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工人生活片断（1939）
第五章 敌人的特务
在这一章里，我概括地叙述一些与坐探、枪手、工贼，民团队员及警察相处的典型经验。作为一名积极的产业工人和工人运动工作者，自然我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支持者发生很多接触。下面的事件能明这些分子是用什麽手段来进攻工人阶级的。
杰克·皮特斯
在悉尼·霍华德及罗伯特·邓恩所著的「劳工间谍」一书中所首先说到的奸细——把他作为「第一类」——就是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区的杰克·皮待斯。皮特斯是钢铁工人运动及一九一九年罢工中的一个区工会书记。后来他被辨认出即是「尔·奥」，他为公司辅助连队作了二十年以上的资方暗探。
在我们即将开始组织惠灵区的时候，我请当地的工会领袖们推荐一个有活力的人来负责当地的运动，他们提名的是皮特斯。皮特斯是机器工人工会会员，又是铁钢锡业工人混合会的会员，当时正在一个机器车间做工。他大约三十五岁，人很朴素、谦和，并且由于其诚实、从事工会活动、且长年在钢铁工业中做工而在当地享有极好的声誉。我决定；「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皮待斯经常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且是一个永不怠倦的工人。几乎每夜他都出去开会开到午夜，而早晨六点钟人们又经常见他在这家或那家工厂门口散发传单。实际上他的确如此辛勤地工作，以致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且这样过度的操劳直接加速了他后来的死亡。
在皮特斯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很快地在惠灵区域各工厂内均有了坚强的工会，并终于有二万七千工人罢工，瘫痪了所有工厂。罢工期间，从头到尾，皮特斯是不知疲倦的。更甚的是，他谨慎地遵循着我们全国委员会制定的方针，对铁钢锡业工人混合会的反动首脑们所施的破坏罢工的伎俩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我们大家公认，「组织得很好，是个好组织员」。在钢铁工人运动的组织干事队伍中。皮特斯的威信是很高的。我完全信任他。然而这个安详的、有效率的、谦和的、有能力的组织干事，一向是个奸细，他继续不断地向钢铁公司老板们出卖着工人。
皮特斯的面目直到他死后才被揭露。当时他是机器工人工会的会务代表和惠灵中央劳工理事会的主席。他因结核病而死亡。他的病是由于在钢铁工人运动中工作过度而加重的。惠灵区一般的工人广泛地悼念皮特斯，并为皮特斯举行了很大的殡礼。就在次日，炸弹就炸开了。皮特斯被证实是一个间谍。
被揭露的经过是这样的。从皮特斯死后到举行殡礼的两三天内，当地有一个女郎（惠灵中央劳工理事会一名会务代表人的朋友）经一职业介绍所介绍至公司辅助连队办公室去替代另一生病的女郎的工作。派给她做的是抄写劳工探子所写的报告。她发现报告中有一份是刚埋葬的皮特斯写的。她吃了一惊。她就私下抄出了一份。工会委员会立即假藉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进入皮特斯的房间，在他房间里找出许多证据。这些证据不容置疑地证明了皮特斯是个暗探。当地工会的报纸，为这一惊人的发觉，专出了一特刊。这事人们简直难于相信，我也是其中之一。
钢铁工人运动中渗杂着不少间谍，我们也曾机警地找寻他们的迹象。皮待斯知道这回事，谨慎地掩盖他的痕迹。他为保住一个重要的地位而辛勤地（和许多间谍一样地）工作；他的生活是简朴的，因为他知道，如露出阔相，将引起人家疑惑他的经济来源有问题；他丝毫不露出窃取情报的用心，且实际上常常须强推他，他才肯出席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这是个狡猾，机灵的间谍。
波拉得
杰克·皮特斯是个阴险的奸细；足以与他相匹敌的人是波拉得。我是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劳联组织肉类包装业工人的大运动时期（我任该运动全国委员会书记），在芝加哥碰到波拉得的，我从未得知波拉得的教名叫什么。波拉得是个给人印象很深的人。他是剥牛皮的工人，或称牛皮匠，他在肉类包装业的这一最需要技巧的行业中，被推崇为最有技巧的一个工人。波拉得既聪明又倔强，约三十岁年纪，生于美国，长的很漂亮，衣着华丽得像个赛马骑士。他善于演讲，有组织能力，而且性格和蔼可亲。肉类包装厂的屠夫大部分都是外国出生的，在这些粗鲁的屠夫中间，他显得像灯塔一般。以他的各种优异条件，他本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工人领袖；然而他身上有个污点。他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无耻之徒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劳工坐探。
当一九○四年全国肉类包装厂罢工时，波拉得在俄马哈城开始当工贼。由于他机灵而又肆无忌惮，肉类包装业老板乃选中了他，使他成为老板们的卓绝的奸细。历十年光景，他从这一个肉类包装业中心到另一个肉类包装业中心，去破坏建立屠宰业工人工会的工作。每当工会组织取得立脚点，波拉得这个流动的牛皮匠就赶了来，新生的工会不久便被摧毁；其方法包括不合时宜的罢工，整批解雇、制造内哄以及波拉得所精心设计的其他各种祸害。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中，波拉得被揭露了。纽约市当地肉类包装厂里正开始建立工会。一如往例，波拉得来了。另一流动工人认得他，便不经意地向组织干事说：「嗯，这个分裂者一来，我们的工会就快完蛋了；他到那儿都把工会毁掉。」组织干事听了这话为之一愣，经他稍为一调查，发现凡波拉得数年来会工作过的地方，留下的痕迹尽是支离破碎的工会和被解雇了的工会工人。一个小工会委员会乃将波拉得诱至一隐蔽处所，逼着他坦白。从此他就被工会开除了。
此事发生在一九一四年。他的面具被揭掉以后，他就不见了。然而当我们进行组织养畜场工人的巨大运动时，他又钻出来了。他在芝加哥一家大肉类包装厂威尔逊公司做工。那个厂里的工人是新参加屠宰业工人工会的，所以不认识波拉得。杰克·约翰斯东和我是养畜场劳工理事会的负责人，但两人都是从肉类包装工会中的其他行业联合会中来的，所以也不认识波拉得。只有在芝加哥的几个屠宰业工人工会的高级负责人认识他，但是由于他们不从事基层工作，他们没觉察波拉得重新出现了。就这样，正当在全国范围组织二十万工人的纷乱情况中，波拉得参加了工会。他卖力地开始在威尔逊工厂建立工会；工人们喜欢他，他几乎隔夜就成为这一大工厂的杰出领袖。
到此为止，那些知道波拉得的履历的屠宰工人工会的负责人还没注意到有波拉得在。就这样继续了一些时候，同时波拉得的威信迅速地增长着。可是突然间，厂方以其从事工会活动把他解雇了。这使威尔逊公司立即产生罢工的危机。当时我们正在为一全国性的肉类包装工人斗争做准备。肉类包装业老板们解雇波拉得，无疑是企图促成一场未成熟的地方斗争，以击败我们的全盘战略。当屠宰工人工会总书记但尼斯·兰恩告诉我波拉得是着名的奸细时，我更全然相信这一点了。
我们立刻捉到波拉得。可以想像到，当波拉得解释他之被解雇的缘故正与我们的看法相同时，我们是如何惊讶。他说整个计划就是挑衅，目的在于促成这工厂仓促而有害的罢工。他声称他彻底反对这种危害工会的罢工，并建议按常例让其复职。随后波拉得详细地讲述他做劳工间谍的冗长而又可怕的履历。他追溯一切，说出他在年幼无知时，就开始做工贼了。他表示痛恨前非且愿决心赎罪。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他在威尔逊工厂做得有成绩的许多星期的组织工作并说他当时拒绝把威尔逊工厂的工人引入包装业老板的圈套。他还愿意亲自向威尔逊工人的领导分子解说老板们是怎样打算把他们导入没有准备的罢工，以此来证明他的诚意。
这对我们组织人员讲，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我们很晓得被擒住的劳工间谍的姿态，所以不致为波拉得忏悔的誓言和他有成绩的组织工作所欺骗。但是，使我们为难的是，波拉得竟拒绝执行老板制造不成熟的罢工的计划，而当时在庞大的威尔逊工厂里举行这样的罢工，对我们是会酿成致命的危害的。看来这确实是对工会的一种友好姿态，否则就是我们不可理解的一种狡猾战略了；因为波拉得在工人中间有如此高的威信，即使我们指斥他是间谍，他仍能促成罢工，而且他不仅很明了这一点，并曾当面如此告知我们。因而，虽然我们不可能信任一个有像他这样历史的人，但我们仍然倾向于相信他由于某种原因，真的与老板的意图发生分歧，不肯破坏工会。
及至我们与威尔逊公司的总管弗雷西接洽波拉得的复工问题时，我们上述的意见更加强了。弗雷西暴躁地指斥波拉得是个出卖朋友的叛徒和间谍。他叫喊着，他绝不让波拉得再为威尔逊公司工作一天。弗雷西像做戏样，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工人诉苦的信件，这些一信件都是还没处理的。弗雷西扬言，如果我们撤销波拉得的复职要求，他将予以从来未有的机会，按照信件的要求，处理所有的问题。我们拒绝了他的建议。弗雷西拿出最后一手，向我们说道，包装镇中的每个包装业老板都在笑我们维护这个间谍。老板们愈攻击波拉得，我们便愈倾向于维护波拉得的地位。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争取到波拉得的复职，受包装业老板们大力支持的该业的全国仲裁人作了反对我们的裁决。
波拉得继续留在工会里，并建立他的威信，这种威信简直到了危险的程度。因而我们决定必须揭露他。这件事须由屠宰工人工会总书记但尼斯·兰恩来做，因为波拉得隶属于兰恩的组织。兰恩本身是极端反动的，群众关系也不好。他怕既聪明而群众关系又好的波拉得与他成为竞争的对手，所以特别高兴地进行了揭露波拉得的事。
