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苦果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谈“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和对这一理论的批判。
　　1924年，斯大林详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曼德尔认为这一理论表现了苏联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保守性。这一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集中表现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成了苏联的工具;长期以来，苏联借这一理论推行其外交政策，打击反对它的共产党;今天这一理论又诱发出“民族共产主义”。
　　由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推行了与资产阶级一体化等一系列新改良主义的政策，由于各国共产党自主性得到加强，加上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就打破了苏联是世界革命唯一堡垒的神话。许多国家共产党反对苏联的控制、铁托事件、中苏矛盾、苏共二十大、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等等，粉碎了苏联一贯正确的理论，造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危机。苏联侵略捷克招致了各国共产党的不满和谴责，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彻底衰落。
　　欧共一方面批评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内外政策，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又处处充当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欧共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由于资本主义欧洲长期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力、资本以及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欧共建立在一国基础之上的“逐渐改革资本主义”的计划就变成了空想。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只能陷入绝境。
　　欧洲革命必须以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团结一致，苏联已经完全背叛了这一宗旨。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需要有一个平等的、民主的集中制的领导中心。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势在必行。

——译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代表着一股强大的、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它拥有成百万成员。在各国的议会里，它占据了几百个议员席位。它动员起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参加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特别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集会和游行。当时，它从社会上、政治上和心理上体现了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酝酿的大动乱的抵制。

　　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第二国际通过了一个极为明确的原则：“一旦战争爆发，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争取战争的迅速结束，并且不遗余力地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哥本哈根大会（1910年）和巴塞尔大会（1912年）也通过了类似的原则。[1]确实，直到1914年7月27日，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还在郑重许诺：它们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反对战争。但是，到了1914年8月1日，所有主要的欧洲强国中的社会民主党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除意大利党保持中立外）。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以“保卫祖国”为借口，转而支持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掠夺行径──对于发动这次战争的资本主义列强来说，这次战争就是为了掠夺──并且，这种支持实际上是无条件的。

　　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给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左派的打击是沉重的、难以消除的。这不仅是由于这个转变意味着更加彻底地与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多年来在客观上为阶级调和与“神圣同盟”铺路架桥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潮流妥协，而且是由于这个转变引起了深远的国际反响。

　　当然，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社会民主党公开投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的变化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因为这种堕落本身是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化机构与资产阶级社会不断一体化的产物。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官员们既得利益的增加，终于使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工人阶级中特权阶层的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促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气氛：在它的影响下，这些政党的最低纲领（迫切需求）与最高纲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日渐脱节。其它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缺陷无疑地也为1914年8月的大灾难铺平了道路。这些缺陷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缺乏全面了解；拒绝在议会之外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10年，罗莎·卢森堡曾徒劳地主张这样做）；缺乏革命远见；以及在后来暴力行动变得不可避免时，缺乏对渐进主义策略作出修改的能力。

　　但是，以上这些缺陷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没有国际准则的约束以及没有把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付诸实现的传统，则肯定属于引起1914年7月底主要社会主义政党惊人转变的基本原因之列。

　　列宁指出，第二国际破产了，必须在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上建立第三国际。当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持此看法。罗莎·卢森堡和不少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的“温和”多数派也都接受了下述观点：“国际是我们唯一的祖国”；在革命工人运动中应当实施国际准则，至少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应当如此。[2]这样的看法并非十月革命──正筹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取得了优势──的产物，亦非列宁把“俄国式的组织观念”推广至全世界的欲望的结果。它是1915年以来所有的国际主义者──不管是否布尔什维克——的共有的观点。它是对1914年8月冲击欧洲工人运动的大灾难几乎一致的反应。

　　但是又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与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向着国际化发展的较为正确的理论观点相一致。1914年以前，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下，世界革命的概念已经流行起来了。不过，它是含含糊糊的，就象人们对1848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回忆一样；或者说，人们充其量不过把它看作是一个将革命从一国扩展到几国的趋势而已。[3]而如今，在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日益明显地形成一个有机的、矛盾的统一体的时候，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了。

　　几乎所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正确地抛弃了认为革命会在世界上一切主要国家同时发生的乌托邦式的观点（在激进的外表下，这个观点实际上为改良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提供了拒绝在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允许的情况下，为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借口）。但是他们也明白必然要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即革命在一国或几国获胜后会遇到资产阶级发起的国际干涉，包括军事干涉；在其它国家里，反革命会暂时取胜，从而使暂时处于孤立地位的获胜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矛盾大大激化；随着革命与反革命在不同国家里取得胜利，各国阶级斗争愈演愈烈；这种阶级斗争会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期和长期的周期性发展造成影响，而周期性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阶级斗争本身发生影响。他们还知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主要是，但并不只是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冲突，必然也会卷入这场混战之中。

　　为了解决国际阶级斗争这个复杂的现实情况，即世界革命的现实情况中所产生出来的特殊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共产国际才在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建国际，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观点，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现实的、内容广泛的理论，而不是“把列宁的组织观点做国际范围的推广”的副产品。十月革命以来六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正确性。这一理论是1917年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实基础。托洛茨基的功绩仅仅在于：他在其不断革命理论的第二部分中对这一理论做了更加系统的阐述。[4]这一理论至今还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斯大林与以他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干部中的多数派，于1924年极大地破坏了这一理论基础。当然，他们突然提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理论。[5]同样，这一转变的根源显然也不在思想方面。它不在于某个人的理论水平或党的某些干部的政治远见的下降。这一转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它牵涉到具体的物质利益。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享有物质特权的新的社会阶层──苏联官僚集团──的出现和篡夺了政权，以及这一社会阶层与党的机关之间的寄生关系，造成了这种理论上的剧变。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基本上表现出了这个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也表达了党的机关日益增长的独揽大权的欲望。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一理论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继世界革命真正失败之后“为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提出的前景是清晰可见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上述看法是很肤浅的。[6]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变迁、苏联的经济政策、苏联国内的社会斗争、苏共内部的政治冲突与理论争论以及共产国际的演化对这个理论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上述看法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共产国际的转变

