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屠宰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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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屠宰工人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屠宰场的组织运动
↘一个攻势的运动
↘政府援救屠宰商
↘屠宰工业组织起来了
↘屠宰工业组织运动的余波
↘从屠宰工业到钢铁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半，美国资产阶级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看着他的国际敌手逐渐地彼此残杀，而它则卖给它们以必须的军火，占据了它们的市场，并且跳上了世界首席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然而，到1917年年初左右，德国可能赢得战争的危险出现了。对于美国说来，除了害怕丧失它战时的借款以外，还需要像英国那样迫切地去粉碎正在兴起的德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威尔逊总统就把他在大选时和平主义的口号弃若敝履，很巧妙地找到了参战的借口，而在1917年4月6日，美国也就参加了这场大屠杀。

　　广大的工人群众是不主张战争的。他们中绝大多数拒绝参加志愿军就是明证，这迫使政府几乎马上就实行了强迫征兵。很自然地，作为资本家忠实仆从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踊跃地充当政府的征兵员。甚至在参战前，在1917年3月12日，他们就对威尔逊保证予以支持，声明工会“兹特保障，不论在战争与和平中，在危急与风暴中，都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人民的自由与安全的标准，以及制度与理想的保存。”接着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些领袖全心全意地参加了战争活动的各个领域的工作（只有战场除外）。他们又决定自己不去领导罢工，也不在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业中组织工人。

　　一般说来，革命团体采取了反对美国参战的立场，虽然它的反对很大一部分采取了非战主义的形式。社会党在其左翼的压力下，也通过了一个反战的决议。但是，机会主义的美国社会党领袖们，正如他们欧洲的兄弟们一样，是赞成参战的。当像德布斯(Debs)与鲁腾堡(Charles E.Rutheberg)这样的战士们因为反战活动而入狱的时候，希尔奎茨（Morris Hillquits）、奥尼尔（James Oneal）这些人就忙于破坏党的反战政策，而他们中间的另一个大集团，如华林（William E.Walling）、斯巴尔哥（John Spargo）、鲁塞尔（Charles E.Russell）等人，就索性退出党，而参加威尔逊与龚柏斯的主战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霍乌德领导下作了最好的反战斗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迅速扩大的情形下，在各个工业中都实行着一种攻势的罢工政策，它只是因为没有力量才未能号召一个反对战争的总罢工。它的有战斗性的工人受到了任何组织中都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严厉的战时迫害。

　　至于我自己的态度，我当然是反对世界大战，也反对美国参战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与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两者都一般地谴责资产阶级战争，而尤其谴责世界大战。我们抱有工团主义的论点，就是如果欧洲工人曾以举行总罢工来对付战争，战争就可以被迫停止。我们正确地斥责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在情感上与利害上与本国资产阶级打成一片，乃是应负破坏工人反战斗争责任的人，应负引导工人们为资本家的利润而被杀戮责任的人。

　　在美国参战时，我除了我的工会，铁路车务工人工会以外，不属于任何组织。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解散了。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社会党的左翼，我同它们和它们的反战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同它们两者几年前在政治行动与“打入内部”的问题上意见不和。而且，我对于战争形势和革命运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的意见可以归纳如下：

　　我深信资本主义要在战争中把自己打得粉碎。我确认它已把自己削弱到了这种程度，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前，或者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就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我庆贺1917年俄国二月（公历三月）革命，（以及其后同年的十月革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开端。但是我怀疑俄国是否已经足够工业化能把它的革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我宁肯期望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特别是德国与英国领头实行社会主义。

　　什么组织会发动欧洲的革命呢？我肯定社会党不会这么做，而且我的判断并不错，我的观点是从旧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理论中得来的，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把工会看作革命的主力。因此，工会即使在哲学方面还并不是明显地革命，它也会贯彻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的。在所有的工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当时的工会成长得很迅速，而且很快就远超过历史上的最高峰。我深信那急速扩张着的工会将强大到足以推翻老朽的资本主义机构，而接管社会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我从这种概念，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战争时期的首要的革命的任务，即建立工会运动，组织千千万万无组织的工人的运动。其他一切都要服从这个中心目的，为它的成功而牺牲。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建立起工会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后的破坏者来，而我的计划就是充分利用战时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要，通过组织运动和罢工来扩大工会。这样，配合着英、德、法等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势，工人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工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武器，由于这个武器的力量和要求日渐增加，他们就会利用工会摧毁资本主义。

