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福斯特自传（1937）
第九章 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钢铁工人运动
在本章无法综述钢铁工业的组织运动和1918——1920年的大罢工的主要事件。这些我已经在我所著《钢铁工人大罢工及其教训》一书和《把钢铁业工会化》及《在钢铁工业中组织工会的方法》两本小册子里写过了。在这里我只能说一说在这些书里未能充分发挥的这个斗争的几个方面。我尤其希望更详尽地谈谈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们的反动态度。鉴于这些官僚们在1936年产业组织委员会组织钢铁工人的伟大运动中（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的破坏活动，现在这样写是更合时宜的。
把劳联的老爷们套进来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按照他们“社会和平”的战时政策，不努力在时机烂熟的基本工业中组织工人。老实说，他们实际上是妨害了这个工作。充分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我，一个普通的在业工人，不得不发起全国性的屠宰工人组织运动，而自始至终我们都遭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对。该会领袖们对于组织钢铁工人更加不感兴趣。这一回又是最重要的工作非我自己动手不可，而我当时不过是次要的干部；同样，突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破坏又成为组织工人的主要问题。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组织屠宰业和钢铁业工人方面的反动态度，是它在一切工业里的政策的典型特征。工会在战时的无论什么进展大半是自发的，是普通有战斗性的工人的功绩。
在芝加哥提案一通过后，美国劳工联合会马上就开始破坏钢铁工业的组织运动了。我们的提案要求劳工联合会来领导这个工作。但龚柏斯却想把芝加哥提案交给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即将举行的年会，来随便把这件事了解，他当然也可以像这个公司御用工会的干部一样，把它送给“美国钢铁公司”去。自然，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年会规避了这整个事情。但我还不是这样容易被转移目标的，我就把这个提案再度提交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在那里又通过了一次，我也以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代表身份被派去参加1918年6月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争取通过这一提案。
在年会上发生的正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方法的典型。龚柏斯使提案毫无修改和反对就通过了，因为这类的提案对于普通工人是很冠冕堂皇的读物。而且除了直接否决以外，还有更巧妙的办法来闪开令人讨厌的提案。我提出的提案要求钢铁工人代表在大会期间开一个会来发动运动，所以在等了几天之后还不见召开会议，我就感到诧异。询问书记毛立森之后，我才知道会议大概“在六星期左右”可以召开。时间是我的组织计划中最要紧的东西，拖延就会招致失败：要它成功，我们必须利用战争情况，而战争很可能很快结束了。我于是就向毛立森抗议这种拖延是会造成灾难，而且是与提案违反的，提案中特别规定了在大会期内举行会议。然而，结果却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一两天之后，突如其来地，而且连我也没有通知，正在大会中午休会前，含含糊糊宣布钢铁会议要在午饭休息时举行。想想吧！要组织全国五十万钢铁工人的一个会议要挤午饭的时间来开，代表们还要赶着在下午会议以前出去吃饭。很明显这是一个蓄意消灭这个运动的阴谋。尽管我富有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们打交道的经验，我还是大为震惊。我可以预见钢铁工人的组织运动从一起头就趋向覆没了。
在大会厅内指定的角落，有几个代表在出去吃饭的时候，主要地出于好奇心，停下来看看是什么一会事。龚柏斯或毛立森都不在，而且没有一个人主持，我连忙叫遵守开会秩序，而组织干事汤姆·富林就站到桌上，开始发表组织钢铁工人之必要的演说。我一看时间迫促，这种会议进行方式要糟糕，于是就把富林的演说打断，并建议只进行下列事项，就是：把所有在场者的名字记下来，而且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而且我们必须请龚柏斯主持。随后，我们的饭间钢铁组织会议就休会了。
现在怎样把龚柏斯搞来参加我们的会的问题来了。当天下午，我把开会经过告诉他。这位大官僚以厌烦的态度听着，到我请他参加要开的会议时，他就冒起火来，而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显而易见，他已经腻透了这个讨厌而不肯罢休的钢铁组织运动。于是我就把我的锦囊妙计掏了出来。我把参加钢铁“会议”的人的名单给他看（这时我们的一群好奇者），我并且告诉他是他们请他参加的。马上，他的声调改了，而且嘟噜着说他“也许”可以参加。
于是龚柏斯总算被套进了这个会议，现在就是怎样去套其他必要的工会领袖了。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问龚柏斯，他能否向大会宣布召开计划中的钢铁会议。“不行，你来吧！”他几乎是向我咆哮了。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冒险向大会说明，在龚柏斯先生的请求下，我奉命邀请所有有关者来参加钢铁会议，龚柏斯先生自己也将出席。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到龚柏斯的脸都涨紫了。我们有不少的群众被龚柏斯的名字吸住了的。这样我的小小的策略就成功了，一面我用“好奇者”的名字来套住龚柏斯，另外又用龚柏斯的名字来吸引一些别的人进来。由于这种手法，我果真名副其实地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骗进了这个重要的组织运动。但是，在使用这个妙计之后，我感觉得像在阴沟里游泳一样，工作的前途也似乎不乐观。
我们钢铁会议所做的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六个星期之后召开一个正式的会议。这是时间的可怕的浪费。美国工人组织运动所从来没有的绝好时机，因为战争接近结束而急速地溜走了。从我在四月七日最初提出这个提案起，到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八月举行止，整整四个月白白糟蹋了。这种迟误只能说是有意的破坏。然而，经过我一番努力，在圣保罗年会上，我设法使得计划中的会议定在芝加哥召开。我这样做是希望在那里费兹巴特立克（他没有来圣保罗）可以以美国劳工联合会驻芝加哥组织干事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工作，因而可以有助于保护才萌芽的运动免受那些充满敌意的反动官僚们迫害。
