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二十五章 经济大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我们已经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这个危机。大战是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利益的矛盾达到了破坏性的爆发，而革命是劳苦大众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剥削者的贫婪之间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划时代的爆发，这两个震撼世界的事件使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了无可弥补的损害。在这之后，并且与这相关，资本主义又发生了另一次的大灾难，这灾难也是日益恶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这就是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深刻的、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溃乱。
这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爆发，这种矛盾被那些不可抗拒地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推到了爆发点。这次经济危机特别是日益扩大的工人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受限制的消费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相对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人们生产了比全体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恰恰相反，这是说，由于存在着资本家的掠夺利润的制度，被剥削的群众不能够买回他们所那么丰富生产出的东西。于是，虽然全世界大多数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而资本主义的工业机器却几乎陷于停顿。市场上堆积着那些贫困化了的和被掠夺的大众所买不起的商品。这就是发展到了极度的资本主义的愚蠢和悲剧。
在它三百年的血腥历史中，资本主义曾经经历过很多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当时曾给工人阶级带来了饥锇、贫困和失业。但是资本主义体系从前从未有过可与这次危机相比的情况。这一次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周期性危机，是一次经济的大破坏，它使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本身受到了无可弥补的损害。这是用另一种可怕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样一种深刻的经济上的崩溃必然而且的确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上的后果。
美国的经济危机
这次经济危机是在可说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地区——美国开始的。在整个二十年代的“景气”时期，共产党人就曾经提出警告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危机，但是当它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里爆发出来的时候，却使资本家和他们的经济专家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沉醉于先前“繁荣”的人（这“繁荣”主要是依靠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和物资的缺乏而来的），曾向全世界大吹大擂，说是美国有着“新资本主义”，它已发展了一种可以避免危机和“困难时期”的经济制度。因此他们说，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了，而胡佛总统吹牛说[1]，不久就可消灭失业和贫困了。
这次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这是因为在美国，工人的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那些大垄断资本家们用他们的大量生产的方法、加强工人工作速度的方法以及他们人为地维持的高昂物价和低廉的工资水平，使那工人生产能力与购买能力之间的已经深得可怕的鸿沟更形加深，从而使矛盾愈加尖锐。工人的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距离之日益扩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明显地看出来：在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九年的景气年代，整个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可是工资工人的总数却减少了百分之七·六。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兄弟会的领袖们拥护雇主们使工人工作加快的方案，因此他们对于危机的成因是直接有帮助的。当时，危机即将到来的征象是并不缺乏的。甚至在二十年代“景气”的最高峰时，根椐勃洛金斯统计社的统计，百分之十九的美国工厂设备是闲着未用。而一九二八年竞选总统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密斯曾发表数字，说那时有五百万的工人失业。此外，从一九二〇年以后，农业就一直陷入日益深刻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之中。于是，那种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物资缺乏得到了补充、修补工作已经完成，因而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商品市场达到了饱和点的时候，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爆裂。这一次的经济溃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原则和预见的正确的悲剧性的证明。
