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六、1948年至1968年 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到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参加1948年4—5月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许多支部，特别是欧洲的许多支部，在战后，已得到更新和加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开始在本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所以，尽管当时那些老的政党，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它们的力量有所增长，但这次大会仍旧通过了第四国际各支部的近期发展远景，并提出了“在建立群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道路上前进！”的口号。 但当时的形势正朝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的征兆，在大会期间还很不明显，不足以对发展的方向作出正确估计，连推测一下也不可能。战后，西欧的革命浪潮似乎暂时地平息下来，实际上，革命的低潮早已开始。“冷战”在当时尚处于初期阶段。苏联人在几个星期后就要封锁西柏林。“布拉格政变”，也就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夺取政权，还只是几个星期前的事。那些叫做“人民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变革，也只是开个头。没有任何预兆可以使人预见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在两个月后将要破裂。 紧接着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在随后的几年中，都发生了一些完全意外的大事和形势变化。其后果是无法推测的，因为世界已以一种连最卓越的、最有洞察力的、最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考虑过和想象过的形式出现。这些动乱带来了一些极端复杂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此外，人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件单一的、能够单独地据以作出判断的事件，而是在许多年中间隔地出现的许多事件，并且它们相互之间不一定有联系。这些事件在几年以后才最后构成一幅与人们曾见到过的（甚至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算起）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似乎由于形势出现某些情况而重新受到怀疑，由此出现了许多看法和理论，它们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如果简单地重复一些基本论点，把它们看作是与时间、空间无关的真理，用这种方式来驳斥这些看法和理论，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和新形势对照，对形势的特点重新作出说明，对远景和任务重新进行估计。不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就不是给共产党的辩护土们，就是给无数的、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者，留下了活动的地盘。 为了叙述清楚起见，我们将不按年代次序，而是首先指出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整体，以便描绘出几年后出现的总的图景。这样，人们就会看到已经提出来的那些理论问题和应该加以解决的各种困难，就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来记载第四国际的行动，并对这种行动作出一项客观的判断。 战后的动乱首先概括地叙述一下1947—1960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和基本变化。 1947年，“冷战”开始。接着，在1949年美国的原子垄断被打破以后，苏美两国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的竞赛开始了。从那时起，世界大战的问题就有了新的提法，它不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其破坏范围的广泛程度完全不同于叫做常规武器的破坏范围这一点出发。 1947年是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一年。同时，由于进行“冷战”，为了保护其“势力范围”，苏联采取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手段，进行东欧国家的社会改革，苏联的军队早就在战争期间进入了这些国家。尽管这些军队对曾经和德国人合作过的有产阶级的成员采取了某些措施，但他们仍旧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保持原封不动。“冷战”迫使克里姆林宫清除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基础，并把这些国家改造成工人国家。 1948年6月，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大危机以苏南关系破裂的形式爆发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各种指责，使人想起战前的“莫斯科审判案”中的那些指责（法西斯分子，间谍等）。但是，这是克里姆林宫对所有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霸权第一次被否认；否认它的霸权的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曾在战争期间领导武装斗争并不顾斯大林的意见，坚持斗争，直至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为止。于是斯大林就对东欧的其他工人国家进行镇压，以免南斯拉夫分裂的例子在这些国家中重演。但是，南斯拉夫事件是苏联由于战争期间抗击了希特勒的军队并取得了胜利而获得的荣誉达到顶峰的时候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 1949年10月，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也是在不顾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的、同蒋介石要和睦相处的意见的情况下取得的。垮台的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岛（福摩萨）。从那时起，这个政权只有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才能支撑下去。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已逐年扩大。现将其归纳如下： 1）使国际上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变化。 2）大大地推动了殖民地的革命；从那时以来，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大陆燃起了革命的烈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越南，革命在继续，首先是与法帝国主义，然后是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在发展，1959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年代中，殖民地革命发展到近东和北非，1960年起发展到黑非洲。 3）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扩大。 在战后的年代里，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工人国家中，也发生了许多动乱。现将其归纳如下： 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其次是其他帝国主义——在对这些国家保持经济上的控制的同时，实行一种灵活的退却政策，给这些国家以表面的政治独立。这些间接统治的新形式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殖民帝国主义在控制经济方面已为美帝国主义所取代。出现了某些特殊类型的本地的资产阶级政党（庇隆主义，纳赛尔主义，苏加诺主义等等）。它们有时曾冒险和群众运动对抗。在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在这样的一个政党领导之下取得的，它尽管不是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特别是并非从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却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最后，在殖民地的运动中还有许多政党，它们或者努力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或者在某个时期靠拢工人国家，然而却并不把它们的国家改造成工人国家。 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不断发展，但是，这些运动既不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建立充分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又不接受工人国家的正确政治路线，所以，除拉丁美洲的古巴外，它们要找到一个能以最小的代价、解决由于它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落后而造成的问题的政治方针，这是困难的。 苏联从1917年以来的孤立处境，在西方（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和东方（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有了突破口。后来，又在美洲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古巴。一些工人国家加入了苏联的行列，这些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之外，经济上都不如苏联发达。在艰难的战后重建时期，忠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观念的斯大林主义，厚颜无耻地掠夺邻国，因此，经过了这一段时期，苏联已取得异乎寻常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在东欧新的工人国家中，新的所有制形式一般也带来了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并没有显著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初期，这些国家实行了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同样的国内制度。但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引起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因为斯大林主义是同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不相容的。这样，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就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来了：苏联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受到警察制度的限制，其他工人国家的需要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发生对立，世界革命不断高涨。各国共产党已不再总是自动地站在莫斯科一边了。中国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中起了一种完全特殊的作用。 在西欧，那些一般在战争后期壮大起来的共产党，除了象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外，都未能在工人阶级中扎根。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或者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拥有多数的党。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1948年的南斯拉夫事件是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开端。从那时起，这个危机事实上一直在发展：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开始的“非斯大林化”，1953年6月的东柏林事件，二十大，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中苏冲突，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在那些经济很发达的国家中，革命一直没有取得胜利，这种情况在一段时期内，必然对“非斯大林化”发生影响。这就决定了：这种情况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长期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克里姆林宫官僚主义集团所控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部分成员国仍处于莫斯科的霸权之下。而中国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则大大地打击了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营垒中的威信，但中国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发展。 在狭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了十分意外的现象。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承认，在战后复兴和重建时期过去之后，人们将受到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威胁。那些自称特别熟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主国丧失了殖民地将会因此而崩溃。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却远未崩溃，反而出现了十五年左右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之所以会中断，不是由于发生了危机，而仅仅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时间和范围虽然经常变化、但总是有限度的“经济衰退”。这样就实现了所谓“消费社会”或“新资本主义”。从表面上看，这种“消费社会”或“新资本主义”和马克思阐述过的资本主义已不再相符。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繁荣时期中，那个最早组织起来的并具有马克思主义老传统的欧洲工人运动，却停顿不前甚至在政治上大倒退：社会民主党为要把自己改变为“人民党”，甚至想正式放弃社会主义，共产党正在“社会民主化”，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在瓦解，革命先锋队日益名存实亡。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于欧洲，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是在这样的远景中建立起来的，即准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欧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运动已和过去的这个形象不再相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年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曾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和在欧洲有可能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从1948年起，革命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掀起了高潮，而在宗主国，工人运动却处于或似乎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潮。最后，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官僚主义集团的统治显得很稳固，而和他们相对的则是消极地忍受他们统治的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殖民地，但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其工人阶级几乎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水平，缺乏政治抱负；在工人国家中，新的生产关系有了发展，而官僚主义集团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统治，工人阶级也没有被动员起来；在基本上以农民为基础的殖民地结构的国家里，革命出现了高潮。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许多这样的理论：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否认马克思所阐明的、无论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结构的国家或是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应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在工人国家的阶级特性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理论）。