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胡世合事件”── 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场反特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转眼一年过去了，进入了1945年。抗日战争还处在最艰苦的阶段，也是国民党特务最猖狂的年代。就在这年旧历的正月初六（新历2月18日），重庆地区托派发动了一场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事情是这样的：

　　（一）一封检举信

　　1945年旧历的正月初六，这天是春节后重庆电力公司职工开始上班的第一天。业务科科长张玢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张科长拆开一看，原来是检举苍坪大街（今改邹容路）“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私自搭线窃电的检举信。一时营业大厅和工人候工室里议论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中韩文化协会餐厅”，实际是利用官方“中韩文化协会”这个名字作招牌，而餐厅是国民党大特务吴汉治、田凯、江德懋和重庆市警察总局局长唐毅等共同开办经营的。吴汉治是餐厅的总经理，田凯（又名田士兴）是外交经理兼无锡饭店总经理，也是警察总局局长唐毅的拜把兄弟；江德懋也是该餐厅的外交经理兼小龙坎电影院的总经理。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偷电是违法”这个概念，正如他们说的：“什么偷电不偷电，你电力公司算老几？！”
　　问题已摆在面前，偷电，照章必须取缔，但谁敢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营业科下属有“抄表”、“制票”、“收费”和“用户”四个股，用户股专管装表供电、拆表停电和接户线的检查维修。当然，发现窃电自应立即剪线取缔，这也是他们的任务和职责。
　　用户股包括内、外勤共配有工人四十多名，外勤工人编制为七个小组，每组五人，其中领班技工一人，帮工一人，普工三人。这天早晨为派工取缔中韩餐厅窃电，已先后派过三个小组，但都一再推诿拒绝前往。稍后，小组领班技工刘振基一步踏进候工室，用户股股长章畴叙把他叫到了营业厅，说：“中韩餐厅偷电，你带小组去剪线取缔，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们去就是，不就是几个特务开的那家馆子嘛！”章股长的脸上立即呈献极为赞赏的神情，并加派了技术员罗鸿灿共同前往。刘振基只带了普工胡世合、朱云成两人，叫他们扛上梯子拿上工具，他自己只拿了一把钳子，径往中韩文化协会餐厅。

　　（二）复仇的火焰

　　旧历的新年刚过，一大早中韩餐厅食客很少，大厅里空荡荡的。特务的耳目灵通，他们已得到要来剪线的消息。楼上大厅的楼口站好了十多个穿白衣的青年特务服务员，大特务江德懋站在前头，走前一步拦着了走在前头的刘振基。几句对话余音未落，刘振基侧转纵身登上了梯子，钳子尚未接近电线，即被特务一把拉了下来，把他们团团围注。在特务们抓着刘振基双手的同时，江德懋举手向振基左脸狠狠打去。技术员和两个普工边喊边上前阻拦，但屈于寡不敌众，被特务们连打带推，一起被赶下楼来。剪线不成，刘振基他们回到了公司。
　　公司营业大厅里挤满了职工，发出一片咆哮声。刘振基左脸颊一片青肿，嘴角挂着血丝，讲述着事情的经过。业务科长张玠（民主士绅张澜的侄子），用户股长章畴叙（进步作家章靳以的胞弟），他们也极感震怒。他们已不只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而是被特务的横行而激起愤慨！张科长一拳砸在办公桌上，高喊“无法无天！”章股长从腰间掏出一支自卫手枪甩在桌子上：“跟他们干到底！”当然，章股长也不是想用这支手枪去和特务拼命，而是借此表示支持工人斗争的决心，一定同窃电和无理打人的特务斗争到底。几年的相处，我早已知道章畴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基层领导；张玠也是一个公正倔强的人。
　　“恶人先告状”，这时，传达室的工人王炳云得到消息，殴打刘振基的大特务江德懋已去官井巷派出所报案。聚集在营业厅的职工顿时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盛怒之下一哄而起，在毫无组织和准备的情况下，十多人追向官井巷拦截江德懋为振基复仇！刘振基是我们托派的同志，不管怎样都必须向大特务江德懋讨还这笔打人债。我约同事杨世明（我们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同学，也都是负伤转业一起考进电力公司的要好同事，此人正义感很强）急速跑在最前头，赶到官井巷口时，正与江德懋相遇。我俩一前一后将他牢牢抓住。江想伸手去掏腰藏的手枪，已被世明将其双手反背扭住。我左手抓住他的衣领，右手狠狠掌击他的脸颊，小腹受不住我膝头的冲击，腰已弯下。杨世明在一阵脚踢之后，腾出右手正要去缴他的手枪时，派出所已有十几名警察跑步赶来，将我和杨世明抓住。公司的十几名职工匆匆赶来，已无能为力。我和杨世明当即被押往派出所关在候审室里。尽管在警察眼里把我俩看作是“打人凶手”，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无比舒坦，也算平熄了心头复仇的怒火。
　　当天下午，电力公司经理室秘书（名字记不起了）、业务科长张玠、用户股长章畴叙、职工刘振基、罗鸿灿、徐昌裔等和中韩餐厅来人吴汉治、江德懋，另有派出所长（名字记不起）等，一起在官井巷警察派出所进行谈判。刘振基讲述前往中韩餐厅剪线的经过，话音未落，江德懋忽地站了起来，一手指着自己脸上贴着的大块纱布，转手指着徐昌裔大声吼：“就是你打我，就是你！”转手又指指肚子：“把我打成内伤！”徐昌裔表情紧张：“你看清楚是我吗？是赵芳举，你去看，就在候审室里！”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要冤枉人嘛！”也难怪，徐昌裔和我都是穿的米色粗呢大衣，身高都是一米七几。
　　经过一番反覆争论，中韩餐厅一方自知理亏，双方勉强达成协议：一、窃电照三个月现有设备补清电费；二、电力公司有权随时进入餐厅查看线路；三、双方互有殴打，各有轻伤，不再追究；四、赵芳举、杨世明立即释放。我们获得了初步胜利。
　　刘振基当场坚持自己的意见：“中韩餐厅偷电打人，必须拆回电表永不供电”。吴汉治、江德懋坚决反对，公司来人对此未表态。谈判到此不了了之。

