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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ust Dream. Anticipation and hope as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我们必须幻想
——预先推定与希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8）
素侠云雪 译；长宜 校
本文为埃内斯特·曼德尔为1978年纪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纪念座谈会上所提交的文章，并于1980年首次公开发表。
[1]在本文中，曼德尔使用了布洛赫所发展的范畴，如“尚未”（Not-Yet）与“现实的可能性”，以研究将未来概念纳入社会主义思想的可能性。
对布洛赫而言，要了解世界，就必须了解其潜在的潜力。世界有某种倾向，其特征就是人类正努力朝着一个没有剥削和痛苦的世界，朝着乌托邦前进。“尚未”是对这个目标的一种期待，并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总体而言，‘尚未’意识”是一个时代及其世界中尚未转变（Not-Yet-Become）的心理表现。[2]现实的可能性是对布洛赫所称的社会主义“具体的乌托邦”的非幻想的潜在因素；“这条道路乃是社会主义，并且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特质——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所有非幻想的、‘现实的可能的’希望图像都通向马克思。”[3]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与希望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与复杂交往的能力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没有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人类交往，包括使用结构化语言工具、形成概念并发展意识的能力，就不可能进行社会劳动。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哪怕最基本的交流能力——在动物身上也存在——也不只是为了交流的能力，而是基于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社会生产的需求。抛却其他因素，劳动与交往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字所阐明的事实：
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
[4]
关于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是双重意义的自觉活动。马克思不仅预设了人们之间自觉建立的关系：维持并再生产物质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商品的社会生产与使用价值交换，与能被社会理解的声音、文字和概念的生产与交换是同步进行的。此外，人类劳动的特征是，有意识的生产者的头脑中需要具有预先推定性计划作为劳动成果实现的条件：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5]
想象能力
因此，作为劳动计划的劳动产品，作为尚未实现的物质现实，是其自我实现的前提。人类预先推定、想象的能力与从事社会劳动的能力密不可分。劳动的人（homo faber）之所以是劳动的人，只是因为人类同时是想象的人（homo imaginosus）。
人类形成概念，去抽象、想象并制订计划的能力，就是预先推定的能力，预先推定的能力又反过来与物质和社会生活条件紧密相关。即使最基本的，当然也更为复杂的人类的概念与思想，也不是完全独立于物质生产，或与物质生产无关的想象与脑力劳动的“纯粹”产物。最后，它们是作为人脑对物质生产经验要素的心理加工而出现的。因此，它们与个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参与密不可分。
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是个人参与社会和自然的基础，是生产与生命繁殖的物质需求，新陈代谢由此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实现了人类劳动的目标。或者如恩格斯更详细的解释：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
[6]
因此反过来，在物质上实现之前就已出现在人脑中的劳动计划，即使劳动计划尚未在物质上实现，它们最终还是物质现实的产物。即使概念与人类思想的产生，也永远不能完全脱离自然与社会中的先前的与相伴的物质过程，尽管它们并非这些物质过程的纯粹机械反映。相反，概念与人类思想由与物质过程相对应的元素组成，但这些元素由人的思维创造性地加以组合和再加工。它们在客观上仍然是由物质过程所决定的。
人类预先推定、想象和制订尚未实现的计划的能力的物质基础，是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即基于人们本能地、自发地、被强迫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人们屈从于这种强迫。这种预先推定最大的体现是恐惧和希望。
然而，尽管恐惧可能是纯粹的本能（但并非总是如此，也不必然如此，但恐惧是动物最重要的本能之一），但不可能存在纯粹本能的希望。因此，恩斯特·布洛赫正确地强调道，即使在最基本的本能表达中，希望已不仅是纯粹的本能，而是成为想象与理想预先推定的能力。因此，希望是人类的卓越本能（par excellence）。希望同社会劳动和形成概念与意识的能力一样，都属于我们这个人类学物种的特殊的、固定的核心。有创造力的人（Homo faber）同有想象力的人（homo imaginosus）一样是人类（human），因为人类（humanity）是怀抱希望的人（homo sperans）。
现实的可能的希望
劳动计划是物质必要性和需求的产物，要实现劳动计划就必须要有物质条件。并非我们大脑中的所有理想产物都会导向现实的物质生产。并非所有的精神计划都能真正实现，并非每个预期的希望都会变成现实。只有那些既满足客观条件也满足主观条件的劳动计划才能实现。并非每个希望都是“现实可能的”希望。恩斯特·布洛赫明确区分了切实可能的希望和一厢情愿的幻想。[7]脑力劳动恰恰是将概念组合起来的能力，这些概念只是最近才同各式各样的生活经验相符合，或从这些生活经验中产生。这些概念的组合并不必然反映现存的物质现实。这导向对现实的可能性的预先推定与一厢情愿的梦想之间的区分。
但反过来，现实的可能性只能部分被预先确定。这是因为人类能够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样方式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人类学特殊性的积极维度定义了一个介于物质的、社会的、历史的不可能的事物与物质的、社会的、历史的可能的事物之间的一片中间地域，一个过渡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包括自然与社会中的所有物质上可能的变化，但其实现要依赖于某种具体的人类实践。这一实践既不可能自发产生，也不可能同时从物质可能性的存在中产生。
另一方面，物质上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并不是在各领域都能够事先精确界定的。总体的、一般的框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给定的条件。但在框架中还存在着无数的变化和可能性。
