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四、1933年至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的准备
1933—1938年期间，经济稍有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刚被法国（1936年6月）和西班牙的群众运动所制止。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发动了一场内战，对劳动群众来说，这场内战后来是以悲剧告终的。在远东，日本发动了一场后来被证明对它来说是毫无希望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苏联，随着五年计划的执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他们的自由受到很大的压制，布尔什维克老干部和整个革命先锋队被消灭。在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过去几年来的分裂已经为建立“人民阵线”的“统一”政策所代替。这些政党和资产阶级各种派别的这种阶级合作，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同前一时期一样的灾难性后果。
1929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从1932—1933年开始的严重的政治后果。 1932年底，弗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了使经济复兴，他实施了有利于美国无产阶级内部工会运动发展的新政。直到那时为止，在美国无产阶级内部一直是行业工会占优势，大企业的劳动者还没有被组织起来，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立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这种变化除美国以外并没有立即取得效果；美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有待于大踏步地前进，这大概是要等到下一次发生大危机的时候才能实现，而下一次大的危机不一定只是从美国的经济方面开始的。 1933年初，由于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主义派的两个工人政党的政策的配合，导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两个政党由于不同的原因，通过不同的手段，都反对劳动人民统一行动。它们还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使整个德国无产阶级在希特勒运动兴起的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消极和缺乏反抗性。它们都象进行竞争的小店主似的进行活动，并且都把它们相互对立的集团的利益置于他们以之自夸的阶级利益之上。随着希特勒上台，我们的总方针也转变了。我们放弃了改革第三国际的斗争，转而着手建立第四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 这一决定不是一下子作出的，我们是在这一方面开始的，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中，我们放弃了改革德国共产党的斗争，因为很明显，一个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犯了错误的政党已是历史性地不可救药（见托洛茨基的文章《德国工人阶级会重新起来，而德国共产党则永远不会》），我们当时等待了解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反应。但是它们的反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黑克尔特的一份完全支持斯大林主义派在德国实行的政策的报告，尽管各国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在内心里是反对这个政策的。斯大林主义早已决定性地控制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早已消亡了。 在执行委员会的这次投票表决后，1933年夏，我们运动的国际全会几乎一致决定改变我们的国际方针。 在那时之前，我们早就谈论过有关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改革问题，但是在谈论时没有经常对这三者加以区别。所以当我们的方针改为主张在各国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和在苏联建立一个新党时，这就要求我们澄清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那时，我们就十分精确地，对从此以后已不可能加以改革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还有可能加以改革的、仍然保持无产阶级国家性质的苏维埃国家，作了区别。以后，在1935年，对这一问题我们的观点也有了发展，终于肯定了在已经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苏联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的必要性。之所以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是因为这不涉及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摧毁官僚主义集团的绝对权力和在苏联重建工人的民主。 上面提出的问题是有关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这个国家中，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而是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集体化，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计划经济），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被剥夺了可以用来改变和纠正局势的权力和一切民主权利。托洛茨基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不管它已经完成了多大的业绩，从资产阶级本身的观点来看，这场革命仍然需要进行另外两次革命，即1830年的革命和1848年的革命，才能全部完成。他认为，十月革命也需要加上另一次革命才能完成，这另一次革命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基本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在工人国家内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 “官僚主义集团正在准备的反对自身的革命将并不是象1917年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革命：它不涉及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来代替原有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上，除了有过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外，还有过推翻旧的统治机构而不触及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推翻波拿巴主义特权阶层自然对社会将有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仍然属于政治变革的范围……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曾经有必要进行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还得根据这个历史所赋予的特权，再进行反对官僚主义专制制度的第二次革命。”[1]
