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 《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第九章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传统理论中把“资产阶级的”与“资本主义的”和“现代性”等概念等量齐观所隐含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演进而来之观点，在当今的一些最具批判性和最为反传统的观点中仍可见其踪影，而这些观点带来的影响即资本主义独特性被掩盖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解读。现在，让我们转而去探究硬币的另一面。此处的观点不仅仅是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形态，而且是说，如果“现代性”的某些重要方面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等同视之则也可能会掩盖一种“非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特性。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法国与英国
不论其他人如何理解“现代性”，也不论他们对现代性如何评价（是有益还是有弊还是二者皆有），他们通常都认为现代性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官僚组织中国家的理性化，工业资本主义中经济的理性化，以及教育普及、迷信衰退和科技进步过程中文化的理性化。理性化的过程普遍和某种特定的知识与文 化形态有一定的联系，而这一文化形态又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思维模式，即理性主义与执念于理性规划的心态、钟爱于对世界进行整体性理解、知识的标准化、普世主义（即相信普世的真理和价值）以及相信理性与自由的直线发展趋势。
文艺复兴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而当现代性理论将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时，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就显得非常明显了。文艺复兴的最显著特征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方面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逐渐成形的过程中创造了这些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促使文艺复兴得以出现的“理性化”的发展同样也催生了资本主义。韦伯在理性的不同意义之间所作的仔细辨析（譬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是其观点中最著名的部分，但是他关于理性化的历史进程的观点却依然要借助于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不同意义的吸收，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意义接上关系。无论怎样，依据这一观点，带给我们文艺复兴最佳原则的历 史进程——对随意性权力的抵制、对所有人类解放事业的投入、对各种类型权威（包括知识的、宗教的、政治的）的批判性态度——也为我们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
为了解开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谜团，我们应该首先将文艺复兴置于其原有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考量。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的成就都是非资本主义社会（而不仅仅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换言之，文艺复兴的诸多特征都植根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产权关系中。它们所处的那种社会形态并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转折点，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替代形式。具体而言，法国的文艺复兴各项成就就诞生于绝对主义国家时期。
18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形态，而且是统治阶级中核心阶层的一种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主义国家代表的不仅是文艺复兴的政治背景，而且是其经济与物质背景。政府是集权化了的“经济以外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手段，而且政府中的公职也是一种财产形式，使公职人员得以获取农民生产的剩余价值。同时，还有一些非集权化的 “经济以外的”掠夺形式，即封建主义的残余以及所谓的“分散的独立小国”。换言之，这些“经济以外的”掠夺方式便是资本主义纯经济的剥削方式的直接对立面。
现在，让我们来考量一下这个事实：“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modernity）最主要的发祥地——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而且其国内市场既是有限的也是碎片化的。法国的市场仍然以非资本主义原则在运作：并不是从商业化的劳动力身上掠夺剩余价值，也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而是坚持传统的商业性获利行为，即进行跨地贸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通过为政府提供奢侈商品或服务来赚取巨额商业利益。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大众消费品市场恰好处于南辕北辙的境地。至于资产阶级，他们理应成为文艺复兴的主要物质源泉，但他们却不是一个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capitalist class）——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甚至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以及随后的法国大革命）主要的资产阶级参与者是职业群体、政府公职人员以及知识分子。这些人与贵族之间的争吵甚至冲突都不涉及将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所谓的“现代性”原则从何而来？它们是从新兴的且成长中的资本主义中而来吗？它们是否代表了一个渴望与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资本家阶级的原则？我们是否可以说，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bourgeois modernity）的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个规划是否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让我们来考量一下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最好的案例之一便是法国大革命，它也通常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顶峰。