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
第五章 卡里略的冲击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评论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曼德尔认为该书是集欧洲共产主义之大成的代表作，他比较系统地从托派的观点谈了自己对该书的看法。
首先，欧共目前采取的是新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策略。这个策略的前提是，革命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同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器发生全面对抗，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流血失败。卡里略只讲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闭口不谈推翻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重弹社会民主党的老调。因此，欧共的教义，是使欧洲无产阶级在伟大革命爆发前夕解除自己的武装，使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失败的教义，其作用仅仅在于保证资产阶级的胜利。
其次，在对苏联政权形式的批判上，卡里略比任何其它西方共产党领导人都更胜一筹。该书为东方集团内反官僚主义的政治斗争和全世界其它地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重要武器。卡里略对苏联的批评，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是正确的，实际上是在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由于卡里略对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存在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并列举了六个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是同西共及其领导集团的性质分不开的，是同他们并不希望同苏联官僚集团断绝联系有关的。
最后，虽然欧共领导不能克服这些矛盾，但是这些党里坚强的战士们却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因此要把注意力转向同这些战士们进行对话。
——译者
圣地亚哥·卡里略和苏联的本质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叫《“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的书。迄今为止，这本书最清楚地反映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全部矛盾之处。
修 正 主 义
在这本书中，卡里略详尽地采纳了他的党所推行的新改良主义式的修正主义，对此我们无需多谈。他面面俱到，无所遗漏：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过头”的部分加以批判；引证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序言，而他引用的地方，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在与布尔什维克论战时所引用过的地方一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告诉人们，这篇文章是经过社会民主党人篡改了的，而恩格斯本人反对这种篡改）；对人民阵线和“抵抗运动”策略在理论上的“发挥”；在关于国家机器阶级性“方面”和其它据说是不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方面”所进行的诡辩，此外还有许多其它诸如此类的内容。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卡里略在这本书中，以其一贯的方式明确地表述了改良主义的主要理论前提和分析问题的前提：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器发生全面对抗，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流血和失败：“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非战争因素造成的社会危机后，军人的思想能否发生民主的变化呢？如果答复是否定的，那么只好放弃社会主义，永远甘心忍受目前的政治、社会现状，或者就象疯子那样祈求战争爆发”。（参见《“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第90页）。
如果无产阶级在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革命政党领导下，采取必要的主动，并把其巨大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即动员起全部西欧国家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坚决而又勇敢地进行斗争，那么一场革命的危机就能够使资产阶级军事镇压机器瓦解并逐渐瘫痪。而这种观点卡里略甚至没有考虑过，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反驳了。
在这本书中，卡里略提出西共的社会民主化过程的方式也同样是再清楚不过了。不错，他以这个主张来开始阐明自己的观点：“在思想领域，在‘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至少与迄今为止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不可能有丝毫混淆。通常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改造而不是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为国家垄断资本制度提供社会主义选择，不参加这种制度，不成为这种制度的一种政府。”（同上书，第148页）。
我们应当指出，卡里略说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对它进行改造，这就意味着循序渐进的转变。而这恰恰是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对他们的战略所下的、1921年又被考茨基重新捡起来的定义。卡里略却没有注意到这点，甚至当他试图把自己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区别开来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古典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成果之上。我们从来就是这样认为的：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正在把西欧各共产党（以及其它某些党）转变为古典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转变为象施密特或者是威尔逊－卡拉汉的那样一些社会民主党。
