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6．重庆地区托派初期组织的始末
前面已经谈到，1940年底，重庆托派核心成员只有张维良、梁贻、刘振基三人，现将他们的个人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张维良本名张乐三，字维良，浙江省余姚县人。由于家境贫寒，幼年辍学，十三岁入典当行当学徒，后转入上海正中书局任职员。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义同盟 （中国托派）。1939年到重庆，经人介绍在南方印书馆任会计工作。1943年，张维良离开南方印书馆，和几个同事合伙开办文聿出版社。在此期间，张维良积极支持重庆地区托派地下工作。
张维良夫妇照片（由张维良儿子张曼平教授提供）
梁贻本名梁公衡 （到重庆后改名梁贻），山东淄川 （今淄博市）人。1911年生，十六岁曾在国民党军阀孙传芳手下当过兵，当过商店学徒。初中毕业后，曾在山东第一师范 （相当于现今的中师）读书，一年后转入山东曲阜师范继续读书。梁在曲阜二师读书期间参加托派，并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发展托派组织，使曲阜二师成为山东托派的一个中心据点。以后又去上海搞托派工作。1938年由上海到武汉，在军政部纺织厂当电工学徒，积极发展托派组织。嗣后，武汉抗战形势吃紧，梁又第二次当兵，赓即开小差绕道前往四川绵阳罗江国立六中会见了阎子桂老师。得阎的经济帮助，顺利来到重庆。经人介绍，先在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当工人，以后进入五十兵厂当电工，并在重庆大力开展托派组织。
刘振基1913年生，湖北省黄陂县人。幼年读旧学私塾，相当于小学程度。稍长，在武汉学电工。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前，留下父亲和妻子，只身一人到了重庆。经湖北同乡介绍，进入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当电工。在该厂经先来的梁贻发展为托派成员。1940年初，转到重庆电力公司用户股担任电工小组领班技工。其电工技术在电力公司线路工人中，一直名列前茅，此乃众所周知。
1940年11月底，我离开新编十二师来到重庆，实时投入重庆地区托派组织开始地下工作。这时重庆托派核心成员只有以上三人，连我一共四人。另外就是分散各厂的下属成员。这些成员基本都是来自四川绵阳罗江国立六中，也都是阎子桂在该校学生中发展的成员。抗战时期工作难找就业艰难，经多方努力，他们陆续分别进入重庆的二十一兵工厂 （即今长安厂），成员有孟宪章、王子文、张洪仁、孙敬 （即孙鸿智）、白玉喜等；文聿出版社和南方印书馆，成员有刘XX、杜文森、杨寿源 （以后杨寿源转到了《益世报》印刷厂）等；南岸酒精厂，成员有任玉玺等；重庆南岸邮局，成员有王春禄等。总共人数只有二十人左右。国立六中的托派学生，还在陆续前来重庆。至1941年秋季，包括在重庆新发展的成员和原有的成员，总共已扩展到四十七人。
任何事业都是开创难，革命工作的起步更难。这时，重庆托派组织承受的压力很大，除首批来渝成员的工作安插基本解决之外，还有：第一、机关工作急需的房子没有解决；第二、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很好地抓紧；第三、新来成员就业前的生活负担和经费的拮据；第四、抗日宣传工作的急待开展等等。
核心四人小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每天八小时工作必须按时到位。张维良身为商家也是文聿出版社的一把手，天天都在忙于自己的业务；梁贻的工作单位，远在离城三十华里之外的五十兵工厂；刘振基整天都是外勤电力线路工作，终日谁也见不到他；我在重庆电力公司营业部门，一步也不能离开。我们这个四人小组平时根本无法碰头，只有靠星期天这个仅有的宝贵时间，大家开个碰头会，而张维良也很难出席。机关没有房子，碰头会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后经张维良多方物色，先是在林森路太华楼巷一个居民大院里租到一间底楼的房子。房子是老式建筑，纸糊的窗子，站在窗外就可以听到屋内的谈话，对我们来说很不适宜，几天之后就退掉了。很快，张维良又在陕西路赣江街65号 （万寿宫寺庙旁）租到一间单独进出的二楼上的房子。底楼的住户不进65号大门，他们的进出大门是直接向外面巷子开的。我们租的这间房子，对咱们的工作需要来说比较理想。唯一的顾虑是彼此大门相对的万寿宫庙子里住了军队，大门口日夜士兵把守。我们住进之后多日，才知道这个士兵把守的庙子里，住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主办的“特种通讯训练班”。既已住进只有以后再说了。我在大门一边挂上了“重庆电力总公司职员宿舍”的牌子，让“特讯班”的守门士兵天天抬头就看见这块牌子。此后，由我按月交付房租，一个人住了进去。不久，王振华来到了重庆，就同我住在一起。一次，我当着大家向振华谈起万寿宫内住的是特务训练班，振华说：“这太好了，他们决不会想到异己的地下组织竟会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它是咱们最可靠的‘保护神’，尽可放心，再安全不过了”。大家听后禁不住相视而笑。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由于忙着机关房子的寻找和新来成员的工作安插，疏于对新来成员进行思想工作。这些新来的托派学生，一旦安插入厂之后，有个别少数人对工人生活感到既辛苦又脏又烦，更不习惯工人的生活环境，况且工资待遇很低，甚至悔不该前来重庆。比如安插在二十一兵工厂的孙XX，只当了三天工人就思想抛了锚，告别了工厂返回了学校。也许思想工作做得及时或可留下来。当然，这与他本人的人生观念和思想意识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人的眼里，工人阶级走的道路一钱不值。要么，作个工人阶级中的“白领阶层”，一天指手画脚、高高在上、不劳而获的角色！与此恰恰相反，最先进入二十一兵工厂的孟宪章同志，进厂后在车间当学徒工，主管部门的领导 （工程师），见他有相当文化，学习认真，工作努力，提拔他到技术室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认为这样长期下去会脱离工人阶级，坚决要求回到原来的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领导只好批准了他的要求。后来在车间发展了两个托派成员，而且都成为二十一兵工厂托派的骨干。
