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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
一八六六年日内瓦大会以后的这个时期是第一国际的发展时期和它在政治上取得进展的时期。工人阶级斗争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地在展开着，特别是在经济的领域内。一八六六年的深刻经济危机和其后果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别的国家激起了一个罢工浪潮。第一国际的会员们在这些罢工中非常积极，翻阅一下当时总委员会的记录就说明了这些事实。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
一八六七年二月巴黎铜业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时期无数次罢工中最出名的罢工。这些工人已经组成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会员的工会，因此雇主就停止了生产。国际立即拨助工人。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英国工会捐送一千多支持罢工工人。马克思：老板们很快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让步了。[1]这是企业工人的一次正的胜利，于是他们工会的会员激增到四千人。波斯特盖特：这次罢工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会如雨后春笋似的在法国全国发展起来，经济斗争变得激烈了。国际的声誉在西欧各国扶摇直上。法国克鲁索罢工者的领袖阿西对这一点作了圆满的说明，当他在法庭前受审判时，法官问他是不是国际的会员，他回答：不是，不过我希望被批准为会员。[2]
欧洲其他重要的罢工为伦敦裁缝的罢工、日内瓦建筑业工人的罢工、法国丝工人以及比利时查理罗伊煤矿工人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取得了组织起来的国际力量的强大支持。大多数罢工都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英国罢工工人的团结尤其坚固有力波斯特盖特说：“破坏罢工工人的供应来源枯竭了，那些已运过海来的工人被劝说而逃掉了。”[3]日内瓦建筑业工人的罢工结果取得了部分胜利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在遥远的美国，在内战以后，全国工人协会在波澜壮阔的工会运动中领导了许多次重大罢工。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不但领导罢工，而且对各国的政治运动也予以密切地注意。这一斗争也是
特别是在为了争取当前的立法改革的斗争中。在德国北部，工人们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之后已经取得了选举权，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领导的力量于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第一次
参加了国会选举。一般地说，选举权乃是欧洲工人手中的一个新武器，对于它的潜在力的认同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在法国一八六八年拿破仑第三联合通过法律承认了男子普选权和出版自由，工人们将他们新得的自由加以广泛地运用。特别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的广大政治示威中巴黎工人表现了他们的高涨的英勇顽强性。在民主较多的国家中，一些成就务须加以记述。特别显著的是英国一八六七年改革法的通过，这项法律（以后扩大适用于苏格兰和爱尔兰）赋予城市英国男工以投票权——但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妇女却仍然不能参加选举。在美国取得一次胜利，格兰特总统于一八六九年发布一个行政命令，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日制，国会将这个行政命令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制成法律。
然而，国际工人协会在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九年期间主要的政治运动却是反对正在形成的战争危机的斗争。一八六六年爆发了普鲁士与奥国之间六个星期的战争，战争结果奥国彻底失败。总委员会痛斥这次战争的反动性，认为任何一方都不配得到工人的支持。这个时候法国与德国之周的战争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发展由于内战的余波未平，战云也正笼罩着美国和英国。总委员会号召美国工人向这一威胁性战争表示抗战。
从一开始，“国际”就已强烈地表明它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总委员会坚决反对英国参加美国内战并且谴责普奥战争。日内瓦大会在关于常备军议程上也讨论了战争问题，以后的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都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
布鲁塞尔大会的决议是更加具体了。决议在斥责战争是对工人的一个严重威胁后写道：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表示对战争的最为激烈的抗议。鉴于战争是在生产者中间进行的，它只会是一个兄弟和公民之间的斗争，所以大会劝请协会的所有国家的支部和一切工人阶级的社团以及所有不论什么样的工人团体在它们的各个国家中以最强有力的行动阻止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除了被认为是内战以外，不能被认为是别的任何东西。一旦在他们各该国家发生了战争，大会要求工人们停止工作。[4]
这个决议标志着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总罢工是否能够用来有效制止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长期的分歧的开端。这个论在“国际”的大会上屡次三番地被提出来。马克思反对这个概念，把布鲁塞尔决议中所提到的这种意见称之为无稽之谈。
反对战争主题的讨论引起了国际工人协会与小资产阶和平主义者团体和平自由同盟的关系问题。该同盟计划在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刚刚休会以后在日内瓦召开一个大会。马克思在一八大七年九月四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斥责了同盟的喋喋不休。虽然如此，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还是接受了和平自由同盟的邀请，并派了“三个代表”－－纪尧姆、德·白普和托伦——去出席它的大会，会上宣读了洛桑大会的反战决议。大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又收到该同盟一个同样的邀请，协会拒绝这一邀请，并请它的盟员参加国际。该同盟拒绝参加，但留恋踌躇，最后是一个无声无响的结局。
在这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国际奠定了近代工人运动的真正基础。在一八六七年这个时期，全世界的工人在思想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表现在马克思出版了他的历史性著作本论第一卷。特别是在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辟分析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革命理论完全拟订出来了。一年后，国际工人协会正式赞扬并认可了马克思的伟大作品并且要它的会员去研究它。