　　尽管理论上的修正最终可用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来解释（其它任何解释都是背离以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修正一经出现就不会具有相对的自身的动力。“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理论的被接受，确实造成了震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远的影响。绝大多数坚定的和诚实的共产党干部在1924年、1928年或1934年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证明，任何思想体系，甚至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分析方法，也难以立即把握住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在社会中的意义。这使得团结在列夫·托洛茨基周围的共产党少数派显得更加可贵；他们当时几乎马上就看出来，这个剧变会产生多么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理论的被接受，引起了五个转变。这些转变给予了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理论、战略和组织以极大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在当时世界上所起的实际作用。

　　这五个转变是：

　　1．接受这一理论意味着修正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的思想及其有关的观点。这又必然会导致修正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理论。

　　2．由此，在保卫孤立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以及保卫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与保卫国际革命之间的关系上，又引起了一个同样带根本性的修改：保卫“堡垒”被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头等任务。这个任务越来越要求人们使国际革命的利益从属于（所谓的）保卫“堡垒”的利益。

　　3．国际革命降到了这种从属的地位，又引起了一个转变：各国共产党从为推翻本国资本主义统治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共产国际从一股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变成了主要是为了保卫苏联这一堡垒的工具。这一堡垒日益强迫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自动调整它们的策略，以适应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不断变化。

　　4．这种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的“国家救世主义”（实际上，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义）[7]，因为只有认为苏联、苏联无产阶级和苏联共产党对全人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才能为这种系统的隶属关系辩解。在斯大林时代起着如此重要作用，以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又力图从斯大林主义废墟中挽救出来的“领导国家”和“领导党”的概念，便是从这一小资产阶级救世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在组织上，那些概念引起的必然结果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如铁板一块；一切讨论和批评意见，凡能打破沉寂、危及“领导国家”的领导人利益的意见，都遭到了禁止；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官僚化的副产品，共产国际也官僚化了。

　　5．正是上述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堕落，破坏了第三国际及其纲领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必然要导致第三国际的瓦解。各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只是在物质上依赖于莫斯科时，或者在展望本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中期前景而看不到别的出路时，才盲目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越来越明显，那些命令不符合它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不符合它们本身机构的利益。）[8]

　　一旦这种情形发生变化，斯大林的“一块铁板”就迟早会象纸板一样被毁坏。苏联共产党的“国家救世主义”会使物质上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强大的共产党都实行“救世主义”。“一个中心”必将让位于多中心。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保卫苏联堡垒”相等同将导致“民族共产主义”的泛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被接受之日起，它就为欧洲共产主义在将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托洛茨基以他那预言家的天才看出了这一点，并在一开始就宣称：

　　“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工人们：除非开展国际性的斗争，否则，就连他们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所做的斗争也不会成功。而现在，凭一国之力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的理论突然出现了。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一击。凭一国之力或是在一国范围内是不能达到阶级的基本目标的，即使是较为局部的目标也不能达到。这一坚定的信念正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核心。假如最终目标能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在一国范围内实现，那么国际主义的支柱就崩溃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实现的理论，破坏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仍在通往政权的道路上前进，他们如何及以什么方式取得政权，完全取决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一国的任务还是国际性的任务。如果社会主义完全可能在一国内实现，那么，人们不仅在取得政权之后，而且在取得政权之前，也可以相信这个理论了；这就是说，假如社会主义能在落后的俄国一国范围内实现，那就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也可以在先进的德国实现；那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许明天就会来丰富这个理论。纲领草案允许他们这样做。后天就会轮到法国共产党了。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社会爱国主义路线堕落下去的开始。不管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它满心以为它的国家具备了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充分’的先决条件，它便会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了；后者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个诺斯克的，但是，它却于1914年8月4日在这同一个问题上跌了致命的一跤”（《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1970年纽约版，第71—73页）。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转变

　　共产国际由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变成了苏联官僚集团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这一转变孕育着使共产国际周期性地转变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用来保护私有制的工具的胚胎。苏联官僚集团是保守的；他们害怕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革命取得进展，从而产生国际影响；他们深知，他们的权力与特权的基础在于苏联无产阶级的消极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而世界革命的任何重大的进展都无疑会危及这种消极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这所有的因素都促使苏联官僚集团去采取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去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并坚决维护现状。[9]

　　维护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现状——这意味着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保护私有财产和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保卫各自国家——这一重大转变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做出的。当年，在斯大林一赖伐尔军事条约签订时，是法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捷足先登，做了这一转变的先驱。这一转变的最明显的反映，就是人民阵线政策。在西班牙国内战争期间，随着人民阵线政策的实行，上述转变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显现了出来。当时在西班牙，共产党充当了重建资产阶级秩序的最为坚决、顽强和凶残的卫士。它反对共和国工人和贫苦农民自发形成的国有化运动，反对无产阶级，尤其是反对各种委员会和民兵所建立的权力机构——这些权力机构曾在1936年7月，给予了全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军人一法西斯暴动以致命的打击。

　　无疑，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是以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是以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的身份这样做的，因为克里姆林宫唯恐西班牙或者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反对苏联的“大同盟”。所以，这只是一次策略上的转变而已。等到苏联的外交方针改变了，签订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欧洲各国共产党就开始称“英法帝国主义者”为战争贩子，并摇身一变，又成了“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失败主义者”；他们甚至支持起1939年秋天纳粹的和平攻势来，要求在无需恢复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情况下，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苏联官僚集团特权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废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上；而上述两种情况，对于理解它如何能在一定的时候，在极有限的范围内，通过扩大这种新生产方式的统治区域来扩大自己的权势，是非常重要的。在1939-1940年，苏联在波兰东部、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就是这样做的；在1947－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得到解放的东欧国家里,苏联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两次，苏联官僚集团都是在它与帝国主义达成了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重要协议之后，在保证苏联无产阶级不会重新产生政治热情的情况下，没有去发动一次真正的、广泛的人民革命，而是靠军事力量达到目的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样的事情绝不会在欧洲或亚洲再度出现。因为，这几个特殊事件实际上证实了下述估计的正确性：当苏联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只有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才能消灭的僵化的社会阶层后，它的全部对外政策就变为反革命的了。