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主导，那么无产阶级斗争的出现和（长远来看）现代劳工运动的发展就都不可避免了。但这种具体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了，例如在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其现实历史背景，即其政治—社会历史与这四国的历史、各国无产阶级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民族特点、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赢得政治权力之前所伴随并继之而来的思想与政治运动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对随后五十年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这四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长期以来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尽管如此，现实的可能性仍被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发展、鼎盛与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内部矛盾不断加深的总体框架内。
预先推定
因此，历史的物质现实始终是一个开放的整体，且因此是一个不完全的整体，其中至少会包括很多不同可能的发展。部分可能性会实现，其他可能性则无法实现。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会比历史宿命论或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更远离马克思主义。
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阶级斗争要么导致革命阶级的胜利，要么导致对立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重复强调这点。资本主义并不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而只会导致困境：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要么是回归野蛮主义。由于物质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不断运动；由于人类社会反过来不断变化；由于人类思想与实践的目的是对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自然与社会的反应；由于人类实践本身会积极干预这些过程，我们只能努力全面了解这一整体。在我们的分析之中，必须包含“尚未实现”但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物，还应包括现存事物和可能正在消失的事物。
认识到现实是一个矛盾的整体，是一个发展中的整体，是由所有内部矛盾所推动的，意味着将这种整体的所有可能的发展都纳入到知识中。因此，预先推定不仅是一个人类学范畴，而且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和科学范畴，它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恩斯特·布洛赫写道：
恰恰在被认为是最偏远的极限中，未来和自然、预先推定〔预先推定〕和质料才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到期的彻底性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没有质料就没有任何（现实的）预先推定，没有（现实的）预先推定就无法把握任何质料的视域……现实的可能性始于某种萌芽，而这种萌芽总是包含未来的东西。
[8]
现在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描述主观因素的生产功能及其内在动力，即希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中讲，如果我想实现一个劳动计划，我必须将我的愿望服从于这个目标。[9]对计划的主观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中立的，而是由想要实现目标的愿望和希望组成的）必定会激发这种服从关系。触发点可能非常多样化：从畏惧于惩罚到渴望奖励，从个体的愿望、有意识的需求，到坚持通过社会群体或社区来消费劳动产品，甚至到纯粹的利他主义。但成功实现的愿望和希望总是能激发生产。如果没有愿望和希望，或甚至事与愿违，计划就会非常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生产者将会对生产漠不关心，甚至会敌视生产。生产者甚至可能不断破坏生产（如特定情况下奴隶或被强迫劳动者的态度）。完全被夺走希望的生产者不会是好生产者，而是无生产能力的生产者。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规律。
社会实践（Social praxis）
适用于基础的人类实践的东西，会更适用于改变社会本身的总的社会实践。一个历史性过渡人物，如伟大的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半封建领导人“沉默的威廉”能够创造了美丽的、坚忍的、口号的、有特点的小型自觉的革命少数派：“Point n’est besoin d’espérer pour entreprendre, ni de réussir pour persévérer”（“能无望而前行，百折而不挠。”）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更广大的整个社会阶级，都不能凭这一动机而行动。他们的活动始终直接针对当下。一个阶级要改变社会的实践归根到底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但当这种实践与愿望和期望相伴随（这种愿望与期望会用便于群众直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这些阶级利益传达给群众）时，其范围和影响就会增加。
消灭剥削与压迫、不平等与不自由的希望，或者说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希望，存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每个阶段的解放斗争。这种希望赋予解放斗争以能量和动力，而这些能量和动力不能只通过捍卫日常物质利益来获取。不管在哪个国家，只要工人运动被局限在保卫物质利益的斗争中，动力就会受限乃至消散，尽管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解放的希望与保卫工人阶级日常物质利益的斗争不可分割，但不去争取解放，斗争终成幻想。
但通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作为整个社会解放的桥梁，来终结资本主义剥削，并将之与希望（特别是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希望）紧密相联，是一种古老的、历史的预先推定。
作为社会性生产与互相交流的物种，人类天然适于合作。约一万年前，从无阶级社会跃入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时，给人类的感觉和思想带来巨大的创伤，恰恰是因为这种改变与我们的合作本性太不相符合了。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是围绕着许多问题产生的无数期望、方案、预先推定、感叹、诗歌、故事、哲学术语、政治计划与斗争的历史，这些问题包括：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无阶级社会的“黄金时代”？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如何消除这种社会不平等？