关于当时重庆托派经费的拮据和成员们生活的艰难，以及急待开展的抗日宣传与托派自身工作的开展，后面还要详细叙述，那已经是王振华来渝之后的事了。
重庆托派组织在王振华来渝之前，梁贻也想到急待向外开展宣传工作。这里指的是书面文字宣传，包括抗日宣传和托派自身理论宣传等。我们考虑，别说刊物，就是写份传单，几个人也都没有这个理论水平。梁贻有个能言善语的口才，但笔下不能生花。梁贻想到了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刘仁静，“让刘仁静为咱们写点东西”。我说：“他是托派的叛徒啊！”梁说：“只要他写的是革命语言，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我去会见刘仁静。我想，梁贻自有他的主张，我也不好推辞。当时我知道，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并不是一般行政机关，它是为改造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高级军官而设立的，其中也包括川军的一部份将领。刘仁静当时是中央训练团的政治教官。我考虑那些地方必然是不可随意进出的地方。我换上了原留下的全副武装，带上我的证件，径直到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的接待室，他们告诉我：“刘教官的公馆在两路口”。我在两路口找到了这座公馆的所在，进大门一条宽敞通道的深处找到了刘仁静。他长得较矮的身材，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嘴巴一抿一抿的，原不是一个善谈的人物，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功底的“理论家”。我谈了来意之后，他委婉地谢绝了。他指指他那已有白色参集的头发说：过去多少年了，学过的东西，今已大都忘记，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在这里工作也只是混碗饭吃。谈话中不无今昔之慨。他要我向梁先生转达他对梁的问候。最后，他问我在哪个部队任职，“我在新编十二师”。他伸手拍拍我的肩背：“年轻人，多多小心哪！”这就是我和刘仁静会见的经过。
我们四人核心期间，尽管有《斗争》、《火花》作为纲领性读物，但其他如有关苏联党内斗争的资料极感缺乏。比如在济南期间读过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 （郑学稼着），就是很好而比较通俗的阅读资料，对厂内成员是很好的读物。一次，我在《中央周刊》上看到有郑学稼写的文章，估计郑学稼在重庆。我征得梁贻的同意，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周刊》请转郑学稼，向他索阅《党争》和《党狱》，并在信上极力赞许他的大作。三天之后，我即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略谓：“手下已无此书，而叶青那里还有两本，可以给你，星期天早晨八点，你到磁器街7 号来取”。我按时前往，拿到了这两本书。以后交给各厂同志们传阅，下落我就不知道了。事情过后，郑学稼以“明”作为写信人的落款，又写给我一封信，叙述了中国托派的产生与“消亡”。其中有一句：“而今，我不承认它的存在”。意思是说“中国只有陈独秀，而没有托派了。”
以上就是我和郑学稼接触的经过。尽管当时他认为中国托派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却成了苏联党史铁的鉴证而存在下去。
1941年，记得是一月中旬或上旬末，在大家的碰头会上，梁贻喜形于色地告诉大家，王振华即将来渝主持我们的工作。这个消息使大家非常兴奋。特别是我，六年前相聚于济南的旧友，即将再聚于重庆，欣喜之情难以抑制。当时梁贻还特别向我提到：“就是当年在济南同你们相会见的王振华，记得吗？当时他用的可能不是这个名字”。我说：“当然记得”。大家一致认为，王振华来得正是时候，“当前我们的工作多么需要他呀”。
王振华1935年初春，来济南与我们第一乡师的托派成员会见之后，回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被捕的有刘仁静 （在北京被捕解来上海）、刘家良、斯朝生、扈文章、王树本 （即王振华）五人。刘仁静被捕后叛变投降，而他们四人坚不低头而被判徒刑。刘家良判七年，其余之人都判五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释放政治犯，他们四人一起于八月二十九日释放出狱。除斯朝生外，其余三人依旧回到上海托派组织” （以上见《郑超麟回忆录》）。
王振华回到上海托派组织之后，负责组织工作。以后沪港两地托派组织意见有所分歧，他又南去香港从事托派工作。在港期间，他写了《沪港两地组织的争论》一文，对两地争论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时是1940年春季或更晚一些。
王振华在香港期间认识了黎潔霜，当时黎潔霜已是托派成员，并曾担任过托派香港某地一个支部的书记 （此乃早年托派成员熊安东证实）。以后，黎潔霜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回到了广西梧州家乡，我不清楚。