　　依我看来，非战主义的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号显得既不够劲，又无实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勇敢地利用战争局势来创造唯一能结束资本主义的力量——工会。而且，按照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对阶级觉悟在斗争中的作用的错误观念看来，这些工会即使是属于所谓保守派的，也是足以发动最后的革命的。在美国，不管威尔逊政府对于工会运动如何“宽容”，大工业中群众性的工会也只有在斗争中建立。而这种罢工斗争政策，据我了解，是与政府要有效地继续进行战争一事抵触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大战时期，我竟然领导了两个主要的战争工业中的组织运动和罢工——以“食物使战争得胜”为口号的屠宰工业和一切军火工业的心脏：钢铁工业。而且在这两种工业里，不管有政府和大托辣斯的不断威吓，不管有反动的工人领袖的出卖，我还是尽可能地贯彻上述积极组织的政策，那是以保卫工人要求和反对政府的战争利益举行的英勇的罢工为基础的政策。

　　除去我心目中的革命的目的而外，我全部的战时政策大体上是不正确的。当然其中有一定的反对战争的成分，而且也与龚柏斯的不罢工，不进行组织运动的“社会和平”政策（一种确实妨碍了战时把数百万工人组织起来的纲领）有着尖锐的对立。但是，基本上它还是错误的，它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我对单纯的组织工会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有一种工团主义式的过高估计。工人为成立工会而牺牲得太多了。这就忽略了当时全体工人阶级的活动根本必须集中在反对战争的直接鼓动和英勇的政治斗争上。当然，建立工会并进行英勇的罢工，必然是反对战争的有效行动所必需的基本因素，但是这只在一种条件下才会如此，那就是这种工作只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中有限的一部分，这种政治斗争的目的，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是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但是，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工会方面，希望他们终究将能实行革命。不管我的愿望如何好，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对战争妥协的政策，而且任何这种妥协都不可避免地有利于资本主义战争制造者。

开始屠宰场的组织运动

　　我有一个理论，即战时是组织工人的大好时机而且也是迫切的需要。然而理论是一件事，这个理论的实践又是迥然不同的另一件事。我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爷们能够组织群众。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当美国参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 Line）上做检车员；因为在我做铁路车务工人工会的业务代表的一年任期届满以后，我拒绝了我们是三个地方工会要我连任一年的一致提名，而回到铁路工作上去了。当我在检查火车的时候，我对于应该怎样开始一些真正的组织工作是有些茫然的。老实说，我感到毫无办法。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不存在了。我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礼拜工作七天，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连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会议都不能参加，虽然我还是代表。但是，最后有一天，当我步行去上班的时候，我清楚记得那是1917年7月11日，我忽然想到也许我可以从组织芝加哥屠宰场的工人来开展一个运动。在好几年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完全忽视了他们。除了车运工人以外，他们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他们的工作条件简直骇人，而当时对工人的需要又很大——这正是发动组织运动的绝妙时机。也许还可以设法取得进步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支持呢！

　　想到就做。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芝加哥区铁路车务工人工会委员会。我们这一行在屠宰场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因为我们所造的冷藏车，是这个工业的基础。于是委员会马上赞成我的建议。在十三日，我已我们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已垮台的屠宰夫工会所属半死不活的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我们得到了它的勉强的同意，在十五日，两个工会就向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提出决议案，号召在当地屠宰工业的各行业中发动一个联合组织运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决议案。于是，只在计划诞生后四天，把大屠宰托辣斯里的工人组织起来的运动就开始进行了。

