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 悉尼·维伯（英国）、鲁·希法亭（德国） 莱昂·勃鲁姆（法国）
一
以占有世界财富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终于以破坏这些财富而告结束。随着战争的惊人的破坏而来的是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持续时间和强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它葬送了千百万的劳动力，使全世界的生产量和贸易额减少了一半，使广大人民的贫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和约是跟世界经济的需要完全相矛盾的，它使危机延长并加深，同时阻碍了被破坏的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约使战败国产生疑虑并经常担心新的暴力会卷土重来，和约破坏了战败国的支付能力并使它们在整顿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方面遭到莫大的困难。
战败国货币的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群众贫困，世界市场的紊乱，在中立国的销售市场的丧失，失业和工资下降，战胜国阵营的横行霸道和飞扬跋扈，最后还有满怀仇恨、亟图报复的梦想，以及无论在这些国家或那些国家中都存在的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这便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阶段的后果。
在各国经济中所实行的漫无边际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目的似乎是为了排除危机的影响，但却使经济上和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巴尔干化，从而使悲剧愈益加深。
备战的规模之大是空前未有的。常备军的数量，比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殖民主义列强争夺煤、石油和金属产地的活动已成为一种经常的斗争；这种斗争破坏了许多民族的幸福，不断孕育着新的战争危险。日益觉醒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和剥削。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有把人类拖入新战争的危险——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制止这种危险的话。这些将用日新月异的毁灭性武器来进行的战争，其结果必定使全人类的文明趋于毁灭。
帝国主义政策的这种后果给无产阶级指出他们面临的任务。摆脱了沙皇制度的压迫，为1918年革命的成就所鼓舞（这次革命推翻了中欧的帝制并将民主共和制这一武器交给了中欧无产阶级），并因工人组织、首先是英国工党的蓬勃发展而更加壮大的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和平、人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和帝国主义政策相抗衡，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地保障普遍和平。
各国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严格监督它们政府的对外政策，大力反对每一项足以引起各国人民关系的尖锐化和威胁和平的措施。工人阶级应当不遗余力地反对把暴力强加于他国人民头上，千方百计地捍卫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完整，并要求通过客观的仲裁法庭来和平地解决一切国际纷争。这种应由国际无产阶级发动的反对任何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只有在每一国家的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对本国的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并提出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方式时，才具有最广泛的影响。而在这种斗争具有国际性质的时候，它的意义就将更为巨大了。
工人阶级应当对强加在少数民族和小教派头上的暴力进行斗争，并且要求给予它们以建立民主自治机构的权利，以便消灭最危险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工人阶级还应该反对扩张殖民地、剥削殖民地人民和强行破坏他们的经济制度，要求给予殖民地人民以自治权，而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则应当有计划地、毫不拖延地为实现自治而准备条件；最后，为反对关税保护制和坚持商品自由交换与流转而斗争，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项职责。
工人阶级只有在促使各国普遍地裁减海、陆、空军的情况下，才能够保障世界持久和平。单方面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只能使帝国主义采用暴力的危险性加深。而普遍地裁军，便能完全消除这种危险。因此，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给予本国政府以经常的压力，迫使政府向其他国家提出普遍裁军的建议。
工人阶级应当反对一切把局部冲突扩大成全面冲突的军事同盟；此外还要反对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赌注的一切秘密条约。
国联[1]有沦为无足轻重的机构或蜕化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危险。工人阶级的责任便是采取各种办法来防止国联遭罹这种厄运，并利用自己在各国的影响来证明国联应按如下方式进行改组，即一方面要吸收一切国家参加该组织，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本国代表在国联中的活动实行直接监督而使其机构民主化，以便使国联不但真正地成为捍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权利的机构，并且能够成为一切现代国际条约的审查机构。
新恢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团结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力量的同时，认为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乃是自己的最高职责。国际根据海牙和平代表大会（1922年）就“工人阶级的任务”所作的决议，认为必须彻底查明各无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时期的活动情况。搞清楚这个问题乃是国际应尽的一项职责。
国际号召各国工人群众制止极其有害的分裂行动，并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决定这种斗争的成败的首要条件，是各国的工人政党拒绝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任何支持，工人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应当投票反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军事拨款。
