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八、托洛茨基主义派的“长征”



  对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在进行“长征”的运动,对一个经受了许多考验、而且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段,但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阻碍才能达到自己目标的运动,现在不是给它的历史作结论的时候。我们想在这里只是略为议论一下,这首先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那些对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发生兴趣、但又对捍卫这种思想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人数很少的情况感到惊奇的人提出来的,甚至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时也难免要由内心深处提出这样的问题:“建立第四国际符合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托洛茨基建立了第四国际,并且说过,他为第四国际所作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和内战时期的工作还要重要”,而且是不能代替的(“完全按照字面的意义来理解[1]”)。他这样做,这样说,有没有道理?有人为了反对第四国际,喜欢强调它所遇到的困难而忽视它的政治力量和生命力,因此总是浮在问题的表面。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学他们的样。
  如果我们从唯一在这方面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四国际漫长的历史本身就已经用事实证实了第四国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贯穿着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这半个世纪里,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瓦解和社会主义世界开始到来的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所有早已出现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国家里,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多次战争、革命和反革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此期间建立了许多自称属于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经过了这么多年后,那些经受过多次危机、分裂和镇压,历尽了时而取得进展、时而被迫后退的多次变化,但至今仍然存在的组织,不是和第二国际有关系,就是和第三或第四国际有关系。对于一件贯穿了几十年——这可是些什么样的年代啊——的事,我们不能把它发生的原因归之于偶然性,也不能归之于一些战士特有的才能。因为在每个组织里,都有一些忠诚的战士,他们都具备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各种才能。只有用客观的原因和深远的历史原因才有可能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情况恰恰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凡是合理的事物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事物都是合理的。”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种情况的深远原因必然贯穿着这几十年的历史,并且具有国际性意义。
  我们在前面曾多次根据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对第四国际所遇到的困难作了解释。首先是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往往突然发生转变,而且各种离心力在起着作用,这是同前一时期,即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迥然不同的;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再象前一个时期那样,逐渐积累工人力量,从而得以建立起一个个大的政党,把先锋队和整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形成几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同时,斯大林主义的泛滥,破坏围绕十月革命胜利而建立的革命国际的支柱——布尔什维克党;政治骚动和苏联官僚主义的残酷不止一次地使许多革命力量迷失了方向,走入了死胡同。在资本主义逐渐上升时期出现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而后者的修正主义则更为阴险。孤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历史,使人感到又吃惊又害怕,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国家资本主义;官僚主义集团,即新的剥削阶级),当这个可怕的表面现象把革命掩盖起来之后,这些修正主义就不承认还有什么革命了。最后还有数十亿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他们再也不愿意做历史上的可怜人物,正在努力把几个世纪的事情通过一次或数次飞跃来完成,因此,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往往具有一些奇异的形式。
  尽管世界形势如此,或者说得更正确些,由于世界形势如此,所以在工人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充斥着许多传统的党派,这也是因为工人群众不能没有组织。在历史上没有无中生有的事物,一些新的革命政党主要是通过这些传统的政党发生巨大的危机才能涌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自觉的历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
  这些组织之所以能够经受这么多年来的一切考验,这是因为它们已深深地而且非常牢固地在近五十年来的世界现实中扎下了根。
  第二国际的那些组织,一方面同欧洲的那些古老国家的工人阶级,从其出现开始,即一直有联系,当时那里的工人阶级正在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以保护他们的日常利益;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也同资本主义社会有联系,而后者只要拥有满足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的手段,就能继续存在[2]
  那些正统的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围绕十月革命和苏联的胜利建立起来的,而且似乎体现了这一胜利在世界范围内的继续。那个第一个工人国家,因为它是第一个,特别是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唯一的工人国家,所以吸引了所有觉悟到必须以一个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托洛茨基主义者已反复说明,苏联经济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最广大的群众来说,比官僚主义制度完全取消工人的民主的意义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这些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小小的好处一无所知。对这些国家的战士来说,苏联的物质援助,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仍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比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所搞的叛卖阴谋更易使人感觉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多少真诚的革命战士,虽然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不安和担心,但由于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仍然长期留在共产党内,那些人数比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战士更多的广大阶层,必须等到另外一些工人国家出现并且暴露了它们之间的严重分歧以后,才能把不同工人国家的领导集团区别开来,才能懂得克里姆林宫是在损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在搞妥协,从而莫斯科就再也当不成“领袖”,再也不会有吸引力,而一个致命的危机就会波及各国共产党。那些领导工人国家的政党是完全要受到国内社会危机影响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则蜕化为改良主义,这迟早会在它们内部引起分裂,所有的党员将必须在公开宣布的改良主义和新兴的革命组织的政策之间作出选择[3]