芝加哥会议
芝加哥钢铁会议是在1918年8月1日至2日在新莫利生饭店举行的。有十五个国际工会的代表参加。当会议谈到正题的时候，主席龚柏斯转身向我说道：“喂，福斯特老兄，你已经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现在你有什么建议呢？”这就是“伟大的”龚柏斯对组织钢铁工业工人的态度：他连什么建议都没有。于是我就来谈我的计划的梗概，大要如下：
应该立刻在所有重要的钢铁业中心同时发动一个旋风式的组织运动，这个运动应由一切关系钢铁工业的各工会联合进行。应该以大的群众大会、名演说家、军乐队、游行、整版的报纸广告等等方法来使群众行动起来。至于经济来源，我建议每一工会向每个会员征收两角五分钱；并开始建立一个组织人员的班子，每个工会都应该派出三个或更多的组织干事。为了进行这个工作，所有的工会都要在由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为首的全国委员会之下，紧密地联合起来。各工会应该设立一笔小小的统一的开办费。我估计以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六星期左右把大部分钢铁工人团聚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这就是以三星期的时间来集中经费和组织干事，再以三星期的时间来在每个城市进行一连三次群众大会。我估计这些大会可以使我们把工人群众掌握到能立刻派我们的委员向钢铁托辣斯去谈判的程度，假如他们不接受要求的话，就可以以全国性钢铁罢工的暗示相威胁，这种威胁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在一切钢铁业中心来进行大规模的、迅速的、同时并发的组织运动的计划时显示的，而且是可以实行的。它符合实际的形势和工会的实力。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来唤起钢铁工人的热情，并战胜雇主们不可避免的对策。工人们处在一种战斗的情绪里，而且运动一定会以有决定性的群众行动来响应。
我的六星期计划也是完全可行的。在屠宰业里也只用了九个多星期就把广大群众争取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使罢工威胁成功；而且，由于我们更加成熟的经验，提得更高的威信和更加丰富的人力、物理，我们在钢铁工业中的工作可以进行得更快一些。这可以使我们的运动趁战争还在进行时就有个头绪，而政府与钢铁托辣斯经不起在这个大军火工业中发生一个战时罢工。假如我的提议通过了的话，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并且一定能在钢铁工业里成立起工会来。
把工会联合起来的计划也是一样切实可行的，这在当时是走向产业工会运动和成立单一的钢铁工人组织的一个合理步骤。因为在那时候，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面没有一点对产业工会运动的积极情绪，而也绝不可能使很多行业工会放弃其管辖权而归属于小小的，半死不活的，领导上腐败之至的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产业联合会的制度在铁路方面成功了，而我们又刚刚在屠宰业里取得一个大胜利。这是一种要就是各行业共同行动，要就是根本不要任何运动的情形。自然，我是打算，假使我们的运动成功的话，就把各行业工会合并入一个最后的总的钢铁联合会去的。
我的收费计划是同样切实可行的。一切大一点的工会都因战时基金和会费的激增而大为宽裕（例如，我自己所属的铁路车务工人工会的库存就有差不多三百万美元）。每一个工会都能毫不困难地从它的基金里拿出那两角五分钱的。因为在最后要加入我们的钢铁组织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里，约有二百万名工人，这就会给我们几十万块钱。我估计五万块钱大概就足够支持我们计划中的大规模运动六星期之用了。
但是芝加哥会议把这整个现实的计划作了大大的删改。等到那些不热心的官僚们改完之后，全部剩下来的就只有联合行动的原则了。会议成立了组织钢铁工人的全国委员会，它后来包括了铁矿工人、煤矿工人、风镐手、粘土匠、海员、炼钢工人、蒸汽机匠、救火队员、小工、翻砂工人、钢板工人、气管装配匠与转辙手等二十四个工会。这个运动因此包括了整个工业，从生产原料的工人起大成品运上铁路的工人为止，但是其中竟没有一个工会在这个庞大的没有组织起来的钢铁工业中说得上有几个会员。龚柏斯担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被选为书记。（这和屠宰场劳工理事会书记的职位一样，是没有薪水的，我是从铁路车务工人工会领取正式组织干事的薪水的）。我要在一切钢铁城市同时立即进行巨大的全国性运动的建议也被勾销。当我说明这样一个全国性运动定然会产生的胜利时，与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官僚们以毫不掩饰的轻蔑，瞪着眼睛来听。也有几个人发言，把我的计划当作完全是幻想，荒谬绝伦地提议把工作集中在一个区域，甚至于一个钢铁工厂中，说是“好让工人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当我提出每人征费二角五分的提议时，龚柏斯听得十分不耐烦，连讨论都不讨论它，别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干脆就不加理会。于是最重要的征费建议就此完结。与会的十五个工会拒绝了必不可少的起码的五万元而决定每个工会给全干过委员会一百美元；我认为迫切需要的一百或一百以上的组织人员也不愿排除，仅派六个人参加工作。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则连一块钱也没给，或者答应给。
在会议的第二天，在我的提议受到迎头痛击之后，龚柏斯就退出会场，在附近的饭店里去找他的以酒食相征逐的建筑业里的密友去了。他指定费兹巴特立克，高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驻芝加哥组织干事，在他缺席时来主持会议。这还不错，至少，我想把费兹巴特立克弄进运动来的计划算成功了。
我深为芝加哥会议的结果馁气，它把我组织钢铁工业的实际可行计划粉碎了。十分明显，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对组织钢铁工人并不感兴趣。谁要看看我们全国委员会的人力物力，谁就会认为我们不过是计划去组织一批花生摊，而不是到钢铁工业（美国金融资本的主要自由雇佣制的据点）中去组织几乎全无组织的五十万工人。就是注入此类的反动政策，才使得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战时失去了五百万到一千万完全可能得到的会员。钢铁工人在十六个月后的最后失败，其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芝加哥会议在龚柏斯领导下，拒绝了我的计划这件事情上面去。