那么，法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革命目标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其目标的核心便是对公民平等权（civil equality）的争取、对特权的攻击以及“向人才开放职业道路”（careers open to talent）的呼吁。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想要平等地获取最高政府职位的权利，这些职位的任职条件通常由血统和财富决定，而且当时的贵族们甚至威胁要取消资产阶级任职的权利。同时，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呼唤更加公平的赋税体系，从而使得第三等级不再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并且废除特权阶级免于征税的权利。这一项呼吁所针对的对象，恰恰就是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
那么这些资产阶级的利益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方式表达出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普世主义这个案例，即不论在何时何地，特定原则普遍地适用于所有人类。普世主义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对法国资产阶级而言，它有着特殊的意义。简要地讲，资产阶级挑战了特权和特权阶级（即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并通过宣称普世主义而反对贵族 的专属主义（particularism）来表达其自身的诉求。资产阶级还通过诉诸普遍的公民权原则、公民平等权以及“民族”等概念来对贵族进行挑战。尤其是“民族”这个概念，这种普世性的身份认同不仅超越了专属的亲属关系、部族关系以及村落关系，而且超越了排他性的社会地位、阶层或阶级的社会关系。
换言之，普世性所针对的就是特权在字面上的那种特殊或私有的原则。普世性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和差别化的权利。从攻击传统的特权幵始，一步步逐渐上升到攻击一般化的习俗和特权原则。这是非常明显的由易而难的步骤。这种挑战也随之变成了一种历史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资产阶级及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在斩断与传统关系这一进程中的领导地位，他们也被认为是理性和自由的化身以及进步的先驱者。
至于资产阶级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只要资产阶级还能以正常方式获取能为其带来极大收益的政府公职，那么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便仍可相安无事地存在。在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帮助绝对主义国家完成了其中央集权的规划。事实上，资产阶级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并未彻底否定绝对主义的原则，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延伸了这些原则。
让我们再次回到普世性这一概念。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甚至在16世纪挑战了贵族的封建权力，中央政府宣称其代表的是普世主义，以反对贵族和其他竞争性地方政治实体的专属主义。这一举措毫无疑问获得了第三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支持。资产阶级也继承并扩展了其他一些绝对主义的原则，例如由绝对主义国家及其主要政府官员——如黎塞留（Richelieu） 和科伯特（Colbert）——所倡导的理性规划和标准化。总之，甚至是法语的标准化都是绝对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化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也是“理性化”的努力，其经典的文化成就在凡尔赛宫（Versailles）的花园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⑴[1]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最重要理解，他们常常强调现代意识具有某种二元性（duality），而这种二元性的源头恰恰是文艺复兴。伯曼和哈维认为，这种二元的可感知性结合了普世性和不变性，以及对瞬时性、偶然性以及碎片化的极度敏感。其观点似乎是说，对普世性和绝对真理的执念与专注，从一开始便是一种试图从现代生活短暂、瞬时、不断移动和变化的经历中找寻出意义的努——这种生活便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伯曼引用了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依丝》（Julie，ou La Nouvelle Eloise，1760）中的部分篇章来说明这种对二元感知性的最初表达（他把卢梭视为“现代性早期最典型的现代声音”）。[2]其中，最著名的来自卢梭笔下的人物圣普洛（St Preux）在其刚到巴黎时经历的基础上写的一封信。伯曼在此处看到的是对各种新可能性的现代主义式的感知，以及那种源于不断移动、 变迁以及多样化的不安和不确定感。伯曼将这种经历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
然而，我们或许能从圣普洛的字里行间，或从伯曼自己对现代生活“大旋涡”的解读中看出些许不同的感觉。我们所能看到的与其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历，不如说是由“城市”所引发的经年历久的担忧和痴迷。其实，卢梭笔下的圣普洛和马歇尔·伯曼自己对“现代生活”经历的观点与看法，正是许多年前意大利各地乡民刚抵达罗马古城时所表达过的。或许并非偶然，与这种“现代性经历”相连的文学比喻手法——如卢梭与其他欧洲作家所惯用的——普遍地都来自一个乡村人口仍然占压倒性地位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已经高度城镇化了的社会。
