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地区托派的情况

　　“关于‘四川地委会’，全名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四川地方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与上海中央恢复了关系。怎样恢复的，我并不清楚，但根据当时情况，可以肯定地说，是张维良同志进行的。此后，陆续收到公开出版的《青年与妇女》和《新旗》两杂志。《青年与妇女》曾以‘文聿出版社’（原是张维良与其他友人合伙搞的出版机构，后由张一人经营）的名义对外批发，交各书店发售（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经销，数日后即将杂志退回，拒绝代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川地委会’组建成立。领导核心成员并未公开向大家宣布，因而也不详细知道。但从当时情况看，张维良、刘振基、隗宽、范文华肯定是主要成员，也可能还有其他人，就不清楚了。

　　谁是书记，如何分工，也不知道。给我的任务，就是保管少得可怜而又经常入不敷出的经费和为张维良同志做联络工作。因张有家庭子女，经营有印刷、纸张等业务，既是与上海中央的联系人，又是重庆财务的支持者，必须首先保证张的安全和隐蔽。最初就是由我来做他和其他同志联系时的中介，但后来证明无此必要。‘地委会’下分成几个小组，究竟是几个？彼此是互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时的对外宣传仍是《工人呼声》，是以‘劳动者社’的名义刻印的，而对内是刻印或复写的《电光》供传阅。这与我（后来）的“判决书”中说的‘……刘犯在其领导下与隗匪宽等印发《劳动者》、《电光》等反动刊物，并亲自到民生机器厂等地散发、毒害当地青年群众……’略有出入，也可能是判决书中的《劳动者》而不是《工人呼声》。1946年，民生机器厂发生了特务枪杀工人栾春生的事件，民生厂工人为栾在该厂外江边沙滩上设了灵棚追悼，以示抗议。我曾前往灵棚内外散发传单，声讨和抗议国民党特务罪行，这也被列为我的‘罪状’”。
　　“这一时期，隗宽等对外活动主要是在小龙坎渝鑫钢铁厂和豫丰纱厂等处活动，散发宣传品和发展成员。是谁在这两个厂工作，就不知道了。听隗宽说，在豫丰纱厂认识一名女工，关系较密切。当时在厂矿开展对敌斗争与C.P是联合行动的，解放后，就是因为这种关系，也可能与那位女工有关，以致隗宽早我等半年多先被投入监中。是否在几所学校有活动呢？详情不知道，只能说“可能有”。
　　“其他如宣传品内容已无从记忆了”。

　　“x老信中问及‘四川地委会’的组织情况及分属支部这些情况，当时是保密的，在白色恐怖下不保密不行，其领导成员及分工情况，就难以说明了。隗宽、张维良可以肯定是主要成员（地委委员），范文华也可能是，是否还有其他人就不得而知。是否有其他支部，也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恐怕只有在官方的档案中才能弄清楚了”。
　　“慎之兄来信中说到范文华自沪来渝，只有47年一次是准确的。我的记忆中也只有一次，只是记不清楚是47年还是48年了。范文华自渝去沪也应是在47年，记得他是到上海不久，只是两三个月时间就返回重庆了”。
　　“关于渝地是否有‘多’（多数派）、‘少’（少数派）及分裂的事，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造成分裂，见解不同是存在的。只是从倾向上说，象慎之兄信上说的那样：‘隗宽、郭毓英、高桓参等，可能也有你（指刘ｘｘ）是多数；我（指李慎之自己）和赵金声、王春禄等也可说是少数’。慎之兄此处说他们三人是少数，我也是看到他这封信后才知道的”。
　　“关于‘多’、‘少’之分歧，我的印象中，主要是对未来革命的性质和当前的行动纲领、口号上的不一致。‘多’认为是以‘国民代表大会’及土地革命的民主口号，是由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的内容推翻旧政权，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少’则认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看法乃是策略上的分歧而不应导致分裂。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成为分裂的另一因素呢？（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
　　“范文华之离渝，有与隗宽不和之处，隗等不同意范去沪，最后对范是这样说的：‘既然你一定要去，那么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以组织代表的名义去’（大意）。老范回渝时对我也说过，他对彭老（彭述之）不满的话，如同慎之兄信中说的，说是彭老有‘家长作风’。我想，可能是由于隗等向彭老写了信，说明范不能代表重庆，因而导致范文华有不满的流露。范回渝时已是‘少’的一员”。
　　“前面说过，重庆没有出现‘多’、‘少’分裂，与上海的双方都有联系。48年上海‘多’中央建党（中国革命共产党）时，情况可能出现了变化，也就是慎之兄信中说的，隗宽、我（刘ｘｘ自己）及其他一些人表示拥护，有的人，可能就是范和慎之等几个人不赞成，认为最好是双方磋商一致，先统一再建党。但此时战争（解放战争）已迫近长江，此后情况就没有什么发展。至于ｘ老信中说的‘多’、‘少’双方各自成立党组织，这个情况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