只有置身于整个世界所受到的，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必然受到的巨大压力之中，才有可能掌握这整个发展过程。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危机要否认这些动乱，要想引证那些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等方面的一些著作，用这个办法来代替对这些动乱的解释，这是不可能的。要驳倒那么多的理论，要能够行动起来，就必须借助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形势进行研究，从中找出能对这种新形势作出解释的关键问题，同时看一看在那些方面应该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调整、修改和充实。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同时，在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己的判断和新形势进行对照，这样才有可能做到。第四国际过去就是这样努力地去做的，当时它的处境已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它置身于其上进行活动的政治舞台是任何革命党派都没有遇到过的。除了我们所描绘的十分复杂的世界图景以外，第四国际还经常受到两个有组织的、资历很老的工人运动的阻挠，它们是只有在攻击革命思潮的时候才会感到有劲的。1947年以来，“工人国家”这个因素在工人政治中已占有新的、重要的地位，它以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出现，左右工人运动已有这么多年了。由于在世界不发达地区已有许多工人国家，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将愈来愈复杂。 必须很好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世界发生各种变化的规模，才能理解向第四国际提出的各种任务和问题，评价第四国际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年代里所采取的立场，并尽可能客观地对其活动作出判断。必须很好地了解这种情况，才能对第四国际所经历的内部困难，特别是危机和分裂，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一部第四国际的详细的历史必然要对发生的每次危机和分裂进行研究，研究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研究这方或那方所捍卫的主要和次要的立场，以及研究个人的作用等等。但从事一项这样的历史性的工作，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观点出发，并对产生上述情况的一般原因和发生对立的、但与某种个人立场无关的主要倾向，予以正确的评价，那么这项工作才会有价值。这就是所谓要掌握一种危机哲学，我们在这里将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来加以研究。而我们的许多对手却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就只好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来介绍这部历史，通篇都是多少有些枯燥无味的流言蜚语。 让我们用一段并非无关紧要的议论来作为开始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危机已经引起，而且仍在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又发生了一次分裂！那些本应和第四国际讨论它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人，却更乐于用这些话来攻击第四国际，他们是从来不放过这样说的机会的。我们根本无需否认我们运动的危机常常是灾难性的。这种特征长期以来似乎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特有的，而且是那些大的组织可以高高在上地、幸灾乐祸地看着的。可是，这一特征今天已经广泛地成为工人运动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的共同特征。事实上，工人运动中真正反常的东西倒是那个清一色主义，也就是在一些自称信奉世界上最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内部，那种扼杀一切独立政治思想的“统一”。无论何人，只要他回忆一下工人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工人运动内部，那些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分歧的各种思潮和派别是经常发生斗争的。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除非不断地把理论、立场和方针同现实进行对比，否则是不可能预见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发展的。我们正面对着一个经常动荡的、过去和现在都天天出现“新事物”的世界，所以上面所讲的情况就更显得理应如此了。分歧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什么对这些分歧进行争论必然经常会导致分裂。因此应该探索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已经有了解释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分裂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下列事实引起的：这就是由于组织的人数不多而且在群众中扎根不深，因而在建设革命政党所应遵循的方针上或在对事物的分析上所产生的分歧就变得更为突出。这些分歧恰恰是经常导致在克服这样一种局势所应采取的策略上发生对立。全世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处于一些庞大的势力下，它们不仅能分裂小的先锋队，而且还能分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分裂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等等。人们可以轻易地就绘制出一张令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分裂图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拥有的理论基础是向敌对势力要分裂我们运动的意图进行反抗的一个宝贵的要素；但是一个理论基础，不管它的力量有多大，毕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在面对那些能够在某些时刻，在一些国家或一些国家集团中获得巨大发展的物质力量的时候。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每一次危机和分裂中，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发觉是什么因素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对许多战士起了无法比拟的作用，以致于他们脱离了第四国际。 主观上，由于组织的规模小，因而它经常被视为一个次要的，不必太重视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形势就因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在那些认为已经找到了能使运动迅速发展的方向的人看来，组织一分为二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使人数显得少了一点而已。我们的运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因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中而感到压力很大：一方面是革命形势客观存在，提出了大量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大，办法不够多；这两者之间很不相称。这种状况就使上面所讲的那些看法变得更为强烈。但是群众组织里的看法却正好与其相反。在这些群众组织里，对广大群众负责并认识到组织的作用的战士们，即使在这些组织内部突然出现一些严重的分歧时，也不敢挑起分裂。 我们并不是说，要解释这些分裂和危机能举出的因素就只有上述的那几个。例如，一些个人因素同样也起过作用。但是，为了使人们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就必须把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放在前面，没有这些因素，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显示出来。在大约十五年的时期中，发生了一些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斯大林主义派或改良主义派的领导所控制的组织里还占多数，同时这些变化主要是影响了世界上那些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而不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形势为许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倾向和思潮，它们对形势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它们以为可以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形势的这一种因素或那一种因素上，而不必重视第四国际的政治力量。常常有这种情况，那些搞分裂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以及这一过程正在把他们引向何方。 注意一下下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意义的，除少数例外，那些已和第四国际决裂并且在1963年第四国际重新统一时没有来参加的人，不管他们在脱离组织时可能有多大的抱负和力量，仍然很快地就迷途知返了，只是人数减少了一些，当时他们在政治上并未销声匿迹。我们也不应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意外事件的产物，而是应探索它发生的原因。不过我们不必去找个人的原因，因为并没有发生过个人丧失意志或缺乏能力的情况。应该把这种情况归因于：1）他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2）他们脱离了国际运动，而这个运动，由于具有国际性，最能反抗那些在世界上横行的巨大势力，最能在自己的错误发生时就加以纠正。国际并不是一个赋有神力的偶象，也不会创造奇迹；但是，不管它的人数是多么少，由于它的既民主又集中的特性，它能够最好地防止一切国家的弊病，并反抗全世界各种力量（各种国家主义的力量，为各种性质的政党所控制的群众运动等等）所施加的压力，国际就是这样的一支力量。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51年）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之间的关系发生破裂。莫斯科为分裂这个领导集团，为在南斯拉夫寻找有影响的、反对铁托的力量，甚至为企图对这个领导集团采取暴力行动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均属徒劳。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报告中，用下面的一段话叙述了斯大林在决定公开宣布开除铁托时的精神状态： “我还记得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开始人为地扩大时最初几天的情况。一天，我从基辅到了莫斯科后，被召去见斯大林。他一面给我看一份最近寄给铁托的信的副本，一面问我：‘你看过吗，’他不等我回答，又说：‘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就再也不会有铁托了，他就完蛋了。’”
自从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清除了所有的政治派别以来，这是他在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时第一次遭到失败，并且第一次看到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工人国家起来反对他。这个关系破裂的消息刚一公开，第四国际的领导就明白，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危机今后将大大地公开化了，克里姆林宫和富有生气的革命显然不可能并存，应该援助南斯拉夫反抗斯大林的攻击。第四国际的领导也明白，苏南冲突在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中迟早会引起巨大的反应，应该利用这个时机以便建立新的革命领导。 各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都很快地动员起来，援助南斯拉夫的革命以回击像激流般冲来的、莫斯科和各国共产党的诽谤。在许多国家里开展了运动。人们用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以及召开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在许多国家里，第四国际的组织是到南斯拉夫去的各种青年大队的创始人，这些大队，有的是调查队，有的是支援队，有的是工作队，都是为南斯拉夫革命服务的。它们取得了相对的成就；几千名青年在那里入了党。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南斯拉夫事件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愈合的伤口。 在一个短时期内，第四国际各个支部能够利用南斯拉夫的危机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一过程在1950年中断了，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南斯拉夫的领导虽然在此以前，在内政的许多方面以及在批判斯大林过去的部分所作所为方面，都有了进步（在内政方面，如自治等），但在国际上却采取了一种可耻的态度：它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联合国对北朝鲜进行军事干涉。这种态度使许多为南斯拉夫辩护的人土灰心丧气。因此，想乘苏南分歧的机会来扩大革命先锋队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只能等待在其他地方再爆发斯大林主义危机。 当南斯拉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危机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国革命的胜利却成为迫使人们对形势重新进行估计的一个国际因素。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肯定，这个胜利，根据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的理由，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比南斯拉夫事件要严重得多的斯大林主义危机，但是我们可不能认为这个危机将马上爆发。中国在大陆上刚刚摆脱了蒋介石的政体，当美帝国主义把台湾作为反对新生的共和国的堡垒时，中国就感到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受到威胁。新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不能没有苏联的帮助。“冷战”、朝鲜战争、南斯拉夫的国际政策、中苏合作，这一切都证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远景已不再能使人满意。对形势必须重作估计。此外，各支部已不再能获得象战后那样的发展，困难越来越多。这也势必要重新审查我们的工作方针。 在1950年11月举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关于第四国际的国际远景的提纲，以便将其提交1951年8月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在通过提纲时，只有法国支部的多数派严厉地表示反对。 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二十五个国家的七十四位代表。 在大会上以三十九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获得通过的主要文件是《关于第四国际的国际远景和方针的提纲》。 这个提纲研究了国际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而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变化。它一开始就强调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当时正以种种形式（建立各种联盟和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和军备竞赛等等）在加紧地进行着。提纲并不否认美苏之间暂时妥协的可能性，认为这首先是由于克里姆林宫执行保守政策，但也指出这场战争可能在相当近的时期内发生。提纲又指出，这场战争，从它的性质来看，将是一场“革命—战争”，帝国主义能否取得胜利还是个问题。对战争前途作出这种估计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军备经济将对经济形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通货膨胀、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等等）。 另一方面，提纲指出，在苏联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中，战后重建工作一完成，就开始出现经济上的发展。但是，尽管经济上取得成就，斯大林主义却并无任何发展。斯大林主义，即苏维埃官僚主义，毫无历史前途。