组织运动
我敢说在芝加哥会议休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与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会想到那惹人讨厌的钢铁运动还会有下文。但是，我们还是照旧进行。不过，我们不能同时在全国五十个到七十五个钢铁城市中以大会、游行等等来开始一个巨大的、席卷一切的“全国钢铁工人运动周”运动了，而不得不把我们的活动局限在芝加哥（凯鲁末特）区。我们马上在盖利、南芝加哥、约里埃和印第安那港开始工作。我们尽可能地把我们想用于全国的方法都使用上。自然，这些地方性的活动只能是我们计划中的全国大运动的小小模仿行动而已。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获得了当时的重大的胜利。我们在盖利第一次会议上，由一万五千钢铁工人参加了，而且在同一星期内在其他三个钢铁城市里，也有数量差不多的群众参加。数以千计的钢铁工人涌进我们的工会里来。在一个月终了时，如果有必要，我们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所有芝加哥区的大钢铁托辣斯工厂发动罢工了。
这是对我原来计划正确性的一个绝好的说明。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我们在芝加哥区所做到的，在全国各重要钢铁城市同时完成（假如工会领袖有此愿望的话）。而且经验表明，我们可以在比我预计还短的时间内，得到群众的拥护。我们在芝加哥区的成功说明，假如龚柏斯曾以必要的人力财力（两者他们都很富裕）来支持我的计划的话，在我规定的六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去敲格利法官的大门，拿全国性罢工来威胁他了。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这样的罢工行动，结果必然是钢铁工人胜利，不通过我原来的计划就等于拒绝把钢铁工业组织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着手进行组织工人时，前途是何等不同啊。我们在芝加哥的一些胜利已大大惊动了以前并不比龚柏斯更把我们当作一回事的钢铁托辣斯的头子们（虽然那些胜利在引起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热心方面是完全失败的），这样，他们就开始无情地和我们斗争了。
在以后几个月里，在缺少人力和组织人员的情况下，我们艰苦地把我们的运动推行到其他地区。我们遇到钢铁雇主们的最巧妙和最凶猛的抵抗。为了拦阻我们，他们连续四次在全国增加工资，最后更答应了基本上的八小时工作制。在芝加哥胜利后一月，大战结束了，全国陷于工业不景气状态。这种情况减弱了我们的攻势，使我们失去出奇制胜的有利条件，而雇主们对我们的反攻却同时大大加强了。当我们现在缓缓地一个一个地攻进钢铁工业堡垒地时候，我们遭遇到钢铁城市中对集会自由的全面镇压，我们的组织工作者受到痛殴，并且被捕，其中有一个，芬尼·色林斯，竟被暗杀。很多公司工会成立起来，来抵制我们，三万名工人因为是工会会员而被解雇，三K党的运动受到扶植，周密的特务制度专门用来对付我们，总而言之，我们面对着大钢铁托辣斯地全副武器地进攻。
自然，如果采纳了我的计划，所有这些难以抵挡的困难，都可以避免。我们现在的工作要困难好多倍。但是，在我们多种多样的困难中，最严重的还是从我们自己队伍里，从工会领袖们的不断破坏方面来的。他们有系统地把钢铁工人无耻地出卖到钢铁托辣斯受理。对于工人阶级有极大意义的组织钢铁工人这件事，虽然引起资本家们的强烈反抗，却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机构地全然的冷淡。
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破坏，最厉害的方式之一，就是高级领袖们很少例外地都避开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而派毫无实权的地方业务代表为代表。他们借此逃脱对于运动的支持，同时在表面上却装作随着运动并进。其结果就使我们经常苦于缺少人力物力和一致行动。
在这方面，龚柏斯本人是最可恶的罪人。他是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真正的主席，但他在整个运动中从来没有在钢铁工人的会上发过一次言，也没有帮助我们募过一块钱，或者组织一批组织人员。而且我唯一能使他来开我们的会的办法，就是在他面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屋子里召集临时会议。就是这样，他还有时要逃开。龚柏斯老是辩解说他没有时间。但是，他却有充分时间在欧洲用好几个月来帮忙赶制那臭名远播的凡尔赛条约；他也有时间私自以公款到墨西哥城去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泛美劳工联合会。但是，对于为成立工会而拼死斗争的钢铁工人，他就没有时间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特别需要经费、组织人员和各工会一致行动的一个关头，我起草了一封非常强硬的信，要求各会员工会的首脑来参加我们下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会议。接着，我们的组织总干事布朗就到华盛顿去找龚柏斯和我一起联署。他很不爽快地签了字。但结果是，各钢铁工会领袖们在收到龚柏斯和我联署的信以后，纷纷造访龚柏斯，并且问这封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事情真正如此急迫等等？于是龚柏斯就向他们说：“这没有什么，不过是个常会”。结果：还是照旧举行老一套的会议，几乎全部能起作用的领袖们都为出席。就是龚柏斯自己也没有来。在龚柏斯这种带头作用之下，各工会头子们关于他们对钢铁工人组织运动的经常忽视和出卖，也就颇为心安理得了。
龚柏斯在我们全国委员会上挂了一个主席的名，通常都是委托费兹巴特立克来代替他。但是，在我们大罢工的前夕，他终于离职以避免负责，并明白地指定费兹巴特立克为主席。
在我的总结报告里，关于运动的财务数字明确地揭露了加入全国委员会二十四个工会的高级官僚们如何破坏钢铁工人组织运动，这是决无反驳余地的。二十四个工会向全国委员会缴纳的全部款项，总共只有十万一千零四十七美元。我们在几个月的时期内辛辛苦苦从他们那里挤出来的这一笔吃不饱穿不暖的钱，竟要作十四个月的全国规模的组织运动的经费，来供应、或者接济三十六万五千个钢铁工人三个半月的罢工之用。实际上，像我所叙述的那样，一切事情都证明，钢铁工人们是以他们缴付的入会费来充他们自己的运动的经费的。而且甚至于这笔十万一千零四十七美元的款项，加上二十四个工会自己为各工会平均派出的三个组织干事所花的钱算在一起，也远不能抵消我们交给它们的及由它们代收的钢铁工人的入会费和会费的大笔款项，这笔款子决不会少于五十万元。在当时，各个工会都很有钱，只要他们能有足够的关心，几乎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能单独给我们的罢工运动以比它们全体拿出来的还要多的钱。有事为证：三个完全不属于钢铁工业之内的急进的校工会，联合成衣工人工会、女装成衣工人工会与毛皮业工会，就捐献了十八万美元作我们的罢工救济基金，换句话说，也几乎是二十四个钢铁工业工会全体在整整十六个月的斗争中唢呐出来的款项的两倍。
