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我对梁贻(波臣)《回顾》的几点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梁贻的《回顾》于“1982年11月30日完工”，“1986年4月10日重校”定稿。写《回顾》距重庆托派创立的初期，已过去40多年。看来，对当年许多事情，他已忆忆不清了。不！其实并非如此，就拿他写我本人的情节来看，他的《回顾》很少是回忆，许多都是编造，甚至有的情节不只是编造，而是恶毒的诬陷！为什么？他写的完全是我的冤家刘振基对我“复仇”的语言。梁贻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是1941年10月8日，不几天他就越监逃跑了。此后，梁贻走过了四川、贵州又去了云南。他在傣族西双版纳渤海小镇的邮局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去了寮国（老挝）、香港等地，从未回到过重庆，也不敢与重庆联系。所以他对1941年10月8日以后重庆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对我的“情况”，都是1946年春，梁贻、刘振基和阎子桂三人在上海约见时，刘振基对梁贻编造的。对重庆托派初期的一些情况，是梁贻自己编造的。梁贻就是用这些谎言来写《回顾》的。刘振基对我，不仅是看作托派组织的异己，也是我们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冤家。这些琐碎的往事，已在前面详细地讲过了，不再谈它。现在就根据梁贻的《回顾》谈谈有关的几个问题。
　　（1）《回顾》第71页写了：

　　“有了文昇（赵芳举——举注）和振基三个人，力量增强了，便想到出刊物，是我们的要务。振基在较场口的河边上租了一间石屋（不是石屋，是土墙房子——举注），买个油印机和蜡纸等。文昇写印俱佳，我们的《工人呼声》面世了”。

　　〔纠正〕：梁贻的这段话，不是年久淡忘，而是有意的算改。难道《工人呼声》经谁一手创刊都忘了吗？事实是：王振华1941年春节刚过就到了重庆，第一件事就是出刊物。在王的积极筹划之下，首先出版了《工人呼声》创刊号（第一期）。王振华写的《创刊词》，他又写了另一篇是以“皖南事变”为内容的《记取沉痛的教训》。文章厉言声讨蒋介石屠杀抗日的新四军，也批评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刻写钢板蜡纸和油印，都是我亲手完成的。哪里是梁贻、刘振基和文昇三人创刊的？梁贻之所以将《工人呼声》的创刊说成王振华来渝之前，是有意将这顶“荣誉的光环”罩在自己的头上，不是可笑而是可耻！一个人的人格哪里去了？！房子是我的宿舍，机关就设在我的宿舍里。房子是张维良帮我租到的，不是刘振基找到的，地址不在较场口河边，而是陜西路赣江街65号（万寿宫旁边）。油印机和油墨，是我由电力公司拿来的（是一部搁置未用的旧机子），这时哪里还有钱买油印机？一筒蜡纸和一令白纸是张维良拿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2）.《回顾》第73页写了：

　　“在他（王振华——举注）来到我们石屋之前，我接到上海的信，说：小王已是叛徒，今后要和他切断联系。寒君也由香港来信，述说小王在沪演的丑剧，我还来不及和振基、文昇商议这事，他已由张维良那里得到了我们机关地址找着来了。他穿了一身黄呢军服，神情沮丧，趟在床上，不愿开口。……”

　　〔纠正〕：梁贻说王振华来渝之前，就接到上海的来信，说小王已是“叛徒”（我事后得知，事实是王在上海犯了错误，但决不是“叛徒”），这又是在编造。事实是王振华来渝之前，他在碰头会上把王振华吹捧得天花乱墬：“这下好了，小王到了重庆，我们就可出刊物由他主笔了”。梁贻还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就是1935年春同你们会见的王振华，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这说明，王振华来渝之前在香港、上海的情况，梁贻一无所知。为了说明当年他与香港、上海中央联系的密切，编造了“小王来渝之前就知道王是‘叛徒’”。并上网上线，把“犯错误”变成了“叛徒”。梁贻决不是个毫无政治原则的人，若早已知道王是“叛徒”，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敢违背港、沪的决定，把重庆托派的机关刊的主笔、主编的大权交给一个“叛徒”。更不会把对各厂托派组织的宣传工作，也全部交给王振华。各厂成员的组织系统和相互联系，梁贻对王振华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假如梁贻在王来渝之前早已知道王是“叛徒”，他能这样做吗？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梁贻的虚荣心多么严重！关于王振华的所谓“叛徒”问题，梁贻一直到自己被捕离开重庆也从未告诉过我。他真正得到王振华在上海犯错误的消息，是1941年6月上旬或中旬，从这时起，王振华被剥夺了《工人呼声》的主笔、主编任务，我也同时被免除了对《呼声》的刻印、发行工作。就此，把王和我排除在组织之外，成为“编外人员”。他们以为我与王振华半年多来在机关同住共宿的日夜相处，必然受到王的影响而成为“准叛徒”了。当时，我对这种局面无法理解，只有抱屈问天：“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983年“一一．二七”悼念日，王振华、黎潔霜、王坤荣被评为托派烈士。承蒙烈士纪念馆卢光特馆长的批准，我拜阅了王振华的案券。以后又经曹惠白同志的关系，我与上海郑老超麟和熊安东同志取得联系，对王振华“犯错误”的问题，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后面还要详细谈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写了。在知道了所谓“叛徒”真实情况的同时，也彻底明白了当年梁贻和刘振基排除王和我于组织之外的原因和用心了。
　　另外：王振华来渝时穿的是就棉袍蓝罩衫，并不是梁贻说的黄呢军服。黄呢军服（其实是黄呢中山装）是王来渝一段时间之后，王的北大同学牛角沱面粉厂厂长葛斯乔送给王穿的。
　　（3）梁贻在《回顾》第76页叙述他1941年10月8日被捕时说：

