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农业资本主义及其以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 《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第三部分农业资本主义及其以后之发展

第六章农业资本主义及其以后

农业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农业资本主义果真是资本主义吗？
市场依赖性与新兴商业体系
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

　　在英国，财富增长仍然主要源自农业生产，农业领域中所有主要的经济参与者——直接生产者与剥夺他们剩余劳动的剥削者——从16世纪开始都逐渐转而采取这些资本主义实践：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以使交换价值最大化，具体而言，则是通过专业化、积累、对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以及创新来实现的。
　　这种为英国社会提供基本物质需求的模式带来了一套完整的自续发展的新运作机制，这是与由来已久的、支配其他社会物质生活的“马尔萨斯周期”（“Malthusian” cycle）规律截然不同的一种积累和扩张过程。伴随这个过程而来的，还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以及一个无财产的大众阶层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做出这种判断，即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一种拥有独特“运动规律"的社会形式——将最终推动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形式，即工业资本主义。

农业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如果我们再往前多回顾几个世纪，就会很容易看到一个理想化的英国乡村。从当今英国农业危机的角度视之，2001年爆发的“疯牛病”和口蹄疫等现象暴露了集约化耕作（intensive farming）的弊病和危险、大规模连锁超市对食物配给方面的严重影响，以及“全球化”的各种后果。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当今的英国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与英国乡村田园诗的风景之间很难有任何延续性。
　　最近的一次危机引起许多评论者的关注，他们认为，这种集约化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中体现出来的趋势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现的，当时的政府——在后来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下——鼓励集约化生产以保证廉价且充足的粮食。甚至是左翼的批评者们也批评说，这种农业灾难实则是由英国民众对廉价食物固执的忠诚所导致的。
　　一种看似怪异的现象是：理性的人们都接受人类基本需求（例如医疗和教育）应该由公共服务来负担而不应该交给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但他们却认为以低廉价格支付最不能简化的必需品（例如食物）则有些无法接受。这种态度尤其让人感觉困惑，因为食物在英国的确并非特别廉价。生产成本的降低一方面减少了消费者的物价支出，另一方面也明显为食品行业带来了收益。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都相信当今的资本主义农业标志着该行业的革命性飞跃。
　　在英国口蹄疫危机的最紧要关头，一份全国性报纸援引了一名愤怒的比利时动物检疫官员的评论说：“英国人重视他们的土地只是因为他们想从中攫取利益。”这一评论似乎使英国显得与其欧洲邻居有些与众不同，但它同样却是一首为在欧洲大陆与在英伦三岛有着同样真实性的农民文化所撰写的怀旧的挽歌。而事实却仍然是，英国在很早就确立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家园的地位。
　　旧式农业与新式农业之间的连续性被农业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掩盖。乡村田园诗的独特风景并不是小农社会（或者说由独立家庭农场所构成的乡村社会）的产物，而是农业资本主义在其“黄金年代”的创造物。尽管这一创造过程历经几个世纪，并且其他时期与其他类型生活方式的印迹也从未被彻底抹去，但是“英国壮丽绿色大地”的神话中最突出的风景仍然要更多地归功于18世纪而非其他吋代，因为18世纪就是个“土地贵族的时代”以及“进步”原则的巅峰时代。^[1]