　　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做出1935年的转变，是出于它们自己所理解的对苏联的忠诚，换句话说，是出于对它们当时在物质上、政治上日渐依赖的苏联官僚集团的忠诚。不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转变及其全部意义倒引起了另一种自发的倾向；到后来，克里姆林宫竟失去了对此倾向的控制。由于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日渐与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一体化，并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国家中赢得了物质利益。这使得它们的机构开始处于来自克里姆林宫以外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相对立的物质压力之下。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导致了民族共产主义的话，那么，人民阵线的理论与实践就引出了一条促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逐渐发展的政治路线。它们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的历史根源。

　　大多数头脑最清醒的欧洲共产党领导人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常常提起人民阵线政策的“伟大历史创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的“抵抗运动的反法西斯联盟”，把它们说成是产生欧洲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于是，他们就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时而无知、时而狡诈的毛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在思想上的真正的先辈正是约瑟夫·斯大林本人。在这一点上，欧洲共产党领导者们是正确的。只要翻阅一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许多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在1935－1938年和1941－1947年间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由它们当时的领导人签署的；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些领导人都是斯大林的最忠实的助手。有些文件甚至是由斯大林本人签署的。——看看那些关于资产阶级国家中“新民主势力”和“进步民主势力”的修正主义提法就足够了。今天的毛分子和斯大林分子还装模作样地对这些提法表示义愤，可是他们忘了，在1941年，毛本人还照搬了这些提法呢。[10]

　　克里姆林宫十分恼火的是，它以前一直相信它可以控制住这股潮流的全部动向，可以随意地让这股潮流或左或右，或行中庸之道。早在希特勒－斯大林协约签订时，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主义自满情绪实际上就已经受到威胁。其后发生的许多事件，冲淡了对于使法国共产党遭受很大痛苦的严重危机——特别是在条约签订之时——的记忆；当时，法国共产党议员中有百分之四十之多的人，包括政治局的一些成员，都反对莫斯科的路线；其中一些人还加入了本国资产阶级的阵营。[11]不过，这个党的机关中的大部分人当时还是忠实于克里姆林宫的。

　　在继“反法西斯大同盟”而来的“冷战”开始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那时候，资本主义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顺从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如果苏联红军在“追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时到达它们各自国家的边境，他们就会象救星一样受到热烈欢迎。这话，社会民主党是绝不会说的。

　　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些共产党，在六十年代的不同时期（有几次甚至是在五十年代），又做出了顺应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与这些转变差不多同时，克里姆林宫做出了类似的转变：结束冷战；重申“和平共处”的原则；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戴维营精神”；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会谈等等。不过在这一次，较之1935-1938年或1941－1947年，这股潮流就不只是更难以控制，而是完全失去了控制。

　　这一系列转变所产生出来的影响，新的改良主义路线的持续作用，共产党机构组织成份的改变，以及由于长期推行新改良主义政策在共产党吸收新党员方面引起的变化，——这一切构成了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战前的一系列转变，象是每隔三年就发生一次。它们使共产党的官僚和干部们掌握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各种经验。而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这样的转变就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改良主义实践所代替了。除了为日常的选举工作和眼前的旨在提高工资的斗争做准备外，欧洲共产党的整整一代干部什么也没有学到。在1935年以前的岁月里，在抵抗运动中，甚至在“冷战”时期得到锻炼的整整一代共产党人的经历和这一代人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逐渐销声匿迹，对欧洲共产党的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的机构实际上永久性地加入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之中，这是另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化过程，它的意义同样重要。这是一个与1900年和1914年间古典的社会民主党所经历的极其相似的堕落过程。这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葡萄牙和西班牙共产党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还没有受到这种堕落的直接影响（但这一情形会迅速发生变化）；目前，这些党的右倾路线还是由思想因素和它们的战略方针所决定的。甚至有一些较小的共产党，如瑞典、比利时、荷兰、瑞士、芬兰和英国的共产党，在市一级或工会中的活动也受到了同一发展趋势的影响。在邻近国家的共产党影响下，思想往往会跑到现实前面。进入国家机构的愿望产生于实际做到这一点之前，因而支配了这些党的政治路线。

　　但是，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却是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联合危机破坏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冲破了苏联的限制。它和南斯拉夫、越南以及古巴的革命一道，粉碎了苏联是世界革命唯一堡垒的神话。中苏之间的冲突使陶里亚蒂采取了本丢·彼拉多式[12]的立场（“双方都有些罪恶”），还使得所谓存在一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捍卫的“中心堡垒”的观点进一步破产。人们越来越不能相信世界革命的发展与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一回事了，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相继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后，以及在中国实际上毫无反应地容忍了对河内的轰炸以后。自相矛盾的是，苏联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的增长，倒损坏了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一直使斯大林主义机器运转自如的一个主要部件。现在，没有人会认真地相信，苏联今天正受着要被人毁灭的致命威胁；而在希特勒时代，许多共产党人显然确信这一点，——在当时，也确实如此（对于这个威胁，他们应付得是否得当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苏联共产党已经用一个新神话代替了陈旧的借口。这个新神话就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在西方胜利之前，社会主义阵营肯定会赢得这场竞赛。然而，这个神话的说服力要小得多了。

　　在此情况下，服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这显然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甚至按照“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逻辑推理也是如此。“本国”共产党机构的利益日渐独立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之外。这种独立有其自身的内在联系和结果。赢得选票，在市议会和国家议会中得到更多的席位，保持或取得对工会或劳动群众合作组织的控制，——这些，逐渐地被放在了“保卫苏联”甚至“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的前面。资本主义欧洲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官僚，只要能睁大他的双眼，就会看出这两种需要将发生冲突。其实，他只需看一看资本主义欧洲的普通的共产党积极分子、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反应，就会完全明白这一点了。