　　在七月二十三日，我们组成立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下面有十二个地方工会，分别管辖屠宰夫、铁路车务工人、机器匠、电气匠、箍桶匠、木匠、职员、汽管装配匠、技师、救火队员等各行业的工人。我当选为书记，摩尔菲（一个普通屠宰工人）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组织一个联合会。我们拒绝了发动一个新的“单一的大产业工会”传统的左翼政策，因为这种双重工会会分散我们的力量，而且在一开头就使我们的运动破坏掉。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产业联合会，把所属各种产业工会紧密地在一个理事会，一个执行委员会，一组业务代表之下连结起来，在整个工业中成立一个坚固的阵线，一次走向产业工会运动。工人们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个产业计划，因为他们在1904年的大罢工就是由于几个行业工会不团结和有些工会擅自上工而完全失败，而这些工会是组织在两个分立的、互相争吵的理事会里面的。我们以产业工会运动的精神贯注于我们的全部运动中。

　　在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决定了，我们的运动首先要依靠非熟练工人群众，那就是，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外国出生者和黑人。在六万名芝加哥屠宰工人中间，有一万二千黑人，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无论我们费尽气力，许多技术性的行业的工会都抵制他们，只有主要的屠宰工人工会许可他们参加。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我们还遭受着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种族歧视政策所激怒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公开仇视。当我们开始组织工作时，首先从把黑人编入大的群众性的屠宰夫工会各地方工会里去的政策着手，我们认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但是，马上黑人领袖就大叫说我们把黑人编进白人的工会里去了，而他们在那里面是无能为力的少数，并提出要求成立一个单独的黑人工会。我们很天真地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种族隔离”的声浪就传遍了斯戴特大街。但是我们终究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叫做睦邻政策，就是在黑人区和白人区都成立群众性的工会，但对黑人、白人都同等接受。这就消灭了“种族隔离”的政治，而迫使黑人知识分子中的腐化分子，屠宰商的代理人，不得不公开露面来反对我们的组织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的政策。这种意见是不难击破的，结果我们就争取到了黑人的多数，成立了在美国都市内黑人会员最多的工会。

　　但是，让我回过头来说一说我这个故事的本末吧。我们这个运动的组织人员和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总会连一个铜板都没有给我们，而它的当地总组织干事佛乐德是无耻的和瞧不起人的。超等反动的屠宰夫工会的干部们，和他们半死不活的工会，视我们为暴发户和危险的敌手，除了敌视而外什么也不给我们。初步工作主要是靠约翰斯东、我自己、和以前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几个有战斗性的盟员自动来完成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是对我们友善的，但是，它初期的财政的援助只是支付我们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和铁路车务工人理事会的推荐之下，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的主席，里安才极其不痛快地派我做九十天的组织干事。在我们进行得还不错，而我们的运动也颇有希望时，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又派了贾克·约翰斯东来做有薪水的组织干事。最后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也给了我们两个黑人组织干事，而我们也不时得到屠宰夫工会及其他行业工会的业务代表的帮忙。此外，工会运动本身也可以自筹经费，并提出自己的组织员。

　　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约翰·费兹巴特立克，一直是同情我们的运动的，但对其结果却表示怀疑，他也是受了当时工会圈子中流行的悲观主义的毒害，认为屠宰工人是无法组织的。但等到我们的运动开始有成效时，他就积极参加了，而且后来成了全国运动的主席。特别是在打击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的分裂战术，以及与屠宰商和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的贡献是特别有价值的。

一个攻势的运动

　　我们勇敢地进行我们的组织运动，并把力量放在芝加哥的牛肉托辣斯中最大的屠宰商的五个大工场中。工人们大批地来旁听我们的会议，到那时，由于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长期出卖和无能所产生的怀疑，他们加入工会的很少。在六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我们只不过吸收到了五百个会员。费兹巴特立克认为结果良好，因为自从十三年前生死交关的罢工以后，还不曾有过这种现象。但在我看来，我们的进展是绝难以令人满意的，一个一个来的办法决不能在庞大的屠宰业中组织工人。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大批大批把工人们发动到工会里来。

