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七、世界形势的转变（1968年） 从1965年12月底召开世界代表大会时起，人们即可注意到各国支部复兴的一些预兆：许多青年参加了各国支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他们的代表。这个现象在以后几年里更为显著，并因而产生了大部分都是崭新的问题。我们已处于历史进入当代政治阶段的时期。 正是越南战争以完全无法否认和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式，加速了世界形势的转变。当时在欧洲，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好象一潭死水，在工人国家中，实行了“非斯大林化”后，出现了改良主义，但发生这个转变的条件却正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逐渐成熟起来。正象马克思过去说的，革命这个老鼹鼠总是在毫不留情地挖它的地洞，直到有一天被它在下面挖空的地面崩塌为止。另外有一些现象也对世界形势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的“文化革命”，尽管它多次采用了过火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已表明，“文化革命”的目标实际上是以另一个同样也是官僚主义的但是较有活力的机构来取代一个僵化了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个目标是通过发动群众反对旧的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看到这些发动群众的场面、并因而受到激励、也采取革命行动的人可真是不少啊！ 另一个国际性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已行动起来，这是世界形势发生这种转变的先兆。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只有不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才参加群众斗争；其实这也毫不足怪，因为在殖民地革命中总是大学生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生登上政治舞台还是一个新的现象，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这样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各个国家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这个现象是国际性的，因此必然有一个共同的客观基础。在大体上可以说是经济繁荣的时期中，大学生——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地——在不受传统的工人政党控制的情况下，起来反对大学的体制，接着又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本身，这还是第一次。各种迹象表明，青年工人也在觉醒，虽然暂时还不如学生那样明显，但也倾向于摆脱传统的工人政党的控制，寻找自己的道路。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更出人意料的新现象，中学生也在觉醒，开始关心政治生活。第四国际立即就理解在青年中产生的这些情况发展的特殊重要性。 各支部迅速地层开了支持越南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组织具有实效的、强有力的示威游行，这和世界和平运动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请愿和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世界和平运动这个莫斯科和平共处政策的工具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要求，同以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越南的胜利为目标的革命政策清楚地区别开来。 中国和支持中国的国家所执行的政策，不管它在许多方面有多么混乱，仍然有助于使克里姆林宫的卫星党制订出援助越南革命的政策。 对革命浪潮的推进最可贵的贡献之一是切·格瓦拉提出的著名口号：“要创造第二个，第三个越南”，他为了实现这个口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托洛茨基主义战士总是站在西欧许多国家为此而建立的政治组织的最前列，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同意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群众行动的人组织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是西欧支持越南的最初几次示威游行的创始人（1966年10月15日在列日；1967年10月在切·格瓦拉去世时；1968年2月21日在柏林）。他们在伯克利的战斗中和在美国所有的反战活动中都站在最前列。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在英国开展的运动得以团结一致，并于1968年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十万人的示威游行[1]。 在保卫越南的活动中，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总是密切联系广大的青年阶层，这些青年在寻求一项革命的政策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有关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真理。经历过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特别是经历过令人精疲力尽和组织涣散的漫长岁月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吸收了新鲜血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新了自己的组织。 这个现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宗派主义的责难：“你们吸收大学生，不吸收工人等等。”且不谈象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样的先锋队组织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在能够找到工人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宝贵的知识分子力量的阶层里进行活动和吸收新成员，单就这个现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遍地出现这一点来说，就值得我们进行分析，因为这是和过去不同的、新的社会状况的一种特定的现象。科技的进步、经济上的需要和科学领域里的新发展引起了大学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人数已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们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这些大学生给自己准备的社会地位也同从前不同了。他们从进入大学时起，甚至在中学里，就非常注意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们甚至是最早感觉到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矛盾。