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工人生活片断（1939）
第六章 监狱
这一章所叙述的是一九三○年在纽约市区感化院的情况。市区感化院是大纽约市庞大监狱机构的一部分，包括监牢、感化所和劳役所等等，经常拘押七千个左右的犯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监狱机构。我在这章所谈的主要是感化院在福利岛、瑞克尔岛和哈特岛的几处。这几个岛上监牢的位置都沿着东河，从曼哈顿中部至长岛峡口。因为参加一九三○年三月六号在联合广场举行的失业大示威，我和罗勃特·麦纳、以色列·阿姆特在这感化院被监禁了六个月，哈利·雷门被监禁了十个月。后来，拉加第亚市长曾多少将这种监狱情况作了一次清理。
监狱中的阶级界限
美国监狱当然不是为了拘押有钱的罪犯，而是为了拘押被压迫阶级中的违抗者而建立的。建立在劫掠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强盗制度，而借此获利的资本家乃是最大的罪犯。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劫掠却被法律规定是正当的，又被宗教所裁可，被国家政权所强制执行。只有那些过度超越资本主义劫掠制度规则的资本家和作大规模欺诈行为的家伙，而且只有当他们的罪行是特别愚蠢和穷凶极恶的时候，他们才间或被这进监牢。
和我国一般监狱的作用相符合，纽约市区感化院所拘禁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而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则成为城市贫民。资本主义的无情剥削和恶劣的社会情况，使得工人或者工人的子女经常不断地被拘禁到这个感化院里来。城市居民中越是贫穷的和越是属于社会阶层的下层的，他们在罪犯中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大。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黑人，在相对数目上占第一位，其次就是赤贫的拉丁美洲人。
明显表现阶级界限的不仅是犯人的社会地位，并且也由他们之所以入狱的全盘经过情况而表现出来。常常仅是根据他们的「犯罪记录」而被逮捕的较贫穷的犯人，在拘留所就被警察拳打足踢，而且通常没有辩护律师或者陪审官就被法庭莫名其妙地判处最高限度的徒刑。但是少数的流氓和迷路的资产阶级欺诈者总能够收买邪恶的警察、律师和法官。那些不能马上买到自由的，至少可以获得完全与他们的罪行不相称的判决。一旦入了狱，他们也经常能够花钱出狱的。在福利岛和哈特岛的监狱院子里，人们任意地在招揽减刑的生意，大体上是一百美元减低一个月的徒刑，这是一个很兴隆的生意。
对于工人和城市贫民，被拘押在纽约感化院是一个真正的苦难——糟糕的伙食、残暴的牢规、冗长的刑期。但是极少数的流氓和「大亨」骗子，在这儿受点小「灾」以逃避新新监狱或者唐尼莫拉监狱的大「难」，却过着「惬意的生活」。在福利岛，这些阔罪犯得到外面有钱就能买到的最好的食品，他们住在舒适的医院里，有自己的仆人，有会见客人的特权，他们并运用他们有组织的帮会统治其他的犯人。
当我们在哈特岛时，这种阶级优待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塔马尼派（纽约市民主党的一派——译者）贪污分子莫理斯·康诺利，过去纽约市昆恩区的区长。康诺利因参与盗窃市公款达数百万元而被定罪，他犯这罪行是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于所有他的「关系」都不能救他不坐牢。他应该被判处在新新监狱的长期徒刑，但结果仅仅在哈特岛关了十个月。
在监牢里，康诺利生活得很安逸，受到狱吏们的奉迎。他不受通常监狱纪律的束缚，随意到各处去。任何一天都可以看到他在岛的各处散步活动。他来狱时是由高级官员陪来的，并会被引往各处「参观」。他的住处在医院里（所有「大亨」的住处都在那里）。在那里他有他自己的特别伙食，并随时可以接见来客。据说他时常在夜间离岛回家。
康诺利是与其他的犯人隔离开的。他和警卫们一起在他们的特别射击场作手枪打靶练习。他对待警卫们像对待他的仆人一样，而他们也恰如这个身分。犯人全体都憎恨和蔑视这个阔绰的坏蛋和受优待的贪污分子。
狗也不要吃的食物
纽约规定每日只给每个犯人区区两角六分钱的食物。这真的是已经够少的了，但是我们真正吃到的残羹剩饭，包括所有运送和做饭的合理开支，决值不到这款数的一半。和我们同在监牢的有几个因为工会活动而被捕的食品工人说，每天一角二分钱可以买到此我们所得到的要好的食物。这个数目与正常应拨款项的差额就跑到塔马尼派贪污分子的口袋里去了。确实，感化院所供给的各项东西——衣服、被褥、建筑材料、药品、薪资等等和食物一样——都被巧妙地揩油和侵吞。如果有人认为狱吏们没有纵容和参加这种剥削犯人肚子的组织，那他确实是太天真了。
监狱食物主要是肉类、马铃薯、扁豆、面包和米饭。这些食物肯定地缺少必要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只有在夏天我们才从监狱农场得到很少的蔬菜。这样的食物自然使人们的活力和康健受到损害。特别是便秘，在犯人中很普遍，很多久居监狱的犯人都由于痔疾而变得虚弱无力。我记得一个犯人经常在他作工时停顿下来，「推进」他脱出的痔口，然后再行工作。没有一个真正的农人会把像纽约给犯人吃的这样不卫生的食物来喂猪的。极有讥讽意味的是，狱里居然还有一位伙食营养员。据我所能看到的，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领薪水。关在牢里的有钱的帮会「大亨」和其他坏蛋们，从不吃普通的监牢伙食。他们经常有充分供应的鸡蛋、肉、罐头、冰淇淋和任何他们想要的其他食物，这些食物或者从监牢厨房里伦来，或者暗中从外面买来的。有些甚至拥有私人冰箱以保存他们的佳肴。囚犯可以在很严的限制下，在监狱商店购买水果、糕饼和烟，但很少犯人能够买得起这些奢侈品。因此，在哈特岛我们的牢房内七十个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买监狱商店的烟，仅仅十分之一的人买水果。