　　“在我的箱子里，他们（国民党特务——举注）抄到了一个电力公司的信封，署了文昇（赵方举——举注）的名字。这真糟糕，要毁了文昇，恼恨无及！”

　　〔纠正〕：1940年11月30日我进重庆电力公司之后，一直到梁贻被捕，从未给梁贻写过信。当时，大家每周星期天都在赣江街65号机关开会，根本用不着写信。老梁说的那封信，肯定是我在部队时由白市驿驻地写给梁的信，是关于离开部队来市区搞工作的。1941年10月8日梁贻被捕搜出该信时，部队（新编十二师——举注）早已开赴云南前线参加滇西反攻去了，凭这封信也找不到我了。因之也就没有“毁了文昇”。
　　（4）梁贻在《回顾》第103页有如下的叙述：

　　“文升仍在电力公司工作，职业没有变动，和振基断了往来，若不相识。特务由我箱里找出的他那封信害了他。特务对笔迹找到了《工人呼声》的写版人就是他。他已有了妻和子，不能坐大狱了。经由王平一给他办投降，保住了职业，免了牵连刘振基。他和王平一是小学里的同学，他在初到重庆时访过他”。

　　〔纠正〕：以上，梁贻在《回顾》中叙述的有关我本人的这段话，已不只是一般的编造，而是更加恶毒的陷害。这段谎言同样是梁贻、刘振基、阎子桂三人在上海约会时，刘和梁共同炮制的。没有想到，刘振基仍然是为了那点“家庭与家庭”的小事，依旧耿耿于怀。只要有机可乘，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心胸的狭窄、灵魂的肮脏、道德的败坏，可谓已达极巅！常言道：“人不要脸，百事可为”，这种人不但不要脸皮，连良心也不要了。
　　现将我和王平一的联系，再作如下说明：
　　王平一，中、小学用名为王良栋，叛投国民党之后，改名为王伯平，所著《苏俄党争文献》署名王季平、陈幻合着，据王自己谈，“陈幻”是空名，实际是王季平（王伯平）一人所著。“王平一”是当时党内一贯用名。籍贯山东益都县人，与我乃为小同乡。高小读书期间，和我大哥（堂兄）一直是同桌同学。大哥比我大八岁半，按说，王平一也一定比我大八、九岁，所以不是梁贻说的我和王平一是小学的同学。照后来我大哥的说法，他和王良栋的感情很深，如同手足。
　　大哥毕业后在家务农，王平一考入初中，毕业前即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青岛搞地下工作。大概是大革命初期（1925年前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可能是孙大）学习，在苏联参加托派。中国托派四派尚未统一之前，他是“战斗社”的所谓“四大平头大将”之一。以后被谁被捕叛变投敌，成为国民党蓝衣社（军统前身）的骨干，被派驻山东济南主持特务机关。这些情况，在我参加托派时，组织上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有的情况还是我原先不知道的。
　　我原是济南第一乡村师范的学生，并非《回顾》里说的“青州师范”，我应该是1938年毕业，只读到了1937年“七·七”抗战就提前毕业了。学校早于1935年就由梁漱溟直接插手改建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与“青州师范”毫无关系。前面已经讲过，1936年上半年，华北局势急剧动荡，威胁山东。我大哥在写给我的信中附了一封写给王良栋的信，叫我拿着信去找他。大哥的意思是：时局不好，要我还是早点找个工作才行。我想读书不想工作，更不能去找姓王的。这件事，我向当时建专校托派组织负责人谈了，并在听阎子桂老师周日谈话时，也向阎谈了。他们都以为可以去接触一下，了解一下济南特务情况也好。我便带着信去会见了王良栋。一见面，王对我非常热情，他劝我还是安心读书，毕业后的工作没有问题，可以安插得下去，请我大哥放心。事后，我向组织作了详细汇报。一些会见的细节，前面都已谈过，这里就不多写了。
　　也算作个告别，我第二次会见王平一时，日军已逼近济南黄河以北。他问我愿不愿去内地参加“特种通讯技术培训班”学习通讯技术，我说：“我决定随校南迁”。结果，我进了济南的华北学生流亡团。以后又由流亡团报名去了冀豫前线，参加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一八一师政工大队搞抗日宣传。这就是我在济南和王平一（王良栋）两次接触的原因和经过。这件事，我在重庆和梁贻、刘振基见面之初，即作为我个人的史实摆谈过几次，他们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怎么又扯到我在重庆去访过王平一？！