1940年冬，王振华由香港到了广西梧州，准备在广西展开托派工作，暂时住在女友黎潔霜 （本名黎琪清，后改黎潔霜）家中。黎的父亲黎庆裕原是梧州有名的富商，早年病故。黎潔霜在母亲和长兄黎超贤 （中山大学毕业）的照料抚养下长大成人。家务由长兄主持。黎潔霜比王振华小九岁，早年曾在梧州华侨主办的高校就读。黎以王振华系其在港读书时老师的身份暂时留住家中。其实，黎早就敬佩王振华的为人、学识和事业而与之私订终身。一天深夜，他们还在阳台上交谈，被黎的长兄遇见，并从他们的谈话中弄清了他俩之间的真正关系，当场严厉斥责了黎潔霜，弄得王振华十分尴尬。事后强要妹妹与王中断这种爱情关系。他认为王振华并非本乡本土，外地人岂可轻易相信。黎对长兄的意见表示坚决抵制，以后终于离家出走，追随王振华来到了重庆，这已是后话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特别是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几个城市，成了当时抗战后方的文化中心。王振华原想留在广西开展托派工作，而当时的抗战陪都─重庆，也急切需要他，终于决定前来重庆。王振华于1941年初春旧历的年关刚过，只身来到了重庆，同我一起住在赣江街65号，当时这里已定为是重庆托派机关所在。相聚之下难免抚今忆昔：他那带有学生稚气的脸庞消失了，眼角明显出现了鱼尾纹。也许是两年监狱生活的磨难，过早地为他带来了苍老，已不似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但他那当年沉着、稳重的神态和永远闪烁着活力的双眼却依然如故。王振华的来渝，给年幼的重庆托派组织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也给重庆托派工作的开拓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力量。
前面已经谈过，重庆托派开创之初，一个急待开展的工作就是抗日宣传和托派自身理论的宣传工作。限于当时成员的水平和客观条件，这个工作一直无法实现。王振华来到重庆之后，首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经王振华的提议，创办自己的宣传刊物。这个计划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决定先出油印册子，并经大家讨论决定，定名为《工人呼声》。关于工作的分工，亦作了如下规定：
王振华负责主编兼理论宣传；
张维良负责出版物资供应和绵阳、罗江、成都等地新来成员的职业安插；
梁贻负责组织工作兼宣传鼓动；
刘振基负责财务收支、保管兼联络工作；
赵芳举 （文昇）负责《工人呼声》的刻印、发行和掩护工作。
我从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弄到一部搁置未用的油印机和一筒油墨，张维良拿来一筒油印腊纸和一令白纸。在大家一阵紧锣密鼓地努力之下，很快就出版了油印本的《工人呼声》第一期创刊号 （暂定每月一期）。首期内容篇目较多，有王振华撰写的《创刊词》和一篇分析当前形势的文章，阐述了《工人呼声》创刊的时代意义和它的难巨而神圣的任务。主要在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决不放松对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它代表了重庆托派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抗日形势的看法与主张。并指出了我们工作应有的方向和奋斗目标。王振华在以上两篇之外，还另外写了一篇以“皖南事变”为内容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记取沉痛的教训》。文章厉言声讨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人民抗日武装的血腥镇压，也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招致“皖南事变”，是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下放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并在文章中回忆了当年上海〝四·一二〞和武汉〝七·一五〞大屠杀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梁贻写了一篇题为《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的报导。这篇文章以冷讽热嘲的笔触揭露了国民党五十兵工厂迁厂几年以来 （由广州迁到重庆）所生产的仅有的一门炮。试炮，尽管弹头远远没有落在靶子上，可总算放响了。这一响可好，厂长也私囊中饱“起身”离开高升了。为此，工人们就叫它“起身炮”。最后的一篇是我写的《请看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军》。主要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控诉蒋军层层克扣军晌和残虐士兵的罪行，并报导了蒋军内中下级军官普遍消极不满与士兵的大量逃亡。
第二期篇目比首期较少，除了王振华的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开无记名投票普选全权代表的国民会议》之外，还有刘振基的一篇特写，题目已记不准确，约略记得是《挣扎在饥饿在线的工人弟兄们》，也或者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工人弟兄们》。文章报导了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以上两篇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特别是王振华在《会议》一文中，引述较多，论述翔实，代表了托派关于“议会斗争”的主张。其他还转载了中国托派中央机关报刊《斗争》、《火花》的部分文章和梁贻的一篇通讯，《通讯》记述了五十兵工厂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同工厂当局所作的斗争。
第三期是以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死亡数千人大惨案为中心内容的专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发出的血泪控诉，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统治者的无能、贪污腐败、侵吞防空设施经费和草菅数千人生命的抗议！在这一期专刊中，王振华写了《向日寇和国民党政府讨还血债》，我写了题为《较场口隧道大惨案目睹记》 （我是凭电力公司枪险通行证进入现场的）。另一篇是张维良提供具体材料，由梁贻执笔撰写的一篇资料性文章，它揭露了国民党防空系统高层官员侵吞防空设施经费骇人听闻的罪行。