二
代表大会认为遭受破坏的地区有恢复经济的权利，并对军事占领鲁尔地区再次表示一致的抗议，同时宣布：
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是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使欧洲得到安定的一项最重要的条件。德国毫无疑问应当担负这种恢复工作的重担，因为它在恢复欧洲方面具有道义上的责任，德国的工会与社会主义党派已在阿姆斯特丹（1921年4月）和法兰克福（1922年2月）自愿地承认这点。这些组织应当尽自己一切力量，采取各种办法来促使这项任务实现。
但是，实际支付赔款首先会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法兰克福代表会议已经说明，凡尔塞和约的草拟人在这方面的一切假定，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出口能力和它的通货稳定情况的假定，已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推翻。从那时候起，局势日呈尖锐，终于演变成目前这种真正悲剧性的形势。
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在德国与其债权国之间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同时，只有在放弃对它国施加暴力和占领别国领土的做法，从而使各国之间由于相互信任而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并使全世界对于持久和平与安宁具有信心的时候，赔款工作才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最后，德国的赔偿义务只能限于实际的物质损失，而不担负战争受难者的抚恤金。
因此，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在于通过直接有关的政党来对协约国政府，特别是对法国和比利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最后用建立在理智、协商和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决定，来代替那些由于采取强制与暴力的办法而成为无法实现的梦幻般的遐想。对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政府同样也应当施加压力，因为前者由于自私自利，后者由于它的软弱，已成为德国的政治与财政复兴的最严重的障碍，而一切赔偿政策以及德国工人阶级的较好的生活条件和较合理的工资，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德国的政治与财政的复兴。
必须根据法兰克福决议的精神来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决定。法兰克福决议完全为代表大会所接受，这些决议的基本内容无须修改，它们完全符合目前的要求和条件。
因此，代表大会要求：
1.最后确定德国的债务数额，其货币额应与物质赔偿的实际数额相符。
2.拟定一个付款计划，这个计划可以通过国际信贷关系而使德国最迅速地摆脱债务并及时地给予债权国以必要的赔款。
3.协约国政府之间应签订一项协议，以便能够把付款真正地用于赔偿损失。从协约国和美国方面来说，这方面的前提是：
甲、放弃对德国提出的关于支付战争受难者抚恤金的要求；
乙、完全取消相互间的债务与要求。
德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建议，以及法国和比利时方面、英国和意大利方面的答复，给谈判的恢复带来了希望，而这次谈判是应当能够达成协议的。
代表大会预先在工人阶级面前谴责一切阻挠举行谈判的顽固不化的政府。
全世界都在渴望解决赔款问题，这个发生在工业化欧洲心脏的问题，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危机。这个危机正笼罩着各国的经济生活并威胁和平的基础。
代表大会一致地坚决反对对鲁尔地区的军事占领。
认为占领鲁尔可以保证赔款的实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相反，这种占领正在日益削弱德国的支付能力。应有的赔偿和信贷业务只有通过劳动和相互信任，也就是只有在和平与协议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认为占领鲁尔可以保障法国与比利时的绝对安全，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相反，这种占领正如任何军事占领行为一样，只会煽起仇恨的意念和加深新的冲突的危机。它会扩大各国之间的矛盾，而各国之间的合作则是欧洲复兴的重要条件。仅仅由于占领鲁尔而使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激和侮辱这一点，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已经使得德国国内那些有计划地利用民族自尊心来为军国主义和君主制度反动势力服务的政党获得巩固。军事占领给德意志共和国带来危险，威胁着它的生存，使它有灭亡的趋势，同时毫无疑问会把欧洲推向新的动荡和战争。
代表大会认为，对鲁尔地区的占领沾辱了人民的最高权利——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和在没有外国暴力的威胁下工作。任何一个条约都不能为战胜国这种滥用权力的作法开脱。代表大会反对任何旨在兼并德国领土或是破坏德国统一的措施，不管它所采取的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形式。代表大会反对又把那套野蛮方法搬用出来，即债权国劫持千百万工人作为人质，以代替应由德国政府与资本家提出的物质担保。
代表大会确信既能反对外国军国主义的压迫又能阻止狭隘民族主义的蔓延的工人们一定会兄弟般地团结起来。大会对工人们所作的消极反抗表示欢迎，认为这种反抗是劳动者的必然表现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标志，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面临胜利的一个预兆。
三
代表大会批准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就格鲁吉亚问题所作的决议，要求苏联军队退出格鲁吉亚并恢复格鲁吉亚人民的主权。
四
代表大会抗议土耳其和俄国在亚美尼亚所建立的血腥的强暴制度，要求给予亚美尼亚人民以自决权。
五
代表大会提请工人群众注意：民族自决权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遭到蹂躏。在北海和黑海地区，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一带，那许多从俄国和德国划分出去的民族的国界，并非民族自决的结果，而是暴力强制的结果。
代表大会责成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捍卫这些民族的自决权。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通过召开一切有关的社会党的代表会议，贯彻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策，以便采取和平与民主方式解决这些民族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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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国际联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