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 《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结论

　　本书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起源，那么从这个起源出发，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又是怎样的？
　　首先，本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是人性自然演进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也不是长久以来的“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这一社会趋势的结果。相反，资本主义是一种较近的由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所产生的本土化产物。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动力，及其在当今时代已近乎普世化的现象，并非其遵从人性或遵从超越历史的法则甚或遵从“西方”种族或文化优越性的结果，而是其自身独特的内在运动规律的产物，以及独特的自我扩张能力和需求的产物。这些运动规律需要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和大变动来使其发挥作用，它们也要求人类在其基本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实现人性之新陈代谢的转型。
　　其次，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力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独特的保持自续增长的能力和需求，往往会伴随着规律性的停滞和经济倒退。相反，推动资本主义体系向前发展的同一个逻辑也不可避免地容易遭受经济上的无力，这就要求“经济以外的”力量对该逻辑进行不断干预，即便这些力量不能控制住上述经济无力，也至少要弥补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矛盾之处远远不止于这种经济周期的突变。我们只需要考察一下英国农业资本主义最明显的效果便可得知：使经济繁荣且物质丰裕的条件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存在着，但是要获得这些条件，要付出的代价却是大规模的财产剥离与残酷的剥削。这些新条件同样为新兴的且更有效的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形式奠定了基础和萌芽，这些新的帝国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便是新兴的市场、新兴的劳动力以及新兴的资源。
　　于是，“进步”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必然结果，即在所有其他的考量都从属于收益迫切性这一大背景下的生产率以及供养大规模人口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本应获得供养的人却常常会挨饿。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与其能实现的生活质量之间也会存在巨大差距。“进步”伦理的原初意义表明，生产与收益不可分离，因此它也成为剥削、贫穷以及无家可归的伦理。
　　对土地不负责任的使用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这一为收益而生产的伦理所带来的恶果。资本主义诞生于人类生活的核心，以及人类与作为其生活基础的大自然的互动。通过农业资本主义而实现的这个互动的转型揭示了该制度内在的消极动力，而在这个制度中生存的基本原理则要严格受制于收益的要求。换言之，资本主义的起源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秘密。
　　资本主义迫切性在全球的扩张会经常性地造成一种消极影响（这种效果最早在其发祥地也是常有之事），具体而言，即财产剥离、习俗性财产权的废除、市场迫切性的压力以及环境的破坏。这个过程将原先一国内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扩散至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与从属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会持续不断地重复出现，那么其积极影响自其诞生之时起却从未连贯地出现过。一旦资本主义在一国建成，并且一旦它开始将其迫切性施加于欧洲其他地区并最终至于全世界，那么资本主义在其他地区绝不可能会沿着其最初在发祥地时的发展路径向前推进。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会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改变其他社会，而接踵而至的资本主义迫切性的扩张则会持续不断地改变经济发展的条件。
　　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经验中总结出更一般化的规律。一旦市场迫切性限定了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条件，所有经济参与者（掠夺者与制造者，即便他们保有生产工具和资料的所有权）都将受制于竞争的需求、日益提高的生产率、资本的积累以及对劳动日益残酷的剥削。
　　在这种情景下，即便不再存在掠夺者与制造者的区隔，也不会使其整个社会免受影响。一旦市场被确定为一种经济“纪律”或“规则”，一旦经济参与者为了其再生产的条件而开始依赖于市场，那么即便是自身拥有生产工具和资料的工人们（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也将不得不依从于市场的迫切性，即去参与竞争和积累，迫使“不具竞争力”的企业主及其工人陷入破产境地，从而将他们变为被剥削者。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发展使得以下规律不言自明，即只要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再生产活动均受制于市场迫切性，那么剥削现象就无法避免。换言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社会的”或民主的市场，因此就更不用提“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了。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早已渐行渐远，但我仍清晰地记得，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派们在回应西方左派人士有关市场的警告时是多么理想化（那个时期，在西方社会仍有一些反对市场的左派人士，而且他们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更激进势力之间仍有不少对话机会与空间）。当人们警告说，市场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大量琳琅满目消费品的超市，而且意味着失业、贫穷、环境破坏、公共服务与文化的恶化时，却有人回应说：“没错，当然如此，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市场。”这个观点似乎是说，人们可以在自我规范和调整的市场中自由选择自己需要之物。具体而言，市场可以发挥经济协调者的功能，从而足以保证经济运作所需要之理性，而且足以保证人们的需求与生产之间有着足够沟通。市场也可以发挥信号灯和信息源的作用，成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沟通工具，从而使得无用或无效率的企业或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或被扬弃。不仅如此，我们也能摒弃市场消极的一面。