监狱食物不仅在健康所必需的种类多样性方面极度不足，并且质量也很坏。经常这些食物是不合乎给人吃的。特别坏的是肉类，在夏天通常是腐烂和生蛆的。纽约市的普特墓地就在哈特岛上，每星期有三次把大量的穷人死尸运到那里去，这些死尸是堆满在一艘汽轮的甲板上的，而且通常都已经腐烂不堪。在那些不运「僵人」的日子，这艘汽轮就运送犯人的牛肉，它就堆在前一天被那些腐烂、滴脓的穷人尸体所占据的同一个地方，露天而且在苍蝇群下暴露着。
让下面一个事件来说明肉类通常到达犯人时的情况。一个晚上，时常在食堂装腔作势地走来走去的副狱长，注意到某一部分的犯人坐在桌旁不吃他们的晚餐。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后来就来到这一部分犯人的狱房，集合犯人排起队来，询问是怎么一回事。开始时没有一个犯人答覆，因为甚至于最温和的申辩就会被丛到单人禁闭房去。不过最后由于他的催促，犯人们拿出了一整火柴盒的蛆，都是他们在晚餐时收集的。这个盒子会被静静地从桌旁的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每个人都将他的盘子内的肉里的蛆放在盒子里。其他部分的很多犯人都吃了这污秽的食物。副狱长看到了火柴盒内爬动着的蛆，耸耸眉就走出去了。
使得事情更坏的是：食物焙得很糟而又弄得很脏。所有的东西都是煮的，味同嚼草。盘子仅仅是随便洗了一下，以前的饭食还粘附在上面。由于大家知道从这些一盘子里吃饭的是很多生梅毒和其他传染病的人，所以这种令人厌恶的情形就又加深了一层。至于我自己，我避而不吃烂肉和生虫的谷类食物，但是没有办法不使用这些脏盘子。
在犯人中，食物问题经常是一个迫切问题。除了他们被剥夺自由这个主要事情外，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苦难。在监牢里，人们能够习惯于很多艰苦的境遇，但是却不能习惯于像纽约感化院放在桌上的这种猪食。甚至于最老的和最硬的犯人都很尖锐的感觉这是一个说不完的苦处。不止一次，犯人在这个问题上酿成了如此紧张的局势，几乎一触即可造成一次严重的监狱暴动。
不卫生的狱房
福利岛过去的名字叫黑井岛，由于它的可怖的监狱状况而获得如此可怕的名声。它是被嘲讽地更改了名称的。现在这个监狱已被在瑞克尔岛新建造的一个监狱所替代。
在福利岛，那里有收容一千三百个犯人的「设备」，但是监禁的有一○千六百人。在这一世纪前建筑的老监狱大厦内，那些小监房只有四尺阔和六尺半长。这点地方仅够一个人站在他的小床旁边。他几乎不能走动一步。监房前是粗重的铁栅门，遮去了至少四分之三的光线和空气。在夏天房里极热。在冬天则冷而潮湿。一个犯人，特别是新来的，当他被关在这样子一间牢房里时，威觉他似乎是被埋在坟墓里一样。这一切，构成一条走向肺病和神经病的直接和迅速的道路。
福利岛的监房里没有卫生设备。犯人们不得不使用桶，而桶则每天仅倒一次。这些可怖的桶对于犯人们的健康和舒适是一种罪恶。在夏天，臭气使人不能容忍。一个人若走过一排监房，筒直是会被每个监房冲出的臭气薰倒。整个的监狱经常弥漫着这种可怖的臭气。这种污秽和不卫生的状况在富裕的纽约，也就是在一个以它的科学化卫生设备而著名的地方，已经继续了几代。很多次，当我被这些可嫌恶的桶所烦恼时，我会经希望能迫使那些对桶负有责任的市老爷们在夏季到福利岛去住上几个月。
在瑞克尔岛和哈特岛，实行的是集体宿舍制度，每个宿舍有五十至一百人。一般是很拥挤的，犯人的小床只相距几吋。犯人们如此剧烈地感到这种拥挤，以致于时常由于一个犯人占了属于另一个犯人仅一吋的地方而引起打架。这像煞是要居住在蜂巢里一样。当然，这种状况增加了监狱内的不道德的行为，对于人们的健康也是很坏的。时常当一个犯人着凉，它很快就会感染给很多人。由于过近的接触，毫无疑问地，其他更严重的疾病也会从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灯光是很糟的，我们经常睡在刺眼的红色灯光之下。
沐浴的设备很不够，每周的沐浴经常使得犯人们气愤。不知道什么理由，从第一个人进入浴室到最后一人离开浴室为止，我们仅被准许有五分钟洗澡时间。这就意味着慌忙仓促的脱衣服，在淋具下冲洗自己，抓干净衣服（通常都是不合身材的）迅速穿上，然后赶忙出去。可怜不能赶上这种速度的犯人，他会被斥骂出去、猛推一下或者背后一脚。
在感化院的所有各处，火灾的危险都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福利岛。该地情况和若干年前俄亥俄州哥伦布城感化院的状况相彷，当时那儿有近四百个犯人锁在他们的监房里被烧死。在福利岛感化院如果发生一次严重的火灾，被关闭在楼上各排囚房里的犯人几乎没有机会逃脱。犯人们和任何与监狱系统有关的人，都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
让我在这里说一点有关可怕的监狱汽船「克来顿上校号」的事，这条船过去经常沿着东河，来往于福利、哈特和瑞克尔各岛之间运送犯人。我不知遗谁是克来顿上校，但是他确实因为这条声名狼藉的船而给人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纪念。在这条汽船上，有一个面积不超过五尺长十二尺阔的铁壁的牛栏以关闭犯人。在这点小小的地方里装着和锁着多至五十个人。我们那次的押解是在夏天，挤得如此紧，以致我们很难挪动。牛栏隔壁就是机器房，热得可怕，一定有一百二十度或者还要高些。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在路上已陷入昏迷状态而不得不抬出去，在这沿着东河逆水上行的三小时的旅程中，很多人都差不多就要昏迷过去。我们曾希望詹姆斯·华克市长当时能和我们在一起。