提纲从南斯拉夫和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出发，得出结论说，那些共产党，即使在实行改良主义政策的时候，也不完全是正统的改良主义党，然而这些党也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在某一个特殊的群众运动的某些条件下，这些党甚至可能脱离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方向，制订出一项超越他们的十足改良主义的目标的政策来。提纲强调指出存在于群众、共产党和苏维埃官僚主义集团之间的具体矛盾关系，声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为此应该参加到群众的实际运动中去，特别是参加到共产党已成为群众性组织的群众运动中去。 除了这个提纲和一个规定要在当时形势下贯彻这个提纲的政治决议外，第三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其他三项重要决议，其中一项是论述“人民民主”国家的。它引述了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49年4月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一个文件，把东欧国家称作“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是个从无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工人国家，但它后来有了官僚主义弊病；而这些国家则主要是克里姆林宫进行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干涉——充其量再加上被官僚主义地、有限地动员起来的群众的支持——的结果，这些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革命，它们在诞生时就已带有官僚主义弊病。 对于经历过一次真正革命的南斯拉夫这个特殊情况，大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描述了从游击战开始的革命的各个阶段。这项决议指出了该国多方面的进步和它的右倾的国际政策之间存在矛盾，揭示了这项政策在国内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包括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危险，但指出，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决不会和平地演变。1951年的这项决议说明第四国际最近对中国和古巴指责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驳并非随机应变。 最后的一项决议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其主要特点是第一次对那些庇隆主义式的政府，即“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类“民族资产阶级”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治（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因而获得发展。他们以对劳动群众作微小的让步为代价，使大部分劳动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这场反帝斗争，但其程度根据各国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建立革命政党的策略的转变为了补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远景和分析，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52年2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策略的决议，第一次把“打进去主义”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推广和扩大到把一部分群众性的社会党或共产党包括在内。 这个新的“打进去”的策略是从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倡的一些典范或策略中得到启发而制订出来的，也借鉴了马克思在1848年的德国革命中以及稍后在第一国际成立时所执行的路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由于材料不足，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告诫人们对“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1]不要作任何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下述这类原则出发的：“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2]列宁指出，在这方面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3]各国的特点，以便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这些特点上去。 象我们在前一章中所阐明的那样，托洛茨基在1934年曾经指出，要建立一个能够完全独立地活动的、能够动员工人阶级投入行动的革命政党，这就可能要求一个由于人数较少因而基本上属于宣传团体性质的组织，暂时打进一个改良主义的或中间主义的组织，以便通过适当的工作将其正在向左转的派别中的一些力量争取过来并帮助他们取得经验。战前的“打进去主义”就象是对社会党的一次袭击。 战后不久，第四国际表示赞成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参加工党，这与战前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比利时工人党或美国的社会党中实行的“打进去主义”不同。对英国的策略的基础是该国工人运动的结构，首先是政党和工会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英国工人阶级把工党当作自己的党，而把保守党则当作是企业主的党，甚至在他们不同意工党领导人的意见和政策时他们也仍然忠于工党。 新的“打进去”的策略既考虑长期的远景，又考虑当时的形势。 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工党在执政几年后，内部形成了以比万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当时国内、国际形势都有利于一个向左转的群众性中间派在英国形成和发展。对当时的形势作这样的分析的依据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总提纲。我们当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新的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日益增加的远景会促进比万式的各种派别在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也会使共产党内形成各种群众性的左翼派别。因此，必须帮助这些派别取得经验，使他们经过当时还不能预料的一些阶段，最后组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长期远景的估计是从实际了解到的有关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出发的，诸如，除了一些例外，那些老的改良主义的工人党依然存在，那些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很难获得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工人阶级和这些党有联系，主要不是由于这些党的纲领或政策，而是由于这些党长期深入劳动人民之中，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人民来说，这些党还是一种多少有些用处的、至少是每天可以使用的工具，由于劳动人民并不准备离开这些党去接近那些还没有在行动中显过身手的新组织。欧洲国家工人阶级这种组织上的惰性，由于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比在组织上进步得快，也会在革命时期程度较轻地表现出来。在一个欧洲国家里，没有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能够不在这个国家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里，尤其是在居统治地位的工人政党里，引起重大的危机。因此，在群众性的政党里，尤其是在各国主要的群众性的政党里，进行长期工作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4] 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理论规定了一个这样的政党应该具有的各种基本特点，但不能规定建党的方法，因为采取什么方法，这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和每个国家的特定条件。革命的政党只能随着阶级斗争而发展，因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上的先锋队。对于那些在一个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小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个支部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设想这些小组单靠个别地吸收人参加小组的方式就能发展成真正联系群众的先进政党。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组成的，一切政党的组成不仅是通过个人参加的方式，而且还通过因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发生的合并、群众性派别的演变以及分裂等方式。因此，大部分共产党都是在那些老的社会党由于自己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中所执行的政策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发生了内部变化之后组成的。第四国际从未考虑过，现在也没有考虑通过其各个支部人数的逐渐增加而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国际。此外，在最近几年里，这些支部所执行的策略符合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极不平衡的状态所造成的特殊条件。“打进去”的策略正是根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复杂情况而制定的。他们人数极少，宣传工具不足，又面对着囊括了极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并几乎把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存权利都剥夺了的一些政党。在新形势下，一些潜在的派别会在何处产生？我们认为，应该摈弃任何以为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从其总体上看，要比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在政治上更先进的极左思想。从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参加群众组织，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纲领。过去曾试用过的这种“打进去’的策略无疑是充满了风险的，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却并不是根据一种一成不变的、毫无风险的验方汇编来制定的。所有那些在当时曾大喊大叫，指责我们投降的人，在这一点上至少是弄错了；今天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在许多场合下却在政治上追随这些老党派，与第四国际各支部的表现不同。 在“打进去主义”方面，第四国际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策略不同，因为在社会党内比较民主，允许组成不同的派别，而共产党则不能容忍党内出现丝毫的不同观点（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对社会党，就应该全部参加进去，而对共产党则就必须象列宁以前关于留在反动的和改良主义的群众性工会组织里的问题所劝告大家做的那样，“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隐瞒真情”[5]的办法，同时留一部分人，保持独立，公开阐明第四国际的全部立场。 对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评论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第一次试图回答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继续在不断动荡的战后形势所提出的问题。因而，看一看提纲中有哪一些论点在以后得到了证实，又有哪一些论点在以后已被否定，这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要作出适当的判断，就不应忘记，任何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有缺点和错误。这是因为生活中会出现一些分析的时候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或者是从社会各种力量的斗争中产生的新倾向。重要的是，应该看一看从分析得出的行动路线从整体上说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形势是否适用，看一看这条路线是否能使这个组织在事件发生时正确行动，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加以对照，以便考虑新出现的因素和倾向以及在发现分析有错误时加以改正。 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们只阐述基本上正确或错误的观点。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大会还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影响资本主义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仍然占着优势（目前它在经济方面仍然占着优势，但在按严格意义讲的军事方面，总的来看，这种优势已不再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每个方面都是均衡的，诸如陆军，海军、空军、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等等）。 以苏联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各自组成集团，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这种形势大约在十五年以后，当每个集团里离心力已大为增强时，才开始发生变化。可是，即使把新的情况考虑在内，我们也不能说今后会出现或可以划分新的联盟或集团，而且也不能说原来的集团在国际关系严重恶化时不会再重新出现。 提纲中对于苏联官僚主义集团的双重作用，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双重作用，以及对于群众、各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双重作用，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考虑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在战后的那些重大事件中确定方向。对南斯拉夫和中国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是绝对有根据的，此外，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这一文件中用下列的一些话指出，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并以他们的名义说话的政党和组织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并走上为工农的政权而斗争的道路。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将给予他们全力支持以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同时，我们坚持不懈地宣传过渡的要求，并认为这些要求应成为‘工农政府’的纲领。