第四期和以后几期未能按时出刊，其中一部份稿件的钢版刻写是刘振基负责的。我只记得内容增多了向各厂成员的约稿，适当扩大了通讯报导和转载文章，具体篇目内容已回忆不起了。《工人呼声》第四期记得是六月初或中旬出刊的，这一期王振华的文章已被梁贻和刘振基扣留不予刊登，为什么？后面我还要详细地谈一谈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
《工人呼声》自创刊起，都是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主义同盟 （马克思主义列宁派）重庆小组”的名义出版的 （注：第四国际于1938年9月3 日成立于法国巴黎。有二十一个代表出席，代表了美、俄、英、法、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和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总共十余个国家的托派组织）。至于“四川地委会”这一组织名义的建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工人呼声》每次出刊，一般都是200到250册左右，由我刻版印刷和装订完毕之后，交由梁贻、刘振基分别秘密送到各厂。在成员之间传阅之后，再有目的地向外散发，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外地如绵阳、罗江、成都和昆明等地，一般都是化名邮投。在印刷、投递和机关安全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险情。
第一次，一个星期天，也是大家碰头例会。王振华、梁贻、刘振基和我，大家都在场。前一天，我已刻好油印腊纸，尚未来得及印刷，会后，趁大家都在，开始油印工作，以便印刷装订完毕好让大家带走。依旧是由我掌握印刷手滚，大家一起动手，大概印了不到一半，忽听有人边喊边上楼，赓即咚咚敲门，我心里抱怨，咱们后来的人为什么没有关上楼下的大门！大家急忙用报纸将方桌上的油印机和印件遮盖起来。我和梁贻的双手都沾满了油墨，只好将手背在身后。刘振基去开了房门，最先进来的是本街保长，门外站着几个武装军警。保长跟我的关系很不错，为他家和他的亲朋好友装表用电没有少帮忙。我也给他看过我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件。这次，保长进门第一步差点踩在我门侧地下设置的灭鼠电网上。我高声喊：“这是捉耗子的电网，当心触电！”他急忙退出门外。我看见门外保长的后面站着四、五个宪兵、警察。保长回头向他们解释：“他们都是电力公司的职工，赵先生还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呢。”他又回过头来连说：“星期天治安检查，打扰、打扰！”他已伸出手来像是要同我握手，但我不敢伸出手来。他们一起下楼去了。我向大家提醒：“进来怎不关上大门？”
第二次险情是这样的：抗战时期沙坪坝的中央大学 （南京迁来重庆）和重庆大学是战时陪都的两个最高学府，也是我们《工人呼声》散发的两个重点。这两所大学中没有托派成员 （中央大学原有一个姓陶的学生是在南京时的托派成员，此前，曾经梁贻的书面介绍，我去沙坪坝该校会过他，他表示不干了，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经费，无法开展工作），《呼声》的投放散发工作，一直是王振华和我两人负责的。每次都是各自腰间捆扎十几本，瞅准上课时间混进他们的学生宿舍区投放。学生宿舍都是平房，我们都是由后窗将《呼声》投掷在学生的案桌上。王振华有时由后窗翻进宿舍，把《呼声》放在学生的枕头底下，他认为这样就会更加稳妥。记得有一次下午，我们先到中央大学投放散发之后，再到重庆大学时，由于守门人的阻拦，未能进入 （记得是散发的《呼声》第三期）。回来时，两人腰间都剩了四、五本。这天王振华穿的是一套草黄色呢料中山服，是重庆复兴面粉厂厂长葛斯乔 （王的北大同学）送给他穿的。我们回到市区内陕西路赣江街口，正要转弯下坡回住地，突然迎面来了两个武装宪兵。很显然，目标是冲着我们来的。王振华急忙向左抄前一步，用左手猛力把我顶在后头，我俩拉开了四、五步距离，两个宪兵拦住了王振华的去路。一个宪兵用手指抵住他的胸膛：“你是军人吗？”“不是。”“不是军人为什么穿军服？！”“不是军服，是朋友送我穿的中山服。”“胡说！这不是军服是什么？！脱下，收缴！裤子一起脱！”“我里面没穿多的内衣，脱了外衣我怎么回去，我回家染成黑的再穿就是，我真的不懂这是军服。”开始被宪兵拦住的时候，就有不少过路人围了上来，我也走了过去。另一个宪兵已把手伸向王振华的外衣扣子，已解开了他的胸前第一颗扣子。这时，不少人都为他讲好话，“长官、长官”地说个不停。宪兵终于开口了：“好吧，来！我先给你染一下。”两个宪兵把王振华推推、搡搡弄到就近一个茶馆里，用柜台上的笔墨把他周身上下前后画满了条条墨迹才算了事。我们走在路上，一群孩子跟在后面大喊大叫：“麻老虎！麻老虎！”事情就算太平了。不然，只要脱下上装，露出捆在腰间的《工人呼声》：“向日寇和国民党政府讨还血债”这铁的“罪证”将是什么后果！事后，我在想，王振华是准备一个人迎向宪兵，用自己的生命来掩护我的安全。更不必说，他那面对虎口而毫无惧色和镇定自若的胆识与精神，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第三次也是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去公司上班，王振华下厂开展工作去了。将近下午五点左右振华匆匆返回，刚走到赣江街一百二十步石梯的转弯处，远远望见65号我们机关所在的门上，交叉贴着两张白色的封条。他首先判断是机关被破坏了，我也一定被捕了；第二个判断是住房附近一定还有便衣人员守候。很可能还有我们的同志要回来。他又顺着石梯回到高处，一家拆卸火巷留下的屋基石礅上反背坐了下来。在这里可以拦住回来的同志。尽管面对无人通过的火巷废墟，无疑也是十分危险的，不能排除被人认出的可能。下午六点多钟，我下班回来了，还在一坡石梯的最高处，王振华跑过来拦住我，他见我平安无事，心里也就平稳了一半。我劝他马上躲避，他怎么也不肯，要在这里再等其他同志。我在想，机关被破坏，查封了房子，为什么没有到电力公司来捕我？一定另有原因。我又突然想起应该去找保长了解一下情况，他也当面拍过胸腔，有事尽可找他帮忙。这次找他了解一下为啥封了我的门，估计风险不大。结果弄明白了，原来是军警宪兵强迫市民疏散下乡，凡门锁无人户均予封门，不准回城。保长告诉我：“你把封条撕掉进屋就是，由我负责。”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又一次想到，王振华在任何危机之际，总是首先想到我们的组织和同志。