　　（三）苍坪街一场血战，胡世合壮烈牺牲

　　派出所谈判的这天下午，工人没有外出工作，大部分在候工室里议论纷纷，情绪激愤，大家都认为对中韩餐厅不能就此罢休。至于如何干法，没有统一的具体意见。刘振基已向重庆托派上级组织（这时重庆托派组织由张维良负责，核心成员有隗宽、范文华等人）作了汇报，得到上级组织明确指示：“把反对偷电打人事件引向反特政治斗争”。当天晚上，我们电力公司的托派成员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坚决执行上级组织决定，和中韩餐厅这场已经挑起的斗争，决不能停止在“偷电打人”，一定要借此事件引发为大规模的反特政治斗争。条件已经成熟，一旦事态扩大，全市工人阶级一定会支持我们。《新民报》、《新蜀报》、《益世报》、《新华日报》等舆论机构也一定会支持我们。重庆电力公司（当时是以刘航深为代表的四川财阀的股份公司企业）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如张玠、章畴叙和经理室已经在支持我们的行动。会上有人提出：“中共正在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的报纸会不会公开支持我们？”大家认为这是社会舆论问题，作为新闻媒体，《新华日报》总会报道我们的反特行动，否则，他们将失去自己的威信。
　　在碰头会上，一再强调绝对不能暴露同志们的政治身份，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场斗争是我们托派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我们只能是以公司职工的身份，显示为公司和职工们的利益而积极参与并热情鼓励，表现为为正义而战斗！这是组织纪律。最终决定次日早上在候工室工人群众当中开展鼓动宣传，和偷电打人、横行社会的特务斗争到底，手段是剪断线路拆回电表永不供电。不把中韩餐厅斗垮，就不能保障我们电力工人今后外出工作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我们形势的估计和行动纲领。
　　在这里有必要先将重庆电力公司的托派情况谈一谈：
　　1940年底以前，在工人当中只有刘振基一人，1940年11月30日起，我由部队转业进入重庆电力公司，在职员当中也只我一人。1943年春，我通过用户股长章畴叙介绍黎昌堃进公司用户股为学工。安排在刘振基小组工作。刘振基对他进行托派影响，他在思想上逐渐靠拢托派，吸收成为托派成员。黎昌堃以后又调校表室工作，黎对校表室技术员任培江进行托派思想影响，使任培江解放后被打成“半个托派”而受到严格审查并“永不重用”（三中全会之后，已提升为电业局杨家坪分局总工程师）。
　　刘有绶进入电力公司之后，一段时间是刘振基小组的帮工（技术工），受刘振基影响而成为重庆托派中坚成员。刘有绶做事极有魄力，能力很强。解放后，全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工人都知道他是进步工人，由先进被选为电业工会主席，曾代表西南电业系统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后以执行李立三的“错误工会路线”――“工会监督党”，和公司军代室“顶牛”而被撤销工会职务。
　　胡世合、朱云成都是刘振基小组的工人（普工），在振基的影响下，思想上都倾向于托派，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有事吩咐，他俩总是：“我们听刘师傅的，没错”。对他们两人的托派身份，虽未在组织内正式宣布，实际上已是托派的同志。
　　用户股职员萧一可，是同我一起考入重庆电力公司的，进人公司之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读“东吴夜课大学”（东吴大学是抗战初期由上海迁来重庆的）。彼此在工作，生活上长期相处，我对他影响较深，思想倾向托派。在政治观点和社会形势方面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俩基本是一致的。萧一可对中国文史造诣颇深，且书写文笔流畅，胡世合被枪杀后的《告全市人民书》就是他执笔的。以上是当时我们重庆托派在电力公司的发展情况。
