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4．我们在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记得是9月间，学校被小清河的水灾包围，济南连续三天发生地震，到处可见地裂，多处黑水长流，就像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日军已逼近黄河以北，学校决定南迁鲁西巨野县。学校托派同志何去何从，决定于一次最后的政治聚餐。聚餐的地点是济南城内小布政司街五福楼餐馆。聚餐的确切人数现已回忆不确切，记得挤坐了两桌，共约十六、七人。餐前，首先由崔宝之谈了学校决定迁往鲁南巨野县，也谈了济南第一师范校内的华北学生流亡团。继由家住聊城县的周文茂介绍了聊城县的范筑先：他说，范筑先曾在冯玉祥手下任过高级参谋，现为地区督察専员兼聊城县长。其人思想进步爱国心强。目前，在地区人民的广泛支持之下，正在组建抗日武装。据知情人透露，除县里的武装之外，已招募足有两个营的兵员，基本都是知识青年。凡参加者，人手一枪。若要参加，周愿同往聊城找人引荐。饭后讨论决定：王冠平、王新X（山东诸城县人，小个子，名字记不全了）和我以及近期吸收的小杨同志（鲁南莱芜县人，名字记不起，外号“小洋号”），我们四人随校前往巨野，在校开展抗日工作。周文茂、徐睿夫和家住菏泽县的郭向荣、廖志清四人，一同去聊城范筑先部参加抗日。房子杰和另外两个思想倾向托派的吴斌才、陆建中，就在济南参加华北学生流亡团，在流亡团内扩大托派影响和发动抗日宣传工作。崔宝之因组织工作需要前往上海。其余同学因身体条件和家庭环境等原因，抱憾返回了鲁东老家。这几个同学当即表示：在环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地开展托派影响和抗日宣传工作。
我和王冠平、王新X、小杨四人，先是随校前往鲁西南巨野县。由于迁校紧急，教学设备全部遗弃校内，就连学校教师、学生所带学习课本都残缺不全，实际已无教学条件。即使坐在地上上课，实亦流于形式，毫无意义。
王冠平，王新X和我以及热心剧艺的小杨（他经常爱吹自备的小洋号），再加上临时约来的两位要好的同学，我们共同自编自导试演了一出独幕短剧《冲锋号响了》。学校借助南城区一座破旧的戏台，开展了一次抗日宣传活动，我们的剧目《冲锋号响了》也报名参加了演出。在小杨吹起高昂的冲锋号声中，带伤冲锋的情景十分动人。摹拟枪响的爆竹声，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实感。全场观众包括全校师生和地方群众多达千人以上。
十月中旬，我接到房子杰自济南华北学生流亡团来信，告诉我说：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即将在流亡团续招五十名大专学生，补充他属下的政工大队（前时已在流亡团招收了一百五十名）。部队现驻冀南豫北一带前线。接信后大家商量决定，先由我一人前往济南与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一同参加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政工大队，去冀豫前线。其余王冠平等三人仍暂留学校。不久，他们三人也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离开学校去聊城参加了范筑先部。至此，先后奔赴山东聊城参加抗日的托派同志已共有七人。他们是：周文茂、徐睿夫，王新X、小杨、郭向荣、廖志清和王冠平。
我在接到流亡团房子杰的来信之后，当天夜晚即乘车经嘉祥县赶到济宁，这才知道从济宁到济南将近四百华里的铁路运输除紧急运送作战部队之外，客运已完全停止。我在济宁火车站徘徊到夜深，幸遇一个随军去济南的军人。说也遇巧，他也是青州人，彼此是小同乡。当他知道我是去济南的学生而无法乘车的时候，从挎包里取出一套灰色旧军装让我穿上，取下他的军帽让我戴上，跟他一起上了直达济南的军用列车。火车一路停站太久，到达济南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五点，我在流亡团吃早饭。这时，政工大队招收的五十多名队员已经满额，房子杰又在第二天点名核实的缺额中补上我的名字。我们已有四人参加了政工大队。其中吴斌才、陆建中两人都喜爱文娱活动。
当天下午，“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给我们作了报告，讲话具体内容今已记忆不清，但他那修长的山羊胡须、齐膝的长统袜、灯笼短裤和一身猎装，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天，我们这五十多名队员，在前来招募的负责人带领之下，冒着蒙蒙的细雨，爬上了济南兵工厂紧急拆迁物资的专列货车南下，途经徐州西去到达了开封。第二天上午，我们五十名队员，全都换上了灰色的军衣棉装，并宣布休整两天，可以自由活动。