在美国，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在别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从现在起，在帝国主义堡垒里约有六百万大学生，他们所占的人口百分比并不比农民的低多少。他们集中在那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他们的学习已不再象从前绝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样培养他们接他们父兄的班，做资本家、工业家、商业家或者从事自由职业（医生、律师）的资产者。今后这么多的技术人员已不再有希望在那些大企业中获得为数极少的高级职位了。他们是注定只能自食其力，受资本主义大公司或者国家的剥削。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属于中产阶层，也象工人一样受到失业的威胁。这些人数如此众多的大学生阶层对社会其他各种矛盾特别敏感。他们看到了他们学到的知识是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例如，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错误的或者剥削别人的目的服务），也看到了社会对最受压迫的成员（殖民地人民群众，黑人）犯下的残酷罪行，这就使他们很快地从批判正在进行某种改良、但其目的只是使他们能够担任这些使人发狂的职务的大学教育，转而批判他们这些阶层的成员也深受其害的社会罪恶的深刻根源。 当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最大的转变时，第四国际刚刚开始筹备新的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除了探讨世界形势的总趋势以外，还要研究象中国“文化革命”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特殊问题。 1968年一开始，越南的春节攻势就给美国人造成了惨重的失败，毫无疑问，这一年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史上大发展的一年。有两件大事特别突出：第一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事件，五月事件是由大学生的革命开始的，接着发展成一千万工人的大罢工，又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卷了进去，破天荒第一次牵涉到国家权力、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许多制度；第二是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个星期中出现的革命高潮，就其规模和力量来说，在一个工人国家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对这两件大事很难找到适当的形容词，此外还有几件产生同样影响的事件需要补充一下： 1）1968年选举总统时美帝国主义两个政党发生了领导和政治体系的危机（约翰逊落选，对汉弗莱和尼克松普遍表示冷淡，两人都丧失了政治威信）；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危机，莫斯科终于丧失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清一色的和等级非常分明的集团中的“领导”威信； 3）英国工党政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英国工党是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大的一个，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一直对它抱有很大希望； 4）在拉丁美洲，多年来在政治上比较消极的城市群众已开始行动起来，连墨西哥也不例外，直到那时为止，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却一直认为本国是不会发生拉丁美洲式的革命的。 两年来国际形势的动荡，特别是青年一代已摆脱了传统的政党的控制而参加运动，给第四国际欧洲各支部提出了改变策略的问题。这些现象出现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立即在策略方面作了某些调整。特别是在法国，自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各工人政党对这次战争采取了自己的立场以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立即就这样做了，不过当时只是部分调整。青年运动声势浩大，正在形成象共产党左派那样的潮流，其力量之大已足以使其成为能在许多国家政治舞台上起作用的因素，因此，欧洲各支部自1967年起已就策略问题展开了辩论，以便对“打进去主义”问题重新进行审议。辩论的趋势是认为需要改变策略。由于当时传统的政党势力非常雄厚，而我们的先锋队则力量很薄弱，从其活动来看，实际上还没有能超出宣传团体的阶段，双方力量悬殊，所以“打进去主义”是当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从现在起，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它们虽然在目前人数还很少，但在某些能对国内发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内，仍然有能力进行一定的活动。另外，自制定“打进去主义”的策略起到现在为止快要十五年了，制定这个策略的根据是当时的力量对比和估计那些传统的政党的危机还会发展，其目的是在它们内部组成左翼派别（见本书72页）。由于经济长期繁荣，各传统的政党中的左翼派别已普遍受到整个群众性工人运动右倾的影响。只有几个例外。但对我们来说，这几个例外却说明了我们过去的策略是正确的。 那些不停地谴责“打进去主义”的人最后陷入了宗派主义的泥坑而终于无计可施，而我们在1968年五月事件发生以后只需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在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中实行这一策略后就建立起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这个组织，这就足以说明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同时也是托洛茨基主义对法国1968年的五月事件[2]最宝贵的贡献。我们也不要忘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这个组织也是在本国的群众性组织——社会民主党内部诞生的。 1968年世界形势的转变标志着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死气沉沉、停滞不前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工人国家中实行了几年“非斯大林化”措施后出现的“改良主义”时期的结束。这个转变同时也结束了差不多完全以殖民地革命为标志的世界革命时期，这种情况使人对世界革命产生了很大的曲解，从而出现了许多改良主义的或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无产阶级，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发挥革命的作用。但是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广大劳动者开始行动，拉丁美洲各大城市中举行示威游行，这些事实已给这些理论以致命的打击。将近二十年来，这些错误的看法影响了世界革命，但现在它们已处于被清除的过程中。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间接地反映在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中。