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二十四章 西半球的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三个美洲*的工人运动,也是经过通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即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然,这些倾向所表现出来的与流行于欧洲或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这是由美洲的特殊情况、由美洲阶级斗争发展的不同环境所造成的。
*三个美洲指北美、中美和南美。——译者
工团主义的倾向
工团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如其名所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混合物。它在西半球很多地方(从加拿大到阿根廷)的工人队伍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当无政府主义超出了小资产阶级咖啡馆浪漫主义的范围而工人们对它的主义发生兴趣的时候,工人们势必想把这些思想应用到工会里去。这样便形成了一度有战斗性的工联主义,名为“工团主义”。它的特征是:着重于总罢工,反议会主义,极端地反对教会,工会组织采取分散方式,依靠自发的行动而不依靠详细计划的、有纪律的群众斗争,并有一个新的工人社会的远景,这社会将由工会控制和管理。
新大陆工团主义运动的主要来源是,大批从欧洲拉丁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移民过来的工人。在这些国家里,由于工业比较不发达,由于一般工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便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强大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国际工人协会时代巴枯寗进行说教的时候以及后来的克鲁泡特金等等人的时候。不过,不可避免地,当工会开始在这些欧洲国家生长起来而无政府主义的工人加入了工会的时候,这些工人就发展成为典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者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般所叫的工团主义者。在所有这些拉丁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大约从一九〇〇年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止,工团主义的倾向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因此,从欧洲拉丁国家移民到美洲来的工人便把他们的工团主义的观点一同带来而积极地把它们应用到西半球年轻而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中来。
除了这个外来移民的来源以外,这种在西半球各地发展起来的强烈的工团主义倾向也显然有着美洲的根源。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很多国家与地方,特别是在工团主义成为极强大的因素的拉丁美洲,缺乏大规模的近代工业。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些缺乏一般工人在工业中所养成的纪律的工人们,就很自然地倾向于散漫性与自发性的工团主义思想了。另外一个产生工团主义的主要的内部原因是,在整个美洲,几百万的工人由于识字测验、人头税、居住期限的规定以及其他等等而普遍地被剥夺了选举权,这种情况使他们倾向于工团主义的采取“直接行动”的见解,而不采取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还有一个产生工团主义的因素,这就是在整个西半球,政治生活一般都是极顶腐败的,这就使得工人们相信,通过现存的腐败的政府以求得任何改进是毫无用处的。再其次,教会普遍地起着反动的作用,这就很容易养成工团主义的反宗教活动。而最后,社会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律师、传教士,医生、小店主等等)有着浓重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使那些更有斗争性的工人感到厌恶而远离了他们,而在共产党出现以前,使得这些工人离开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而走向工团主义。
美洲工团主义的工人团体
没有一个西半球国家的工团主义者,不曾在某个时期是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因素。他们通常总是建立了他们自己领导之下的独立的工会,因为他们对于参加广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内部各种思想倾向的工会是怀有强烈的宗派主义的反感的。在好些拉丁美洲国家,工团主义的移民工人是建立工会的先锋队。在它的初期,美洲的工团主义运动表现了很大的斗争性与革命的热忱;可是在它的后期,在它的衰落时期,它沾上了“反对赤党”以及那时也在衰亡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的反动特征。
在阿根廷的早期工会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八九〇年起是很活跃的。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总工会于一九〇三年[1]成立以前,他们于一八九〇年组织了阿根廷工人联合会。在很多年中,阿根廷工人联合会是阿根廷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织,一九二六年时它宣称拥有会员二十五万工人之多[2],它现在还存在,不过已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在阿根廷的紧邻乌拉圭,工团主义者也很早就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组织了乌拉圭工人联合会,这是该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中心,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3]。越过安德斯高山,在智利,工团主义者也很早进行了工作而在长时期中是工人运动中一种有力的倾向。在智利工团主义者的各种团体与组织中,一九一九年时约有九千个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4]。他们于一九三二年也组织了总工会,几年以后拥有会员六千人。巴西也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据点;在一九一七年时,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在该国举行了总罢工[5]。在古巴、秘鲁、委内瑞拉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初期。