我和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四人沿中山大道向北走去，在大道的尽头，我们望见了北宋皇朝的宫殿寂寞地立在那里，不见有人进出，似乎没有开放。古城的东北角广阔的草地上，耸立着北宋盛世时代修建的十三级铁塔，拔地而起蔚为壮观。我们绕塔一周，但见塔基入口已被砖石封堵，无法进入。经了解，方知年前有国民党兵痞三人，在铁塔高处强奸前来登塔游览的两位少女，两女拒奸，由塔上高层跳下死亡。“就这样算了吗？”“没有算，据说是冯玉祥闻讯大怒，下令将三个士兵押赴塔下跪在塔前枪毙了。从此就封闭了塔门。”这时我们突然想起九百年前的黑脸包拯，就在这个古老的汴城，为整治大宋官吏的贪赃枉法立下了大功。敢问，今天的包公安在？我们漫步汴城，不觉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四人就近坐在了中山大道的食摊上，饱餐了一顿河南特有的风味：“烧鸡”和“垛子牛肉”。
我们在开封休整两天之后，整队越过黄河向冀南豫北进发。经封丘、长垣，第三天，晨光曦蔚的大早，我们抵达了滑县东南的王岗寨。历史上的李密当年瓦岗军就曾驻在这里，而今已是颓垣残基。除偶有几声鸡鸣狗吠，几乎不见人烟，不禁令人涌现苍凉之感。再经一天的奔波，当晚，我们到达了濮阳孟轲集。孟轲集当时是二十九军军部的驻地。次日夜晚，月光清澈明亮，我们在这里集合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下，集合在孟轲北郊的草地上，聆听宋哲元和刚从北平潜回的原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的讲话。宋哲元首先照名册点了名。两只电筒照得通亮，每个名字都仔细与本人对照，其中有几个姓名是两个字，宋哲元都给加上一个字，统统成为三个字的姓名。他说：“两个字的姓名是共产党的规矩，我们军队不兴这些”。讲话还强调说：“你们都是学生，学生喜欢说打倒地主。我说，既要打倒地主，也要保护地主。对那些自己不劳动，专靠收租剥削穷人发财致富的地主，我们要打倒；对那些勤苦劳动靠自己的劳力致富的地主，我们不但不能打倒，还要保护他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宋哲元讲话不多，讲完之后，清澈的月光下，张自忠笔挺矫健的身影出现在三米多高的土丘上。这时，我们的队列中，突然发出了一阵低微的喧哗声（当时已流传张自忠在北平当了汉奸）。在喧哗声中，张自忠为自己奉命代表冀察政委会逗留北平多日的原因作了申辩，并表示誓以自己清白的生命洗雪这一极不光彩的误会。语出肺腑，确也动人。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指挥着他的三十八师，在湖北襄河南瓜店与日军决战，身先士卒壮烈犠牲！这已是事隔三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到达孟轲集的第三天上午，在一八一师（属二十九军）李参谋的迎接和带领之下，我们五十多个队员又到达了内黄西南二十五里的东庄。整编后的一八一师师部就驻在这里。已确定政工大队归属于这个师。我们受到了先前招募的150名队员和政治大队长张克威、军事大队长宋X X（名字记不起了）的热烈欢迎。文学作家陈荒煤、于黑丁和女友也在原招募的政工大队里。
二十九军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线给予日军重创取得胜利之后，官兵们带着血泪的感伤奉命撤退至河南南乐、楚旺、安阳一线。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但官兵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政工大队包括新旧队员和宋哲元原有之学兵大队选拔之五十名队员，总共已有二百五十余人。除一部份留驻师部组织文工队之外，大部份分下了连队。在分配之前，政治大队长张克威讲了话，每人发了一本《抗日宣传提纲》和一本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军事大队长宋X X讲话后，每人发了一本《步兵操典》。张大队长是陕北派来领导宣传和搞统战工作的，经常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苏联米定写的《新哲学大纲》；宋大队长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十三期刚毕业的学生，讲话总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