先知与革命者
希腊哲学家和罗马革命政治家，犹太人先知和早期基督教的教父，宗教改革的急先锋和代表，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与主要资产阶级的最激进运动的代表等均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具体形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与阶级相适应。然而，这一问题的持续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以及回应该问题的内在的自我批评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奥地利诗人尼古拉乌斯·莱瑙（Nikolaus Lenau）在他的史诗《阿尔比派》（Die Albigensern）中最后几句中综合地并象征地总结了这种连续性：
Den Albigensern folgten die Waldenser und zahlten blutig heim, was jene litten; nach Huss und Ziska kommen Luther, Hütten, die Wiedertäufer die Cevennenreiter, die Stürmer der Bastille, und so weiter.
〔胡斯派（Hussites）跟随阿尔比派（Albigensern）之后/用血祭奠苦难历程/胡斯（Huss）和切斯卡（Ziska）之后是路德和胡腾（Hütten）、再洗礼派（Wiedertäufer）、卡米撒派（Cevennenreiter）、攻打巴士底狱的暴徒等等〕
[10]
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绝大多数无阶级社会的拥护者都是“空想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确切意识到实现其充满希望的计划的物质与社会前提。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由于物质条件尚未成熟，过去所有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实践与政治尝试都失败了。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思想家与战士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反之亦然。
“空想社会主义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所认为的可能性的视野，从而准备、促进并加快了现代工人运动的思想、理论、学说与实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拓宽了关于社会现实本身的知识，这种知识要求严格批判现存的一切，所有现在的一切都应视作短暂的存在。而且正是将尚不存在的事物整合进社会分析的时候，会从一厢情愿的想象转变为现实的未来的可能性，这就给社会批评提供了更大的范围。
不仅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意志古典哲学和法国古典社会史学都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学到了比想象中更多的东西。即使没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先期工作，他们也很有可能完成他们后来所形成的成就，但过程就要更缓慢、更艰难、更充满矛盾了。如果从历史上看，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这是指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保留并再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肥料。不管什么情况，这都以空想社会主义先前的存在为前提，这是劳苦人类解放斗争中必不可少的肥料。
恩斯特·布洛赫写道：“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和历史的未来趋势学乃是中介了现实的未来科学和现实中的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目的只是行动。〕……惟当涉及马克思主义时，未来的视域才同作为前室的过去一道赋予现实以自身真正的维度。”[11]
实现希望
关于现实的知识也就是关于运动规律与发展规律的知识。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而这些规律在马克思逝世后才被人们所全面理解。与不断重现的普遍现象（和庸俗评论）相反，《资本论》本身更像是20世纪的工作而非19世纪的工作。
另一方面，现实的改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内容的实现，即马克思主义实际诞生之时——不仅以面向未来的方向为前提，以洞悉还是现实可能性的尚未为前提，而且以希望实现现实的可能性为前提。现实的改变需要发挥所有的精神力量、意志和情感，以实现现实的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为目标，并希望革命者个人要满怀希望，在现存的现实和可能性之间作最大的努力，以最终改变现实。
一个人如果不再脚踏现实的土地，如果不去理解与革命计划的现实相关的物质的与社会的、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那他就不只是一个糟糕的革命者了。糟糕的革命者多少还是那些成为现存现实的囚徒的人，他们沉迷于日常工作，以至于无法理解、预先推定和感受到不同力量的关系和革命阶级的活动中出现的突然的、出乎意料的和彻底的转变。这些人牺牲了面向未来的紧张取向，而是局限于日常喧嚣与忙碌中——一切照旧，或者可以用德国劳工运动中的话称之为：die alte bewährte Taktik（久经考验的真正战术）[12]——因此，他们会被革命群众运动突然如火山喷发般的突进而无可救药地感到震惊、被超越和瘫痪。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扩大未来的视野，就无法充分理解现实。
1914年8月后，列宁、罗莎·卢森堡与一些国际主义朋友不仅从道义上表达了对官方社会民主党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行为的厌恶，而且根据尚未实现的但科学的分析（且不只是一种愿望）来判断这种投降，这种分析以场世界大战必然加剧革命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基础。这一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社会、政治和理念的冲突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战争既是这种冲突的表达，又是其驱动力。1917—1919年的事件证实了这种分析。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发生的事件为1914—1915年国际劳工运动的斗争趋势增添了新内容。没有对这些事件的预先推定，没有那样的立场，就无法完全理解、判断和解释1914年社会民主党的投降。
预先推定的艺术