托洛茨基的这些话表明，在用最大的努力为建立捍卫第四国际纲领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的同时，并不排除出现特殊情况的可能性，即在异乎寻常的客观环境的作用下，即使在一个非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革命也能取得胜利。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很少、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情况，在战后就曾出现过几个。不应该否认这些情况，否则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完全迷失方向。但是也应该揭示这些情况产生的条件来说明它们的特殊性，以便使人清楚地看到，这些情况并非是一些可以加以推广的例子，不能从而推论说不必建立革命的政党。战后，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那些宗派主义的派别里，有些小组因为害怕从这些事例，按照十足的形式逻辑推理，将不能不得出建立革命政党是多此一举的结论，所以对于那些在一个非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的领导下、由于处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而产生的工人国家，否认它们的存在。否认这些事实只会在以后使自己采取错误的立场。“由传统的工人组织来成立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是可能？我们已经说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至少是很少的。然而也不可能预先在理论上就绝对否认，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主义派的政党，在极其特殊的复杂情况（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的革命攻势等等）影响下，有可能会在和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走得比他们愿意走的更远。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的情况在某一个地方实现。并且一个象上面所说的那种‘工农政府’也真的成立，这也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对战争和经济远景的估计是错误的。当时美国和苏联连续进行核爆炸，研制毁灭性愈来愈大的武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远景已非常醒目。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政党多年来都是根据这样一种远景来确定其方针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甚至以推行一项“边缘”的国际政策而自吹自擂。但是我们要重复说一下，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人们是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繁荣时期的前夕，其繁荣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此期间只出现一些轻微而有限的衰退；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一个作者曾经约模地作过类似的预测。这种出人意料的经济情况发生变化的主要后果是，发生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远景变得比大会提纲所预料的要遥远得多，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情况没有糟到极点，就不会引起战争[6]。提纲估计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将不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是在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到顶点，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危机比预料的时间要近得多。而反对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的人则一般都认为，即使从较长的时期来看，斯大林主义也不会真正发生危机。换句话说，提纲的主要错误是在估计发生资本主义危机和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相对时间方面，因为提纲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将发生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之前，可是以后发生的事却正好相反。 第四国际的分裂时期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时，在第四国际内部还没有出现象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这样的原则性分歧——这种分歧过去曾使运动分裂了好多年。从表面上看，国际是团结的。至于法国支部内对代表大会的论点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即那些将在以后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人），与其说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分析本身，还不如说这个矛头是指向那些策略性的结论的，因为，一般地说，他们只是批评这个分析的某些部分，而在那些结论中，他们却看到了一种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现象。 1953—1954年的分裂上面指出的对未来估计的错误本来是不会引起分裂的。况且也没有人提出过另一种估计。然而代表大会结束后，过了两年，在国际范围内就发生了一次分裂。在这之前一年左右，首先是法国支部发生了分裂。 怎样来解释这次分裂呢？我们已经指出，人们正处于形势发生意外变化的初期，其结局如何则还不清楚。因此，我们在事后发现，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取得的几乎全体一致的意见事实上掩盖了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倾向，这是并不太奇怪的，这些立场和倾向以前之所以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是因为在组织内缺乏民主，而是由于形势没有明朗化。后来出现的分裂不仅是通过第四国际分裂的形式，而且也因此而发生在每一个党派的内部，这种情况就为上述原因作出了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两个因素起着即使不算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重要的作用。首先，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论点远没有为全体支部所理解，包括它们的一些领导在内。而第四国际的领导，只是当分裂突然发生的时候，才对事情有了一清二楚的了解。他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掌握组织的总的状况，直到1953年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时，他们才十分意外地、而且为时过晚地觉察到这一点。 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的几个月里，第四国际和拒绝贯彻大会决议的法国支部多数派[7]之间的关系恶化，以致国际主义共产党于1952年年中发生分裂。这次分裂并非到此为止。在这两个都自称是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的内部，很快地就出现了分化。国际对它们作出了违反纪律的处分，并且在当时得到了将在第二年和被开除者一起建立国际委员会的那些人的赞同。 后来，在英国支部内（它已在工党内部进行了有计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十分激烈地爆发了分歧，引起了分裂，而分裂的各方甚至在事前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 在分裂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次内部危机。当时，在这个国家里，这个先锋队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麦卡锡主义越来越猖獗。这个组织内的多数派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一个倔强的少数派则正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为了和多数派进行斗争，这个少数派一方面不表明自己的基本立场——至少在其公开发表并为国际所了解的文件中是这样，另一方面竟剽窃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那些论点及第四国际后来发表的那些文件，特别是供筹备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用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文件。当这个内部斗争终于引起分裂时，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和第四国际的领导有着分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多数派将其责任归诸国际的领导。此外，组织之间以及甚至是个人之间的猜疑掩盖了政治上的分歧。最后，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个人之间既无接触，也没有交换过观点。就是这样，事前也没有在国际运动中进行广泛的政治讨论，就突然发生了一次国际规模的分裂。一个少数派组成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少数派和该党断绝关系后，就立即公开表明要清算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且公开反对第四国际。 我们已经说过，麦卡锡主义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曾施加过巨大的压力，并促使被迫同清算思潮作斗争的这个党的领导抵制在他们看来是危险的革新。这事发生在1953年，当时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采取了初步的“非斯大林化”措施。第四国际的领导已为决定在1953年5月召开的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个叫做《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的文件。而这个文件却出乎国际的领导的意外，竟然成了导火线。由于这个文件是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并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补充的，所以我们将在以后再对它进行分析。然而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说，它在将要组成“国际委员会”的同志们身上激起的反应却不仅仅是担忧而已：他们从中看到了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现象，看到了第四国际的瓦解，看到了“帕布洛主义”。 这次分裂是第四国际曾经遭受过的分裂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尽管我们不能把所有那些离开了组织的集团或个人都看作是永远和国际分道扬镳了，但其他的几次分裂，从它们的性质和事实来看，确确实实是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决裂了。相反，这次分裂实际上主要是把运动本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继承了第四国际，而另一部分则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派别活动。这次分裂深刻地影响了双方的元气和发展。因为它给第四国际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在一个象我们多次指出过那样的、充斥着使运动多方面受到不同程度压力的强大势力的时期中，无论是那个保持第四国际名称的派别还是另一个派别，一方面它们都不稳定，另一方面它们内部的离心力量都增强了。这就必然使某些思潮各持己见的特点更为突出，同时也削弱了象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它作为中央的威望。在这次分裂的几年期间，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些成员和集团所发生的一些演变决不是非发生不可的。如果没有这次分裂（在我们看来，这次分裂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本来是有可能不用等到组织实现重新统一，就能较快地而且代价也一定较低地统一对战后世界的看法的。 第四次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54年和1957年）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会议期间发生的分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筹备和召开的。代表大会于1954年7月举行，有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的部分时间被用于和一个小集团打交道。这个小集团曾发动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国际委员会的支持者，但在分裂出现之后，他们就立刻把他们十分猛烈的火力转而指向第四国际。他们认为，为建立新的革命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小集团甚至没有等到大会结束就很快地瓦解了。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深入研究上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会议还通过了两个主要的文件。由帕布洛提出的那个文件论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真正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它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建立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任务。为此，文件强调了要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纲领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必要性。它叙述了在群众组织内部所发生的情况并指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这些群众组织中选择一个立足点的必要性，当然这里并不涉及改造这些群众组织的问题。在主要的论述的基础上，文件还补充了一些专门的论述，讨论对各个不同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策略。 由欧内斯特•芒代尔提出的另一个文件的题目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这个文件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修改和补充。因此，我们就把它放到后面去谈。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制止了分裂所造成的后果的发展，重新组织了力量以反对分裂所引起的离心倾向以及巩固了刚受过打击的组织。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恢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可能的也是值得向往的。决议委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没有派代表来出席这次大会的组织进行接触——也就是说属于国际委员会的那些组织——以向它们说明代表大会关于团结问题的立场。 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第四国际内部的情况开始稍有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从1955年起，人们就发现，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形势突然发生转变。经济繁荣开始稳定起来。这就必须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55年10月对此作出了第一个回答。它注意到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一年多以来开始出现的经济繁荣。在它的回答中，描述的内容多于理论上的分析，而且对远景问题持审慎态度。 在运动的状况好转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在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中出现的变化。在苏联，斯大林去世后，在继承他的领导集团中，一场斗争正在继续进行。贝利亚第一个遭到了消洗。接着马林科夫不得不让位于双驾马车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斗争还要继续进行两年左右。最高领导层的危机和这个领导集团所作出的让步，使人们在这个清一色主义横行了如此之久的地方，有了发表不人云亦云的意见的可能性。 接着来的是1956年。这主要是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的一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揭发了斯大林的许多罪行。他并没有去找产生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相反，这个报告是用牺牲斯大林个人的办法来挽救官僚主义政权。在波兰，先是罢工接着是一场群众运动，使哥穆尔卡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他曾经是斯大林的一个受害者。在匈牙利，克里姆林宫看到群众已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伊姆雷•纳吉的态度犹豫不决，于是就通过苏军的血腥干涉，镇压了这场群众运动。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革命方面，法帝国主义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刚通过1954年7月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宣告结束，接着就开始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954年11月）。 1956年也是发生苏伊土危机的一年。在这次危机中，英国和法国的统治者在苏伊士运河为埃及收归国有以后，伙同以色列对埃及进行军事干涉。在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的共同压力下，英法被迫停止了军事干涉。 第四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投入了两种活动。首先，它们干预了斯大林主义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危机。这个危机主要是表现在这些党的知识界和学生中，但它也必然波及到一些工人阶层。此外，许多支部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方面以及更普遍地在援助殖民地革命方面日益加强合作。 