这闪电般的雷击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当股票开始猛跌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所就陷于极度的惊惶失措。第一天，疯狂地卖出的股票达一千二百八十万股，而五天以后增加到了一千六百万股。股票的指数价值从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二一六跌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三四。根据勃洛金斯统计社的统计，在三十六个月之内，有价证券贬值计一千六百亿美元左右。约有五、七六一家共拥有五十亿美元存款的银行[2]在危机最深刻的四个年头中破产了，而到了一九三三年春季，国内每一家银行的大门都紧闭起来了。在这空前的金融危机的后面是工业的日趋崩溃。在这些危机的年头，煤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七，铁，百分之七十九·四，钢，百分之七十六，汽车，百分之八十，其他工业的生产也相应地下降。巴尼斯说，在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的价值从七百亿美元左右降到了三百一十亿美元稍多一些。”[3]
农业遭受危机的打击并不比工业遭受的轻些。农产品的价格大跌，而托拉斯却抬高农业机器、肥料以及其他农民所必须购买的物品的价格。农业从未从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这时情况更坏得多了。小麦，战时曾卖到一元多美元一蒲式耳*，现在跌到了二角五分，玉蜀黍跌到了一角，而棉花跌到了五分钱。“一九三二年从美国农田中所得的收益只及一九二九年的一半”（一九二九年时农业早已发生了深刻的萧条）。“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之间，有以抵押品借来的十亿美元的借款是以扣押、宣布破产和强迫出卖的方式得到偿还的。”[4]
*一蒲式耳等于三十六公升。一译者
垄断资本家用那行之有素的把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主义方法来应付危机。他们遵循这条路线，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抛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时候，失业工人的总数达一千七百万人，而好几百万只做部分时间工作的工人还未计算在内。那时没有社会保险制度，那些完全失去了一切收入的失业工人，就面临到真正的饥饿。那些仍被雇用的工人的工资则被无情地削减，工资的削减平均达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5]。巴尼斯说，在危机时期，支付工资的总数从每年一百十五亿美元减少到五十亿美元。千百万的工人被迫过着饥饿线下的生活，并且有很多人硬是饿死了。成千成万人的家被扣押死了，大量的人来来往往地在铁路上作毫无目的之旅行，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破败不堪的胡佛村*，成千成万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住在地洞和洋铁皮的棚屋里。最受痛苦的是黑人，他们的工资往往最低，他们的失业者约两倍于平均数。这就是有名的美国资本主义——它所吹牛的高度的生活水平在战争的刺激一停止的时候就消失了，它的大量的工业机器由于同样的原因而瘫痪了，而人民则挨饿受冻而无蔽身之所。
*当时，胡佛任美国的总统，所以这些贫民窟被名为“胡佛村”。——译者
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这次从据说是保险不会发生危机的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地扩展到西半球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加拿大所经历的情形跟美国一样，它的工业瘫痪了，而它的农业陷于向所未有的深渊中。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和十一月份的疯狂的证券交易所恐慌中，五十亿美元的证券价值像烟一样地消失了。一百万以上的加拿大工人被无情地听任命运摆布，毫无任何收入。
在拉丁美洲，经济风暴所引起的损害甚至还要厉害些。其中大多数国家是依靠矿产或生产一两种主要的农业商品以供输出的。由于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是特别不稳、易受损害的，因此当世界贸易陷于大破坏的深渊时，这些国家就坠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智利和玻利维亚的输出跌落了百分之八十，古巴的跌了百分之七十，其他的国家也相应地下跌。“在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二年之间，二十个共和国的输出的美元价值下跌了百分之六十三·四。”[6]早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和农民，愈来愈深地被迫陷入了贫困的泥坑中。关于智利，荷尔姆斯说道：“一九三一年，铜的市场一泻千里。整个经济解体了。商业停顿；制造业受到了影响；人们被抛离了工作，在大城市里奉行饥饿游行；输入跟着输出而猛烈减少。”[7]由于糖、咖啡、橡胶、棉花、水果、西沙尔麻、金属矿砂以及这些国家其他主要输出品的市场之崩溃，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里，都呈现出一幅同样的毁灭的图画。
