动，其要点不是有些人操心而其他人置身事外，而是那些为「服务」（请注意旧式的封建术语仍留存着）付费的人，觉得没有必要自己投入诠释劳动。假定某个泥水匠为别人工作，那这个道理这个泥水匠也为真。老板的心思，下属必须亦步亦趋，反之老板毋需操这份心。话说回来，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研究总会发现，出身工人阶级的人判读他人的感受时比中间阶级背景的人准确，也更富同理心、更关心他人，而家境富裕的人则不然。注212某种程度上，判读他人情绪的技能只是工人阶级工作实际内容的一种效果；富人可以僱用其他人代劳，所以不需要学习怎么把诠释劳动做得跟工人阶级一样好。另一方面，那些被僱来代劳的人就必须培养理解他人观点的习惯，进而容易为他们着想。注213
同理，所有劳动都可以看成照护劳动，许多女性主义经济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回想本章开头的例子：就连造桥，说到底也是因为此人关心想要渡河的人。人们反思自己工作的「社会价值」时，确实会着眼这些方面。当时我引述的例子已厘清了这一点。注214
劳动首先因其具有「生产性质」而有价值，又以工厂工人为生产性质劳动的样板——如此思考劳动就促成了偷天换日。汽车、茶包或药品都从工厂「生产」出来，经过同样痛苦、但终极而言神祕难解的「劳动」，如同女人生产婴儿。一经偷天换日，人们就能隐匿这一切。这也让工厂主能面不改色地坚称：没有，工人跟他们操作的机器其实没有差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这门知识的成长，显然也让事情更好办了。然而，假使通俗想象奉为典范的「工人」例子是一个厨师、一个园丁，或一个按摩师傅，那这一切从来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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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大部分经济学者眼中，劳动价值论就象是从该学科尚显青涩的岁月穿越过来的奇珍异品。倘若你的主要兴趣是理解价格形成的模式，那会有更好的工具可用。然则，对工人运动——不好说，但也许该算上像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分子——而言，经济学怎么考量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哲学方面。劳动价值论肯认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我们制作的事物；由我们集体，在组成一个社会的状况下制作的。正因如此，我们原本也有办法把世界制作成别的模样。对于几乎所有有形的、我们随手可及的物件而言，这一点是真的：每样物件都由某人栽植或制造，本于某人想象中我们也许会喜欢的形制，本于他们认为我们或许会需要或需求的东西。甚至像「资本主义」、「社会」或「政府」等抽象的事物，也合乎这个道理；是因为我们日复一日生产它们，它们才得以存在。哈洛威（John Holloway）也许是当代最富诗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提议写一本书，书名叫《停止制造资本主义》（Stop Making Capitalism）。注215毕竟，他指出，虽然我们都把资本主义当成巨兽，巍然凌驾于我们，但资本主义其实只是我们生产的东西；每天早上起床，我们都重新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假使有一天早上，我们醒来，全体决定创造别的东西，那资本主义就不存在了。会有别的东西取而代之。
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所有社会理论、所有颠覆现状的思考的核心问题——说不定终极而言是唯一的问题。我们一同创造栖居的世界，然而，如果有人尝试想象一个我们乐意生活其中的世界，难道他想象的世界会跟当前存在的这个一模一样吗？我们都能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径自创造一个？为什么光是停止制造资本主义就显得遥不可及？停止制造政府呢？或者最起码，停止制造恶劣的服务提供商和恼人的科层制繁文缛节？
将工作视为生产，让我们得以问出这些问题，其重要性无可言喻。然而将工作视为生产的见解，是否给予我们回答问题的凭借，就不是那么明朗了。径自创造一个不同现状的社会，运行一套不同的规则——这件事的难处，在我看来有迹可循。难就难在，人们得承认有大量工作严格说来属于照护性质，而非生产性质；此外，就连摆明非关个人的工作也有照护的面向。即便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的样貌，但事实是我们大部分行动里有意识的目标（不论行动属于生产与否），仍旧是善待他人——经常是万中选一的他人。我们的行动镶嵌在照护的关系中，不过多数的照护关系都需要我们多少抽离习以为常的世界。恰恰是在结婚生子的时候，青少年时的理想主义者十之八九都会放弃创造更好世界的梦想，逐渐向成人生活的种种妥协低头。要照护他人，就需要维持一个相对可预期的世界，以奠定照护工作的根基。照护的时程愈长就愈是如此。除非你确定二十年后大学仍旧会存在，不然怎么有办法为孩子的大专教育存钱——当然，也要确定金钱届时还通用。这也意谓了，对他者（人、动物、地景）的爱，固定需要有人维护制度结构。这样的维护工作，本来你说不定会弃之如敝屣的。
注208：因此，举例来说，一八三七年，来自麻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商人团体提案创设一家有限责任的马车公司，该案被职工的一封请愿书反对，理由如下：「身为职工，他们期盼自己作师傅，绝不将他们创造的价值拱手让人，」叙明「『公司将生财工具交到没有经验的资本家手里，将我们技艺的利润从我们这里取走。这门技艺，我们付出劳动多年的代价才练就，当属我们专有的特权。』」（Hanlon 2016:57）。通常来说，除非该公司致力创建并维护公共工程，且该工程有明显的实用性质，譬如一条铁路或运河，这类申请才会得到核可。
注209：Durrenberger and Doukas 2008:216–17.