实际揭露的经过极富戏剧性。这是在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的。第八十七地方工会是芝加哥五万名有组织的肉类包装工人的堡垒。兰恩在会上厉声斥责波拉得。工人全然被揭露的事实怔住而默不作声。波拉得在令人无地自容的抨击之下，像鬼一样苍白地坐着。兰恩话毕，波拉得起立，承认兰恩的指控，同时又陈述他的忏悔和他在工会里的工作成绩，以作辩护。继之，他怕还会发生什么事，遂沿着中间的通道走到书记桌前，交出他的会员证，并声明他无论怎样仍将忠诚地为工会服务。
波拉得乃开始走向出口。工人看着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出乎意料地被揭穿是个间谍，为之惊愕不已，但是此时他们巳经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因而喊出反对波拉得的吼声。很多人都在他们的座前站起来。波拉得就开始向着门跑。最后二十尺，他在忿怒的工人拳打脚踢的夹击之下跑了过去。但是总算给他跑到礼堂外面了，几个工人追着他，他沿着马路疯狂地奔逃。
我想：「嗯，这回波拉得可算完了。」但不是这么回事。诡计多端的波拉得不是那麽容易对付的。他跑到芝加哥的一家小肉类包装厂去作工，兰恩认为波拉得已被彻底打垮，也没有反对。波拉得在那里很快地打入工人中间。他所以能够这样，除了与他卓越的能力及善辩之舌有关外，也由于情况特殊所致。
一九○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当全国肉类包装工人的组织都被解散了的时候，唯独一家芝加哥的工厂成功地保持住了工会，这就是波拉得此时去作工的工厂。在漫长的无工会的岁月里，这家工厂成为整个肉类包装业里被列入黑名单的及英勇善战的工会工人避难的处所。此厂的工人，由于他们斗争的历史，在新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这些开门制度的年月里，该厂工人正对反动的兰恩实行了厉害的游击式的斗争。因此，波拉得来到该厂做工时，他便利用他们对兰恩的仇恨，并不久使他们相信了他是兰恩手中的牺牲品。虽然看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实际上他的确赢得全厂工人在申请书上签了名，要求恢复波拉得的工会会籍。
波拉得在这家老牌有工会的工厂里的英勇工人朋友们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兰恩不能反抗他们的要求。兰恩只好耍一花招。他同意恢复波拉得的工会会籍，但是无发言权与表决权。兰恩想这样可以抑制住波拉得，使他亳无办法。然而机灵的波拉得第一次参加工会会议时，即把这个计划彻底打破。波拉得站了起来，谦恭地请求地方工会主席指出，工会章程哪一条规定可以有没有发言权或表决权的会员的。主席不得不承认工会章程里没有这样一条；于是波拉得的一位朋友动议，给予波拉得充分的会员权利。此动议以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兰恩则陷入了狼狈地位。
我们全都认为已经完蛋了的波拉得，就这样很荣誉地回到了工会。仅只数星期前冒生命危险被赶出去的人，被公认为劳工间谍的人，如今英雄般地回来了。对任何懂得工人如何深恨且决不宽宥劳工暗探的人说来，波拉得能使自己恢复会籍，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这还没完哩。有战略意义的第八十七地方工会举行了地方工会选举，波拉得获得许多老资格的工会会员的支持，成为地方工会主席的候选人。许许多多的工人相信波拉得的忏悔是具有诚意的。但是我们不能信任他，因而出来公开反对他。我们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如此才以极少的多数票将他击败。
令人疑惑的波拉得后来便不见了，再也没人知道他怎么样了。于是我失落了在与我交过手的当中最机灵的劳工暗控的踪迹。截至最后，我还不能确定，到底波拉得将功赎罪的努力是真诚的，抑或玩弄高超的手腕，俾使他得以较前更为有效地进行暗探工作。
唐纳德·渥斯
当麦克纳马拉兄弟在克拉伦斯·达罗、林肯·斯蒂芬斯等人的恶意劝告之下，于一九一一1年四月十一日承认爆炸洛杉矶「时报」大厦的罪名时，区检察官曾作了这样一个默契，即取消对其他工会工作者的现有诉讼及拟议中的控诉。这一谅解被明目张胆地推翻了。别的许多人被控诉了，而且不久伍·杰·伯恩斯就将马特·史密特及戴夫·凯波兰逮捕，说他们是「时报」事件的共犯。
把他们出卖给伯恩斯的奸细是唐纳德·渥斯。渥斯生长在华盛顿州塔考马附近的殖民庄。这个移民居地是无政府主义者于一八九○年代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很久以来便后退到私有制的原则了。一九二一年我曾短时在此居住，并且认识了渥斯。那时他是个瘦长的小伙子。他在村中的其他青年中被认为是个笨蛋，是个小偷，且一般说是靠不住的。他的可疑的本领之一是吃泥块。渥斯是在激进的教育下长大的，但他是顽固不化的人。
伯恩斯于「时报」爆炸事件之后不久即与渥斯接触。史密特和凯波兰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伯恩斯乃派了数名探子来到殖民庄。伯恩斯也特别渴望得些关于杰·福克斯的材料。杰·福克斯是当地报纸「鼓动者」的能干的编辑，是芝加哥海马开事件时代以来的英勇战士。伯恩斯的人装作操测人员，在渥斯家里寄居。于是伯恩斯得以轻易地拉入怯懦的唐纳德·渥斯为他服务。
渥斯的母亲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很容易接近激进派，终于能够替伯恩斯找到了史密特和凯波兰。凯波兰在距塔考马不远的偏僻森林村落里开理发店，渥斯设法探知了此消息。但是凯波兰并未立刻被捕，因为那样会惊动史密特。他们加紧缉捕史密特，同时监视着凯波兰。史密特藏在纽约市附近，但是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伯恩斯通过渥斯获知此事；于是渥斯有一天到了纽约，而爱马·高尔德曼却糊涂地让渥斯探知了史密特的准确下落。至是伯恩斯才将史密特和凯波兰两人同时抓住。
虽然详情无法获悉，但是看来也很明显，史密特和凯波兰之被捕是奸细造成的。渥斯是一个嫌疑人物，因为他的来往各地就表明他有过量的金钱。最后他因一件偶然的事而被揭穿了。渥斯有一次与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在旧金山逗留，其中一人在离去时无意中误将渥斯的手提皮箱当作自己的手提皮箱拿走了。当箱子打开时，我就看到了把柄。箱子里有许多普尔门卧车票、旅舘账单、信札及其他文件，无可置疑地证明渥斯的可耻勾当。渥斯并不冒险试图为这些东西辩解，当他发现衣箱丢失的时候，他便逃之夭夭。
要不是渥斯被意外地揭露，伯恩斯无疑打算继续使用渥斯作革命运动里的坐探。现在既被揭露，伯恩斯就叫他作指控凯波兰和史密特的证人。凯波兰和史密特都被判了罪。渥斯这条走狗在完成他的叛卖行为之后，就淹没在人间的渣滓中，再也不能在他往日常到之处找到他了。
捉劳工间谍
一九一九年钢铁工人运动中充满钢铁公司的间谍。我们揭露了不少。其中一个案件是有计划地偷窃我们钢铁工人全国组织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我们在雇主阵管里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现在仍须保密）通知我们，说美国钢铁公司经常获得我们全国委员会的记录，他们在影印之后又发至各有关方面。此人把一份影印本给我们看，并说他们以后再有散发的话他还可照样弄到手，但他不知道原记录的来源。
漏洞在哪儿呢？接触我们的文件的间谍是谁呢？机密的记录我们只油印四十五份，印完之后我亲自销毁蜡纸。油印本大部分分发给我们各分会的负责人和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剩下的只有送给劳联的二份和留在我手里的二份，这二份我谨慎地收藏着。委员会中有三个人，我怀疑他们是间谍（其中之一，职业消防员工会的罗伯特·比蒂终于被揭露是间谍），而我乾脆就不送记录给这些可疑分子。
纵然我很小心，我们的记录继续落入敌人手中。因而我必须设法布置圈套以捉间谍，我就想了个办法。这办法是将发出去的各份记录标上记号，等最后我们在老板中间的朋友把被偷出的记录的影印本转来时，我们便能追踪到它的来源。
我们是这样把委员会的记录标上记号的。往常我们都把出席会议的人名记入该次会议的记录内。因此，为了在下一次的油印记录上作记号，我就不把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书记伊·恩·诺科斯的名字印入，而等印完记录后再用打字机打入，且要打得如此小心，务求肉眼无从辨认打的字与印的字的区别。圈套是在各份记录中使用不同的拼字法和不同的诺科斯本人的名字（如E., Edl, Edw., Edward, Nockels, Nockles，等等》，然后把每套记录的收件人登记下来。
我们一如往常地发出标有记号的记录。从发出记录起至我们能得到被偷窃的记录的影印本止，需时一周。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结果谁会是奸细呢？由于我们的记录只发至工会高级负责人，因而我们缉捕间谍的热情特别高。只有全国委员会上层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个圈套。
十分准确，我们在钢铁托辣斯里的朋友照例地把我们深切盼望的影印本交来了。那里活生生地把我们的暗号复印出来，显然是那些可能曾找寻记号的眼睛未注意到它。我们赶忙把影印本与我们登了记的记录作比较，结果万无一失地证明，被偷窃的记录是送给芝加哥铁匠国际兄弟工会的全国办公室的那一份。我们检查该机关时，发见各次记录的油印本是正常地放在档案中的，但略为侦察一下第二次送记录的情况，我们就捉住了一名女职员。我们不客气地把她开除了。于是我们缉捕这一特殊的钢铁托辣斯的间谍的工作胜利地结束了。