这次发源于世界资本主义主要据点——美国——的大经济风暴，也打倒了世界上其他“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伊顿总结如下：“在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二年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几乎下跌了百分之四十五。在美洲，工业生产跌到了危机发生以前的水准的一半以下；在德国，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五；在英国（它早已发生了萧条、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这次危机比任何一次以前的危机为时更久。在各个主要的工业国家，物价几手下跌了三分之一……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贸易是崩溃了；世界贸易的总额（以危机发生以前的金圆来计算）从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三十亿美元跌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一有二十亿美元。”[8]很多国家取消了金本位制，国际金融的情况混乱不堪，美国在一九三三年约有七百万失业者；德国有八百万[9]；英国有四百万；而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典、波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则还有好多百万。在这个时期，全世界失业者的总数，包括殖民地国家在内，据估计达四千万人。农业方面的危机也使千百万的农民陷于穷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藉社会民主党之助，得以暂时遏止了除苏联以外的各个地方的革命，因此它获得了暂时的和局部的稳定。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甚至还有一阵工业的景气。但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大危机，正像斯大林所预先警告过的，猛烈地打破了这种稳定；它更进一步损害了病弱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为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开启了大门。
苏联不受危机的影响
在这个悲惨的时期中，最饶兴味而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是，当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败倒于大危机之下的时候，苏联却安然无恙。它勇往直前地建设它的工业和农业，而且其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达到过的，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兴盛的时代也没有达到过。一九二八年，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开始以前不久，苏维埃政府开始进行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受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哄然大笑，资本主义的专家们嘲笑说，苏联人民不能够在五十年之内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更不必说在五年之内了。但是在整个危机时期，苏维埃政府继续进行它的五年计划——事实上在四年之内完成了，而资本主义却在经济上垮台了。“……在经济危机的三年间（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二九年水准相较等于百分之二百零一……这种情形再次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情形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不沾受经济危机的国家。”[10]
这儿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体系一筹莫展地挣扎在它的深刻的危机中，而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制度却能置身于危机之外。这一伟大的现实有历史意义地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经铺平了永久消灭群众性失业的道路，这一事实的意义也为全人类所共见。在美洲各地，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资本主义的地位急剧下降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威望却相应地上升。反苏造谣的活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是从十五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封锁以及经济建设中跳出来的社会主义体系向占有统治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作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这一惊人的胜利是其他即将来到的类似的胜利之前驱，也是社会主义在各方面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的前奏。
美国和加拿大的群众的反抗