不论怎样，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几乎没什么关系，而是更多地与关于非资本主义掠夺方式的斗争以及关于“经济以外的”剥削权力的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也没必要把文艺复兴贬低为粗鄙的阶级意识形态。毕竟，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和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封建贵族，如孔多塞（Condorcet）侯爵。我们此处的观点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结合点，在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甚至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也不仅仅关注自身阶级的解放，而是更大范围内整个人类的解放。尽管这一意识形态有其缺陷，但这仍是一种解放的普世主义，这也是那些更追求民主和更具革命性的力量釆纳和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看到此处的复杂性，我们只能将英国和法国做一番对比。需要重申的是，18世纪的英国在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巅峰时期其城镇人口就巳经处于口益增多的态势，此时英国城镇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比例要远大于法国的这个数据。小产权所有者们在直接强制力以及经济压力的困境下逐渐失去了财产。伦敦也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国内也形成 了一个更加整休化而且更具竞争性的国内市场——这也是世界上首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一个以廉价的日常用品（尤其是食物和纺织品）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消费品市场以及一个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大军也开始形成。英国农业生产基地早已按照资木主义的核心原则运作多时，而且其贵族阶层也深深卷入了农业资本主义和新兴商业形式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时 的英国已经逐渐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迈进。
那么，同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最具特色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又是如何？[3]我们发现，这里没有笛卡儿式（Cartesian）的理性主义与理性规划，而只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手”以及英国帝国主义的哲学。没有凡尔赛宫富丽堂皇的花园，而只有不规则、很显然没规划且“自然状态下”的景观花园。依据韦伯的标准，甚至是推动资本主义兴起和初期发展的英国政府的“理性程度”，也远不如法国“旧制度”下的官僚政府。即便是今日，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之上的英国司法休系的“理性程度”，也赶不上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法典或共他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陆 法体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没有对更普遍意义上的欧洲文艺复兴进程做出任何贡献。事实上，毋庸赘言，英国思想家对文艺复兴的批判性特征这一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而且，英国人有着与其欧洲近邻相同热度的对科技的兴趣。法国人在文艺复兴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培根、洛克、牛顿等英国人奠基性的贡献。然而，让英国和欧洲其他文化区别开 来的最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当属“进步”意识形态：并非文艺复兴意义上“人性”的进步，而是“财产”的进步——具休还包括收益的伦理及科学、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投入、交换价值的生产以及圈地运动和财产剥离的具体实践。
英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关于农业进步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有关进步的研究文献，在18世纪的法国明显是缺失的。当时法国的情景是，分散的小农主导着生产，地主以及整个资产阶级仍保有着食利的心态。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作为唯一的例外恰恰证明了这个现象，这群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把英国的农业当作法国模仿的标准。[4]
现在，如果我们想去寻找一种消极“现代性”的根基——例如技术中心论与环境退化论——我们或许应该去审视“进步”的各项规划（以及由其导致的所有人类价值对生产率和收益的从属），而不是去反思文艺复兴。我们能说疯牛病肆虐了英国这一 “进步”发祥地并非偶然，或者，英国最近爆发的大规模口蹄疫可归咎十精细化耕作和市场化运作吗？
后现代性
攻击所谓的“文艺复兴”的各项成就现在已逐渐变成欠考虑的陈词滥调。早年间所出现的各种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是使人性在整个20世纪备受摧残的灾难的根源”，这些灾难从世界大战到帝国主义扩张再到环境毁灭，不一而足。而这些只是比较温和的控诉而已。[5]此处，我们将不会去纠缠那些最近发生的荒谬之事——它们以现在标准来看或许会超越那些包含在对文艺复兴中的批判中的正常观点——以及伴随这些荒谬之事而来的二元性，即理性与进步原则中所引申出来的善与恶。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抛弃那些在文艺复兴中被认为是最佳的原则——尤其是对整个人类解放所作的贡献和投入——同时也要谴责那些属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的价值。于是，我们便能找到多种（知识上和政治上的）理由，把文艺复兴与我们当今生存条件的某些重要方面区别开来。这些条件并非由“现代性规划”所导致，而是全部由资本主义所引发。
依据通常用法，现代性的概念化解了隶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与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异。当现代性概念倾向于把“资产阶级的”与“资本主义的”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时，它便遵循了一种标准的历史观念，即想当然地把资本主义认为是已经存在的某种趋势甚或是自然法则在给定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从早期的交换形式到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演进过程中，当这些被限制的经济力量与资产阶级经济理性从传统桎梏中被解放出来之时，现代性便开始起作用了。因此，在这种情景下，“现代性”就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也等同于“资本主义”。
