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福斯特自传（1937）
第五章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我对于建立工资工人党不大热心，甚至当其正建立时，我就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09年秋，我特别从西雅图到斯波坎城，替梯杜斯的《劳动者报》（从前的西雅图《社会党人报》）报道斯波坎所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斯波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领导的很多这样斗争中最激烈的一次。市当局为了阻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人行道上成群的流浪工人接近，而通过了严格的取缔街头演说的法令，它向全国发出征募志愿军的号召，于是成百的人到城里来准备进监狱。警察以残酷的鞭挞与大批逮捕来对付一切企图在街上演说的人。在斗争的初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士们，拒绝执行三十四天搬石苦役的判决，因而被禁闭在冰冷的富兰克林学校里面，吃的只是白面包和水。这是一种恐怖的制度，口粮早晚只有两盎司白面包。结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肠胃病与真正濒于饿死。甚至三十四天完全绝食的祸害也许没有这可怕的白面包那样坏。有三个人病得非常厉害，被释放后不久就死了。在斗争中约六百人被捕，这斗争一直坚持到1910年三月。
我到达斯波坎后立即积极参加这次斗争。我衷心地赞慕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斗精神，这与空谈的社会党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被捕并坐了两个月牢。我在狱中便参加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后来释放出狱时，我当了与当局谈判解决这次斗争的工会委员会的主席。谈判结果几乎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完全胜利了，因为可恨的法令被取消了。
美国工团主义的基础
在进一步谈到我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经验以前，需要说明什么是工团主义，以及为什么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带有这样浓厚的工团主义色彩。现在让我引证一下1935年11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上所写的一篇文章：
“在基本方面，工团主义或者更恰当的说，无政府——工团主义，可以简单地下个定义如下：工人运动中有一种倾向，将工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局限于经济范围中，实际上对国家加以忽视，并将工人阶级的整个斗争降为单纯的工会行动。它的战斗组织是工会；它的阶级战争的基本方法是罢工，以总罢工作为革命的武器；而且它的革命目标，是建立工会‘国家’以领导工业或一切其他社会活动。
工团主义的主要弱点是：
（一）没有最先进的革命分子的严密组织（这必然是共产党），成为团结与教育落后群众必不可少的组织；
（二）没有利用工人反对国家与资本家的日常斗争所最必需的很多政治斗争方法，来最后推翻资本主义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三）没有建立团结个人与贫农及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基础，团结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最基本的因素；
（四）没有制定废除资本主义后工人社会活动的实际计划。
因此，简言之，由于阻止建立工人的革命组织组织，妨碍其发展政治斗争，疏远其天然的阶级同盟军以及混淆对将来社会秩序的认识，工团主义在进攻资本家的国家以前，就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结果它必然使工人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遭受失败。”
美国工人运动久已深为这种反政治的工团主义所苦，事实上，其危害程度较之堪与相比的工业国家——德国或英国都更厉害。在1886年每日工作八小时制大运动中已可看见工团主义的开始，当时便有总罢工的理论与反议会斗争的倾向。以后二十年中很多双重的产业工会，也表现了加强经济行动而降低政治行动的同样倾向。但是，工团主义的倾向在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几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较小的组织——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旧的工会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长期敌视，是产生工团主义总倾向的基本力量。
工团主义的倾向，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人士中，也表现得很浓厚，这些人也倾向于反议会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作用，而降低党的作用，以及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后建立工会国家的理论等。
社会劳工党与社会党左翼共同建立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当时三个卓越的革命领袖都带有强烈的工团主义特色。如我们所看见的，德·雷翁是美国工团主义理论之父；德布斯也带有很多德·雷翁的工团主义幻想；霍乌德已成为公开的工团主义者。社会党内工团主义倾向的力量，最显著的证明是：1909年该党分裂时，脱离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12年社会党更大的全国分裂时，情况也一样。在1919年社会党的大分裂中，诞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左翼仍为工团主义倾向所苦，如果它没有退化为十足的工团主义，那是因为有正确的影响存在的缘故，这点我下面将讲到。