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几个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共产主义这种现象的逐渐出现——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渐变，而并非象许多观察家自称相信的那样是一夜之间的骤变——是与逐渐发展的、正在一点一点地变为腐朽的斯大林主义危机[13]紧密相联的。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腐朽危机的不可避免，是由于某些全盘接受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在物质上、政治上获得了脱离克里姆林宫而独立的基础。最清楚不过的两个例子显然是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共产党。这两个党都是作为伟大的人民革命[14]的领导，通过动员起千百万工农（在中国，动员了几亿人民）而夺得政权的，尽管在这两个国家里，革命从一开始也官僚化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群众运动也是被官僚集团操纵的。因此，这些党及其领导人在他们国家的劳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并取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能成功地抵制克里姆林宫地圣旨。在三十年代，所有愿意留在共产国际内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无一能做到这一点。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例子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向。1948年2月，捷共从克里姆林宫手里接过了政权；当时，同捷共控制的一部分动员起来的工人相比较，军事－官僚的压力起了更大的作用。由于捷共仿效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和效忠于苏联官僚集团，所以，社会中支持它的力量在1949年至1967年间迅速减弱。但是，由于一个“温和派”做出的最后导致了布拉格之春的决定，由于人民对这个新方针的满腔热忱，也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热情迅速高涨，党在抵抗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捍卫这些初步获得的成果（它们在客观上象是一场政治革命的序幕）时，得到了劳动群众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使捷共十四大得以召开，并使它成为一个抵制克里姆林宫发出的训令的秘密集会。然而，训令是有坦克做后盾的；时隔不久，要求正常化的人们便借助于这些坦克的力量和“温和派”本身的犹豫不决，把他们清洗掉了。

　　古巴的菲德尔小组又是一例；不过它是从反面证实了这一规律。菲德尔小组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工农群众运动，夺取了政权。较之于南斯拉夫或中国，古巴这场运动的官僚化和被操纵的程度要小得多。它没有让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拖住后退，排除了他们的抵制。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秩序，创立了工人的国家，因而从一开始在政治上就几乎完全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支配。这场运动就这样完成了一场持久革命的全过程。但是，由于古巴革命在西半球所处的孤立的地位，由于美帝的封锁与侵略，还由于古巴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脆弱，以及拉丁美洲社会主义事业所遭受的挫败，古巴革命在物质上就几乎完全依赖于苏联官僚集团。因此，菲德尔小组在政治上倒退了。

　　再看南斯拉夫。过去，苏联官僚集团只习惯于和该国的两种人打交道，即俯首听命的奴才和应该被消灭的“人民之敌托洛茨基分子”。然而，他们却被自己营垒中突然出现的意外反抗弄得目瞪口呆。他们最初的反应是在国家关系一级上使用粗暴手段。他们把铁托革出教门，对南斯拉夫实行封锁，在南斯拉夫边境集结苏联军队，鼓动暴动，甚至唆使暗杀。

　　这些粗暴的做法失败了。于是，赫鲁晓夫施用起怀柔手段来。“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的法西斯－托洛茨基匪帮”一夜之间变成了“最亲密的南斯拉夫同志们”。[15]赫鲁晓夫亲临贝尔格莱德机场，和这些“同志们”拥抱起来。这一举动，如同七年前把铁托革出教门一样，对于苏联共产党一贯正确的神话和一切听从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后来，同一个赫鲁晓夫，继而是勃列日涅夫，在中国共产党人拒绝让步时，用同样粗暴的方式对待了后者。他们进行经济封锁，断绝军事援助，在中国边境线上集结军队，制造小摩擦，有时还把小摩擦发展成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如在乌苏里江所发生的那样。而这些手段又是以彻底失败告终。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因为压力和被革出教门而屈服，而且更有力地维护了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苏共十二大的影响和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开始，肯定使南斯拉夫和中国所带来的冲击更加强烈。苏共十二大不仅从根本上粉碎了一贯正确的神话，而且一系列其它的因素使“苏联模式”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信誉，从而不可挽回地使“领导党”和“领导国家”的原则遭到了破坏。这些因素是：官僚主义集团显然无法更深刻地解释斯大林主义蜕化变质地原因；“个人迷信”这个提法的众所周知的荒唐之处；苏联政府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制度上的改革，以便多少保证一下此类滔天罪行和大错不会重犯。陶里亚蒂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他的《雅尔塔备忘录》中第一个论证说，在“个人迷信”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完善之处”这两个不恰当的理论与“多中心论”在国际共运中不可避免地盛行之间，有着因果关系。[16]克里姆林宫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用直接的军事和经济手段来支配一切事情了。

　　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侵略成了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1956年，在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时，除南斯拉夫外，没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提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公开批评；但是，1968年，在捷克遭到侵略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纷纷表示抗议。人们在这两种不同的反应之间，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程。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布拉格之春在欧洲各共产党之中（如果不是在全欧洲无产阶级中的话）激发起了真正的热情，而且杜布切克领导集团与欧洲共产主义者建立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也起了一些作用。此外，侵略捷克在欧洲劳动群众中的不得人心，对于引起新的反共浪潮以及对选举中遭到失败的恐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欧洲共产党的领袖们产生了一种政治－历史方面的忧虑。他们想：“如果明天我们意大利、法国、英国的共产党人掌了权，而我们的政策不受克里姆林宫欢迎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够防止‘我们’的国家也蒙受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遭遇呢？‘他们’曾粗暴地对待弗朗齐歇克·克里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在坦克驶入布拉格时绑架了他们；怎样才能防止‘他们’用同样的或更恶劣的方式对待我们呢？在1936年或1949年，人们尚不能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到了1968年，人们却充满了想象力。是时间起了作用。人们从斯大林主义中吸取了经验，或者说，至少从它最坏的方面吸取了经验。“布拉格之春能在这里重演吗？绝对不能！”——这是一个共同的心声。

　　斯大林主义国际已不复存在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正日渐变为一个直接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津贴以维持生存的空架子。在它里面，再也容不下那些扎根于本国工人阶级之中的大党了，因为国际工人阶级现在已经从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中吸取了教训。

欧洲共产主义与和平共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转变，基本上被说成是出于苏联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周旋的需要。当然，这种需要是事实；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俄国当时也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拉巴洛条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各工人政党因为遵守这类条约而去缓和它们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根据某个工人国家采取的应付局面的临时性的外交策略来决定自己的战术，那就不是需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弃了。

　　不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是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分裂”都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但是，这种周旋并不完全是为了使帝国主义列强彼此争斗，而是日渐趋向于（暂时地）支持一个国家中的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集团去反对另一个对立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集团。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使自己误入此路，就会越来越有竟然放弃捍卫工人阶级眼前的物质利益的危险，因而也就既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又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法国共产党曾支持戴高乐的“捍卫民族独立”政策，以反对支持欧洲防务集团的大西洋主义者；难道我们还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吗？其结果是众人皆知的。1958年，戴高乐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攫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因而使法国工人阶级倒退了十多年。直到1968年5月，他们的损失才得到了补偿。