　　中韩文化餐厅“偷电打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旧历的正月初七（新历2月19日），电力工人候工室里坐满了工人，时针指着上午八点，但大家似乎都没有外出工作的准备，派工员陈尊云也没有派工的打算。我们托派照昨晚商定的计划，在工人们情绪依然非常高涨的情况下，插在工人中间有目标地作了一阵面对面的鼓动宣传，指明：“正义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假如一旦事态扩大，社会各行业是支持我们的。特别是公司三个发电厂一千多工人弟兄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各大工厂工人以及供水、水运、公交、建筑和码头等工人都会支持我们。中韩餐厅特务殴打执行任务的刘振基，是对公司全体工人的最大污辱！”刘振基表态一如昨天，愿带头前往中韩餐厅剪线拆表停止供电。刘有绶、黎昌堃、胡世合、朱云成等首先表示共同前往。继之刘振基的湖北同乡领班技工吴兴方，刘瑞根郑重声言各率自己小组工人一同前往。赓即异口同声全体响应。他们立即准备带上自己的“武器”：扳钳、手锤、扁铁之类的工作器具。这时，营业厅的职员也闻风而动。赵芳举、杨世明，萧一可、毛日章、任培江、徐昌裔和罗鸿灿以及派工员陈尊云等，已有十余人正在等待工人一起出发。用户股长章畴叙挥动着双手表示热情支持。这是第二次剪线拆表，又将出现什么局面，谁也无法预料。
　　中韩餐厅大门前，早已站了一排身穿白衣的特务，足有二十多人。大特务吴汉治站在一排特务的后面楼梯口，双手插腰，显然是决定要和电力工人打斗一场了。电力职工在靠近中韩餐厅一边的马路上站成一片。刘振基小组的帮工杨x x （名字记不起），首先攀上电杆剪断了中韩餐厅斜拉的接户线，其他工人正要向楼上冲去，在吴汉治的指挥下，白衣特务一拥而上，同电力职工撕打成一片，餐厅前马路上顿时成了战场。我在参与打斗的瞬间，冷不防被楼上扔下的方凳子砸中了右肩，礼帽被砸落，急速退到人行道边，猛回头，我看得很清楚，中韩餐厅隔壁的无锡饭店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米色服装的高个子，对我们的工人又推又打，举手猛击胡世合一拳，胡即举起手中一尺多长的扳钳砸在这人的头上，手未收回即被此人向其腹部开了一枪。胡世合再次举起扳钳时，手已松开，板钳随之落在地上，两手捂着下腹蹲了下去。开枪的人就是山城红极一时的大特务、无锡钣店总经理兼任中韩餐厅外交经理鹤肢_·田凯又名田士兴。田凯开枪后趁机逃逸
　　大特务田凯枪杀胡世合的枪声一响，距离中韩餐厅右前方不到五十米的评书场（即今五一电影院）里，急速跑出三路并开进约四十名警察（大部是警察总局的警官），将现场团团围住。他们让二十多名白衣特务也包括吴汉治，全由后门逃走，而将我们电力职工作为“聚众闹事”全部抓捕。胡世合脸色惨白，腰身弯着站立不稳，由两个警察架着胡的两臂，连拖带拉一路流着鲜血，一起拖进了相距—百多米远的保安路（即今八一路）警察总局（即今军区招待所）。胡世合刚刚被拖到总局大楼前的操坪即停止了呼吸。大家一拥围拢过来，立即响起了一阵愤怒的吼声，淹没了唐毅警察局长的“训话”。唐毅提高嗓门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聚众闹事、国法不容！暂时放回听候惩处”随后又补上一句：“把死了的人抬走！”工人们又是一阵怒吼。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愤怒的火焰即将在山城陪都燃烧起来！
　　胡世合是电力工人的阶级弟兄，也是我们重庆托派的革命朋友和同志，他的牺牲为我们带来了无比悲痛，也为我们带来了骄傲！他没有死，半个世纪匆匆过去了，但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一想到他，心中依旧是沉甸甸的！胡世合活得多好，而死得太惨！
　　就在一片怒吼声中，职工弟兄们决定将胡世合的遗体抬到了中韩餐厅的大厅，在大厅里面的一端镶拢两张方桌，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买来香烛纸钱，点上油灯，由工人轮班守护。不讨回公道决不罢休！这时是旧历的正月初七上午十点五分。