工贼的报应
雇主之所以尊崇工贼，正是为什麽工人对工贼特别怀有仇恨。工人恨工贼，因为他们是不敢为他们自己的权利斗争的怯懦者，因为他们是坐享别人斗争所得果实的寄生虫，因为他们是逃避战斗的叛徒。在英语中没有另一语汇比「scab」（工贼）这个字更强烈地表示卑视的了。
工人对工贼的仇恨有不同的程度。他们对在罢工中回厂作工的真正工人是相当痛恨的；但他们仇恨最烈的莫过于从其他产业或其他地方调来的工贼，特别是那些职业罢工破坏者。这些人真正是兀鹰，他们窃取了罢工者的孩子们的面包。现在要讲的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工贼的事。
在罢工当中，忍受苦难的常常是罢工的工人，然而战斗过去之后，工贼就会得到叛逆的酬报。我知道在西雅图附近巴拉得的一家锯木工厂里发生了属于这一性质的饶有兴趣的故事。数年后，我即在那儿当木材工人工会的组织员。
锯木工人，或称「大锯匠」，是有高度技巧的工人。虽然他们在西北太平洋岸庞大的林木业中为数不多，但他们一向是非常英勇的，许多年来都有坚强的工会，而其他工人在此期间则尚未组织起来。他们要在飞旋的锯中工作，当时工作是计件的，他们操作很快，因此他们的工作是很危险的。特别是，他们常会锯掉手指。在旧大锯匠工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次实行举手表决，结果发现大多数代表都缺一个以上的手指。
巴拉得的锯木工人会经坚决地罢工和进行斗争，但是力量雄厚的木业公司击败了工人，并破坏了他们的地方工会。遭了打击而心中愤恨的工人被迫回厂作工。厂中充满了工贼，许多工贼是别处来的，他们和回厂的工会会员之间存有势不两立的仇恨。有一个工贼头目是个职业罢工破坏者，为了高额的工资，他决计不离开锯木厂。这个人对待受挫的工人的态度特别恶毒。他以为有老板和警察维护，就可以横行无忌；但一天他陷于惨境了，那情况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为了使大家明白发生了怎么回事，就不得不先作一些解释。每个锯木工人操作两台圆锯：一台在左面，另一台在正前面，两台都高速飞旋。锯木工人用他的左手把木料锯成木板，用他的右手为木板切边。在这两锯之间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由于计件的缘故，操作非常急促。许多「大锯匠」在此失掉他们的手指。
要谈到的那个工贼在那儿作锯木匠，或毋宁说在那儿学做锯木匠。在他旁边工作的是一个工会斗士，是这个行业中最好的锯手之一。他们两人互相仇恨，并且边作工边吵架。工贼对工会嗤之以鼻，工会会员则照样回敬。那名工会会员锯木像机器一般工作，工贼锯一块板，他锯三块。他嘲笑工贼愚蠢，并估量工贼积数年经验之后，或许能赚一个童工赚的工钱。
这一嘲弄把工贼气火了。看到这个熟练的工会会员的锯工悠然自得地跑在前头，而他自己想赶也赶不上去，这已经使他很气忿了。这个工会会员的评语则简直把他气晕了。以前工贼还特别当心不碰到这害人的锯上去，但是此时他顾不了啦。他用他那拙笨的手，愈来愈快地锯着木板，当下，突然间，事情发生了。他愚蠢地想用左手去握住木板，木板没捉到而握到锯上，须臾之间，三个手指就不翼而飞。以后，这家锯木厂就少了一名破坏罢工的人。
芝加哥枪手
我像其他左翼工人一样，曾与匪徒控制的劳联工会里的枪手打过许多「回合」。一次，在肉类包装工人运动中，芝加哥某着名匪徒把我列入要「搞掉」的名单中。由于我的朋友警告这个匪徒说，如我出事，将唯他个人「是问」，我才得以幸免。下面是一典型的事件。
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地点是理发师工会。这个地方工会像芝加哥的许多其他工会一样受着枪手骗子的蹂躏，他们用偷会费、兜揽工作、出卖罢工等等办法劫掠工人，出卖工人。拥有数千会员的这一工会，是块肥肉。两夥匪徒为争夺控制这个工会而掀起激战；一个集团是后来走私和劫路的奥唐奈匪帮的前身，另一集团是一群西西里的敲诈枪手，就是数年后阿尔·加邦的班底的一部分。
快到举行工会选举的时候了。当时棒击和械斗极为盛行。但是突然两派在竞争最厉害的地方工会主席的人选上达成了协议。他们出人意料地挑选的人，是新从华盛顿州来的生人，名叫巴克，他原来在华盛顿州当州劳工联合会的副主席。在选举前的一次工会会议上，巴克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讲，博得基层会员的推崇，遂被推为候选人。匪徒的派系斗争正陷入僵持状态，他们都不反对巴克，而希望后来争取他。
但巴克并没有参加派系的斗争。巴克致力于除去工会的贪污和恐怖现象。因之对两派系均属敌对，两派系则开始设法排斥巴克。西西里派控制着财务委员会，于是他们利用机会，想假节约之名，通过决议，解雇数名奥唐奈派支薪的工会工作人员，藉此一箭双雕地重重打击奥唐奈派及巴克两个敌人。财务委员会耍了个道地的手腕，把实际解雇的事交给巴克去做。财务委员会盘算着，奥唐奈的棍子们必将激烈地反抗以免失掉他们的工作，他们必将把怨恨的矛头指向巴克。财务委员会盘算的也很对。
在这个时候我就插了进去。巴克和我是朋友，一天我在斯戴脱街上遇见他。向我略为寒暄了一番之后，他要求我一道去参加和奥唐奈匪徒们开的小型会议，向他们解释为什麽不需要他们继续工作。巴克只需要我帮助向这些枪手说明，为什麽他们应该放弃工会的饭票，我定了定神之后，就答允了。我们便向开会的地点——电影放映员工会走去。
电影放映员工会可以说是当时芝加哥最蛮悍的工会。就在前一天，该工会载满一汽车的打手，为争夺对电影放映员的控制，与电气工人工会公开在街道上以枪械格斗。双方均有数人受伤。这只不过是劳联里面二兄弟工会之间的小争吵而已。电影放映员工会的总部好像个军械厂。他们料到电气工人方面「雨伞米克」波以尔匪徒的打手会来袭击，为了抵御，他们各个门口都站着武装的守卫。办公室里面，手枪散置在桌面上，会务代表阿姆斯脱朗和马洛埃二人（后者在几年后即被枪打死）由于昨日的格斗，还缠着绷带。会议的目的是前所未闻的，是要把蛮悍的奥唐奈匪徒从待遇优厚的工会职务上解雇，这样的会在这里举行可真相宜。
我们即时被引入最里面的屋子，奥唐奈的枪手在那儿等着我们。他们的武器眩示在外面，同时他们都已怒气满面。他们看见我们后立刻就吵了起来。我们的「会议」是既短又精的。内容就是横暴地威胁我们，特别是对巴克。奥唐奈的人要当时当地解决问题，但是电影放映员工会的负责人员不同意。电影放映员工会已为电气工人的事够麻烦的了。巴克是新到芝加哥的人，搞他一下也没有什麽了不起。但我呢，我是铁路车务工人工会芝加哥区委会的会务代表，同时与芝加哥劳工联合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费兹巴特立克派有密切的工作关系。我在工人运动中有许多强有力的朋友，攻击我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我们才体肤完整地离开了电影放映员工会的办公室。
可是过了两天，巴克接见了一位危险的来客。理发师工会与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的办公室同在西华盛顿街的一座建筑中。理发师工会办公室所占的一套房间，像排一路纵队般地沿着走廊串在一起。发生事故那天，当巴克穿过里面的一问房间时，忽然遇到一个人把枪触到他肋骨上，那个人告诉他说，限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芝加哥，否则就「有他的」。巴克认识这个枪手，是个蠢家伙，会因杀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后因申请获得保释，而当时仍在二十年刑期之中。
巴克勇敢地决定不理会他的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的限期过了。那天我决计到理发师工会去一下。理发师工会就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下面，相隔二层楼。我想去看看巴克到底怎麽样。我发见那儿局势很紧张。巴克穿着外衣，戴着帽子，在工会就业办公室的一个桌前坐着，约有十二个人呆在周围，等待工作。巴克的面色苍白。我坐下来问是怎麽回事。他说；「毕尔，我猜想我落在他们手里了。这间屋里有三个枪手等待机会向我开枪。」他便把这些枪手点示给我。枪手都站在人群中的战略地位上。他们的眼睛瞪着我们，他们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巴克没有枪，我也没有。我们的命落到他们手中。我对巴克说：「为什麽说你落到他们手中了？我也落到他们手里了。」可以说我是送上门去的。怎麽办呢？显然枪手们在等待那些工人走出房间——那末就不会有见证了。当时已经是傍晚了，那些工人开始逐个离去。他们快要走完了，就要只剩我们和枪手了。于是我对巴克说：「假如我们等在这里，工人走光之后，匪徒马上会开枪打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冒一下险。一直走出办公室。我们装作有武器的样子。」
巴克同意了。我们两人把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好像握着枪，就走出去了。
我们的动作把枪手们惊住了。他们不敢开始射击，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也带有武器，而且也怕在场的工人认识他们。我们出了房间之后，马上就往楼上芝加哥劳联总部跑去，只顾快跑，不顾尊严。枪手此刻已从工会办公室出来了。我们还在攀登楼梯。他们之中一人就拔枪要向我们射击，但是他的伙伴拉住了他的手。
巴克继续作了一些时候的工会主席。拥护他的小群进步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从旁也尽最大可能地帮助他们。但是枪手太强大，而基层会员又太无组织。最后巴克还是被枪手剥夺了地方工会的职务和会籍。
