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三、1929年至1933年：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形成
1929年至1933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千百万人被摈离生产，或者甚至一离开学校就失业。如此产生的社会危机，并不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而是以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而告终。殖民地的反抗和革命斗争开始日益增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行他们的“长征”。在苏联，在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了五年计划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各国社会党虽然提出了阶级合作的政策（“较小的害处”），但一般仍未进入政府机构。各国共产党贯彻了极左和宗派主义的政策（“第三时期”）。两种政策——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的结合，麻痹了无产阶级。
按照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行事的斯大林，在1929年初把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的时候，以为已最终摆脱了那个在其一生中又一次遭到放逐的人。本来在那时他就早已彻底地摆脱了托洛茨基，但是，就象三人联盟破裂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声称的，他害怕进行谋害会给自己带来不祥的后果，因为他的地位还很不稳固，托洛茨基的威望在苏联还相当高。在苏联，托洛茨基可能从未停止过他的活动；他拒绝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作出停止活动的书面保证。在托洛茨基拒绝以后，斯大林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即切断托洛茨基同苏联的一切关系和接触。放逐托洛茨基的用意想必在此。不要忘记，斯大林过去曾认为1917年前革命者流亡国外是无关重要的事。斯大林后来不得不承认，放逐托洛茨基这个办法错了。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不断地策划暗杀事件。 托洛茨基一到达土耳其，就把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别以反对瓦解国际革命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 从1924年起，在共产国际及其大部分支部中就出现了离心倾向，但除在苏联外，实际上并不存在有着自身政治特点和完整的纲领的集团（或许意大利的波尔迪加派是个例外）。相反地，在1924—1929年期间，形成了一批人数少、一般同工人阶级没有牢固的联系、彼此争吵不休、缺乏真正的政治上的一致的集团。这种情况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很好说明，即各个共产党是从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时间也不允许对这些党——在它们开始蜕化变质以前——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政治和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再教育和统一思想。革命运动一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变质一渗进共产国际，在那些不愿同斯大林的腐化同流合污的人们中，就出现了种种政治基础各不相同的反应。在法国，1924—1929年期间，就出现了六个彼此各不相同的反对派，而每一个反对派本身又同样是很不统一的。 托洛茨基刚到达土耳其，就署名古罗夫给所有的反对斯大林政策的集团和个人写了一封信，提出打算重建国际组织的问题，并要求他们在三个主要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苏联问题，英俄委员会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在这封信以及后来写的其他信件中，托洛茨基区分了存在于共产国际中的三种基本思潮，而各个集团显然在不同程度上与之有联系或将与之有联系： 1）左翼反对派：它捍卫列宁主义的基本的政治和组织原则。这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早就主张的。 2）右翼反对派：它遵循布尔什维克党右翼（布哈林）的方针，是由这样的一些集团所组成：它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出于反对其基本政策，也不是出于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主要出于反对其“极左的”错误；这些集团（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是其中最重要的）都尽力各自制订独立的国家政策；从这一点看，他们接近于社会民主党左翼。 3）处于中间的是斯大林主义派：它是为克里姆林宫效劳的官僚主义的党羽。 托洛茨基在他的那些信件中还特别指出，党的内部体制问题固然重要，但仍应从属于基本的政治问题；这不可能是一个同右翼（布兰德勒分子）组成集团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象他们一样批评党的体制问题，那末，相反地，在主要的政治问题上，在总的政治方向上，他们却是和我们完全对立的。 我们的国际运动，在1923—1933年期间，基本上处于一个确定原则和培养干部的时期。这是我们大批支部建立起来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学习“使用托洛茨基主义的语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就在这个时期，在法国成立了出版《真理》的集团（1929年9月）和在1930年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盟。1930年4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当时力量还很薄弱，但后来变成国际书记处的国际中心。我们的运动不断发展，1932年，召开了哥本哈根会议（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会议），接着在1933年召开了一次通过“十一点”纲领的会议，这“十一点”就是我们的基本纲领的摘要。 现在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保卫苏联1929年夏发生中东铁路事件时，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派别中就提出了保卫苏联的问题。那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有一段路线要经过中国领土。[1]关于在中国领土上的那一段铁路的管理问题，苏联和中国当时订有协议。这些协议是在列宁的政府主动废除了在沙皇时代签订的所有条约（这些条约属于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类型）后，由苏、中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的。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以后，蒋介石想用武力把负责管理该段铁路的苏联人员赶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对苏联构成很大的危险，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太平洋的港口会因此而同整个西伯利亚隔绝。苏联政府派遣红军进行干预，以回击蒋介石的进攻，使之尊重苏联的国家权益。这时，人们就听到了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谴责“苏联帝国主义”和提出后来我们经常听到的其他一些论据。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23年汉堡起义的领导人乌尔巴恩斯开始为有关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辩护。