　　（四）砸烂特务窝子，余怒未消

　　胡世合被大特务田凯枪杀，事态骤然扩大。公司托派同志分别交换意见之后，急速通过电话分向三个发电厂与工人联系。继之刘振基亲自前往大溪沟发电厂，黎昌堃前往弹子石发电厂，分头发动工人与特务斗争。刘有绶是否去了鹅公岩发电厂（地点较远），我不敢肯定（当时这样决定的），但电话是打通了的。工人的自发情绪本来就非常高涨（头一天的“偷电打人”厂里工人已有所闻），一经发动，立即群起行动。三个发电厂共出动七轮卡车，满载二百余人，一起驶向城内市中心“精神堡垒”（即今解放碑）苍坪大街。钢缍、火钩、铁棒，人手一根。瞬时，中韩餐厅已被重重包围，而餐厅大小特务早已逃匿无踪。一部分工人冲上楼去，但见胡世合长眠桌上，悲痛与怒火陡然爆发，高呼“砸烂特务窝子”。所有餐桌椅凳、厨柜、锅碗、家具和门窗等，瞬间尽成碎片。除胡世合遗体停放之大厅一端安然未动之外，三分之二以上的木地板已全被撬烂。厨房存放之两百斤猪油（木桶装），已被倒入炭灰、大粪加以搅拌。餐厅楼下一家当街的电料商行，它是为中韩餐厅接线偷电的帮凶，整个门面、橱窗和店内货物，也被捣毁一空。工人阶级对特务的一贯愤恨一起发泄出来。他们集结于苍坪大街达两小时之久，直到电力公司经理室传话之后，满载工人的七部卡车，他们高喊着“砸烂中韩餐厅！”、“消灭特务！”的口号，绕“精神堡垒”一周，愤愤而去。这时是旧历正月初七下午一点四十分。