这个现代性概念近来为“后现代性”的概念所补充。毫无疑问，后现代时期总是以各种不同方式被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定义。一般而言，后现代性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经济与技术特征比较显著的时代（例如“信息时代”、“精实生产”[lean production]、“弹性积累”、“失序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但是，更确切的是，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原则所体现出的特定文化形式所标注的时期，而这个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其对“文艺复兴”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的各项文化，而且也取代了与“现代性规划”相关的各类知识模式。依据这些解释框架，现代性规划似乎是始于18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其决定性时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但现代性走向成熟却是在19世纪。所谓的“文艺复兴之规划”，意味着理性主义、技术中心论、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坚信线性发展的趋势以及坚信普世绝对之真理。后现代主义则被认为是这一规划的对立面，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也是“现代主义”——具体而言，即怀疑主义以及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形式高度相关的不确定性、善变性与偶然性，而实际上这些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不是稀奇之物。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把这个世界看作碎片化的和不确定的，它反对一切“整体化的”论述模式、任何“元叙述”（metanarrative）、任何有关世界和历史的综合及普世化的理论。它同样反对任何普世性的政治规划，甚至是普世性的解放规划，换言之，即为整个人类解放而设计的规划，而不是为反对某种专门的压迫而进行的特殊斗争。
某些后现代性的理论非常具有启发性，从中我们能获得很多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心态的信息和知识。[6]但是从本质上讲，后现代性概念本身是在传统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倒转，同时它的许多假设也有很多问题。这种现代性所属的历史观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历史观尤其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视为历史的普世性法则，并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归并在一起。因此，后现代性的概念源于现代性概念，在最坏的情景下，这一现代性概念会让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变得不可见，而至少，现代性会让资本主义成为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
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到，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样也具有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自然演进过程的效果。在当今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出现以前，这种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尤其是在社会学家韦伯关于理性化的理论中。按照韦伯的理论，理性化的过程是自由和理性与文艺复兴相结合的过程，它将人性从传统的各项限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与此同时，理性化却也制造了 另外一种新的压迫形式并成功将其掩盖，这便是现代组织性质的“铁笼”。
当然，承认并接受“现代性”具有两面性尚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论证，这两面性不仅是其所代表的优势，而且是其生产能力、技术以及组织形式（甚至其普世性价值）中固有的可能的破坏性。但是在韦伯看来，还不止这些。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官僚制的支配一样，仅仅是长时段的理性与自由进程的自然延伸。而且不足为怪的是，我们在韦伯的著作中发现了某些与后现代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心态相似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挽歌与祝词相隔并不远。
因此，后现代性延续了现代性的某些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与“资本家”是相同的概念，并且认为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之间也没有区别。这种概念上的等量齐观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某些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似曾相识的假设，尤其是那些认为资本主义早已体现在资产阶级理性之中、只是在等待被解放的那一时刻这样的假设。无疑，后现代 性的观点使我们开始逐渐关注资本主义“内部的”历史转型，但是其做法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转型。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再一次迷失在历史的延续中，而且资本主义体系被归化进资产阶级之不断崛起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
[1] 我在一本专著中仔细讨论过法国绝对主义在文化及知识上的表现形式，见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London: Verso, 1991）。
[2]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London: Verso, 1982）, p.17。
[3] 有关英国资本主义和法国绝对主义之间的文化对比，请参见我的专著Pristine Culture。
[4] 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背景下对重农主义者的讨论，参见David McNally,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5] Roger Burbach,“For a Zapatista-Style 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Monthly Review 47（March 1996）, p.37。
[6] 例如，参见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89）and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 Vers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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