[2]就在这时，托洛茨基写了一本《保卫苏联和左翼反对派》的小册子，关于从那时起多次被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第一份相当完整的说明。托洛茨基明确指出了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的产物——的阶级性质。对苏战争的目的在于摧毁这个社会的基础（集体所有制……），而不是摧毁警察制度。苏联被打败也会导致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后果，帝国主义将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项新的租借条约。苏联被打败还会使全世界人民群众深为沮丧。要保卫苏联，这根本就不在于接受或支持斯大林的政策。相反，斯大林的政策乃是威胁苏联的最大危险之一，因为斯大林在全世界寻找“同盟者”，不惜使世界革命受到损害。即使在战争期间，这个政策也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永远支持苏联！决不支持斯大林的方针！”如果发生世界性的冲突，唯一的、真正的、保卫苏联的办法，那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发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不论这些国家是不是苏联的“同盟者”。 反对希特勒的危险的统一战线从1930年起左翼反对派进行的主要斗争，是为在德国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斗争。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同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后一种政策，概括起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已进入最后危机阶段，因而（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整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化了，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变成了一个社会法西斯党；因而对苏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而出现了群众的激进化，他们把总罢工和革命斗争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其目的是武装起义。按照这个“逻辑”，按照这个“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从中引出的政治结论是，不能同社会法西斯政党建立统一战线；反之，应当首先同社会法西斯政党进行斗争，以便能够在它背后并通过它打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斯大林主义的这一国际政策在德国的种种表现和带来的后果最为骇人听闻，而当时德国劳动人民面对希特勒匪帮，却处于分裂状态。更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普鲁土的公民投票），斯大林主义派还同纳粹分子一起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再如：在1929年5月1日由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局长策尔吉贝尔领导的警察局杀害了约三十名柏林工人以后，共产党宣称，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应该打击的、策尔吉贝尔一类的人。因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孩就是“小策尔吉贝尔”，于是共产党的儿童组织被命令在学校里打击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孩。希特勒上台前不久，在由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市政府管理的、柏林的公共运输机构里，德国共产党党员和纳粹分子共同担任罢工的纠察。这个“第三时期”的政策，在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之间挖了一道鸿沟，并且使德国无产阶级在面临纳粹分子兴起之时陷于瘫痪。 左翼反对派进行了一场国际性的斗争，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争取在德国建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以阻止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写了许多小册子支持这场战斗：《现在怎么办？》、《唯一的道路》、《给德国工人的一封信》，《德国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关键》。 局势的发展和我们进行的干预，使想回避问题的斯大林主义派也必须就希特勒上台的危险采取立场。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召开了一次巴黎地区的报告会，当时的书记塞马尔把德国问题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奶油蛋糕”。共产党在比利时的比利埃大厅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招致了斯大林主义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非常激烈的冲突。 后来，共产国际由于对工人群众在希特勒的威胁面前表现出来的不安心情不得不作出反应，同时也是为了替克里姆林宫在民主国家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外交手腕服务，组织了“阿姆斯特丹委员会”以便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这是由斯大林主义派控制的“大”型组织的首批经验之一。我们的组织“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在普莱耶尔大厅召开）的代表大会，以便揭露这些会议只是耍花招。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是有好多理由的。斯大林主义派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3]这样，就传播了这种思想，即仍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取一项非革命的政策，是能够阻止法西斯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 当时“和平共处”政策就已猖獗一时。这个政策并非是赫鲁晓夫发明的（许多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亲中国的评论家就是这样断言的），它是斯大林发明的。在托洛茨基于1928年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4]一书中，就能找到对这种“和平共处”政策的谴责。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不同之处，并不在这个政策的根本问题方面，即要同资本家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以便使苏联能安静地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对这个政策的实施起支配作用的、不同的条件方面。无论什么情况，群众革命斗争的利益，始终从属于克里姆林宫外交上的需要，甚至被牺牲掉。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对苏联领导人的这个“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过那么多次的谴责，但同样因为要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对锡兰、[5]孟加拉、苏丹、喀麦隆等国家，却实行了同样的反革命政策。 也由于这一政策，斯大林主义在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旗帜下，重新引进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大门就这样为同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人土”或“和平之友”实行合作开放了。