东河是人类「渣滓」的垃圾堆，是纽约市的后院。它是这个大都市中的不适宜者、失败者、精疲力尽者和被骗者们的家。在它的很多岛上，都挤满着收容成千成万的、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大漩涡内被摧残毁坏了的人们的各种机构。在沿河排列的很多发电厂和垃圾坑之间，只要能够找着地皮，都布满了一个接着一个地沿河令人不愉快地排着监狱、疯人院、孤儿院、养老院、济贫所以及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医院。沿着悲惨的东河的一次押解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体验：这是一幅漫长的人类疾病、失败、不幸、绝望和死亡的一览图。在这条悲伤的河内的一条配合适宜的船，就是那条不名誉的监狱船「克来顿上校号」。
残酷的狱规
纽约改造处的工作理论是这样的。为了改造犯人们，必须使他们在每一件事上受威吓，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完全无用、卑下和绝望。他们不允许犯人对即使是最暴虐的待遇有任何抗议的权利。狱规是以污辱、拳头、棍子和单人禁闭房建立起来的。狱警们看来似乎以欺凌犯人为愉快。犯人如果竟敢对一个狱警的殴打予以挡架，即使仅仅用言语来挡，就会被几个狱警踢得半死并被掷进惩罚狱房去。即使一个犯人只不过对一件冤屈事——不管这件冤屈事是多么明显——向狱长或各部负责人提出抗议，他若不因为这个行动而被关禁闭，那就算是运气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几乎都相信只有以团结的行动，以罢工和监狱的暴动才能改善情况，虽然他们很清楚地知道随着这些运动而来的是严厉的惩罚。
在福利岛，对于违犯狱规的惩罚办法之一就是「第二号」囚房。这间中世纪的刑室位于主要的通道之一，以便「为了他们自己灵魂的好处」而使所有的犯人都能够看到。它只有十八吋阔和同样的长度。一个人在里面既不能坐下也不能卧倒。在那里他必须没有食物而站立整整二十四个钟点——通常的惩罚时间是一天。这是真正的刑罚。「第二号」关了人常会引起犯人们的激怒。被关人的朋友们会冒最大的危险机会向他递送食物。
凡违犯狱规严重者，就用「殡房」（bing）或叫作单人禁闭房来处罚。这种「殡房」设于瑞克尔岛和哈特岛，同样在福利岛也有。这里面犯人在被禁闭的三十天中只吃面包和水，每五天有一次监狱剩饭作为正规伙食。当一个犯人被掷进「殡房」，狱吏便有意地拿掉他的鞋带，以使他不能够在沮丧时上吊。
除了监狱人员的残酷行为以外，犯人们还受到歹徒们有组织的帮派的磨折。这些帮派在狱吏们默许下进行各种的欺诈行为。他们售卖毒品和盗窃监狱食物；他们在监狱赌博中「抽头」；他们兜售较好的监狱工作和监狱来客的特别通行证；他们卖出较好的囚房和医院床位。他们的头子也就是出售「减刑」的地方官员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以恐怖手段来进行统治。
在福利岛有几个很有组织的帮派。其中有爱尔兰-犹太人的、意大利人的、拉丁美洲人的和黑人的帮派。他们之间经常有纷争，并由于争夺广泛的欺诈果实而时常变成公开的冲突。每过一些时候，就有几个歹徒在监狱院子里或者l个走道内被人迅速地包围和刺击。在福利岛的一个晚上，正当我们在吃晚饭，突然饭堂所有的门都关闭起来，狱警则带枪出现。我们后来才知道，两个首要的帮派头目（当然，他们从不在饭堂吃饭）利用了吃饭时间的机会，用刀刺了另一个帮派头目。那个差不多已死的被刺的头目，则被送进了医院。和通常一样，他们对于大亨歹徒没有采取法律行动。凶手仅仅在他们的囚房内被关闭了几天，到犯人中的紧张情绪平息下去为止。狱吏们承认监狱帮派头目的地位，并且和他们打交道，首先因为他们是欺诈的丰富财源，其次是因为他们肯定地被认为是监狱管制系统的一部分。
当然，黑人对监狱的残酷制度是首当共冲的。对他们的法庭审判是最笑话的；对他们的判决是最重的，他们得到监狱内最坏的工作；他们在居住、伙食和工作的安排上都被隔离，而狱警们一定特别欺凌黑人。监狱的隔离制度培植了白人的种族歧视，并产生种族之间危险的紧张状态。当我们在狱的期间，这种情况曾在福利岛造成一次严重的种族骚动。一天，以刀和棍子为武装的一大群白种犯人，受了大匪徒们的挑拨，突然进攻黑人。人数少而且没有武器的黑人被击败，他们之中很多人受了伤。这次进攻是很有准备的，很难设想狱吏们不知这这种准备。白人帮首没有一人受到惩罚。
在我看来，下面的一件突出事件典型地说明了狱规的极度愚蠢和残酷。一个晚上，当我们在哈特岛晚餐时，几张桌子以外的一个黑人举起手来，表示他要去厕所。在用餐时遇到这种紧急情形，正常的例行办法就是由狱警陪犯人同去。但是在这一次，站在过道上离开他六尺的一个狱警不理他的手势。陷于窘迫情况下的黑人又作了一次表示。狱警威胁地挥手叫他坐正。黑人过了一会儿，显然不能控制自己，在他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并再次向狱警作手势。后者就走过来，大声地责骂这个犯人，以他的棍子威吓他。黑人坐下不再作手势了。几分钟后我们都排队出饭堂。那个狱警注意到了黑人坐的地方，就拉了他回来，以责骂和殴打令他把地方弄干净。由于「违犯」狱规，黑人被判处在「殡房」关闭五天，食物是面包和水。这就是开明城市纽约的狱规。
病囚的治疗
纽约监狱系统的主导理论显然是认为犯人们是没有资格享受认真医疗的贱人。人们可以听到很多关于犯人们几乎没有被诊治而死去的故事。
医院设备是完全不足的。甚至，狱医此狱警更为残酷。医院大半被大亨犯人用为安逸的住处，它总为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朋友所占，所以病囚常不能进去。