注210：1974:246.
注211：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认为工作是神圣创造的模仿，也是精进自我的手段（参见Ehmer and Lis 2009:10-15 的讨论），两者的相对份量一直有争议，不过两种原则都是从最初就出现了。
注212：经典的研究包括 Kraus, Côté, and Keltner 2010, and Stellar, Manzo, Kraus, and Keltner 2011.
注213：结果就是基层人员为上司操心的倾向，也多过上司为他们操心的倾向，而且这样的情形延伸到几乎任何有结构不平等的关系：男人和女人、富人与穷人、黑人和白人，以此类推。我向来认为，这就是这类不平等得以延续的主因之一。（我曾于多处探讨过这个问题，不过好奇的读者或可参阅《规则的乌托邦》第一章，页一一一─一一八）。
注214：从这个观点来说，因为我们会操心自己所操的心是否适得其所，因此，例如金钱、市场、金融都只是陌生人警示我们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何者是其操心的事物。这继而意味当代的银行事业，就其瞄准错误的目标而言，说穿了就是照护劳动的差劲的形式。
注215：该书最后改名《凿开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 2010）。我一直觉得这书名远逊于原书名。
二十世纪间，人们益发把工作当成规训和自我牺牲的形式，以此评断工作的价值
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持续创设职位：根据马尔萨斯——达尔文式的理论，人必须证成自己存在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受僱去做某种单调沉闷的工作。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
不论人们怎么评价，「财富的福音」这番反击是成功了。先是在美国，继而逐渐在全世界，产业界领导设法让公众信服：他们（而不是他们僱用的人）才是真正缔造繁荣的人。话说回来，正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创造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工作者在职务上被当成机器人使唤，又该怎么找到意义和目的？在职务上，工作者真的被告知他们没比机器人强到哪去，同时还被软土深掘，要他们以工作为重，来安排他们的生活。
粗浅的回应是返回古老的观念，即工作形塑品格。事态似乎确实是这样发展的，或可称之为清教主义的复兴。不过如前文所述，这个观念还能再往回推，回推到基督教学说中对亚当的诅咒跟一个北欧想法的混合，后者是指在一个师傅手下受调教才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成年人。有这段历史的支持，人们格外容易鼓励工作者把工作当成自我克制，某种世俗的「粗衣」注216，藉此牺牲欢乐和愉悦，才能成为成年人，才配得上我们的消费主义玩具。其实，人们何尝不能把工作视为创造财富或帮助他人的方式，即使后者不见得摆在最优先。
大量当代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评论。确实，睽诸历史，欧洲人或美国人都不曾认为身后的世界该以副业来标识他们。若造访一处墓地，你绝对找不到一块刻着「通气管装配工」、「执行襄理」、「保育巡查员」或「办事员」的墓碑。身后，人们会以死者所爱和死者所接受的爱，标识这则灵魂在人世间的精义。死者从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孩子那边接受爱，偶尔也来自他们战时服务过的军事单位。这一切都涉及密切的情绪投入，还有生命的施与受。反观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论谁遇到他们，开口第一个问题多半是：「你做什么为生？」注217