持续不断和广泛流传的工团主义倾向，是从美国的基本情况，从长期起作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产生的，而欧洲的工团主义的影响只是造成这倾向的很小的原因。阻止阶级意识的成长，阻止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与活动发展的这许多美国因素，势必使工人的斗争局限于经济范围，因而造成有利于工团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
首先，比较顺利的经济情势，阻碍了美国群众的阶级觉悟。这一点已为这些阻碍的因素所证明，如像几十年中政府拥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土地，传统上工资与生活水平比较高，巨大保守性的工人贵族与腐化的工会官僚机构的发展，在工业长期迅速扩展中，大量工人上升到小资产阶级行列，甚至有很多人上升到大资产阶级。这很多经济因素强力地帮助了模糊阶级界限，在工人中间造成拥有资产阶级般的财产的幻想，和窒息群众的阶级斗争，并使他们倾向于工团主义。
然后又必须加上群众中间广泛存在着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述事实：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予工人比较高度的形式上的民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集会自由，组织罢工的权利，因而不再准备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事业。所以，美国工人不像德国、奥国、帝俄等国的工人一样，他们不感觉猛烈的、切身的政治苦痛——足以作为建立群众性政党基础的苦痛。工人们所遭受的很多切身苦痛，就他们看来主要是经济上的——如工资、工时与工作条件等问题。在一定历史情况中，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工人使其斗争的主要限于经济范围，为什么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党或劳工党；这形成工团主义的重要基础。
其他很多重要因素，也有助于阻碍美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活动，而鼓励了工团主义的发展，这些因素便是：美国政府的非中央集权性质，这分散了工人的政治努力；存在着广大被剥夺公民权的移民与主要只注意经济问题并带有浓厚非政治与反政治的心情的流浪工人；工人阶级的复杂性——工人来自很多国家、民族、宗教、传统等——这难于使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休戚相关；臭名远扬的腐败的美国政治，使得很多工人一般地厌恶政治行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极端反动的统治，将革命的工人逐出旧的工会；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当权与该党的改良主义政策，使很多人（连我在内）脱离党而转向工团主义，1909年与1912年社会党分裂时的情形已说明了这一点。
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成为美国工人运动一贯的偏向——工团主义生长的天然的沃土。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只提供了工团主义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美国工团主义真正发展成为一种体系，是直接由于另外一种因素，主观的因素造成的：即左翼在理论上的脆弱。这就是带历史性的“左倾”宗派倾向，不与那些反政治的力量作斗争，反而使其本身适应于这些力量，并将其革命斗争限于经济范围。美国没有列宁这样的人，他能够不顾很多反政治的行动的因素，而制定出一个革命的政策；美国的左翼甚至还不知道列宁的著作。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三十多年当中左翼最卓越的领袖——德·雷翁、德布斯与霍乌德——都无法使自身不陷于工团主义泥潭中。
在前一章谈到社会劳工党时，我已经谈到了左翼在理论上的容易主张工团主义的主要错误，这些错误简单说来就是：
（一）过低估计党的作用，特别是德·雷翁，这使霍乌德及其他真正工团主义者直接否定党的作用；
（二）夸大工会的作用，产生了以为建立空想的双重工会就会发生革命的工团主义空论；
（三）对于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错误概念，特别是造出一种通过工会国家来管理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团主义观念。
虽然工团主义的倾向在美国很强烈，而且持续了很久，但最后终于降为很小的因素。这是因为工团主义发展的基础——理论上的混乱，已大部份澄清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与后来列宁的著作，经共产国际的介绍而广泛流传，实际证明了党的革命作用、工会的附属作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等，这样便驳倒了旧时美国工团主义的谬论。在日常斗争中、在夺取政权中以及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学得的这些基本真理，已为战后德国、奥国、匈牙利与中国等国的革命高潮所证实。美国真正的革命力量，是能够吸收这些经验教训的。因此，由于1919年共产党的建立，将这些基本的政治教训列入它的纲领中，便使美国的工团主义遭到致命的打击。