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内，人们看到，各支部都已重新行动起来，吸收了一定数量的新成员，信心有了提高，这应归因于我们过去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从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所作的论述第一次在现实中大规模地得到了验证。除吸收了数量还很有限的新成员外，我们这个组织发表意见的机会有了增加，政治威望也有了提高。 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从1956年11月起开始筹备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具有与上次大会完全不同的特点。 在大会筹备期间，按照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国际委员会作了一次和解的尝试，以求达到重新统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刊上，关于苏联和“非斯大林化”的分歧显得减少了。这次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组织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情况继续存在。 1957年10月，二十五个国家的一百来名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兄弟代表中间有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的代表团。 一些事件的发展使战后的动荡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要大得多）得到了澄清。代表大会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并在下列文件中作出了这些问题的结论：《国际政治和经济展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殖民地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衰落与消亡》。 由帕布洛作报告的、题为《国际政治和经济展望》的文件，首先详细地说明了美国和西欧突然繁荣的原因。它解释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反危机”的办法，分期收款的销货法所起的作用和公债等等；它还补充说，资本主义为取得它以之自吹自擂的成就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将会引起越来越频繁的经济衰退，带来科学技术的停顿状态和货币的长期贬值。关于工人国家的经济方面，文件确认这些国家取得了飞快的发展，但指出这些国家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常常不考虑生产成本，由于各种社会的原因，将不得不给予消费资料的生产以一个日益重要的位置，并对它们的经济也进行“合理化”的改革。文件远没有主张采取象利别尔曼、特拉佩兹尼科夫、西克之流的改革派目前正在为之辩护的那些解决办法，而是强调指出，工人民主的首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取得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而已。文件还强调指出，虽然从绝对数字上看，殖民地国家是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进展，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实际上是处于相对的倒退之中；这就必然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群众日益贫困，因而也就必然保存了使殖民地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的客观条件。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方面，文件宣称，虽然由于经济形势，不可能立即发生革命斗争，但在某些国家里，根据经济周期的各个不同阶段，会出现要求满足切身利益的斗争。 由皮埃尔•弗朗克提出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大会文件指出，殖民地革命是战后的主要事件，它已打乱了自有工人运动以来的一切远景，也打乱了那些根据革命在东方获得胜利之前就在西方取得胜利的论断提出的、十月革命以后的远景。文件指出，只有不断地进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的阶段内它是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之间的环节。文件对殖民地运动、对它们的领导的性质、特别是对那些明显具有波拿巴主义特点的领导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以及各工人国家（苏联，中国）对于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运动所采取的政策，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文件研究了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各自的作用。文件还着重指出了殖民地国家中游击战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个军事因素，而且也是一个组织群众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因素。代表大会强调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部必须把它们的一大部分活动放到殖民地革命方面去。 第五次代表大会修改了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并作了补充，补充部分的题目是《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消亡》。由欧内斯特•芒代尔提出的整个文件是关于斯大林主义、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最完整的文件之一。它以十月革命以来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为出发点：1917—1923年的革命高潮，1923—1943年的低潮，1943年以来的新高潮。它回顾了斯大林得以在苏联得势并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的客观条件（苏维埃国家的孤立和落后状况、世界革命的低潮），并把新形势下的客观条件与之相对照：已出现了好几个工人国家，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强国，世界革命出现高潮。这样，文件就阐明了发生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论据。它论证说，苏联今后不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除非它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而这种可能性又是非常小的。所以，斯大林主义危机就可能会引起官僚主义集团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文件指出：这些“非斯大林化”措施是官僚主义集团保护自己而不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措施；现政权力求通过这些措施在官僚主义集团内部找到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并平息群众的某些明显的要求。文件中有一部分是在1956年发生了那些事件之后写的，其中所谈的远景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会立即加剧。它没有预见到人们将可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改良主义”的时期，它紧接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清洗了“反党集团”之后，并且延续了将近十来年之久。文件在最后还包括了一个关于政治革命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是以托洛茨基于1938年所制订的《过渡纲领》中的那些要求为基础的，同时也考虑了苏联的新情况和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经验。在这个文件中，一些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危机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苏分歧在以后的发展将使这个主题具有新的、深刻的内容。 第五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代表就某些论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并未发生派系斗争。第四国际已大大地恢复了元气，它全体一致地再次宣告要促进国际运动的重新统一。然而在代表大会上所显示出来的团结的后面，正酝酿着新的危机。第四国际的领导已经感到有摩擦存在了。 危机和重新组合（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53年的分裂曾使北美各国的运动和第四国际对立，并因而使国际处于危险的不稳定状态。因为亚洲代表在国际中的人数较为有限，而且锡兰支部，如同我们将在以后看到的那样，已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此外，欧洲各支部的工作条件越来越不利，它们周围的政治空气日益淡漠。诚然，欧洲各支部将把它们大部分的活动用来为阿尔及利亚革命服务，但是，不管这部分活动有多么重要，它所接触到的也只不过是对殖民地革命表示同情的、多半不是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土，而且在他们中间不乏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怀有失败主义情绪的人。殖民地国家和欧洲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殖民地国家中，群众运动即使遭到失败，也能很快地重新积聚力量；革命的烈火于1960年已烧到了黑非洲；在美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的古巴很快就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在欧洲，政治上几乎是一潭死水，由于戴高乐在1958年上台，无产阶级即将遭到自战争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失败。 另一个也必然会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中苏分歧。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第四国际，而且也影响了已经聚集在国际委员会周围的那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国际委员会内也出现了分化。因此，酝酿重新统一第四国际的过程不仅包含着分化也包含着重新团结。然而在此期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次严重的危机在第四国际内部已开始形成。 在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员中，分歧的观点首先表现在关于欧洲各支部的一些策略问题上，因为这些支部把它们大部分活动都用于帮助殖民地的革命。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倾向，即认为欧洲各支部为各自国家的问题而进行的活动，如果不说是无用的，至少也是无关紧要的。这些倾向是那些对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寄予任何希望的思潮在我们运动中的反映。尤其是戴高乐在法国当政后，这些倾向就更为严重。工人阶级遭到的失败是沉重的；在1958年的下半年，共产党由于被戴高乐夺走了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第一次在选举中遭到了重大的失败。对于某些人来说，援助殖民地革命已经不是一项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重要任务，而是今后唯一可做的事情，因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说是永远，至少也是在很长时期内，不会再出现在议事日程上。 当时，在第四国际的领导成员中，帕布洛和波萨达斯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互配合的局面，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欧洲人”，反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在欧洲的群众运动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国际领导成员，尽管这种群众运动的战斗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将近1959年年底，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帕布洛同志和桑滕同志在阿姆斯特丹被拘留，并因进行了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活动而受到起诉。 第四国际对这两位同志的被捕作出了反应，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保卫它的战士的运动，这也是一个和捍卫阿尔及利亚革命联结在一起的运动。 这两位同志的被捕使波萨达斯获得了对第四国际的大多数领导成员发动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的机会。为了在代表大会上成为多数，他动员了他在拉丁美洲的全部力量。他自称是帕布洛的代言人，就是从这时候起他走上了立场和言论都越来越狂妄的道路。他在代表大会上竟然狂妄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原来声称同意加入他这一派并对他表示同情的一小群同志就此与他分道扬镳了。波萨达斯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继续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接着，在帕布洛获得释放前不久，他又突然出现在受他支配的拉美机关刊物上公开攻击前者并和国际断绝了关系。 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约有三十个国家的一百来名代表，由于波萨达斯派发动了缺乏政治内容的激烈斗争，因此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并没有使国际的主张取得真正的进展；在不少场合下，都必须对一些相当幼稚的看法进行反驳，即认为革命将持久不断地处于高潮，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能力采取能把革命的势头控制在一定时期内的措施，至于采取能阻止它发展的措施，那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那些文件并非没有重要意义。 由欧内斯特•芒代尔提出的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文件指出，工人国家的经济已有了增长，尤其是中国已作为工业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同时驳斥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吹嘘，他夸口说苏联将很快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这在当时是有许多人相信他的话的。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文件重复了以前关于出现“突然繁荣”的原因所作的解释，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工艺技术革新的迅猛发展方面，作了更深入的解释。它也指出了已经开始实行的欧洲共同市场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对于殖民地国家，文件着重指出了按人口计算向后倒退的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并宣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的经济援助都不足以使这种状况得到暂时的缓和，因而也不足以消除那些有力地推动殖民地革命的原因。 由利维奥•梅唐作报告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文件特别研究了若干地区或殖民地国家的形势。文件用了大量的篇幅研究即将获得国家独立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有一项特别决议是关于古巴的，它回顾了不久以前使这个岛国成为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革命过程。 由皮埃尔•弗朗克提出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文件，指出了在1953—1957年的动荡岁月之后那段时期的“改良主义”的特点，以及在工人国家中正在开始形成的新矛盾。文件还研究了各国共产党所遇到的新矛盾。它指出了几个星期之前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文件所包含的中苏妥协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这种妥协是不可能持久的，中苏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再次爆发。 平等社会党（第四国际的锡兰支部）自194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因而大会对此感到十分不安。1960年3月，平等社会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这个结果完全同它和第四国际原来的希望相反。对这次在分析和远景估计上的错误的原因，该党领导并没有作深刻的检查，如同第四国际在专为该党的问题所发的一些内部文件中所努力做的那样，而是开始采取了一种明显的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国际所不能同意的。国际的书记处就公开声明和该党脱离关系。第六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公开发表的决议，表示不赞同该党在选举失败后所执行的政策，尤其是反对它投票赞成斯里兰卡自由党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决议并呼吁平等社会党纠正他的政策。 波萨达斯和他的那一派（他们在拉丁美洲失去了许多地盘）曾喧喧嚷嚷地自称拥护帕布洛，甚至否认他们自己是一个和帕布洛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派别。但代表大会结束后，在帕布洛获释前两个月，波萨达斯突然在拉丁美洲公开攻击帕布洛。为什么会发动这个连帕布洛自己在当时也感到意外的突然攻击。这事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原来波萨达斯和帕布洛虽然一致同意反对那些被他们称之为“欧洲人”的人——他们尤其是把矛头对准了欧内斯特•芒代尔、利维奥•梅唐、皮埃尔弗朗克……后来又对准了“北美人”——但在中苏分歧的问题上他们却直接对立。中苏分歧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象对整个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一样，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1959—1960年期间，当中苏冲突开始作为两党之间主要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发生的冲突，公开暴露出来的时候，第四国际几乎是全体一致地作出了反应，批判地支持了中国人，因为他们关于某些基本问题（殖民地革命、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和平共处，等等）的立场，和苏联人的相比是进步的。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即在中苏实行妥协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不久，第四国际一致同意关于中苏分歧的分析。那时还被监禁着的帕布洛在给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写道： “不管中苏分歧这个危机出现不可避免的曲折，和偶然的弥合，可以认为，按严格意义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一翼（苏联方面）和具有中间派倾向的这一翼（中国方面）之间的分裂是深刻而持久的……”