没有革命的观点，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政策，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实践，至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必须以对现实的正确分析为基础，而不是以幻想为基础，他们必须从对现实、社会经济矛盾的分析开始，揭示其动力，他们必须研究这些矛盾为何或是否会减少或消除，或相反，这些矛盾为何或是否会增加，而不是要从抽象的、愿望的发展出发。
立场意味着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即期望、希望与恐惧是任何政治活动（无论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决定性方面。资产阶级在丧失自己的革命性后，将政治定义为“可能性的艺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改变了这一格言，将政治称为“预先推定的艺术”。毫无疑问，这是狭隘的市民所迈出的第一步，因为市民出于保守主义，畏惧所有的大变动，他们希望将政策限制在不重要的小步伐上。但鲍威尔的教义也显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和宿命论的维度：在“预先推定的艺术”中，其政策完全没有积极的、变革性的要素。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如果尽可能扩大广大群众动员的动员和主动性，并将革命党的实践作为发展中的现实的构成要素充分融入到这种前景中的话，政策便是在确立什么是客观的和主观的科学立场的基础上，将可能性的界限最大限度交给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进步）的艺术。
对革命的希望和和对革命的恐惧在1914年8月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最初，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辩解称，毕竟群众已经热情地卷入战争，自己一定不能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因此要向帝国主义投降。然而，没过几年，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同样的群众又热情地反对战争并倾向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辩解词也瞬间改变了。现在，突然发现需要“坚定捍卫原则”、“责任感”和“不受欢迎的勇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自动适应“群众运动”并非1914年8月投降的真正动机。毫无疑问，在1917—1920年间很多人害怕革命；他们担心失去来之不易的盈利，害怕陷入未知的世界，害怕打破日常习惯，这些都起着心理上的决定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这种恐惧和工人运动中保守成分的社会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看。
相反，随着革命的发展开始成形并成为现实，对革命的希望更快地让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中的激进一翼沸腾起来。期望本身发展为一种经验，政治计划成为政治化的群众运动的目标。
我们看到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趋势相交杂。要解释欧洲共产主义，我们必须考虑很多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理念的（特别是理论化的修正主义的内在逻辑），甚至还要考虑个体的心理过程（如斯大林主义的某些过分举动给某些人个人经历所带来的创伤性冲击。关于此背景，可参考西班牙共产党前领导人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ún）于1976年出版的《费德里科·桑切斯自传》（Autobiografia de Federico Sanchez））。但对我们而言，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很多共产党走向欧洲共产主义方向，部分地是由这些信念决定的，即西方国家的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提上日程，也就是说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多数人都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即革命还不可取，因为不管情况如何，革命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战略结论也是顺理成章的；古典社会民主党在一战前后以相近的方式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社会的镜子
朝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尝试有意识地将社会推向自觉选择的道路，从有意识地转变经济与国家开始，目的是建成无阶级社会并实现国家的消亡。同时，这个计划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组织与解放自我的能力的拓展，这一事实让该计划更加大胆，也让实施计划的困难愈益明显。这一解放的、预先推定的计划，是批判地吸收所有社会科学成果及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家与群众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结果。
反过来说，该计划的预见性质受到现实的希望的强有力支持与推动，这个希望和鼓励能促进个人、团体和社会阶级的革命行动，同时他们的回应是关于实现此计划的历史与物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理性信念。托洛茨基对文学“有用”作用的评价清楚地表达了客观趋势及其与人类希望相关事物之间相互作用：
为了剃胡子，不能没有镜子。而改造自我、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岂能不照一照文学的“镜子”？当然，这里对镜子的谈论可以是非常相对的。谁也不向新文学要求那镜子般的冷漠。改造生活的愿望愈深地渗透进新文学，新文学就能愈有表现力地和愈生动地“描写”生活。
[13]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和政治秩序、商品生产和国家的必然消亡、不断的文化转型、国际主义，及包罗万象的解放动力学等方面的理论，已广泛发展起来，但尚未充分发展。除了对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历史经验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强大因素外，尚未被经验证实的因素也在增加。这种预先推定对理论的连贯性，对于在群众眼中这种信息的传播的政治说服力而言，已变得不可或缺。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灾难后，马克思主义者再也不能将自己局限于这种声明：“让我们首先推翻资本主义。至于到时将建立怎样的社会，具体将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交给历史的发展（或者说未来的子孙后代）去处理。”今天，如果把社会主义预先推定从具体的革命计划中排除出去，将无法取信于广大群众。
对未来的展望