对于新犯人的体格俭查，每次仅历时几秒钟，真是开玩笑。对于性病没有隔离，除去急病外，他们不对任何病作任何治疗。哈特岛有一个空有其名的肺病宿舍，它没有医药治疗，而伙食又是完全不适宜的。谁能受得住这种「治病」的残酷行为，倒真是一位坚强的痨病患者。还有，吸毒者在「过不了瘾」而狼狈病发时，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因此用不着惊奇，犯人们都深深地仇恨监狱医院和医生。
某一晚上，在福利岛我们囚房下面的一间囚房里， 一个犯人患了急性盲肠炎。当时大约是八点钟，他可怖地呻吟了整整一夜。没有医生或者医务员来看他，狱警除了叫他「闭嘴」以外，就置之不理。其他犯人都极度激动，没有人能入睡。受痛苦的病人就这样过了十二个钟点。最后，经过一个可怕的夜晚之后，在上午八点钟他才被送出去。但是他们没有用担架抬他，而叫他走着去。医院约有一百码远，他事实上已痛得弯腰曲背无力地呻吟着。如果他没有死，那真是奇迹。否则，他无疑地就被照着通常的办法，随随便便地被仓促送往普特墓地而无人提出任何问题。
另一天，在瑞克尔岛，一个新来和将要派去作工的黑人青年，告诉医生他的心脏很弱，不能担任派给他作的沉重的工作。医生以典型的残酷态度问他：「你吃得下吗？」青年予以肯定的答覆。「那么，」医生说：「如果你能吃，你就能工作。」结果黑人被派在船坞工作，在同一个上午，他就倒地而死了。犯人都认为这是谋杀。当然官方没有进行调查。
然后就是巴布·麦纳的事件。他有慢性盲肠炎，在狱中病得很危险。不管他的抗议，他们把他从福利岛医院移到没有医院的瑞克尔岛上去。这是三个岛中最坏的一个；岛上垃圾堆积如山，周围若干英里都臭气冲天，还有成群的大老鼠到处乱跑。真是一个安置病人的好地方。巴布被派作沉重的体力工作。结果是立即发生了一个几乎致命的发作。靠施用紧急手术，才算死里逃生。
哈特岛医牙的办法很野蛮。除了付得起钱的人之外，牙科手术仅包括拔牙。一个牙医每星期来岛一次。因此，对于有坏牙的犯人，在他前后两次来岛期间，须忍受好几天的痛苦。官方的理论似乎认为犯人应该安排他们牙痛的时间，以符合牙医来岛的日子。我时常看到犯人由于牙痛而半疯，但全然弄不到任何治疗。在夏天，哈特岛牙医休假一个月，也没有其他医生代替他。就我对于这个牙医的了解，我确知他的假期的愉快是不会因为知道在哈特岛有九百个人完全没有牙科诊治而受到骚扰的。
工作和教育
把纽约的监狱系统叫作「改造处」真是一个讥讽性的笑谈。在我们被监禁的时期，那里就没有任何要改造犯人的企图，也没有给他们甚至最起码的教育或教他们以有用的工业技艺的企图。改造处所吹嘘的关于他们矫正犯人的工作，完全是谎言。事实上，这些监狱是有效的犯罪学校。如果一个第一次犯罪的人当他入纽约感化院的时候是无经验的，那么两三年以后当他出狱的时候，他就已经透彻地通晓犯罪方法和帮派关系了。
在福利岛，大多数犯人完全不作任何工作。他们每天在监房里闲度二十二个钟点——一种使人消沉的情况。那些在食堂、医院、缝衣房和办公室可供犯人工作的职务中，最好的职务都被帮派歹徒和他们的副手所控制。他们出卖那些他们或他们的帮派所不要的职务。
工作大半都是没趣和无用的，即属于所谓「司悌潘·吉罗德」式的，诸如将东西从这个地方搬到别的地方，然后再搬回来。于是，阿姆特、雷门和我就参加了农场队，在收获过后花了很多天在洋芋和玉蜀黍田里拔杂草。他们时常叫我们这队犯人用手去拉大车，而在附近的地方马匹却在很惬意地吃草。
在哈特岛有少数的所谓工业——制造鞋、床、刷子和衣服——但是那完全是笑话。一个人在那些工业工作得越长，就越没有能力在外面真正的工业里就业。那儿不敌给犯人以任何手艺。也不对他们的工作付给一分钱。对于一个犯人，最坏的精神磨折之一，就是知道他的家庭在失去了赚钱的人以后的贫困情况，以及他自己完全无法帮助的窘境。而纽约监狱又加强了这种催人欲绝的苦恼。
监狱里的娱乐是很少的。在福利岛，每天有一小时运动和棒球。当不能打棒球时，一星期有两次电影。在哈特岛大体相同。在星期天，少数愿意的可以去教堂。在先烈纪念日和七月四日（美国国庆节——译者），有一次有乐队的音乐会；在圣诞节，有一次大厅音乐会或表演。生活是一个沉闷、无趣的例行公事。在极大部分的空闲时间无事可作，只有打打牌和回忆犯罪经历和计划。
监狱制度对于年轻的犯人有特别可怕的影响。在哈特岛有一个特别的宿舍作为孩子们的卧房，但在其他所有的时间内他们都和大人混在一起。这些孩子们在监狱气氛里都生长成为社会上的莠草。他们大多数都是从贫民区、孤儿院和州感化院来的，这些资本主义的黑暗产物终于成了罪犯。他们不给这些孩子们任何教育或者工艺训练。这些一孩子被视为除了监狱外已无处可容的成年犯法分子。他们很快地从犯人处学到盗匪世界一切的办法、传统和帮派关系。他们大多数都认为他们的一生肯定和不可动摇地已经定型要从事于犯难事业了。这，大体上他们并没有看错。
很多「监狱制造」的罪犯中，「小麦克」是典型的一个。我认识他并和他常在一起谈话。他生于新奥尔良城贫民区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在失学和不良的环境里长大，在十几岁时就因为一件小的犯法事件而被送入感化院。他在那儿学会了犯法之道。从那时起，他就一次又一次地被判入狱。当我认识他时，虽然他只有四十六岁，他正快坐满第十二次刑期了，或者说快满二十五年了。在他的长期监狱生活中，他进过八个感化院，但甚至于没有学会读书或写字；他也不会被教给任何手艺。
但是「小麦克」的犯罪教育却是相当完全的。他是一位扒手专家和熟练的小偷。他又是一个吸毒者和一个什么都来的性的堕落者，这都是他在监狱里学会的。当我们在牢时，他被释放了。在他刑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内，他像任何一个第一次坐监的人一样的焦急地计算一天近一天的日子。他宣称他永远不再过监狱生活了；他将回家到他的年迈心碎的母亲那里去并找一个工作。但这仅是他的老生常谈；事实上他是地望地被套在一个罪犯生活的网里而无法逃出了。他仅仅自由了两个钟点，或者说仅有时间在布华利区拿他的监狱服装当了一块半钱（被释放的犯人只给予两毛五分钱），然后赶到「第六十二」街去买一包海洛因。在那里，他被一个知道他的弱点并尾随着他的暗探所逮捕。「小麦克」的第十三次刑期被判为两年，他准备去「坐」完它，他寻自己开心说，当他终于出狱时，他将回到新奥尔良，搞一个工作，立一个家，以及其他种种。