但是，在1961年年中左右，第四国际内部对于中苏争论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波萨达斯在和国际断绝了关系以后，不仅几乎完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甚至宣称中国所以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们知道，莫斯科当时用捏造毛泽东关于原子武器的某些言论的手法，正在极力无中生有地指责他要发动核战争。然而波萨达斯却毫不犹豫地把事情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宣称为了确保世界革命的胜利，苏联必须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他还重复了中国人攻击卡斯特罗的言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8]。在国际内部，当绝大多数人人保持原来的立场时，帕布洛却全部推翻了他的观点；他把中国人的立场看作是斯大林主义的立场，几乎不加批判地支持了赫鲁晓夫，尤其是南斯拉夫。国际委员会第四国际的历史自然也包含了组成国际委员会的那几个组织的历史和国际委员会本身的历史。关于这后一个问题，我们感到抱歉的是只能提供一些简要的情况而不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困难首先在于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并不相当于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而是相当于一个在成员之间联系不太紧密的派别。根据参加过国际委员会的那些同志向我们提供的情况，委员会很少举行国际性会议；而且他所采取的立场经常是通过来自各国支部的文件，在委员会的各支部之间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所以，在回顾了上面指出的国际委员会的组成条件之后，我们将在这里讨论一下导致国际委员会和第四国际重新统一的一些情况。 我们曾经说过，原先就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分歧，特别是在“非斯大林化”的初期对于“非斯大林化”意义的评价方面，对第四国际中央在1953年使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发生分裂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也存在着一些猜疑。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多年来，这些猜疑——它们是特别针对帕布洛个人的——是取得和解的一个很大的障碍。然而从1956年起，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中苏分歧却使两个组织在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立场上接近了起来。 另一方面，关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国际委员会的那些成员和支持者，特别是北美和拉丁美洲的那些人，主要在古巴的那些事件上获得了一个经验，它在好多问题上和第四国际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经验是类似的。 在国际委员会内，多数派的立场和第四国际内多数派的立场是趋向一致的，而一个少数派却站到了一些不同的、明显对立的立场上去。这终于在实现重新统一的时候，在国际委员会内引起了分离。在这个委员会里，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虽然双方的立场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却彼此商定抛弃上述的那些观点而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 在他们看来，殖民地革命并不存在。殖民地国家就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因而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这些国家里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有对群众运动的背叛。他们用狭隘的眼光来看这些国家的农民，把他们比作西欧较富裕的农民。虽然他们自称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但却不懂得这些国家里的革命具有持续不断的特点。当革命在古巴取得胜利时，他们不愿承认。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的一项声明中，人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话：在古巴发生了“一次政治革命，政权已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手中转到这同一个阶级的另一派手里……这样，除了基马尔•阿塔图克、蒋介石、纳赛尔、尼赫鲁、卡德纳史、庇隆、本•贝拉……之外，我们又看到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政权没有建立一种新型国家”，本质上与巴蒂斯塔政权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到今天还认为古巴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卡斯特罗是一个同巴蒂斯塔和蒋介石同属一个类型的统治者！ 关于非斯大林化，这些党派几乎完全不承认斯大林去世以来在苏联所实现的进展。他们认为谈论自由化措施的存在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他们没有能力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的“自由化”和根本不存在的“民主化”区别开来。 事实上，他们认为，自1938年成立了第四国际和通过了《过渡纲领》以来，世界上没有发生过深刻的变化。他们只是十分死板地按照纲领行事，而把那些力求理解我们时代的新情况并致力于制订一项和这些新情况相适应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斥责为投降分子。 重新统一了的第四国际一个相当长的、充满危机和分裂的时期可能是一个重新统一时期的序曲。当代的所有重大事件——“非斯大林化”、中苏冲突和殖民地革命——并非仅是引起了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分裂，还将有助于克服那次最严重的，在1953—1954年期间发生的分裂。 第四国际的多数派和国际委员会的多数派对于象“非斯大林化”和殖民地革命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政治观点很接近，关于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也很类似，这就必然要提出重新统一的问题。因为——在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在世界上重新兴起的时期内——双方都意识到运动的分裂正在给第四国际的远景带来重大损害。在1961—1962年期间，双方开始接触。在历次会晤期间，有迹象表明，人们从报刊上可以看到的双方和解确实是认真的，要实现重新统一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障碍。 为了召开一次联合代表大会给重新统一作准备，在第四国际和国际委员会之间成立了一个代表人数对等的委员会。无论在第四国际或国际委员会的内部，那些曾经反对重新统一并具有相反的政治方向的人（一方面是帕布洛派，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想使有关重新统一的讨论从属于对1953年的分裂及其原因和责任的讨论。但双方的多数派都拒绝接受这样的建议。没有人想否认这样一个讨论的重要性，但必须在能使它取得积极效果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发生分裂的原因属于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在六十年代它必然还要在当时的政治问题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如果分裂的原因，如同我们认为的那样，主要与形势有关（分析的错误或对未来估计的错误）或属于组织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原因就不应当成为重新统一的障碍。对于分裂的原因及其责任的研究应当具有教育意义。因此，经双方同意决定，在重新统一时将不提出这个问题；等以后重新统一已得到巩固时再加以研究。于是讨论就有可能在不影响组织活动和不必按照分裂时期存在的分裂路线行事的情况下进行。那些愿意重新统一的人清楚地看到，在那些少数派的要求的背后首先隐藏着他们想利用这次讨论的希望，但这并不是为了促进重新统一，而是为了再一次证明分裂是有正当理由的，更严重的是为了让分裂永远保持下去。 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在第四国际筹备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委员会筹备所属各组织的一次会议的同时，那个代表人数对等的委员会就着手进行重新统一工作。这项工作将在上述两个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的联合代表大会中完成。该委员会准备了要共同讨论的各项文件。 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国际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1963年6月，召开了有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波萨达斯派没有接受大会的邀请，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和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则拒绝参加。上述两个会议召开后，接着联合代表大会就宣布了重新统一，正式通过了在两个会议中投票赞成的各项文件，并指定了统一后的新领导班子。以帕布洛为首的少数派，就国际形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文件；他们在领导机关中有他们的代表。 大会决定发动一场运动以营救不久前被捕和有被判处死刑危险的乌戈•布兰科。 锡兰支部有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但是我们得知这个支部的情况很糟糕，锡兰代表所代表的只是该支部中的少数派。关于这个支部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再会谈到。 大会用了一整天时间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帕布洛对此已提出了一份报告。大会一致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非常可能象古巴那样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并决定尽最大努力动员第四国际及其支部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 大会通过了一个扼要地阐明托洛茨基主义基本立场的十六点宪章[9]，作为重新统一的基础。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以前已经通过了这个纲领，想以此表示对重新统一的全面支持，因为它由于美帝国主义“民主”的法律规定，不能在组织上正式参加重新统一。 除有关国际政治形势的决议外，大会还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一个文件讨论中苏冲突和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形势。另一个论述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有关斯大林主义的文件描写了斯大林主义瓦解的全貌，对中苏冲突中所暴露出来的分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双方的立场进行了缜密的评论，并且也研究了在其他共产党中出现的分化现象。此外，文件分析了古巴的那个政党，指出它的立场大体上是进步的，同时也指出它的视野仅局限于拉丁美洲的问题。文件还详细探讨了工人国家的形势，因为那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有可能成为反对派的一些思潮。文件把南斯拉夫作为特殊问题加以探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南斯拉夫的方向比其他工人国家正确，但是南斯拉夫把地方分权推向极端，又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这些做法都含有严重的危险性。文件重新列举了一个针对工人国家的行动纲领的要点，这个纲领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得以干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并在那些工人国家的内部找到据点。 大会的主要文件阐述了“世界革命的现代辩证法”。它表述了全世界绝大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经过战后出现的大动荡后所得出的结论。 这个文件一开始就指出世界革命已从苏联向殖民地国家发展，而不是象人们长期以来所展望的那样，向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文件还指出，革命在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心脏地带之前，已首先在其外围地区中爆发，这个过程绝不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过程，它主要是传统的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派政党背叛的结果。 接着，文件说明，世界革命在当代正在各有其特点的三条战线上继续进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说是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殖民地革命，这种革命有转化为不断革命的趋势；在工人国家里，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文件强调指出，世界革命并不是把这三部分加在一起的总和，因为世界革命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是互相影响的。文件正是把它的最大一部分篇幅用来研究上述每个部分各自的特点和它们的相互影响。 但是，文件并不局限于研究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还同样深入地研究了“主观”条件。文件在提到第四国际一成立就给自己确定的任务，即必须建立一批革命政党时，回答了许多既不断然反对第四国际，也不反对建立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的必要性的战士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为什么在1923—1943年的低潮时期过去后，第四国际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文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文件说明，主要由苏联军队给纳粹主义所造成的失败，是怎样立即为斯大林主义派政党服务的。 1914—1918年的战争只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欧洲各国劳动人民基本上都卷入了这次战争。