托洛茨基关于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关于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革命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纯理论的、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特有的概念。自从斯大林主义开始发生国际危机以来，这个概念已超出理论范围而在现实中开始实施。除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外，其他一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推理，也有了这种看法，尽管他们表达的形式常常是很混乱的。我们运动的历史的前一段时期的特点是，在组织这一运动时，坚持原则。在新的时期中，我们在组织上就采取了很大的灵活性。而在为改革第三国际而进行斗争时，无论是那一种思潮，只要在改革第三国际的问题上态度稍有含糊，我们都坚决地与之决裂。但是肯定第三国际已不可救药，这意味着革命意识的大倒退，而且要预言一个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将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建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当时打算努力宣传我们纲领的优点，说它最完整地表达了当代无产阶级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能预见我们将怎样去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将通过什么样的组织途径来建立革命政党和改变我们同工人运动的其他革命思潮的关系。在这段时期中，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两次实验，其中一次的重要性有限，而另一次则重要得多。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从1933年7—8月份起，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的问题已具体地放在我们面前，因为英国的独立工党召开了一个向所有不属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组织开放的会议，以研究希特勒的胜利在全世界和工人运动内部所造成的局势。我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旨在使会议了解我们的立场和试图把所有愿意在世界工人舆论面前捍卫成立第四国际必要性的组织聚集在一起。这种活动同布尔什维克在其他环境下，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上所进行的活动相当类似。会议最后发表了《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这就是由我们的国际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工人社会党和荷兰的两个组织（革命社会党和工人社会党）共同签署的一个文件。 工人社会党属于193l—1932年期间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而同该党决裂的社会主义左派。希特勒上台前夕，工人社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瓦尔歇和弗勒利希手里，他们原来是共产党的右翼反对派（布兰德勒派）的领导人，后来和该派决裂而参加了工人社会党。 O．S．P．是荷兰的一个组织，它在来源方面相当于德国的工人社会党。 革命社会党是由老共产主义战士斯内夫利特领导的，他在荷兰的工会政策问题上同共产国际早就发生过争论。在荷兰，他领导一个工会联合会，即N．A．S．，在该联合会内，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了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进行斗争，斯内夫利特终于把他的工会派别组成了一个政党。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宣告了必须建立新的国际和新的革命政党，并确定了作为建立这些组织的基础的那些要点。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纲领。但是，其主要内容已包含在这个宣言里了。 “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在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在荷兰，上述的两个组织共同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合并组成了工人革命社会党，以后该党加入了我们的运动，后来在西班牙革命时又同我们决裂了，因为在那期间，它支持P．O．U．M．。在工人革命社会党中，反对这种政策的基本上是由桑滕领导的青年人。在战时，就是这些青年人组织了第四国际的荷兰支部。工人革命社会党的领导H·斯内夫利特，虽然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上，同第四国际运动决裂，但仍然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战时，他被纳粹分子枪决，英勇牺牲。 关于避居国外的工人社会党的那些领导人，他们已堕落成为不可救药的中间派。《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签字后不久，他们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并且是所有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先进的人土中间散布无法形容的混乱思想的中间派组织集团（伦敦局等）的创始人。战后，瓦尔歇当上了东德的官员；相反，弗勒利希则同情我们的运动。 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在叙述最重要的、第二个建立革命政党的实验以前，稍谈一下希特勒上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势。 由于纳粹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德国，整个一段时期中，已看不到革命的远景。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但并不是没有遇到抵抗。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工人阶级，由多尔富斯领导的反动的教权派唆使劳动者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并在1934年2月战斗了一个星期。由多尔富斯造成的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失败，为在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取得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杀死了多尔富斯和取消了他的党派后就在奥地利站住了脚。 1933年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法国。希特勒的胜利打破了1918年在凡尔赛建立起来的欧洲的平衡局面，这就暴露了法国所曾遇到过的最可怕的制度危机，而且这个危机现在仍然继续存在。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法国已不再是一个头等强国。为了恢复它的地位，或不如说，为了维持它的地位，法国资本主义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降低群众生活水平的办法，而这只有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体”时才能进行。法国资本主义试图通过1934年2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的手段摆脱议会的形式。但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事情进行得过早了。法国工人阶级完全受到了这次暴力行动的打击；他们警觉到法西斯危险的威胁，国内的政治形势因而变得非常紧张。 面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的危险，我们鼓吹在法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但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必须提出一个行动纲领，根据这个纲领，才有可能动员劳动群众，使之能脱离资本主义把他们推入的险境。就是在那时（1934年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在托洛茨基的合作下拟订出来了。这个文件特别使人看到制订第一个《过渡纲领》草案的重要性。次年，比利时的同志们拟订了一个类似的纲领（不顾他们国家的法令），诸如此类的情况尚有不少。因此，1938年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远非是临时凑合的东西，它是国际的各个支部许多经验的成果。 我们已经讲过，法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联盟开展了一场有组织的、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在2月6日以后的一周内，共产主义联盟同处于马尔索·皮韦尔影响下的社会党塞纳省联合会建立了一条统一战线。 从1934年2月份开始，群众要求统一行动的压力加强了。同年7月，社会党和那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签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协定，这项协定并没有任何具体的革命政策作为基础。但是，相互激烈攻击了这么多年的两个党号召工人阶级建立共同的战线以对抗反动派，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劳动群众中激起了巨大的热情。 这项协定也产生了与我们有关的另一种后果。就在我们为争取共产党和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而开展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一些对我们的组织非常不利的后果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我们过去所接触到的同情者，部分是在共产党内，更多的是在法国社会党内。