嗜毒者
嗜毒者是需要医疗的病人，但纽约就以对待罪犯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它的理论与联邦政府是符合的，就是不仅出卖麻醉药品而且吸食也是一种罪行。被捕的嗜毒者通常判处两年徒刑。一个嗜毒者并不需要被发现正在吸食毒品或者藏有毒品而被捕；只需要发现他带有在他的嗜好中使用的一个普通的滴眼药器或者茶匙，就会被捕。有些人甚至于根据验血而被判处徒刑。
纽约感化院里充满了嗜毒者，或被称为「鸦片烟鬼」或者「瘾君子」。犯人中足有一半是这种习惯的受难者，而在哈特岛我们的囚房里，他们占到百分之八十。那个地方或许可以被称为收容嗜毒者的一个监狱。几乎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是工人或者罪犯中的贫苦阶层，警察对于有钱人家的大量嗜毒者是从不干涉的。
瘾君子们使用各种已知的麻醉药品——鸦片、可卡因、吗啡、大麻叶①和很多其他的麻醉药品。但是一切毒品的正宗是海洛因。厅君子们几乎一致地赞扬它的神妙的诱惑。他们宣称它是唯一真正上瘾的毒品。和它此起来，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制人的力量就温和得多。嗜毒者常常和我坐上几个钟点，叙述他们的毒品上帝——海洛因——的美妙，很像一个离开他的女人而患相思病的人谈到她的情形一样。
每一个我所知道的瘾君子，都说海洛因不会引起如像鸦片所引起的迷梦或者可卡因所引起的狂想。他们描写它的效果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舒适。注入了海洛因之后，他们就感到一切事物都完全平静。他们称它为「上帝治疗一切疾病和一切忧虑的药品」。不过，这仅是在嗜好的早期的感应；以后，他们说它的作用仅是保持他们的「常态」。
监狱治疗吸毒习惯是一种强迫的降序去瘾法，嗜毒者每天获得降序分量的海洛因，为期一星期。但这办法几乎和突然完全戒毒的「冷火鸡」法一样坏。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嗜毒者在很多星期内都陷入了很狼狈的病态之中。有些时候，他们趋于绝望而自杀。
如果吸毒习惯有任何方法可以疗治，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嗜毒者以他自己意志的极大努力而采取的自愿行动。不管多么长久和严厉的监狱生活，都不能治好已上瘾的海洛因吸食者。它磨折他，但是不能除掉他的嗜好。在过了几个月没有毒品的监狱生活后，在遭受言语所不能形容的痛苦后，一个海洛因瘾者显然在生理上失去了对于他所爱好的毒品的要求。但是精神上的渴望却继续很多年而不会稍减。
嗜毒者会告诉我，不管其后果如何，他们永不会戒除海洛因。他们对于入狱、贫穷、身体的衰退、社会的排斥和早死，都认为是相当无足轻重的。纽约感化院关着几百名会经被判处两次到十二次的长期徒刑的海洛因瘾者，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戒除海洛因的意愿。海洛因是他们的一切志向的目标，是他们的整个宇宙的中心，是他们要生存的唯一理由。
那里有一个年轻、长得很好的芬兰人。当他被捕时，他吸食这种毒品只有几个月，但被判处了通常的两年徒刑。关于他的嗜好，他和我谈了很多。我以周围很多被毒品毁坏了的人和他们悲惨的、大半消磨在监狱里的生活来警告他。但是我所谈的一切全无用处。当他谈到海洛因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闪烁起来。他说当他出狱后，他将以一切代价来取得它。只要他有着海洛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了。
对于嗜海洛因的人，女人、食物、酒、戏剧、旅行等人生通常的乐趣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有一天在哈特岛，就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哈特岛附近就是城岛，很多华丽的游艇，包括摩根和阿斯特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那一天，一个大汽轮游艇在载上了一群欢乐的游客之后，开向海面。一个以羡慕的眼光看着的犯人说：「上帝，我真愿意在这只船上，我可以猜到那里一定有很多酒、女人和歌声。」于是，在我们的这佃农场队的一个瘾君子就轻蔑地看着他，并且说：「听着，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假如我们都在那只游艇上，你们这群家伙都可以在漂亮的舱房里找那些好娘儿以及好吃的和好喝的；但是多多给我些海洛因，你们可以把我一个人放在货舱里，在污秽的舱底或者任何地方，而我会此你们享受更愉快的时光。」每一个瘾君子都会同意这一意见。
有着这样的一种切望，嗜毒者乃上天入地地设法获得他的海洛因的供应。如果必要，他会为此犯罪。除非他是一个异常的人，他就成了警察手中的一个毫无办法的牺牲品。警察只要断绝他的毒品供应，就能使他说出一切他所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更聪朋一些的罪犯很注意他们组织内的嗜毒者。
