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六章 完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



　　1857年的危机削减了马克思本已十分薄弱的财力，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将马克思的稿件削减为每周两篇。但尽管如此，这次危机激起了马克思工作中的热情与乐趣，以至于他在1857年12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做着大量的工作，常常持续到凌晨四点。”[1]这一工作集中于两件事：对危机中的“实际情况与重要事件”进行详细的记录；对经济的“根本特征”作出分析。[2]从这些研究的后一部分中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著作合起来构成了对写作《资本论》的直接准备。
　　很长时间以来，马克思都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同时阐述他自己对经济领域的观点。他在1851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一希望，他说再过五周就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中“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然后继续“在家里研究经济学。”[3]但从1852年起，为了养活自己所需做的新闻工作，以及家庭的困难和健康的恶化，使他这一计划的实行延迟了四年。到1857年9月他才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4]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提到，在1852年8月至1856年末之间马克思不得不放弃了他的经济学研究。[5]
　　拉萨尔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他将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分若干个部分出版，这鼓舞马克思完成它的写作，但尽管如此他也直到1859年的1月21日才将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准备好。当他告诉恩格斯这事的时候，忍不住叹息道：“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一方面论述着‘货币’问题，另方面自己却饱受缺乏货币之苦。”[6]
　　在这两个日子之间，即1857年12月18日和1859年1月21日之间，或更精确地说，1857年11月和1858年6月末之间，马克思也许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他最大的贡献。他在1858年3月29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说了有关情况，这封信中也包含着出版商敦克尔（Duncker ）已同意出版他的经济学手稿的消息。他在4月2日的信中略述了他的观点，并在1859年7月22日对它们作了总结：他将力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简单的现象即商品入手，揭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社会——而非绝对的——性质。[7]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以其序言而著名，在序言中作者以他自己的语言总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详述这一点不是我们的任务。从它的出版至今，由于它的抽象性质，这部著作本身的影响在减弱。当马克思向他概述主要的提纲时，恩格斯就抱怨过这一点。[8]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确包含着马克思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作的主要的独特贡献，尔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又对它们作出了极详细的发展；后者直到二战以后才公诸于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完善，它是由经典学派的代表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但同时，它也是对马克思再次流亡英国以前自己所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完善。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正如在所有马克思之前的著作中一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尚未被确立起来。由于此，马克思尚不能对剩余价值作出科学分析，它正是由对劳动力的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发现得出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或《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都没有包含剩余价值的观点。类似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也尚未结论性地揭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秘密。虽然自从他在布鲁塞尔流亡时起，就确信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仍未着手区分交换价值与生产价格，或后者与市场价格。
　　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没有区分交换价值与价格：我们找不到他对后者的分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交换价值”转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价格”。但经济学家们[9]迄今为止视之为一种不可接受的矛盾的，现在被理解为一种极其辩证的现实：“只有在这些〔价格〕波动的过程中，价格才为生产成本所决定。全部不规则的运动正是它的规则。”[10]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使他的价值理论得以完成，并通过阐述他的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的理论在总体上完成了劳动价值论。[11]他区别了这两种形式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即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私人商品生产者相互分离的社会中整个可获得的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价值的两种形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建立在劳动的两种形式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把对商品的这种分析视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的顶点。[12]在详细地阐明他自己的分析后，他力图表明经济科学达到对于交换价值性质的正确理解所经历的具体历史道路，公正地评价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大经济学家们，但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各自分析中的缺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标题为“关于商品理论的历史的笔记”的一个小的子章节是对致力于“价值理论”的工作的一个总结，起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序言的作用。[13]
　　这两页总结了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通常所提出的批判，[14]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自己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作贡献的总结。他自己把它们称为雇佣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补充）；资本理论；竞争理论；地租理论；并对这四个方面的批判阐明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如果说交换价值的实质是劳动，那么劳动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呢？这不是陷入了以交换价值来度量交换价值的循环论证吗？这一异议表述在如下的问题中：既然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衡量标准，那么工资是如何决定的？[15]在等价交换的客观基础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如何发生的？
　　马克思回答道：“如果为了维持一个工人一天的生存，需要一天的劳动，那么资本不会存在，因为那一天的劳动需用它自己的产品来交换，资本将不能作为资本起作用，并且最终将不能生存。……然而，如果为了维持一个工人一整天的劳动，半天的劳动就够了，那么剩余价值就自动产生了。……”[16]
　　创造剩余价值的不是交换，而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资本家无需交换，无需付出等价物，无需花费地获得了凝结在价值中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这一过程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离开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思议的，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享用，劳动力的一个特征便是能够生产出远超过它自身的交换价值、它维持自己的费用的价值。
　　因此，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微妙区别成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17]