洛桑大会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至八日的洛桑大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二次大会——出席代表有七十一位，其中瑞士代表三十八名，法国十八名、德国六名、英国两名、意大利两名、比利时一名以及总委员会四名（卡特、杜庞、爱卡留斯和里斯涅尔）。许多支部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派出代表。英国的“单”工会主义者们大都避而远之。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有一投票权。马克思虽然对会议的进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没有出席大会。他在这些年月里受尽了工作过度、疾病、贫困以及缺乏营养之苦。
法国和瑞士的互助主义者或蒲鲁东主义者（见第五章）在大会上异常活跃。如同梅林所说他们来时已准备停当，并且他们在开会期间自始至终宣扬他们的机会主义和混乱主义的观点。他们想尽办法使反对罢工和认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人民银行和工人无息贷款的万灵药方的决议获得通过。
大会的一个重要而且有建设性的行动是通过了所有一切运输工具及交换工具应归国家所有的决议。斯德克罗夫，这一行动是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集体所有概念的第一次具体的规划，它并且预示着以后在“国际国内环绕这一主题而掀起的激烈斗争。”[5]一个得不到支持的土地国有化的动议提交下次大会讨论。
另外一个同样预示着以后在国际国内发生凶猛斗争的重要决议，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争取政治改革而进行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议程上是这样写的：政治自由的剥夺不是工人的社会解放的一个障碍和社会紊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吗？如何能够加速重建政治自由呢？大会最后一致投票决定，鉴于政治自由的剥夺是人民社会进步与无产阶级解放的障碍，大会宣布：（一）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工人们的社会解放是不能够实现的；（二）作为一个准备阶段来讲，政治自由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在其他方面有些混乱不清的决议的这一节与马克思前次已经提出的总的看法是一致的。
前已述及，大会也讨论了与目前战争危机有关的主要问题。洛桑大会以后，这一基本的争论注定将成为世界工人们所有大会议程上的一个永久的问题。
布鲁塞尔大会
一八六八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大会在这个城市召开，其本身就是一个含有真正重要性的政治事件，显示出增长中的国际的力量，因为比利时是一个西欧最反动的国家。这次大会是国际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大会，由九十九位代表组成，包括五十五名比利时人、十八名法国人、七名瑞士人、五名英国人、五名德国人、两名意大利人、一名西班牙人以及六名总委员会的代表（爱卡留斯、荣格、勒斯涅尔、卢克拉夫特、萧氏和斯特波内）。马克思没有出席。英国人在总委会中仍居多数，但他们对派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历届大会却表现得兴趣不大。
布鲁塞尔大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以前提到的反对战争的决议。除了其他讨论过的重要问题外，大会重新审查了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洛桑通过的关于罢工的决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承认罢工是工人的一个合法的和不可少的武器。合作同样被重新认可了，但是在它们的业务中常常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关于工业中的机器问题，大会一方面说关于工厂采用机器生产的问题工人必须有发言权，但由于宣称，只有通过合作社的方法和通过互助贷款组，生产者才能取得机器的所有权，这也就给互助主义者一个让步。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互助贷款问题上也有所收获。虽然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们又一次使国际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工人的兑换银行，这个银行将把工人从资本的治下解放出来。斯德克罗夫说，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中取得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胜利。[6]
但是，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们在国际工人协会对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遭到重大的失败。主要代表小店主和农民利益的互助主义者们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化——洛桑大会交下来的一个问题。但是，布鲁塞尔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决议，不但号召铁路国有化，而且号召将耕地、森林、运河、公路以及电讯设备等都实行国有化。这是互助主义者的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如同斯德克罗夫所说，虽然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三次大会对待蒲鲁东主义有几种偏差，但根本上它往往是一个财产集体所有主义的租。这大多是因为马克思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和在它的许多决议以及实际决定中给予了明确的领导。自从日内瓦第一次大会以来，共产主义的或集体所有制主义的情绪已在增长，到布鲁塞尔大会就有了决定性的表现。其后，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工人协会内的作用就很小了。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强大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已破产了。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
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国际成立以后，欧洲的资本家们对这一组织仅仅表现了一种轻微的兴趣。资产阶级的报刊仅仅注意到它的成立。工人国际组织的概念是一个这样新奇的议题，以至于它的潜在能力很容易被低估。有些比较清醒的资产阶级分子如英国的自由党人、意大利的马志尼的信徒以及法国的反动的波拿巴党人甚至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利用国际工人协会。
但是，一俟国际开始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分子很快就觉悟过来了。在工业领域内情况尤其如此。如前所述，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是一个发生很多次罢工的时期，毫无疑问，国际给予这些罢工以有力的领导和激励。这使雇主们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当他们看到欧洲国际利用罢工破坏者的勾当破产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再也没能使这一勾当大规模地重新复活。