在监狱里，如果嗜毒者出得起那个价钱，他到处都能找到供应他的麻醉药品的私贩。私贩使纽约监狱获得充分的供应。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将这种东西搞进来，从昆恩区大桥或者从汽艇上掷下来，用来客带进来的物品中夹带进来，或以浸透毒品的来信送进来。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与监狱麻醉毒品帮派合作的狱警直接带进来的。这是狱吏最肥的贪污来源之一，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回事。
在福利岛每一天的体操活动时间，可以看到嗜毒者自由地购买毒品和注入他们的臂膀。对于这件事没有任何秘密。这种任意地使用麻醉品的一个可怕的镜头之一，就是犯人们将皮下注射用的溅满血渍的安全针，从这个人传给那个人而不作任何消毒。因此，由于他们之中有很多生梅毒病的，所以他们一定很容易相互传染。很多次，我看到嗜毒者的臂膀上长着大的溃疮，长在他们用最不卫生和最危险的方法注射海洛因的地方。在我们的囚房里，有几个大家都知道的生梅毒的犯人，它们都任意地与其他嗜毒者使用同一个安全针。
当被释放的时候，较贫穷的嗜毒者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难的地位。由于嗜毒和监禁，他已身无分文而又无工作能力，他为了要获得购买海洛因的钱，时常被迫立即犯难。嗜毒是一种耗费很大的习惯，每天最少要为此花费三块钱至五块钱。对于一个嗜毒者，当他自纽约监狱内的一个短期徒刑中释放出来后，他通常所干的，就是从假释所匆忙的赶到布华利区，将他的监狱服装当上一块钱来「花花」，然后到阿姆斯特丹大街以西的他们称之为「第六十二」街的纽约毒品黑市中，买「一包土」。警察对于所有这些是很清楚的，并常常从假释所直接尾随着这些嗜毒者，一俟他们买了他们的「土」就立即予以逮捕。嗜毒者在刚服满两年徒刑之后的几小时内重行被捕而判处另一次两年徒刑的情形，是很平常的。时常也有嗜毒者由于拒绝付贿款而被联邦和市的禁毒队人员捏造罪名逮捕下狱的。在法庭上，一个嗜毒者的话比起一个警察的话来，真是一文不值的。
若要制服可怕的嗜毒恶习，基本上应用医院治疗而不能用监狱来治疗。我认为应该允许嗜毒者自市诊疗所购买最低限度的麻醉药品，同时应该无情地清灭私贩毒品。但是除此以外，还需采取其他步骤。我们应使海洛因瘾者有机会工作并摆脱贪污警察和贩毒者的干扰，把这作为治疗他们的方法的一部分。以目前情况而论，真是每况愈下。嗜毒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寄生地吸食着这些不幸的人们的生命的贩毒剥削者的罗网也以同样此例扩展着。这仅仅是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① 北美出产的大麻药，干时搁在香烟里抽，有麻醉性质。——译者
监狱的败行
与美国其他监狱相同，纽约监狱内的不正常的性行为是普遍的。色欲如饥如渴的犯人们实行任何一种已知的代替正常性关系的办法。福利岛的年轻的犯人受害特别厉害。对于一个色欲如饥如渴的监狱「狼」，一个青年男人就具有一个女郎的诱惑力。
一九三○年，福利岛有一百名以上已知的同性恋爱者，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犯人队。和嗜毒者一样，他们被作为罪犯而受到野蛮的待遇。这些不幸的人们，有着男人的体格和一种有关妇女本能的可怕的模仿，他们用女演员、皇后和其他著名的妇女的名字为名，并购买监狱商店所供应的妇女用品。只要他们能够，他们就蓄留长发、扑粉和搽胭脂。其他的犯人们叫他们是「女孩子」或者「屁精」，通常在谈到他们的时候用女性的称呼。
屁精们在洗衣房工作，住在监狱另外的地方。但是他们设法和其他的犯人恶形的飞眼作态。他们从洗板房的窗内，或者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处徘徊的时候，就向他们对之怀有特殊情意的对象作恋爱的信号。很多屁精以替他们的男情人织袜和缝衣为乐。
虽然有官方的隔离，但是屁精和其他的犯人们仍有很多直接的接触。幽会地点是医院，对方通常是帮派的大享。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此较漂亮的「女孩子」，通过一个管理人叫「她」报告生病，从而送进大亨犯人所住的医院。我在福利岛医院会住了一夜，那里有一个佯笑奉人的屁精服侍着五六个犯人。第二天，「治好了」，「她」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当然，狱警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屁精们所获的代价是纸烟。
只有那些在外面由于这种特殊的罪名而被捕或者在监狱正在进行这种行动而被发觉的屁精，才隔离开而被编入堕落者的特别队。但是在全体犯人中，这种人还有很多，他们是由于其他的罪名而被捕的。这些人并没有被隔离，因为监狱的傅统就是这样的。过去会经有过一个犯人，被无辜的作为一个屁精而被隔离，结果他打赢了一场官司，要纽约市给了他一笔巨大的赔偿。
在哈特岛，我们的囚房里有一个没有被隔离的屁精，「她」是一个年轻的波多黎各人，有着一切通常的特点。「她」看上去像个女孩子，装作女性的模样并不倦地用「她」的假高音来唱歌。我时常惊异着「她」的愉快，因为以任何正常的标准说来，「她」都很难使得任何一个人自惭形秽而不敢唱歌。除去是一个性的堕落者之外，「她」被判了两年徒刑，「她」是一个嗜毒者，而且，似乎所有这些还不够，「她」还正被一种恶性梅毒所毁坏着。然而，「她」欢笑而且似乎什么忧虑都没有。我认为，除去别的不算，「她」一定还是个疯子。这个屁精和在我们监房里的一个患梅毒的嗜毒者进行着恋爱，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伴侣。在我们工作的农场队，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握着手坐在树下，真是一副监狱爱情的田园景象。「她」的情人醋意地防卫着其他犯人对「她」的注意，而他也有这种需要。