　　英国农村看似田园诗般的风景却被镌刻上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史。农民和地主都经历了一个大转型，这个转型也同样改变了田园诗般的风景。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财产丧失和圈地运动的过程，该过程使乡村社会的贫穷现象更为明显。在其他农业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贫苦小农尚且拥有一小块土地和一间陋室，而在英国，取而代之的是乡村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富裕的资本主义式的佃农与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前者拥有风景如画的豪宅，而后者在这一风景中留下的唯一印迹就是通行权制度（system of right-of-way）给予他们可进入其工作场所的权利——这也是他们留给当今社会乡村漫步者的礼物。在这一大转型过程中，整村整村消失的现象并不罕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却是乡间亲宅、大庄园以及风景如画的花园。经典的军事贵族的残留物为所乡村绅士的安逸和闲适所取代，“土地贵族”开始依靠资本主义佃农所上缴的地租生活，而后者则在18世纪全面登上历史舞台。
　　议会在18世纪进行的圈地运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这一运动进程向世人证明：居于农业资本主义核心位置的地主阶级获得了不可挑战的胜利，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土地的控制、对国家的影响、对试图通过17世纪革命运动挑战其上升地位的下等阶级的压倒性胜利上。然而，这一阶级胜利为众人所看见的遗产实现了始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伟大口进程，同时也逐渐成为英国古时田园诗般乡村生活的代表。
　　同一个矛盾也体现在“进步”这一概念中。在18世纪，这个实用的概念将收益与美丽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满足土地贵族的利益。使土地“进步化”不仅意味着为提髙生产率和收益率的目的而进行圈地运动并巩固其成果，而且意味着要美化地主的住宅，即便这意味着为了主人的视野不受遮挡而移平整个村子并代之以风景如画的花园和大庄园。
　　这一时期生产性和收益性的耕作手法依据当今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当“有机的”，因为这种方法更多地依靠对土地的高效利用和耕作技术而不是工业机器和化学性农药。因此，尽管多数人都因财产损失和竞争性压力而家破人亡，但这种方法对土地产生的影响并非具有那么大的毁灭性。在当今社会乡村被破坏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经济逻辑在当时就已发挥了作用，并从16世纪、17世纪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当16世纪的英国地主为攫取最大化的地租而试图提高其佃户的商业收益时，这一经济逻辑就已经处于运作中了。当地主的土地勘测员在估算大多数佃户正在支付的固定习俗地租与地主在开放的租赁市场中能收取到的更高地租之间的差异时，这一经济逻辑也已经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了。
　　当17世纪的“进步”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时，这一逻辑也在发挥着作用，并且，在18世纪，驱使议会以“进步”为目的而进行圈地运动的那种估算，与当今社会常用的经济计算其实并无二致。进行集约化生产与获取集约性收益的压力被连锁超市的增长和全球化的发展所无限加剧，而且在技术上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的可能性也实现了飞跃式的突破。然而，问题的核心是（而且一直是）资本主义收益的逻辑。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在其19世纪早期的著作中愤怒地抗议着英国农场主们所面临的困境，并警告过他们消失的危险迫在眉睫，他也描述过佃农由于无法负担高额的地租而被从土地上驱离，雇佣工人们所挣的薪资尚不够他们填饱肚子，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尽管他所描述的英国乡村非常独特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危机是在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以及工业化进程的煎熬之中，然而决定这一危机的核心运作机制却在很早之前就已开始发挥作用并延续至今日。
　　如果说科贝特的挽歌能在16世纪抵制圈地运动的抗争中找到先驱，那么在当今社会我们也能听见它的回音。然而，我们听见的却似乎是一种预言，认为当下的农业危机将是压垮饱受困境的英国农场主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将是小规模农场的终结，而这危机是由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与连锁超市协同合作并由政府支持所导致的。因此，当一些愤怒的英国农场主试图跨过英吉利海峡到对岸试试运气，我们似乎再次听见科贝特的警告：“绝望的农场主携带着他们的忠诚、他们的资本（这也是他们仅有的家当）以及他们的技术去给肥壮的母猪涂油，那母猪不是别人，恰是我们的老朋友波旁家族。”^[2]