　　“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与它的买者有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由硝石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由物化在硝石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在使用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加入的流通中，使用价值的价值不是流通的结果，虽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它是流通的前提，只是通过同货币相交换才得到实现。劳动也是这样，[18]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是在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经决定了的……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劳动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它生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因为……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占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19]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包含的以劳动时间来度量的劳动，那么一天的劳动的交换价值如何区别于这一天的劳动产品呢，一天的劳动产品怎么会大于工人为这一天的劳动所得到的工资呢？马克思说，这一异议可以表述为如下的问题：建立在由纯粹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怎么会导致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同一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的交换价值？
　　这个困难是通过分析资本是如何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得到解决的。那就是说，它也可以归结为，在一个通过创造出一个与其劳动资料相分离的社会阶级而使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中——这相应地以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集中于另一社会阶级为前提——劳动力价值的决定问题。
　　正是这两个社会阶级的并存——其中一个阶级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另一个阶级——使劳动力转变为商品，使生产资料转变为资本。这种转变足以解释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以及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与其自身的价值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这一差异便构成剩余价值。没有这种差异的存在，资本所有者购买劳动力就毫无利益，后者也就不会被出卖。
　　因此，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恢复劳动力所需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存在于向它的买者提供的无偿劳动中，在劳动中生产出的超过了它自己的交换价值的等价物、它自身的维持费用之外的那部分）之间的区别。从历史上说，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对以下方面的分析：现代无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工业后备军的产生，手工业者和农民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所有土地都转变为私有财产（公地的取消，等等）——也就是说，可归结为这样一个社会阶级的产生，这个阶级由于其贫困和无安全感不得不同意按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市场价格”出卖其劳动力。[20]
　　为了使货币能成为资本和劳动能成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本的劳动——需要以下条件：“（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2）在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物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21]
　　对区别于以前一切阶级剥削形式的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由历史决定的性质的分析，显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一定义如何与我们观察到的以下经验事实——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相调和呢？马克思说，可以把这一异议归结为：怎么会形成不同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市场价格，或更确切地说，价值规律在现实中为什么只能通过它自身的否定来实现？
　　在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理论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马克思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通过提出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和不同资本竞争基础上生产价格的形成，完整地发展了资本的竞争理论。众多的评论者们自以为他们所发现的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陈旧异议的庸俗回声，他们使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对立了起来。[2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使这一异议失去了最后一点合理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早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以前就已得出了在第三卷中才给出的“解决办法”。[23]
　　最后，还有第四种和最后一种重要异议，马克思自己称之为“显然最引人注目的异议”，它是针对李嘉图的理论提出的：如果说交换价值无非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那么不包含任何劳动时间的商品怎么可能仍具有交换价值呢？或更简明地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24]对这一异议的答复是由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提供的。（顺便应当提及的是，对马克思来说，对利润率平均化问题的解决和对地租问题的解决[25]是同时的，并且在实际上是相同的，正如在他于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那样。[26]）
　　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手稿差点还未寄给出版商，一件紧急的任务就转移了马克思的注意，使他不能就1858年间他所作出的所有经济学发现写出一份“不错的稿件”。这就是为了回应卡尔·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他所散布的诽谤。这些诽谤之一，是指责马克思通过给那些据说他先前力图使他们参加革命活动的德国人写了“数百封胁迫信”而拿钱，这一诽谤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因此对此作出回复就变得很重要了。[27]因此，马克思写了《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并且整个1860年都忙于此事。尽管他在于1860年2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正在继续关于《资本论》的工作，并希望（再一次！）“六周后”完成它，但我们发现，在1862年6月18日的信（这是已经提到的）以前，在他与这位最好的朋友的通信中再也没提及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在继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出更全面的分析以前——这是一部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我们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在1857年秋和1859年初之间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发现：通过对李嘉图理论的系统批判实现了对货币理论的完善。它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二章，也是最长的一章。
　　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完成仅仅是劳动价值论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乎逻辑的应用。如果说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代表了以劳动时间来度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那么显然的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就不仅是一种媒介，一种纯粹的流通手段，就像李嘉图基本上所认为的那样。[29]黄金本身是一种商品，因此有它自己的交换价值，其交换价值是由生产它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决定的。[30]
　　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在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条件下，由孟德斯鸠和休谟发展起来并为李嘉图所继承的货币数量论[31]——该理论认为价格的涨跌取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不可能是合理的。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不能通过自己的运动调整其它商品价格的波动。后者必须被视为主要的运动，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则应被视为派生的运动：“因此，不是因为流通中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价格才较高或较低，而是相反，因为价格较高或较低，流通中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32]价格的普遍下降使大量货币退入贮藏，价格的普遍上升使大量额外的贵金属进入流通。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托马斯·图客（Thomas Tooke）的关于价格历史的巨著的研究，为他提供了对李嘉图货币理论进行批判的素材。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发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取决于价格的波动这一规律“也许”是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唯一优点”。[33]
　　然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区分了支配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与支配纸币——马克思称之为“货币符号”——流通的规律。“当商品的交换价值给定时，流通中的黄金数量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而纸币的价值则取决于它自己在流通中的数量。”[34]此处我们又遇到了劳动价值论的合乎逻辑的应用。纸币或钞票只是一种媒介，只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定数量黄金的“符号”。如果这一价值分摊在十倍的纸币数量上，那么显然的是，每张纸币将只代表它名义上所应代表的黄金数量的十分之一，结果是表现在纸币上的价格增长了十倍，以与特定数量的黄金保持等同。
　　然而，在一个普遍使用货币的经济中，货币不仅是所有商品的普遍的流通手段，它也是普遍的支付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信用就越拓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就越比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来得重要。[35]马克思强调代用性货币正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从中推论出在实现这两种功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速度给定的条件下，为实现这两种功能所需的货币数量的一般规律。对货币作用的这一分析以对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的研究而结束。