狱警
狱警的职务常常暴露出一个人所有的卑劣和残暴的习性。因为他们统治着几乎无依无靠的人们，狱警或「勒索者」很少有不变为暴虐无道的暴君的。在纽约感化院中，绝大多数狱警对犯人作威作福，任意地向犯人发泄他们的脾气，并把犯人作为他们悲惨的权欲的牺牲品。
狱警们作威作福地支配着他们所管的无依无靠的囚犯，并且还敢欺凌那些若在平常生活中他们见了就会畏怯的人。狱警们不觉得犯人有任何他们必须尊重的权利。他们之中有些人售卖毒品给犯人，其他的用不同的方法勒索犯人，有的甚至于调戏来看望犯人的女眷。他们对犯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是冷漠无情的；而侮辱、殴打和单人禁闭则是他们对待违抗他们的专横意愿的人的答覆。当然，有些狱警保持了他们的人性，并体恤地对待犯人；但这些人绝不是占优势的一种狱警。
狱吏们的普遍准则就是认为当狱警与犯人对质时，前者总是对的，这更促使狱警堕落成为小暴君。这种恶毒的制度鼓励了狱警的专横的行动。实质上很细小的事情，一旦狱警把它告诉给狱长棱，就变成对纪律的严重的破坏。狱吏时常视为当然地相信这些无稽之谈而认为它是真的。被一个狱警所控诉的犯人，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只有在最最明显和无耻的残暴事件中，狱吏才会听一个犯人的话。
这儿就用一件小事情来说明狱警的专横：一天，我们在浴室中，正在每周惯常争先恐后地在规定的五分钟内洗个澡。我和大家一起拚命地赶时间。我穿上发给我的一件干净的套裤，发现几乎长不过膝。我有礼貌地要求换一条合身的。狱警的答覆是：「你这个狗养的就穿给你的这一条，你如果再说一句话，我就给你鼻子上一拳」。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我就不得不穿上了这样一条长仅及膝的套裤，直到我回到宿舍，才向一位好意的狱伴那儿换了一条较合适的。
犯人们自然深恨狱警——当然，除去那些近人情的。那里有一个狱警特别引起我的憎恶。他在犯人面前装出一种岸然的和看不起人的令人可厌的派头，似乎认为犯人是不值得他认真注意的低级生物。他在看一个犯人时就装作没有看见他一样。他以严厉镇压他所管的劳动队而闻名。总而言之，我认为他完全是属于一个真正的罢工破坏者和公司打手的那一种人。
这个狱警不是管我们这一组的，我对此颇感侥幸。当阿姆特、雷门和我在哈特岛的那几个月内，由于我们的很引人注意的被捕和信念，不论对于狱警和犯人，我们都是相当受人注意的对象。但是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从来没有向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我所注意——我还时常在研究他——，他甚至于没有看过我们一眼。
不久，到了我和阿姆特在哈特岛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收拾了我们很少的几件东西，向点名出狱的地点去报到。正当我们走在牢狱的长过道内时，我们遇到走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狱警。他显然是在等侯我们，我猜不出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做梦也想不到实际发生的事情。
当这个狱警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可以看到他通常的傲慢的注视已被友好、人性的目光所代替。他用一个议和的姿势止住我们，并对我们说话，大意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所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我知道所有关于你们为了失业者而斗争的事情，我是对此完全同情的。我们狱警也被减了工资，我们对此很不满。很多别的狱警和我的感觉相同。继续你们的好工作吧！」然后，他回头看了一下以肯定他没有彼人看见，于是就向前走了过去。
我是如此惊讶，以致于除了几句客套以外，我对他说不出什么。当我们和当天就要被释放的那群各式各样的犯人集合在一起后，阿姆特和我就议论起关于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各种表现方式及地点来。
普特墓地
纽约市不用卫生的火葬制度来处理死尸，而还是保持它在哈特岛的污秽不堪和疾病滋生的普特墓地。这个岛已用上七十年左右了，据说就同样的面积而论，这个岛较全世界任何地方埋葬了更多的死人。死人装在简陋的松木棺材里大批埋葬，每个坑里埋葬一百五十具死尸。在夏天，由汽轮装载来的「僵人」——汽轮上没有冰——都已到了极度腐烂的状态。在工业危机的严重时期，运来的贫民死尸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普特墓地约占哈特岛的一半。其中一个可怖的区域就是「婴儿坑」。这是一个极大的坟墓，其中埋葬着数以百计的婴儿，这些婴儿的母亲都付不出到别处埋葬的费用。为了避免每天重闻这个坟墓，墓的一端就永远是洞开着的。周围弥漫着的气味会「把你薰倒」。无数大老鼠把暴露在外面的婴儿尸体作为它们的食物。当它们受惊动时，这些怪物就常常将婴儿整个尸体或其一部分拖走。