  第四国际当然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联系。第四国际一直在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在理论上反对一切修正主义思潮——斯大林主义即其中之一[4]——以捍卫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存,但是却受到这个国家最无情的血腥镇压,往往比资本主义的镇压还要厉害。但是第四国际仍然能够存在并向前发展,因为在所有这些年代里,只有它一直代表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的根本利益。这可并不是它根据什么超自然的权利自封的。它自创立时起,就继承了列夫·托洛茨基和苏联左翼反对派同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它合法地继承了这二者,因为它继承和坚持了它们的传统。完全受斯大林主义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和后来被斯大林主义糟塌和瓦解的共产国际本身,在当时都只不过是些篡权的党派和组织而已。
  第四国际之所以能够继续不断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国际,一点也不反对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夺取政权,但反对在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以前优先地只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这些年来,所有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却只有一个民族的目标或者不参加国际组织的组织,都已受到了惩罚,不是已经在世界上消失,就是在决定性的政治问题上犯了错误。
  凡是真正愿意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人,在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已经给予严正评价的国际图景。因为,世界的整体性从来也没有象现在那么突出,那么复杂。托洛茨基在为《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写的一篇序言里,提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他接着写道:“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把我们这个行星上所有的‘文明的’以及不‘文明的’部分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致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已明确地具有世界性。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曾试图清除《宣言》在这个基本问题方面的影响。可是苏维埃国家已蜕化为波拿巴主义的国家,这幅杀气腾腾的画面说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谎话。”
  自托洛茨基写了这几句话以来,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同赞成“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后来又赞成这个理论的翻版“民族道路”(这是在苏联处于孤立的时期,根据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提出来的)的人的看法相反,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更加突出了。没有比越南战争更能说明革命运动必须制定一个全球战略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了。没有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更能说明一个官僚主义集团的民族利益能把社会主义这个词糟塌到多么卑鄙的程度的了。
  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单单在报纸上关心世界政治是不够的。必须制定一个国际性的策略,这只有同全世界正在进行战斗的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第四国际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具有无比的政治力量,一些象苏联和中国那样的大国的领导都怕它,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官僚主义利益看得非常清楚,决不会以追逐幽灵为乐。第四国际之所以能这样,这是因为它通过自己成员的活动,把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士和起义农民、美国的黑人、南非的战士、黑非洲和北非的各族人民、中东的革命战士、亚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东欧,苏联等工人国家的先锋队、西欧的劳动者和青年先锋队等等都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它这样的一个整体。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派向第四国际发动反革命攻击时,往往说它起了某种它实际上没有起过的作用,或是把它所发生的影响的程度说得超过了实际的程度,但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没有一场重大的斗争是第四国际的战士所没有参加过的。它的战士们从这些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教训都体现在国际运动起草的所有政治性和理论性的文件里。由于没有行动,就不可能有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所以第四国际是当今综合和统一各大陆阶级斗争教训的唯一的革命组织。因此,它所作的分析和在国际上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比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高明(这里对它的正确性丝毫没有夸大的意思),不论他们是多么聪明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怀有多么良好的愿望。
  关于这一点,国际局限性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古巴的党。它比所有其他工人国家的政党杰出的地方是,它确实已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党,正在设法援助那个为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组织。但在1968年,它对法国五月事件保持沉默和对侵捷事件所采取的立场,使许多为它辩护的人和朋友大失所望。它对殖民地革命问题是理解得非常透彻的,可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在政治上没有尽职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它的视野局限在拉丁美洲和殖民地国家,对欧洲工人运动以及东欧、苏联等工人国家的问题都不了解,因为它在国际上没有同能够扩大它的视野并使它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深刻和全面理解的一些组织建立联系。
  1933年以来,有人多次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在建立第四国际之前,必须先建立各国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达到顶点时才建立国际。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把它比作造房子:必须先砌好墙(各国政党),然后才能盖房顶(国际)。这种想法说明,这样想的人完全不理解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里国际同其各国支部的关系。我们不要忘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组织曾制定出了一个真正完全符合我们时代和本国革命要求的纲领。在一个事实上是以不断地发生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为特征的时代里,在一个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里发生的事都会影响大都市的时代里,怎么倒认为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是能够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党的呢,这不是让那些革命力量去为了未来而战斗,而是使它们退回到早已过去的时代。因为,既不可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民族道路”,世界革命的工具只能是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建立这个党的工作在各个国家中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世界各国的革命发展并不平衡。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国际和在每一个国家中建立几个革命政党,这并不是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任务;这是国际和属于它的各国组织之间不断互相影响的同一过程。最后,为了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回顾一下资产阶级特别害怕国际的存在,已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是没有益处的。