上段所述，至今依旧如此。「财富的福音」和后续消费主义的兴起，本该让一切改头换面，然而这则事实仍像个顽固的吊诡，不改旧观。我们不再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表达了我们的自我，反之，我们的自我改由所消费的东西表达：穿哪种衣物、听哪种音乐、追随哪支运动队伍。尤其一九七○年代后，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安放在部落次文化里，作个科幻技客、爱狗人士、漆弹爱好者、大麻爱好者，或是芝加哥公牛队或曼联的支持者，但肯定不是码头工人或灾变风险分析师。何况我们多半宁愿被职务以外的任何事物界定，这在某个层面上是真的。注218但吊诡的是，不知怎地，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工作给予他们的生活终极的意义，失业对心理有毁灭性的影响。
二十世纪间，针对工作的问卷、研究、相验和民族志层出不穷，为数庞杂。有关工作的作品已自成一支小型产业。这批及后续研究达成的结论似仍有效，对世界上差不多所有地方的蓝领和白领工作者来说，只有小幅的变异。其结论可归纳如下：
1．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跟赖以为生的工作过程密不可分。
2．大多数人憎恶他们的工作。
不妨将此称为「现代工作的吊诡」。工作社会学整个学科，尤其劳资关系的社会学，念兹在兹的一大主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些结果这些结果怎么能够同时为真。该领域两大被奉为圭臬的学者，吉尼（Al Gini）和苏利凡（Terry Sullivan）于一九八七年写道：
过去二十五年来逾百份研究指出，工作者习惯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操劳身心、无聊、心理耗弱，或是羞辱、贬低人格。
〔与此同时〕他们想要工作，因为他们察觉到，在某个层面上，工作对于人类品格的塑造，就心理而言具有重大份量，份量或许还无与伦比。工作不只是讨生活的一段过程，更是对内在生命贡献最卓著的一个因子……无法工作不只是无法购买工作能负担的东西而已，人们还失去定义自我和尊重自我的能力。」注219
钻研这个主题许多年之后，吉尼最后得出结论，即人们所知的工作愈来愈不是某个目的的手段——亦即一种获取资源和经验的方式，进而能够延续自己的计划（如我所说，经济以外的价值：家庭、政治、社群、文化、宗教）——却愈来愈是一种在其自身的目的。然则大多数人却同时认为这个在其自身的目的有害、委屈，而且压迫人。
这两种观察要怎么调和？或许其中一种方式，是援引我在第三章的论证，认可人类本质上是一组目的，倘若没有丝毫目的感，我们恐怕连存在都谈不上。这个说法当中肯定有真确之处。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都陷于那个囚犯的处境中，宁可在监狱洗衣间工作，也不要枯坐在牢房里看整天的电视。然而社会学者大概都忽略的一种可能是，如果工作是一种自我牺牲或自我克制的形式，那么正是因为现代工作最不堪之处，让人们有可能视之为在其自身的目的。我们回到卡莱尔了：工作应该要是痛苦的，「形塑品格」的就是职务的辛酸本身。
换句话说，因为工作者憎恶其职务，才获得了自尊和自我价值的感受。
一如克雷门的观察，这个态度似乎萦绕在我们周遭的空气中，裹藏在办公室的简短闲谈里。「要根据对方有多勤奋做一件我们宁可不做的事，来评价我们自己和别人……如果你没有从事有酬工作摧残身心，你就没有堂堂正正地过活。」当然，这种态度在像克雷门这样的中间阶级办公室工作者之间较为普遍，甚于农场移工、停车场泊车员或快餐厨师。然而，即使在工人阶级的环境里，还是可以从对这个态度的反面观察之。有些人不觉得有必要吹嘘自己超时工作的程度，每一天每一天地确证自己的存在，但就连这样的人也都会同意，完全回避工作的人不如去死比较快。
在美国，「懒惰和不配被施舍的穷人」的刻板印象一直跟种族主义息息相关。人们教导一代代移民鄙视奴隶后代的弛废，就像日本工作者被教导去厌憎韩国人，英国工作者厌憎爱尔兰人。注220一代代移民也如此学会了要怎么做个「勤奋的美国人」。时至今日，主流媒体通常不得不收敛一些，但诋毁穷人、失业者，尤其靠公共救济过活的人的声音仍稳定不绝，何况多数人似乎接受当代道德家的基本逻辑：「伸手牌」正在蚕食社会；穷人多半因为缺乏工作的意志和纪律才会穷；做某件不愿做的事还愿意加码，上司最好还是苛刻的任务大师，这样的人才值得市民同侪尊重，大家应该多为他着想。结果，我在第四章描述的虐待元素，与其说是工作场所由上到下的指挥链的副作用，丑恶但犹可预见，毋宁说成了确证工作本身的重点。受苦变成经济方面公民资格的臂章，根本跟户籍地址没什么两样。没有这块章，你就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