虽然狱吏常大谈宗教，但是他们对于贫民的尸体从不举行任何仪式或者表示任何善意。他们仅将尸体几个一排地层层堆积在那些巨大的坟墓里，而听任其腐烂。据说基督敦徒的尸体埋葬在一个坑内，而天主教徒的尸体则埋在另一坑内，即埋在所谓「圣地」之内。但是这种区别构成了哈特岛日常笑谈之一。因此，如果有一批尸体运到而其中只有几个基督教徒，墓警就不想稍费麻烦打开基督教徒的坟坑，所以就开一个照例的玩笑，说「我们将他们变成天主教徒吧」，然后一起把他们埋在圣地内。天主教徒若是少数，也就同样地变成了基督教徒。
当我们在哈特岛的时候，无休止地运来的贫民尸体终于葬满了很多亩的可供埋葬的墓地。但是墓地当局丝毫无动于衷，仍将埋葬的程序重新开始。在七十年以前已填满的坟墓上，他们开始重新放上新的尸体。这个工作包括掘穿几尺深的棺材、残骸和烂泥，这是一个污秽和危险的任务。我不知致这些人于死地的天花、梅毒、霍乱、黄热病及其他传染病的细菌是否仍然会害人的。旧棺材和衣服的残存物都堆在一起就地烧毁，剩下的十几个骨骸则混乱地掷进松木棺材重新埋葬。显然，当加布利尔天神①吹起他的号角的时候，埋葬在哈特岛的大军必将混乱一番。
在普特墓地作这种倒霉工作的人就是「墓地队」。这是犯人们由于各种真实的或者莫须有的犯规罪名而被处分在这里无限期工作的一个劳动队。它大约有四十人。对这样污秽而可怕的工作，监狱什么都不给他们，甚至于每周不给他们一包香烟。在秋天，当他们重掘浸着几吋水和烂泥的坟墓时，这些犯人既没有套鞋又没有手套。他们也没有衣服可换，而且每周只能洗一次澡。在饭堂中，没有人愿意坐在他们的近旁。
墓地队的一切工作已组是够坏的了，但是最有恶臭的工作则由四个被称为「埋葬手」的人担任。这些人的任务是掘出被友人认领而要改葬他处的尸体。据说这些无漆的松木棺材是登记后放在大坟里的特定位居中的，以便可能日后有人认领。
当埋葬手们在一个埋放着一百五十个腐烂中的尸体的大坟里，设法掘出一个在数月前埋葬的尸体时，这种令人呕吐的情景是文本所无法形容的。在这个恶臭的一百码之内，能使一个臭鼬鼠为之呕吐。也许埋葬手掘出的尸体是对的，也许不对。但是正如一个冷酷的笑活所说，在一场大风雨中，不论停在哪个港口，乘客反正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对于这种挖掘尸体的工作，私家承揽人可以拿到一百元或者一百元以上的报酬。凭着良心，他们会给埋葬手一两块钱作为小费，而由四人平分。哈特岛一般犯人的贫困情况，再没有比下面这个事实更能说明了：因为有这种偶然的小费，这种可怖的埋葬手工作乃成了一种大家愿意作的工作。
① 加布利尔（Gabriel）是圣经中安慰人类并向人类报告好消息的天使。——译者
假释制度
纽约市改造处所实行的假释制度，正和这个机构的其他制度同样的卑劣。我已经提到，判送感化院的徒刑是不超过三年的，被判长期徒刑的犯人则被送进新新监狱、奥本监狱、唐尼莫拉监狱及其他的州属监狱。一个被送入纽约感化院的犯人，通常被判处所谓「无定期反省」的徒刑，或叫作犯人所称的「无定反」。「无定反」是一种三年的徒刑，它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刑期必须在监狱服役，如果有其余的一部分刑期，则被假释。阿姆特、雷门和我自己被判处的都是「无定反」。
一个犯人的刑期中有多久要在狱服役，有多久是假释的时期，均由一群塔马尼的政客所组成的假释委员会所决定，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这种情况给营私舞弊和贪污受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确未被人放过。对于犯人来说，假释委员会的工作完全是秘密的。犯人从不知道委员会什么时候讨论他的案子，举行会议时他和他的律师都不能在场。它完全是一个古代的秘密法庭。同时，犯人在狱中好多个月都挂念不安，期待获悉他的真正在狱的刑期究竟有多久。这种期待是足以折磨精神并令人颓丧。他们要一直期待到优闲的假释委员会认为宜予处理为止。常有犯人一直服完整个的三年刑期，而始终未被通知他的在狱刑期是多久。
所有「无定反」犯人被释放后，他们被判的三年刑期的剩余时间都算是假释期，甚至于那些在狱时间极短的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出狱的犯人，在假释时期的自由是一种「出了油锅又入了火」的自由。他很难维持一个工作，因为按照例行公事，假释官员会通知他的雇主说他曾是一个罪犯，他们须不断地侦察他是否在那儿工作。因此，他通常总是要被开除，同时，为了要生活下去，他时常被迫重行犯法。被假释的犯人的一个最苦的处境，就是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因为真实的或者捏造出来的违犯假释规定罪而被重新逮捕，并立即送回感化院监禁到三年刑期期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经审判，没有取保释放的权利，也没有辩护律师，而只要假释官员提出指控就可立即把他送回监狱。他可能不知道他被指控的是违犯了什么假释规定。
这种恶毒的假释制度使一般被假释的犯人完全无法可想地落在他的假释官员的手中。如果后者是一个贪污受贿者，他可以自由地诈取他的受难者。有钱的犯人能够买得赦免，并可以作一定安排使他无需亲自向假释官员作报告。但是他如果没有「打通」，假释官员可以毫无困难地使他从工作岗位被开除掉，或者作为假释规定的违犯者而送回感化院。
无数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了牺牲品。犯人们讲出了很多有关贪污受贿的假释官员的故事。因此，不足为奇的，当他们被假释而得到伟大的纽约市所慷慨给予的两毛五分钱和一套便宜的监狱服装以开始新的生活时，很多犯人就撕了他们黄色的假释证，逃亡得不知去向而成了一个亡命者。假释制度仅仅是纽约市制造宿犯的许多办法中的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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