但是，由于卡里略太热衷于自己的推论，他被冲昏了头脑，越走越远，以至在149页上，又说出了与刚刚在148页上所说的相矛盾的话。他写道：“在涉及我们的部分，我们共产党人完全对我们的历史负责，包括它的成绩、错误和缺点，既不抛弃历史，也不把历史变成胜利主义的神话，而是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历史。如果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继续一种类似的、多少公开的进程（因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至少在第一阶段，往往是通过纠正他们的战略和策略，而不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来进行自我批评的），那就毫无理由不去克服二十年代的分歧，并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同上书，第149页）。
这简直再清楚不过了！麻烦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更加证实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阶级斗争的教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周期性的、全面的和正面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由于这个或那个“理论家”、思想家，或者是好斗的小集团的“冒险主义”，或者是“极左行动”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任何人，不管他们是出于对这种全面的、正面的对抗的恐惧，还是出于任何策略上或战略上的原因，如果企图压制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总动员，那就不是在使无产阶级做好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对抗的准备，而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物质上解除武装；他们根本不是在避免力量的较量，也不是在拯救“和平”与“民主”。他们只是在确保使资产阶级取得胜利——而这经常是残暴的和血腥的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前夕的大动荡中瓦解和失败的学说。这个大动荡目前已经首先隐约出现在南欧。要确保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有所突破，还必须与这种学说进行顽强的斗争。
对苏联政权形式的批判
不过，我们并不想把我们对卡里略这本书的评论只集中在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个方面。因为这本书在欧洲共产主义“第二个”方面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卡里略在这本书中，从就事论事地、局部地批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他们东欧伙伴的某些行为，发展到系统地批评苏联官僚集团和苏联的政权形式。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一个西方共产党领导人都更胜一筹。就这一点而论，说该书是一部引起轰动的著作，为东方集团内反对官僚集团的斗争和全世界其它地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并非夸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仔细地研究卡里略这本书中有关的章节，并在同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同那些对苏联官僚集团的批评态度比起卡里略来仍然远远落后的国家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讨论中，系统地利用这些章节。
让我们着重来谈谈卡里略这本书中第二部分的一些最值得肯定的方面。
1.卡里略至少在两处明确地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提出疑问（同上书，第221页，225页）。确实，他对这个理论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的一个沾染上了“理想主义”的论点而削弱了：由于斯大林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决定“在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他们便被迫“加快速度”，以牺牲群众的消费来拼命增加积累；从而出现了镇压和缺乏民主等现象。还有一个和这个理想主义相同的、明显是客观主义的观点：“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舍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对这同一辩解的两种形式，我们都反对，因为它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式的蜕化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也不是客观情况的自发产物。它是为了迎合苏联官僚集团这一既定社会阶层的利益，它产生于这一阶层对它的对手们的政治上的胜利。
然而，尽管卡里略作了这种保留，西方一个主要共产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苏联官僚集团蜕变的原因，确实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性的辩护。事后五十年，这种辩护证明了我们的苏联同志，那些具有钢铁意志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不屈不挠的男女战士们的历史性斗争是正确的。它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始终坚信不移的信念：历史将为所有被斯大林杀害的人，从最有声望的领导人到默默无闻的工人，恢复名誉，把他们看作是对无产阶级事业光明磊落、忠心耿耿，为之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巨人。在一个先锋战士处于历史上所能遇到的最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开展了看来是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而他们的战斗最终却拯救了共产主义的纲领和旗帜，并使社会主义的自觉斗争重新走向高涨。
2.卡里略明确地把苏联官僚集团当成一个拥有特权的社会阶层来对待（同上书，第227页，236页）。这个社会阶层虽然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但却垄断着社会生活的各级权力（同上书，第238页）。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蜕化”现象（同上书，第128页），并且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同上书，第229页）。据西蒙·西尼奥蕾的回忆，赫鲁晓夫曾告诉过她，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死于斯大林的统治之下。
3.卡里略承认，在苏联没有工人的民主，换句话说，不只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也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同上书，第230页）。
4.卡里略承认，官僚集团的专政和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虽然在本质上明显不同，但却有相同的表面特征（同上书，详见第227—228页上）。这些提法正是托洛茨基和我们的运动使用了四十余年的那些提法。同“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蜕化”等提法一样，它们显然都是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那里借用来的。
