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七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起，标志着在《资本论》以前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所达到的至高点，构成了经济学分析的集大成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被认为是为准备《资本论》而作的研究，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分析上的一次发展，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它既包含着马克思在其所有后续性的经济学著作中所使用的材料，也包含着大量没有在其后续性著作中加以展开的要素。
造成这种区别的可能有两种原因。首先，我们知道，马克思没有能够在其著作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要素的全面分析。在他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的原初计划中，在对资本的分析后，将继之以对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实际上只完成了计划中的六分之一，而且即便如此，《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超出第一部分。专家们可以永无终止地讨论马克思为什么在1866年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而代之以分四个部分单独就资本进行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些过程的统一，或资本与利润；以及经济理论的批判史。[1]但仍然正确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存在着大量极其重要的关于地产、雇佣劳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论述，而这些在四卷《资本论》中却没有出现。它们是如此众多的没有机会开花的种子，但尽管如此，它们的丰饶将成为不断激发如今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思考的源泉。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使用的论述方法比起《资本论》的论述方法来是更为“抽象的”和更为推论式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明性的材料要少得多，另方面却有着大量岔出去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历史和未来的，而这些在《资本论》的最后版本中都去除了，但它们中有些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理论的极其丰富的和不可忽略的补充。在研究马克思方面的重要权威之一——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为此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意外发现”，它“可以说，使我们得以进入到马克思的经济实验室内，向我们显示了马克思方法论中所有的巧妙与所有的曲径。”[2]
我已经提到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能找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完善。在这些之上还得加上马克思对从政治经济学经典学派那里继承而来的分析工具的完善。因此，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出现了：不变资本（它的价值由劳动力保存下来）与可变资本（它的价值得到了增加）之间的精确区分（第289页）；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c＋v＋s）（特别见第219-343页）；由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导致的年剩余价值量的增加（第417-418页）；把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第311-312页），而这甚至是以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对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分的形式出现的（第264-265页）；利润率平均化的整个理论（第217-362页）；等等。
实际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诸要素中尚未以成熟的形式出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仅是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尽管马克思已了解这一点，并以相当费力的方式分析了这一点，见第283-289页），以及生产过剩的问题。[3]
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未被《资本论》使用的部分，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马克思于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信中的一段，这封信是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中途写的，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其中表明：“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以下这点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异常丰富的分析以及大量存在的“辩证的成对概念”——诸如“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资本与工资”、“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劳动与财富”——即便不是由这位作者与他的旧导师的第二次相遇直接导致，那么至少也是受了后者的激发。
有必要将马克思的这次经历和列宁与黑格尔的第二次相遇相比较，对后者来说，紧跟着而来的是列宁理论思考最丰富的阶段，以至产生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表明的和列宁在许多场合所强调的，的确，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将辩证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问题促使他作出了主要的经济学发现。由于这一方法，他把经济现象置于由它自己的内部矛盾所驱动的整体环境（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也是由于这一方法，他才能清楚地理解商品经济现象以及作为这一经济之反映的“范畴”为历史所决定的性质，即它们只局限于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5]
很难选定哪些是更有价值的、杰出的分析性篇章，它们有着天才的预见力，哪些是历史性的篇章，它们实质上补充了《资本论》中与历史有关的部分。
正如已经提到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范畴与它所表现出的特殊形式。他也区分了在周转过程中作为不等价交换的结果而偶然出现的剩余价值与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前者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而后者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发展起来。马克思直率地指出“交换中的诈骗”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利润的起源。[6]而且他指出不等价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会再次出现，不仅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而且在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间的交换中。因此，他的有关论述不仅阐明了他对于危机原因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罗莎·卢森堡的理解，[7]也阐明了他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是剥削不发达民族的一种手段的理解：“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8]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某些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与“可支配时间／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辩证法有关。“每种经济最终都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经济，”马克思写道，并且解释说这一定律对阶级社会与对集体控制生产的社会同样适用：“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9]