车务工人工会大礼堂里的枪击
在整个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繁荣」时期，雇主们在工业中实行了极度的赶快制度。劳联的头子们与雇主的要求完全一致，提倡更快和更贱的生产。罢工被宣布为陈旧而无用了。他们说工人运动如今有了「更高级的战略」，说更多的生产会自动地带来高额工资、减少工时、稳定就业，也将带来产业和平和心满意足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被宣告为过时的束西，阶级斗争被取消而建立了劳资的联盟。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劳动条件愈加恶化了，工会的士气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他们竟在繁荣时期史无前例地丧失了很多会员。
共产党及工会教育联盟反对这种流行的幻想，并设法唤起工会群众反对老板和工会官僚所倡的、致命的、体现阶级合作的赶快制度的计划。工会领袖则在工会中报以镇压政策。在这些不罢工政策盛行的年月中，工会内部斗争达到了我国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机会主义的社会党工会领袖与反动的劳联领袖携手推行「多生产」运动。他们盛赞企业合理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新捷径，并且热烈地支持当时的赶快制度、劳工银行、雇员买股票等等。这些人在向工会中的左翼攻击时，也是最凶猛的。
社会党人最先使用开除的方法以反对英勇善战的工会会员。一九二三年八月，芝加哥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里老牌的社会党人领袖开除了十一名芝加哥共产党的工人，藉口是他们参加了双重工会主义的工会教育联盟。截至当时，甚至连最反动的劳联领袖还很少或是从未把革命分子开除出工会。当时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很多国家中使用这种分化政策以反对共产党，劳联的领袖还是从这些老牌社会党人那儿学得这个分化政策的。
芝加哥的服装工人对十一位战士之被蛮不讲理地开除一事不胜愤懑，乃于八月二十五日在车务工人工会礼堂举行群众抗议大会。出席人数达三千。数名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负责人来参加该会。这些负责人粗暴地干扰发言人，一再惹得群众不宁静。会议进行得非常困难，而工人由于不断地受干扰，情绪十分紧张。
最后轮到我讲话了。当我分析开除十一个会员的意义时，刚一提到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主席席格曼，便有一人突然用力推开礼堂右侧顶端的门，向屋里迈了几步。他手里拿着一支闪闪有光的自动手枪。还没有人来得及制止，他便举枪向我这面打了三发，子弹打在我站立处的天花板上。
本来已经很不安宁的群众，此刻顿时陷入极度混乱中。妇女尖声叫喊，男人大声呼嚷。群众站了起来，许多人向出口走去。虽然如此，我们还很幸运。我们在讲坛上的人和我们的护卫尚能使混乱的群众安静下来，并且扭转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惊恐。假如人群从几节曲折的楼梯逃下去的话，一定会有许多人死亡的。就在这个混乱之际，那个枪手走出他藉以进入礼堂的后楼梯逃掉了。
很多与会的人认出开枪的那个恶名远扬的枪手。我们建议把那人的名字以及出席会议的工会负责人的名字提交给一个由工会教育联盟、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全国总部的代表和中间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但是国际女装成衣工人工会的上层负责人不理会这个建议。我们派遣一个包括阿列克斯·霍瓦特、奥托·万格林和我三人的委员会赴台尔豪特同德布斯商议此事。德布斯应允调查，但是没有什麽结果。
这次芝加哥事件是个大的开除运动的开端。右翼对左翼公开宣战了。不久之后，全国缝纫业中都有大批的革命工人被开除出工会。劳联的其他工会在这一运动中一般都傚法老牌社会党人。废除工会民主、开除共产党人及支持共产党的人、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殴打他们等等，乃普遍地成了劳联官僚们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在缝纫业中，开除运动达到了最高潮。纽约外套工人被开除者竟达三万五千人，毛皮工人被开除者达一万二千人。截至一九二九年工业危机把柯立芝「繁荣幻想」粉碎以前，赶快运动和开除运动始终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各处，并构成了整个美国劳工运动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页。
约翰斯顿的绑票
一九一九年钢铁工人运动中，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顿工人的斗争是一场英勇的战斗。他们遭到各种困难；狡猾的御用工会、人权的压制、大批解雇工会工人、民团的恐怖，以及钢铁托辣斯所熟谙的所有其他各种破坏工会、破坏罢工的伎俩。尽管如此，一万五千名当地钢铁工人和约三千名钢铁厂的煤矿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并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罢工。他们罢工得如此彻底，以致使强大的坎布利亚钢铁公司（即现在的伯利恒钢铁公司）虽有像它那末多的财力，亦不能在庞大的工厂的任何一部门内开工。
十一月七日，约翰斯顿举行群众大会，我作为党全国委员会的书记，被列为演讲人。工厂都关闭得水泄不通，镇上静悄悄的，我们想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时，两个新闻记者遇到我，警告我不要到大会礼堂去。他们说商会昨晚举行了会议，并决定以暴力破坏罢工。他们组织了一帮民团，美其名为市民委员会。这帮民团将对付我。
我不管这两侗送噩耗的差使，迳去约翰斯顿中心的文道姆旅馆，因为我们当地的总组织干事马丁·康博依就住在那里。我把记者说的话告诉康博依。他把整个事情付之一笑。他声言那完全是个鬼把戏，目的在于诱我离开约翰斯顿，这就可以制造一条惊奇的消息。
但是他没有把我说服。我确信将有严重的事件发生。即在我和康博依共进午餐的时候，那两个记者又进来重述雇主们筹划的暴行。这回他们更肯定地警告我，假如我从饭店出去的时候转向大会礼堂。我将遭到袭击。他们要求我立即离开此地。
此刻康博依开始严肃地对待所处的情势了，因为这两个记者始终怀着友好的态度。那么我们怎麽办呢？我们没办法与在劳动会场里的我们的人联系。我们最后决定去找市长，要求他保护我们的群众大会。于是我们出了饭店转向市政府，方向是和我们要开会的礼堂一样的。
我们刚走几步，便遭二名本市的便衣警探的阻挡。这两个侦探告诉我们，说我们将立刻受到民团的攻击，并说往工会聚会的地点去有生命之忧，且警告我乘下班车去阿尔图纳。我拒绝了他们，并且要求他们保护我们的会议。这两个便衣警探在人行道上拦阻我们的去路。我就质问我们是否已受拘捕，他们说我们没有受拘捕。
于是我同康博依就摆脱这两个侦探往工会礼堂走去。但是只走了几尺路，就有四十个人从四面八方（从他们隐藏的地方：消防站、饭馆、烟店等处出来）向我们冲来。他们把康博依从人行道上推下去之后，就把我围住。他们的头子拿枪抵住我的肋骨，叫我向火车站走，我则照办。十二个人紧紧地围着我走，同时前面走着前卫，后面跟着后卫。整个这回事显然是经过仔细预谋的。他们把康博依留在那里，没有动他。
在车站里，他们为我买了车票之后，把我带到通向高架车的地下隧道。这时，他们的头子站住了，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保证「回去工作」的卡片，说这：「来，我们逼这狗养的在上面签字。」假如他们能如愿以偿，这将是多轰动的把戏；全国各地会刊出多大的一个标题啊，民团队员们威吓地围着我，但是由于我断然拒绝，他们的头子不久乃放弃了他的怯懦的企图，不再强迫我在那个工贼的卡片上写下我的名字。
到了高架车月台上，民团队员们把我单独一人放在一个柱子前面，而他们有几个人则站在附近，全都是带着武器的。一另外有几名则站在票房通上来的楼梯处守卫，另外约有二十人呆在车站入口处，以拦阻任何可能的营救的队伍。
要乘东行的车，我们须等三十分钟。我以为会突然听到工人来解救我。这是紧张的一刻。我估计如果他们来的话，枪击必将开始，而枪手一定会把我打死。假如发生殴斗，民团队员们是很容易逃脱杀人责任的。可是没发生什麽事。工人没有来。袭击来得这样突然，使工人们来不及组织起来解救我。
约有十二名民团队员登上火车，竟搭乘至康奈毛。他们非难工会运动，想不通一些「外来的煽动者」如何能彻底赢得已为他们控制多年的工人们的信任。他们以我的不爱国的活动为题向我说教，并告诉我，钢铁公司、市政府官员以及约翰斯顿的商人都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破坏罢工。他们声称他们要回去把其他组织员赶出市镇。就在同日，他们就如此做了。我乘至阿尔图纳下车，我已订定当天晚上在那儿演讲。
组织员的被逐，对罢工有严重的损害。由于恐怖横行，组织员数日不得返回约翰斯顿恢复工作。在此期间，公司方面在民团和警察协助下，弄了许多破坏罢工者进入工厂。但是，绝大部分工人仍英勇地战斗下去，直到全国钢铁罢工于两个月后被宣告结束为止。