[2]这后一个组织的成员人数已有很大发展，大部分是无产者，而且常常是共产党的老战士。这时所有这些同情者都不再同情我们了。这并不是由于敌对关系，而是由于他们对革命政党的概念和必要性缺乏明确的政治见解——尤其是当统一战线在建立起来的时候——并且也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有很强的吸引力。 我们的会议不再经常有人来了，我们的组织和从前一样又陷入很大的孤立境地。不可避免地一场危机在我们组织内部发展起来了。于是大家就研究怎样摆脱这种孤立状态，怎样设法同一个当时在法国尚未为人所知而其广度却在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接触和联系，怎样同群众一起参加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 “打进去主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开始进行为建设一个革命政党而在组织方面着手的第二个大实验。在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尝试参加到一个力量更强的组织中去，在此期间，我们这个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在参加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时，将暂时失去它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托洛茨基亲自推动下，共产主义联盟打入社会党的问题提出来了。1934年9—10月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这种叫做“打进去主义”的政策以后在其他国家中也实行起来。最初，这种政策在我们国际组织内引起了很大的分歧，甚至分裂。1934年10月的国际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才批准了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打进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从此以后，这种策略已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绝大部分组织所采纳。 在整个第一个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3]在法国社会党内是站在非常鲜明的政治立场上来进行活动的。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吸引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属于“社会主义青年”这一组织的、在“革命社会主义青年”这样的名称下集合起来的整个派别，从而更新我们组织的队伍。相反地，在人民阵线建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却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脱离法国社会党的，而且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出现分裂，这样，通过打入法国社会党而获得的好处就损失了一部分。 在其他国家，特别在比利时和美国，“打进去”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比利时，在沙勒罗瓦盆地拥有工人基础的那个组织在波里纳日争取到了一个同样是很强的工人基础。在美国，同社会党决裂后，这个社会党在这样的打击下就此一蹶不振。[4]相反，在西班牙，反对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打进法国社会党去的宁和安德拉德很快地就同卡塔卢尼亚工农同盟在错误的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了从未超出中间派范围的P．O．U．M．。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战争将临尽管工人斗争的浪涛汹涌澎湃，其中特别是1936年6月在法国和在其他一些国家的运动以及西班牙内战，但整个这一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临近爆发的威胁之下。 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国际运动的活动集中在三次大斗争上： 1．反对人民阵线政策的斗争，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策。我们的组织以极其失望的心情，驳斥了这个阶级合作政策。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这一次是联合而不是分裂——通过这个政策给工人运动造成了最严重的灾难。人民阵线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派阶级合作政策最重要的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除了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派以极有限的形式参加了政府外，其他的斯大林主义派没有参加政府。参加政府只是在斯大林主义派的另一个阶级合作的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那个时期，才普遍化的。 工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自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统一战线是各个大的工人组织为达到或多或少比较广泛的共同目标而同一行动的组织。1933年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捍卫了德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为抵制纳粹主义兴起而建立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统一战线，一般地说，是起积极作用的，然而这是以革命的力量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为条件的。至于“人民阵线”，则决不是这种情况，人民阵线是一个政治凑合体，是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拼凑起来的一个集团。在这些情况下，这种集团总是在一个资产阶级纲领的基础上，在一个阶级合作纲领的基础上拼凑起来的。 斯大林主义派为这样的一条路线作辩护，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不应该疏远小资产阶级，不应该要求应得的权利，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使用暴力等等，就会使小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人民阵线政策的目标，按照斯大林主义派的看法，大概就是要拉拢小资产阶级，使其习惯于同工人政党一起走，并且要建立越来越广泛的“民主”，最后可能就通向了社会主义。然而，这些论点都是错误的。首先，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同象法国的激进党那样的一些政党混为一谈，这些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选民是由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工人阶级将其纲领的目标定得低一点，并不真的就更具有吸引力。小资产阶级也并不真的就特别拥护议会和选举制度而反对暴力。德国纳粹分子的例子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使用了最野蛮的暴力，并且甚至不怕把“社会主义”一词放进他们党的名称中，进行了“社会主义的”蛊惑性的宣传。我们不能用甜言蜜语来吸引小资产阶级。他们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动摇的，而且在动摇的过程中，往往被力量强的一边所吸引。关于这一点，所有参加过罢工的工人都是很清楚的。当罢工者表现坚决时，小商人往往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当罢工者表现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时，他们的态度就立即转变。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干预和压力，“人民阵线”一直具有摇摆、软弱的特征。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显示自己的力量、果断和决心时，才能带动一部分中产阶级并使其另一部分保持中立。 2．对中派主义的斗争，主要以谴责伦敦局和一些中间派组织如P．O．U．M．（西班牙的）、独立工党（英国的）、工人社会党（德国的）、挪威工党[5]的政策为特征。 