全世界的资本家，在他们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的危机中，总是采用一个办法：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去。这也就是，他们把失业的工人抛掷到街头去整年整月地挨饿，一直到很久的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缓慢地发生作用，过剩的生产品被浪费或毁掉了，危机才逐渐被克服，而工业又开始转动起来。按照这种野蛮的办法，在这次大危机开始的时候，在美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失业保险或救济的规定。从西半球的一端到另一端，统治阶级认为，工人们总会像他们在前几次危机时所做的那样，依靠他们自己少得可怜的资财挣扎渡过危机的。而且即使有很多工人死掉，对于这些唯利是图者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这一次，事情却不像往常那样。不论在美洲，或者在欧洲，这次经济大危机产生了有深刻重要意义的政治后果。
在美国，胡佛总统在国会暗中或积极的支持之下，遵循了听令工人们挨饿而同时却津贴雇主们的典型的政策。他那个投入了成亿美元的“复兴财团”对银行、铁路和大的企业公司加以急救。农业局则耗费了另外的几百万美元用以支撑大农场。但是劳动人民从联邦政府那里却得不到什么东西。救济工作被降低到地方慈善事业的基础上来进行。胡佛所根据的理论是，假若资本家的大公司用津贴的办法维持住了，其利益也会“滴到”工人身上去的。他竭力反对任何主张实行失业保险的建议，并且进行盲目乐观主义的宣传，说是繁荣“业已在望了”。而其时，危机则迅速地更形恶化，银行倒闭，工业停歇，而失业人数飞跃地增加。
在这个危急的局势中，领导受难的群众的责任主要地落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身上，特别是在美国工人没有一个群众性的政党的情况之下。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完全不能负担起这个责任来。他们沾染着那种和胡佛一样的资本主义思想。像胡佛一样，他们因为二十年代那种魔术般的资本主义“繁荣”消失了而感到茫然；和他一样，他们也天天盼望着“好光景”的再来；最后，和他一样，他们认为争取失业保险的群众要求是“莫斯科的阴谋”而不愿与闻其事。他们甚至宣称，失业救济和保险会伤害工会而毁坏“美国生活方式”。甚至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就是说在危机发生了两年以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常年大会还宣称：“像现在在英国和德国所施行的那种强迫失业保险法不合乎我国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是不能令美国工人满意的。”直到一九三二年的常年大会时，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群众的重大的压力之下，最后才很勉强地正式赞成实行联邦失业保险。
由于美洲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这样地放弃领导，领导工人斗争的责任就由美洲各国的共产党担负起来，虽然它们那时候只有几千个党员。在美国，共产党、工会团结同盟以及失业委员会组织了好几十次巨大的失业工人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有一百二十五万失业工人在好几十个城市举行伟大的全国性的示威，以及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到华盛顿去的全国反饥饿大进军。它们的主要要求是失业保险和救济。全国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是饥饿的失业工人的主要代言人。左翼领导的工会团结同盟进行了很多次战斗性的罢工，以反对煤矿、纺织工厂、炼钢厂和汽车制造厂的削减工资、歇业和饥饿的劳动条件。而左翼的工人退伍兵士同盟则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发出号召进行那一次有名的退伍兵士要求津贴而向华盛顿进发的游行。
政府和雇主们用暴力来对付失业工人、工人和退伍兵士的斗争。示威者和罢工工人在全国各地受到棍打、毒气的冲击和监禁。在华盛顿，退伍兵士被麦克阿瑟将军所指挥的联邦军队驱逐出了他们的营房，有两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了伤。在一次在福特公司的底特律工厂门前举行的失业工人示威中，有四个人被打死。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全国示威的结果是，共产党的领袖——罗伯特·曼纳、以色尔·阿姆特、哈利·雷蒙和威廉·福斯特被关进感化所去受了三年刑期不定的监禁。黑人是普遍的警察兽行的专门目标。臭名远扬的司哥茨波罗案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当时亚拉巴马州企图以罗织而成的强奸罪把九个黑人青年以电椅处死，最后到底把其中的几个人处以残酷的监禁。
在加拿大，由于工业组织的倒败，饥饿的失业群众的斗争和美国的差不多。麦根西·金的政府和后来的贝纳特政府竟不负责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贝纳特先生宣称，失业保险会破坏“加拿大的自由制度”[11]。加拿大美洲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像在美国一样破产了，因而对于失业群众的领导就落到了小小的共产党和工人统一同盟身上。他们举行了很多群众示威、饥饿游行和罢工斗争。像在美国一样，这些斗争迫使各个地方政府在救济问题上作了某些让步，并且使得失业保险成为一个活生生的问题而终于变成了全国的法律。在这些斗争与压迫的时期，蒂姆·布克和其他几个共产党领袖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主张强力与暴力并以革命手段推翻政府的虚构罪名被送往金斯敦感化所监禁五年。加拿大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参加共产党或支持它的行动就会受到两年至二十年监禁的处罚。党处于非法状态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六月，那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法律在群众压力之下被撤销了。