　　但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觉得无法控制的动向。由谁，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的哪一项政策更有利于和平？过去，这种选择很简单。斯大林总是正确的，甚至在1940年，当他突然向德国工人宣布，他们主要的敌人不再是希特勒，而是想要废除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弗里茨·蒂森的主战派”时，他也是正确的。但是，从为铁托恢复了名誉，从苏共二十大使一贯正确的神话永远破产之时起，挑选可以赢得“和平奖金”的赛马的赌博便是人人都能参加的了。

　　“大西洋主义者”是和平与缓和的头号敌人吗？乔治·马歇好象相信这一点。（至于克里姆林宫，它却不完全同意这一评价；相反，莫斯科并不讨厌“大西洋主义者”尼克松和基辛格。）德国（或德—英，或法－德－英）独立地拥有核武器的危险会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祸害减轻吗？塞尔希奥·塞格拉看来就倾向于这一观点（如果他受到了葛罗米柯的谨慎的祝福，我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如果是社会党人的手指扣在北约的扳机上，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危险能小一些吗？马歇和贝林格谨慎地倾向于这个“调和的”解决方法。宣布采取“绝对中立”的立场会好一些吗？这似乎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的立场。至于库尼亚尔，他今天依然沉湎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昨天那样的高声指责。他不安地提到，《真理报》重印他那热诚的信仰表白的机会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使美国共产党极为高兴。唯有西德共产党没出问题，因为它象鹦鹉一样，东柏林说什么，它就说什么。

　　至于说到毛主义者，当他们指控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对外政策时，为了使复杂的现实适合他们那个简单的体系，他们不得不做的那些歪曲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欧洲共产主义者这些“当代的反共产主义者”坚决拒绝反对美帝国主义，并不惜牺牲民族独立，以此来表明他们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忠顺；只有拼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民族独立才能得以维护，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已商定共同征服欧洲；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意味着一场必不可免的、残酷的争霸斗争，总有一天，这场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预先排除暂且与那个因日渐衰落而侵略性较小的美帝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其原因就在于此。[17]

　　欧洲共产主义是有助于“缓和”呢，还是加剧了“紧张局势”？它是希望美帝的霸权呢，还是正相反，着重强调了帝国主义欧洲反美的主张？如此粗俗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任何合情合理的回答的。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局势加剧紧张、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倒退；欧洲共产主义便标志着这个倒退。造成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本不断外流的原因，正是这种社会局势的加剧紧张，而不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日渐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同样，如果说某些资产阶级对欧洲各国共产党进入政府的前景感到恐惧，那么，他们所害怕的也不是这些好部长们准备对私有制实行的打击。人人都明白，与1945年或1977年的工党行政当局相比，这些好部长们的意图还是温和的；而且，上述情形还表明，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帝国主义分子所害怕的，是将难以被共产党控制的群众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会在“左派”政府掌权的情况下兴起，进而不顾这些政府的意愿向前发展。

　　如果以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已经成了美帝的直接代理人，那就是荒谬的，即使这些领袖所采取的一些策略也许会为卡特政府的某项措施服务。没有任何确凿可靠的论据来证实这样一个十分荒谬的观点。充其量只可以说，他们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体化会使他们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即欧洲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当然，欧洲资产阶级是与美帝结成了联盟，但是，他们也是美帝的竞争对手（并且是一个越来越凶狠和自信的竞争对手）。欧洲共产主义妨碍了欧洲资产阶级对付华盛顿的行动吗？如果你把资本外流、停止投资和实际上的经济萧条的责任归咎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话（这是绝对不公平的），回答就是肯定的。如果你把欧洲共产主义看作是在资本主义欧洲重建资产阶级秩序的一个辅助力量，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走向胜利而必将搬去的最后一块绊脚石的话，回答就是否定的。

　　二十年来，西南欧工人阶级中所有富于战斗性的成员，对本国资产阶级政权及其军队和警察深怀敌意。如果“历史性妥协”有任何意图的话，那就是要消除这种敌意。[18]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与社会民主党在1914至1929年间的行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旦这个策略获得成功（依我们看，它未必能够成功），在美帝面前，欧洲资产阶级就不是更加软弱，而是更加强大。有趣的是，那些坚信毛主义两个超级大国理论的人，倒应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予以称赞，因为它致力于针对美国而加强帝国主义欧洲的独立和力量的事情。当大的工人政党由苏联官僚集团的代理人转变为独立的、倾向于和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建立一种“历史性”联盟的政治力量时，这种转变也会加强帝国主义欧洲反对苏联的力量。对于这个事实，人们也决不会忽略。

　　无疑，欧洲的共产党都真诚地主张缓和。他们确信，如果回到冷战时期，他们参加联合政府的改良主义纲领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更不必说回到热战时期了。如果指责他们是战争贩子，那是荒谬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可责备的，那就是他们正在散布危险和和平主义幻想，即只要对资本主义施加“压力”而不必去消灭它，就可以维持长久的和平。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幻想却是从正统斯大林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统斯大林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理论的又一必然产物。

　　一些资产阶级集团道出了一种恐惧：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在与莫斯科保持一定距离的方面时“诚实无欺”的，但是，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和他们进入政府的可能，客观上使欧洲有“芬兰化”和“中立化”的危险。这种恐惧在两点上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已明确宣布，他们不再要求废除北大西洋公约，并以此作为进入政府的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共产党。1974年和1975年，在葡萄牙不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情况下，它参加了各届临时政府；同时，它仍不失为克里姆林宫的忠实“追随者”。）其次，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已经表示，他们赞成加强而不是削弱“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国防力量，这与芬兰的情形正相反。而那些资产阶级可根本不是“中立的”。

　　因而，那些资产阶级中的最顽固分子真正担心的，是各社会－政治势力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但能使欧洲共产主义者进入政府，还能引起大西洋联盟的破裂。这一点是毋庸争辩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陷入诡辩，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政治目标正是限制上述转变，并把它引入与维护资产阶级秩序并行不悖的轨道。（如果需要的话，它还要与维护大西洋联盟并行不悖。）如果西欧某个国家脱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不但不是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势力所造成的，反之，倒是使这种势力白费力气了。