当时由属于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组织起来的这些劳动人民，在战争结束后，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感到非常愤慨，纷纷响应十月革命的号召，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他们这种心情是毫不含糊的，即使他们当时在政治上还是十分模糊的。1939—1945年的战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但与上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因为它一方面象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又是一场抗击德帝国主义及其他轴心国的苏联卫国战争。德帝国主义的军队占领欧洲，给这种局面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欧洲劳动人民都要保卫苏联，跟本国的纳粹主义作斗争。由于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他们不仅是在同资产阶级政党或社会党实行联合的情况下，而且还在和苏联结成“同盟”的资产阶级政府领导下进行战斗。在很多人看来，战斗始终高于一切；这些事情要到取得胜利时，才会得到澄清，再者，各国抵抗运动的纲领也会使人产生幻想。这些情况使得欧洲劳动人民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心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缓和得多。无论如何，他们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丝毫不怀敌意，他们把这些领导人看作是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才战胜纳粹主义的苏联的代表。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者为揭露各国共产党和本国资产阶级搞阶级合作政策所作的宣传，是不会有人理解的。这种情况就使欧洲资产阶级得以在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已爆发的革命压了下去。斯大林主义危机只是在“冷战”开始后和在战后繁荣时期才开始出现并广泛地扩大的，而在这个繁荣时期，群众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 文件也说明，当时斯大林主义危机在极端复杂条件下已有了发展，而那些最富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家却处于其工人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是如何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巨大的障碍的；文件同时也指出，尽管如此，这些障碍却并没有拦住第四国际前进的步伐，而是随着那些传统的政党的影响逐渐减弱，第四国际的前进步伐变得越来越坚定。 这一文件[10]在结论中非常有力地论证（当今世界上从未有过如此不容辩驳的论证），第四国际处于目前的状态是有道理的，是为将来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第四国际作准备的。据我们所知，至今并没有人曾经试图对这个文件提出批评或反驳，甚至连部分的或间接的批评或反驳也没有。 对重新统一后的第四国际的攻击（分裂主义党派）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结束了使第四国际的各种离心力作用越来越厉害的那种组织状况，但是这些离心力量并没有消失，这方面的困难并没有因重新统一而被克服。 在重新统一后的第四国际中，已经团结在一起的大多数组织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困难的问题，那怕是无关紧要的也没有。相反，它们必须为捍卫第四国际而进行斗争，既要跟那些不愿意重新统一的人作斗争，又要在第四国际内部同以帕布洛为首的派别作斗争，而且斗争了好几个月。在这些人看来，第四国际重新统一最后要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趁重新统一还不很巩固的时候就加以破坏。 代表大会重新统一了绝大部分的托洛茨基主义力量。波萨达斯派的力量不久就很快地减弱，只是在阿根廷，还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小组；在其他地方，他们的人数就都是以个位数计算了。而帕布洛派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一年左右，和第四国际公开决裂时，他们的人数同样是很少的。留在第四国际外面的，仅有两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党派，一个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另一个是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但是，在第四国际内很清楚的东西，在第四国际外却不是这样，这些留在第四国际外面的党派通过报刊来表明他们的存在，而报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攻击第四国际的。 我们已经阐述了希利和朗贝尔两个派别的宗派主义立场，在这里没有必要用很大篇幅来加以重复。奇怪的是，甚至在帕布洛分裂出去，过了好几年后，他们谴责第四国际实行帕布洛主义的攻击也仍然越来越多，而对帕布洛本人的攻击却少得多，因为帕布洛从第四国际分裂出去后已不为他们所重视。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帕布洛和他的思想，而是第四国际及其支部的存在和活动。他们大肆鼓吹他们的“委员会”在1966年4月召开的那个旨在“重建”第四国际的国际会议，但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而是以同那些参加会议的观察员决裂而告终。 波萨达斯派主要是在拉丁美洲给第四国际带来了损害，特别是古巴人，他们误把波萨达斯派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的代表。1966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会议上，卡斯特罗对第四国际和其他革命派别的攻击，有一部分就是基于波萨达斯派所维护的荒谬观点。第四国际尽管一刻也没有放松保卫古巴革命的活动，但仍坚决地、然而在措词上又恰如其分地指责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我们已能看到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是在第二年，即这个声明发表一周年时，哈瓦那电台广播了卡斯特罗的讲话，但没有重复攻击第四国际和其他革命派别的那一部分言论。 帕布洛和他这一派的成员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就马上发动的攻击延续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他们攻击的内容经常变换。由于法国工人阶级因戴高乐上台而遭到了失败，于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获得独立前的几年和紧接着独立后的几年中所取得的发展，对帕布洛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正确地看到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程和古巴革命的进程之间有相似之处，因而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在阿尔及利亚获得胜利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帕布洛没有分歧。但由于他一方面越来越同第四国际失去了联系，而另一方面又错误地寄希望于他个人有可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的最高领导施加影响，他终于制定了一条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或宗派主义的国际政治路线——那时他从印象主义出发来决定他的立场，但有时在很短的时间里却又彻底加以改变——但采取的态度是否认建立一个从现在起就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一个自己在过去曾竭力攻击过的关于第四国际的一个概念，即第四国际是一些派别的联合组织，它们彼此独立，只是在一致同意的问题上共同行动。他和第四国际决裂后，就特别热中于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因为他的观点已同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而是着眼于目前的那种群众运动了。 锡兰支部的蜕化变质统一后的第四国际的领导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锡兰支部的问题。这里，我们把整个问题重新回顾一下。 平等社会党是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与所有其他支部相比，这个组织因其来源、组成、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国内的影响而具有十分独特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锡兰本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尽管锡兰与印度为邻，但在这个岛国上却未曾有过象印度那样的资产阶级争取独立的运动，印度的国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殖民主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敢于组织起义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锡兰争取独立的斗争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在英国大学留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此外，他们中间的一些最著名的人物，由于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就探求革命失败的原因，了解到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革命的立场，接受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他们回到锡兰后，就建立了平等社会党，并开始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把由于苏联同英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而拒绝进行反殖斗争的锡兰斯大林主义派清除出党。他们受到了迫害并被监禁，后来越狱逃到印度，参加了该国的斗争，并对建立第四国际印度支部作出了贡献。战后回到锡兰，他们在战时的态度使他们在劳动群众中很得人心。锡兰的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即买办资产阶级，与英国资本家有着牢固的联系，他们从后者的撤退中得到了好处，未经过丝毫斗争，就在印度之后于1948年获得了本国的独立。这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统一国民党于是就上台执政。而平等社会党那时也就作为第二个党派，即劳动者的党而出现在岛上。因此，这个在内部清除了斯大林主义派并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政党，同其他支部不一样，它不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从危机和反对那些传统的政党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是那些最先在锡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为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要求独立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英勇斗争的产物。 该党的领导机构大部分由这些人组成：科尔文•R．德席尔瓦、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伯纳德•索伊扎、多里克•德苏扎和埃德蒙•萨马拉科迪，他们都是知识丰富、战斗性强的人。领导成员中还有其他一些人，如纳•马•佩雷拉，此人在理论上造诣不深，生性投机，他的威信来自系统的工会工作；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受领导核心重用的。该党的基层是由非常忠于本阶级、富有战斗力的劳动者所组成；然而由于客观原因，在领导的政治修养和基层组织的政治修养之间起初有着很大的距离。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对英语一无所知；他们又没有用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编写的适当的政治教育材料，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理论仅有一些肤浅的概念。总的说来，平等社会党原先并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经过党内斗争，该党的领导斗争和清除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几年时间内，该党的领导确实象革命的领导那样行事，努力使自己的组织向托洛茨基主义发展。在1953年8月12日，即举行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的总罢工那天，该党的态度鲜明，以后，它又很英勇地反对那些曾一度使锡兰的两个主要民族彼此对立的地方自治主义思潮。 然而，该党的领导成员尽管很有才智，但并非没有弱点。该党没有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体制，其历次代表大会事实上是一些普通的大会，会上滔滔不绝的雄辩有时倒比提出政治论据更重要。经过一段时间，该党在获得选举成功以后，忽视了对表面的行动主义的政治教育，党内走议会道路的倾向在增长，而该党的领导虽然觉察到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自己受到其毒害之前同这些倾向进行充分的斗争。此外，该党虽然有一个牢固的工人基础，但很少深入到占岛上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群众中去，而且也几乎没有为他们制定一个纲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后来在政治上表现混乱的原因。在很长的时期内，它一味批评僧伽罗族的工人（科伦坡港的工人、运输工人、小职员等），后来它终于艰难地深入到锡兰无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种植园工人中去。这些工人都是印度人，过去由于英国人需要劳力因而移居锡兰，但他们从此既失去了印度的公民资格，也没有获得锡兰的公民资格。 第四国际经常向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着重指出他们的这些弱点以及克服这些弱点的必要性。然而，它也只能对该党的那些懂英语的党员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以该党的条件而言，即仅限于当时它的最先进的部分，也就是它的领导成员。 在好多年时间内，锡兰国内只有统一国民党和平等社会党两相对峙。但在五十年代，由于统一国民党分裂，产生了锡兰自由党。该党于1956年，出乎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在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平等社会党领导人曾正确地断言，这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它所依靠的阶层比统一国民党更为广泛；但他们不是去深入分析自由党选举获胜的原因，而是认为这个新的政党将会象统一国民党那样在执政中很快地失去权势，从而给平等社会党取得政权铺平道路。 平等社会党就是带着这种对未来的估计来进行1960年3月的选举，希望通过这次选举成为议会的多数派。它为这次选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它所遭到的失败也更明显。从那时起，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就迷失了方向。他们在政治上开始摇摆不定，而更加公开地提出改良主义立场的纳•马•佩雷拉的影响也就开始扩大。选举过后，他立即向党提议与锡兰自由党组织联合政府。这个提议被拒绝了，但是平等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对锡兰自由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实际上投了信任票。第四国际公开表示不赞成这次投票（见第90页）。 接着，当群众起来反对新政府的措施时，平等社会党也转而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但对自己以前的态度没有作严肃的自我批评。锡兰自由党在1960年的选举中比较稳固，这种情况使平等社会党的领导更加游移不定。在政治上，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不得不承受它不重视锡兰农村问题的恶果。他们不懂得锡兰自由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于买办资产阶级的统一国民党，锡兰自由党所依靠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并已能赢得平等社会党过去所不重视的农村群众的支持。然而，在1962—1963年期间，当群众运动重新高涨之际，平等社会党又部分地向左转。它同锡兰共产党和另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组织（M．E．P．）组成了一个所谓左派统一战线，在锡兰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战线，假使它的纲领没有不足之处的话，本来有可能成为在议会外夺取政权的起点。可是，一场展开了一半的斗争已蕴藏着最严重的后果。 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中，纳•马•佩雷拉长期以来在才智和政治魄力方面都受到其他领导成员的压抑，现在这些领导成员自己摇摆不定，这就使他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这个迷失了方向，思想混乱的领导机构终于发生分裂：以科尔文•R．