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预感，尽管听起来仍然有些愚蠢，但这种预感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我预感到：军事国家必定会成为工业大国。大工厂人员密集的现象不会永远因为人们的贪婪和需求而任其发展；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这样：预定的困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它们将日复一日，如行军般随着战鼓整齐地开始，前进，到来。……可以预见到，人们会长期地自愿服从于一个领袖，一个篡权者。人民不再相信原则，只是大概会周期性盼着救世主的到来。由于这个原因，权威将在欢乐的20世纪抬头，这将是一次恐怖的抬头。［注：J．伯克哈特：《书信集》，F．卡普兰编辑，莱比锡，1935年。］

　　……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群众专政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但是在这种制度里，群众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维持一种普遍的奴隶制所必要的权力大多少，这与下述借自古代专制主义的格言与原则相一致。这些格言和原则包括：公众权力不可分割，所有消费集中化，有系统地摧毁所有个人的、集体的以及地方的思想（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分裂思想），以及审问官长似的警察……

　　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自欺欺人了。欧洲现在厌倦思想和秩序；欧洲正进入一个充满暴力、蔑视原则的时代。

　　然后，6个大国的大战将开始。……杀戮将降临，大屠杀之后的虚弱将是可怕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愿看到新时期的杰作，我们将在黑暗中奋斗；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确保这一生不要有太多的苦难。让我们互相帮助，在黑暗中互相呼唤，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申张正义。

　　今天，文明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导致基督教产生的那一次危机。一切传统均消失殆尽，所有信条也已废弃，而新的纲领尚未形成，我这里所说的，是指新的纲领还未进入群众意识。这就是我所称的“解体”。这是社会生活最严峻的时刻。……我不存在幻想，也不企望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就又看到自由奇迹般地在我们国家复活。……不，不，是衰败，衰败的时间长短我也无法确定，大概会持续一代或两代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了。……我看到的只会是邪恶，我将在这黑暗之中死去。［注：转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96页及后面几页。］

　　世界已近末日。只是一个原因使它得以维持稍长时间：只是因为它偶然存在而已。但是，同其预示的反面相比，这个理由是多么软弱无力，尤其是当我们提出“现在给将来的人类世界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时，情况更是这样。假定世界能在物质上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存在称得上存在么？堪配在历史上占一页么？我不是说世界将会倒回到充满鬼魂的状况，或者南美诸共和国的古怪的混乱状态；我也没有说，我们应当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手持长枪，穿过野草覆盖的文明废墟去猎取食物。不，这样的冒险活动也需要某种活力，需要仿效原始时期的精神。我们将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道德法则的不可抗拒性，我们将重新成为这些法则的牺牲品！我们所认为赖以生存的东西，将使我们毁灭。只要我们不把空想主义者那嗜血的、轻蔑的或者不自然的梦想同积极的事实相比，技术统治就会使我们美国化，进步就会使我们精神贫乏。我诚恳希望哪一位思想家能向我表明，生活还有什么内容。宗教！谈论宗教没什么用，寻找它的残迹也徒劳无益；人们甚至有闲心否定上帝的存在，这真是耻辱。私人财产！严格说来，随着长子继承权的中止，私人财产也被废除了。然而，可能会有一天，人类就像复仇的吃人生番一样，从那些自诩为革命继承人的手中抢走最后一块东西。而且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总崩溃不仅仅或特别表现在政治机构或一般的进步过程中，或者其它什么你可以安一个名字的事情上，重要的是，也表现为人心的堕落。我可否再加一点？那剩下的一点点社会性将很难抵抗横扫一切的残暴势力；而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而制造一种虚假的秩序，也将毫不留情地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这些已经麻木不仁的人不寒而栗。［注：转引自K．勒弗特：《历史的含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97、98页。］

　　中世纪的神学或罗马人对道德的败坏，仅仅毒害了他们自己的人民——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而在今天，电力、铁路、电报却宠坏了整个世界。人人都把这些东西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无法不这么做。人人都一样受罪，受到同样的压力，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必须背叛那对他们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宗教。机器——用来生产什么？电报——发送什么？书籍报纸——传播什么样的新闻？铁路——到什么人那里去？到哪里去？成百万的人如牲畜一样紧集在一起，屈从于最高权力——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医院、医生、药店，尽力延长人的寿命——为了什么？个人和整个民族多么易于把自称的所谓文明当成真正的文明！完成学业、保持指甲清洁、做衣服、理发、去国外旅行，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最文明的人。至于民族，则需要尽量多的铁路、学院、工厂、战舰、城堡、报纸、书籍、政党、议会。民族也就由此成了最文明的民族。因此，相当多的个人和民族对文明感兴趣，但却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前者易行，人人赞同；而后者则需要下真功夫。后者总会受到多数人的蔑视和憎恨，因为启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注：转引自勒弗特一书第99页及菲勒普与F．埃克斯坦所编《托尔斯泰的逃跑及死亡》一书，柏林，1925年，第103页。］