这种从财务上破坏的丑行在特别反动的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事件上达到最高峰了。这个钢铁工业中的基本工会，确是从组织工人的运动中赚了一笔钱。我们的全国委员会从这个工会那里一共只收到了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一元八角一分钱，连罢工救济金都包括在内，可是，我们却交给它十五万以上的入会费，而它又从钢铁工人哪里直接收到了大概两倍此数的入会费和会费。这个工会的库存盈余就有二十万零六千美元之多。在罢工之后，反动的铁格（Tighe）和其他领袖们就拿这笔钱在匹茨堡买了一所工会总部大楼。
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本身，根本没有给组织运动募过一个钱。当罢工开始时，实际上是我们强迫它发出了一个募捐基金的一般号召。这样募集了四十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一角四分，但它大多数是我们钢铁工业中的组织干事募集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并未出过力。这就是我们从美国劳工联合会那里收到的仅有的一点点钱，而且是在运动开始以后十四个月，在三十六万五千个罢工者已经罢工了六个星期之后才收到的。。
然而，不顾钢铁托辣斯的一切阻碍——如特务制度，大批地解雇工人，工资上的让步，公司工会，恐怖政策，和压制公民权利等等，不顾高级工会领袖的致命的怠工，在十四个月的斗争过程内，我们终能坚决地在各主要钢铁区各钢铁托辣斯的主要工厂里把工会成立起来。我的财务总结报告表明：至少有二十五万工人组织起来了。可能比这还多得多。我们的忠实的组织干部很可无愧色地吹一吹我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业绩——组织了钢铁工业中的大批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二十五年来所办不到的，我们却办成功了。工人运动终于逐步攻上一切自由雇佣制的堡垒中最大的一个堡垒的壁垒。
1919年的钢铁大罢工
接着就来了1919年9月22日开始的钢铁大罢工。我们的全国委员会曾将我们的要求送交“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子格利法官，但是他拒绝见我们。当时，整个工业中，有一个摧毁我们的工会的大攻势，我们有三万以上的会员已经因为从事工会活动被解雇而失业了。这已到了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地步。我们选择了战斗。
三十六万五千钢铁工人响应了我们的罢工号召，在十个州内的五十个城市里举行了罢工。（劳工部的数字说是三十六万七千——作者注）
几乎“美国钢铁公司”和大的附属工业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瘫痪状态。钢铁工人们给了他们巨大的敌人以一下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在此以前或以后，钢铁工业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罢工，能有这样巨大的规模和有力的影响。
用不着我再重复说了，罢工收到了钢铁公司拼命的回击。英勇的罢工者不得不面对大批工贼、私人枪手、县治安官员、警察和军队所造成的恐怖统治。在很多钢铁中心区，公民权完全受到压制；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反对罢工的凶猛宣传，但最糟糕的还是我们自己队伍内部的怠工。高级领导机构一贯地出卖工人的行动，现在常常达到破坏罢工的程度。例如：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企图出卖整个运动来缔订单独合同。定置机器工人工会要他们那一行业继续工作；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痛心的是：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竟拒绝号召它属下在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联接钢铁工厂与铁路干线的短铁路线上工作的会员们（他们是有组织的，但是没有工会合同）罢工；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总部未能集中整个工人运动力量来支持罢工等等。
钢铁工人的应用还不足以对抗所有这些敌对力量。二十二个人被杀死了，成败的人遭到痛殴和枪击，几千人被逮捕，还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饿着肚子在挣扎。但这次的大罢工，虽然最后取消了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改善，却并未达到组织工会的主要目标。在1920年的1月8日，我们无条件地停止了罢工。大约有十万人还坚持罢工，但这个罢工已失去作用了。三个半月艰苦的罢工已遭到失败，而在这种难以尽述的困难下建立起来的钢铁工人的新工会也被打垮了。
失败能够避免吗？
在1922年4月4日纽约的《世界报》上，龚柏斯拿下面的话来谴责我应负1919年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这就是那个福斯特，它在已经有确切的情报告诉他美国钢铁公司已经严阵以待，而且就希望我们在1919年罢工的时候，在美国总统已请求至少把罢工延迟一些的时候，他还是坚持那个惹起灾祸的斗争。”
像龚柏斯那样对罢工怠工的人竟来谴责我破坏了这个运动，是需要很厚的脸皮的。但除此而外，容我在这里说，我以接受钢铁工人罢工的全部责任自豪，虽然它是失败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罢工是笔者信息更必要，更有价值的。如果接受了龚柏斯所说的延期罢工的建议，就会造成对钢铁工人的最恶毒的背叛。他的“延期”与他从罢工一开始就实行的怠工政策，是一个东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9月10日，恰好是我们预定罢工的日期的前十一天，威尔逊总统向报界发表一个消息，要求把罢工延期到10月6日举行的全国工业会议之后。这个会议据说是要在美国工业的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和平来。龚柏斯，甚至没有和我们商量，就立刻发出公开的声明，赞成威尔逊把罢工延期的要求。随着，为了要证明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高级领袖中确实行动一致，支持威尔逊和龚柏斯的立场的电报，就由组成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多数工会主席那里雪片飞来。这里只要举几个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意向了。