在分下连队之前，经我们尽力争取，我和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与另外一位叫邵子宏的队员，一起分配到一团一营三连。以后，小邵也逐渐在思想上靠拢我们，成为我们忠诚的同志。
我们所在的这个团，有三个营共九个连，另外有一个直属迫击炮排。兵都是老兵，官都是旧官，枪也是老式步枪“三八式”，弹药也很不充裕。兵源大都来自热河、绥远、冀北和东北等地。全连除很少几个初小程度者之外，几乎都是文盲。但打起仗来，他们的经验却非常丰富，人人都能讲出一套作战取胜的道理。根据军部和师部的要求和抗战形势的需要，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讲解抗日卫国保家的道理，启发官兵的爱国热忱。其次，就是教士兵唱好抗日歌曲。在战局平静的休整时间，加紧士兵的文化学习。他们很喜欢唱歌，但抗日歌曲一个也唱不来。他们对我们首先教唱的《大刀进行曲》特别感到兴趣。他们忘不了二十九军喜峰口大刀取胜的荣誉和骄傲。还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十多首抗日歌曲，其中也包括《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松花江上》。当吴斌才含着眼泪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许多人特别是来自东北老家的士兵，忍不住泪水长流！尽管曲调低沉，但对激发士兵的思乡情意和打回老家的急切心愿，足可变为积极的力量。
士兵们谈起河北大明府、漳河之战，他们就愤慨万端。说：“打了大胜仗，中央为什么反而命令我们立即撤退到河南？为什么不准我们乘胜追进攻打回北平？！”我们认为必须向士兵们讲清这个道理。我们是这样讲的：“掌有军权、政权和握有财权的统治者，他们并不想也不敢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他们随时都可向日本妥协而保住自己的利益，那怕是剩下的仅有的一部分。他们抗日是被迫的，是有条件的，你要抗日就必然打乱他们的妥协计划，他们今天被迫抗战，明天也许会掉转枪口对准人民。所以我们在坚决抗日的同时，还得和他们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阴谋。必要时就打倒他们，把国家一切权利还给人民。工农兵嘛，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些道理，他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愉快认真地接受下来。
全线的官兵 ，日日夜夜守护着自己的防线，对敌人百倍地警惕。当时正是严冬的冰凌天气，吃不好、睡不好，艰苦之情难以想象。我记得又是一次凌晨三点十五分，我们的北线东端防线，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我第三连是预备连，立即急速进入防线。我们五个人扛起两副担架和两箱子弹，紧跟士兵一起进入掩体。第二次响起枪声时，我看到火光是从东北方向近处发出的，跟着就是我们的还击。前后约有半个小时，又平静下来。天放亮，我们退下来时，前哨士兵告诉我们是日伪军在骚扰，已被击退，我军无伤亡。将近一个月来，像这样的紧急行动，已先后发生过多次。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前线的紧张生活和官兵们的艰苦英勇！
我们在部队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后经政工大队通知，改向农村村镇宣传。宣传内容包括：演讲、歌曲、活报剧和访谈等等。我们这个组，除在连队原班成员之外，大队另派给一位女队员刘淑玉小姐。这位小刘文娱修养很高，能说、会唱，善演，特别是她那一口流利的北平话，听起来更是悦耳可嘉。她为我们这个小组增加了演出的技术力量。我们在宣传演出中，除了演讲宣传之外，就是男女声独唱、合唱和就地演出“活报剧”。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血衣》和《松花江之恋》等独幕短剧。至今还能约略记得《放下你的鞭子》，剧情是抗日期间逃出凤阳远来内地，以卖唱糊口的父女二人，在演唱中，女儿由于饥饿晕倒，受到父亲鞭子抽打的情景，使观众为之感慨动容。《血衣》表达的是一个老人唯一的儿子被日军无故乱刀砍死之后，留下的一件血衣。表达了它是日军屠杀我无辜百姓的血证，和对鬼子的血泪控诉……。
我们这个组，在师部以南井店等十多个村镇，一共演出了二十多场，影响很大。以后在师部和政工大队组织的两次军民联欢大会上，我们的剧目也搬上了舞台。