由共产党领导的失业工人在危机的年代所进行的伟大的群众斗争，是给不久在美国和加拿大发生的巨大的政治变动作了准备的重大因素。这样，在一九三二年的选举中，美国人民摈弃了反动的胡佛而以压倒的多数选举了罗斯福。在加拿大，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加拿大的人民因为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踢开了首相麦根西·金而选举了贝纳特，贝纳特满口是骗人的诺言，宣称他将“打开一条到世界市场去的路”。在这两个国家里，都有了相当时期的“新政”。关于“新政”，我们将有更详细的叙述，
拉丁美洲的斗争
在拉丁美洲，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对于工人的打击甚至比在加拿大和美国还要厉害些。工业是崩溃了，而很多国家不能偿付美国的借款。失业人数从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人和农民，原来就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不论政府或雇主都不给予任何救济，因此他们就陷入了极度穷困的境地。结果是在很多南美国家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采取了比加拿大和美国的运动更为尖锐的方式，它们是行将来到的更大的斗争的先声。整个局势是蕴藏着革命的潜在力的。
阿根廷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支持不住了。工人们进行反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多次重要的斗争，其中有圣佛兰西斯科和罗萨利俄的大罢工。那时主持政府的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八十高龄的伊波里特·伊里戈延。在反动派的重大压力之下，他的政府不仅没有给饥饿的工人以救济，反而采取暴力镇压工人的斗争。因此，他失去了工人的支持。“第二届伊里戈延政府的威信受了很大的损害而且很陷于孤立，只有小部分的人民是倾向于拥护他的。”[12]强大的反动势力乘机利用了这种局势，一九三〇年九月，约斯·乌利布罗——一个保守派——攫取了政府。他作了很多漂亮的进行改革的诺言，但是他变成了一个反动的独裁者。他的政权是一个多事之秋的政权。
共产党领导着群众
在巴西，经济危机也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危机发生以前的几年中，该国就已经处于骚动状态。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发生过并未成功的反对反动政府的革命；在这些斗争的时期中，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以一个战斗的领袖而出现。他的有名的长征也是从这一次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使巴西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地增加了群众的不满情绪。罢工的次数增加了好几倍。这种骚乱到一九三〇年达到了顶点，盖都里奥·瓦加斯在选举中失败以后，附和共产党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攫取了政权。他提出给共产党领袖普列斯特斯做陆军部部长，但是后者拒绝了。瓦加斯是大畜牧主的一个代表，他反对那些以前控制政府的咖啡园主，迅速地把反叛的群众镇压下去而成为一个半法西斯的独裁者。
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智利也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的场所。约有百分之六十的矿工失业；建筑业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鍮出跌落到只及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十二。发生了很多次罢工，在一九三一年，舰队的士兵也起来革命。卡尔洛斯·伊巴涅斯的反动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面临着一九三一年沸腾般的扰攘不安，伊巴涅斯辞职而逃往国外。几个月之后，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自由党的党员卡尔洛斯·达维拉领导了—次革命而攫取了总统的位置。八天之后，他也辞了职而放弃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马尔马社克·格鲁夫上校一一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于是起而代之，但是在三个月之后，他也被反动的阿尔都洛·墨里诺·柏尼德兹上校所推翻。最后，在一九三四年，一个自由党人，阿土罗·阿莱山德里做了总统；由于工业的上升，那时的局势暂时平静了下来。在所有这些群众斗争中，智利共产党都是中坚的力量。
古巴，由于它的巨大的制糖工业的崩溃，在经济大危机的时期，也是激烈斗争的场所。那血腥的独裁者——马查多将军（他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改良者而当选的）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该国的总统。马查多照例企图把人民反对灾难的经济局势的抗议沉溺在血泊之中。但是这一次他却无能为力了。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以后，他被迫从古巴逃亡。群众运动使人民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上的收获。这是一次很强固的胜利，它的后果至今在古巴还看得出来。
在其他各个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有很尖锐的斗争。在秘鲁，在残破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之上，圣哲士·赛洛上校——一个反动派，在一九三〇年八月攫取了政权。但是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因此在一九三一年的选举中，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得到了显著的胜利；可是它的领袖海耶·德·拉·陶瑞缺乏政治上的主动性而没有从赛洛的手里把总统的位置接过来。在墨西哥，经济危机促成了一系列的罢工，一般地加速了后来在卡德纳斯统治之下的革命斗争的速度。在哥伦比亚，农业工人举行了激烈的罢工。也就在这个时期内，圣第诺在尼加拉瓜领导了英勇的斗争。在其他几个中美洲国家，特别是在一九三二年的萨尔瓦多，也发生了群众的起义，这些起义被专制政府血腥地镇压了下去。