马克思继续写道：“这〔这种时间经济〕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10]
稍后马克思回到劳动时间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并且引入了“必要劳动时间”和“额外的、剩余的、可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关键概念：“财富的整个发展建立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创造上。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这是从必要劳动的观点它起初的呈现方式）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更具生产性的交换水平上，人们只交换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提供了他们交换的尺度——它只涉及剩余产品。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中，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对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有着重要影响。”[1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紧接着这段话的后面几页中，马克思发展了这一观点，解释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力图增加工人人口——必要劳动时间的保障是为了这些数量的人口——仅至于这一程度，即这些人口也提供剩余劳动，——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过剩的劳动”。因此，资本的趋势是既发展总人口的数量，也发展“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后者的任务是确保为资本提供“剩余劳动”：产业后备军会使工资下降，并因此而增加剩余价值，后者从工人的立场看无非是“过剩的劳动”。
显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也强调了“剩余劳动”的另一方面，即在个人的发展方面，它是享受和财富的源泉。但是，起初只是对社会的一部分人才是如此，而且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对社会的另一部分人成了强迫劳动：“一个个人在满足了他的基本需求以后为自己创造出丰裕的物品——社会根本不是这样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是因为一个个人或阶级的个人被迫干得比满足其基本的需求更多，从而一方面出现了剩余劳动，另方面出现了不事劳作和额外的财富。在现实中，财富的发展只是通过这些矛盾才发生的；然而，从潜在可能性的观点来说，正是财富的这种发展使得取消这些矛盾成为可能。”[12]
因此，我们看到“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辩证法在不断的发展和对其所有内在矛盾的超越中愈来愈展开；因为至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的发展也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这是它不可或缺的“文明使命”。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总的工作日减至最少，而不会因此抑制或损害每个个人潜能的全面发展。
由工人阶级对剩余劳动的发展已经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家这方面的自由时间的发展：“工人不得不工作额外的一段时间这个事实，与这另一个事实是相同的，即资本家不需要工作，他的时间因而被认为是劳动时间的一种否定；他甚至不需要提供必要劳动。工人不得不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作，为的是获准以使他的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客观化和资本化。另一方面，甚至资本家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也是自由时间，那就是说，不需要致力于提供其迫切所需的生活资料的时间。由于所有自由时间也就是自由发展的时间，资本家侵占了工人们为社会，为文明所生产的自由时间。”[13]
固定资本的发展似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它本身也是社会财富程度的指数和反映。“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14]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
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15]
然而，就资本主义以一种比以往更丰富、更复杂的方式发展固定资本、发展科学技术而言，生产变得在严格意义上越来越独立于人类劳动。马克思在此处预言了日益发达的自动化将会怎样，以及它对于社会主义的人类所具有的丰富潜力：“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6]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巨大的进步是以一种巨大的矛盾的形式出现的：人类财富的直接生产越从人类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它的有效创造就越从属于对人类剩余劳动的私人占有——离开了这一点，对资本的利用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都将成为不可能。但是，这一矛盾只是宣告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以及所有不是直接旨在满足人类需求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生产的垮台：“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7]
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资本主义力图尽可能地减少生产每个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在另一方面它却把劳动时间确立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力图尽可能地限制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或“过剩劳动”的持续时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而呈现为财富的创造——它日益使自身独立于直接的人类劳动，与通过占有人类剩余劳动将这些巨大力量贯注于使既存价值增值的持续努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从此推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既是极富生产性的，也是极具破坏性的，既是极具创造性的，也是极为浪费的。
在另一段中，马克思表明，资本由于对利润贪得无厌的渴望，就驱使劳动者不断超出其自然需求的限制，从而创造出一个在消费上与在生产上同样全面的丰富个人的物质要素，而且“他们的劳动不再呈现为劳动，而是呈现为充分、完整的发展活动。”[18]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之一——与某些“马克思学家”的观点相反，这些“马克思学家”把那部早期著作中的观点视为多少是“不切实际的”和“理想主义”的，认为它们已被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超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经常回到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方面这个主题上来。世界市场的创造，人的需求、爱好、知识和享受方式的全面发展，历史和狭隘的环境加于人对自然的观点和人自身潜能的所有限制都被彻底地和骤然地突破了，生产力的狂热发展——所有这些构成了资本的“文明使命”。
但是，不同于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信徒的人，在马克思看来，承认和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必然的历史使命”与不懈地抨击其中任何剥削的、非人的和压迫的方面，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马克思始终考量着他所经历的历史现实中两个矛盾的方面，沉稳地避开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这两块暗礁。[19]