　　考察一下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对由马克思完善的劳动价值论的异议，是一件有意味的事。[36]因此，我将处理法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琼·鲁滨孙（Joan Robinson）的评论。
　　根据奈特，[37]只有当劳动是一种僵化的和不可转移的“生产因素”时，劳动价值论才是合理的。但是，与“其它生产机构”的移动性相联系的“劳动”的移动性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机构”的各种不同的结合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
　　唯一的麻烦在于机器的价值——它们的生产成本——是众所周知的。[38]它相对于这些机器所能生产的商品的数量或价值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哪个工业家当他买一件设备时，会计算它将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他所计算的，是他在生产成本中（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在每单位的净成本中）所能作的节约。而且如果你问这些工业家的话，十次有九次他们会很自然地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节约劳动”（在美国，机器很长时间以来被描述为“节约劳动的设备”）。
　　每一个工业家也同样知道只是躺在工厂里而不移动的机器并不能生产出丝毫的价值；要使它们在生产中起作用，必须由活劳动来把它们开动起来。[39]是后者，而且仅仅是后者，将新价值并入到商品中；至于机器和其它“机构”的价值，仅仅是由活劳动通过将相等的价值（全部或部分）转移进它所生产的产品中而保存下来。工业家和统计学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会说到“增加的价值”，它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享的，它是在“保存的价值”（原料和机器）上增加的。因此，这一“增加的价值”的秘密必须仅仅到劳动中去寻找。当马克思阐述他的剩余价值规律时，他发现了这一点。
　　熊彼特反对劳动价值论，赞成以“生产要素”论而闻名的那种理论，其论据是同一种类型的。他责备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是受到“道德哲学和政治教义”的鼓舞，而这些与经济现实本身无关。“换言之，他们没有看到，对于这个目的所关紧要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简单事实，即为了生产，一个公司不仅需要劳动者，也需要土地和资本中所包含的所有事物，这就是建立〔生产的〕三要素所必需包含的全部事物。”[40]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你愿意降至这么一个平庸的水平，那么还应加上的是，要产生一个“公司”，不仅需要劳动者、土地、建筑、机器、原料和货币，还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警察的保护，包括交通工具、基本设施等在内的国家体系，以及许多其它事物。为什么武断地将“生产的三要素”孤立起来呢？为什么不说五种“生产要素”：劳动、土地、机器、现金储备和国家组织，然后发现与这些“因素”相一致的五种“收入”：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和税收？
　　资本家及其意识形态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有力的反对：国家和社会组织对公司内新价值的创造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它们只是提供了“外部节约”，一种不可或缺的常规机制。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有理由质疑，“土地”和“机器”（且不提“现金”）是否对企业内新价值的创造作出了“真正的贡献”，因为你们的言下之意使我们认识到并非每一种“对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就因此而在事实上成为“新价值的来源”。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生产中“增加的”价值的最终来源问题，它只能来自于活劳动。[41]
　　一项更需认真思考和更复杂的反对是由奥斯卡·兰格在他的早期著述中提出的。[42]兰格的论点可总结如下：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正确地预言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但是它并没有证明能够提供一种恰当的价格（尤其是垄断价格）理论，或者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佳地利用资源的理论，或者最重要的是一种危机理论，因为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43]而且，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工资的性质和利润的持存，它们应当是由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进步决定的。但这一“动态的”因素与其说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的结果，不如说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结果。是马克思对这一制度框架的分析，而非劳动价值论，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工具的优越性所在。
　　在我看来，正是兰格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44]劳动价值论，正如由马克思所纠正和完善的，是与剩余价值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理论相结合，远非构成一种“静态理论”，而是根据定义形成一种动态理论。事实上，它们是两个相反方面的综合，一种等价交换的概念与一种不等价交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具有这种双重特征。
　　因此，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在性质上是动态的，因为它得出的结论是，新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增加、经济的扩张、经济的增长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是一种“普遍均衡的理论”，而是——再说一遍——两个相反方面的综合，它证明了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持久的（和显见的）不均衡是建立在一种更为深入的均衡的基础上的，后者转而产生出这种均衡所必然不可避免的紊乱，而以对这一制度的颠覆而告终。
　　兰格认为，动态的因素（经济发展）产生于制度框架，而非产生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这种观点也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根据兰格，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工资不会“威胁到雇主的利润的存在”，“技术进步”的因素就是必需的；[45]只有在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中，资本主义利润才能存在。兰格忘了，即便没有技术进步，工资也不会取消利润，因为在达到这个点以前资本家们早就停止雇佣工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关闭工厂，从而也就再次建立起了工业后备军——即便没有“技术进步”。这是新资本主义中所有多多少少“预制的”经济衰退中确实发生的事。资本家们能等，工人们却不能等，因为他们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仅劳资之间的竞争，而且资本之间的竞争，解释了技术的进步。竞争的这两种形式产生于：在这种经济情况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表明其自身是经验的，而一开始并不知道——积累资本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双重必要性。正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一种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制度——有关的这两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动态”因素的最终根源。它们正是从劳动价值论的性质中得出的。