以上三次险情，结果都是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它给我们很大的教训，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特别是王振华，无论身处多大的险情之下，那种只有组织、只有同志的忘我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前面已经谈过，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活动经费的拮据。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还是那句话，抗战时期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只能维持一个人的自身生活，几乎剩不下多少。大家都是在难苦的日子里一天一天度过。尤甚其是王振华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为了亲自了解重庆托派整个组织的情况和理论宣传工作，顶风冒雨踏遍了大江两岸、城郊内外，为了《工人呼声》的编撰工作，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天热了，脱去里面的棉袍，只穿一件单长衫，这长衫的颜色已经变得土色带白；两只皮鞋前尖都已绽了线，烂开了口，底子磨出了洞，两个后跟磨得向外偏倒着。他为忙于组织的工作，一直没有在社会就业，分文收入也没有。每人每月交纳的党费终属有限，物价又逐日升腾，抵不了多少用场。原有的一点党费积余，也只有一两百元，王振华坚决分文不予动用。绵阳、罗江、成都远道前来的托派学生，在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时安插不出去，也只好暂时住在六十五号机关里，大量的人员住在机关当然不妥，但住处难找，也只好好此。他们白天出去走走，会会同学，逛逛书店，一到晚上，三三五五横睡在地板上。夜深了，有时回来的同志整天都没有吃上饭，作为这里的“主人”，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挨饿。有时碰巧身上连买几个烧饼的零钱都掏不出，眼望着他们疲惫饥饿的样子，心里就像刀铰一样难受！我知道管财务的刘振基同志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好同志，但也是一个对人态度非常生硬的人。在万难之中，我还是向他提出了建议：“老刘，公款是否可以动用一点救救急，度过眼前的难关，以后由我偿还就是。”他的回答使人难堪：“你又没有老婆，工资拿来用嘛！”刘振基当时负担父亲和爱人的生活，担子不轻，但作为电力公司的领班技工，工资比我们刚进公司的试用办事人员高得多，大约是我们的两倍多点。我进电力公司工作也才两三个月，拿的试用等级。我的工资月月不剩分文，想给王振华买双布鞋，都没能抽出这点钱来。我在公司伙食团为我和王振华搭了中午一餐伙食，午餐费是全月伙食的一半。实际上，我再也拿不出两人搭全餐的钱了。 （我还要负担机关房屋的房租费）。这中午一餐，天天总是我和王振华最后下席，尽量让肚子填得饱胀，一天也就过得去了。吃过之后，只有等待明天的午餐。每到深夜，王振华经常闹胃痛，我也陪着难受。尽管这么艰苦，也总觉得和王振华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的。“搞这工作，个人还图个啥？”这就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王振华默默地度着艰苦的生活，为了革命事业，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全忘掉了。在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永远燃不尽的生命之火在熊熊地燃烧！
在王振华未来重庆之前，重庆托派组织是由重庆文聿出版社经理人张维良和五十兵工厂工人梁贻共同领导的。张维良忙于社里的业务，具体工作即由梁贻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梁贻曾在上海托派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颇有组织才能和拓展能力，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重庆托派组织的建立，是他和张维良一手打下的基础。万事开头难，开创革命事业更艰难。对重庆托派组织的创建和开拓，他们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我是知道的。张维良为人虚怀若谷，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做了鼎力贡献。可以说，涵养之高众所不及。凡事有求必应，从不推诿。四川绵阳、罗江国立六中那么多来渝的托派学生，在求职就业问题上，绝大多数都是他安插解决的。至于对组织财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就更不必说了。
前面已经谈到，梁贻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工作经验和对事业的开拓精神。正因为如此，重庆托派组织在他的具体筹划和多方努力之下，很快就建立起来。王振华来渝之后，重庆同上海、香港的联系，仍由梁贻继续负责。如上海中央报刊《斗争》、《火花》以及文件数据的寄递等，都由他通过求精中学收发室化名收取。他似乎有一套特殊的掩护、伪装的手法。在邮寄方面从未出过纰漏。尤其他那遇事机变能力和一贯乐观主义精神，给同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重庆托派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中间也倾注了全体同志多少呕不尽的心血，经历过多少困苦和磨难！特别是王振华、张维良、梁贻，给同志们树立了革命的光辉榜样。