在墨西哥革命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发生了颇大的影响。事实上,最杰出的革命先驱者是马贡两弟兄,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墨西哥革命的初期,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对它的进展发生了兴趣。来到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而后回到墨西哥去的墨西哥移民,在年轻的墨西哥工人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一般说来却是一种引起混乱的影响。不过,他们确是积极参加了世界劳工社,一九一六年,他们出力发起组织作为先驱者的墨西哥工会[6]。由路易斯·慕隆斯领导的改良主义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一八年。现在名为总工会的工团主义组织于一九三六年时自称拥有会员二十七万人[7]。墨西哥总工会,像世界产业工会及西半球其他各种工团主义的组织一样,是参加所谓柏林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
*柏林国际是一九二二年在柏林成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国际联合会。——译者
早在一八八六年,美国海马盖特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的人就表现出了明确的工团主义倾向。不过,在美国和加拿大,最重要的工团主义组织却是一九〇五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会。它也是整个西半球中最强大的工团主义的工会之一。世界产业工会进行了很多次战斗性的罢工(在麻萨诸塞州的劳伦斯、新泽西州的帕忒孙、麦克基斯洛克斯、里特尔福尔斯等处),并且进行了很多次巨大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在斯波坎、华盛顿、圣地牙哥、加利福尼亚等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的会员人数达到了顶点,约有十五万人,此后,这个组织就开始迅速地没落了。
*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以芝加哥海马盖特炸弹案嫁祸于无政府主义者以镇压革命运动,但无政府主义者反因此得到了群众的同情而展开了他们的活动。——译者
世界产业工会原本是由社会党人建立的,其中主要的人物有尤金·德布斯、但尼尔·德雷翁及威廉·海渥德。虽然后来,世界产业工会的领袖们和其他的人宣称,它的革命的工联主义的纲领起源自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派[8],但其实,它主要是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才成为一个工团主义的组织的。只是到后来它才受到了欧洲无政府主义的重大影响。使得世界产业工会的工团主义形成起来的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西部无家可归的“流动工人”以及东部非公民的移民工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情况。这些工人既没有投票权,就很容易转向“直接行动”的工团主义观点去了。世界产业工会多半也是对于美国劳工联合会龚泼斯等领导人的极端腐败以及社会党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阶级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叛。它终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工团主义组织,有一个反议会主义、反教会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纲领。
一九〇九年,世界产业工会据说在加拿大约有会员一万人[9]。它无疑地对于独立的半工团主义的“加拿大一大工会”是一种有力的刺激,这工会于一九一九年诞生于加拿大西部,它在职工大会于—九一九年在温尼伯举行的总罢工中是一支领导的力量。这“一大工会”在它作为一个工会而消灭以前,在一九二〇年拥有会员约五万人。和它的夸张的名称相符,世界产业工会伸展到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它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分会,在澳洲和南非洲设有代表机关。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没落
在美洲(欧洲的情形也一样),工团主义的倾向确定地是在衰亡了。在西半球的各个地方,工团主义的组织都已经减少了它的重要性,或者根本已经消灭了。在所有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会,以及以社会民主党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保守分子为首的工会已经成长起来,而一般的工团主义倾向则到处大大地没落了。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组织已只有以前会员的一小部分,它们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已不再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在古巴、秘鲁以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墨西哥总工会现在只有几千个会员与很小的势力。现在主要是那些从欧洲拉丁国家移民过来的老工人才是拉丁美洲一度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的残余分子。而在美国和加拿大,曾经很活跃的世界产业工会已经从工人斗争的舞台上消逝了。
新大陆工团主义之所以悲惨地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具有根本性的。近代工业在很多美洲国家生长起来,其结果使工人队伍中的纪律性加强了,使他们较少依靠小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的自发性的思想了。同时,大规模群众性的工会之生长,对于工团主义的散漫与反领导的原则的观点也是一个致命伤。而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后,工人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与积极性大大提高,这就给工团主义的反议会主义敲了丧钟。革命的工人们也看出了典型的工团主义的两个工会的策略——离开保守分子所领导的工会而站得远远的策略——是愚蠢的,并加以抛弃,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任务是去参加这种工会,以便教育这些工会的会员们,使他们有阶级觉悟。工人们也认识到,工团主义者实行粗暴的反教会主义,在罢工时(一九一二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罢工中)高呼“没有上帝,没有主人”口号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办法来跟教会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在这一方面,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这一伟大的事变清楚地指出了工人们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可挽回地粉碎了工团主义者想仅仅用总罢工的行动来取得政权的观点,并且也使工团主义者想用工会来管理新社会的工业的远景成为泡影。和这一情况有密切联系的是,各国的共产党跟着发展起来,它们到处把工团主义组织中最优秀的富于战斗性的分子吸引过来。这就使后者失去了它们的心脏、头脑和灵魂。列宁的著作对于工团主义的幻想更是致命伤。所有这些影响所产生的总的结果是,那在西半球工人运动中一度很重要的工团主义倾向已经几乎消灭了。而且在工团主义没落的时候,它已经堕落成为反共、反苏而和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了。