5.卡里略明显地在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恢复名誉，把它当成工人运动中在某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一个流派的代表（同上书，第167—168页）。尽管他坚持必须对这个流派进行批判（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人民阵线政策的批判恨之入骨，这是毫不奇怪的）。卡里略完全为安德鲁·宁恢复了名誉，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中伤和指责，并说对他的谋杀“是一个可鄙的、不能说是无罪的行动”（同上书，第171页）。
最后一点，也是这个系统化理论中比较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卡里略承认因苏共二十大而出现的对官僚集团进行自我改革的希望只是一个幻想（同上书，第230页），这个官僚集团实际上已是“不可改变的”了（同上书，第230页）。
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自相矛盾
但是，虽然《“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在用科学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国家和苏联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对“斯大林主义现象”进行解释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仍然比比皆是，显而易见。
1.尽管卡里略给官僚集团的社会性质下的定义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但他却没有明确指出这些特权的物质基础：这个官僚集团手中垄断着对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管理（经营）。因此，卡里略没有阐述可以用来代替官僚垄断的东西：生产者以自由和民主地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形式联合起来，民主地管理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民主地管理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2.尽管卡里略强烈地主张西方的“政治多元化”，尽管他谈到苏联的“工人民主”，但是他没有明明白白地提出在苏联、在人民民主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它工人国家中废除一党制的必要性。他没有承认，如果没有多党制，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是人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包括罢工权和出版反对派刊物的权利），就不可能有工人的民主。
3.尽管卡里略反对官僚集团进行自我改革的说法，通过分析指出官僚集团是不可更改的，并提出了苏联目前的政权形式是否已经成为生产力和“真正的工人民主”的发展障碍这个问题（同上书，第238页）。但是他从未得出这样明显的结论：必须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集团的专政。
4.尽管卡里略措词激烈地抨击了官僚集团专政，但他从没有得出这样明显的另一条出路：不是倒退到资产阶级议会主义（他事实上也没有提出要这样做），而是要使劳动者的政权和自由地、民主地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制度化，使工人们真正有权撤换自己的代表，并真正把所有掌权者的工资降低到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
5.尽管卡里略坚持主张“工人的民主”，但是他却不愿意承认，这种民主明显地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并首先适用于他自己的党，以及党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工会运动：承认有权选择不同的倾向；回到列宁主义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上去，在所有工人组织里有开展讨论的充分自由，包括公开讨论的自由；摒弃和反对所有违反工人民主程序的官僚主义控制。
6.尽管卡里略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但是他全然没有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朝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反对“民族共产主义”，摒弃仅仅对“西班牙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空想，朝建立欧洲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联邦的方向发展，或者，必须建立不仰仗任何国家，而是真正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新的巨大的共产国际。
在与欧洲共产主义“前进派”的兄弟式的讨论中，我们的同志们应当把对他们的批评集中在这些矛盾之处，以及其它我们在此没有提及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不应把这些批评同他们对整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纲领”——首先是这个“纲领”的改良主义战略（它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并帮助资本主义制度从日益增长的革命危机中解救出来）——的挑战分割开来。他们不会作这种分割，是因为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自相矛盾之处同他的政治纲领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这些矛盾之处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因为缺乏“纯粹的理性”所致。它们恰恰是和产生它们的这个党及其领导集团的性质相符合的。
前四个矛盾产生于避免和苏联官僚集团彻底地、不可挽回地决裂这个愿望。欧洲共产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产物。不论是向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还是向无产阶级方向发展，它都无法超越这个危机。后两个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无力驾驭工人民主（更不用说驾驭工人政权了），而同时又寻求继续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和在资本统治下生存。在群众性斗争的革命高涨时期，企图这样做是危险的举动。
然而，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虽然不能克服这些矛盾，但这些党内的积极分子却能够克服这些矛盾。这些积极分子，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转向与之进行对话的人，这种对话现在是有越来越大的希望了。从这方面来说，卡里略的书为所有革命者提供了一颗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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