　　（五）《告全市人民书》和重庆托派组织散发的反特传单

　　正月初七的下午两点，大家都没有上班，用户股长章畴叙叫来本股文书员萧一可，让他为胡世合被特务田凯枪杀事件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全市人民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立即枪毙偷电杀人的特务田凯。章股长并告诉我协助萧一可写好这份书告。书告是以公司主管的示意而以工人的名义向全市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发送，当然是公开性质。经我俩商定：以“为特务田凯枪杀电力工人胡世合告全市人民书”为标题，内容详述了胡世合为执行取缔中韩餐厅偷电任务，而被该餐厅外交经理大特务田凯枪杀的经过，并斥责了重庆警察总局出动大批警察，蓄意抓捕电力工人，掩护、放走杀人凶手及所有打人特务的帮凶行为。书告严正提出了立即枪毙杀人凶手田凯的要求。内容文辞强硬，事实确凿，矛头明显指向民愤极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这天下午五点半《新民报》社的负责人陈铭德，由章股长陪同来到用户股。来意是要看一看这份书告的起草内容。看后，陈先生认为：“不宜过分强调‘特务’的问题，而主要是中韩餐厅偷电和它的外交经理田凯枪杀执行取缔任务的工人胡世合。特别是标题更不宜冠用‘特务’字样”。当然，我们理解陈先生的心意和他所处的地位，况且陈先生已首先当面表示（新民报）坚决支持电力工人的正义行动。我和萧一可同他短暂地争议之后，作了如下决定：书告的标题改作《为电力工人胡世合被田凯枪杀事件告全市人民书》（只记得大意如此），但在内容上，我们还是坚持田凯、吴汉治和江德懋等一伙的特务身份。陈先生勉强同意。
　　这份呼吁书，我们托派认为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庞大的特务组织，是他的反动统治鎭压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一场反特政治斗争，当前是最有利的时机，必须把中韩餐厅违法偷电、特务开枪杀人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贯残害人民联系起来。当然，这份半官方的公开呼吁书也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庆托派组织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反特政治斗争，不失时机地散发了大量反特传单。根据幸存者至今健在并亲临现场散发这一传单的当年重庆托派成员刘X X回忆：事隔半个世纪，记亿已很模糊，只记得《传单》是当时重庆托派领导人之一隗宽执笔拟稿和范文华的协助缮印的（油印）。具体内容文字已回忆不清，只记得内容反特斗争的措辞非常强硬，并号召全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统治斗争到底。并要求立即枪毙杀人凶手大特务田凯和严惩警察总局局长唐毅，以告慰死者胡世合烈士的英灵。散发的地点是“精神堡垒”和苍坪大街一带以及长安寺内外（胡世合烈士三天追悼大会是在长安寺内举行的）。在这里附带写一笔，1946年民生机器厂特务打死工人栾春生的事件中，刘x x同志也曾两次亲临现场散发重庆托派的反特传单。这些革命行动，解放后也作为刘的“犯罪”事实，写在他的案卷中。

　　（六）苍坪大街成了挽联世界

　　旧历正月初八（新历2月20日）早晨九点钟，一条苍坪大街早已集满了市民群众。电力公司文书股同事们给胡世合烈士送来一副挽联，准备挂在餐厅胡世合灵堂遗像的两边，表示对胡世合烈士的哀悼。挽联写着：

　　但求任务完成，哥子尽可从容去；
　　不得公平解决，我等还得继续来！

　　有人建议，挽联应该挂在二楼餐厅的外墙上，也好让市民群众看看。遂即将挽联高高悬挂在餐厅二楼的外墙上，一经挂出，群众一拥而来，互相推敲着挽联的含义。稍后，电力公司各科股的同仁，都陆续送来了措辞不同的挽联。外面的单位、大小商店和各行职工，都陆陆续续送来了各式各样尽皆措辞激愤的挽联，绝大部分都是“反特”的内容。也有些是为胡世合和电力工人鸣不平。现将至今尚能记得的几副挽联写在这里：