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党
纵然美洲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有过很多经验,它们还是不得不在更大的规模上来对付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党倾向。早在二十世纪以前,在拉丁美洲各国就有个别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也有一些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小组。这是老第一国际的影响所偶然发生的结果,老第一国际在很多美洲国家,从加拿大到智利,都有它的小组和信徒。举例说,爱弥尔·多马士,一个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逃出来的流亡者,在阿根廷成立了第一国际的分会[10]。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后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逐渐渗入这些国家,也常常产生了这种社会主义小组。
第二国际,从它于一八八九年建立的时候起直到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内分裂时止,大部分时间是在机会主义领导的控制之下,它对于在拉丁美洲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这一件事很少加以注意。这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由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发展此较小,那里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只占很微弱的比重,而社会民主党主要是以这些人为活动基础的。其次,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也抱有他们本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思想,因此第二国际把它的活动主要地局限在欧洲的宗主国家,放弃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劳苦大众而听任他们去受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宰割。第二国际主要地是一个欧洲的而非世界性的运动。只有在第三国际——共产主义国际——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成为世界性的,才深入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从来没有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在这整个区域里,最强大的社会党是在阿根廷,社会主义的移民工人于一八九六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组织。这个后来经历过好几次分裂的社会党,在一九四〇年的选举中,获得选票多达一—九、七二三张,选出了五个众议员和一个参议员。现在它的活动大部分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限,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已经大大地衰退了。智利的社会党的成立甚至还要早些。它的系统关系是从一八七七年建立的民主党一直传下来的。这个党也经历了多次左翼的分裂。现在的社会党则建立于一九三三年。最近它又分裂为三个派系。一九三七年,它选出了十五个众议员和四个参议员。在波多黎各,社会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有过相当大的力量。
以上就组织方面把拉丁美洲一些比较重要的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大略叙述了一些。除此以外,在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乌拉圭、古巴、秘鲁、巴拿马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也还有一些小的社会党或小组,但这些党派或者在几年以前转向了共产党,或者就庸庸碌碌地没有多大影响了。在墨西哥,有一种时断时续的社会党,它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但在墨西哥革命的过程中,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现在也是一样。墨西哥的社会民主党人很多分散在其他的群众组织里。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最近作了一次关于拉丁美洲社会党的调查,却没有提到墨西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只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社会党参加了第二国际[11]。一九四六年,在智利的圣地牙哥,曾经举行过一次泛美社会党会议,但出席的只有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厄瓜多尔四个国家的党。
在美洲,社会民主党所起的作用和它在世界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在它的早期,它是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政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右翼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左翼分子分裂以后,就越来越公开地起了工人阶级队伍中资本主义政党的作用。
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运动