农业资本主义果真是资本主义吗？

　　在继续我们的论述之前，在此我们需强调两个观点。首先，推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进程的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手工业者。社会产权关系的变迁深深地植根于乡村社会，而且英国贸易与工业的转型是英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商人在非资本主义体系之下也能发展得很好。一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他们在欧洲封建主义的大环境下也能做到生意兴隆，其收益不仅来自分立的城市自治权，而且来自碎片化的市场以及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交易套利的机会。
　　其次，更为根本的一点是，我们在使用“农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时一直没有将“雇佣劳动”这个概念置于其最核心的部位，而雇佣劳动恰恰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元素。这一点需要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
　　应该承认的是，多数英国佃农的确雇用了薪资工人，这个现象很普遍，以至于马克思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农业三角关系——依靠收取资本主义地租而生的地主、依靠收益而生的资本主义式的佃农以及依靠赚取薪资而活的雇佣劳动者——被很多人认定为英国农业关系的典型特征。事实也基本如此，至少在英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具体情形就是这一情形，而且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率也是最高的。新的经济压力，即把那些生产率不足的农场主逼到绝路的竞争性压力，也是促使乡村人口两极分化的重要力量，其中一极是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土地所有者，另一极则是丧失财产的雇佣劳动者，而这个过程也加剧了三角关系的形成。当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的强化和加重，也体现了这种提高生产率的压力。
　　于是，从这个三角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要谨记的是，竞争性压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新的“运动规律”在最初并非取决于大规模无产阶级的出现，而是取决于依赖市场的佃农生产者的大量存在。雇佣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完全依靠领取薪资而活的工人，在17世纪英国仍然只有非常小的规模。除这些人之外，还有大量长期存在于古代农业社会的季节性工人，而薪资对他们而言只起到补贴家用的作用。
　　此外，这些竞争性压力不仅影响了那些雇用了薪资工人的佃农，而且影响了那些不雇用任何人、自己就是直接生产者的农场主及其家人。人们在并未完全丧失财产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依赖市场而行动，即依赖市场来获取维持自我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只要人们失去了以非市场的直接手段获取自我生产工具（尤其是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变得对市场完全依赖。一旦市场迫切性最终被确立，即便是最绝对的财产所有权也无法抵御其带来的冲击。因此，市场依赖性是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换言之，我们所认定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运作机制，在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以前就已经存在于英国农业全行业之中。事实上，这些运作机制恰恰是促使英国劳动力发生大范围无产阶级化的主要因素。关键要素就是生产者以及掠夺者对市场的依赖性，以及这种依赖性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迫切性。
　　有些学者似乎不情愿将这种社会形式描述为“资本主义”，其理由便是，资本主义从本意上讲应该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但是，只要我们承认，近代早期的英国经济（无论被如何命名）都是由其基本的生产领域——农业——所推动，而且其运作所依赖的原则和“运动规律”与有史以来其他所有社会的原则都不同，那么出现上述不情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在其他社会都未曾存在过的运动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前提，而后者也毫无疑问会建立在对雇佣劳动的大规模剥削的基础之上。
　　那么，所有这些会导致何种后果呢？第一个后果便是英国农业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产能。数据表明，截至18世纪末，英国的谷物和谷类食物产量持续且急剧上升，从而使该国成为这一时期同类产品的最大出口国。然而，英国只依靠相对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便取得了如此令人惊叹的成绩。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英国农业独特的“生产率”（productivity）。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一种对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现实的质疑，其理由是，18世纪法国农业的“生产率”基本上和英国相差无几。但是，在法国，相同产量的农业产出却耗费了更多的单位劳动，而在英国，仅仅依靠总量在下降的乡村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就能维持绝大多数非农业人口的生活。因此我们要重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总产出而是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的产出（output per unit of work）。
　　人口方面的现实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常见的看法是，由于英国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可以承受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故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当英国的人口密度开始超过西欧其他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人口早已基本停止增长的时候，英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就已经形成独具一格的特点了。人口的增长或许可以解释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本身的兴起。如果说人口膨胀是个无法绕过去的现实，那么它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即便是在这种独特的人口增长模式出现之前，英国的人口构成也已经在其他重要方面上体现出了其独特之处，而从这些重要方面我们也能获得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信息。
　　在1500年至1700年的这段时间，英国的人口增长虽然在本质上仍然类似于欧洲其他国家，但也体现出了不少独特之处。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当时平均数值的两倍多（某些历史学家指出，截至17世纪末，该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4）。尽管英国城镇人口数量尚未达到荷兰共和国的水平，但是其相对于法国的领先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数据表明，法国乡村人口的比例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得相当稳定，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数值一直保持在85% ~90%。。当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镇人口比例在1850年达到40. 8%的时候，法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仍然只有14.4% （而德国当时只有10.8%）。^[3]
　　因此，在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就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产能，从而能供养相当多数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一如我们前文所述，这个现象甚至使其区别于荷兰共和国。尽管荷兰城镇人口比例更高，但该国仍然依靠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来供养其庞大的城镇人口及其农业生产者。换言之，尽管荷兰农业也拥有较高的生产率，然而使荷兰经济拥有大规模城镇人口供养能力的，却是国际贸易和对他国所产货物的行销。
　　当然，英国（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独特的国内形势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高效的耕作技术。实际上，这种情形说明，其国内社会产权关系也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法国还是一个由小农所有者构成的国家时，英国土地早已完成了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化过程，而且失去财产的普通民众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多。但是，此处问题的核心不是相关人士所拥有的土地的规模。当法国的农业生产还在延续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时，英国的耕作早已开始按竞争和进步的迫切性原则来行事了。具体而言，法国从未出现过英国那样的有关进步的大量文献，它们的乡村社区也仍然对生产施加各种规定和限制。^[4]
　　英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模式还有一些更独特之处。城镇人口的增长并非均衡地分布在英国的各个城镇之间。在欧洲其他地区，典型发展模式是城镇人口散布于若干重要城市之间，因此我们便会发现在法国，巴黎并未使里昂相形见绌。然而，与英国其他城镇相比，伦敦却拥有异常庞大的规模，从1530年的大约60 000人增长到1700年的575 000人，并且在当时就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
　　这一发展模式的内涵比其从表面上为人所看到的显得更为重要。它体现了居于南部和东南部农业资本主义核心位置的社会产权关系的变迁，以及小生产者们财产的尽失，而这些无家可归的游弋者最终都会被命运带到伦敦。伦敦的增长也表明了一种日益强化的统一趋势，这里面既包含了英国国家的统一也涵括全国性市场的统一。这一巨型城市最终成为英国商业的中枢。伦敦既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点，也是英国货物（不仅是其农业产品）最大的消费地。换言之，伦敦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英国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即日益单一、统一、整体且极具竞争力的市场，高生产率的农业，以及逐渐丧失财产的人口。