机匠们将遵守威尔逊总统要我们把行动延期到华盛顿劳动会议以后的建议。
蒸汽机匠工会主席斯奈灵斯
砌砖匠、石匠、泥水匠国际工会的执行部切盼钢铁罢工的行动延至华盛顿工业会议之后。
主席包温
我们认为除非在十月会议之后不应通令罢工。
铅管及气管装配匠工会主席阿尔宾
此刻就罢工是非常不合时的。
铁路车务工人兄弟会主席里安
把通令罢工延期到10月6日威尔逊总统的会议之后更为合适。
锅炉匠工会代理主席亚金生
除非在威尔逊总统召开的工业会议休会之后，我们反对在钢铁工业中举行罢工。
铸模匠工会主席韦耳森
很多别的工会主席都有类似的通电；特别反动的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的官僚们，不敢公开赞成延期，就躲闪这个问题。坚决反对暂停罢工的，只有铁匠和采矿冶炼工会的主席。
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危机。钢铁托辣斯凶猛地攻击我们的工会，我们就面临着政府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脑们在我们全国委员会多数支持下，要我们取消罢工的要求。更糟的是这个要求是装得如此狡猾，看起来它好像只不过是要求延迟到“工人之友”威尔逊总统可以圆满地调整整个问题为止。
至于我本人，我马上就认识到罢工的任何延期都是致命的。我对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劳方、资方、公众三角会议能为钢铁工人谋福利一事，毫无信心。延期罢工只能不可避免地破坏工人对我们的运动的信心，让工会听凭万恶的钢铁托辣斯处置，而在一团混乱和一个未经批准的罢工中把全部组织毁掉。因此，我们二十五万以上的有组织的钢铁工人来趁机斗争要有利得多。不论什么情况，取得工业会议的重视的最好方法，就是大罢工。
但是，我应当怎样坚持罢工的日期呢？召开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就等于自杀，因为其中大多数是反对罢工的。时间的短促也不容许举行任何正式的工人投票，或是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于是，我自己做主，就以电报或电话通知我们的各地组织人员请表示他们当地的钢铁工人委员会的态度。他们中间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忠实可靠，而且是全心全意要把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的。马上我就收到一大批电报，表明绝大多数的群众要求进行罢工，有几封说：
除非你在星期五上午以前下令罢工，不然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做主了。
盖利与南芝加哥钢铁工人委员会联席会议
伯利恒全体工会的总委员会一致票决要求你的委员会采取罢工行动。
组织干事威廉士
假若罢工延期，我们将无法应付愤慨的工人。他们将认我们为叛徒。
阳士敦区的组织干事同启
不使罢工延期至为紧要，因其结果将使我们的力量丧失斗志，而且会造成绝对危险的局面。
阳士敦、朗金、布拉多克、荷姆斯德、勃特勒、匹兹堡、约翰敦、灰令、斯梯宾维尔、布法罗等区的组织书记同启
费兹巴特立克虽然一般地对罢工毫无信心，却也同意各地组织人员和我的意见，以为把罢工延期是要坏事的。于是我们就起草一封电报给龚柏斯（我们委员会里的第三位委员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的反动分子铁格是不敢不签字的），说明：“延期就等于绝对使斗志丧失和完全破坏我们的运动”，并要求罢工如期进行。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钢铁工人的英勇群众，和有美国总统撑腰的反动的高级工会领导之间的正面冲突。但由于龚柏斯一帮的支持，冲突没有发生。他们之所以支持，只是因为不敢负公开破坏我们的运动，和打消钢铁工人们唯一可能胜利的机会这个责任。于是大罢工得以如期在9月22日举行；但是，用不着说，它胜利的机会已经受到了威尔逊——龚柏斯辈“延期”阴谋的严重损害，这个阴谋转移了舆论对我们的同情。
威尔逊的全国工业会议的结果，表明我们不把钢铁工人的命运交付给它是很正确的。当时大雇主都加入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自由雇佣运动中，这是战后对工人们最凶猛的攻势，它想剥夺他们在战时得到的较多的工资、较短的工时和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威尔逊的会议在最大的资本家的利益控制下，反映了这个发展中的攻势，而且这一会议竟反动到不久就在劳方要求给予工人们以组织工会的基本权利这个建议上形成分裂。甚至于反动的龚柏斯派领袖们也不得不退出会议。
此后十四年，钢铁工人们曾再度发动一次大运动，而且在1934年的全国复兴法时代高涨的罢工斗争和工会运动的浪潮中有所发展，这是在钢铁工业中发动胜利罢工从来未有的好机会。但他们很不明智地附从了罗斯福总统（是和威尔逊总统一样的“工人之友”）和格林的呼吁，“延期”了他们前途远大的罢工运动，把工人的事业托付给政府部门加以仁爱的照顾。结果是工人们完全失败。他们的工会，混合钢铁锡工人协会也归于解体与信用扫地。这种情形和1919年我们碰到的一样，不过情况更糟。我们在进行罢工时，还维护了工人的斗争机会，而且要是没有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各种破坏罢工的计策，我们就会赢得罢工。若是采取了威尔逊——龚柏斯的“延期”，就等于一场大难，和美国工人运动中前所未闻的破坏罢工的最大的耻辱。
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要寻究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所在，那他们就不必远出他们自己的总部去找。失败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始至终对于钢铁工人组织运动所持的冷淡，怠工和破坏罢工的反动态度。如果他们在芝加哥会议上采纳了我的原定计划，我们至多以一次短暂地战时罢工就能得手了。但是，他们不肯给运动以必需的组织人员和款项，这就残害了整个运动，而且他们还把它挤到下一时期：这时战争已经结束，对军火的强烈需求已经完结，工业不景气已经在望，政府已放弃了妥协的态度，雇主们的大攻势也已开始了。就是钢铁工人以他们在艰苦的组织运动和英勇的罢工运动中所有的勇气与牺牲，也还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这些主要都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领袖们的怠工政策所造成的。