反对中派的斗争也包括一次结果不太令人满意的、打入工农社会党[6]的实验（这是由于这一时期中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处于分裂状态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一切摇摆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思潮或集团都属于“中间派”。因而，这个称呼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有一些中间派的群众组织，如德国独立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社会民主党分裂，其中很大一部分于1920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 但是，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一些传统地、天生地就是中间派的小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中，这些小集团主张从老的党派手中夺取群众，但认为可以不必拟订一个有条有理的纲领来作为建立新的革命国际的基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义”）。当然，他们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那些对老的党派已感到失望、而且由于工人运动出现大低潮而感到无所适从的先锋队战士中间设下各种障碍，不让他们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搞清问题。 在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局已无生气。工人社会党和工农社会党也是这样。英国的独立工党已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遗迹而已。 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和最艰苦的任务之一。改良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会使人感到模棱两可，因而同它作斗争是比较容易的，至少对那些不以日复一日地提提应得权利的要求为满足的战士来说是这样，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时期。相反，要对中间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单是理论上的揭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战术上采取极大的灵活性，因为中间主义的表现形式，花样最多，最为变化无常。它很会使用革命的辞藻，广泛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总是言行不一。大家可不能忘记，考茨基的中间主义曾经控制第二国际达二十年左右，直到1914年8月，才被列宁亲自完全抓住。而且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些共产党，在深深陷入改良主义之前也实施了一项中间主义的政策，欺骗了广大群众。那些中间派思潮常常认为可以通过提供捷径，把一部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抛入大海的方法来争取到大量群众。不相信存在这样的捷径，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完整性，在中间派看来，这就是在搞“宗派主义”。迄今还没有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曾经找到过这样的捷径，这远非是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而是丰富了它。对于在经济比较发展和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的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说，情况就更是这样。用一个打过折扣的纲领，用一些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所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方针，我们是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由于看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面前堆积起来的那些困难，因此，把理论和政治的内容去掉一些，走一条似乎比较短的道路，这可能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所有这样做过的人——半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人很多——都一事无成。不过，他们倒是已阻碍了建立革命政党的进程，已使不少战士迷失方向，特别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由于力量薄弱，还不能有力地起来反对中间派经验的时候。 3．反对莫斯科审判案的斗争是一场捍卫人身的斗争，老实说，也是一场在俄国以外的一系列国家内为争取我们运动的生存而反对象雪崩一样压在托洛茨基主义战士身上的、斯大林主义派诽谤、挑衅、普遍的野蛮行为和罪行的斗争（在法国有谢道夫·鲁·克勒门特；在西班牙有N·布劳思，穆林；在瑞土有伊·雷伊斯）。 1936—1938年，在莫斯科有三件大审判案，在这些案件中，担任检察官角色的是那个以前是孟什维克、战后成为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在第一个案件中，被告们（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I·N·斯米尔诺夫）“承认”自己受权力欲的驱使，阴谋反对斯大林。在第二个案件中，被告们（其中有皮达可夫和第一件审判案的组织者雅果达）“承认”他们和前一案件的被告们共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在第三个案件中，被告们（布哈林，拉柯夫斯基等）“承认”他们全体，包括在其他案件中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内，长期以来充当为盖世太保、美国情报局、日本天皇等服务的间谍。除了这些“案件”外，红军的那些高级将领（土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普特纳）同样在搞阴谋的借口下被处决了。在所有的案件中，主要的被告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道夫，托洛茨基被说成是历史悠久的反革命代理人。搞这些案件的目的是准备杀害托洛茨基和列夫·谢道夫以及清除老的布尔什维克卫士，因为在天际已露出战争的魔影的困难时期中，他们可能成为和斯大林主义派相对抗的革命反对派的中心。尽管我们开展了运动，尽管在杜威委员会[7]面前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些案件是可耻的政治阴谋，但是斯大林仍然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且当时有象戴维斯大使那样的美国大资本家的代表们列席旁听。整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土气严重低落。对我们运动来说，最使人痛苦的例子是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流散各处，其程度已使第四国际在某一个时候不能不宣布对他们的活动不再负责。 1936年，召开了第四国际支持者的国际会议。当时，托洛茨基希望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但是这个仅取名为“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的会议没有考虑他的建议。 [1] 列·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第11章，《一次新的革命不可避免》。 [2] 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译者 [3]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在参加社会党时所采用的名称。 [4] 见J．P．坎农所著《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 [5] 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脱离了伦敦局，并从那时起，在本国起着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6] 这是在人民阵线瓦解时，被勃鲁姆开除出法国社会党的、取名为“革命左派”的派别所组织的政党。其领导人为马尔索·皮韦尔，他在战后，重新回到“老家”，并且直到他死为止，一直激烈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7] 该委员会系由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其领导人为资产阶级哲学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家杜威。该委员会曾出席参加一件“反审判案”并作出了托洛茨基无罪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