在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斗争中，各个年轻的共产党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到处领导饥饿和愤怒的工人、学生和农民群众──甚至比在加拿大和美国还要领导得强。各个社会民主党都破产了。在很多这些斗争中，群众获得了重要的让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一章中加以叙述。但是人民还是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从而不能够对封建地主、大资本家以及外国帝国主义者予以真正歼灭性的革命的打击。因此，这个反对危机的灾难的伟大运动在很多国家中，像以前很多次的情况一样，大部分被那些对人民满口诺言而毫不实行的花言巧语的大头儿们所挫折了。在古巴，一九三三年时，人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当时情势下的革命可能性。
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同时，正当这些巨大的阶级斗争，由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破坏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像狂飙一样地从西半球的一端吹到另一端的时候，凶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欧洲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资本主义衰落的又一个征象。虽然这个运动的根苗，在企图推翻俄国革命和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及其他地方的革命起义中已经可以看到，它是在意大利才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一九二〇年十月，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现它自己处于极危急的境地。该国在经济上受到了战争的破坏，而战斗的工人，在占领了千百所工厂并挂上红旗的情况之下，准备把国家接收过去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像他们的机会主义者兄弟几年以前在德国所做的一样，拒绝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为了少数细微的改革而“了结”（出卖）了。因此，工人们完全涣散了。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一个叛变的社会民主党人，用他新组织起来的法西斯棍徒们干了起来。在雇主和政府的支持之下，这些恶棍们严重地削弱了工人的组织，而墨索里尼就于十月二十二日夺取了政府。意大利成了第一个法西斯国家。
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所陷入的革命危机的一种绝望的答复。季米特洛夫解释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以及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独裁”[13]。一得到了政权，墨索里尼的棍徒们──反动的大实业界和保皇党的走狗们就进而破坏工人和农民的工会、合作社、文化团体和政党。他们把议会民主的一切表面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他们的伪知识分子制造出了由“社会精华”（意即资本家）统治的反民主的理论。他们颂扬战争而成为最狂妄的民族主义者。
欧洲其他国家的大资本家，被战后的危机吓得惊惶失措，就好像鸭子向水一样地走向法西斯主义。他们为了他们那大大动摇了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体系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如此沉重的打丰）而发抖，而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更增加了他们的惊惶。当他们的体系又受到一九二九年经济大危机的狠狠打击时，他们就更加趋向于法西斯主义了。
在意大利之后，蔓延着的法西斯主义于一九三三年在德国获得了第二次大胜利。该国被世界经济危机搞得支离破碎。有一半工人失业；比较贫苦的农民陷于破产；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面临着毁灭。房主收不到租金。银行破了产[14]。工人们的革命情绪高涨。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又一次阻碍了革命，像他们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和一九二〇年的意大利所做的一样。他们拒绝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来跟过去几年中已迅速形成纳粹运动的希特勒作殊死的斗争。反而和那在想象中被看成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将军兴登堡联合起来。但是这位两面派上任不久，就委任希特勒为他的总理。那些大资本家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工具就这样把德国这个大工业国交给了纳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于是进而巩固他的地位，清除了一切人民在工业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民主组织和机构，甚至比墨索里尼所做的还要来得激烈。