市场依赖性与新兴商业体系

　　农业资本主义前所未见的独特逻辑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常见的说法是：英国资本主义勃兴于更大规模的贸易体系这一背景之下，而且如果没有这种贸易体系，资本主义可能也不会在英国出现。然而，与这种把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归因于商业活动的传统观点不同，诞生于英国乡村社会的新经济“运动规律”改变了这种由来已久的贸易原则，并且创设了一套全新的商业体系。
　　当欧洲其他商业大国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对外贸易力量之时——波兰尼描述的那种搬运式贸易——英国资本主义则更多地依靠高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并且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参与为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消费而进行的日常物品（如食品与纺织品）的生产。伦敦大规模的基本消费品市场便是发展中的英国国内市场的中枢，因此它和其他市场在规模、内容以及“运动规律”上都各有不同。这个市场日益增强的全国性、整体性都意味着它不仅依据“疏远隔绝而导致的利益”原则来运转，而且也在竞争性生产基础之上来运作。
　　英国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银行体系。欧洲其他重要贸易中心的银行体系都是从古代和中世纪演化而来的，具体包括：货币兑换组织、负责制定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公共银行，以及支持对外贸易与长途贸易的金融机制。英国在这种所谓“古典”意义上的银行制度是脆弱的，但它创造了一种新兴的银行体系。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这一体系起源于国内贸易，而且贸易品绝大多数是国内产品。英国的这种银行体系并非植根于对外贸易，即“不依赖不同市场之间的商业套利”，而是植根于以伦敦为中心的“都会型市场”，其目的是通过依靠赚取佣金和信用的行动者或“要素”促进遍及全国的资本分配网络的形成。^[5]不难看出，这种独特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正是源于农业资本主义以及转变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催生了一种支撑逐渐增长的非农业人口的需求，而且形成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
　　英国国内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后来扩展至国际贸易领域，而发展中的国民经济也成为不同于此前各种贸易体系的国际商贸体系的中心。随着旧有的本土市场网络以及活动于这些市场之间的“搬运式”贸易逐渐让位于一个统一的、整体化的市场，发端于英国（尤其是伦敦）的世界商贸体系逐渐出现，并且这一体系最终将会取代“曾经构成对外贸易主体的那种在分离的、不同的、离散的市场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套利行为”^[6]。英国国内商业体系所创制的独特措施——汇票（bills of exchange）以及伦敦票（bills on London）——随后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措施。当英国在国际商贸活动——所谓的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中获得稳固的领先地位之时，它的成功毫无意外是建立在早期国内商业体系之上的，甚至是军事实力，尤其是确保英国强势地位的强大海军力量也都植根于农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额财富。
　　伴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商业体系更是植根于英国国内独树一帜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也是唯一一个——基于为日渐成长的大众市场而进行的生存和再生产工具生产的商业体系。^[7]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在更大范围的欧洲商业体系内针对这种我们在讨论谷物贸易时所遇见的基本必需品的贸易活动的重要性。但是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创设了一种新兴的商业体系，这种体系由不同需求所驱动，同时也严格依据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逻辑而运作。可以确定的是，英国人曾经也参与过原有的那种商业体系，而且无疑也经历过奢侈品消费的蓬勃发展。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丰裕阶级的财富仍在他们所参与的所有各类形式的贸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实际上按照定义它们也必须在任何不平等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发挥这种作用。但是，在传统贸易形式之外，英国国内市场之中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有其自身逻辑的体系，该体系最终超出英国国境并创设了一种新兴的贸易体系。
　　截止到17世纪，英国国内市场早已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它并未具有国际贸易的那种分离特征（这种分离特征甚至没有被当今的“全球化”所完全克服），也未具有那种仍然影响着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内贸易壁垒，这些地区既包括碎片化的城市国家，也包括诸如法国这样中央集权的王国。这种国民经济在规模上越来越独特，而且由专门供应基本必需品以及廉价的日常生活物品（譬如铁制烹饪锅）的市场所构成。英国农民的衰落期或许会比我们日常所认为的要长得多，会一直延伸至19世纪。但是，由于英国租佃型农场主早期的市场依赖性加剧了那些无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条件下生存的人财产的丧失，因此，在16世纪就已经体现为竞争性地租的市场依赖性，便日益表现为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依赖薪资以获取生存资料。