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现在称为人民党,是由一个新闻记者海耶·德·拉·陶瑞于一九二四年建立的。它是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的一种特殊变种。陶瑞起初在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中进行政治活动。他提出的纲领(或者原先他是这样提的)是把马克思主义适应于拉丁美洲的情况。他论证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欧洲[12]。他说,他的目的最终是在于建立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要经过一个无限期的而且多半是很长时期的资本主义以后才能达到。同时,他的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工业化、某些工业的国有化,在南美洲成立一个总的关税同盟,巴拿马运河国际化,以及其他的改革。海耶·德·拉·陶瑞用他的“印第安—美洲主义”来特别迎合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他建议所有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国家”成立一个同盟。他的一个主要的论点是:拉丁美洲的革命必须由中产阶级来领导,他的党就是以这个阶级为基础的;他说,工人阶级不够强大,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宣称,这是墨西哥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
今天的秘鲁,这个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发源地,有着高度的革命潜在力。大财主的大地产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会的势力很大,美国的大企业公司统治者采矿工业,工人的工资在拉丁美洲是最低的,农民则实际上在拉丁美洲最恶劣的奴隶般的条件之下从事劳动。约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农民没有土地[13]。美国控制了秘鲁百分之二十四的糖产,百分之八十的石油,百分之百的矿业生产。英国拥有铁路及其他重要工业[14]。意大利和德国也拥有好些经济事业。秘鲁这个国家将近有美国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合起来那么大。在其将近八百万的居民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种地的。它有丰富的矿藏——铜、金、银、石油、煤等等。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印第安人,百分之三十是欧印混种人,百分之十是白种人。
不仅仅在秘鲁、而且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以及南美洲其他“印第安人国家”,那深深遭受压迫与陷于贫困的印第安人和欧印混种人的群众欣然响应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鼓动。就这样,从一九三一年开始,这个党不止一次地在秘鲁全国的人民投票中获得了多数票。在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早期而更富于战斗性的阶段,共产党人曾和它共同工作。在一九四五年,以美洲人民革命同成为骨干的几个党派的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海耶·德·拉·陶瑞本来可以主持政府,但是他拒绝争取这个职位。因此菩斯塔门德,一个“自由分子”与民主阵线的候选人出任总统,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国会两院中都占有多数[15]。菩斯塔门德后来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分子闹翻,并把他们赶出了政府。现在,由于秘鲁是在反动的俄德利亚独裁政治掌握之中,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成为非法的,而他的领袖们或者转入地下或者流亡出去了。在过去两年中,海耶·德·拉·陶瑞因为被秘鲁的警察所追逐,在秘鲁首都利马城的哥伦比亚大使馆中避难。
这一切都说明了,美洲人民革命同盟至少在十几年中是获得秘鲁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的;可是它并没有能够实行它所宣布的纲领。因此,秘鲁仍像以前一样地陷于贫困与反动的泥沼中。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中产阶级的领袖们,害怕秘鲁群众的革命精神,从来不敢跟秘鲁的大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作斗争。这说明海耶·德·拉·陶瑞关于小资产阶级有领导革命作用的理论是破产了。秘鲁是一个有潜在革命力量但还没有开花结果的墨西哥。
虽然按照海耶·德·拉·陶瑞的说法,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政策,在半殖民地国家要比列宁的路线更富于有力的革命性,可是它不仅没有能够领导秘鲁有志革命的群众进行反对大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而且最近它已实际上堕落到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代理机构了。他已经走上了西方其他地方社会民主党所已走过的道路。一度“革命”的海耶·德·拉·陶瑞现在是拉丁美洲最恶毒的反共反苏家伙之一。他已放弃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滥调,而社会主义也随着他而更加沉沦到“朦胧的远方”去了。像白劳德—样,他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进步的。他已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亲朋密友。他被洛克菲勒邀请到美国去。他已经堕落到热烈支持整个杜鲁门的世界计划——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原子外交、“第四点计划”、朝鲜战争等等,这正是他的整个政治路线所达到的逻辑的顶点。
加拿大的合作社会同盟
西半球社会民主党另一个重要的特殊形式是加拿大的合作社会同盟。这个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亚尔柏达省喀尔加利作为一个政党而建立。它的基本纲领载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所发表的“勒齐那宣言”中。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的主要创办人是议会议员乌特渥斯,它现在的领袖是议会议员瓦德威尔。它空泛地主张成立一个以生产致用而非牟利为基础的“合作社会”。它主张把银行机关和某些基本工业以及运输交通系统“社会化”。它对于土地没有提出激烈的要求,仅仅要求给予农民以稳固的佃权。它主张给工人制定劳动法,并且主张在社会保险中实行各种改革。它建议加拿大成为泛美洲联盟的一员。这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一方面说是反对垄断资本,一方面却认为加拿大经济的大部分(它的正式发言人说是百分之八十)应归私人所有。高德威尔曾经宣称,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并不反对利润,如果它是“合理的”[16]。