　　我们小小的有战斗性的分子的领导集体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准备为此目的而使用激烈的手段。我们根据一个英勇的罢工政策行事，这政策与龚柏斯的战时“不罢工”的纲领毫无共同之点。我们深信工人们是充满了“罢工情绪”的，而且只要他们认识到罢工行动能支持我们所宣传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组织工会权）前途时，就会响应我们的行动。于是我就向我们小小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使我们的五百个会员，在充分准备以后，在其他工业中的有战斗性的工人有组织援助的配合下，可以用来使六万工人群众罢工。

　　这是一个冒险的提议，但我仍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就可能成功。组织干事们都同意我的建议，但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却幸运地又找到了一个更保险的方法，利用罢工运动使工人群众行动起来。那就是：在受到我们芝加哥工会运动的影响和一般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在西部的几处屠宰业中心，地方性的组织运动和罢工正在酝酿。于是，我就提出一个策略：召集全国性的屠宰工人会议来讨论准备向屠宰商提出的要求。屠宰夫工会的领袖们是十足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派，他们预感到可能的罢工，就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甚至于粗暴地谴责我们整个英勇斗争的路线。但是，他们又怕被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所撵掉，最后还是怨言啧啧地同意了。于是我们就不管他们的抗议，而向新闻界说明会议的趋向最后可能造成一个全国屠宰业的大罢工。

　　在战时，美国政府竭尽全力供应各盟国千百万饥饿的军民，因此，这是个了不起的消息。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全芝加哥的报纸都以通栏标题登载“罢工在迅速发展中”。在其他屠宰中心也是如此。整个屠宰业都为行将到来的罢工而沸腾起来。

　　这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终于看见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见了一个回击他们的剥削者的机会了。他们于是争先恐后地大批大批加入了芝加哥的工会。弱小的屠宰场工会不断地壮大。例如，奄奄一息的屠宰夫工会八十七号地方工会，在报纸宣布了要罢工滞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吸收了一千四百个会员。同意，在苏市、圣路易斯、乌兹堡、奥马哈、堪萨斯城、圣约瑟、圣保罗、奥克拉荷马城、丹佛尔以及其他西部的大屠宰业中心，运动也像月桂树一样飞速成长。成千上万的工人用尽了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工会。我们的战略甚至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成功得多。我们已经大大打开了多年来被工会方面认识认为绝对没有希望的组织全国屠宰工人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把十几个合作社性质的屠宰工会合并进来成为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委员会，由费兹巴特立克当主席，我当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并不是一无作为。开头，他们除了把大量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还没有什么敌对行为，显然他们认为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很多“运动”一样，会自然寿终正寝的。但当他们一旦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进行顺利时，他们就大为惊慌，并以通常用来解雇工会积极分子的自由雇佣权（按指雇主可以任意雇佣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的权利，区别于工人要求公司仅能雇佣工会会员的权利——译者注）的武器来报复。这种解雇运动传播甚远，而到斯威夫特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利比、麦克奈尔和利比（Libby, McNeill & Libby, Inc.）”公司解雇了约莫五十个芝加哥工人时，达到了最高峰。

　　我们英勇的组织者的政策就是要向一个全国屠宰工人大罢工的方向前进。我们估计只有用这种罢工才能使工人完全获得他们的要求，建立起他们的工会来。我们鉴于对食物的强烈需要也深信屠宰商与政府在战时决受不住一个大规模的屠宰工人大罢工。所以屠宰商的挑衅行动正适合我们的战略，于是我们就马上以举行全国性的罢工投票来作为对“利比、麦克奈尔和利比”公司的回答，投票的结果几乎百分之百的赞成罢工。这样我们就忙碌地筹备罢工了，但是就在这时，美国劳工联合会插脚进来，并把整个运动引上了政府仲裁的出卖工人的道路。

政府援救屠宰商

　　必须记得，威尔逊政府，有一种战时在政府与工人间订立协定的政策，来使许多罢工运动转向，并阻挡工会扩张到自由雇佣的工业里面去。它的联邦仲裁委员会就是按照这种原则而周游全国，解决罢工纠纷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自然是与这种反工会的政策完全协调的。