德国纳粹的胜利大大地推进了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各地资本主义的反犹太分子、反苏分子、战争贩子以及叫嚣的帝国主义者都活跃起来了。他们希望用法西斯主义来拯救衰落的资本主义。不久，一连串的国家都走向了反动：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以外，还有波兰、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成了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国家。日本也整于成为本质上是法西斯的国家。而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国的资本家队伍里也充满了法西斯的观念和政策。那拥有大约三亿人口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国家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缔结了所谓反共公约。他们抱着发动悲惨的第二世界大战以征服全世界的企图而迈步前进了。
梵蒂冈也参预了这一个恐怖的进军。它倒向了法西斯的极权主义。教皇庇护第十一于一九二九年声称：“墨索里尼是上天所赐的，他是一个摆脱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偏见的人物。”[15]天主教教会只要求法西斯主义收容它在反动的事业中作一个完全的伙伴。德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在一九三六年宣称：“我们的领袖──希特勒，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将在异常观巨的工作中获得胜利。”后来在一九四五年，教皇庇护第十二用着同样的调子宣称：“佛朗哥是教廷的爱子，是最被爱戴的国家元首。”[16]
美洲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的威胁像瘟疫一样在欧洲十多个国家蔓延开来，在希特勒夺取了德国以后不久，它也在美洲很多国家出现了。作为它们称霸全世界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轴心国家开始进行了一个猛烈的运动来夺取西半球。希特勒宣称他要把巴西变成一个新的德国，而墨索里尼的主要的新闻喉舌维基尼奥·盖达则说，“巴拿马运河是法西斯主义的边界。”所有欧洲法西斯国家设在拉丁美洲的领事馆都变成了积极的宣传中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都把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了一倍。特别是德国建筑了一个巨大的航空网。西班牙带着它的“重建西班牙帝国”的反动口号参加了轴心国家的活动。天主教会到处给予支持，希望借此恢复它在拉丁美洲日愈没落的命运。
成为这些法西斯活动的一般基础的是，大量的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少数民族——在巴西有八十万德国人[17]；在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南部有三百万意大利语的居民；在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巴西有四十万日本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前的殖民地约有四百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因此，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涌现了一系列的法西斯组织——长枪会、民族主义行动党、纳粹主义党、整体党、西纳基斯党、军团，以及无奇不有的组织，这些都是力量强大而日益增长的第五纵队。
但是希特勒远远超过了盖达所规定的界限，他并不在巴拿马运河停止下来。他的爪牙们也忙于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活动。在这两个国家里，大批外来移民中的反动集团提供了主里的群众基础。因此，在战前的年代中，广泛的法西斯组织──德美同盟会、意大利子弟会以及在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及其他各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大批其他团体，或者是新建立起来或者是从旧有的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发展出来了。
这些外来移民的法西斯团体固然十分危险，但是本地人的法西斯组织和倾向却远更危险，它们是整个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分支。在整个西半球都是这样。于是那些旧式的独裁者发觉这些法西斯主义所特有的东西──新式的打手队、一人统治、狂热的民族主义、反民主主义、宗教的神秘主义，以及对于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及出生外国的人的一般的鄙视，对于拉丁美洲是很合适的。在巴西，独裁者瓦加斯于一九三七年按照墨索里尼的标本成立了“组合国家”*[18]。这是根本把大头儿们的传统做法放弃了，因为那些大头儿们以前至少总是在口头上大叫民主政治的。一九三八年，巴西的整体党企图用武装叛乱来推翻瓦加斯而建立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政权。
*墨索里尼在“组合国家”的烟幕之下，鼓吹阶级合作，实行法西斯独裁，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而残酷地剥削工人和农民。──译者