他并非把既存的现实与一种理想的情形进行对比——后者所需的条件尚不存在，但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将被创造出来；但他也不美化既存的现实。他不因它是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产物而否认痛苦是悲惨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的双重性质是清晰可见的，与某些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谴责并存的，是那些从人类社会总体进步的立场承认其优点的篇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着手探讨其它许多“现代的”和“当代的”问题：比如服务业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对资本集中所受限制的论述，作为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预先”驳斥，是耐人寻味的：[20]“资本除非以大量资本的形式，否则不会存在，也不能存在，它的自我决定因而呈现为这许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21]并且他解释说：“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产生因而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的产物。庸俗政治经济学只看到产生出来的事物，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22]资本既要限制工人的消费，又要刺激工人的消费，这个问题也具有现代特性。然而，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的全部问题，这是在《资本论》的最后写作之前马克思对其经济理论作出的最后一大贡献。
最近的讨论中提及了我刚略述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这一辩证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比例问题，以及作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和普遍的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不管是充分的还是不充分的）的生产力发展问题。
在大多数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作日长度的缩短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一事实的进步意义，马克思自己在于英国确立十小时工作日的场合称颂过。的确，工作日缩短的趋势在近几十年中放缓下来，甚至还有某些倒退（就像在法国）。工人从家到工作地点的行程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工作时间缩短的效果。也必需考虑到的是，如今的工业技术、扰人的噪音、空气污染以及潜藏于所有社会关系下的比以往更严重的紧张所导致的更沉重的神经疲劳。不过，虽然谈论“休闲文明”是夸大其辞的，但清楚的是，如今主要的挣工资（或薪金）者群体看起来比马克思那个时代享受着更多得多的“自由时间”。
我说“看起来”享受着，是因为在这个建立在普遍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了。休闲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商业化了。“更多的收入＋更多的休闲＝更多的自由”这个等式已表明是虚幻的。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丢失的东西不能够在“休闲消费”领域中找回。[23]已积累起了广泛的文献资料，它们分析和强调了“工业对思维的影响”，由大众传媒导致的精神退化，[24]难以跨越的无聊延长了疲惫并以与它的结合而告终——在工作中与在“自由时间”中都一样。[25]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经济生活继续聚焦于私人利润的实现，每一种活动本身倾向于成为一种目的，每一次新的获得都有可能成为人的异化扭曲的新原因，那么事情也不可能会是其它情形。
这是不是意味着闲暇的延长是一件坏事，我们应当做的是通过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宣说的集体劳动或工人对其工作场所的管理来实现“工作的人性化”呢？[2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想象工业工作——在大工厂中的工作竟能成为“自由的”工作，是一种幻想。假定没有人愿意回到手工生产的水平上去，那么只有在物质生产领域即机械工作领域终止的地方，自由的领域才开始。因此，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劳动时间（“必要时间”）的彻底减少，从而使得“工作”与“闲暇”的比例完全重置。资本主义的废除不仅是实现这一点的条件，因为它将刺激生产力的增长，并因而使得加速工作时间的减少成为可能；它也是这一转变背后的驱动力，因为它将使得大幅减少现今如此显然地被浪费掉的剩余劳动，并在更大得多的人数中分配必要劳动成为可能。[27]
如果在不断前进的消除商品生产、阶级、国家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过程中，工作与闲暇间的数量比例的转变（比如说从1﹕1到1﹕2或1﹕3，这意味着每周工作32小时或24小时，或更精确地说以半天工作日取代一天工作日[28]）能够融入到不断前进的消除劳动、消费和人本身的异化的过程中去，那么它将引起一场质的革命。
如果“商业”本身已消亡的话，休闲将不再被商业化。当高等教育变得普及，当新闻、广播、电视、电影行业中的各种垄断已被取消从而人们的观点变得多元和有教养时，大众传媒将不再成为令人退化的工具。“自由时间”将不再成为无聊和压抑的源泉——当它的“消费者”由被动的旁观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以后。
然而，这些彻底的变化首先须在生产领域和政治生活中实现，然后才能在休闲领域奏效：这是在弗洛姆的错误结论中所包含的正确元素。只有当人类首先从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中，各种政治束缚中，以及所有被基本需求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控制了自由所需的物质条件以后，“自由时间”才能成为“自由的时间”，人类才能籍此实现其所有的潜能。
对机器的使用的发展，自动化的发展，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是使这种人类自由成为可能的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呢？无疑是必需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观点并无改变；而且现实经验已然教导我们，除非技术上达到足够的水平，否则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尤其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消失——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科斯塔斯·埃克塞洛斯声称——“马克思对技术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对他来说“‘突然释放’的生产技术〔具有〕……解决现实中所有问题的任务，并且它在未来的发展是令人困惑的”——时，我们能赞同他吗？[29]这不可思议地低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性质，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申过许多次，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被推翻，生产力有可能被转变成破坏性的力量。随着生产关系中的改变——一旦生产力达到一个确定的水平——随后的技术革命将由社会主义的人类所作出的真正的选择来引导，对于他们来说，确保人类多方面发展的意愿无疑要高于企图无止境地积累更多数量的财物这样一种无意义的诱惑。
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吉·法洛（Jean Fallot）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以技术控制自然的哲学，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转变社会生产关系”[30]——尽管对马克思来说，高度的技术水平无疑是这种转变的前提。
同样地，在人类、所有的人得以控制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一趋势中——实际上这是这样一种过程，他们籍此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和人类，应当包括使科学天赋全面发展的趋势。这驳倒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解放性质的最后一个论点，它是由诸如阿兰·图赖讷（Alain Touraine）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的当代悲观主义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被释放的”技术已然摆脱了地球对它的限制，面对此，据说当代人无力保持其有效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仅限于学者或“高等骨干”。[31]事实上，如果人类社会重新组织自身，从而使得每一个小孩都处在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中——正如今日为准备核潜艇或星际火箭而投入的关心和照料那般，那么，就没有什么阻碍着使所有人转变成科学家和学者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32]即不断地使生产性工作转变成科学工作的过程，在以上所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那段话中马克思预言了这一点。[33]