　　最后，我要提及琼·鲁滨孙在二战后不久所阐发的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46]在她看来，马克思像李嘉图一样，错在寻找一种“类似于重量或颜色”的商品的内在价值。而且，马克思像斯密一样，寻求“一种恒定不变的对于价值的度量物”，而他在劳动中找到了。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无用的，马克思无需诉诸劳动价值论便可以用简单得多的术语解释他所发现的所有发展规律。
　　正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详细表明的，[47]这些论点反映出在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时的惊人的失败，尽管马克思将它们解释得足够清楚。马克思明确否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的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内在特征”；相反地，他表明，使得商品可度量的共同“特征”在性质上不是物理的，而是社会的。琼·鲁滨孙所没有理解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和物理属性的具体劳动与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也没有着手去发现一种“恒定不变的对于价值的度量物”，相反地，他表明交换价值的度量物本身必须是一种商品，本身必须是可变的。正因为交换价值是以所有商品中的一种共同特征为前提的——它们都是由抽象劳动和供社会支配的总劳动潜力中的一部分所生产的——所以，它既是社会的又是可变的，而非物理的和不变的！
　　所有这些批评中共同的是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达到的抽象程度，马克思达到这种抽象程度为的是发现构成交换价值问题基础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力图回答的是以下这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独立于人的意志的、“自然的”、“自动的”规律运转的，那么成千上万普遍上盲目发生的交换活动何以没有持续地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危机和故障，而是相反，在一种连续性的机制内——尽管它必然要被一次次的中断所打断——继续前行？是什么力量确保了这种连续性？是什么力量在不同的工业部门间进行劳动和资本的分配？
　　当马克思声称交换价值是由抽象人类劳动构成的时，他并不是为了力图“证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的剥削”而“选择一种理论”。[48]他是在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当马克思的批评者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反对时，他们不仅不能建立起一种条理分明的理论以代替马克思的；一般说来，他们也没有理解问题是什么。
　　因此，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琼·鲁滨孙的观点，后者认为，由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充分地和完全地适用。[49]当个人劳动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时——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采取迂回路线，通过市场发现这一劳动的社会性这种做法显然是荒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生产，更别说“商品价值”或“价值规律”的存在余地了。
　　像毛里斯·戈德利亚（Maurice Godelier）这样一位熟稔马克思著作并力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学说的作家会写下如下这些话，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剩余产品的一种独特占有结构上的，那么通过对占有结构提出一种不同的假设，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运转方式是可能的。我们得出了一种不同的模式，但它也是建立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能凭借价值理论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50]
　　这与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理解是完全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在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时间经济不同于由价值规律支配的经济，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51]价值规律只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所有者相互交换劳动产品，而且正因为此，后者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预先确定的，而只是市场规律的结果）。声称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效，正是对商品性质的曲解，而戈德利亚事实上正是这么做的。[52]
　　正因为他是从对于商品的一种不完善的定义出发的，所以他给出的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我们已经表明，只有当剩余价值的形成得到解释后，资本主义的理论才真正开始。但是这依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出解释。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独特的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即对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53]这与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恶劣歪曲有着令人苦恼的相似。
　　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不是仅仅以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来定义资本主义的；恩格斯甚至设想了国家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情况，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废除。[54]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是以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别转化为资本和商品，也就是说，是以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如果在一种“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继续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能在市场上买卖，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分散化，而这又相应地意味着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以及劳动力继续成为商品，那么它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受到制止。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百分之百地继续存在；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除其它方面外，它是由工作场所的等级关系以及广大劳动者不能支配其劳动产品（这意味着劳动的异化性质）来界定的。
　　正确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就存在的商品生产，也残存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整个过渡阶段。然而，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残存物，作为尚未被完全超越的前一种社会的渣滓而延续下来的，它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质有冲突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正是商品生产衰亡的过程。试图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其荒谬程度就如同——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著名语词来说——试图在资本主义“权利”的基础上阐述一种社会主义“权利”的模式。