　　还要注意的是，苏联官僚集团是否认为：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目前的局面，胜过出现一个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力量的自行增强（欧洲共产主义会用自己的方式为此做出贡献）而造成的新的联盟。而它是完全有可能这样认为的，正象在上次大选之前，克里姆林宫向吉斯卡尔送去的使马歇提出抗议（他甚至说，这是“不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秋波一样；这个秋波也可能表示，克里姆林宫对将会随着德－法－意－英的重新加强军备而出现的“三极”欧洲的前景颇感忧虑（更不用说一个随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南欧一国或几国的胜利而出现的“四极”欧洲了）。

　　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欧洲无产阶级来说，上面说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但又是极其危险的把戏。在各种不同的资产阶级国际政策中进行选择，根本不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样做就会同所有那些投机活动搅在一起。工人阶级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而奋斗，这就意味着独立地采取本阶级的政策，而反对任何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成的旨在对抗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联盟。今天，这可以用两个口号表达，那就是：反对军备（特别是核军备）和任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战备！为建成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而奋斗！

“真正的改良主义”在
今日欧洲有容身之地吗？

　　当我们说起西欧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过程时，欧洲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总是勃然大怒，他们一口断定：“我们现在与社会民主党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们从未说，这些共产党正向赫尔穆特·施密特、威尔逊－希利－卡拉汉或马里奥·苏亚雷斯那种可悲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变。不应将1910－1930年间古典社会民主党的演变与当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与那演变极其相似的情况。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从未正视过这种相似之处。

　　这里，我们讲的是一个过程。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是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产物；同时，后者与前者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样，二十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是1914年投降行为的产物；但是，这投降行为本身引起了那些堪与1914年8月前那个时期相比拟的重要转变。而另一方面。1914年8月的投降行为，反过来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古典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的变化的产物。

　　依此类推，欧洲共产主义——它还没把各国共产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而只是开始推动它们向那个方向发展——则是一个系统的、持续的选择的产物。这个选择发端于冷战结束之时。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和在1941－1947年间在人民阵线中以及在“反法西斯联盟”的政策之中发生的转变，使它得以产生。但是，若不是苏联和第三国际在1924年转而采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那些转变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托洛茨基在阐明社会爱国主义者1914年背叛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因时，强调了下列特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国，开始于他们对本党——第二国际中最大的党——的正当的热爱。在德国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德国人民高度的组织性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建设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暂且把所有那些僵化的官僚、野心家、议会骗子和政治流氓撇在一边，就会看到：社会民主党普通党员的社会爱国主义恰恰来自建设德国社会主义的信念。绝不能说，成千上万的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工人了）是想保卫霍亨索伦家族或资产阶级。不，他们要保护的，是德国的工业、德国的铁路和公路，德国的技术和文化，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为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并且，有了这些条件也就足够了。”（《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纽约，拓荒者出版社，1970年版，第70页）

　　这与法国共产党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演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说法是：发生在“民主国家”中的任何“灾难性”的危机都会危及“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成果”。这是各国共产党逐步变为“维持秩序力量”的更深刻的原因。[19]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自我克制，靠他们的“国家观念”以及拒绝“以党派斗争为目的而乘人之危”的态度，赢得“中间阶层”的支持。他们企图以此巩固既得成果，然后再逐渐扩大成果。

　　以后，我们还要论及根据这种推论而制定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本身所固有的明显的矛盾。[20]今天，欧洲共产主义正在逐字逐句地复诵昔日社会民主党的推论，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欧洲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历史根源就是卡尔·考茨基的“消耗战略”。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注定要导致与古典社会民主党遭受到同样的失败。

　　这是因为，整个纲领忽视了资产阶级社会里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基本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不断改变社会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之间的关系，终于使政治分析与其基础脱离开来。现在，政治被看作是一套完全独立的程序：手腕、战术、策略、妥协和心理战就是一切；对阶级的物质利益根本不予以考虑。然而，这些关于政治的官僚主义、策略第一和玩弄权术的观点与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是不相符的。它们在本质上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而且是社会民主党官僚集团的观点。欧洲资产阶级老奸巨猾，不会败于“手腕”。而比较缺乏政治经验的工人阶级，倒肯定会不时地被聪明的手腕所愚弄。不过，耍手腕会使士气低落，而士气的低落会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样，反过来又会打破力量对比的平衡，使其不利于一切改良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计划。

　　当前形势的两个基本特点表明：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寻求的“对资本主义的逐渐改造”，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考茨基及其同伙提出的类似计划，更缺乏现实性。

　　首先，资本主义欧洲现在正经历着长期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危机急剧地缩小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回旋余地，并削弱着它进行改革的能力。今天，人们到处谈论的不是改革，，而是紧缩。欧洲共产主义的大多数计划（首先是《法国共同纲领》）都是在经济年增长率在中、长期内为百分之五的设想下制定的。现在，从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一个“改进了的”制度——今后若干年中的情况来看，这个设想大半已成为乌托邦。任何一个改良主义的方针，都是旨在控制危机，而不是旨在进行“深刻的改造”。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这说法，对于资本主义的欧洲来说，仍将是正确的。只有消灭资产阶级，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打开经济飞速发展的道路。

　　其次，较之于1914年、1936年或1945年，如今，生产力、资本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都大大发展了。共同市场国家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虽然是继续在以不平衡的、矛盾重重的方式发展，但毕竟是一个事实。在这些条件下，任何以一国为基础的“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的计划，任何旨在维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结构的纲领，即或不是反动的，也纯系空想。因为它们必然要迫使工人阶级忍痛在两种他们都必须象瘟疫一样加以避免的罪恶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向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一再让步（就象威尔逊－希利－卡拉汉那样），或者逐渐采取保护主义。这两种选择都终将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工人阶级陷入政治上的死胡同。

　　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倒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们坚定地表示，他们不愿回到保护主义。他们甚至不再痛骂共同市场——资本主义的欧洲了。但是，这也使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更加不现实了。谁能相信：在意大利和法国仍与西德和英国大资本联盟的时候，这些国家能“逐渐”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它被解释为“民族共产主义”，并被认为会逐渐地、分别地在欧洲每个国家里变为现实——已经完全陷入了绝境。象无产阶级的任何阶级政策和纲领一样，共产主义必须是国际性的，否则就不能存在。对欧洲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唯一符合历史潮流的最好的回击是：除了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之外，别无他途。在欧洲，若不以此为目的，推翻资本主义便绝对办不到。