　　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度过一生的方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营商业的场所。永无休止的喧闹！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被火车机车的喷气声所吵醒。火车打断了我的美梦。没有让人宁静的安息日。一旦人有悠闲的一天，那真会令人高兴不已。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我很难买到一本可以记录我的思想的空白簿子，因为簿子大多是列有元、角、分的记帐本。一个爱尔兰人看见我在田间记笔记，就以为我在算我的工资。
　　如果一个人在儿时被人抛出了窗户，因而成了跛子，或者遭到印第安人的恐吓，成了傻子，人们便为他感到遗憾，主要是他丧失了“工作”能力！我想，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事，甚至包括犯罪行为，会如同这永无休止的工作一样与诗、哲学，以及生活本身背道而驰。……如果一个人因为喜爱森林而在林子里散步半天的话，他就要冒游手好闲的危险；而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砍去这些树林，搞得这片土地过早地一毛不长，他就会被尊称为勤奋、有事业心的公民。这就像一个城镇对周围森林的兴趣只在砍伐树木取材而已！……
　　赚钱的方法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导致堕落。只是为了赚钱而做事就是十足的无所事事或者比这更糟，如果劳动者除了工资之外一无所获，那就是受人欺骗，或自己欺骗自己。如果你想靠写作或讲课赚钱，你就必须讨众人的喜欢，而这样一来，你就是在直线似地走下坡路。……
　　劳动者的目的不该是谋生，找个好工作，而应当是干好一件工作；即便就金钱而论，对一个城镇来说，实惠的作法也应是付给劳动者优厚的工资，使他们不至于感到自己是为了卑下的目的而工作，比如，仅仅是为了活命，而是为科学的、甚至道德的目的而出力。不要雇用只是为了钱而做事的人，而应当选用那些热爱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数人谋生，也就是生活的方式都仅仅是权宜之计，一种对生活的真正职责的逃避——主要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追求更好的方式……

　　美国被称作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战场，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使我们姑且承认美国人已经把自己从政治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仍然是经济、精神暴君的奴隶。
　　既然共和国——the respublica——已经安顿下来，现在就该来看看resprivata——个人尊严——正像古罗马的元老院指示执政官所说的那样：“ne quid res－privatadetriment caperet——应当确保个人尊严不致受到伤害。”
　　我们不是把这个国家称作自由之邦么？脱离乔治王的统治却又继续做偏见的奴隶，这又算什么呢？天生自由，却又活得不自由，这又算什么呢？如果政治自由只是作为精神自由的一种手段，政治自由的价值又何在呢？我们吹嘘的是什么：是做奴隶的自由，还是当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是政客之国，关心的只是保卫自由的最表层念义。也许我们的儿子会真正自由。我们课税不公平，因为没有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没有代表全体利益的赋税。我们供养军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傻瓜及下流之辈。我们以瘦弱的灵魂来供养肥硕的身躯，直到后者将前者吞噬干净。……
　　现在人们最注意的事，诸如政治、日常生活，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机能，但是，这些应当像我们的身体机能一样，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挥其功能。它们是低于人类的生物，如同草食动物一样。我有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些机能的作用，正像当人生病即消化不良时，会感到部分消化过程一样。这就仿佛一个思考问题的人顺从地让创造的巨大砂囊搓磨、消化。政治似乎是社会的砂囊，充满了砂粒、小石子，而两个政党则是砂囊中相对立的两半——有时又可能分裂成四半，互相碾磨。因此，个人和国家都确实患有消化不良症，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消化不良表现得多么充分。这样，令人悲观的情况便是：总的来说，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忘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记住了我们本不该意识到、至少在醒着时无所察觉的事情。在朝霞映照的早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消化良好的人那样互致早安，而要如积食难化的人那样互诉恶梦呢？当然，我对此并不想苛求。