社会党、社会劳工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中最优秀的革命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都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反政治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开始衰败。大大有助于这种理论上的澄清，加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衰败的其他因素为：它的双重工会运动主义、过高估计工人的自发性、过低估计组织的作用、非集中的形式、过分强调反宗教的宣传、不去发挥工会的作用，而成为宣传机关与争取言论自由的战士的倾向、在罢工中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策略上的不灵活、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愿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及它对苏联采取反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最革命的工人远离了它。随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衰败，整个工团主义倾向也迅速衰亡。从那时以来，美国的客观情势便大大改变了：整个阶级斗争更富有政治性，这些便利了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阶级的政治行动，而阻止工团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些下章将更详细地谈到。
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考察欧洲工运
现在让我谈谈我个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经验。我主要是由于厌恶社会党个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政策而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我上面所分析的那些弱点，我当时并未认识到。于是我很容易便从社会党无用的改良主义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说来，政治行动是无效果的，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应经过战斗的工会行动，最后在总罢工中来完成。这种结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把这种政治行动与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了，而抛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武器。我费了很多年功夫才纠正了这个基本错误。
由于战斗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影响与法国总工会获得特殊胜利的结果，也积极驱使我接受工团主义的观点。这个工团主义的组织，当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地方性与全国性总罢工，这些罢工鼓舞了每个国家的工人。它关于战斗行动、怠工、总罢工的理论，以及由工会来管理新社会的理论，就我看来，都是革命政策的定论。于是，我决定到法国去亲身研究法国的工团主义。1910年初，我袋里装了一百块钱，便流浪到纽约，很快便到了巴黎。
我在法国住了半年，用心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偶然粗略的了解了法国情况。总工会的领袖们都欢迎我，工会的每个大门对我都是开放着的，我广泛阅读了彼鲁底哀（pelloutier）、格利弗尔（Griffuelhes）、克利兹基（Kritsky）、旁遮（Pouget）、赫尔夫（Hervé）、索列尔（Sorel）、柏格森（Bergson）及其他很多工团主义作家的著作。我天天与像石屋（Jouhaux）、伊菲托（Yvetot）、蒙纳特（Monatte）、梅尔里姆（Merhlim）这些领袖们接触，他们常常彼此都竞相急进，但后来差不多都全变成战争侵略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了。我积极参加了1910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被前社会党总理白里安派军队镇压下去了。我并参加了总工会在土鲁斯（Toulouse）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
我醉心于当时工会正有效应用着的怠工与总罢工的法国工团主义理论。我衷心赞成总工会战士们反对社会党与一般政治行动的苦战。流行的崇拜自发性行动与不要集中的工人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就我看来，是纠正反动派对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办法。总之，我已成为一个十足的工团主义者了。
我对法国工团主义的基本特点，印象很深，这种特点对我说来是很新颖的，而且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完全相反。这是一种打入内部的策略，战斗的工人加入保守的工会，而不是企图在外面建立新的理想的产业工会的政策。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方法，在九十年代开始了他们对工会著名的“袭击”，后来并击败了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几乎夺取了整个法国工人运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已改变了他们自己与工会。他们不再施用原来个人行动的无政府主义政策，他们采取了工会与群众行动的政策；他们获得一些阶级斗争的概念，然而都是混乱模糊的；他们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他们崇拜怠工，期望以总罢工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获得关于以工会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工团主义，或者更正确地说，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是诞生了。