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战略
自然，组织钢铁工人运动的胜利，会给予一切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人的工作以巨大的动力。以我对工会运动的重要性的高度估价，我很体会到这种胜利会造成的种种可能性，而我就以此作为我总的战略的基础。当我们在屠宰业中成功后，我曾很快地利用它给工人们的刺激，把运动扩展到钢铁工业去；而且，要是再钢铁工业中成功了的话，我还准备把这种做法重复用到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上去。
如果工会在自由雇佣的各工业中占领了钢铁工业这样一个主要的堡垒，就会使其他工业的组织运动轻而易举。我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种情况，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同时也在各主要的没有组织的工业中发动一个组织工会大运动，具体地说，我计划建议仿照我们的钢铁工业委员会成立一个大的全国委员会，来监督每一工业所属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我估计，假如我们能够打败钢铁托辣斯，我们就能因此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参加这一伟大的组织运动，并且不顾其上层领导分子的一切怠工而胜利地把它进行到底。我们就能因此名副其实的组织起成百万的工人，并能在真正把全体工人阶级组织工人工会这方面获得进展。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只要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能容许钢铁工会运动取得胜利的话，这是能够实现的。
我很自觉地认识到，这样大批涌入的会员，会深刻地改变工会的性质。可以断定的基本变化会有：
（一）把中心由熟练工人转移到非熟练工人身上；
（二）把旧的行业工会制度破坏，并奠定产业工会的基础；
（三）给工会以更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并扩大他们的社会观；
（四）培养更忠实和进步的领导机构。
总之，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大运动会向实现我们几年培养的“打入内部”计划——革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计划——前进一大步。
上面所说的革新的趋向，在屠宰业与钢铁业的工会运动中已显然有了明证，这两个运动都是主要以非熟练工人群众为基础的，二者都纯然是产业工会运动的，二者都有一个战斗的政策，而且二者都产生了新的反龚柏斯的领导机构。
在这些运动里，我曾特别积极地推动了费兹巴特立克，我把他认是一个忠实而勇敢的战士。我从不放过提高他的威信和加强他的地位的机会。他之成为我们钢铁委员会的主席，我是直接起了作用的。而且我把我心目中的大组织运动寄托在他做主席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他在一旦取龚柏斯而代之时，可能表现的一切进步。但我不能把全部这些计划和打算告知这个只能慢慢进步的费兹巴特立克。他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因此，当我发动组织屠宰工人的运动时，他最初还是怀疑的，而当我后来又建议组织钢铁工人时，他竟说我在发疯，但，在运动发动以后，他就替这些运动打气，并给以全力协助。我认为他在我们运动中即将到来的更高阶段，也会同样做的。
要说明上述各项在钢铁工业中胜利的主要成绩，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才智——那成绩就是：它把几百万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和把美国劳工联合会改变了样子——格利的狡猾的顾问和他有实力的银行家朋友们是很知道这种成绩的。他们无疑地认识到如果我们赢得了钢铁大罢工，他们就会碰到一个卷土重来而更加强大的工人运动，因为如果钢铁工业都被征服了，那还有什么工业能抵挡得住组织工会运动呢？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以如此无情的暴怒来击败罢工的原因。
精明的老狐狸龚柏斯也知道钢铁工业中的胜利对他会有着何等不利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要阻挠我们的罢工的原因。他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在屠宰工业与钢铁工业的运动中，发展着的产业工会的趋势，他不能自禁地感到它们是对他的整个统治的一种威胁。至于成立一个新的反龚柏斯的领导机构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成为公开而且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韦斯特到我们匹兹堡的办公处来。我们过去是很要好的，我就粗心大意地把钢铁工业工会运动的真正意义透露了出来。不料韦斯特一点也不告诉我，就突然把它当作一条独家新闻在1919年4月9日的《民族》杂志上刊登了出来。他戏剧性地刻画了正在兴起的费兹巴特立克——福斯特集团对于式微中的龚柏斯——毛立森集团的威胁，以及使美国劳工联合会革命化的作用。龚柏斯为此勃然大怒，并要求费兹巴特立克给他一个解答。后来就把我叫到芝加哥去。我们当时正在搞组织运动，如果来一个公开地斗争就一定会毁了它。这样我和费兹巴特立克决定同意对韦斯特所说的事，置之不理，听其自然发展。但是，几天后，费兹巴特立克给我来的一封信却使我惊奇失望，他在这封信里附来了一份他给龚柏斯的复信的副本，荒唐地对后者在屠宰工业与钢铁工业工会运动中的成就备至赞扬。这是一个很坏的撤退，而且它预示四年以后费兹巴特立克将在那时的艰苦斗争中对龚柏斯最后投降。
但是，龚柏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其他领袖们并不能从费兹巴特立克软弱的、谢罪的信中重新得到安全保证。他们只有当罢工与其基金的领导，以及对于他们说起来是可怖的各种可能性受到击败的时候，方才感到安全。如果说这些领袖们，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而外，是从头到尾都在阻挠这个运动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既得利益处在危险中，例如格利就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把钢铁与其他基本工业的个人组织起来，那是工人运动中进步人士的任务，而且一定要冒反动的工人领袖的反对才能完成。这在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36年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中和1919年钢铁工业工会运动中都证明是如此的。