至此，我们兜了一整圈，回到起步时的情境，所幸我们至少能从完整的历史脉络理解之。狗屁工作今日之滋长，大半是源自后来支配富国经济的管理封建制的特殊性质，而且全球经济都益发受其宰制。管理封建制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辛酸，原因在于人类的幸福跟在世上发挥影响的感知密不可分。大多数人提到自身工作时，是藉着社会价值的语汇表达这种感受。然而，他们同时也察觉到，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愈大，做这件事就愈发不可能获得薪酬。就像安妮，他们面临一个抉择。一边是从事有用且重要的工作，譬如照顾儿童，但社会给他们的讯息是：帮助别人的满足感，就是这份工作的奖励，请自己想办法支应日常开销。或者，接受无谓且憋屈的工作，这份工作会摧残你的身心，不为别的，只是基于一种广泛的感受：不投入摧毁身心的劳动，人就没有资格活着，至于有没有理由从事这项劳动则不论。
本章的结语当留给卡莱尔，此人对工作的赞颂里排有一章，通篇都在抨击快乐，道理乖违常情。有一处，他回应功利主义者如边沁（Jeremy Bentham）等人的学说。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愉悦可以准确地量化，因此一切道德均可化约为计算何种作法将提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注221卡莱尔反驳如下：快乐是一种卑鄙的概念，「勇敢的人只奢求足以完成工作的快乐，毕竟不能工作是一个人唯一的不幸，让他没办法实现生而为人的天命。」注222
边沁和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活除了追求愉悦别无宗旨，此可视为现代消费主义的哲学先声，迄今仍有「效益」的经济理论予以证成。然则卡莱尔的观点并未真的否定边沁的观点；就算有，这个否定也是辩证意义上的否定。针锋相对的两造久久相持不下，各自的拥护者都没察觉双方的斗争构成了一个较高的统一，缺少任一方都不可能有此局面。说到底，驱动人类的向来是、而且必然永远是对财富、权力、舒适和愉悦的追求——这个信念必然永远跟一种工作的学说互补，亦即将工作视为自我牺牲，认为正因为工作是辛酸、虐待、空洞和绝望之所在，才有了价值。如卡莱尔所言：
「所有工作都是高贵的，就连纺纱也不例外。我重申：工作本身就是高贵的。同理，但凡尊严都是痛苦的。没有人配享轻松的人生……我等至高的宗教名为忧伤之礼赞。不管戴正或挂歪，人子都没有高贵的冠冕，却有荆棘之冠！」注223
注216：hair-shirt，用动物毛发织成粗糙的内衣，刮搔肌肤以提醒自己断绝肉欲。
注217：原文为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问对方的工作。这个句子字面的意思是「为了生活，你都做些什么事情？」
注218：泰克尔（Studs Terkel）的《工作中》（Working）有一段时常被引用的话：「除非这家伙发神经，不然才不会想到工作，也不会聊到工作。要想，要聊，或许聊棒球，或是有一晚喝醉，或是上了床，或没上到床。要我说，一百个里面只有一个人真的会遇到工作就兴高采烈」（1972: xxxiv）；只是同一段证言也这样写：「总有人要做这份工作。如果我家小孩上得了大学，我只会要他保持一点敬意」（1972: xxxv）。
注219：Gini and Sullivan 1987:649, 651, 654.
注220：叶格纳提耶夫（Noel Ignatiev）的《爱尔兰人是怎么变白的》（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1995）是这个现象的经典研究。
注221：这条公式后来简化成「最多数人的最大福祉」，不过边沁本来的理论奠基于享乐主义式的计算，那才是卡莱尔要回应的。
注222：Carlyle 1843:134.
注223：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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