自1935年以来，特别是西欧各国共产党一直以“人民阵线”、“民族阵线”、“左翼联盟”等名义，提出对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但是他们给这个政策确定的目标是经常改变的。在战前，这个政策的目标不过是“堵住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战后则立即变为“人民民主”，这是一种伯恩斯坦式的民主，一种逐步地而且时间又不定地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但现在他们却提出了他们的“先进的民主”，说这是一个迅速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段。显然，一个以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为基础的政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只能导致失败。但这也是一种征候，说明他们为了迎合他们的群众的愿望，现在已不得不谈论在短期内进入社会主义了。 第四国际正是在这些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说都比以前要有利得多的新条件下筹备它的1969年世界代表大会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国支部的八十八个代表，另外还有三十个国家的兄弟党派的代表和观察员。 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计有： ——关于世界革命新高潮的提纲和芒代尔同志关于提纲的辅导报告（除两票反对外，其余的都一致通过）； ——罗卡同志提出的关于拉丁美洲革命远景的决议（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和利维奥·梅唐同志为提出这项决议所作的报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关于第四国际在最近期内开展对激进青年的工作的方针和根据阿尔贝同志提出的一个文件中所谈到的有关这项方针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决议。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芒代尔同志所提出的上届统一秘书处的工作报告、一个关于第四国际的财务情况的报告和几个关于探讨德国、阿根廷、锡兰和英国的运动形势的决议。在英国，直到当时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支部，大会承认以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为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 提交大会表决的关于世界革命高潮的提纲，将1968年出现的世界形势的转变归纳为下述六个主要方面：美帝国主义于古巴革命胜利后发动的帝国主义的反攻，曾经暂时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里获得了重大胜利，但英雄的越南人民于1968年发动了春节攻势，重新掌握了军事主动权，挫败了美帝的反攻；越南人民的抗战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普遍地慢了下来，这个情况使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掀起了欧洲革命的高潮；捍卫越南革命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又发动了革命斗争，这给殖民地革命带来了战胜重重阻碍和加速革命进程的可能性；在越南革命和法国革命危机的影响下，已经蜕化为官僚主义国家的或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条件已臻成熟，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人民大规模地行动，甚至已经在敲苏联的大门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的青年先锋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传统的群众组织的控制，这为解决我们当代的中心任务——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机构——创造了条件。 工作报告理所当然地提到第四国际的一些战士在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情况下，在下述的那些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保卫越南和古巴革命的运动，保卫象乌戈·布兰科、秘鲁革命者和墨西哥大学生那样遭到资产阶级追捕的战士或者象莫泽莱夫斯基和库龙那样遭到国官僚主义集团追捕的波兰同志的运动，支持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等等。报告同时也提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报纸和出版物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已出现大跃进，托洛茨基的著作已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一些从未看到过他的著作的国家中，以异乎寻常的数量初版或再版。 工作报告特别重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1968年五月事件的干预。这次干预使法国支部得到了更新并使1969年的世界代表大会得以召开。此后法国支部就由共产主义联盟代表，这个组织比原来的法国支部，力量要大十倍，其发生影响的能力也非后者所能比拟。 除了这项辉煌的进展以外，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指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新的进展。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机构都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都是年轻的干部，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已开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大道上前进的、新的一代所可能具有的崇高品质。 世界形势的转变不单单表现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成员组成和进展上；对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作一般的肯定，而是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传统，在深入分析的过程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除了象过去那样确定了各项总的任务以外，这次辩论还补充了一条特别有力的附注，强调这次转变的主要后果，如必须把第四国际的活动提高到这一新形势所要求的更高水平：第四国际不应再满足于以宣传自己的纲领的方式去参加群众斗争，它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干预，发挥领导作用，至少在某几个国家中和在某些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应采取行动并通过行动在某些方面打开局面的可能性问题，可以说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十分热烈的主要辩论的指导思想。 