法国总工会打入内部的政策，是以建立战斗少数派的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种概念，群众中最革命的分子——工人天然的领袖们，在广大的工会中将他们自己组织成明确的核心小组。这些集团使他们能够在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中作为一个单位而起作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战斗少数派来控制法国工会。
就我看来，打入内部的策略与建立战斗少数派的理论，是高度明智的，而且远由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建立双重产业工会的政策，也远胜过它那认为组织中不需要领袖，一切人都是领袖的幼稚理论。所以，当我回到美国时，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坚决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两个问题在我将来的工人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我从法国又到了德国，在那里我也住了半年，专心研究德国的工人运动，间或学习德文。我住在德国工团主义联盟主席佛利兹·凯特尔家里。我不断阅读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纲领、代表大会报告等文件。我经常参加群众大会、罢工大会与代表大会，并熟识了很多卓越的党的领袖与工会领袖，其中包括后来的叛徒考茨基与最后成为革命英雄的李卜克内西。
在1911年初，当时社会民主党因为议会方法替群众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已走不通，正考虑通过总罢工来获得选举权的可能性。在1905年东方俄国革命总罢工与西方法国工团主义惊人的总罢工的强大影响下，进行这样一个罢工的群众压力是很大的。在这问题上，党内发生了尖锐斗争，同时在这次斗争中，被伯恩施坦学说所鼓舞而受勒琴领导的改良主义分分子，他们控制着党与工会，终于完全胜利，他们甚至禁止工会讨论总罢工的问题。
事情的发展过程，使我深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一切附属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党，都是革命道路中确定的障碍，我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报纸写文章时也发表这样意见。我对这方面的意见，只过了几年便为这些党的支持战争与极力镇压战后的革命运动高潮所证实。由于对社会民主党持有这样的意见，我错误地评价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所领导的左翼的政策，批评他们不摈弃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及不发动法国式的工团主义运动。
我在德国的经验，更巩固了我的工团主义意见。显然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保守的工会及其控制下的合作社，都是我更加确信有建立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政策的必要。而且，德国工团主义联盟的宗派主义的孤立，使我深信根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从旧工会中撤退，只是将群众性的工会交给勒琴而受他的控制，至于良好的策略，则须要利用打入内部的办法。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双重工会运动的政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美国也是错误的。
我完成了在德国停留半年的计划后，便接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维辛特·圣·约翰的电报，要我代表该组织参加1911年8月10日至12日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的国籍职工书记处会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前身），当时我正仓忙地学习阅读意大利与西班牙文，准备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两国各住半年。当我出发时，我必须从纽伦堡到德勒斯登（德境）。步行一百五十哩。在德勒斯登我参加了德国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且亲眼看见勒琴的严厉的官僚主义。
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派了副主席邓肯为代表出席布达佩斯会议，上级指示我对他的委派提出责难，根据是：劳联不是一个革命组织，邓肯本人是全国公民联合会的会员，并指示我要求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代表美国的工会。勒琴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力图禁止讨论我的颇左的提议，但是，我把问题提到大家面前，随即进行一整天的激辩，最后我的提议终于被否决了，只有法国总工会的两位代表石屋与伊菲托支持我的动议。
那天晚上，我因没有吃饭住旅馆的钱，睡在布达佩斯郊外一辆载货汽车上，结果被捕了，然而，我终于摆脱这样的窘境，因为我说我是把盘费丢了的。法国代表硬要借给我一些钱。一两天之后，我便接到圣·约翰的电报，要我立即回国出席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我便回国了。
打入内部的问题