克里姆林宫就这样在通向建立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以及后来的民族阵线的道路上开始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不过，这些组织都是耍花招，因为斯大林主义派的头头们主张依靠这种组织手段来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而他们所组织的只是那些原来就接受他们领导的人。这样他们就歪曲了革命工人和群众中的工人组织之间的统一战线的概念。 为纠正共产国际的斗争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大批支部是在我们运动内部出现许多危机的那个时期建立的。正由于在许多国家中没有大规模的工人斗争，正由于我们的运动同群众很少联系，我们内部的争论往往带有过于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是，一场斗争的个人因素却同政治的和组织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有这些危机，也就是为建立同群众的联系和为建立革命的领导而斗争的各个阶段。只有庸人，只有中间派，才会对此加以嘲笑，而不力求理解它。在这个时期，同波尔迪加派在同一个国际组织内进行合作的企图，没有取得结果。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在特定环境下，要在同一个运动内部实现共处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整个这个时期的政策是，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我们的政策把为纠正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的斗争作为基本方向。尽管我们遭到排斥，我们还是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及共产党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使这些组织重新采取一项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斗争的派别。 在这个时期，我们遭到某些思潮的反对，它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说同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对工人组织的态度不能让诸如我们遭到排斥等主观的考虑来支配，也不能单纯地由这些组织的领导所遵循的政策来决定。革命政党和一个革命国际的存在和建立，是同历史情况和人们不能任意抹煞的、特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历史特点，是从它们的形成、它们同俄国革命的联系、在工人阶级中的斗争岁月中得到的。这些组织那时是联系群众的。斯大林主义糟蹋了第三国际的历史特点。尽管我们为纠正第三国际而进行了斗争，但是只有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才能说明第三国际，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是否最终地已经山穷水尽，无可救药。从1923年开始，在每一次革命高潮中，我们看到，左翼反对派都是乘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在各共产党内得到发展的。当时还不能说这些党的官僚主义化已经无可挽回。不应忘记，当时的那些共产党尽管早就由斯大林主义派领导，同今天这样的政治机器还是不同的。它们仍然是革命的组织。不过，我们在反对“第三时期”的政策的斗争中，曾经提醒过，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希特勒的胜利可能正是能使我们改变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的历史事件。应当回顾一下当时的世界局势。欧洲的工人阶级构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殖民地的运动则还仅仅是刚刚开始。 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国际不应该是一个任意建立的组织；它应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则和一个历史时代的所有先锋队的具体化和体现。第一国际标志着这样的时代，那时，工人运动第一次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和思潮中解放出来，开始在阶级的基础上独立地组织起来，虽然在理论上还不纯洁。1914年以前的第二国际，标志着这样的时代，那时，许多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和资产阶级民主广为传播的时期，在这些国家里，工人运动是以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第三国际——这个组织只有在它成立后的头五年中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则标志着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进行最初的几次冲击的时代。只要第三国际本身还拥有可能把它从官僚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加以纠正的革命力量，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就根本反对另建一个中心，并且认为，在这个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中心的组织之外从事一项（另建一个中心）任务，这是把革命力量引入歧途，也浪费了革命的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被纳粹击败和共产国际毫不犹豫地赞同斯大林的政策——他对这次失败要负很大责任——的情况下，再要把一个已经如此地表现出没有生命力的组织复兴起来，这已无用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时期已经到来，酝酿的时间需要多长，是无法预见的。但无论如何要立即着手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转向要建立第四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时，在那些曾指责过我们改革共产国际的政策、并鼓吹过要建立第四国际以反对我们的人中，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来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任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在组织一些“极左”的集团，这就证明，在当时批评我们的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比在有关共产国际有可能进行改革的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要深刻得多，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对党和对党同工人阶级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后来修建了一条只经过苏联领土的铁路。 [2] 可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由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考茨基等人创立的。 [3] 显然，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特定的运动和行动，应该由一个革命政党来领导，但是这些运动和行动应该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特征。 [4] 列·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共产国际》，法国大学出版社，第134页。 [5] 斯里兰卡的旧称。——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