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的军伍生活和姐夫姐姐的殉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5．我的军伍生活和姐夫姐姐的殉难

　　1938年2月底，伤愈，各方面都已失去联系，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这时，正遇国民党的军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在武汉正式招生。还是为了学点军事，也正如房子杰同我分手时说的：“部队的官兵多么需要我们”。我离开医院考进了军校第十四期一总队步兵科。学习期为一年。入伍后，随校步行军两个多月的跋涉，到达四川铜梁县，军校本部就设在这里。当年底提前毕业，先是派在重庆第一补充兵训练处，后调新编十二师任连副兼第一排排长，驻防重庆白市驿军用飞机场，保卫机场安全工作。重返前线的意愿已毫无希望，更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前线，只有以后再作打算了。
　　在白市驿飞机场驻防期间，对旧友的联系，各方都已无望的时候，我想起了齐光中学的阎子桂老师。他随济南的中学南迁，随着战局的转移，迁到河南又迁至湖北郧阳，并在郧阳合并山东各中学改建为山东联中，阎老师也在联中任教。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可这已是将近两年以前的事情，谁知现在阎老师又在哪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写信试投“湖北郧阳山东联中阎子桂老师”。出乎意料，我接到了阎老师从四川绵阳写来的回信。说，信是由湖北郧阳转到四川绵阳的。山东联中已改名国立六中。阎在国立六中学生中，发展了一批托派成员，为重庆地区托派以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批成员和组织力量。这已是后话了。
　　通过国立六中阎子桂写信给已来重庆的梁贻，我便与梁贻取得联系。梁贻又名梁公衡，山东淄博市人，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省立第二师范）。梁早已是山东我们托派的老同志，他来重庆已将近一年的时间，正在重庆筹划开展托派工作。这时已是1940年的九月上旬末，梁贻来到白市驿我军驻地，告诉我两件事：一是托洛茨基于8月20日在墨西哥科约阿康被斯大林派去的特工杀害；二是要我尽快离开部队来重庆市区共同开展托派工作。我想，部队在职官员离职谈何容易，特别是我们这些军校出来的学生，更不同一般行伍军人。但梁贻已经表明，他是通过组织来的。我必须尽力而为了。我考虑，营长潘潮同我的关系不错，为他私人的事务，我帮过他不少忙，并取得他的信任。我便以“军伤脑震荡复发”为由，请他报请上级审批离职。潘营长详细问了我离职后何去何从，我便告诉他将在重庆另觅文职工作。潘营长一口承诺，但要军医所出个证明。潘营长也顺口说了一句：“我这个营长，哪阵就不想干了！”几经周折，军医所长只出了个“建议住后方军医院治疗”的证明。就这样由梁润燊团长批准住院，我便住进了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主治医生姓李，山东潍坊市人，是我的邻县同乡，住院两个月来彼此处得不错。他根据我的意愿开了证明：“长期性重度脑震荡，不宜继续军伍工作”，就此，由师部批准离职，我于1940年11月考进了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任职员，同考录取者共31人。即日起与张维良、梁贻、刘振基等共同携手开展托派地下工作。
　　进入电力公司之后，有了固定的地址，我便写信我老家的一位同学联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不敢直接和家里通信。其实，家里也没有直系亲属了。主要是了解一下姐姐和姐夫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俩不会还在老家。得到回信说：我的姐俩早已离开山东青岛，现居内地贵州华节县。根据地址我和姐俩取得了联系。我知道，姐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姐姐是否党员不能肯定。正因为这种情况，我也不便在信上多谈什么。信函往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突然断了音信。我曾以亲属姐弟关系写信探问，依旧音讯杳无。记得他们的地址是毕节县城一个街道住户门牌号，事到如今，已过去六十多年，许多事情已回忆不清，只记得当时贵州省的头头儿是原来的四川大军阀王陵基。1927年重庆“三·三一”开枪打死开会群众千余人的也是王陵基。当时贵州华节发生了残杀群众的血案，市面已有传闻，随后重庆的新闻媒体也正式报导了贵州毕节杀害一批进步人士的消息。至此，我已肯定姐夫姐姐在毕节事件中双双殉难。我想，只要他们有一个活着，不会不写信给我的。就此，我失去了最后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