　　〔有必要〕……给经济活动本身以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社会的奴仆，而不是主人。我们的文明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并不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工业产品分配不均，或者工业的行为残酷，或者，怨恨情绪阻碍了生产；而是工业生产本身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兴趣绝对控制的地步，这不是任何单一的兴趣，更不是生存必需的物质手段所能占有的地位。正如疑病患者醉心于自己的消化活动过程，在开始生活之前就迈入了坟墓一样，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在狂热地寻求致富方式的过程中，也忽略了那些值得尽量追求的目标本身。
　　经济问题所造成的烦扰既是区域性、过渡性的，又是令人反感、使人心烦的事。这个问题在将来的人眼中会十分可笑，就像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19世纪那纠缠不清的宗教纷争一样；确实，经济问题给人带来的烦扰没有多少道理，因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事并不重要。但是它却是病毒，使伤口发炎、溃疡。社会并不会解决工业所带来的个别问题，除非将病毒排除，并以正确的观察角度来看待工业本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调整社会的价值天秤。应当把经济利益当成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追求目标。社会应当促使其成员放弃不劳而获的机会，因为拚命追求这些不付出劳动而自然得益的事就会使整个社会患上狂热病。社会必须这样组织工业：强调经济活动只是一种手段，以使经济活动从属于社会目的。［注：R．H．托尼：《贪得无厌的社会》，纽约，哈考特—布鲁斯出版公司，1920年，第183—184页。］

　　社会的无组织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反常状态，大概在芝加哥比美国的其它地方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真实情况。而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又比对欧洲显得迫切。不过，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顺序问题，最终会波及到全世界。［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25页。］

　　两百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研究方面倾向于只考虑与生活有关的经济功能，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让追求经济发展的力量牵着我们走，使我们处于一种社会总崩溃的边缘。……当然，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可能代表着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除非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整体，否则他根本无法估价他的工作。迪尔凯姆对19世纪法国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看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美国。［注：同上，第131页。］

　　工人和监工不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人们普避感到自己无用，这不仅是芝加哥的特征，而且是文明世界的通病。个人对他自己的社会功能以及与集体团结一致——他在工作中与人合作的能力——的信念消失了，被毁掉了，这部分是由于飞速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致。随着这些信念的消失，人们的安全感及福利感也消失了，人们开始表现出迪尔凯姆所描述的那种对生活的过分要求。［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学，第159页。］

　　在物质和科学领域我们认真地发展了知识和技能，可是在人及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却满足于随意的猜测和投机式的摸索。［注：同上，第132页。］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在人类认识和人类控制力这一重要领域，我们不了解事实和性质；我们在管理和社会调查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灾难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被迫坐等社会有机体自行恢复其功能或自己灭亡，而拿不出有效的药方。［注：同上，第169—170页。］

　　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理论同其历史来源相联系，而没有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不停地进行生动有力的探寻。与此同时，社会环境、文明人的实际处境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因而仅仅说说古代的规则听起来就会空洞无物，也不能使任何人确信。［注：埃·梅奥：《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年，第138页。］

　　上一个世纪的主要错误是认为一个总体社会可以在经济动力和利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工会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观点。工会再次表明，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为大公司只能提供面包和糕饼，所以它无法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将公司纳入其自身的“社会”，纳入其自身所含的团结一致的劳动大军中，工会给公司赋予了任何真正社会都具有的意义，使人在人生旅途中有了一些理想。这样，尽管工会有缺点，却能拯救公司，使其保持高效率。靠扩展经济劳力的办法绝不能使社会具有这些意义。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在世界上起一个道德作用，而不仅仅是扮演一个经济角色。由此看来，工会对经营管理机构的挑战是值得尊敬、充满希望的。这是拯救我们的民主社会以及当代工业制度价值观念的一条、也可能是唯一一条可行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和它的劳动大军应当成为团结的一体，而不要再次分家，老是相互争斗。［注：弗兰克·坦南鲍姆：《劳动的哲学》，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52年，第168页。］

　　我们对现代文明可以提出的致命批评就是：除了人为的危机和灾祸之外，它根本就不为人所喜爱。
　　这样的文明最终只能造出群体的人：不会选择，不会临机应变，不能自主地活动；这类人至多只能可悲地对单调的工作表现出耐心，显得温驯、守纪律；而当选择愈来愈少之时，他们也就变得愈来愈不负责任；在广告及现代商业销售的影响下，或者在极权或半极权政府宣传和计划机构的支配之下，纵使不是完全那样，他们最终也会成为条件反射支配的生物——这是最理想的类型。对这类人的最好赞词是：“你们从不添麻烦。”他们最大德性是：“他们从不惹祸闹事。”这样的社会最终只产生两种人：制约者和受制者，主动的和被动的野蛮人。《推销员之死》［注：当代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的名剧。——译注］揭露了这一整套虚假、自欺和虚无，这大概便是为什么该剧深深打动了美国都市观众的原因。
　　这种机械性的混乱状态显然不能自行维持长久，因为它公开侮辱、羞辱了人的灵魂，这种机械性系统愈是控制得紧，愈是有效，人的反抗就愈顽强，最后将导致人盲目地反叛、自取灭亡或更新：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以头两种方式行事。根据这种分析，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尽管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还没有造成近代史上出现过的那种更直接的崩溃，但这种危机却是我们文化所固有的东西。［注：L．芒视德：《生活的行为》，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51年，第14、16页。］