　　约翰斯东、我本人和其他屠宰场的有战斗性分子是反对政府的这种干涉的。费兹巴特立克也反对政府的干预，但是，他对罢工没有信心，因此，约翰斯东和我的战略的根据就是必须来一个罢工，用直接的压力来迫使屠宰商签订工会合同。

　　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不管我们的反对，还是把政府引进来了。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们像平常一样，正式把我们的罢工表决情况通知劳联的总部，而他们连通知我们一声都没有就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政府，我们立刻就受到了联邦仲裁委员会人员的骚扰。以后，当我向龚柏斯抗议他引政府来压迫我们时，他只好无以自辩地说，我们的电报送到时，他不在办公室，而他的秘书勒嘉德小姐把这当作一件当然需要仲裁的事情，报告给劳工部了——这正好说明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战时不罢工的主张。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一行动完全推翻了我们的罢工战略。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能否不理会政府的仲裁人，而仍然罢工呢？一切情势都不利于这样做。那些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都会一致反对，因此，参加我们共同行动的一打工会的全体全国委员们也会一样。我们芝加哥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最大弱点始终是：虽然给予全国运动以全部的动力和英勇的领导，但有关的国际工会的实际的控制权却操在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干部手里，而且不幸的是我们也没有组织有战斗性的少数派可使我们与其他屠宰业中心的工人们保持联系。

　　约在此十八个月后，在1919年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中，我也遇到差不多类似的情形。我们的委员会面对着由威尔逊总统、龚柏斯主席和二十四个钢铁工会的大多数领袖所提出的要求，说我们应当避免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信任政府的调度。但是，我们的组织，那时坚固得足以不理睬这个要求，继续进行全国大罢工的准备。而在屠宰场的情况下，以我们的工会还年青与缺乏全国性的控制权来说，这种路线是愚蠢的。所以，我们只能对优势让步，违心地参加了政府的调解，并且依靠我们运动的日益壮大的力量和战斗性来取得调解胜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敌人：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高级领袖们。

屠宰工业组织起来了

　　经过许多次的周旋之后，我们终于在1917年12月和联邦仲裁委员会成立了合同。这个合同规定了工人有组织工会、成立工厂委员会、提出申诉、参加工会会议等等权利；合同里也答应了增加工资百分之十，承认按年资优先雇佣的原则，取消“信仰、肤色或国籍”的歧视，公布计件工资表，取消擅自解雇，取消强迫性的福利团体，建设合适的更衣室、饭堂和洗衣房等等。我们另外还有六大要求被提到联邦法官阿尔兹丘勒那里去仲裁决定。

　　1918年初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屠宰业仲裁得程序是非常动人的。梅耶和康顿二位律师代表了阿摩尔、斯威夫特、摩理斯、柯达海和威尔逊五大屠宰商，工人们则有华尔希和费兹巴特立克代表。整整三个半星期，我们在证人席上列出了许多见证人——工人、经济学家、劳工领袖（包括龚柏斯）——揭示了屠宰工人们可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赚的丰厚利润，阿摩尔本人就承认在1917年得到了四千万美金的战时利润。我应该说我对屠宰业的这种揭露以及他们的狼狈状态，感到双重的快意，因为我曾亲身吃这一个行业的苦头，1915年，我曾在斯威夫特公司的车厂里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资，工作了一冬天，而还是穷得连一件大衣在严冬御寒都办不到。

　　1918年3月31日，阿尔兹丘勒法官发下他的仲裁判决。他看到我们的英勇行动，而且也看到假若判决不能令人满意的话，全国性的屠宰场罢工是不可避免的，就对工会的六大要求答应了百分之八十五。他的仲裁判决规定另外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基本上是八小时的工作付十小时工资，逾时工作算额外时间，男女同工同酬，在淡月中保证每星期有五天工作，在八小时轮班制中吃饭的休息不扣工资。这仲裁判决是有追溯效力的，所以五大屠宰公司的十二万五千名工人共收到了六百万美元追加工资，或者说平均每人收到四十美元。