社会主义未来的具体愿景——我们更喜欢这种措辞而非“具体的乌托邦”，因为我们坚信实现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在当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实践性革命政治活动的先决条件。在这些工业化国家里，如果不能确信有具体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这需要确信一种与资本主义和东欧集团各国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相比绝不相同，而具有独特优越性的替代社会。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希望实现这个计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避免陷入资产阶级世界所引导的灾难及自我毁灭的绝望。同样的希望将以不断扩大的规模鼓励群众，并为世界 社会主义的突破起决定性作用。
七十五年前，一位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年轻革命者写下了一篇实践性论文，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集体组织者，有必要创办一份革命报纸。他为非法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小团体写下这篇论文，它们在血腥的独裁统治下，迈出了发展现代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这篇论文包含着对梦想（或希望）的热情赞颂，这本小册子的绝大多数读者很少意识到这点。其中讲到：
“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
[14]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叫弗·伊·列宁，引文摘自《怎么办？》。列宁被认为是革命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体现。显然，预先推定、希望与幻想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而且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
[1] H. van den Enden (ed.), Marxisme van de hoop – hoop van het marxisme? Essays over de filosofie van Ernst Bloch (Bussum, 1980). 英文翻译依据的是De Internationale, nr. 48, winter 1994, volume 38, pp. 20-26。英译者为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 Jong）
[2]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Vol I (Cambridge, MA, 1996), p. 127.
[3]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p. 17. [德国]恩斯特·布洛赫著，梦海译：《希望的原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9页。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第238页。网络版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20.htm
[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网络版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20.htm
[7] Translators note: see the discussion under ‘The Objectively-Real Possible’, The Principle of Hope, pp. 235-241.
[8]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pp. 237-238.中文见[德]恩斯特布洛赫著，梦海译：《希望的原理（第一卷）》，第286页。本文引用时对原译文有小修改。
[9] 英译者按：参考: ‘He not only effects a change of form in the material on which he works, but he also realises a purpose of his own that gives the law to his modus operandi, and to which he must subordinate his will. And this subordination is no mere momentary act. Besides the exertion of the bodily organs, the process demands that, during the whole operation, the workman’s will be steadily in consonance with his purpose’, Marx, Capital, onlin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ch07.htm].中文版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8页。）
[10] 尼古拉斯·莱瑙是尼古拉斯·弗朗茨·尼姆布希·埃德勒·冯·斯特伦诺（Nikolaus Franz Niembsch Edler von Strehlenau，1802—1850）的笔名。此段中文依英文译出：“The Albengisans follow the Hussites / and paid back in blood what they suffered / after Huss and Ziska come Luther and Hutten, the Anabaptists, the Camisards, the stormers of the Bastille, and so on.”
[11]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p. 285. [德国]恩斯特布洛赫著，梦海译：《希望的原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46页。
[12] 英译者按: ‘the tried and tested tactic’; this formula refers to the ‘passive radicalism’ of the Kautskian current in pre-WW I Social Democracy. See Mandel’s essay Rosa Luxemburg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onlin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71/xx/rl-gersd.htm].
[13]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14]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二版修订版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3—164页。网页版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08.htm 网页版与纸质版有少量差异，此处引用的是纸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