在智利，新法西斯伊巴涅斯企图推翻现有的民主政府，但是没有成功。在玻利维亚，早在一九二九年，独裁者布什将军也起而按照纳粹的极权方式来改造该国的政府。在法语区域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那里的大地主和垄断资本家，在天主教会支持之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杜普莱西斯政府是公开的法西斯政府[19]。阿根廷是美洲第一个组织起反对工会的打手队的国家，有着八个大队穿制服的法西斯暴徒，乌利勃罗反动派给后来的法西斯独裁者庇隆准备好了道路。在墨西哥，极端反动的赛第洛将军，在法西斯党徒的支持之下，企图以武力推翻墨西哥民主政治，但是失败了。在中美洲也是一样，那些不断起来的专制寡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开始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缩影一样地称王称霸。在秘鲁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偏袒印第安人的极端民族主义里面也显然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臭味在内。
在美国，本地人的法西斯组织在这个时期里也为数众多、强大而凶恶。灰·朗用他那骗人的“均富”运动，掌握了路易西安那州，并在整个南部拥有大量的信徒[20]。天主教神父查理·柯林用他那“社会正义”的方案每星期在无线电广播中，向一千万至六千万的听众（据各方面估计）狂言乱语[21]。黑色军团——在汽车制造业地区的一帮以暗杀为业的无赖——拥有很多的徒众[22]。三K党重新在南部伸张它的势力；而一连串其他的本地人法西斯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这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向群众作出天花乱坠的骗人的诺言，恶毒地进攻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外国出生的人、工会，并且不用说，首先是对共产党人进行恶毒的攻击。
这个法西斯的巨大发展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大实业界分子因为完全被经济危机吓坏了，所以有同样的法西斯倾向。这一点是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的。赫斯特系的大报纸只是出版法西斯观点的日报、周刊、月刊的大出版社的较为彰明昭著的一个例子而已。一九三六年，为了防止罗斯福总统重新当选，杜邦家族发动组织美国自由同盟，以亚尔·史密斯为先锋[23]。美国国内各个法西斯集团都团结在这个充满着反动精神的组织的周围。一九四〇年九月由蒙特哥美利保卫团的首领罗伯特·乌德和一群大实业家所发起的美国第一委员会则在它的纲领与赞助人方面甚至还要法西斯主义化一些[24]。查理·林白──摩根的走狗──是它的最活跃的代理人之一。恶名昭彰地为大实业所控制的美国军团也是凶狠的反动势力的一根支柱，很多它的领袖公然拥护墨索里尼而与各个法西斯集团保有联系。在美国国会内部，反动势力这样强大，以致设立了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继在臭名远扬的哈弥尔顿·费希、马丁·达爱斯和巴耐尔·汤姆斯的领导之下，厚颜无耻地鼓励和培植了美国各种法西斯集团和倾向。
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与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几年中，美国和加拿大跟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受到了严重而危险的法西斯反动势力的威胁。所有西半球的国家都充满着不计其数的法西斯的什么“衫”队——黑衫、棕衫、绿衫、灰衫、卡叽衫、蓝衫、金衫、银衫和白衫。这些团体在被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破坏弄得惊魂未定的人民群众中间进行邪恶而骗人的煽动。像我们所已译到的，在拉丁美洲某些场合，法西斯们确已强大到能够进行武装暴动并促成了法西斯政府的建立。这一个成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轴心的险恶的第五纵队的巨大的法西斯运动，对于美洲各国人民所有的民主自由是一种可怕的内部威胁。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对这一法西斯威胁给予了有效的回答。
[1]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胡佛的演说。
[2]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劳工实况”，第二辑，纽约一九三四年版，第二五页。
[3] 巴尼斯着：“美国人民的财富”，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六八〇页。
[4] 同上书，第六八五、六八二页。
[5] 劳工研究会编：“劳工实况”，第二辑，纽约一九三四年版，第八一页。
[6] 苏尔、埃佛朗和内斯合著：“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纽约一九四五年版，第一〇八页。
[7] 荷尔姆斯著：“拉丁美洲：传奇中的乐士”，第四〇页。
[8] 约翰·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九九──二〇〇页。
[9] 佛兰兹·纽曼著：“巨兽”，纽约一九四二年版，第三〇页。
[1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三六九——三七〇页。
[11] 史密斯著：“我的一生”，多伦多一九四九年版，第二〇〇页上的引文。
[12] “阿根廷共产党史”，西班牙文版，第六九页。
[13] 季来特洛夫著：“论统一战线”，纽约一九三八年版，第一〇页。
[14] 纽曼著：“巨兽”，第三〇页。
[15] 卡斯特兰诺文章上的引文，载一九四九年八月号“基础”。
[16] 同上。
[17] 根室著：“拉丁美洲内幕”，第三八六页。
[18] 参看洛温斯坦著：“瓦加斯统治下的巴西”，纽约一九四二年版。
[19] 赖尔逊著：“法兰西族加拿大”，第一七六页。
[20] 参见伽林著：“灰·朗的真面目”，纽约一九三五年英文版。
[21] 参见麦吉尔著：“柯林神父的真面目”，一九三五年英文版。
[22] 参见乔治·摩里斯著：“黑色军团的活动，”纽约一九三六年英文版。
[23] 参见胡钦斯著：“自由同盟的真相”，一九三六年英文版。
[24] 参见斯比瓦克著：“揭穿美国第一委员会”，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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