　　欧洲谷物贸易在传统上主要面向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城镇人口，这批人的数量在一段相对时期内有着相对可观的增长。一如我们前文所见，英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的比值逐渐增大，伦敦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成为基本必需品最大的消费地。但是仅以这种人口发展模式并不足以使我们解释英国国内市场的独特性。例如，荷兰共和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值更大，但却没有催生出类似英国那样的效果。^[8]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明显的对比或许会带给我们更多信息。荷兰黄金年代城镇人口的膨胀，不仅由于穷苦的、失去财产的大众无法通过农业生产维持基本生存从而进入城镇而导致，而且还被那些受益于或服务于荷兰共和国巨额商业财富的人提升到异常高的程度。相比之下，英国的城市（尤其是伦敦）是由那些因农业资本主义而财产尽失的贫穷人士大量涌入所扩大的。无论怎样，使得英国基本必需品市场具有独特性的并不仅仅是由城乡之间人口分布导致的，而且是由某一类人群人口数量的增多导致的，这群人不论来自城镇还是乡村都同样地失去了财产且依赖薪资生活，同时与之相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影响着上述独特性。
　　历史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研究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尤其是荷兰）“商业社会”的成长和发展。^[9]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18世纪，伴随着富裕城镇人口的增长，城市里已经出现了一个覆盖基本必需品之外的、从服装到艺术品等所有其他物品的市场。但是英国的“商业社会”，不论其在市场规模和产品种类上体现出了何种新颖之处，它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市场都并不存在质的不同。这些消费者市场和欧洲中世纪的市民文化之间也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断裂，并且其数量上的增长也不足以使其自身与早期奢侈品贸易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如果要认定真正新颖和独特之处，即与旧有经济模式相区别的重要的质的飞跃以及新的经济逻辑的运转，我们必须对其他地方的情形进行一番探究。
　　通过强调“中间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或强调那些有能力购买绝大多数商品以满足其物质、娱乐、美学及社会地位享受的消费者的数量来定义英国新的经济特征，恐怕会产生些许误导。更独特的是这些人数量的增长，他们被迫购买的不是生活上多余的产物，而是最基本的商品以及日常生活和再生产所需的工具。不用说，这种市场的增长是以冲动型购买能力为前提条件的。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至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这个阶段，工人们的购买力普遍都很强，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必需品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具有弹性，日益包含了为日常生活而生产的工业品，譬如厨房器皿和餐具等。但是，冲动性是新经济运转机制的核心要素，而且在这种市场中，购买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工人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渐转变为消费者，这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这个新兴市场的独特逻辑既取决于消费者的贫困程度，也取决于依赖财富的奢侈品交易。
　　然而，如果我们只说英国（最初在英格兰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廉价的日常商品为主要内容的大众市场，这是不够的。使这种市场与早期的基本必需品市场最终区别开来的是这一种现象，即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相对贫困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成为新兴市场的驱动力，并且上述市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了商品的生产。在一个已然整体化且日益具有竞争性的全国市场的大背景之下，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对商品生产所造成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在农业资本主义时期，英国的农业生产为其国内的食品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而且一如我们在前文所见，英国曾经一度成为谷物类产品的净出口国。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产权关系发生转型的结果，并且这种转型最终也制造了大规模的靠领取薪资为生的普通消费者。当英国的工业以廉价的基本物品（如棉质衣物）及其被日益扩充的大众市场的接受度为基础大力发展的时候，英国农业本身亦具备充足的产能以支撑绝大多数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而这种产能绝不仅仅是像荷兰一样通过交易的方式依赖于过量的商业财富而获得。