[1] Briefwechsel，第 II卷，第219页。

[2] 参阅马克思于1857年12月21日致拉萨尔的信：“目前的商业危机使我致力于对经济的根本特征的细致研究中，并准备着关于目前这场危机的一些东西。”（斐迪南·拉萨尔，Nachgelassene Briefe und Schriften，Gustav Mayer编，第 III卷，第111页。）

[3] 《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第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协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的序，第ix页。

[5] 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第297页。

[6] 弗兰茨·梅林：《卡尔·马克思：他生平的故事》（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第257页。

[7] Briefwechsel，第 II卷，第265-269和341页。4月2日的信见《通信选集》第105-109页。

[8] Briefwechsel，第269-270页。

[9] 包括马克思自己在其读书笔记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10] 《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57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11] 在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使他得以发现交换价值这一范畴的辩证方法。（《选集》第I卷，第502-506页。）纳维尔（Naville）不无道理地强调，这一范畴在其他作者的著作——尤其在黑格尔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能被找到。（参看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399页。）马克思自己提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已在发现抽象劳动这一范畴的道路上走了很远。（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62页。）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指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特殊性质——区别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未被分析。（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Ein neomarxistische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见于Kyklos，1963年第4期，第642页。）

[12]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56页。

[13] 在本研究中我不打算讨论《剩余价值理论》，它被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尽管它写在第一卷之前。

[14]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71-72页。

[15] 同上，第71页。

[16]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30页。

[17] 马克思自己认为，他对剩余价值的总的分析，比起它所呈现出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地租等来，更是他的主要成就。（参阅他于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见于Briefwechsel第 III卷，第395页。）

[18] 这段话似乎证实了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的观察，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尚未区分“劳动”与“劳动力”。（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432页。）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尽管有一些段落——就像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一样——确实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但是在另外大量的段落中马克思十分确定地区分了“劳动”与“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后者与“劳动力”是同义的。特别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00页及以下，第491，497，502-503，565-566页等。第566页上的一段话是特别典型的。马克思提到“劳动能力”的交换和“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正是这一点使资本作为资本而起作用变得可能：“因为资本实现了在等价基础上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它就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交换〔即获得〕，而不需支付任何等价物。”

[19]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13-2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7页。——译者注〕

[20] 在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的序言中——由考茨基（Kautsky）于1903年发表于Die Neue Zeit——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的观念只有在现代工业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后才能发展起来，在这一发展水平上，由“工厂工人”组成的劳动力实际上能轻易地从工业的一个分支转移至另一个分支：“与对特定形式的劳动漠不关心相一致的，是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能轻易地从一个工作转至另一个，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任何特定的劳动形式就他们而言都是偶然的，因而是一件漠不关心的事。……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进的发展阶段，在美国，达到了最高程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5页。）

