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福斯特自传（1937）
第一章 初期
我的父亲詹姆斯·福斯特生于爱尔兰的加劳县一个农家里。他是一个芬尼党人，也是一位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热情战士。在他进行的民族主义活动中，他曾被派去参加英军，从中鼓动英军中的很多爱尔兰士兵起义。当时，他帮助组织一次计划好了的起义，打算由爱尔兰士兵突然占领爱尔兰的，因当时英军被派至印度，后方正规守备部队大为削弱。但是，这个可说是拼命的计划，被一个奸细告密了。结果，我父亲同其他很多人不得不立即逃跑。1868年，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逃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区定居下来。以后，他便从未回过爱尔兰，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时，他同其他很多人都获得大赦，有机会回国去的。
在美国，我父亲一直到1901年逝世时，是一位工人，他当过擦车人或马夫。他曾打算不放弃正常工作来开家小店，但结果失败了。虽然他已成为美国公民，而且跟其他天主教徒一样拥护民主党，但他却很少过问美国的政治。他主要关怀的，还是爱尔兰的独立。当我儿童时期，在家里便受到他战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政治熏陶。1887年，我们从波士顿移居到费勒德尔菲亚。1900年以前我都一直住在这里。这一时期，我家成了爱尔兰爱国志士汇集的中心，其中很多人都是摩列·马加利斯人[1]，他们是遭宾夕凡尼亚无烟煤区煤炭大王的迫害而逃出来的。
我父亲是一位活跃而且身强力壮的人。他说，他年青的时候曾得过跳高、跳远与三级跳远等三项运动的大英帝国锦标。他是地方上著名的拳击家，而他特别爱与爱尔兰警察搏斗。由于他是一个热情的运动员，我家又成为球员、田径赛员、拳师、竞走员、斗鸡者与斗狗者等人的集合地。父亲逝世时，享年六十岁。
我母亲伊丽莎白·麦克劳林，生于英格兰的加尔里斯。他是英国人与苏格兰人的后裔。她的家庭几代都是纺织工人，她本人便是一位摇纱女工。她经常以她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当英国纺织工业的旧纺织机换了新纺织机时，英国纺织工人（连她的双亲在内）所经历的像马克思、恩格斯所生动描写的那样可怕的饥饿生活。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父亲虽然也是，但却不大虔诚。我母亲尽管身材纤细，但跟父亲一样体格健全，她养了不下廿三个孩子。大多数孩子都主要由于我家境贫困很小便死去。现在除我外，只剩下安娜、马贝尔与勒克拉三位还活着。他们都住在西海岸。
我母亲生活很辛苦，终年劳碌，同时由于生孩子太多身体也坏了。虽然她很聪明，但从未参加政治活动。我父亲经常告诉我们，他只进了一天学校，而且那天学校还未上课。母亲也跟他一样，受教育很少，或者说就没受过正规教育。她一生便是与我家经常所过的贫苦日子作长期斗争。她于1901年逝世，年仅五十三岁。
我于1881年2月25日，生于波士顿附近麻州的陶顿。我六岁时，家庭便搬到费勒得尔菲亚，由于我父亲工资很低，又要维持一个大家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贫民窟或半贫民窟里。从七岁到十岁，我一面买包，一面进学校念书。但十岁时，我家收入太少，我不得不辍学而去作工。1891年，我第一次工作便是替一位名叫克利奇曼的雕刻家作事。他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艺术家，其中有绘画、塑造、石刻、木刻，雕刻印模与电镀等。他曾协助建造现在费城市政府顶上的威廉·宾恩的巨像。我替克利奇曼工作，是我二十六年工人生活的开始。后来我在很多工业部门中作工，包括化学、木材、五金、肉类包装、农业、海上运输、铁路、建筑等，走遍了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佛罗里达到华盛顿的城乡。这终于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及其痛苦获得广泛的亲身体会。我替克利奇曼工作了三年，但他给我的工资太低（头一年每周一元五角，第三年才每周两元）。于是，我离开了他。九十年代中期苦难的时代袭击着我们。我父亲与长兄都失了业，我们不得不靠经常到邻家讨点残汤剩饭过活。无论如何，我必须挣更多的工资。成年人不能找到工作，但却常有人要雇童工；因此我在本地麦克凯拉开办的铅字铸造厂里找到一个工作，每周工资三元，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半，对于这一行业相当熟悉。
阶级意识的激发
在我当童工的三年中，得不到求学的机会，生活在贫困的家庭里，我早就感到内心里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情绪。自然，这时我还不懂得毛病在什么地方，也不懂得谁是我的真正敌人，而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有钱人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深深愤慨我生活的穷困，甚至就凭我这双童稚的眼睛也能看见；是有很多阔佬，他们显然不工作，然而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同时，我的父亲竭力想使我成为一个热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这得到我母亲的帮忙，她尽量设法使我变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父母的努力都得到某些成功。我虔诚地信仰天主教教义，同时我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反应是渴望帮助解放爱尔兰，而且满怀赤子的热情，决心在我长大时，献身于爱尔兰的解放事业。后来，当我读了历史，为美国的革命与法国的革命所鼓舞，这一决心就更为加强了。我特别醉心于法国的革命，我十三岁的时候，便读了六本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我十分渴望参加那样的伟大斗争，予压迫者以真正打击；而且我认为正确的办法，便是帮助爱尔兰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第一次参加罢工
但是，我父亲将我培养成一位战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计划，终于失败了。我当工人所过的穷困的生活，替我决定了另一命运。我身受穷困与被剥削的苦痛，又目睹周围很多工人都表示决心反抗同样的境遇，我便自然而然地投入美国的阶级斗争中。我不是认识到而是感觉到：我不用到英国去寻找真正的敌人，在美国就一定会碰着这样的敌人。因此，我以极大的兴趣与同情注视着这一时期的很多罢工以及其他的工人斗争。
我实际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1895年费勒得尔菲亚电车工人的罢工，那时我才十四岁。罢工只坚持了约一个礼拜，但这是一次很激烈的战斗，电车全部停驶，工人们都参加了这次反对减薪的斗争。公司方面企图利用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工贼与警察暴力来摧毁罢工。在第十五号街和市场街这些暴徒进攻和平的罢工工人行列，我和其他罢工者和同情罢工的工人曾遭骑警的棍打和马踏。工人们以最坚定的同心协力与高度战斗精神来回答敌人的这种战术。他们赢得广大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对旧马车公司的憎恨，并没有减弱他们对于当时新办的电车公司的愤恨。全城发生骚动。我还记得当时第十七号街与南街周围邻居的无产阶级青年们，怎样破坏冒险通过该区的每辆车，这种行动一直继续了好几天。
我相信，这次罢工最后是以某种妥协方式解决的。参加这次罢工是我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它对我的整个人生观有着深邃的影响。到这时，我已经成为一个工会运动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我没机会参加一个组织。我已取得基本的经验教训，懂得工人单独反抗雇主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将他的力量与其他工人结合起来，他才能够在关于他的工资这个切身问题上，起一些作用。自此以后，我以日益增加的热心，注视工会运动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对爱尔兰的注意却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了。我的注意力的确集中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上了。
[1] Molly Maguires,一个起源于爱尔兰的秘密社团，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爱尔兰移民煤矿工人中的活动而闻名。——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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