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结语

　　那么，为什么本卷终于此处，终于14世纪中叶？它的主题是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的一种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但是，关于中世纪时期的界限，尤其是它何时真正终结，可能是最最受争议的问题。比起本书，其他各种中世纪政治理论史常常在一个世纪后（或更晚）结束。例如，《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大致从350年跨到1450年，理由是“大约在15世纪中叶，我们可以察觉出智识生活样式上的一种决定性转变，这使我们有足够理由主张，‘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要发展……明显渐入尾声”。^[1]这当然是一个艰难做出的判断，因为，正如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存在的那样，这里也存在一种变化中的连续性。但是，论证继续：尽管中世纪思想的许多主题或“传统”“在15世纪末及以后依然生气勃勃……它们却日渐在一种与其他更新的（同时也无疑是更老的）思考方式共存的处境中生存”。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哲学的“经院主义”共存，但也开始冲突，“而且，正如中世纪社会的伟大制度，即教皇、帝国、‘封建君主’、教会法和民法学家只是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着，中世纪政治观念也继续存在着，它们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

　　关于划时代的转变，这或许并未告诉我们多少，而且，读者可能会发现，很难想象任何历史时刻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被描述成变化与连续性的统一体。比这种说法更确凿地说明我们的时间界限，或许是可能的。然而，这里还有其他要说的。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前章中列举的封建主义概念，界限或许就不那么难以被划定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主义上，就有可能把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置于14世纪中叶及以后：一个瘟疫、人口剧减、农民叛乱和百年战争的时代。这些进展合起来标示着分割化主权的危机，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从封建主义的“转变”。

　　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有一段正典匮乏期，它被马基雅维利决定性地终结了定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2]当西方正典的故事重新展开时，我们处在一个被不同的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塑造的欧洲世界中。在绝对主义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法兰西，君主试图用官职的特权和特殊待遇换取贵族的封建自治权，以此收编贵族。在英格兰，一个已经充分确立的中央国家与一个强有力的土地贵族阶层并行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尽管延续着它们的公社形式，这时却不再是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冲突的战场，而是法兰西君主国与西班牙君主国战争的战场。

　　注视着这些给意大利公民自治带来全新挑战的邻国，马基雅维利思考着佛罗伦萨的历史与政治。在法兰西，支持君主中央集权的让•博丹介入与宪政主义思想家的哲学争论，后者为地方贵族和法人团体逐渐式微的自治权力辩护。在英格兰，托马斯•莫尔（他侍奉一位强大的君主，并最终沦为其牺牲品）观察到也参与了圈地运动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羊吃人”。

　　这些各不相同的从封建主义的“转变”，还有与之伴随的不同政治理论传统，是我们另一部书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谈论封建主义的一种危机，或各种危机，那么，14世纪中叶看起来是一个结束中世纪时期的自然位置。同时，我们应该记住，随之而来的转变铭刻着它们之前者的印记。不仅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后续发展继承了一份影响强大的遗产的意义上是如此，而且更为根本的，在下述意义上也如此，即在其各民族的不同形式中，整个正典传统会继续受到财产权自主性和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独特紧张关系（它们会在所有不同的转变中发挥作用）的塑造。

　　尽管西方政治理论正典包括了一些极其激进的思想家，但它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被庇护人的著作。民众的声音在正典传统中鲜有耳闻。但是，正典传统是由国家、占有阶级和生产者之间一种复杂的三方互动关系塑造的。有产阶级依靠国家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统治，防范来自下层的挑战，但是，他们也与国家及其来自上面的侵犯存在冲突。换言之，他们经常不得不两线作战。这也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挑战，不仅来自从属阶级对他们主人的压迫的反抗，而且来自与国家对立的主人自身。

　　国家与有产阶级之间的这些复杂互动关系，确实构成了西方政治理论传统的源头活水，即使人民在反抗压迫时沉默不语，这些关系也提出了关于权威、正当性与服从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也造成了某些在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仍然根深蒂固的模糊之处和悖论。例如，显而易见，西方宪政学说，乃至民主学说既归功于人民的斗争，也同等地对贵族权力和财产权的捍卫。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它的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观念，更多与中世纪领主权及其对自治权的主张有关，而较少与古雅典人所了解的平民统治有关。

　　这不仅仅是因为公民平等的观念和阶级不平等的现实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从古希腊公民共同体那里诞生的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最模糊和悖谬之处在于，根本性的公民身份和公民平等观念几乎一开始就被改造，用来为不平等和统治事业服务。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公民身份观念如何被罗马人当作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的一种霸权工具来使用。不仅帝国的罗马公民身份观念用消极服从取代了公民主动性，而且，甚至像西塞罗这样一位共和主义思想家也找到了巧妙应付平等主义观念的方法，他把平等归入一个超越日常不平等和寡头统治的抽象道德领域，以此让民主原则反对自身。

　　基督教学说也宣称全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同时宽恕此世生活的凡俗现实中深刻的不平等、压迫甚至奴隶制。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会宣称，人（或至少是男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和平等的；通过运用同意这个弹性十足的观念，他们接着在自然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反对自然平等），建立起支持绝对君主制的论证（霍布斯）或支持有产阶级统治的论证（洛克）。一种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纯然“经济的”阶级统治形式，会把这个悖论推向极致，使它能够把民主归入一个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同时完整保留市场和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巨大权力悬殊，还把大部分人类生活推出了民主问责的范围，使它们受市场铁则的统治。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我们熟悉的人类说一套做一套的倾向，而是说这些悖论位于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正中心。在西方传统中，有限政府甚至民主政府的观念具有持久而蓬勃的生命，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权力的表达或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主要是因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阶级和国家权力的构造使它们能够被采纳为统治思想。但是，无论这如何有益于这些观念的持久和活力，它都同时限制了我们的民主概念。一种更加恢宏的人类解放视野，要求我们在行动和思想中超越统治思想，迈向一种更丰富的为解放而斗争的传统。但是，如果理解了盛行的正统观念所立足的正典传统和历史经验，我们就能最好地揭示这些正统观念的局限。

^[1] 《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约350年—约1450年》，第652页。

^[2] 库萨的尼古拉（1401年—1464年）属于这个正典匮乏期。尽管立场的不一致和变化，使他在正典史中难有一席之地，但他肯定是一位重要人物。他被某些评注者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教会会议至上论理论家，也被指责帮助摧毁了它，因为他最终与教皇站在一起，反对教会会议。无论如何，可以认为，正如教会会议至上理论的大体经历一样，他的经历属于分割化主权的危机和国家中央集权过程，我们把这些留给另一卷。教会会议至上论是在这样的时期兴盛起来的，那时教会的分歧导致一种重大分裂，这些分歧因为新兴的世俗国家，特别是法兰西君主国（它们通过与这位或那位教皇结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加深，甚至就是因为它们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