　　1940年11月底，我离开部队来到重庆，进入电力公司的同时，即开始重庆托派地下工作，那时王振华还没有来重庆。一天下午下班回南纪正街住处，我路过保安路（今八一路）昇平太戏院，时间是下午六点多钟，戏院晚场将演出“山药蛋”、“富贵花”父女的说唱大鼓。演出尚未开始，大门口对面人行道上有四个人，正在谈笑风生。难道是“冤家路窄”，我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最矮的矮子竟是王平一。我便匆匆避过了他。在星期天的碰头会上，我向梁贻、刘振基谈了望见王平一的事。王平一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这种巧遇必须向组织谈明，已表明我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事过四年之后，1944年秋末，这已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一天早晨约七点钟，也可能是六点半，我去大阳沟菜市买菜，又一次望见了王平一。他身披一件黑色披风，头戴一顶黑礼帽，从大阳沟中段路口出来，向五四路方向慢慢走着。我仔细注目，的确是他。当天买菜回来，我就向振基谈了这个第二次巧遇。梁贻早已不在重庆，这时我和振基合伙购买了房子，共同住在一起，关系尚好。至于王平一在重庆身居何处，我则毫无所知，我也无需知道。我有固定的工作，无需求他；我有自己的信仰，彼此已不是同道；我没有必要去和一个托派的叛徒打交道，事实也是如此。在济南，若不是大哥深情好意与组织的意图和支持，我也不会去见王平一。
　　梁贻被捕时，从未有人来电力公司核对我的笔迹，我也从未被捕过。时至今日，我还可以找到电力公司所有退休而今健在的任何一个同事为我作证，我没有被捕过。既未被捕，又哪来王平一为我办投降？！我若真的被捕并由大特务王平一为我办投降，试问，解放后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恐怕1950年寡人的脑袋都不在了。
　　梁贻被捕是1941年10月8日，我结婚是1943年10月10日，生儿子是1944年旧历6月28日（新历大概是8月上旬），这就是说，当时我还是光棍一人，为了保住三年以后的妻和子才办投降的；要不，就是对到了笔迹之后，过了三年才来补我的。有这样荒唐的事吗？
　　1952年12月22日，我和全国所有托派人员一样真的被捕了。我和李慎之还有宋宇（刘ｘｘ的前妻）、吕秀屏（王春禄的妻子）以及孙敬、陈克仁等，真真假假共十三人，一起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上。约两个半月之后，唐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话：“党的政策你该懂得，早在重庆解放之初，主动作了坦白交代，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现在已等你两个多月，你仍不老实交代，还要抗拒到哪天？在这里的时间有限，到时就送你到该去的地方。我念一段文字给你听，……”。文字的大意是：重庆的托派组织主要有哪些人，包括王振华、梁贻、张维良、赵芳举和“我”，这“我”当然是刘振基。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我记不得了，还说了这些人各自担任的什么工作以及现在都在哪里等等。并特别写了，“赵芳举在国民党搜捕托派之后，怕死消极不干了”。但没有写上“我和梁贻把王振华和赵芳举排挤出组织，不让他们干了”，也没有写上“赵芳举被国民党逮捕后，经由军统大特务王平一为他办投降”的话。唐干事念完之后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你不交代有人会帮你交代”。这人当然是刘振基。今天来分析，当时，他不敢在中共面前端出他和梁贻共同创造的谎言，否则，中共不但要追究我的托派问题，更重要的是彻底追查我被逮捕，由大特务王平一为我办“投降”和我与王平一的关系。若追查不是事实，刘振基又将如何交差？那时，在共产党的脚下不同于在梁贻、阎子桂面前，可以随便造谣而不负任何责任。照梁贻《回顾》的说法，如果我真的被捕过，且经军统大特务王平一为我办了投降，保释了我，只要刘振基在中共面前检举出来，恐怕我会被判死罪，刘振基不就达到了最满意的报复了吗？他当然不敢这样做，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见不得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