梁贻，作为重庆托派事务上的主持人，可以说，一切权利都握在他的手中。他对王振华的生活，也可说关心很不够，特别是1941年4、5月间起这段时间。就在王振华生活濒于饥饿的境地时，我对他认真反映过多次，他始终是唯唯诺诺不了了之。但是要他开个口，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问题所在，当时我无法理解，也作不出正确的判断。在王振华来渝之前和来渝之初，他又表现出那样的观迎，何其如此前恭后倨？我在想，梁贻不是这样的同志，也许有他的难处。记得大概是从六月末起，碰头会只有梁贻、张维良、刘振基三人在另处召开，不让王振华和我两人参加。刘振基把油印机、钢板、腊纸和油墨，全都从我这里拿到他的私人住处自己刻印，尽管刻印得很糟。这到底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了，中国解放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王振华当年在港沪期间出了问题。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就连梁贻、刘振基他俩后来对我的冷淡与排斥，也都是为了这个问题。后面我还有更详尽的叙述，这里就不多写了。
王振华离开广西梧州来到重庆之后，原和王振华已经私订终身的黎潔霜仍在梧州家中。1941年6 月，大概是六月半，黎由梧州给王写来一封信，这封信，王振华拿给我看了。信上第一件事是说，王在写给她的前一封信上，把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贴倒了，说这种粗心大意很不好，一连写了两个“注意”、“注意！”王振华还顺便谈了利用邮票背面书写铅笔小字秘密通信的方法。第二件事是说，她熬不过家庭的沉闷环境，准备离家来重庆。最好的希望是能在重庆读上一个大学，要这里代她联系报考问题。还说，即是读不上大学，她还有劳动力当过个普通工人求生活。王振华回信告诉她暂缓动身，并说自己正在物色工作，一旦弄到工作有了收入，两个人在生活上就可解决，这样比较稳妥。七月份经过《益世报》会计主任史逸民 （早期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抗战前曾任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训导主任，王振华的朋友）的推荐，王振华担任了《益世报》编辑部的校对工作。夜间上班，白天除了必要的休息，其余时间就是读书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见他头发理顺了，穿上了中山服、新布鞋，见面就说：“我有收入了，准备让小黎来重庆。”大概是八月下旬，黎潔霜来到了重庆。这时王振华仍住在曾家岩《益世报》编辑部，黎潔霜的来去，我很少看见，只知道她已考进了地处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很不凑巧的场合下，我看见过她两次，其中最后一次是她已登上了去白沙镇的码头囤船，仅只看到了她的背影，连话也没有谈上一句，船就开走了。以后，再没有见到她。
就在这年 （1941），将近年底或十二月中旬，王振华突然离开了《益世报》编辑部到华岩区高等农业学校当了老师。为什么离开报馆和怎样去了高农校，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一次，他远道进城时曾来会过我，我也不便过多地问询一些有关的情况，他只说，高农校的“条件”很不错，可以重新开展工作。我明白他的意思，并表示一定全力支持。他谈起老梁和刘振基 （这时梁贻被捕已将近两个月了，王去华岩高农校，也许可能与此有关），我说：“梁贻已越监逃走了，不知去向。那些时，我给他提过不少意见。”王振华却说：“这也不全怪他们。”王振华没有多谈这方面的话，但仍然可以感觉得出，他们之间确有一定的分歧，当然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当时，我在想，王振华肯定要在高农校重新开创新局面。从事业上看，高农校自比《益世报》更有条件 （《益世报》是天主教会主办）。我计划稍过些时再去看他，同他谈谈工作的开展，也顺便领略一下华岩的山水风光。临分手，他嘱托我抽时间去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看看，帮他买几本《列宁选集》。后来，我陆续买到了一至十三集 （中间缺第五集）。没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人生的诀别！他在高农校任课不过三、四个月，突然被捕了。这时是1942年的春天，也或者是春末了。这十二本《列宁选集》连同我原有的《不断革命论ABC》、《世界工人运动史 （拉狄克着）和《共产党宣言》等，我一直保存到1952年12月22日──这个令人愤慨的日子！在查抄我家时竟被作为我的“罪证”给没收了。
1941年末到1942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向重庆托派举起了屠刀，开始了一场大搜捕。根据后来重庆电力公司工人 （托派成员）黎昌主对我透露，事情的败露是由于先期关押在巴县五营山集中营七个托派成员之一的任XX，受不住特务的酷刑拷打而投敌叛变 （据刘XX同志回忆：“范文华说，乃由于通信不慎引起”），以致重庆托派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因而在工作上一时陷入困境。
王振华在华岩高校刚一被捕，校内即有学生火速赶往白沙女师学院通知黎潔霜赶快躲避，但她坚决不肯，为“情之所钟”，甘愿与王振华一起去受难，亦遭逮捕 （关于王、黎的共同坐牢和终于一起殉难，据知情人熊安东同志的确切回忆，黎潔霜“并非仅仅为了‘忠实于爱情’而跟王振华坐牢被杀的，她在香港即参加了托派组织”，“黎潔霜亦是以托派身份被捕，长期坐牢最后牺牲”。）他们被监禁八年之后，最终于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监狱一起遇难 （已评定烈士）。同期先后被捕的还有梁贻、刘振基、王坤荣、赵金声、杨寿元、任玉玺等十余人。