我之被绑架一事使全国报纸舆论譁然。但是它并没产生什么结果。联邦政府不予过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斯坡劳是钢铁托辣斯的一个共和党佣仆，约翰斯顿的市长也是同类的东西。劳联对这样野蛮的一件侵犯人权事件，仅发出了一些软弱无力的抗议。
集会自由
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工人运动中，马克基斯埠是宾夕法尼亚州压制工人集会权利的钢铁城市之一。在长时间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公然违抗马克基斯埠的规定，在街道上演讲。经过这些斗争之后，马克基斯埠当局在群众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允许我们租用一个礼堂。
但是他们对我们在礼堂里举行的会议加以种种限制。他们只许我们租用一间小礼堂，而且位于该埠的偏僻之处；他们禁止我们请操外国语的讲演人，且不许我们在劳联的名义下召开会议。我们公然违抗了后面二项规定，但是老板们在我们会场周围（以及我们的工会办公室）布置了纠察队，这倒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每当我们在礼堂里举行会议，街上就密布公司的职员和枪手，凡是被他们认出的工人，次日即失掉他的职业。我们曾经考虑发给工人以面具，以抵御这种威胁。
有一次夜里我们开的一个会，就可以说明老板们的纠察队猖狂到了如何程度。在这次会上讲话的人当中有杰·吉·勃朗（我们的总组织干事）和我。我们走向礼堂时，见礼堂前的街上已经充满了人。勃朗说：「噢，这好像是一个盛会。」由于当时正进行着反对工人的恐怖运动，我们大为惊异。我们从人群中挤出我们的路，走进礼堂，礼堂内的人一直挤到了门口。每个位子上都有人，连席位中间的走道上也挤满了。
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听众看起来比往常的穿着好得多，也比平常安静。我就想大约出席的人大多数是技术工人。勃朗和我很费力地才穿过挤满听众的走道，到讲坛上坐入我们的席位。我们估计在礼堂里面约有六百人，另外约有四百人在礼堂外面不得进来。勃朗是大会主席。八点十五分，勃朗站起来讲话，当时会场悄然无声。连一个鼓掌的人都没有。我意识到要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了。
勃朗说：「我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名义宣布开会。」可是他话还没讲完，就有一个衣着很好的人，显然是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从前排跳起来了，喊道：「嘿，我们走哇！」这样一喊，几乎全体听众便离席而起。一边向着我们威吓并尖声喊叫，一边踏出礼堂。只留下四个人，这四个钢铁工人是以前厂方在工会运动中解雇了的。
当天晚上我们得悉礼堂内外的人群总计不下一千人，包括工头、监工、探子和工厂厂警等——集公司走狗之大成。这些人是国民钢管公司的总管在马克基斯埠聚合起来的，他们来自由蒙奈森到霍姆斯丹特间整个蒙纳格喜拉河流域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各厂。
在遍及宾夕法尼亚州各地的这种情况下，要在群聚大会上徵募会员多半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工作须采取小组形式，在工人家里、在兄弟会里和酒吧间里进行。工人热情地接受这种方式，整批地签名参加工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会被解雇，所以他们常常是让他们家里的妇女来把入会费和新会员名单送给我们，纠察队里的监工不会认出这些妇女。马克基斯埠和其他地方一样，虽然有这许多困难，仍能组织了成万的工人。这些组织起来的工人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全国大罢工的那天，在庞大的工厂中彻底罢工。
科罗拉多警卫队
在一九二二年四十万铁路车间工人激烈斗争的全国罢工中，我遭到科罗拉多警卫队（州警察）的绑架，这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工会教育联盟为了加强罢工的队伍、争取未罢工的列车和机车上服役的工人参加斗争，就派了几个人到现场去演讲。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旅行全国各地，在铁路工人的集会上演讲了数十次。在罢工期间八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我从西部到达丹佛，我已订好要在丹佛木匠工会礼堂讲演。我在牛津旅馆①登记了房间，打电话给我们的人，通知他们我已到达，然后就回房间去，想在开会之前小息，因为我一路奋力从事工作，已经筋疲力竭。
事情马上就来了。我到房里还没来得及安顿，便有人敲我的门。我把门打开，三个着便衣的壮汉就昂然入室，共中一人手中拿着自动手枪。他们命令我收拾行李跟他们走路。我要求他们使我知道他们是干什麽的。他们说他们是科罗拉多警卫队，但卤莽地拒绝出示拘票。他们一边笑我，一边说，连三K党也还没把我捉住呢。我想很可能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路警要绑去干掉我；于是当我们穿过旅馆的过厅时，我故意惹起一点骚乱，绑架我的人因而不得不到柜台上去说明他们的身分。
他们把我推进一部汽车，载至离丹佛约二十哩的布莱顿，把我关进监牢。他们没有说出我什麽罪名。我几次要求与朋友通讯，都遭到了拒绝。当我在侦查室的时候，来捕我的人中为首的那一个人与州警卫队长派特·罕洛克通了电话。他欣喜地宣称：「我们把他捉住了。」罕洛克就是十年前鲁得劳煤矿罢工惨案中指挥那些对杀害二十二名妇女和小孩应该负责的武装部队的凶手。
丹佛城里顿时不安起来。由于我未出席大会，我的朋友便警觉到我的安全问题。我显然是失踪了。晚间出版的各报都以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发表我已失踪的消息。罕洛克声称他丝毫不知我的下落并且否认警卫队参预绑架的揣测。旅舘里的人也佯作不知我的下落。一般傅说我被三K党或铁路公司的枪手绑架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布莱顿把我装在一部汽车里，车上还有四名警卫队押车。车子向北飞驰，西面高耸的洛矶山峯远远可见。到格里雷后，他们把我带到当地的郡监狱。在监狱里尽管我抗议，他们还是照了我的像并打了我的指印。从格里雷出发，我们又乘着汽车向北赶路；但是我猜不着是向何处去。
我们的车子向前行驶中，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科罗拉多州警察的德行如何。我们的车子以每时五十哩的速度向前冲，另一个车子与我们的车子相错飞过，速度最低在七十哩以上。两车相互招呼之后，我们的车子便在路旁停下。那个车子因为行驶过快，约开过百码之远才停下来。那车上的四名警卫队员拥下车，向我们这个车跑来。他们问起我是谁，接着就告诉看押我的警卫队员说，他们正押送两名判处无期徒刑的墨西哥人去勘扬城感化所。我们车上的一名警卫队员问道：「你们这些家伙怎能都跑开这么远，把他们自己留在车里不管，你们不怕他们跑掉？」那个车上的警卫队员笑道：「这两个墨西哥狗养的要能跑就好了；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当兔子一样地射击。」
这样雅致地炫耀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和制度之后，我们一行继续向北赶路。不久到达了怀俄明州界，我们的车子停了下来。押送我的人不耐烦地四处张望，于是我立刻意识到他们计划好要在此处把我遣送给怀俄明州警察。但是他们的联系没搞好。怀俄明当局没有派人来。于是科罗拉多州的警卫队员用各种駡人的话咒诅怀俄明州警察的愚蠢，一边便直向三十哩外的晒延关去，开至郡政府停下。
这时，我觉得我需要争取一下所谓宪法权利，虽然二十四小时以来的类似经验已说明这是枉费气力的事。我说：「好吧，我要在这儿下车了。你们是科罗拉多州的官员，而我们现在是在怀俄明州，你们不能扣我。」警卫队员听了大笑，其中一人说道：「你走走看，你这赤色分子。你不记得方才那些警卫队员要怎样对付那两个墨西哥人？我们也将那样对付你。」我便没有再进一步要求他们。
郡政府告诉科罗拉多州警卫队员说，警官已到州界上去迎接我们，但是不知为何没有碰到。警卫队对怀俄明州「土」警察又说了一些更不堪入耳的话，并把车开回州界。果然，晒延郡的警官、副警官还有司机在那里坐在一部福特车中。科罗拉多州与怀俄明州的警察在我听不见的地方谈论一番之后，便把我移至福特车上，我们又走上了回晒延郡的路。警卫队员乃返回科罗拉多州。
这时候，人们可以想像到，我猜不着究竟他们打算怎样。当警卫队员把我交给怀俄明州警官时，我特别感到迷惑不解。是否因我会经在怀俄明州的集会说了一些话而就此要把我开入监牢吗？后来我们的汽车从州界处转回晒延时，它不向左转去晒延郡政府，而向右转去野外，这更使我猜不着他们的意图。
我非常想要知道我们是向何处去，但是我认为不问为妙。我只能察看行车速度计，以便得知我们走了多远。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坐的是前座，而两个武装的人坐在后面。怀俄明州的这两个警察没有谈我的事，也没有向我谈话，从他们窃窃私语的地方话中我也无从知道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带去干什么。我们的车子穿行优美起伏的山岭——典型的怀俄明州牧牛之乡——历五、六小时之久。沿途住户零落，我记得在整个路途中不曾看见两座为邻的房屋。这个路途对我是全然生疏的，但是我感觉到不论是往何处去，我们是在绕圈子。