　　大规模为资本所雇用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出现，体现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直接关系最极致的发展。（当然，这也休现了一个根本性矛盾：促成了生产与消费整合的相同条件，克服了旧有商业体系分离特征的相同力量，同一种竞争和资本积累的迫切性，以及产能过剩的系统性趋势，这些因素合力确保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出现一种常规性不平衡状态，以及供给和消费之间新的系统性分离状态。在旧有的商业体系中，由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消费在空间和结构上的隔离，不平衡状态总会发生，但是这种不平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它源自一种缺省状态而不是某种强迫力。故竞争迫切性的缺失便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系统性机制来迫使这种不平衡状态以常规性方式再现，尤其是产能过剩的不平衡。）无产阶级既是一种生产的力量，也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并且，无产阶级在这两方面的具体条件也形塑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一种充满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系统化迫切性的竞争环境中，以雇佣劳动形式出现的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受竞争压力所驱动）迫使资本在有限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去攫取工人们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过程中，在法律上处于自由状态的工人们便丧失了对其自身劳动力的掌控。与此同时，这些财产尽失的雇佣劳动者依靠市场来获取其基本的生活所需，他们以其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及消费能力决定着生产的性质。
　　这种消费模式所形成的市场具有独一无二的宽泛性和包容性，而且在其资源上也具有独一无二的有限性。作为一个全面依靠货币交换来获取最基本生存所需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理空间上以及一个相对整体的经济中的前所未有的大型潜在市场，然而，在这个市场中，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是严格受限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组合形式，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种强调进行高收益、低成本生产的压力。为这种市场进行的生产，就要求生产者弥补消费者在财富上所缺失的数额，因此这就会形成一种生产廉价商品的压力，进而，这种压力便会强化已然存在的竞争迫切性所带来的成本敏感性以及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宗旨的技术手段上进行投资的需求。换言之，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种以市场“局限性”推动而不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
　　直到生存工具和自我再生产工具的生产过程都完全依赖于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才会出现。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市场依赖性彻底渗透至社会秩序的最深处。但其前提条件是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早期便已确立且影响颇深的市场依赖性，正是在那个时期，食品生产开始受制于竞争的迫切性。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中，主要的经济参与者（包括生产者和掠夺者）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始依赖于市场。
　　英国农场主的市场依赖性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为获取其自身不能生产的食物而进行的需求之上，而且基于“逐利”的佃农和失去了“经济以外的”权力的地主之间特有的关系之上。即便是农业上可保证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也不会减少英国生产者的市场依赖性。他们的依赖性是一种严格的、非此即彼的依赖模式，而即便是再充足的生产能力也无法对其起到缓解作用。
　　于是，英国国情的独特性就体现在以下几个互为相关的方面：生产者对土地的获取和使用直接取决于市场，而为维持所有权而必需的市场成功程度却并不取决于生产者本人、其家人的需求、其家人的消费模式或其家人对收益的渴望。对优质和大量土地的占有并不能消除或降低所有者对市场的依赖。相反，通过经济租赁而形成的市场依赖性是获取和使用上述土地的前提条件，而且，越是成功的农场主们越有可能获取更多土地。因此，“最可能”去参与竞争并使其收益最大化的生产者们，便是那些“最需要”去这样做的人。这种推动力首先便源自这些生产者与完全以市场方式实施剥削的掠夺者们之间的关系，后者便是以经济手段来攫取剩余价值的地主。这样，收益——而不是直接消费或交换——遂成为生产的直接目标，而历史上则首次出现了一种能够系统地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剥削模式。