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加拿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产物。该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是以第一国际时期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7]开始的。国民社会党建立于一九〇四年。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分裂,从它分裂出来的两个分枝是北美社会党和加拿大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些政党以及从它们派生出来的各个地方的劳动党都很小,而在加拿大工人当中并没有获得群众的拥护。一九二〇年发生分裂而产生了共产党以后,它们就变得特别脆弱了。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经济危机年代组成的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加拿大社会民主主义在更广泛、更机会主义的纲领上所作的一个新的开始。起初,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一个以西部各州大草原地带的农民为基础的运动,但一九四三年时它为加拿大劳工大会所支持,大会敦促它的地方工会加入这个党。这样就扩大了它的工人基础。
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的组织者曾以这种信念鼓舞自己,即加拿大的工人农民会重复他们新西兰、澳洲和英国伙伴们的成就,选举一个加拿大式的工党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的全国选举中,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获得八三二、六六一票,即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十六,因此它的领袖们就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获得多数票。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曾经控制了萨斯喀彻温省的政府。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选举中,它的希望被打破了,它只获得七八二、三二一票,而它在议会中的席位从三十二席减到了十二席[18]。美国资本在加拿大的势力被大大地利用来在选举中反对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因为这些垄断资本家并不乐意在他们的北部边境有一个纵然是假的社会主义政府。
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有着西半球及其他地方社会民主运动所特有的那种“第三种势力”的倾向。同盟的领袖们,虽然髙唱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却跟在华尔街及其杜鲁门政府所制定的制造战争、“征服世界”的路线的后面。他们是苏联的死敌而积极拥护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杜鲁门的武器援助计划、朝鲜战争,以及华盛顿外交政策的一切其他重要方面*,他们也拥护圣劳伦政府的政策,这种政策把加拿大变成一个供给美国垄断资本以原料的后方。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的机会主义纲领所产生的总的结果是,削弱加拿大工人农民的斗争,而在美帝国主义蛮横的侵略行为的面前更加危害加拿大的民族独立。
*这个同盟在一九五四年后主张承认我国,支援我国进入联合国。——译者
美国的社会民主党
在第二十章中,我们曾叙述了美国社会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的发展情况。一九一九年,由于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的结果,左翼分裂出来,而共产党成立了,这样就在组织上与政治上大大地削弱了那已经衰弱的社会党。它的党员迅速地减少了,而该党不再攻击龚泼斯分子的工会领袖,却和他们联合起来而成为一九二〇年时恶名昭彰的强化“加快工作”与阶级合作运动的热烈倡导者了。到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时,社会党已仅仅是一个约有六千个党员的小派别,而在一九一二年时它却拥有党员一一八、〇四五人。它在一九二八年的选举中获得二六二、八〇五票,这仅及它在一九二〇年所获的票数的百分之二十五[19],在经济大危机的年代反罗斯福新政的初期所发生的很多次斗争中,该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一九三六年四月,那时已成为托洛茨基派避难所的社会党,本已由于派系纠纷而异常混乱与分崩离析,这时更四分五裂了。分裂出去的右翼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组织了社会民主联盟。在这次分裂之后,社会党本身在宗派主义自由分子诺曼·汤姆斯的昏暗的领导之下苟且偷生,它生存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共产党与反对苏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该党的领袖们宣布,从今以后,社会党不再提出政治候选人,而将专门致力于“教育工作”,这个行动后来被该党的大会所推翻。该党现在已和社会民主联盟的冒牌“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民主分子合并了。
同时,社会民主联盟于一九三六年从社会党分裂出来以后,也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猛烈地反共反苏。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它是毫无力量了。可是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属于社会民主联盟的工人领袖们在纽约州的美国劳工党(社会主义联盟是参加该党的)里搞了一次分裂,而把分裂出来的一部分组织了自由党。这个猛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与反对共产党的政党立刻开始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纽约州的党机构玩起政治来了。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们被他们的成功所鼓舞,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