反动的报刊马上就将罢工和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的罪名加在“国际”的头上。他们把它描绘成一种政治怪物。雅克说：“在从日内瓦大会到巴塞尔大会的年代里，资产阶级把‘国际’看作是一个可怕的秘密势力，而在觉悟的无产阶级看来，它却是一个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使者。”[7]此后，资产阶级报刊展开了一个对“国际”进行污蔑和歪曲的运动，对它的每一行动做了歪曲的报道。
在法国，拿破仑第三的警察对“国际”的成员——大多是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迫害。政府宣布，由于“国际”在法国进行政治活动，政府有权对它的成员提起诉讼。因而，从一八六八年三月到一八七〇年六月，在巴黎有三大批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被判罪。被判罪的有出门的领袖们如托伦、法林、福兰克尔、歇马拉、马隆、兰德林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他们被判处一年以下刑期不同的徒刑[8]。“国际”在法国被宣布为非法。这是几年以后在整个欧洲最后宣布“国际”为非法的反动进攻的开端。
“国际”的发展
由于它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国际”在几个国家内得到快速地发展。就是日益增强的警察的迫害也不能阻挡它的进展。国际工人协会对罢工的领导对它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一八六九年的工会大会敦促所有的工会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并且许多工会因为赞佩“国际”的工作，就参加了。一八六九年，据估计“国际”在法国约有会员二十万人[9]。洛左夫斯基说，“在法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地方工会、抵抗团体、互助社、政治团体的参加罢工的男．工和女工都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10]在比利时，紧接着那里发生的煤矿和铁矿罢工之后，在工业区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二十多个分会，并且有几个分会拥有几百个会员。斯德克罗夫说，罢工胜利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的实力有很大的增长。“单是在日内瓦，'国际'的会员在数以千计地增加着。此外，几个新工会也参加了'国际'”[11]。但此一时期会员的可靠总数尚无可考。
在美国，“国际”在年轻的工会运动中也有一批强大的信从者。全国工人协会自一八六六年成立时起就对国际工人协会抱着同情的态度。西尔维斯（一八二八——一八六九）、特勒夫里克、杰塞普、凯麦隆以及其他的领袖们对于从欧洲运进罢工破坏者的危险特别感到震惊，因此他们希望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一八六四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增加了罢工破坏者的威胁，法案允许雇主运进签订合同的工人并且在工资内扣除运费[12]。一八六七年全国工人协会大会投票通过派理查德·特勒夫里克为代表去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但因为缺少费用，他不能去开会。一八六八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书记杰·格·爱卡留斯邀请全国工人协会派一位代表出席洛桑大会[13]，但是全国工人协会答复说，因为经济困难不能派人前往。然而，在一八六九年全国工人协会终于派出一位代表去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国际”本身的经费也同样是微乎其微。总书记的菲薄的薪金通常发不出来，总办事处的房租常常欠付。世界上的工人们尚待学习通过按期缴纳会费制度继续不断地给他们的运动以经济支援的重要劳工纪律。
在这一期间，不但国际工人协会工会会员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它的政治组织也在增多。工人们一般地正在初步参加独立的政治活动，脱离了资产阶级左派的监护。“国际”的支部——由个别会员组成，不同于工会的集体会员制——在西欧许多国家中增多了。美国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情况。一八五七年弗·艾·左尔格和别人所创立的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于一八六七年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且在一八六九年德国工人联合总会（倾向于拉萨尔）也参加了“国际”。
同时，为了组成各国工人政党的明显的趋势正开始在发展中，这些政党在以后年月中将变成一切工人的政治上的国际主义的基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是当时在德国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正在孕育中的政治运动，它在一八六九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产生了第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国，也表明了强大的趋势朝着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发展。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的全国大会上，全国工人协会通过决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人政党，而在一八六八年就采取步骤使短命的全国工人改进党登上政治舞台。
在英国工人们虽然在工会斗争中非常活跃，但还没有显露出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迹象。他们仍然与自由党继续保持着同盟关系——一个以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疾速向上发展为基础的不适当结合。
[1]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二五页。
[2] 波斯特盖特著“工人国际”第三一页。
[3] 同上。
[4]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二二页。
[5]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〇一页。
[6]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二三页。
[7] 雅克著“国际”，第四四页，一九〇四年来比锡版。
[8] 艾德孟·维塔尔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八二一一二〇九页。
[9]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四六页。
[10]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七二页。
[11]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一九页。
[12]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四四页。
[13] 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三七页，一九一〇年克利夫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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