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是美国工会运动所曾达到过的最远的一点。工会已经深深地突入自由雇佣制的最大工业中。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对于美国工会运动的成败关系，大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罢工。这一次斗争的胜利，（这是工会的领导本来能够取得的）就会把整个工会运动提高到一个在力量上与发炸是内行远远比过去为高的水平。同样，它的失败也就是加紧此后雇主大力的进攻与加深后来几年中工会内部反动趋向的一个巨大因素。
关于某些批评
我在屠宰业与钢铁工业工会运动中的活动，并不是没有收到尖锐的批评。那些从雇主方面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官方来的批评，并不需要答复，我也就置之不理。但是，有些“左翼的”分子也一样大叫大嚷地批评我，认为我在这一时期曾放弃了我的革命的观点而成为龚柏斯机构的一部分。他们也曾严厉地斥责我对战争的态度。这种批评主要是从我在美国参议院调查钢铁工人大罢工的委员会上作证而来的。
参议院委员会的事件是这样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开始的那一天，参议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纠纷。罢工形势是极端紧张的。全国正处于政治上极反动的战后时期战争歇斯底里的浪潮犹未小腿。司法部长巴尔墨正在“搜捕赤色分子”，美国退伍军人团与三K党的到处横行，资产阶级对逼近的工人阶级高潮充满恐惧。钢铁工人全国大罢工之发动加紧了所有这些恐惧与歇斯底里。报纸肆意叫嚣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罢工，而是一个革命的爆发，一个“赤色的”阴谋，想推翻政府而在美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
在这种尖锐的激动下，我被召到华盛顿向反动的参议院委员会作证。鉴于我过去曾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于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我曾被大大戏剧性地描绘为“赤党”首要分子，正在利用钢铁工人大罢工来开始革命。十分清楚，参议院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从我嘴里套出一篇革命的演说来，好用它煽起已经存在的恐怖，并从而使反动力量得以真正把钢铁工人大罢工撕成粉碎。
在这种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正如我老早已说明的那样，我把赢取钢铁工人大罢工的胜利认为有最深远的重要性。我从它的胜利中不仅看到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男子、妇女与儿童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了它会打开在其他工业中把数百万工人组织进工会的大门，它会促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机构上、政策上与领导上的彻底改组，会把强有力的革命武器放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我因此准备去做一切，去牺牲一切来赢得这次罢工的胜利。而且，我也完全认识到在当前的反共歇斯底里的环境中，我如果在参议院委员会的作证席上把我的观点做一个坦白的声明，就会给资产阶级敌人以它所正需要用来破坏罢工的武器。我也知道龚柏斯的官僚机构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罢工扼杀。此外我害怕，这样的一篇演说，在歇斯底里的报纸的篡改与歪曲之下，会使钢铁工人自己也莫名其妙而丧失斗志，他们还远没有革命化，而且也没有准备应付这样一种发展。后面这种为限特别大，因为并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支持这个罢工。共产党还只是刚刚诞生，而社会党又十分不可靠，
因此，我事前就决意不去把我的观点做一次坦白的暴露，而是，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掩护罢工。我认为保障钢铁大罢工使之免受进一步的打击，要比大声宣扬我的革命道理要重要得不可比拟。不管发生什么，我总是决心不让政府利用我来破坏罢工的。
在作证席上，我想把问题限制在工人的经济要求方面，而避免涉及在这一点以外我个人的意见。但是，这证明是不可能，因为这使我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因此，我提议如果能摒除报纸记者旁听，就可以把我的观点充分发挥。但是，这也被敌意的参议院委员会拒绝了，我于是就面临了发表演说的必要。在感到自己被强迫而且出于某种警察设造的县境内的情形下，我发表了使我为之受到很尖锐的批评的演说。总之，我把我关于工会的革命性的概念弄得十分模糊，并且不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与我自己间划出一条尖锐地政治上的界线，而且说我曾支持过战争。
这个在上述种种情形下从我自己身上逼出来的证言，并不表明我真正的认识。它并不符合于我过去的态度、我在战时的工作以及我以后的活动。让我详细说明吧：
首先，关于所谓我已放弃我的革命主张的谴责方面：我确实能对参议院委员会说，在我写了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小册子《工团主义》（这本小册子是在整个局势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以后，已经大大改变了我的观点。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我已改变了我对革命前景的看法而并不是放弃了它。正如我在前面论述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几章中所说到的那样，我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工团主义的一种），即尽管工会的眼界是保守的，但由于它们的力量与要求不断增加，它们就在直接造成资本主义的倾覆。因此，我确切地感到我在战时领导屠宰与钢铁工业中的五十六万五千的组织工人工作，并打开了组织数百万更多的工的道路，实在做着真正的革命工作。一切工团主义的理论，我的也同别人的一样，都是机会主义的、非革命的，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我在发展我的特种工团主义时，已放弃了我的革命目标。与此相反，我深深地认为由于我在战时的组织工作，我是在沿着一条最快与最短的道路，走向革命。