　　屠宰工人们以热烈的情绪来欢迎这些条件，认为是极大的胜利。他们涌进了全国各地工会，并且在每一工厂里成立坚固的组织。我们进一步给屠宰商打击的工作现在开始了，我们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阿尔兹丘勒的仲裁判决上签字，随即把组织运动贯彻到这个工业例如零售肉店这样的许多附属部门里去，以及许多独立的肥皂、洗濯粉、胶料、罐头、人造牛酪、肥田粉、造桶工厂等。除此之外，很多地方工业如机器工厂、造车工场的工人也受到了影响，而组织起来了。

　　在芝加哥，我们举行了几十次罢工来继续这一运动。最严重的斗争是和联合养畜场与转运公司的斗争。这个强大的康采恩是大屠宰商所有的，每天要收进、饲养和分发成万头牲畜到芝加哥各屠宰场去。是当地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那大权独揽的领袖，一位叫做里昂纳德先生，拒绝在阿尔兹丘勒德仲裁判决上签字，因此，我们向他的三千个工人发出了一小时后罢工的通知。一切牛、羊、猪的转运都立刻停止了。屠宰商们慌乱地向整个西部打电报停止运牲畜来。约翰斯东、墨菲和我被召至市内的司法部办事处，克雷保以妨碍战争为名用监禁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站稳立场，并坚持联合养畜场与转运公司应该同意工会的条件。巨大的屠宰场因为牲口供给来源断绝逐渐地停工了。巨大的屠宰业罢工的威胁隐隐出现。几天之后，联合养畜场与转运公司软化了，并在合同上签了字，这是个真正的胜利，被压迫的屠宰场工人大喜欲狂。

　　巨大的屠宰场工人的组织运动现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这一工业以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都组织起来了。有二十万以上的工人已编入了一打联合起来的工会中。这些工人包括了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外来的和本地的，而且有整整二万五千新会员是黑人。很多职员也加入了组织，甚至养畜场的经查，也成立了工会。最后，独断专横的屠宰商们也被迫不得不与工人接头，并且与他们谈问题了。对于和约翰斯东及我的谈判，他们由其感到不舒服。

　　屠宰场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工人组织的新的高潮阶段。这是被工会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托辣斯化了的工业。如果就它是由坚决政策和使用产业工会原则来完成的这点而论，这一胜利就有更大的意义。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官僚们自然不会从这里面得到积极的经验教训。

　　对于我们这些旧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有战斗性的分子说来，这次运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我们的“打入内部”政策的光辉说明，而且也说明了我们英勇地利用战时情况来组织千百万没有组织的工人的理论，能做出些什么来。

屠宰工业组织运动的余波

　　事实是在阿尔兹丘勒法官判决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屠宰业而进行钢铁工业中的组织工作去了。但我还不能讲到这些，除非我说完屠宰工人优秀组织怎样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的“得力”协助下终于被屠宰商破坏掉。那真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可耻的背叛事件之一。

　　从1917年起，屠宰夫工会中龚柏斯派的干部们，以当地某屠宰公司的一个股东丹尼斯·勒恩为首，就尽一切可能来破坏组织运动。他们的目标就是破坏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破坏它了不起的团结和英勇的领导。他们打算消灭它的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新建立那陈腐的、声名狼藉的行业工会制度。于是，他们就努力于取消从地方工会来的每人缴纳的会费；他们要求每一地方工会都设立自己的业务代表，以代替我们的集中制；他们坚持必须成立第二个理事会，就是限于屠宰夫工会地方工会的屠宰业理事会。这就是予1914年的罢工致命破坏的双重理事会制，那是我们在屠宰场组织运动的开头就发誓再也不用了的。他们派出了“组织干事”充斥芝加哥地方工会。那些组织干事在全体屠宰商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为这一分裂的纲领而奋斗。我们是在面对这这种分裂阴谋的情况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组织工作的。