[1] 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是Henryk Grossmann（“Die Änderung des Aufbauplans des Marxschen Kapital, und ihre Ursachen”，见于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他将《资本论》计划的改变归因于，马克思决定将剩余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独立于它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等）。的确，在马克思自己于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到已经满足了一切都要“完全改变”的“需要”。（Briefwechsel，第 III卷，第143页。）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充分地发展了不同于它所呈现的特殊形式的剩余价值范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在其“Das ‘Kapital in Allgemeinen’ und die ‘vielen Kapitalien’”（Kyklo，1953年第2期）的文章中区分了马克思在1857年9月至1868年8月间略述过的《资本论》提纲的十三个版本。
[2]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Ein neomarxistische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见于Kyklos，1963年第4期，第651页。罗斯多尔斯基卒于196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题为“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的书。
在W. S. Wygodski所著的亦属杰出的著作Die Geschichte einer grossen Entdeckung中，他声称（第8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尚未形成通过不同资本间的竞争利润率平均化的理论。尽管马克思尚未创造出“生产价格”这个术语，但是，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不能找到利润率平均化的理论是不对的。它被明确地提到了，而且与投资于不同部门、获得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和不同的初始利润率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有关，见于第338-339和549-550页。在最后这一段中马克思使用了“一般价格”一词，它与后来所使用的“生产价格”一词是相同的。
[3] 马克思在于1863年7月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首次解决了生产过剩的问题。（《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第153-156页。）
[4] 《通信选集》，第1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译者注〕
[5] 见Gino Longo的Il metodo dell’economia politica第120-125页，引述了马克思于1872年3月18日致拉沙特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33页。——译者注〕；以及列宁的发表于其《选集》第38卷的一篇文章。
[6]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42-743页。
[7] 为此也可参阅与此相关的篇章——资本需要扩大它的流通界限，但不会进入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在某处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需要在另一处也创造出剩余价值，从而就可以与此相交换。”（《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11页。）
[8] 同上，第75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402页。——译者注〕
[9] 同上，第89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10] 同上，第89-90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11] 同上，第301-302页。
[12] 同上，第305页。
[13] 同上，第527页。
[14] 令人惊奇的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Böhm-Bawerk的资本理论。
[15]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94-5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但分段情况有所不同。——译者注〕
[16] 同上，第5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17] 同上，第593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219页。——译者注〕
[18] 同上，第231页。
[19] Kostas Axelos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使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对工业化后果的赞美，与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据说他对这些相同后果的谴责，形成对照。（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第81页。）实际上，马克思的看法使资本主义下工业和经济增长的两个矛盾方面得以统一。
[20] 当然，除了以这样一种政体的形式，它确保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作为食利者靠国家债券为生——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预见的。
[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17页。
[22] 同上，第412页。
[23] 特别可参阅Gibt es noch ein Proletariat?（M. Feuersenger编）中由Heinz Theo Risse和Walter Dirks写的文章，第88-89，92页。
[24] 特别见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Culture ou mise en condition，第9-18页；和Edgar Morin的L’Esprit du Temps，及其它一些书。
[25] 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第346-349页）中，Baran和Sweezy强调，完全的空虚——“不干任何事”——是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度过闲暇的典型方式。
[26] 埃里希·弗洛姆：《明智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第321页及以下。
[27] Jean Fallot在Marx et le machinisme（第183-188页）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计划也使有效地利用剩余劳动成为可能。
[28] 即便像George Soule（《明天的情形》（The Shape of Tomorrow），第121页）那样墨守成规的作者也承认每周工作二十四小时也许到1990年或二十一世纪初就是可能的。
[29] 科斯塔斯·埃克塞洛斯，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第265，268页。
[30] 吉·法洛：Marx et le machinisme，第40页。
[31] 尤其见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关于学者的论述；阿兰·图赖讷的Traité de sociologie du travail第I卷第420页及以下，关于工程师和高等骨干的论述；Günther Hillmann的“Zum Verständnis der Texte”，见于Karl Marx, Texte zu Methode und Praxis第 II卷第203页关于两种范畴的论述。
[32] 参阅J.N. Dawydow（Freiheit und Entfremdung，第114页）：“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即创造出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社会的前景。”
[33] 见第11章中对技术进步与无阶级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更为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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