  在世界革命几乎完全以殖民地革命为标志的年代里,当欧洲东西方在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是改良主义的时候,根本谈不上建立国际的问题。1968年世界形势的大转变很快就把通过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组织来实现国际上协同行动的必要性放在首要地位。国际这个概念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欧洲产生的,并且已经多次成为现实。近几十年的斯大林主义并没有摧毁这个传统。此外,欧洲是世界生产力最集中的地区。那里的生产力比任何其他地区更受到民族国家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过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发生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取得胜利,因而也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德国的分裂造成的,在社会上和地理上一分为二的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两种讽刺性的“统一”,一边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另一边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重新出现的革命高潮必将把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重新统一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未来的国际革命组织将采用单纯地把今天的第四国际加以扩大的方式来组成呢,还是通过别的方式来组成?这样提问题,不论你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在回避今天存在的问题。谁也不能认为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会象密涅瓦从朱庇特脑袋里出来那样突然出现,并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各个组织的情况就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局面,所以必须从目前已有的条件出发,进行战斗,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我们首先引以为憾的是,这么多年来,第四国际没有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力量;我们也不否认,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不是在主要问题上犯的错误,因此,即使避免了这些错误,仍然不会引起第四国际和工人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很难设想,在这五十年间,即使有过这样做的客观可能性,也仍然在已经进行过的许多尝试中,找不到一个成功地解决了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机构问题的组织。在许多批评过第四国际的人中间,谁也没有指出过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些,而且自己也并没有做得更好些。相反,每当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出现新高潮时,总是第四国际站在斗争第一线,总是它的战士们首先在这许多国家里鼓动群众运动。
  目前存在着那么多宗派,但第四国际并不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动荡的时期,它的历史是一部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政党的历史。由于一些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工人运动因而扩大,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进行斗争的一些组织所掌握的范围,从而工人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现象。因为,在好几年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有了扩大,同时,出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在组织上大倒退的现象;这个先锋队不得不在政治行动方面放弃了一部分阵地。但是第四国际从未在理论方面放弃过一寸阵地。不但如此,它还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作出了丰富的贡献,使得新的一代能够据以解决许许多多问题:工人官僚主义和工人国家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治革命、殖民地革命的不断发展、法西斯主义和非常波拿巴主义化的国家的理论,等等。第四国际的历史是它的全体成员有合法权利引以自豪的历史。作为先锋队干部组织的第四国际在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将使人们能够超越它曾不得不花那么多时间才走过来的那个阶段。今天,参加第四国际,就是参加在各个大陆许多国家里正在进行的战斗,就是为了同第四国际所有的战士一起制定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战略,并且在任何有可能实施的地方都付诸实施: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找到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共产国际,并且在今天的战斗中举着它们的旗帜,争取胜利。




[1] 见《流亡日记》第74—75页。艾萨克·多伊彻写的那部出色的托洛茨基传的第3卷(1929—1940年),虽然对他的生平作了正确的介绍,但却没有如实地提到托洛茨基这个时期的业绩和活动,特别是他在最后十年中致力于建立第四国际这件事。多伊彻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认为托洛茨基本来应当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撰写象《俄国革命史》这样的一些著作,而不应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活动,分担它的困难和危机。在多伊彻看来,这些完全是浪费时间。但是,就象马克思曾经中断他的经济理论工作,把他好几年的时间用在第一国际方面,解决它内部的困难(这经常使人想起第四国际所遇到的困难)那样,托洛茨基首先是一位革命战士。特别是他在把自己于1917年以前对党的问题的见解与列宁的作了比较之后,已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反省。为第四国际而斗争,对他来说,也就是把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所进行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2] 人们可能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社会民主党的存在是同资本主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岂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工人国家里绝迹这件事是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手段无关的吗,“一党制”的理论岂不是就找到了证明其正确的根据了吗?这个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并不属于本书范围。我们在此只能说明下述两点:1)在历史上,革命高潮和革命胜利总是大大削弱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和中间派政党,但并不一定使它们消失; 2)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各阶层对他们的日常需要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工人阶级内部在整个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过渡社会里,各种政党将都能存在,其中有的具有较突出的改良主义的特点,有的则具有较突出的革命的特点。不过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现在虽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解决,但最好还是将来让人类自己去解决。

[3] 早在斯大林主义初期,托洛茨基即指出,如果不抛弃斯大林主义,它将把各国共产党引导到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去,同时这种立场也不可能保持很久。事实上,出现上述情况的期限比托洛茨基估计的要长得多,但是他很敏锐地早已看出了这个趋势。

[4] 有人曾经浪费许多篇幅,徒劳地企图证明斯大林主义合法地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但不难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观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出现的社会民主党各左翼思潮的政治观念之间在理论上是很相似的(孟什维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意大利的最高纲领派、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布拉克—齐罗姆斯基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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