忽然车上的警察令司机停车并调转方向。行车速度计示知我们已从晒延开出一百六十哩。警官着我下车。我下车后，他们把我的两只手提包掷出；箱子里面的东西在布莱顿牢房里巳失去了一半。然后，警官算最后开了口说；「你这赤色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狗养的，滚吧。再走三哩路就到城里了。假如你再回来沿着联合太平洋铁路煽动是非，就把你装进棺材送回家去。」他说话的神气就像他的的确确是（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公司警察。
这样，我就被扔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真是更出我意料之外了。他们公然不顾任何法律程序，把我绑架并穿行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三百五十哩地，原来不过是为了这样一个不足称道的目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连在哪一州也不知道。我带着行李颠簸而行。不久一部汽车开来，一个行商开着车。他见我在这牧牛之乡徘徊，有些莫名共妙，但是还请我搭他的车子。我把我的奇怪情况托辞解释了一下，便钻进车子。我们的车子行了十哩而非警察所说的三哩才进了城。这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多灵顿，估计怀俄明州警察叫我下车的地方是州界。我正赶上去俄马哈的火车，我到达俄马哈正适时地引起了报纸的宣传。
我之被绑架在科罗拉多州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工人及自由主义分子（当然不包括劳联的领袖）因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犯，都极为气愤。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斯维特在州竞选运动中把我的事件当做中心问题，声言如果他当选，他将把不法的州警卫队取消。斯维特当选了，他停止拨给警卫队以经费，从而取消了警卫队。罕洛克和他的警卫队凶手们即因绑架我而失掉了州政府的职务。但是这对他们并无实际的损害，因为联合太平洋铁路、科罗拉多燃料钢铁公司及其他大公司立刻便雇用他们做护卫了。并且继斯维特而任州长的终于又恢复了维持州警卫队的拨款，使他们得以官复原职。
在竞选的政治运动中，民权联盟在丹佛为我组织了一次演讲会。罕洛克向报界宣称，如我再进入科罗拉多州，将把我装棺抬出。然而我还是去了。工人以强力的武装护卫着我，并且适在我会被警卫队关入牢房的布莱顿下火车。我演讲处的木匠工会礼堂内有十二名警卫队员，但是他们看到我的强有力的护卫和蓬勃的群众情绪，不敢以卵击石，因此就没有干扰我讲话。
① 很久以后，我得悉若干年前比尔·海伍德曾在这同一旅舘的客厅里遭受棒击和逮捕。
洛杉矶的招待
这是一九三二年竞选运动中，「天使之城」如何接待一个合法的政党——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故事。
洛杉矶久已知名为美国最反动的城市之一。铁路、石油、电影、水果包装等业巨子所统辖的洛杉矶，因气候温和，也是全国各地成千阔绰的资本家和大农场主栖身之所。这些富翁对他们的阶级利益有高度的敏感，一向惯于以铁拳来镇压工人为了把自己组织起来和改善待遇的各种奋斗。劳联在洛杉矶已久履荆棘的道路，而共产党则一向遭受着警察的残酷压制。
六月二十六日，我订好在音乐美术厅举行的竞选会上演讲，但是以臭名昭彰的汉恩为首的红警队不准举行此一集会。汉恩的资本家主子希求藉此阻止我党把竞选音讯传送到南加利福尼亚的、想倾听我们声音的、低薪的工人和饥饿的失业工人的耳中。洛杉矶政府当局对侵犯工人言论与集会自由的宪法权利一事，认为是无所谓的小事，所以毫不过问。
按照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所惯常采取的办法，我们党既得不到礼堂，乃宣布六月二十八日中午在广场上（接近工人阶级住宅区的一个小广场）举行露天集会，并号召工人示威。届时我们三人——我同司机和另一讲演人，不管汉恩的恫吓，乘着一部旧福特车开赴广场。
我们的「集会」的确开得很短。广场上布满警察，看来洛杉矶所有武装人员的半数都来了。工人群聚被阻在邻近的街道上，不准进入广场。我们便把车子开进这一团混乱的警察中。可是很奇怪，警察没有认出我们是谁。于是我们得以把车子开至离工人最近处，我就立起来讲演。
一讲话，事情便触发了。我刚立起来，警察就从四面八方冲过来。我还没说上几个字，他们就把我从车上拖到街上。六个警察把我围住，揪着我。我的双手被缚，不能动弹，汉恩乃向我脸上打了好几拳。另一警察用他的木棒敲了一下我的头。后来他们就把我拥进一部警车开走。我看不见我们同行的另外二人怎样了。工人群众向警察嘲弄唾駡。
到警察局后，汉恩对值班的警官说；「把这家伙看住一下；我们须在他身上做工作。」果然如此，他们把我从牢房里提出给警察审问，给记者访问，给美国军团及美国促进联合会的代表们观看。前后共有六次。之后他们就在我身上「做工作」了。这件事是由三名红警队员负责的，为首的就是被工人认为是洛杉矶警察当中最猖狂的一名反共分子。我从未得知他的姓名。
他们把我带至刑讯室。这个地方约八尺宽十尺长，显然是专为对囚犯用刑和逼供而设计的。这个屋子没有窗子，关上门之后，这个屋子完全不透声音。即使竭声嘶喊，室外廊里也听不见。许多共产党工人和其他囚犯曾在这里遭拷打。只要走进这个凶险的地方，便足以令人不寒而凓。
刑讯室的家具只有一张小桌和两把椅子。桌子紧紧地塞在墙角里，不靠墙的两面各放一把椅子。这是一种惯例的布置的，因为普通刑讯的方法就是这样的：问案的警察坐在桌子一端，犯人则坐在桌子较长的一端。犯人背后站着两个警察，当犯人答话不符合他们的愿望时，警察便从背后打犯人。犯人无从看见，警察便自背后打来，这对犯人是分外恐怖的。
这三个警察并没有对我完全照惯例办事。警察头子坐下后，他命令我也坐下。其余两名警察站在我背后，但是没打我。审讯者这时候自己激起癫狂的怒气，开始对我滥駡。他喊叫：「你这个忘八蛋，来洛杉矶街道上捣乱，想弄死几个警察，是不是？我倒要你嚐嚐味道!」他还说了许多其他这类的话。我则不作声。
这样继续了一阵，那个审问的头子从口袋里抽出一副鹿皮手套带上。我很警惕，立刻发觉这副手套有些异乎寻常——手套背面和手指的下半截缝有长铅条。看来这副手套已用得旧了。
这个警察头子忽然跳起来，对我喊道：「你这杂种，搜过身吗？有枪没有？把手举起来，我们搜搜你。」我照办了，但是我刚一抬臂膊，背后两个警察便把我的臂膊捉住，带装铅手套的警察便恶毒地打我的腹部和生殖器。我只能扭动以保护自己。
打了十二下，这个暴徒停手了。仇恨和激动使他的面部痉挛，两眼冒火。他显然想要继续打下去，但是无疑他受命不得给我挂上伤彩。因为我毕竟还是一合法的全国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有数十万工人支持我，如果把我打的很厉害，其后果恐怕对汉恩和他的警察凶手未必适意。红警队暴徒把我凌辱痛駡一顿之后，威吓我说，以后将要再「好好」收拾我，遂把我带回牢房。不久，一个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来采访，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他，但是他的报上一行也未刊登。
虽然他们没有控我什么难，但却把我押着，要一万元保释金。共产党在当地很有力量，就开始准备组织群众抗议。党并在全国各地开始行动。于是汉恩，或是汉恩的土司，断定押着我这犯人已无利可图。当天夜里三点钟，他们忽然将我释放。为了防止义愤的工人举行示威，他们乃选择了这个鬼祟的时刻。
风流的审判
正如我已讲过，一九○九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斯波康争取街道集会的权利的斗争乃是警察暴行和工人阶级英雄事蹟的史诗。工人们遭受无情的棒击和禁闭。在警察行凶和枉法非为的这场热闹当中，有一事件，它本身虽不甚重要，但我认为它却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司法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伊丽沙白·格雷·弗林和西·勒·费立诺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两个会员，被控阴谋破坏，正面临被判六个月徒刑的危险。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审判中。
「格雷」·弗林——人们一向都这样叫她——当时才二十几岁，长的很逗人。她是个聪明的演讲家，又是英勇的罢工领袖。她在审判庭上很引入注目，而陪审圃又全部是男人，显然也为她的容貌所动。与她同案的被告人费立诺则是个平凡的自意大利移民来的工人；是一个好战士，但是在夺人心目的同案被告人的面前，便被遮盖得不见光彩了。
检察官的理由太欠缺了，所以尽管陪审团大都是生意人，也难于为被告定罪。一半陪审官主张宣告无罪，另一半主张定罪。表决了几次，双方阵容还是不变。
这对陪审团的各位生意人极为不便。因为时间已到星期六晚上，在审判庭里过星期日的可厌前途在等待他们。何苦呢？这不过是一个监禁两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的问题而已。显然须求得个解决。于是一位陪审官便想出个好主意。为什么整个事情不以放走格雷·弗林，押起费立诺而取得妥协呢？这个好主意受到全体陪审官的热烈欢迎。说了就办；两人就分为两案，各别表决。
格雷·弗林被宣告无罪，而费立诺则被定了罪。这真是一箭数雕。判罪这件事维护了资产阶级法律的威风：审判官保全了他们的星期日；同时陪审官也得以对美丽的少女表露了他们的「骑士精神」，并对移民来的工人发泄了他们的仇恨。
女陪审官