　　如果我们描绘出一幅大批工人由于感到厌倦、无用，受到挫折而集体自杀的场面，那将是十分离奇的。但是如果我扩大自杀的概念，使之不仅是指结束肉体的生命，那么，这种景象就不显得离奇了。人如果心甘情愿地过一种没有思维、没有雄心、没有自尊、没有个人成就的生活，那么他就已经将自己交托给了作为人生特性的死亡。用躯体占有办公室或工厂的一个空间，按照他人制定的方案行动，使用自己的体力，或者运用蒸气动力或电力，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讲，都不是人类能力的贡献物。
　　现代技术对工人的处置有力地说明，对人的能力所作出的这种要求是多么的片面。经验证明，很多工作（这类工作数量惊人）不可能为一般人或聪明过人的人所满意。大量智力低下的人需要工作的说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经理同政治家、牧师、教育家都有责任来提高我们大家的智力。我们将一直在民主政体的支配下生活，这种民主政体是人以人的身分参加选举所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那些天生智力较低或者那些潜在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受到阻碍的人。
　　我们绝不应抛弃我们通过应用技术、大规模生产以及专业化分工等方式所获得的物质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所造就的工人阶层不喜欢干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们将永远实现不了美国的理想。如果我们不利用政府、教育和工业的一切工具来提高统治者的能力——这些统治者就是千百万普通男人和妇女，我们也不可能保持住这些思想。企业管理机构所承担的任务是给工人提供一种特定的工作环境，使每个工人能发挥其创造本能，运用他那天赋的思考能力。［注：A．R．赫伦：《人为什么工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21、122页。］