“一个中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前途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建立在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它与资本主义竞争相对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竞争以彼此分隔的国家和市场为单位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必须把各国工人进行的所有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联成一个整体。[21]否定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解放全人类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否定也意味着倒退到乌托邦式的幻想，意味着倒退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不是产生于人们的共同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感，而是产生于思想灌输和宣传。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否定意味着根本放弃社会主义的前途，意味着对人类的前途变得悲观失望和漠不关心。

　　象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一切方面一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能被雇用劳动者在斗争经验和真正团结一致的基础上逐渐地接受。如果相信仅凭来自上面的旨意，或者仅凭散发的演说辞、文章、小册子和书籍（不管这种教育多么重要），就会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自动产生，那就是对阶级觉悟在广大群众中的具体形成过程一无所知，就会陷入历史理想主义。

　　因而，只有相互团结，才能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使共产国际离开了其最初目标，变为苏联外交政策和特权的驯服工具。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它所控制的工人运动队伍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被迫咽下“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理论的苦果的，有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工人们，有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都已解散），有曾在苏联避难、后又被斯大林交给希特勒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还有“被从地图上抹去了的”鞑靼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中苏之间、1968年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在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上的争论，——这些对苏联官僚集团的接二连三的打击，完全是它推行沙文主义的后果，咎由自取。

　　现在，当苏联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及其在保加利亚、“正常化了的”捷克、德国、奥地利和北美共产党中的应声虫，指责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他们那信口雌黄的态度只好与他们自己那幼稚拙劣的行径相匹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除非建立在严格的平等互助和世界大同的基础上，否则就毫无价值。而这些出卖了并继续出卖着全世界上百个国家的无数革命、罢工以及工人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人，有什么权利来大谈这一原则？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的矿工们在佛朗哥政权下的几次斗争，都遭到了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来的煤的打击，难道他们还要让这些充当下流工贼的人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吗？英国工党的积极分子们还记得，克里姆林宫曾因为生怕“反法西斯总同盟”的瓦解，而在1945年劝他们保持与自己的保守党剥削者丘吉尔和艾登的联盟，现在，他们难道能完全相信从这个可疑之处发出来的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呼吁吗？富于战斗性的印度工人知道，克里姆林宫在1942年8月曾强迫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去反对这个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难道他们还能完全相信勃列日涅夫和丹吉所侈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吗？[22]

　　这整个宣传运动的弦外之音就是莫里斯·多列士的著名公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与苏联的团结一致。”[23]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共同捍卫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中当然包括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意味着保卫剩下来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多列士的口号现在已不能为绝大多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所接受，实际上也不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接受。若不明白这一点，就是对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抵制那支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论，就是拒绝对克里姆林宫俯首听命，就是拒绝使他们的党去服从并非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不说：“并非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那些党早就不再坚持捍卫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了。）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们以为这样做就是重新找到了长期渴望得到的“自主”与“独立”。但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只要他们不重新回到不妥协地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路线上来，即使他们摆脱了苏联官僚集团的摆布，也命中注定要受本国资产阶级的摆布。

　　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妥协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除非是国际性的，否则绝对不会成功。没有一个国际组织，国际斗争也绝不会持久。斯大林把“一个中心”的理论变成了一个由苏联共产党控制的官僚体系，从而大大败坏了“一个中心”论的名声。不过，对那些真想从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集团那儿重新得到独立的共产主义战士来说，还没被歪曲的“一个中心”的形式，仍是他们唯一的抉择。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民族共产主义”都注定要成为与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的“共产主义”。任何对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的抵制，只要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纲领为基础，才能在长期内贯彻始终，并获得成功。谁也无法既在国内政策方面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又在它的国际政策和军事政策方面持中立态度，甚至表示支持。不关心或者出卖国际阶级斗争，早晚会发展到不关心或者出卖国内的阶级斗争，这是已为无数历史先例证实了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客观辩证法。

　　当然，当少数围绕在列夫·托洛茨基周围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着手重建国际时，他们完全清楚，他们的事业不过是在为将来会出现的新的、群众性的国际做准备，不过是在组建将来那个国际的最初的核心而已。今天，比起当初开成立大会时，或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已经强大了十倍，或二十倍，但是他们依然是一个确保共产主义纲领继续贯彻和得以充实的核心，是一个在此纲领的基础上培育成千上万干部的核心。至于使这些干部和这个纲领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问题，那将取决于这些干部的政治能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阶级斗争会使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但又不是自然而然地提高。）

　　如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以反潮流的精神再一次强调：“不要‘民族共产主义’！要‘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中心”。它不会无视各国大多数党员的成熟程度和理解能力，随意指派或废除他们国家或党的领导。它肯定不会不顾不同国家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发展，强行颁布带有强迫性质的“策略”，（欧洲共产主义者遮遮掩掩地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不顾各国历史的特殊性。”）而最主要的是，这个中心绝对不会迫使任何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从属于另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或服从于另一国的外交策略。

　　我们要的是这样一个中心：它能把一切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经验、实践以及从中得出的教训集中起来。它要以这种集中为基础，用公开讨论以及以理服人的方法，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向所有共产党人提出一个一般的方针。它还要以无产阶级采取的越来越多的共同行动来取代现在那种口头上的“团结一致”和枯燥无味的“经验交流”。因此，这个“中心”将用不断发展的国际革命力量的集中来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际性集中。

　　在“多国公司”的时代，在资本日渐错综复杂地国际化的时代，阶级斗争的逐渐国际化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只有采取国际性的阶级联合行动，才能有效地反击资本势力的国际行动。反对阶级政治和阶级组织的国际集中，便不可能站在客观的、自发的阶级斗争潮流前面，而会落在它的后面。难怪各国工人阶级当初没有能够针对帝国主义对智利皮诺切特的军事法西斯主义者暴动的支持采取有效行动；他们当时根本没有做出国际性的反应。如果没有国际性的响应，又怎能去援助殖民地的奴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起义？难怪各国工人无法对付帝国主义对1975年革命时期的葡萄牙实行的封锁；他们对这种封锁根本未采取国际性的联合行动。不但如此，欧洲共产主义还使法国共产党令人啼笑皆非地保卫“法国酒”，以抵制意大利共产党所支持的“意大利酒”。