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

　　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对后世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长时段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此处我们不便详细探讨农业资本主义与英国发展成第一工业大国之间的联系，但一些重要观点还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仍至少能勾勒出工业资本主义以农业资本主义为前提条件所走的发展之路。
　　如果没有一个产能强大并因此能维持庞大非农业劳动力大军的农业，那么世界第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亦不可能会出现。如果没有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那么也不可能出现完全失去财产的、以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薪资的雇佣劳动大军。如果没有这一批失去财产的非农业劳动者，那么也不可能出现以廉价的日常货物（例如食物和纺织品）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消费市场，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推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进程。此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大规模的市场所具备的独有特征，不仅源于其不同寻常的规模，而且源于其特有的局限性，即以廉价日常货物为基本需求的、相对贫困的消费者。因此，相比于“古典的”奢侈品商贸活动，这个市场与后来出现的大众消费品市场之间拥有更多共性。
　　最后（这一点将无疑更具争议性），如果没有英国的资本主义，那么就不会出现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具体而言，源自英国（尤其是工业化的英国）的竞争压力，迫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那些仍然以前资本主义原则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家，以及那些与旧有封建主义关于领土和赃物的争端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的地缘与军事竞争，将不可避免地被英国的新型竞争力优势所推动，从而以与之相似的方式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10]
　　退一万步讲，我们至少也可以认为，正是农业资本主义使得工业化进程成为可能。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却是极其丰富的。农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可能性条件——产权关系的变革、国内市场规模和性质的变化、人口构成的转变、英国贸易和英国帝国主义性质与程度的变迁——比工业化进程所需的任何纯粹技术创新都产生了更具实质性和深远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这个论断：第一，纯粹技术创新不会催生出作为工业化基础的所谓“农业革命”；第二，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算是实质性革命。^[11]
　　农业资本主义是否使得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既有可能又有必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逻辑脉络上，我们能发现一股强大的历史推动力。一个为日益庞大的消费群体提供廉价基本消费品的整体性市场，同时也依据着早已确立的竞争性压力而发展，这个市场创造了一种全新且独特的“过程逻辑”（logic of process），其结果便是工业资本主义。那个市场，以及作为市场逻辑基础的社会产权关系，不仅提供了消费品生产的工具，而且提供了相应的需求，从而使得生产能在全新规模上以高收益低成本形式进行，而决定生产方式的不仅有竞争、积累以及受益最大化的迫切性，而且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烈需要。
　　换言之，我们与波兰尼有关资本主义的结论是不同的。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商业化社会中某种特定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我们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得出的结论则是，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植根于一种新型社会产权关系，这种关系在时间和逻辑上都先于工业化而出现。事实上，“市场社会”并非工业化进程的结果，而是其产生的首要原因。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者依靠市场来获取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以及自我再生产工具，并且受制于市场迫切性。唯有社会产权关系上的变迁才能解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力的急剧革命化进程。事实上，这种产权关系的变迁促使人们逐渐参与竞争性生产（并非简单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使得人们对自我再生产工具的获取和使用逐渐依赖于市场。
　　于是，工业化是市场社会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是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意味着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它会向市场施加一种新兴的、影响更深远的强制力，其具体方式是制造一种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必须完全依赖市场，且没有任何可供替换的资源而完全受制于市场纪律的劳动大军。资本与劳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受制于非人性化的市场力量，而市场本身也会日益变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劳动力的购买者与出售者之间阶级分野的重要主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便是资本的新的强制手段，是其对劳动进行控制的最严苛的纪律，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新领域。
　　毫无疑问，其他社会——尤其是英国在商业上的对手——都依靠贸易活动来为自己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然而，这中间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都未曾像英国一样受制于市场依赖性的压力。更确切地说，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人们对农业生产基本资料——土地——的获取和使用都不像英国产权关系那样依赖于市场，并且，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剥削阶级的掠夺方式也并非像近代早期英国有产者已然形成的那样依赖于市场。
　　英国制度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使得农业生产者和拥有大量土地的掠夺者都独一无二地受制于市场迫切性以及竞争性生产的要求，也会推动大规模的财产剥离进程，从而为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方式提供劳动力和市场。最终的结果便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出现，这个制度使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有能力将竞争迫切性施加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一种全新的商业制度也会伴随这种生产制度而出现。因此，尤其是随着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其他地区——从英国的欧洲近邻到远在天边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都将取决于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迫切性。
　　一旦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发展为工业形式，作为交换和流通手段之一的市场便会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竞争性压力的传输带。从那时起，深深嵌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并依靠国际贸易获取基本物质需求的世界经济就会受制于资本主义迫切性。
　　尽管资本主义起源取决于依赖市场的生产者与掠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一旦商品化和竞争成为社会再生产的统一形式，即便是没有被卷入阶级剥削的生产者也无法逃脱市场迫切性的影响。这对独立的农场主来说是实情，对独立的产业工人联合体来说这也将是实情。这种市场迫切性进而会带来转变社会产权关系以及再造资本与劳动之间阶级关系的强大压力。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走上正轨、大规模财产剥离以及劳动力普遍的商品化，一种全新且更加无法逃避的竞争与资本积累迫切性随之出现。
　　毋庸赘言，资本主义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不断变动的状态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追溯其根源，我们将无法理解其当下的变革历程与矛盾状态。资本主义的起源不应被解释为技术发展的结果或“西欧经济进步的自然演进”的结果或是其他任何一种超越历史机制的结果。社会产权关系的转型的确推动了生产力的历史性进步，但这不能被视为想当然的结论。承认这一点对理解资本主义起源来说至关重要，同时对理解资本主义的废除及其被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所取代也同样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认清资本主义迫切性、积累的冲动性、收益最大化的驱动力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切性的全部力量，更要认识到它们系统性的根源。唯其如此，我们方能理解它们发挥作用的原理及具体方式。