德席尔瓦和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为首的主要核心对锡兰自由党采取了和缓的立场；而以埃德蒙•萨马拉科迪和巴拉•塔姆波埃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捍卫了正确的原则立场，但第四国际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式是宗派主义的，认为要说服基层起来反对党的偏向，这种方式是不合适的。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纳•马•佩雷拉背着党同总理进行了谈判，然后要求党立即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便就总理向他提出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建议作出答复。这个锡兰的党派组织在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当时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在代表大会上，大约25%的代表原则上拒绝参加政府，即参加资产阶级政权的任何做法。在投票表决对佩雷拉的决议进行修改的问题上，曾领导过该党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元老派科尔文•R．德席尔瓦和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仅仅得到10%的票数，而在最后一次表决中，他们只保持了4—5%的票数，其余的票数都归佩雷拉所得。这样，佩雷拉便成为该党的领导人，并同他的某些朋友一起参加了政府。 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谴责了1960年投票通过预算这件事之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它的机关报《战斗者》上独立地对这次谴责公开表示支持，于是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就非常马虎地把方向纠正了一下；但后来，该党领导又显得游移不定了。第四国际曾多次进行干预，想更有力地和更全面地纠正平等社会党的路线。在第四国际重新统一前，出席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锡兰代表是萨马拉科迪同志。那时他所属的左派虽然已经同领导机构中属于中间派的多数派分离，但仍不认为早就应该组成派别进行战斗。平等社会党刚组成左派统一战线，代表大会就给它写了一封长信，指明这一政策在四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缺点： 1）对1960年的错误，分析和批判得不够； 2）关于左派统一战线作为议会外的组织的性质以及它的潜在的各种可能性很不明确，但这个组织的外表看上去倒象是一个议会党团，二者之间形成明显的对比； 3）对同盟者（共产党和M．E．P．）的机会主义政策未作任何公开的批判； 4）泰米尔族种植园工人的工会没有参加左派统一战线。 后来，第四国际统一秘书处于1964年4月23日得知了纳•马•佩雷拉的活动后，即加以谴责，宣布如果接受这项政策，那就是背叛。在同年6月6—7日在科伦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的代表皮埃尔•弗朗克在全体与会者面前谴责了这个搞联合政府的政策。面对着关心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的锡兰全国舆论，皮埃尔•弗朗克声明，如果接受这个搞联合政府的政策，那就将引起平等社会党与第四国际之间的决裂。统一秘书处在大会投票通过以后就立刻这样做了。 代表大会投票以后，那些拥护第四国际的代表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以便重建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不幸，托洛茨基主义在锡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了。 第四国际的各项运动（重新统一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非常幸运，第四国际的团结一致的领导，已不再只忙于应付内部发生的困难问题和敌对党派的攻击了。整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这就使重新统一获得了巩固并为第四国际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四国际发动了一场运动，为一些被关在监狱中的波兰革命者，特别是为华沙大学左派思潮的发言人莫泽莱夫斯基和库龙这两位青年领袖进行辩护。第四国际发表了他们的一封《致波兰工人党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左派和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以来第一个来自工人国家的反官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封信也使人了解了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多年来，在那被斯大林主义几乎完全控制的地方，或是说在那右派政党横行一时的地方，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次得到了阐明。此外，第四国际已能多次把来自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文件和立场公之于世。最近，第四国际还使全世界工人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左派的立场。 第四国际用各种方式干预中苏冲突。所有的支部都利用所遇到的机会，对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危机施加影响。在争论激烈的时候，苏中双方领导的相互指责对方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第四国际。 上面我们提到过保卫古巴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指出，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活动为澄清古巴人对托洛茨基主义所采取的立场作出了很大贡献。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国际上发动了一场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和秘鲁农民领袖乌戈•布兰科的运动。这场运动尽管起步稍慢，但规模很大，四面八方送来了表示声援的声明，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中，集会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这场运动如此气势磅礴，以致于感动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工会和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组织。第四国际从来没有发动过这样一场国际性的运动。毫无疑问，这场运动首先是与拉丁美洲，其次是与越南的客观形势的发展相配合的，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关注。这场运动首先使起诉一再延期；后来，乌戈•布兰科对起诉也作了卓越的答辩。这场运动终于使他避免了死刑，如果不向世界舆论告急，不把世界舆论动员起来的话，法庭本来是一定会以对乌戈•布兰科所提出的那些罪责为理由，判处他死刑的。 此外，从1965年初起，也就是紧随着美国佬在越南实行战争升级以后，第四国际向所有的支部、所有的先锋队发出警报，要他们投入到援助越南革命的行动中去。 重新统一后不到二年，又决定召开一次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65年12月举行，有二十五个国家的约六十位代表出席。在会上可以看出重新统一后的情况良好，因为离心倾向已大大地得到克服。第四国际可以把它的主要精力用于对外活动方面，并且可以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制定它的政策了。 代表大会首先把保卫越南的问题放在首位。由于后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突然遭到惨重的失败，所以代表大会就强有力地宣告必须用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战略去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战略。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个号召： “工人国家的共产主义劳动者、共产党员、工人、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动和扩大你们的运动，迫使克里姆林宫停止它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暧昧的秘密会谈，因为在会谈期间，克里姆林宫只吝啬地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英勇的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少得可怜的援助。你们要大声疾呼：‘给越南人民飞机和火箭！’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该决议论述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其中包括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危机——这种危机已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和在美国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思潮。除了这个决议外，代表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好几个文件。“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贫农和民族主义战士：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对它同时进行打击。趁帝国主义将它的主要力量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增辟新的战线，在条件许可的任何地方，痛击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 “全世界的劳动者：迫使所有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所有工人国家的自称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说话的领袖结成牢不可破的反帝统一战线，给帝国主义以猛烈的打击，迫使其让步！” I．里维拉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的文件。文件详细分析了反映西欧各国不同特点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共同市场的矛盾。它强调指出了向“强国”发展的各种趋势及这些趋势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它注意到，在好几个国家中出现了反动思潮和剥削外国移民工人（而且往往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个文件指出，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派政党或社会民主党都已完全蜕化变质以及工会组织被其同化的危险日益严重。文件注意到，在工人运动为社会民主党所控制的国家里，左派倾向实际上都出现在工会运动内部，这是因为工会的一部分官僚为了不完全失去工人的信任，不得不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文件最后声明，与那些理论上保持革命立场但对时代完全持怀疑态度的许多思潮所想的相反，资本主义矛盾，甚至在新资本主义范围内，其激化的程度已足以使群众的防御性经济斗争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发展成为争取实现一些过渡性要求的进攻性斗争，并带来建立二元政权机关的革命形势。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才认为应该制定每一个国家特定的过渡纲领。 关于《中苏冲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文件是由利维奥•梅唐提出的。文件首先研究了从各方面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否有过一段斯大林主义时期（或更一般地说，在所有落后的工人国家中是否必然会出现一段斯大林主义时期），文件的回答是否定的，它指出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差别，同时重新肯定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即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官僚主义化形式，因为它是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而这种情况的凑合在历史上是再也不会重演的了。文件对亲北京和亲莫斯科的党派分别作了详细的研究。文件中有一章是关于卡斯特罗主义的。 有一个文件是关于《非洲革命的进展与问题》的，内容很丰富。在非洲，老殖民主义广泛地为新的结构所取代，差不多已有十年了。文件把非洲划分为三大地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仍然存在的地区；完全是新殖民主义结构的地区和正在发生革命变革的地区。 第一个地区基本上限于非洲南部。这个地区没有特殊的理论问题，关键在于那里非常激烈的斗争所提出的问题。 处于第二个地区内的国家有：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前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大部分、刚果、塞拉勒窝内[11]、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这个地区也没有麻烦的理论问题，它的新殖民主义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革命战士的任务。 第三个地区包括加纳、桑给巴尔、几内亚、马里、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一般说来，这些国家，有的通过群众斗争已经获得了独立，有的已采取了反帝的、有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并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已站在最前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这些国家的演变、各阶级的状况和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等等，特别着重描述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其中特别着眼于本•贝拉的经验和几个月前，即1965年6月19日，布迈丁在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后所形成的新形势。文件指出了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的矛盾并竭力提出了足以使这些国家在群众推动下转变为工人国家的条件。 文件的最后一章论述了各种远景、任务并作出了几个基本结论。文件阐述了非洲革命的特点，这是由于那里存在着十分落后的地区，由于正在瓦解的部落形式面临着二十世纪世界的社会主义远景，由于这个大陆各方面发展很特殊所致。文件指出，即使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简单办法，除非工人国家，特别是从西欧和北美工业发达国家中创建的工人国家，给与大量的无私援助。文件要求第四国际的战士把帮助培养具有创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能力的非洲干部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特别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本•贝拉政府的特点、埃及政权的特点等问题的讨论。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这一文件。但大会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讨论基础，许多问题的讨论必然还要深入。大会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会后将继续进行，而关于非洲革命的问题，则将列入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1] [2] [3] 见《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43页。——译者 [4] 在讨论参加工党问题时，重点是放在工人运动的结构方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讨论重点，则是当时的形势；结构问题大约在1954—1955年才重新提出。 [5] 见《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0页。——译者 [6] 第三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并没有讨论战争临近的问题，而是讨论了“战争—革命”的概念。 [7] 国际主义共产党发生分裂时，其人数比例为55%对45%，这是一个能使内部斗争加剧的比例。 [8] 我们只谈波萨达斯笔下的那些政治活动，并情愿把他自与第四国际断绝关系以来所写的文章中出现的新问题搁置一边，因为他在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然而他也只能是自己崇拜自己而已。 [9] 见附录I，第147页。 [10] 见附录Ⅱ，第154页。 [11] 塞拉利昂的旧称。——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