一九二二年八月，当时尚属非法的共产党秘密地在密西根州布利奇曼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被劳工探子密告了，大会遭到司法部的特务和当地警察的袭击，三十二个代表以违犯密西根州工团主义刑法之罪遭受逮捕。后来又有四十个人被控。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美国政府正苦于应付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一系列罢工，同时战时反共的歇斯底里尚未消除，所以就认为这是揑造证据把大部分共产党领袖长期关进感化所的大好的机会。
共产党当时与农工党及许多工会组有联合阵线，在全国展开了群众性护卫运动，聘了佛兰克·皮·华尔许为首席律师。司法部和密西根州警察方面则凑合了一批精选的捏造证据的证人来证明我们犯罪。州政府鉴于我长期从事工会活动和革命运动，认为把我定罪是最容易的事，所以就选择我首先受审。罪名是非法集会，刑罚是在杰克逊感化所处五年至十年徒刑。审判是在圣约瑟举行的。
密西根当局拿给我们的陪审团名单几乎全部是由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农场主组成的。因此我们立即提出绝对抗议。
接着他们提出一位妇女来作陪审官，并提供审查。她的名字叫米娜娃·奥尔逊太太。她是圣约瑟各种爱国工作的积极领袖。她两个儿子都是在法国战死的，她本人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会员。在审查她的过程中。她曾把「赤色分子」说成是「无知的外国人」。她眼巴巴地想参加陪审团，显得是想帮助实现检察官的目的——组织陪审团为我定罪。我们认为她对我们是很为有害的，所以华尔许竭力说明她不合条件。但是尽管我们指责她有偏见，她仍做了陪审官。我们失望了，检察官则喜形于色。
斗争激烈的审判进行了一周之久，并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当审判进行时，我自然下了不少功夫研究各个陪审官，试图推知他们对供词的反应。但是很少有什麽希望。在陪审席上的十二张面孔都冷如冰霜，充满敌意，特别是奥尔逊太太。在他们之间，我看不到一个友好的眼色。
轮到陪审团定案时，我们预料他们很快就会决定我有罪的。但是时间拖得很久，也没做出判决。会发生什麽事呢？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的希望增长了。陪审官中有谁是我们的朋友呢？我们一点也想不出。最后，三十六小时的末尾，陪审团报告了：陪审团无可挽救地分裂了，六人主张定罪，六人主张宣告无罪。于是陪审团作为无法达成协议的陪审团而解散了。
当我得知这是奥尔逊太太做的好事时，请想我是多么惊奇。她从一开首便坚定不移地争取宣告无罪，这样打破了检察官的计划，并推翻了我们所有的预计。支持我们的六票是她组织起来的。她的主要助手是个小农场主，而这个人一周来全是恶毒地用眼盯着我的。奥尔逊太太一度曾组成七个人主张宣告无罪，但是当陪审团那天出去用午餐时，法院的官员向其中一人——一个瘫痪的老铁路工人——表示如果他投票赞成「无罪」，他将失去工作。这个人便不支持我们了。这个审判的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也出乎检察官意料之外。
次日，我和我的妻子去拜访奥尔逊太太。她立刻澄清了她在无法达成协议的陪审团中所起作用的谜。她坚决崇信言论的自由，且认为假如工人觉得适宜，他便有权集会并讨论共产主义。她严肃地认为她的孩子是在法国为争取民主而战的。此外，在这次审判中，她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较同情的看法。
奥尔逊太太的自由主义使检察官大吃一惊。他们未会怀疑过在极端反动的美国革命女儿会中还有这样的分子存在。他们没有再为我开庭。而挑选了西·依·鲁腾堡替代了我，并用他们更小心挑选过的陪审团给他定了罪。鲁腾堡在向高等法院上诉时便逝世了。至于其他的被告人则都未开庭审判。但是密西根州当局却索高额保释金才让我们保出。我们的案子在法院中悬了十一年之后，直到一九三三年才算最后吊销。
虎 口
共产党人特别是警察陷害的对象。对别人是无所谓的事，对我们就可能很危险。我曾多次处身于危险之中，下面所述是我得以设法脱身的几次。
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一次农业工人的大罢工，农场主便建立起道地的恐怖统治。我路过旧金山。根据决定，我应与罢工领袖会晤。但是绝不可让报界获悉，因为如使人知道我在罢工地区，则势将招致民团的再次袭击。
在罢工的中心地，诸事进行得都顺利，但是机遇不好，我在街上迎头碰见一个从前在旧金山会面过的记者。我已经来不及躲避他，因而刹那问我决定不承认我是福斯特。
他喊道：「福斯特，你好。你在此地干什麽？我现在给地方报纸工作；你不发表谈话吗？」
我尽力板起面孔来，装不认识，答道：「恐怕你认错了人；我不叫福斯待，而且我也不认识你是谁。」
他疑心地看着我，说道：「怎么，不记得我了吗？上次你在旧金山演讲，我曾向你作长时间的采访。」
我忽然想到发怒是我最好的脱身之计。我便厉声说道：「你要干甚么，骗我吗？」
这样一来，这位记者颇感迷惑，尴尬地道歉之后便顺着街道走去，不时回头探望，显然还没决定应相信他的眼睛，还是应相信他的耳朵。
我把这回事告诉罢工领袖们时，他们吃了一惊，因为这个记者的态度是不友好的。于是他们做好了各种安排，使我能于次日早晨离去。第二天我起身很早，出去买了一份报纸，预料我的名字会在第一版上刊登着。的确，报上登的此我估计的还多。
大标题写道：昨夜（当时我们委员会在开会）有人在农场主协会的仓库下面燃放炸药，据说是最近在城里出现的两名神秘人物所做的。紧接这条新闻、用另一标题刊登的，就是那个记者与我离奇相遇的消息。这看起来是非常可疑的。所以也就给了警察以绝好的机会，来把两条新闻联系起来，扣我以参与爆炸的罪名。
开初我们的委员会认为我应招待记者发表谈话。但是我认为这等于自投罗网。确实我可证明在案件发生时间我不在现场；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这种证明对劳工战士无大帮助，而且我与那记者的极端可疑的邂逅，将使我无法摆脱。我已陷入了险境，所以我就静悄悄地离开了。很奇怪，事情再没有什么发展。就这样，这个小镇的警察局放过了一大好机会，我却从严重的陷害中脱身而出。
另一「虎口」是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在北卡罗来纳州无意中碰到的，其情节也颇幽默，但是几乎给我带来了长期的徒刑。事情发生在一个很紧张的罢工地点，当我们到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城市内部正在激动的状态中。十二名，或者更多一些的共产党人被捕了，后来其中数人被送进感化所。
我之旅行与当地的情势毫无关系。我正在全国旅行演说的途中，而我只是乘汽车经过这里去转乘火车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党的领导馍关已被封闭，负责人已被关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任何私人的住址。因此在我们停留的几小时之内，即使要与当地的人接触，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一小旅舘里开了一个房间。当地局势十分激动。正在逮捕许多工人和领导人。假如我们也给捕去，那只会给当地炽烈的迫害火上加油，更不消说对我们两个人的役果了。我们两个人也很有被认出的危险，因为我的同伴在当地很有名，而我的照片曾为报纸广泛刊登。
为了消磨时间，在火车开行之前，我们就去看电影，看完后就回到旅舘。我们一踏进那狭小的客厅便看见两个北卡罗来纳州警察的的确确地坐在那里。我们走过时，他们「打量」了我们一眼。我们回到房间时，我的同伴说：「得啦，事情就是这样了。据说此地监狱还不坏，我们可马上去亲自观察一番了。」
我们收拾起手提包便下楼去付账。这时候客厅里只剩一个警察了。另一个哪里去了呢？大约去打电话报告我们的事情去了。我们走到柜台前去付账，同时偷看着那个警察。那警察忽然起立直向我们走来。「事情就这样了，」我的同伴这样低声说道。我们等着他来「抓」。可是同时装出与我们的实际感觉全然不同的漠不介意的样子。
警察正在我们背后站住。我没向后看，但是我预料刹那间我即会感触到他抓我的臂膊。他好像犹疑了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我的同伴和我的确屏住了我们的呼吸。我见那警察的手伸入我们两人之间——他要捉我们了，但是他只是对茶房说，「老兄，把钥匙给我，我要上楼回我的房间去。」
那一刹真好像羽毛也会将你击倒，及至警察向电梯走去时，我的同伴低语：「天呀，你作何感想？」
后来向火车站走的时候，我们大笑这回事。但是我们仍莫名其妙：我们旅行多年，住过千百个旅馆，但是我们两人都从未见旅馆里住有着制服的警察。
另一「虎口」是在国外，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在巴黎过上的。由于年前我患心脏病非常厉害，乃至苏联疗养了几个月，这时我正在归途之中。由于患病不便自己寻觅旅馆，所以我在维也纳时即请库克旅行社给我介绍一个巴黎安静的、廉价的旅馆。他们介绍给我的是昂廷路的昂廷旅馆，紧挨着歌剧院路。
我对这个旅馆颇为满意，于是就准备在此逗留几天，等待轮船。我因病不能独自旅行，而陪我来到巴黎的那位朋友至此又不再远陪了，因此我只能等在巴黎，以待与另一位自莫斯科去纽约的美国朋友一块走。于是我打了电报给这个在莫斯科的人，把我住的旅馆名称告诉他之后，我和我的同伴就住下来等他。
起先一切进行得都顺利，但是几天之后，忽听窗外有嘈杂之声。我向窗外探望，见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人。旅馆门前停着三部汽车，有好几个摄影师，还有许多警察拦阻着大群的人。这会是什么事呢？我和我的同伴猜想，可能有电影明星或别的闻人在这旅舘下榻，这些举措是欢迎性质的。