^[1] 这一时期也被Hoskins称为领土贵族制时期，见W. 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5）。在此书中，作者对这一时期英国领土特征的变迁作了细致入微且引人入胜的描写。

^[2]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5）, p.95。

^[3]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7）p.343。

^[4] 有关17世纪及18世纪法国农业缺乏“进步”的论述，参见Hugues Neveux, Jean Jacqurat, and Emmanuel Le Radurie, L’age classique des paysans, 1340-1789（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especially pp. 214-215。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地主们从来也没有把租赁其土地的佃户们视为创业者或创新者，见Robert Forster, “Obstacles to Agricultural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Amei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1970），p.1610。

^[5] Eric Kerridge, Trade and Bank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pp.4-6。

^[6] Ibid.,p.6。

^[7] 此处有关应该商业体系独特性的讨论，参见我的文章“The Question of Market Dependence”，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1（January 2002），pp. 50-87。

^[8] 截止到17世纪末，荷兰共和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可能已经高达45%（荷兰省的数据则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后来这个数值有些许滑落，但仍是欧洲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参见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p.59-61。

^[9] 例如，参见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 Hutchinson, 1983）；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0] 有关欧洲其他国家在英国竞争压力之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见我的作品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London: Verso, 1991），especially pp.103-106。

^[11] 参见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New York: Pantheon,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