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混合体。它得到大卫·杜平斯基、窝尔特·路德、罗斯福夫人、詹姆士·卡莱、柴斯特·鲍尔斯以及哈维·勃朗之流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组织,它全力支持杜鲁门的政纲以及它的猛烈反苏、军事化、欺骗工人和战争的政策。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的目的是在于使美国的“第三种势力”更加明确地具体化,而它的战略的目标是攫取民主党。在这个组织里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连冒牌的马克思主义都说不上。在一九四九年纽约市长的选举中,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和自由党支持共和党的纽鲍德·摩里斯,这摩里斯也是反动的州长杜威所支持的候选人。在一九四八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中,那时杜鲁门声望日落,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要求提名侵略主义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九四八的总统竞选中,它猛烈地反对进步党的候选人华莱士。
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与秘鲁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和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一丘之貉,它们都是特殊的美洲型的堕落了的社会民主派。美国人民士行动协会被一小群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官僚和工商业者所紧紧控制着,这一小群人是团结在纽约市的刊物“新领导”和“每日前进报”的周围的。它甚至把本哲明·基特罗和麦克斯·伊斯特曼也算作自由主义者。这两个人是叛徒,政府方面反对共产党的证人,并且是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公开支持者。因此很自然的,这些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的人物对于南斯拉夫铁托的出卖社会主义兴高采烈地表示欢呼。这样,当旧社会党的汤姆斯的“左翼”枯萎而烟消云散的时候,它的杜平斯基的右翼却愈陷愈深地陷入杜鲁门牌的伪自由主义的泥沼中去了。这就是半世纪以前——一九〇一年时,德布斯和其他革命战士抱着这样大的希望而创建的社会党的命运。
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官僚
社会党的“左”右翼所代表的正统的社会民主派不过是美国整个社会民主派的一部分。其他的一部分,而且在历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那些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铁路兄弟会中位居要津的保守派的领袖们所组成的,这些人领导美国主要的工人团体已经整整达两个世代之久。
固然,这些官僚们的确与标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他们是公然拥护和提倡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连欺骗性的社会主义口号都不提。这是因为美国工人阶级阶级觉悟还没有发展以及他们没有社会主义远景的缘故。但是这些工人领袖基本上仍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挫折工人们的斗争并且一般地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这一点上,格林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公然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贝文在政治上是相同的。在一个世代以前,在英帝国主义开始衰落以及在工人阶级怀有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前,英国的工会领袖也是高唱拥护资本主义的口号的。要在格林、摩莱、乌尔等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企图割一条基本的分界线,这就等于说美国实质上没有社会民主派,而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在初期是由于它拥有丰富的资源,而在后来的年代中是大部分由于它基本上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赚了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逐步向资本家花言巧语的欺骗投降。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它的大多数领袖,像我们上面所讲的,都是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可是他们不久就屈服于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拥护者了。在前一代,那些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社会党人已经走上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同一道路。虽然在三十五年以前,出席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的代表有三分之一是公然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但在今天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中——产业工会联合会、煤矿工人联合会和铁路兄弟会的情形也是一样——除了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以外,没有一个代表甚至敢于讲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字来了。
龚泼斯派的粗陋的拥护资本主义的欺骗宣传已经彻底击败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从前那种伪社会主义的宣传了。曾经在工人运动中作为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领袖们已经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完全投降了。现在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绝对没有为社会主义讲一句话。他们也没有任何为了黑人的利益的、为了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或者是争取改善工人条件的纲领,这样的纲领曾使他们自己跟工会官僚中一贯反动的一部分有所区别。现在,在格林、路德、摩莱、乌尔、杜平斯基和黎夫这些人中间只有细微的区别了。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称之为“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而他们的领袖就是华尔街的拥护者——杜鲁门。这种龚泼斯派和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合流,就是社会民主派的世界性的破产在美国的表现[20]。