　　这一斗争变得非常尖锐了。最后，勒恩的一帮，与臭名昭著的奥唐尼尔的一帮建筑业的打手暴徒们朋比为奸，决定以暴力手段接收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他们企图强迫我们给他们的打手们以一个代表席位，作为硬打进来的一个楔子。我们拒绝了，而且为了这个我还被列入“干掉”的人名单，臭名远扬的枪手外号人称“大墨菲”的，还曾公开地威吓我。但是，我们也并不是毫无办法，我们把它公开，以备万一出了什么凶事，就知道去找谁，和怎样去找。勒恩——奥唐尼尔的计划失败了，我们仍然掌握着全权。

　　在我离开屠宰业后的第一年，斗争更加尖锐了。有两个组织干事遇害。继我当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书记的约翰斯东，有一次曾成功地持枪击退了勒恩手下一帮企图武力夺取总部的武装暴徒。

　　操纵着芝加哥以外（那些地方一直是我们的弱点）的官办屠宰夫工会机构的勒恩，终于组织了一个芝加哥屠宰业理事会。只有大约二千人加入。不久他就把他工会里的四万个仍然是属于屠宰场劳工理事会的工人开除了。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对这种无理行动提出抗议，但是，龚柏斯警告它不要过问。于是屠宰业内其他美国劳工联合会干部们也就着手协助勒恩来分裂屠宰场工人和破坏一直是组织运动胜利之关键的产业内部的团结。结果出现了三个理事会，屠宰业理事会、机器业理事会和屠宰场劳工理事会。此外，还有几个不加入上述三个理事会的地方工会和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都被劳联的出卖弄得意志消沉。同样的分裂手段也曾用于其他各屠宰业中心。

　　在我们1918年的大胜利之后两年半之久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到1920年秋季，一度十分出色的组织大为削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反对有组织工人的“自由雇佣”大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且与工会断绝了一切关系。工人在1920年12月5日举行全国性屠宰场工人大罢工，作为回答。但是，虽然他们斗争得很英勇，还是吃了败仗，而且他们的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这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政策的灾难。假如今天的格林与霍奇逊之辈要希望知道为什么许多基本工业里的工人一点都不想要行业工会，而要求产业组织的原因，那就让他们去看看1917年到1921年屠宰业工会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工业到钢铁工业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谈谈1918年的大事吧！从我的理论看来，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成百万的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而且应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利用战时迫切需要工人的情况，来达到这个目的。为此，我自然要用屠宰业中的大胜利来作为一个新的组织运动的出发点。我丝毫没有安居下来做屠宰业工会干部的意思。在考虑之后，我决定在钢铁工业中试验一下。工会已经征服了第一个托辣斯化的工业——屠宰工业，而我还深信，只要它们稍微努力一下，在最大的托辣斯化的钢铁工业中也一样可以得胜。

　　因此甚至在阿尔兹丘勒法官批下仲裁决定之前，我就确信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因此，我写了一个提案，使芝加哥劳工联合会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基本上按照已经在屠宰业证明成功的路线，在钢铁工业里发动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为了一个奇怪的原因，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向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提出这个提案。在我们的仲裁期间，屠宰商的律师康顿，曾很戏剧性地宣布，假如阿尔兹丘勒答应我们的要求，那么在各工业的工人中就会全面地引起极大的高潮，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就会排队走到老板那里提出同样的要求来。甚至当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就放着预备提出的组织钢铁工人的提案，我为了担心它提到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去会对阿尔兹丘勒显得康顿的预言太像真的一样，以致会影响它的裁判对工人不利，不得不把它保留到法官的仲裁判决以后。

　　最后，在1918年4月7日，在阿尔兹丘勒判决以后一星期，我就把这个由铁路车务工人工会和一打其他的五金工会联署的提案提到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去。提案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钢铁工业工人的工会的共同行动。它是以广泛的产业性运动为基础的，从整个工业中的煤矿工人、铁矿工人和湖泊运轮工人起，一直到钢铁工业的装配部门中做最后一步工作的工人，和把最后成品运到铁路干线上去的工人为止。这样一种联合行动，正和屠宰工业里面一样，是建立必需的产业形式的组织最实际的办法。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案，而组织钢铁工业工人的大运动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