梁贻被捕后，不久即趁机逃跑。根据熊安东同同志1991年2月20日写给李慎之同志的来信谈：“老梁被捕后关押于重庆陕西路一个看守所，不久，趁雨夜逃跑，先是躲到磁器口育婴堂当临时工，后又逃往云南西双版纳x海小镇电信局工作。抗战胜利回上海，在一艘外国轮船上当电工。1950年在这艘船上会见过他。1986年或1987年在香港因车祸丧生。”以上，熊安东同志所谈是准确的。此后，与我所获得的梁贻生前在香港以“波臣”署名所写的《回顾》一文相对照，基本一致。1947年初，阎子桂去美留学经由上海给我来信，谈到他“在上海一家书店巧遇老梁”，这正是抗战胜利后梁贻在上海的那段时间。
刘振基被捕后关押于枣子岚墟北区宪兵队看守所，半年后无供释放。放回来时，遍身青肿并因肺病复发长期吐血。刘振基的被捕与其他托派成员的被捕没有连带关系。他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在重庆电力公司发展的特务杨秀蓁举报被捕的。重庆电力公司特务组织的一把手是陈铁夫 （重庆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是直属军统的特务，整个电力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几千人，都属他的监控范围；二把手杨秀蓁 （1950年初已被处决），他的监控范围只限于电力公司本部的数百名员工。在杨秀蓁的眼里，刘振基是“中共党员”，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托派”。他就是这样向市党部的特工上级举报的。1950年2月杨秀蓁被处决贴出的罪状上写了：“陷害进步工人刘振基” （当时中共尚未弄清刘振基是托派成员）。刘振基在电力公司的工作部门与我同属业务科的用户股，他是用户股的线路工。过去那段时间，我俩过从比较密切，特务杨秀蓁手下的一个助手余洪仁 （已于1950年与杨秀蓁先后被处决），怀疑我与刘振基的关系，把我盯上了。收发室的收发员王炳云悄悄告诉我，小特务余洪仁当着他的面拆过我两封信 （都是一般社会往来的信）。就在刘振基被捕后的第工天，余洪仁突然来到我家“访问”我。开头我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给他倒了茶。他开始翻我桌上的书册。他对其中最大最厚的一本──中央军校 （黄埔）的《毕业同学录》首先打开。第一页就是“蒋校长骑马阅兵”，我便顺手给他翻到印有我像片的一页，他说：“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我立即站起作了一个“立正”的姿式，我见他不动，伸手把他从椅子上拉了起来：“这点都不懂！”他的神态立即表现很不自然。我又把“军事委员会”发的“调查登记证” （作战失散后登记用的）、“中央军校学生毕业证”、“毕业纪念章”一起甩在桌子上，又把房门拉开，让他看看我挂在门后的武装带和“蒋中正赠”的佩剑。他似乎又认为我还是军委会的什么人。他几乎是怕了。我说：“你当着众人拆我的信，你做的什么工作？工作能这样做吗？”他离开时是“夹着尾巴”走的。这种人不只是可恨，而是可怜。在这种人面前我不能软架，一软架就什么都完了。此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公司特务二把手杨秀蓁对我也变得格外客气。
王坤荣，重庆托派成员，“一一‧二七”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殉难，解放后已评定烈士。王坤荣又名王志平，笔名向阳，二十多岁，重庆人，出身在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十二岁就在工厂学手艺，造就成一个极熟练的机械工人。曾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为会员，负责江北区会务。蒋党特务劫害劳协时，逮捕了他。逃出后，化名投考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该厂工人便在王的领导下活跃起来。出墙报，争取改善工人生活，被厂方扣了“红帽子”，威逼王坤荣立刻离厂。王坤荣回渝进入二十一兵工厂工作，后又改考化龙桥第三军用汽车修理厂，1949冬组织“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展开讨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保护机器”的问题，不幸第二次被捕。先被关押于市区罗汉寺看守所，在此关押期间，曾写纸条出来交给托派负责人之一隗宽，要求给他购买一百片安眠药。当时组织怕他自杀，而且安眠药很难买到，因此，便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将近解放前，又被转押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一‧二七”被国民党杀害，已评定为烈士。
赵金声原名赵风田，教书的时候名赵文生，作工人的时候叫林青，被捕时二十八岁，山东滨县人，国立六中高中肄业。赵做过纱厂小工，医院护士，抗战时在飞机修理厂修发动机。由于看进步书籍和讨论抗战问题，1943年被逮捕，抗战胜利释放后任小学教师。1949年3月15日在重庆市区太平门老巴县衙门附近被第二次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1949年“一一‧二七”殉难。烈士陵园资料室赵金声的档案袋里的殉难人员登记表上，只填写了“赵金生 （声）三个字，无其他任何村料，迄今仍未评烈。
在重庆二十一兵工厂 （今长安厂）工作的工人托派成员孟宪章，亦被三个国民党特务跟踪追捕。从二十一兵工厂追到歌乐山、追到牛角沱，并在二十一兵工厂撒下追捕网，穷追不舍，务求捕尽杀绝！幸被同志和好心的师兄弟们冒死掩护逃离虎口，终于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