但是不一会见我们便明白了。当我向楼下走的时候，发见那旅馆的小客厅里名副其实地塞满了警察和新闻记者。沿着楼梯排了约十二台摄影机。当我向楼下走时，所有的人都将目光转向我。我从人群中挤过去，并用同我本人一样不健康的法文问一位记者他们等的是哪一个闻人。
这记者口若悬河地答道：「怎么，你还不知道？不久之前，一个名叫史维茨的美国飞行员在此旅馆被捕，史维茨是法国战后破获的最大的国际间谍网的头子，现在他们来搜查他的房间，并傅讯他的妻子。」
那天晚上的报纸，都登满这个事件，并于首页刊登旅舘及其他的照片。
这对我的同伴和我本人，尤其是对我本人，是一大麻烦。当时巴黎因斯塔维墓舞弊案而闹得满城风雨，数周后终于达到高潮，变成剧烈的骚动。史维茨间谍网之破获，等于是给事情火上加油。此外，法国政府以及法西斯组织正在严酷地向共产党进攻。而我这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正在这里，住在有名的间谍旅馆里。对一些多事的法国警局侦查员来说，这是多么巧的事情呀。假如给他们认出我是谁，我们可预料到他们至少要把我拘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予以查讯，而按我的健康情况讲，拘留将给我造成严重的困难，甚至会带来不幸。
我们两人商议应该怎么办。我们埋怨我们的坏运道，它偏把我们带到这个倒霉的地方，虽然巴黎有千百个旅馆。然后我们商定我们最好是悄悄搬到别处住。但是我们忽然记起发往莫斯科的、告知这旅舘地址的电报。在法国向莫斯科拍电报，多少都有嫌疑。尤其因为昂廷旅舘当时在每日的新闻中是很着名的，所以我们猜疑警察大概早巳熟读我的莫斯科电报了。我们可能已在警察监视之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论仍以坚持原地更为明智，而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在昂廷旋舘度过的其余的日子，都是不安宁的。直到最后上了船，看着哈佛尔的灯塔逐渐消逝之后，我才完全放下心。
与伦敦警厅的一个回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我作为红色工会国际（总部在莫斯科）的代表，参加「少数派运动」（左翼工会组织）在伦敦巴特西城礼堂举行的第四次年会时，与伦敦警厅发生了唯一的一次纠缠。我事先得悉，保守党政府想要逮捕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并把代表驱逐出境，所以我必须谨慎行事。
英国驻布鲁塞尔的领事不认识我，经过许久的盘问和躭搁之后，他给了我签证。我平安抵达伦敦之后，便向「少数派运动」的领导人报到。「少数派运动」的领导人给了我正式的代表证。大会开会时，我作为一个代表坐在礼堂的正厅，没人注意到我。虽然一九二六年伟大的总罢工被工会和工党的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领导者出卖不久，而伦敦街陷于此次反动余波之中，但数百名英勇的工会运动者仍堂皇地在那儿举行了集会。
「少数派运动」的领导人认出礼堂里有好几个伦敦警厅的便衣；他们专注地在寻觅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我躲藏在大群的代表和来宾中间。只有汤姆·曼、哈利·波立特、乔治·哈廸及其他几位最高负责人认识我。
第一天，对我说，是平安无事地度过的。我继续隐匿着身分，坐在礼堂的正厅，留心不与任何代表讲话。为了哄骗那些追寻我的警察，大会放出空气，说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不来了。等到第二天晚上，我突然在大会上露面。
英国工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经验，他们做得很乾净利落。在发出某一信号后，礼堂的所有门户都迅速关好上锁，并置放护卫，不准任何人出入。代表们还不知道是怎麽回事。这时，若干工人就到讲台前面站成一排。在这以前，我已步入台的侧翼背后，这时候我便走了出来，走到发言人席上，经人介绍之后，便开始报告。
代表们热烈鼓掌。已经认出的那几个在场的伦敦警厅的人也在他们的座位上静悄悄的坐着。门是锁闭着的，我前面有英勇的工人护卫，而他们周围又尽是几百名反对他们的代表，显然他们觉到要逮捕我是不明智的。他们不得不在恶劣的局势中争取最好的结果。群众对这些便衣的窘境很感好笑。
我报告了约二十分钟。报告完毕之后，有人领我经后门走出礼堂。这时候礼堂的各门仍锁着，并有人护卫。有一代表同我走到街上，跟了我几条马路，以肯定我未遭秘密逮捕。不久我就混入伦敦街道上的纷乱人群之中，不再看见伦敦警厅的警探了。
那天夜晚我碰到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在伦敦东区迈尔恩路有一失业工人运动的讲演员在报道我下午的讲话，并述说我在大会上出现的故事，群众听了极为愉快，而我在人群中站着，没被人认出。
法西斯的罗马
我会到过意大利两次，而两次情况都很恶劣。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末，意大利正在混乱之中。图谋抢得政权的法西斯分子，正在杀害工人，焚烧工人会场，破坏工会并正在全意大利普遍树立恐怖的统治。我是从莫斯科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回来的，路经拿不勒斯返回美国。这次未被人注意，就通过了。
一九二六年初我第二次到意大利的期间就发生了一回事情，这回事情几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共计是四个人：我和我的妻子，另一同志和他的妻子。这次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为了节省在北欧候船所需的十天时间，最方便的船就是搭自拿不勒斯开出的一艘。于是我们决定乘这一艘船。在这个时期，法西斯分子已经用血腥的暴政击败工人和农民，在意大利取得完全的控制。共产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共产党人正遭到野蛮的迫害。
在经过米兰、都灵和威尼斯时，事情都很顺利，但在快要到达罗马的那一个清晨却发生了事情。我们的火车在距那大城市还有一小时路程的最后一站停下时，我下车买了一份晨报。我多少懂些意大利文，我可以从大标题和炫耀的新闻中看出，日前墨索里尼遭到了枪击。我猜想是墨索里尼在参加一公开庆典时，有一英国妇女向他开枪，使他受了重伤。这个报纸大喊这是英国政府的阴谋。该报并报道：全国大为激动，警察正对煮大利所有的英国人进行调查，并且为了某些未予说明的理由，也对美国人进行调查。所有来到罗马的火车都受严密的监视。有若干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街道上遭受恶棍的凌辱。罗马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中。
而我们这四个新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人，正向罗马赶路，且还只剩下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了。这对法西斯分子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把墨索里尼遭到袭击与共产国际或苏联连结到一起。局势是严重的。显然我们必须设法挺过去。我们于抵达罗马之前迅速查看了一须我们的行李，把每一块印刷的或书写的纸片，不管是多磨合法的东西，都撕碎了，并在车子飞驰中抛出窗口。然后便很警觉地坐下来等着与喧噪的人，罗马的黑衫党打交道。
火车遂即到达「不朽的都市」，我们拥出车外。月台上黑衫党星罗棋布，在出口处还有一迎接委员会等着。在大门外，有约三十人的一队黑衫党站成一个半圆形。他们排成四层，并且「交错站着」，使下车的旅客在穿过他们的行列时不得不曲折行进。他们严密的窥察每个走过的人。
轮到我们走了。法西斯分子认识我们是谁吗？知道我们一行中有两名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刚从莫斯科回来吗？他们会拦阻我们吗？我们带着行李开始穿行黑衫党的铁掌。果然没发生什麽事。我们得到的只是同其他旅客得到的一样的锋利的目光。我们没受拦阻和盘问。这可以说明法西斯分子不认识我们。未经什麽留难而通过了黑衫党的警戒线之后，我们最后便达到我们的旅舘。真是松了一口气。
把住处安置妥当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跑下楼再找一份报来。这份晚报唱的是一种低调。医生确认所谓凶手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墨索里尼只是鼻子受了轻伤，他声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于是大批逮捕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威胁就解除了。这些都说明为什麽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地从车站的黑衫党警卫中间穿行过来。此刻我们可以松口气了。但是直到我们最后驶出美丽的那不勒斯湾之后，直到脚下卧有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在遥远中消失之后，我们对整个事情才完全有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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