[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67-3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1-462页。——译者注〕

[22] 在这些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的批评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早在1896年时Eugen von Böhm-Bawerk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第30页及以下所提出的。此后它被重复了许多次——比如，由Vilfredo Pareto在Les Systèmes socialists第 II卷中（第254-255，258-259页）。

[23] 马克思在1859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强调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及其利润理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Briefe über “Das Kapital”，第87页。）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使得类似的矛盾得以避免。

[24]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72-73页。

[25] 马克思在对洛贝图斯（Rodbertus）和李嘉图理论的批判中得出了他的地租理论。他发现，同李嘉图所认为的相反，不仅存在着级差地租（投资于较那些提供平均利润的土地更肥沃的土地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而且存在着绝对地租，它是因以下事实而产生的：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投资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由于地产阻止资本自由进入这一领域，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不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所有投资于农业的资本能获得一种超额利润（相比于其它经济部门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而言），这种超额利润被地主占有。

[26] Briefwechsel，第 III卷，第77-82页。

[27] 梅林：《卡尔·马克思：他生平的故事》（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第288-293页。

[29] 《剩余价值理论》第 II部分，第501页。

[30]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77页。

[31] 马克思自己在其《哲学的贫困》中（第87-89页）依靠这一理论。

[32]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136页。

[33] 同上。

[34] 同上，第160页。

[35] 同上，第193页。

[36]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第 II卷第18章中，我考察了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传统批判。

[37] 法兰克·奈特：《价值与价格》（”Value and Price”），见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15卷，第218-219页。

[38] 为了简化争论，我把“土地因素”搁置一边。然而，在本不影响它的争论中，它很容易嵌入进来。

[39]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自动工厂”获得利润——它必须从剩余价值而来——的事实呢？只要这些工厂是例外，而非通则，它们就不是靠内部生产的任何剩余价值而获得利润；它们只是通过资本之间的竞争占有了其它企业的工人所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只要完全自动化的现象在所有企业中成为普遍的，利润和剩余价值就必然消亡。在由普遍的自动化显然会创造出来的丰裕境况下，确实没有“市场经济”存在的余地。

[40]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的历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558-559页。

[41] 重要的是，当经济学家们衡量真正的经济进步时，他们必需回到活劳动生产力的进步上（见Jean Fourastié的Le Grand Espoir du XXe Siècle第7-31页），而不在于某些“资本生产力”或“土地生产力”上，他们不把后两者系数的增加算作经济进步的指数。

[42] 奥斯卡·兰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Marxian Economics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见于《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35年6月，第189-201页。

[43] 同上，第194页。

[44] 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不能理解包含在《资本论》第 II卷中的再生产图表的性质。这些图表不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静态均衡”的，而是相反，是用来表明为什么这一生产方式能得以继续——尽管均衡不断被打断，尽管扩大再生产被周期性地打断。

[45] 奥斯卡·兰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第198-199页。

[46] 琼·鲁滨孙：《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篇论文》（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和《劳动价值论：一种讨论》（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 Discussion），见于《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54年。（关于“重量或颜色”的说法实际上出现在她的《经济论文集》（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的第147页。）

[47]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Joan Robinson Marx-Kritik”，见于Arbeit und Wirtschaft，1959年6-7月。（这篇文章起初以英文发表于《新社会主义者》（The New Socialists），新德里，1959年2月。）

[48] 正如兰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第195页中所错误地表明的。

[49] 罗斯多尔斯基：“Joan Robinson Marx-Kritik”，第182-183页。

[50] 毛里斯·戈德利亚：Rationalité et irrationalité en économie，第148页。

[51]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引述，第86页。

[52] 见他对商品的定义（见于Rationalité et irrationalité en économie，第212-213页）：“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是一种以两种特性为其特征的物品〔！〕:(a)它是有用的，因此商品具有使用价值……(b)它以特定的比例与具有其它用途的商品相交换。它具有交换价值，它有这种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一开始对于别人来说就具有使用价值。”参阅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篇章中所指出的：“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所独具的这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是永远不变的。”（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然而，由于翻译没有足够清楚地表达出主要意思，我用德文原文和马克思于1872-1875年修订的法文版翻译了这段文字。——英译者）〔以上的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译者注〕这些话也许是为那些希望在社会主义之下保持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和“价值”的人而写的。

[53] 毛里斯·戈德利亚：Rationalité et irrationalité en économie，第147-148页。

[54] 参阅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03-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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