现在，再说到所谓我已变成龚柏斯机构之一部分的指责：从我上面所说的可以明白，这是全然的胡说。虽然我在组织屠宰业与钢铁业工会的运动中很少对龚柏斯派的领袖们作公开的批评是事实，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因此而假定我已向这些反动派投降，就绝对不正确了。与此相反，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粉碎龚柏斯的全部统治为目的的。我是以下述自觉的认识进行我的组织工作的：第一、它只有击败美国劳工联合会上层领袖才能成功；第二、在钢铁工人胜利之后，我心目中的工会运动之成功将完全击破龚柏斯机构，并改变整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机构、领导与观点。因此，我总的纲领中有一部分便是培养一个新的领导机构，而我们的运动的全般趋势便是要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左翼集团。我用来与龚柏斯分子作战的方法是侧翼进攻。这就是说，不是正面的抗击，因为这在当时我并没有有组织的后援的环境下，会造成一种公开的破裂，而使我的组织工作成为不可能。我竭力要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所不能击败的巨大的组织运动来对付他们。这样，最后就会以激进的、进步的领袖为领导的广大的非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群众被动员起来反对他们而结束全部的龚柏斯统治。这个计划是与我反对腐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的斗争一致的。
最后，关于我对战争的态度，在这点上我应受最尖锐的批评，因为不可否认地，我的立场是高度机会主义的。但是，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言并没有表达我真正的感情。我战时立场的错误导源于我的错误的工团主义的概念，即认为决定性的革命任务就是建立工会，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切其他的活动都应该置于从属地位，或者予以取消，其中甚至也包括直接的反战宣传在内。正确地政策应该是把反战的斗争置于第一位，而使其他的一切斗争辅助这个中心任务。我在反对世界大战与美国参战这一点上是对的；而在一旦美国参战以后，我却错误地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这一件事情上了。我说过，我把利用战时对工人的巨大的需求来推进工会运动的英勇的罢工，作为中心政策，认为这样做就是在以可能最快的方式创造着能把资本主义送终的工具——群众性的工会。这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倒并没有使我真的去参加拥护战争的活动（目前关于我兜售战争公债的故事是无根据的），但是，我无疑地不曾反对过这种活动。而这种活动却大大地缠住了所有我周围的工会。我只是把组织工会当作我的主要任务去做。而我在这些托辣斯化的、供应军需的基本工业中发动的这种进攻性的组织运动与罢工，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及政府的“社会和平”政策、“不罢工”政策尖锐地对抗的。
钢铁工人继续前进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1936年7月），一个新的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又在开始了，这次是受以联合矿工工会主席路易斯为首的产业组织委员会领导的。不过，现在的工作是在远较1919年为有力的环境下进行的：
（一）（钢铁工业的经济情形是处在上升中，而1919年时，钢铁工业却是在走入萧条之中；
（二）政治形势也要好一点，而1919年的工会运动却是在“搜捕赤色分子：与反动加紧的气氛中进行的，目前的运动是处在一个大选以前的年头，两党都要争夺工人的选票，而政府则不大反对这个运动；
（三）工人们现在感觉得到群众中间总的高潮，因而处于攻势——但是，在1919年，他们面对着雇主发动的巨大的、全国性的攻势；
（四）目前的运动有着一百二十五万工人坚固得后援，此外在工人运动中一般地得到广大支持，而我们当时却很少这种支持；
（五）在1919年，我们只有一千四百美元来发动我们的运动，而现在产业组织委员会却有五十万美元，而且随时可以募得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更多的钱；
（六）现在1936年的运动是以一个产业工会为基础的，而在1919年却有二十四个互相争吵的行会；
（七）公司工会现在已经相当彻底地声名扫地，而在1919年时，它们却是十分时髦而且笼罩着许多幻想；
（八）不会说英语的工人们的重大的语言问题在1919年是十分尖锐的，而现在却已大大减少了；
（九）1936年的组织者面前已有了从1919年斗争中学来的一系列重要教训，可以为他们的指针；
（十）这些组织在还具有一种由于钢铁工会确实曾在1919年组织起来过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信心来工作，而我们的组织者却曾必须面对那组织钢铁工人工会是否有可能性的重大悲观与普遍不信任；
（十一）无线电广播现在已使钢铁工人能大大解除他们在1919年时所感到的恐怖，因为它使工人可以在家里得到工会的信息；
（十二）最后，现在在可以求援的战场上，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这是一个我们在1919年时根本就没有的强大力量。
所有这些1936年的运动优于1919年的运动的好处预示：尽管有钢铁托辣斯的反对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破坏，钢铁工人都可以顺利地组织起来。决定性的问题是系于赢得那在钢铁托辣斯肯与工会打交道以前几乎一定要发生的罢工上。而这一个可能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而且是最重要的罢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工人力量的强大的动员。也许有许多工业会被卷进去。特别重要的是要有钢铁工业地区的矿工与铁路工人坚实的支持。
钢铁工人组织运动的胜利将为工人运动开辟巨大的前途，正如它的失败将成为一大惨剧一样。胜利将使数百万工人有可能顺利地组织起来。我们在1919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单，并依照此种情况工作。可是，现在的前途比1919年时甚至还要广阔。把数百万新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把美国劳工联合会改组，并使之新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政党——这些就是一个成功的组织钢铁工人的运动所应有的若干主要意义。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