在讨论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主要文件时，大家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在艰难的岁月中曾试图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但没有成功，以后又投身到重新出现的几次革命高潮中去，但它们仍未摆脱官僚主义的枷锁，现在才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是单从理论上而是通过行动来切实有效地证明自己的纲领的有效性，从而在群众斗争的仍然有限的几个方面打开局面。这次代表大会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新形势，看到了它必然会带来的后果，也看到了它可能通向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道路的远景。显然，不论这次代表大会有多么重要，这样的形势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下就会实现的；当前的时代要求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和所有在政治上同第四国际有联系的组织随时注意使这个转变成为现实，也要求加强运动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这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共产主义联盟就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通过推举阿兰·克里文同志为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发动了规模不同寻常的竞选运动。这次运动的范围超出了法国的疆界，向全欧洲广大阶层的人民介绍了第四国际。从此以后，共产主义联盟在法国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的成员不断增加，影响也不断扩大。它是大家公认的法国极左派的主力军，而这个极左派已经显示出它有能力动员好几万人去参加示威游行。 自从召开了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第四国际的大多数支部以及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有的支部的成员甚至增加到十倍。在瑞典、卢森堡、爱尔兰等许多国家中，过去没有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现在已成立了一些组织，它们将成为第四国际的支部。一些国家的支部，过去由于当时的环境，有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例如墨西哥和瑞土），有的甚至已经消失（例如西班牙，那里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曾多次采取行动，曾与马德里的共产党共同组织了一次反对当地大学的斗争），现在又都在重新建立起来。在日本（日本支部已经取得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展）、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在阿根廷，作为人民革命军政治领导的革命劳工党已开始发动武装斗争，它的有些军事行动已为它在全拉丁美洲赢得了声誉和威望。在玻利维亚，当班塞尔发动政变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正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在反政变斗争中牺牲了许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托马斯·昌比就是其中之一。总之，第四国际已越来越深入地参加了世界各国的阶级斗争[3]。 第四国际所取得的进展特别具体地体现在1970和1971年的两次重要的示威运动中。1970年11月，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在地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了“红色的欧洲”的口号来反对托拉斯的欧洲，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欧洲才能克服旧大陆东西两部分之间的分裂。有三千五百多人在热烈的气氛中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第四国际在代表大会上号召于1971年5月在巴黎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同时把巴黎公社的战斗继续下去以实现世界公社，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支三万人左右的游行队伍经过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唐这两个区，在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牺牲的地方——拉雪兹公墓的公社社员墙前列队行进。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报纸这样写道：“这个游行队伍绝大部分是青年”，“气氛十分热烈”，同时承认，在为纪念公社一百周年而组织的这么多次示威游行（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等等）中，除了法国共产党聚集了约六万人的队伍以外，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人数最多。 第四国际成立以来这么多年，要算现在进展最大，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我们不应以此为满足，因为同世界形势的要求还相差很远。还要走很多路才能达到第四国际的目标：建立有能力取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领导机构和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很久以来，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而历史的必然性，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深信工人阶级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能力，深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他们据以作出的分析的正确性，这一切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样做的唯一的基础。他们当时在广大群众中间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今天，那些传统的政党虽然还在阻碍我们走这条道路，还在毒害工人的阶级意识，但是，今后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活动的基础的己不仅是理论上的信念了。年青的一代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冲击下，正在寻找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同时他们的先锋队也在行动中和思想领域里开始重新接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同青年一代的先锋队开始结合起来了。 [1] 没有比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宗派主义者拒绝同“小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立场更可悲的了，这个立场，在当前的情况下，使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对第四国际及其拥护者发动猛烈的攻击和对改良主义派及斯大林主义派政党进行纯粹是口头上的揭发，最后导致他们完全孤立于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之外。