我决心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提出打入旧的工会与放弃传统的双重工会运动的左翼的政策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困难问题，因为那时人们这样的观念是很深的：认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不可能作什么革命工作，建立革命工会的唯一道路，便是建立独立的新组织。约自1895年德·雷翁建立双重工会社会主义同业工人同盟以来，左翼各派——左翼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都以最积极的信念墨守双重工会这种理论。右翼社会党人，虽然有很多都在旧的工会中工作，也具有同样的思想，甚至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反映出有这种思想。
现在当打入内部的政策是一般所接受的左翼政策时，是很难理解错误地双重工会运动理论对革命分子的可怕的影响的。这问题简直是一个成了定论而不可讨论的问题；甚至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便被诬为堕落的机会主义者。三位伟大的左翼领袖——德·雷翁、德布斯与霍乌德，继续以不适当的词句严厉批评旧的工会，而且认定走向战斗的革命的工会道路就是成立独立的产业工会，认为这是具有巨大革命战略的事情。
但是，显然地，阶级斗争的经验，并未证明对旧的工会的这种悲观，或左翼对理想的产业工会的那种无限信仰（在这问题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就是一个卓越的例子）是正确的，一方面，这种经验清楚地教训我们：不管旧的工会领袖们如何腐败，只要在旧的工会中作认真的努力，工人便会响应。例如，1885年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就是按鼓动与建立旧工会的原则上进行工作的少数革命分子组织起来的。德布斯本人在1893年未离开铁路行业工会与走上双重工会运动方向以前，他在这些工会中也是一个真实的理论。德·雷翁尽管有左倾的双重论倾向，但他在九十年代仍对美国劳动协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起了强大影响。霍乌德也经过了几年时间，才没有遇到很大困难，成为战斗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真正领袖。甚至在我所写的这一时期，社会党尽管带有浓厚的双重工会运动倾向，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有了重大进展。然而，这大都是社会党机会主义右翼所做的工作，这些人只注重在官位与抓取选票。社会党人已经获得对这些工会，如酿酒工人工会、面包工人工会、机械工人工会、缝纫工人工会的控制权，战斗的美国统一矿工工人工会的副主席，也是一位社会党人。在191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候选人获5703票，龚柏斯派的人获得11974票。美国这种经验，着重指出在旧的工会中工作的正确性，这种经验并进一步为法国、英国、德国与俄罗斯等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所证实。
无疑地，缺乏明确的以争取满足工人的日常要求为基础的、打入内部的政策，阻碍了社会党在战后取得工会的领导权。关于这点的充分证明是：虽然强大的左翼是处于双重工会运动的反对派地位；甚至右翼本身也怀疑能否真正“夺取”美国劳工联合会，而且社会党经常为党内两翼互相冲突的政策所瘫痪，但机会主义的右翼社会党人仍在这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妨碍社会党在工会中建立领导权的另一大错误，便是社会党人拒绝提出以工会为基础建立劳工党的口号，以及他们抱宗派观念，坚持赞成社会党本身就是职工会的政党。
由于多次企图建立的双重产业工会都不能发展成为群众组织，使人们更加不相信双重论者的理论了。德·雷翁、德布斯与霍乌德及其他左翼领袖们，一再宣布旧的工会正在死亡，或甚至已经死亡；鉴于旧的工会的领袖与政策都是反动的，行会的形式，入会会费与每月会费都很高，不让非熟练工人参加，而且工会本身一般地不适于应付现代化的、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些人是很容易得出这样结论的。但是，工人们虽然准备支持在旧的工会中发展的激进主义，由于他们的传统与实际利益，他们仍顽强地拒绝抛弃这些组织；他们并不响应建立“完善的”、革命的双重产业工会的诱人的呼吁。所以。德·雷翁的社会主义同业工人同盟遭受悲惨失败；德布斯的美国铁路工会也毁灭了；西部劳工联盟及其后继者——美国劳工联盟也失败了，各工业中的其他很多独立的产业工会也死亡了，尽管虔诚的左翼人士英勇的努力给这些工会注入生命的活力。在上述这一时期中，不管如何努力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已由1905年的五万五千人，逐渐减至1911年的六千人左右了。1908年它陷于分裂（德·雷翁派建立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显然它正循着革命的双重工会运动的通常道路，走向失败。
这种双重工会政策，二十五年来都被教条主义的左翼人士奉为真理，而其总的效果便是将富于战斗性的，最积极的工人脱出群众性的工会，而将他们孤立在无用的双重工会宗派中。由于使行业工会失去了最优良的战斗血液，结果便使龚柏斯反动集团无可抗衡地控制着这些工会，并绞杀这些组织中的进步力量。这种愚蠢的左翼政策，是一个害处极大的错误，它大大阻碍了美国一般激进主义的发展，而使其降为宗派主义。
双重工会显然在理论上比旧的行业工会具有更正确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工会组织结构与更优越的领导。所以，双重工会运动者经常很迷惑不解，为什么群众不大批参加他们理想的工会，而死抱着陈腐而保守的旧的行业工会及其腐败的领导不放。然而，原因是很清楚的，比较重要的原因可简单概括如下：
（一）政治上落后的工人群众，充满着对资本家的幻想，并不准备团结在双重工会革命的口号下；
（二）雇主们欲对保守的工会妥协，因而极力与革命的工会斗争使其陷于停滞不前；
（三）政府对工会的敌视不像对激进的双重工会那样厉害；