前面已经讲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是老兵，官是旧官，不知是宋哲元为这支部队的新陈代谢还是蒋介石的意图，在1938年的二月初，由政工大队选送一百人去武汉国民党军校（军校已由南京迁武汉）接受短期训练，将用作二十九军基层军官的新生力量。房子杰身体不好，其他托派成员不愿离开，大家研究决定，让我一人报名参加，望我早日学成归来，能胜任一个起码的军事干部，将来很有用处。房子杰还一再强调：“部队的官兵多么需要我们”。经体检合格，我们被选送的百人，乘坐三辆军车经滑县向新乡进发，准备由新乡转乘火车南下武汉。当三辆军车经过汲县将近新乡北郊时，一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扫射。我们急速弃车分散后，飞机又投下三枚炸弹。我本伏卧地上，在翻身仰视天空时，一颗重磅炸弹在离我三到五米处爆炸。我被破片由下颌射入口腔。尽管满脸血迹，但碎片轻伤本不严重，主要是炸弹爆炸威力和巨声震撼，使脑部受到严重冲击而昏迷过去。待被抢救苏醒过后，我已睡在武汉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就此，我便错过了这次百人的军事训练，被诊断为重度脑震荡。
二月下旬，脑震荡和颌伤基本愈合，此间，我曾几次发信向二十九军军部和一八一师政大队询问情况（通信用的番号现已记不起了），结果都是音信杳无。就此失去联系，极感悬念，我为政工大队的同志们牵肠挂肚。一天，我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想在办事处打听一下一八一师政工大队的消息，没想到在办事处巧遇政工大队长张克威。他还是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军大衣，说话依旧是慢吞吞的。谈起政工大队和彼此关系，他表现出非常热情。我问他大队的情况，他说：“你们前来武汉不久，大队在转移中被日伪军包围扫射，足足有二十分钟。除去选送武汉的百人，余下的一百五十多人，幸存者不到三分之一。经过收容亦只寥寥几人”。我很后悔这次的南下，我们托派同志不该零星分散，要死，也该抱在一起﹗我也把这次百人南下路途被炸的情况告诉张大队长，他说：“我也早已知道”。最后，他询问了我的伤情，就此告辞了。
张大队长给我带来的噩耗，使我极感震惊，也使我揪心地痛苦！房子杰、吴斌才、陆建中和新近发展的邵子宏，他们那四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庞，一个一个显现在眼前。不禁想到他们生还的希望已极其渺茫！我们是为正义，为民族的解放而战，苍天又为何这么无情，这么不公？！
面对四位托派同志的生死未卜，更使我想起当年先后投奔聊城范筑先部的七位同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抗战胜利了，中国解放了，他们依旧是杳无音信。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想到一次“迟到的外调”给我送来了历史的鉴证，又是一阵揪心的痛苦，也是我感到无比骄傲。事情是这样的：
1959年8月底或9月初，山东“肃托专案组”来人外调，远自山东济南前来重庆，找到我了解情况，问我知不知道“文昇”这个人。我说：“就是我嘛，‘文昇’是我过去在外用过的化名”。他说：“我曾找到你山东的老家，也都不知道‘文昇’这个人”。他又问：“你家堂房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对联，上款写了‘若斐同学雅正’，这‘若斐’是谁？”我说：“是我的‘字’，对联是我第一乡师的一位老师亲手书写送我的”。“你父亲和你的一个堂兄被日军杀了，你知道吗？”“1938年3月我就知道了，母亲也是为此而病死的”。“你认识王冠平吗？”“认识，他是我乡建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请问，王冠平现在哪里？”他把我的问话叉开，没有回答，只说：“1938年11月，日军围攻聊城，当时混进范筑先部的托匪份子，除王冠平一人逃脱之外，全都被日军消减了。……你在这下面签名”。我把他的记录稿粗略望了一下，签上了我的名字。试问，范筑先部也包括我们六位托派同志在内，是为国壮烈牺牲还是“被消减”？外调来人的立场站在哪里去了？
外调来人谈到日军围攻聊城范筑先部消减“托匪”的时候，从他的脸部表情和谈话音调，都可隐约领略出似乎有幸灾乐祸的情调。他已经完全忘了当年全国人民曾经高呼过的“范筑先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是全国人民的骄傲”！ 我还必须在此对这位外调先生表示深切地谢意，因为他已慷慨、明确地为托派作证：“中国人民当年抗日的黄土大地上，也有我们托派留下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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