　　尽忠职守，临危无惧，世合烈士芳百世；
　　残害人民，至死不改，田凯特务臭万年！

　　说什么“劝斗殴鸣枪示警”；（引唐毅局长的话）
　　无非是大特务偷电杀人！

　　特务不铲除；
　　人民无安宁。

　　彻底消灭特务；
　　还我民主自由！

　　正月初（新历2月21日）上午十一时，《新华日报》专人送来未具名挽联一副（所有挽联一般均未具名），用苍劲的毛笔字写着：

　　特务横行何处去？
　　自由光明几时来？

　　这副挽联是我接的，我把它挂在了餐厅大门的上面正中央。
　　就在旧历初八至初十（新历22日）的三天之内，中韩餐厅四十余米长的二楼外墙上，全被挽联所覆盖。许多挽联实际上已是充满民愤的条条标语。如：“枪毙田凯，消灭特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消灭罪大恶极的特务！”等等。
　　送挽联的人持续不断，参观拜读者之多，大街为之拥挤不通，车辆绕道而行。街谈巷议无不以反特为话题。“友邦”人士、各国使馆、美军、外侨和中外记者等等，前来参观摄影者终日不绝。“胡世合事件”一时轰动大西南并传出国外。先后专为前来苍坪大街瞻仰者，不下二十万人次。
　　从正月初八起，重庆各报除《扫荡报》、《中央日报》之外，都在头版大篇幅连续报道中韩餐厅偷电，外交经理田凯枪杀电力工人的“胡世合事件”，都主张严惩杀人的凶手田凯，以告慰死者英灵和平息山城人民的义愤！各报，特别是《新华日报》，天天都有被检抽的报道而开成无字“天窗”。从旧历的初八起，我开始剪辑各报对“胡世合事件”的报道文字，至旧历正月十五日止，共剪辑报道（包括社论、专题论述和短评等）大小二百余篇，订成了厚厚的一本真实的历史文献。为了妥善保存，暂时锁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至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只见抽屉被撬，剪报集册不见了。这偷盗不是别人，正是公司工会理事、国民党市党部特务杨秀蓁（电力公司工会二把手）。头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最后整理装订剪报册时，扬秀蓁刚好碰见，并翻阅浏览一遍，说：“以后借来看看”，但以后多次在办公室见面，再也不提借阅剪报的事。又据办公室工人李诗反映：头天晚上杨秀蓁曾来办公室一趟，在我的办公桌边坐过一阵。到此，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也好，这本剪报集册若不是被人偷走，解放后 “ 52、12、22”当天査抄我家时，又如同我的十二本《列宁选集》和《共产党宣言》等一样，必然成为我的“罪证”被抄走！

　　（七）贺耀祖召集紧急会议和他的黄山之行

　　旧历正月初十（新历2月22曰）上午九点，重庆市长贺耀祖在电力公司大饭厅，召集重庆各主要厂矿、公司单位工会职工代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到会代表的单位有：电力、供水、公交、水运、码头、搬运和采石建筑等共计工人代表四十多人。刘振基和我都不是工会领导成员，而是作为“胡世合事件”的参与者当事人而出席这个会议的。贺耀祖知道这几天重庆全市工人正在酝酿罢工，要求枪毙杀人凶手田凯，因而情绪表现有些激动而又显得无可奈何。开口就说：“召集这个会议，就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并说：“田凯枪杀工人胡世合，罪不容恕，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话音未落，大家一哄而争相发言。刘振基讲述了两次取缔偷电被毒打和大特务田凯枪杀胡世合的经过，顿时全场怒吼，一致要求立即枪毙田凯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并一致指控：“田凯杀人至今三天已过，依然逍遥法外；唐毅局长包庇凶手放走田凯，也必须受到惩处！”工人代表一致声言，两天之内不枪毙田凯，当即发动全市工人罢工。贺市长突然站起来伸出双手向下掮动着，要求大家尽量忍耐一些。接着又说，他作为一个市长，没有说杀就杀的权力，还得请示有关上级和经过法律程序。最后，市长保证两天之内定有答覆。会议到此为止。
　　据灵通人士消息：不知是市长的主动还是上级的召见，贺耀祖于正月十一日大早去了南岸的黄山。他在黄山官邸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其实，老蒋早已清楚知道。听完汇报，只说了八个字：“影响极坏，处决田凯！”“禀报委座，据唐毅局长汇报，田凯已畏罪逃跑”。“跑了？！娘稀匹，拿唐毅抵罪！”贺市长匆匆下山回城，首先召见唐毅局长，唐毅一听，吓得两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连说：“田凯已被抓获，现羁押在黄桷墙专人看管”。（其实，田凯是经唐毅包庇有意藏匿的）。贺耀祖一听，心头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听候处理”。
　　正月十二日（新历2月24日）上午，重庆市政府派人送来一副未署名的挽联，说是市长喊写的。挽联写着：