（四）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我国传统的工人运动中，享有很大的威信；
（五）群众在劳工团结一致的基本意识鼓舞下，被吸引到群众性的大组织，而不倾向双重论的小集团；
（六）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是：旧的工会在宗教、爱国主义及整个美国传统方面，与广大群众抱共通的见解，这时极大有利条件；而双重工会运动的革命分子，却常常是反宗教、反爱国甚至蔑视整个美国传统的。
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打入内部去比双重工会运动具有的基本好处，便是由于富于战斗性的分子既然打进了旧的工会里面，就使上述几种强烈的群众意见与偏爱的不利影响不复存在，并大大修正其余的影响；总的结果是使富于战斗性的分子能更好地接近工人，因而使他们能够将广大的、甚至起决定作用的工人群众争取到他们方面来，拥护阶级斗争的政策。
战斗开始了
我按时到达芝加哥参加1911年9月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而且我立刻提出争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采取打入内部的政策这一问题。后来我把我的建议引了出来，原文这样写着：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将放弃它建立一个新工人运动的企图，而将使本身成为一个宣传联盟，成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其方法是在旧的工会中建立比我们的反动派敌人所掌握的更好的战斗机器，来使这些工会革命化。”
我开始积极活动，拥护在政策上作这种根本改变，同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当时的情况，有利于我的鼓动。1905年代表大会热诚的希望并未实现。该组织在会员与影响上都逐渐缩小——大会只有三十一位代表参加。在思想上，该组织已狭隘到成为一个顽固的反政治、反宗教的宗派主义小集团了。当该组织拒绝政治行动时，德·雷翁与德布斯都脱离该组织。于是，组织中充满着悲观情绪，同时大家都谈论着“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不发展？”的问题。
我立刻争取到约翰斯东、伊尔·福特及其他两三位代表赞成我的意见。佛兰克·李特尔（他后来在比尔·邓恩领导的二万七千工人罢工中，因反对战争而在布特城遭私刑）也对我的计划表示表示同情。但是，最上层的领袖如圣·约翰、伊托尔、汤普逊、陶特曼等，我都与他们一一谈过话，他们都反对我的计划。若干时候以后，霍乌德“原则上”同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应从其双重工会纲领中去掉某些工业，但在实际运用上，我们不能达到一致意见。我建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应以解散其在矿业、建筑业、五金业、出版业与铁路中的双重工会，并到这些工业中的旧的工会里去工作，作为走向一个正确政策的开始，但是邓恩只答应解散建筑业与出版业工会。
我们认为：事先无准备，就用这样简短的话句以决议案的形式将我们的建议提到代表大会上，是不合适的，这样，一定会遭到失败，而使人们对这建议发生恶感。我们要先在会员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当“不主张集中制”的西方派提名用复决投票的方式选我当斯波坎“产业工人”的编辑时，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机会便到来了。
我依照我的纲领召集了关于“打入内部”政策的讨论。把我从布达佩斯召回来的领导集团，现在把所有的枪口都转过来对我开火了。这次讨论激动了整个组织。但是从正式的投票纪录却看得出我只以少数几票之差而失败。后来我才知道支持领导集团的人曾假造了许多票，以取得足够的多数来击败我。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有效地扼杀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在萌芽的“打入内部”的鼓动。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12年正月发动的有名的劳伦斯二万三千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是一场斗争得很激烈，领导得很好的罢工，结果是工人赢得了真正的胜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威信马上又到处增高起来，而且力量迅速发展。在此以后很短的一个时期，该会在派特逊、亚克琅、小瀑布、里顿等地、米萨巴铁矿区与华盛顿木材区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
这个突如其来的罢工浪潮，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造成了布立森登所称“权力的顶点”。悲观消失了，该会的斗士们都兴高采烈。圣·约翰热情地宣布：“劳伦斯工厂中的胜利乃是一个开端，它只能以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而告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关于为何“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不壮大起来？”的问题就完全无人注意了。整个左翼的一切派别都充满了一种新的双重工会运动的情绪。只有我们中间的少数人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种盛况正确地看成只是偶然的“火光一闪”。打入内部的问题从开头就受到了一个着实的打击。但，这并不是斗争的终结，我们还是大体上把它在左翼内部继续了十年，一直到它最后取得横扫一切的胜利。
[1] 本段中外文人名地名，除伊菲托、蒙纳特、梅尔里姆外，均从本书英文版中校得。——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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