　　在一个充满战争、革命以及反革命的时代，在“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之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之间、“一个中心”（即国际组织）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地区组织”之间的徘徊，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对此，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及其同伴们早在1914年就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而今天的许多共产党人却似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由于世界上武装冲突的大量增加，只要反对在国际性问题上贯彻国际准则，就迟早会引出罗莎·卢森堡曾说过的那种局面；卢森堡曾用尖刻的语言描绘了那种局面，以此来驳斥那些违背国际准则的折衷主义诡辩，她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在战争时期则拼个你死我活。”

　　对付这种灾难的唯一办法，是一个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真正国际。这个国际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党，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或党实行“国家救世主义”。它会不懈地、耐心地和顽强地进行努力，以把共同的阶级利益从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和体现它们的地区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性组织，可能是人类从未从事过的最困难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毕其终生都未能完成它，就是证明。我们尚不知需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它；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哪个问题是人类不能解决的。我们坚信：这个群众性的国际若不创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若不深入到它所需要的全世界广大群众中去，那么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生死攸关的问题——一点不假，就是有关生死的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

[1] 既不是左派，也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饶勒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不去打我们的兄弟！我们不向我们的兄弟开火！如果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那么，在另一条战线上，也将会出现战争：那便是革命。”——作者注

[2] 在由罗莎·卢森堡起草的、1915年春天在“国际派”（后改称为“斯巴达克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有这样的话：“国际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中心。和平时期，国际在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如何庆祝“五一”节等问题上为各国支部决定应采取什么策略，在战争期间，要由它决定的策略问题甚至更多。执行国际的决定是超过无产阶级组织其它一切义务的最高义务。各国支部如果不执行国际的决定，便是将自己排除在国际之外了。”卢森堡进而写道：“社会主义国际是无产者的祖国，捍卫它比什么都重要。”——作者注

[3] 就是这样，考茨基曾正确地预言，俄国1905年的革命会在东方国家中引起一连串革命。——作者注

[4] “在一国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与国家的框框再也不相容了，这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发轫于国家范围之中，发展于国际舞台之上，而要在全世界完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便成为不断革命。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更新鲜、更广泛的意义。新社会在全球取胜之日，方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时。”“既然资本主义造成了一个世界性市场、世界性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分工，也就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一个全世界性的经济。”（《不断革命及其结果与展望》，1970年，纽约，第279页）。——作者注

[5] 到了1924年初，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初版中，斯大林本人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便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国的努力，特别是靠一个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就是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总特征。”在此书以后的版本中，这段话被修改了。——作者注

[6] 在这些评论者的著作中，可以看看爱伦斯坦的《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1975年，巴黎，第64—65页。——作者注

[7] 这种提法为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及其结果与展望》一书中所用。同上书，第280页。——作者注

[8] 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篡权以及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在三十年代，对各国共产党的干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注

[9] 那些毛主义者说，和平共处的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他们这样说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居心叵测。1936年，在斯大林与美国记者霍华德的那次著名的会见中，这位“各国人民之父”说，有人认为苏联正致力于世界革命事业，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现在，难道我们不该提醒毛主义者，请他们回忆一下那次谈话吗？——作者注

[10] 参见《新民主主义论》。——作者注

[11] A·罗西：《法国共产党的剖析》，巴黎，1948年；《在一场奇怪战争中的法国共产党人》，巴黎，1951年。——作者注

[12] 本丢·彼拉多是公元一世纪时（约26—约36）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死于十字架上。——译者注

[13] 托洛茨基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说成是共产国际宣告破产的大会（1935年8月23日的文章，见《列夫·托洛茨基1935—1936年文集》，纽约，1977年，自第84页起）。这一估价在1943年被正式证实。第八次代表大会没有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逐渐加深，这一估价被证明是正确的。——作者注

[14] “伟大的人民革命”在这里不是指与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具有特殊阶级内容的革命，而是指一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作者注

[15] 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也不见得好多少。在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诋毁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称他们是公开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在1968年8月，中国共产党忽然完全停止了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公开批评。毛主义者也从未解释过，罗马尼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经济结构同保加利亚的或苏联的有何不同。但是，齐奥塞斯库从未公开攻击过中国共产党；出于这一简单的原因，毛主义者在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并说资本主义已在保加利亚复辟了的同时，却继续把罗马尼亚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注

[16] 关于陶里亚蒂这个著名的《雅尔塔备忘录》及其以前的著作，见希奥尔希奥·纳波利塔诺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作者注

[17] 莫非我们在夸大其词？那你只要去读一下西班牙革命劳动者组织总书记阿塞·桑罗马·阿尔德亚的文章就够了。那篇文章刊登在1977年8月6日的《国家报》上；文章的标题很醒目：《欧洲共产主义——当代反共产主义的形态》。——作者注

[18] 请看最近在意大利共产党和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一场有趣的讨论。讨论中，意共明确宣布，它的任务就是维护和捍卫“民主国家”。（1970年8月的那期《世界外交》月刊对这场讨论曾有报道。）——作者注

[19] 例如，在1977年夏，意大利共产党就接受了安德雷奥蒂政府提出的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的议案。——作者注

[20] 见本书第十章：《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作者注

[21] 例如，一些工人斗争虽然是针对其它种族和国籍的工人就业的反动的罢工。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工人们就会认识到，这些冲突是使一些工人去反对另一些工人的，而不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作者注

[22] 这里列举一个最近的、十分明显的例子。日本共产党号召日本收回于1945年被苏联吞并的千岛群岛。苏联共产党指责日本共产党是沙文主义。这个指责是对的。但是，对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立场又该怎么说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他轻易地把自己与沙皇帝国主义等同起来。当时，他写道：“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重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老一代人，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等了四十年了。”——作者注

[注二十三] 这个口号是斯大林本人发明的。按照他的说法，要自觉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把世界革命看成是苏联的利益和保卫苏联的同义词。——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