　　忠于职守胡世合死无遗怨；
　　蔑视国法田士兴杀有余辜！

　　挽联贴在了中韩餐厅大门的两边，似乎显得特别重要。群众驻足翘首争看，议论纷纷。这副挽联足以说明，田凯的末日即将来临。

　　（八）蒋介石被迫忍痛处决田凯——田士兴

　　田凯枪杀胡世合之后，国民党不少高级官员包括特务组织，都为包庇田凯上蹿下跳、说情买好。田凯是军统特务，市警察局唐毅局长的拜把兄弟，重庆的机关单位、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势力。人们谁不知道，就是侍从室也得让他三分。这些情况，蒋介石并非不知，但他迫于重庆广大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处决田凯，以平息犹如火山一样一触即发的罢工浪潮！
　　正月十三（新历2月25日），上午九点，从太平门老巴县衙门看守所押出了杀人凶手大特务田凯——田士兴，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尽可以说”。他直摆脑袋：“我田凯竟会这个下场！后悔呀，还有什么说的！！”法警拿过“处决杀人犯田凯一名”的标牌插在田凯的背上，押上了刑车。九点半，有人通知他老婆收尸。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条红毯匆匆跑到苍坪大街中韩餐厅门前（传闻是在中韩餐厅门前就地处决），这才有人告诉她是在菜元坝河边枪毙的。
　　这天，中午饭后一点钟，我和萧一可（我们托派的好友），漫步绕到了临江路西来寺街，看见田凯安静地睡在路边他自己的大门前一块竹凉板上，还是穿着他那一身米色的毛呢服装，脸朝天没有覆盖。光脑袋的头顶右后处，有一个不到一公分直径的小洞，像是擦去了血迹。据说，这是执法行刑的兄弟伙看在“田大爷”的份上，特别破例用小手枪处决的。保住了脑袋没有“开花”。
　　我们在参观这个“杀有余辜”大特务尸首的同时，有一个田凯住宅对面隔街的邻居老年妇女，站在田凯尸首旁，对着田凯的脸指指戳戳控诉着他：旧历除夕的年夜里，她喂的猪崽叫了几声，田凯说吵了他打牌，跑来一街之隔的她家，把猪崽给枪毙了。她又说：“大年初一，该死的田凯在百老汇吃茶，把茶碗拂落地下打碎了，这是不吉之兆，活该枪毙！”

　　（九）长安寺追悼大会，胡世合驾返岳池

　　大特务田凯被处决，这是抗战陪都重庆工人阶级，在托派的发动和领导之下，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最终胜利。正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半，电力公司的职工和胡世合的妻子胡大嫂以及他们唯一未满周岁的婴儿，一同将胡世合的遗体由中韩餐厅移往广阔雄伟的古刹长安寺，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后三天，让市民自由前往吊唁。灵前摆放的花圈、花篮、鲜花、果品琳琅满目。自正月十三日下午至十六日中午，三天之内，日夜前来吊唁的市民群众，多达五、六万人。旧历正月十六日（新历2月28日）下午一时大会结束，电力公司的职工们，层层护围着胡世合烈士的灵柩，抬上了一辆大卡车。胡大嫂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坐在驾驶台右边。市长贺耀袓一面和胡大嫂握手，一面招呼着：“胡大嫂保重身体，抚养好孩子”。车的右侧厢板上贴着用白纸写的一排七个大字：“胡世合驾返岳池”（胡的故乡岳池县）。灵车绕城一周，向川北岳池县缓缓驶去。

　　（九）尾声

　　为顾念胡世合因公殉职，重庆电力总公司蓳事会决定，发给家属抚恤金两千元。又据知情人谈，不是给的钱，而是给的二十两黄金。当时，黄金市价每两一百多元，二十两黄金足已超过这个数字。也有人当面评价：“宁肯要人，也不要那二十两黄金丨”我说，一个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无价的，他可以“流芳百世、传颂千年”。司马迁曾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胡世合之死重于泰山，胡世台烈士永垂不朽！

　　后记：

　　重庆解放后1950年初，重庆电力公司军代室，曾一度查询1945年初，重庆电力工人反特斗争中牺牲的工人胡世合的情况。据工会有人私下透露，胡世合可能同“中美合作所”的殉难志士一样评为烈士。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延至夏季，刘有绶、黎昌堃先后告诉我，军代室已经调查清楚：“‘胡世合事件’是托派分子一手搞的”。这就是说，重庆电力公司军代室也不能不承认这场反特斗争是托派一手发动、领导直至最终胜利这一事实。也正因如此，所以胡世合至今不能评为烈士。我说，不管是谁搞的，胡世合的烈士身份，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场反特斗争是胡世合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它的最终胜利所带来的社会轰动效应，对蒋家王朝的覆灭所起的催化作用和能量，是无法估计的，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它为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