作为衰落的社会民主派的政治支派的是社会主义劳工党和托洛茨基派。前者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伪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它在但尼尔·德雷翁在一世代以前死了以后没有讲过一句重要的话或做过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分裂成为两个针锋相对的小集团,在他们的生命中除了攻击共产党和鼓动反苏运动以外就没有别的目的了。他们拉丁美洲的唯一的根据地是在玻利维亚,他们在该国的国会中获得了几个席位。现在则有铁托拥护者们,他们是一些从托洛茨基分子起直到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讲话的华尔街最反动的代言人。
共产党人、工团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在全世界,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日趋衰落,由于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的工人组织和人民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就转移到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联合的力量的手中去了。这个联合一般地包括共产党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人。关于工会中的领导,情形尤其是这样。旧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衰落而衰落了。
工人和人民之离开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刻化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相应破产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征象。一般地在欧洲,特别显著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那里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已经特别暴露出了它的叛卖的作用,共产党人已经成为工会的杰出领袖。在远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新的工人运动中,情形特别是这样。在年轻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共产党人、左翼社会党人以及战斗的进步分子在领导机构中日益增强的力量标志着旧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已于四年前解散)时代的情况的一大变化,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控制了工人运动。
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转向左翼的领导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在西半球各国也发生着这种情形,虽然没有达到像其他地方的更富于革命性的局势中那样显著的程度。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传统地主要是由工团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但是现在它已基本上转移到左翼——共产党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了。甚至在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正统的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所仅存的根据地,共产党现在也比社会民主党强有力得多了。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正反映出了拉丁美洲工人向左转的这种趋向。
近年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人运动中,也有一种明确的向左转的趋势。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局势不是那么严重,这种趋势还没有像西半球其他部分那么尖锐。这两个北方国家的工人的左倾趋势主要表现在农业工会联合会中。直到过去几年为止,这个组织曾经在整个西半球的工人运动中发挥过强大的进步作用,在缔造这个巨大的组织时,共产党人曾经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由于新大陆各国,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愈益尖锐地感觉到那日益深刻化的世界危机的影响,目前工人运动中的左倾趋势必将日趋显著。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几乎死亡了,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却已经在腐朽和堕落了。将来是属于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的战士们的。
[1] “阿根廷共产党史”,第一页。
[2] 参贝斯比格尔著:“巴西经济”,费列德费亚一九四九年版。
[3] 特隆戈苏著:“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墨西哥一九四六年西班牙中文版,第二五〇页。
[4] 同上书,第一三五页。
[5] 斯比格尔著:“巴西经济”,第一〇四页。
[6] 特隆戈苏著:“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第二一九页。
[7] 同上者,第二三一页。
[8] 勃里逊登著:“世界产业工会史”,纽约一九二〇年英文版,第三六页。
[9] 参见洛根著:“加拿大工会运动史”,芝加哥一九二八年英文版。
[10] 亚历山大著:“拉丁美洲的工人政党”,纽约一九四二年英文版,第二二页。
[11] 同上书,第四二页。
[12] 海耶·德·拉·陶瑞著:“反帝国主义与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一九三六年西班牙文版,第一一七页,
[13]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编:“拉丁美洲的现在与将来”,哥伦比亚加刊一九四四年版。
[14] 根室著:“拉丁美洲内幕”,第二〇七页。
[15]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号“美洲劳工新闻”。
[16]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高德威尔在纽约的演说。
[17] 蒂姆·布克著文,载一九四六年八月号“国事月刊”。
[18]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
[19] 威廉·福斯特著:“社会党的危机”,纽约一九三六年版,第三七页。
[20] 威廉·福斯特著:“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七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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