这就是蒋家王朝对重庆托派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但是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逮捕、屠杀托派的那些年代中，就有那么一些别有政治用心的人瞒着自己的天良和肮脏的灵魂，造谣诬蔑说：中国托派是国民党的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拿日本人的津贴从事破坏抗日战争；说托派头子陈独秀日本人手中月领大洋三百元为日本人效劳等等。欲置之死地何需强加这多罪名！斯大林只需“人民的敌人”五个字，不需任何证据，即可处决成千上万的不同政见者 （现已全部推翻那些诬陷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相比之下岂不干净利落？
关于中国托派和陈独穿秀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日本汉奸问题，郑学稼着《陈独秀传》 （台湾版）第1084页有下面一段引述：
﹝笔者按：陈独秀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九月被释放出狱，旋由南京抵达武汉，在此期间，经罗汉从中斡旋，中共与陈独秀托派有条件地合作共同抗日，结果，当然不会成功﹞。
“……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历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以上引言见《陈独秀传》，作者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2─1333页）
前面已经谈到，1941年6月末起，碰头会只有梁贻、张维良、刘振基三人在另外召开，有意避开王振华和我，不让我俩参加，我连刻印《工人呼声》工作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很显然，这是对我俩的有意排斥。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全无所知。这种情况，我向振华谈过，他不愿多谈，似有难言之隐。对我来说，可以扪心自问，半年来工作上的操劳和付出的心血，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同志。为何反被梁贻、刘振基他们一脚踢出了组织！不管振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而我则始终想不通，更不能令人口服心服。我懂得，这种事情既已如此，就不能再去质问组织，以后总会水落石出。从此，作为同一个公司工作的同事，无形中我和刘振基的确也渐渐疏远了。但自我相信，我依旧是托派组织的成员，你们无任何理由也无权开除我赵某。
1941年末到1942年春，蒋介石大举搜捕重庆托派之后，据我所知，重庆托派工作，一时全面陷入困境，已全无活动，何况我也早已成为“编外人员”，对重庆托派内情更是全无所知。一年过去，在生活上，我的工资收入 （工作已转正，并加了两次工资），对我一个人来说，颇觉绰绰有余。每次拿到工资，我总习惯地想起年前那些来到重庆挨饿的托派学生。手捧工资怎么也忘不了他们。内心在呼唤：“你们在哪里？！”
1943年秋，经一位姓王的女士撮合，我与俞志英即将结婚，当时经电力公司一位姓刘的同事百般苦寻，终于在南纪门南纪正街11号为我租到一间简陋的房子，从此我也算安了家， （赣江街65号作为托派机关用的我那间住房，早在王振华就业《益世报》之后即退掉了）。刚一住下，地段保长听说我是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找到我，托我在他开的饮食店里安装电表 （抗战时期电力不足，不准新增用户）。我给他物色到一个带“户口”的迁移电表 （早已在用电的老用户），并代他办了迁移安装手续，终算满足了他的要求。当时我又在想，这种人大都是码头上的“袍哥大爷”，就像赣江街65号地段的保长一样，必要时，这种人很有用处。
此后不久，刘振基突然找到我，同我谈到他的父亲和自己的太太，已由湖北黄陂县老家辗转来到重庆，现住在客栈里，要我设法为他租两间房子。抗战期间的重庆人满为患，租住房屋谈何容易。我又想起了南纪门正街的保长，请他帮忙就在本地段租两间房子。第二天，他就把本街17号一家从来不出租的两间房子租了过来。这处房子离我家只有三家之隔，彼此在日常一般生活上又相互往还。刘振基从此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但我们还是从不涉及过去组织上的尴尬往事。
1944年初春，刘振基告诉我：较场口下面善果街，有一大片土地，有人将近在空地上建房出售，他让我去了解一下，若是建造简易住房，价钱也比较便宜，就购买两间，咱们两家分住。据我了解的情况：主人郭汉侯是附近的商人，他在善果街买了这片荒地，荒地两面临街，地处偏僻街巷。郭先生将临街的两面，建筑六栋一楼一底的简易楼房，每栋楼上楼下各为两小间。临街这六栋房子的背后，将建造一个小院，主人将留作自用。当时整个荒地上，堆放了一些七拱八翘的木楼板，其他就是一些木棒和竹片子。据老板谈：先搭成木房架，再用竹片把墙壁编好，敷上黄泥巴，房顶盖上瓦就完成了。若购一楼一底上下四个小房间，照他说的价钱合算了一下，大约是我和振基各自一个半月的工资。完工购买之后，我让振基夫妇住楼下，我住楼上。楼上瓦片露天风大，楼下冬天暖和夏天凉快，振基有病 （肺结核），就算照顾他。他父亲依旧住在南纪正街十七号。
一段时间相处不错，我在想，彼此依旧是同志。就在这年的旧历6月28日，我们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子，感到生活负担很重，也只有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妻子原在妇女工艺社的工作，我们结婚之后即辞掉了。旧社会有一种封建习俗的说法：“养不起老婆就不要结婚”，意思是结了婚还叫老婆出去找钱，是作丈夫的最大耻辱！所以，自己的老婆即使原有工作岗位，也得辞职回家了。重庆电力公司本部，职工有几百人，全都是男的。有一个同事的太太在一个私营银行当秘书，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偏偏和银行经理一个面貌，一模一样。这能说得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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