这样，他们在1966年10月15日派了几百个英国青年到列日去揭发第四国际以后，就没有参加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也许是战争结束后英国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总之是最有战斗性的群众示威。这次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事实上也是左派反对威尔逊政府总政策的示威游行；他们揭发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杂烩，是一个“骗局”。 我们不喜欢用引用和滥用语录的方式来援引权威性的原则；但对这些只相信死扣文字才能更好地进行思想斗争的宗派主义者来说，有时提一提经典著作的原文还是有益的。让我们看看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是怎样写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着重号是列宁加的）（见《列宁选集》第4卷， 1972年版，第181—182页。——译者）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同非无产阶级群众打成一片这句话就被放在正确的政策这几个字的前面。列宁这样表达他的思想，是需要十分大胆的。如果这些话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写的，那么我们的那些宗派主义者会说些什么呢？ [2] 法国1963年的五月事件也使我们能够对“打进去主义”的劲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策略作出评价（它在古巴和越南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同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路线相仿）。在这个战后欧洲规模最大的阶级斗争事件中，这个组织天天横加指责，在它看来，除了自己的成员以外，别人都不是革命者，在群众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时，它不但不参加斗争，反而每次都发出警告，劝说群众散开，不要走向“屠宰场”。读者可参阅达尼埃尔·邦萨伊德和亨利·韦贝尔的《1968年五月事件——一次总演习》一书，两位作者在这本书里卓越地阐述了这个组织的宗派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决定性时刻的行动中变成机会主义，而在群众退却的时候又重新变为宗派主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行指责。 既然这里提到这个组织，希望读者原谅我们再作一个补充，这个补充虽然可能看起来仿佛是个人私事，但是却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历史密切相关。这个组织由于对第四国际的立场提不出稍微严肃一些的批评，于是就对本书作者进行攻击，并且总是纠缠于战前的一些事件。这些攻击的要点已收集在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布鲁埃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汇编》里，他并在托洛茨基的文章里加了许多边注。他们的目的在于要人相信，托洛茨基在1935—1938年期间的主要活动就是和我所属的派别进行斗争，而且这个派别对1936年6月运动的失败负有很大责任。当时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它们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四国际时就变得更加严重（见本书第37页）；于是发生了一次分裂， 并且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战。我不打算详细叙述1935年分裂的经过，因为必须写一本小册子，才能说明我今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这本小册子同宗派主义的黑白示意图是毫无相同之处的。无论如何，说我当时是托洛茨基论战的攻击中心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另一个“指责”，那简直可笑。另一方面，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对托洛茨基在发生分裂后仍然在杜威委员会上要求我以“朋友”身份作证的事，又如何解释呢？再说，就算我在1935年错了，那又怎么能证明我今天的立场和第四国际的立场是错误的呢？好奇怪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竟然提出这样的“论证”！最后，布鲁埃仿佛已忘了我后来已同托洛茨基重新团结的事了：如果他曾想象一个历史学家那样行事的话，那么，为了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出片面的、不完整的、因而也必然是错误的介绍，他就会去寻找托洛茨基和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共同之处。那他也就会看到，关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既没有要求对1935年分裂的原因和责任预先进行一次辩论，也没有要求我作“自我批评”。 [3] 甚至在第四国际飞跃发展时期，也有一些评论家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不怀好意，说存在着“好几个”第四国际，因为有几个小组或者委员会挂着第四国际的招牌来反对第四国际。一直忠于自己的信念的斯大林主义派，并未利用这种情况来谈论什么“好几个”第四国际，而是利用它来把我们的立场和这些组织或者委员会的立场混为一谈。这方面的现状与过去十年相比，可以概括如下： 第四国际在这方面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国际委员会”，它主要由两个大的组织，即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A．J．S．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所组成，再加上几个其他国家的不甚重要的小组。后来，这两个组织发生分裂，各自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胡说要“建立”或“重建”第四国际。至于它们的政治立场，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帕布洛领导的那个派别已与第四国际决裂，他们老是纠缠着那个自管问题不放，把它说成是工人运动的灵丹妙药。他们在政治上演变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浓厚的印象主义立场；例如，他们估计帝国主义在1965年初就会迅速地撤出越南，在兰科维奇被清除时，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已发生了政治革命，同时他们又发现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对锡兰的平等社会党表示同情，直到后者变为镇压属于J．V．P．这个组织的青年的同谋者为止。此后他们就抛弃了决裂后一直使用的“第四国际”这块招牌，希望能从某些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等的群众运动所组成的统一战线中获得解决办法。 请读者原谅我们经常提到“波萨达斯派”。这个集团，从他们所发表的作品来看，显然不怎么值得进行政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