　　所有这些在今时今日很多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看来都无疑是幼稚的，在当时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西方仍有诸多左派人士倾向于认为，市场可以发挥经济调节者的功能，而且人们可以在其积极的规律与更为消极的后果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不论以何种方式，想要解释清楚“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这个自相矛盾的术语都是较困难之事，甚至要想解释“社会的市场”（social market）这个不那么具有空想色彩的术语也不是件易事。在这些概念看来，市场的破坏性可以被政府制定的法规以及社会权利的提升所控制住。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市场比不上不受制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说与市场相关的某些制度和具体措施不能被社会主义经济接受。但是，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不可化约的条件带来的隐含意义，而它是市场发挥经济规范者作用的前提，这个条件便是直接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性——尤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一最极端的形式——它为市场的“社会化”及其戴上人性假面的能力设置了最严格的条件。^[1]
　　没有人会否认，资本主义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但是，在没有压制绝大多数人生存条件以及没有导致世界范围内环境恶化的前提下，市场迫切性将不会允许资本继续繁荣地发展，这一趋势在当今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明显。今时今日，我们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消极后果远远超过其积极物质收益的临界点。例如，当今世界上，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实现英国当年的那种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发展成果。鉴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施加的日益严重的竞争压力、积累压力以及剥削压力，以及资本主义竞争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产能过剩危机，那种试图依据资本主义原则来实现物质丰裕的努力都只能越来越多地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消极面，即财产剥离和环境恶化，而不是其积极的物质利益——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尤为如此。
　　如果说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的话，那只能是物质生产能力与其所能保障的生活质量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不仅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日益拉开的鸿沟中有所体现，而且在诸如英美等国日益恶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市场却是最不受限制的。毫无疑问，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享受着更好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更为宜人的城市环境。但是，这些优势（无疑也都处于风险之中）与其说是得益于资本主义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绝对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时期市民文化的遗产。^[2]
　　资本主义同样无法推动可持续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受资本主义鼓励的技术进步会使地球资源不堪重负，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收益而非人民。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这造成了大规模的浪费；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基本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例如廉价住房。资本主义的确能够催生出节能技术，而且也无疑会从中受益，但是其固有的逻辑会以系统性方式组织这些技术的推广及使用。正如收益和资本积累的要求会不可避免地驱使生产超过消费的需求以及使用的限度，生产也会迫使人们在产品的用途和功能完全丧失之前便将其破坏。不论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其自身的迫切性总是会迫使我们越用越多。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对储备极限的突破，如果没有始终如一的对浪费和破坏边界的超越，资本积累就不可能出现。
　　由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范围广且影响程度深，其自身的矛盾毫无疑问将日益摆脱所有对其实施的控制手段。人们所抱有的实现一个人性的、真正民主的且生态上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之希望，正在变得愈发不现实。尽管我们无法在这个方向上找到任何替代道路，但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我们仍充满着现实的希望。

^[1] 有关针对市场及其对商品化了的劳动力的依赖的批判，见David Mcnally，Against the Market（London: Verso, 1993），尤其是第六章。

^[2] 有关这种市民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的遗产，尤其是该文化在欧洲大陆城镇化背景之下的影响，我在一本专著中进行了详细论述，见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London: Verso,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