　　假定我们可以从广岛的事件中学到的东西同我们的祖先从马格德堡［注：马格德堡——这里赫胥黎指的是1520—1575年间在德国马格德堡编写的第一部基督教史。——译注］中得到的启示一样多，那么，我们可以期望等到一个虽然没有真正和平，但最多只有有限战争且破坏较少的时期。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期间，原子能被用在工业生产之中。很明显，结果将是一系列空前迅速和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人类生活的一切现存模式都将瓦解，人们将不得不使用新的模式凑合着去适应原子能的非人的事实。核子科学家就像披着现代外衣的普罗克拉斯提斯［注：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传说他劫人之后将人放在铁床上，如果高人睡在床上超过了床的长度，他就会砍去过长的部分；如果是矮人，他就强行将人拉长，便其与床相齐。——译注］，将为人类准备一张非睡不可的床；如果这张床有些不合适——那么，对人类来说就是太糟了。少不了有些人要被拉长，有的将被削短——自从应用科学真正走上轨道以来，人们就一直干着这种拉长、削短的事，只是这一次的调整比过去更剧烈罢了。这些远远说不上舒服的手术将在高度集中化的极权政府指导下进行。情况必然会是这样，因为最近的将来很可能与最近的过去相似；而在最近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以及人们普遍没有财产的情况下，发生的急剧技术变化，总是会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为了对付这种混乱，权力便集中起来，政府的控制也加强了。世界各国的政府甚至在控制原子能之前就会完全或部分地成为极权，这种情况看来是极可能的事了；而在控制原子能之时或之后，则是毫无疑问的了。只有大规模且深得人心的抵制极权的运动，以及自我帮助，可以阻止现在这种集权的经济统治的倾向。［注：着重号为我所加。］但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运动会发生。
　　当然，没有理由可以说新的专制主义会同旧的一样。靠棍棒、行刑队、人为的饥荒、大规模囚禁以及集体流放的方式来统治，不但算不上人道（如今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一点了），而且也表明效率太低——而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缺乏效率就是犯了违反神灵的罪。真正效率高的专制统治国家可能会这样：掌握全权的政治大老板以及他们手下众多的经理，控制着一群奴隶，对这群奴隶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因为他们喜欢奴隶的地位。让奴隶们喜欢这种地位就是今日政府分配给宣传机构、报纸编辑以及学校教师的任务。不过，他们的方式却仍然十分拙劣而且不科学。正如耶稣会会士夸下的海口那样，如果他们受到孩子般的教育，他们就能回答成人的宗教问题，这都是梦想的产物。现代学究大概在规范学生的反射方面比神父们教育伏尔泰更显得无力。宣传的最大成功不是靠做什么，而是靠不做什么来取得的。真理伟大，然而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对真理保持沉默更伟大些。干脆不提某些事情，或者在群众与地方行政官员认为不好的事实或争论之问拉下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专制的宣传家靠这些方法便能影响舆论，这比长篇大论的反驳、咄咄逼人的逻辑辩驳要有效得多。但是仅仅沉默还不够。如果要避免迫害、清算等社会磨擦的症状，宣传的积极方面就必须同消极方面一样有力。将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是一项政府发起的庞大研究，探讨政治家和有关的科学家所说的“幸福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人们喜爱奴隶地位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保证，就不会有对奴隶地位的喜爱。为简明起见，我先假定掌握全权的老板以及他们的经理能成功地解决经济持久稳定这个问题。但是，这种保障稳定很快就会变得有名无实。经济成就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外在的革命。要确立对被奴役地位的爱，非得经过一场深刻的涉及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革命。要发动这场革命，除了其它条件外，我们还必须有下述那些发现和发明。首先，是大大改进了的启发技巧——由婴儿期开始调整，以后则借助于药物，如镇静剂之类的东西。第二，一套完备的研究人类差异的科学，以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在社会及经济的各级位置指定恰当的人选（干不对口工作的人容易产生危害社会制度的想法，他们的不满情绪也会感染他人）。第三，（基于现实情况，无论是多么不切实际，也使人感到有必要多有一些节假日，因而需要）一种代替酒和麻醉品的替用品，某种比杜松子酒或海洛因危害小而又给人更多欢乐的东西。第四，（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成功）一种简单易行的优生系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可以使人类产品标准化，方便管理人员。在《美丽的新世界》中，这种人类标准化的作法被推向了离奇古怪、虽然并非不可能的极端。虽然从技术上和思想上讲，我们距离试管婴儿和博卡诺夫斯基设想的半低能人的诞生还很遥远，但是600年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与此同时，那个更快活、更稳定的世界的其它特征的实现大概不会超过三、四代了。《美丽的新世界》中的性混乱状态也不像是遥远将来的事了。美国某些城市中离婚的数量已经同结婚人数一样了。毫无疑问，不过几年功夫结婚证书会像养狗的牌照一样卖来卖去，有效期为12个月，法律也不会禁止交换狗或同时养几只狗。随着政治、经济方面的自由逐渐减少，性自由就会作为补偿而相应增加；而独裁者（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有家室的人去占有无人的或征服了的领土，使之殖民化），会大力鼓励这类自由。此外，人们在药物、电影、广播的影响下可以自由地做白昼梦，这将有助于使人承认自己的奴隶地位，这也是他的命运。
　　考虑到这一切因素，情况看起来似乎是乌托邦离我们更近了，可就在15年前人们还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看来，我在前面是把乌托邦的实现推迟到600年之后去了。今天的情况表明，在一个世纪之内令我们恐惧的事将会降临，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期间我们不把自己弄成碎片的话，我们将会感到恐惧。的确，除非我们决定消除中央集权，不是将应用科学当成目的（当成了目的，人就会被当成手段），而是当成造就一代自由人的手段，否则我们将只有两种选择余地：第一种，许多民族的或军事的集权国家的出现，这些国家的根基是原子弹恐怖，随之而来的是其文明被摧毁（或者，如果战争是有限的，结果会是永久性的军事集权）；另外一种选择则是，社会混乱带来的超国家的集权主义。在效率及稳定的需要之下，技术，特别是原子能革命飞速发展起来，造成了这种社会混乱状态，并且使集权主义发展成乌托邦式的福利暴政。你付钱，然后任你选择。［注：A．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伦敦，先锋图书馆，1952年，第11—15页。］

　　必须悄悄而不引人注目地创造一种新的公众舆论。现在的公众意识是靠报纸、宣传、组织、经济影响以及其它可用的影响手段来维持的。应当用自然的方式来反对这种不自然的思想传播方式，所谓自然的方式就是靠一传十、十传百，完全依赖思想和真理以及听者对新的真理的接受情况的办法来传播思想。这种新的舆论没有什么披挂，遵循着人类精神原始、自然的斗争方式，必定会击败披着时代的沉重甲胄的现存舆论，就像大卫射杀死哥利亚一样。［注：据希腊神话，巨人哥利亚被大卫用小石子射杀而死。——译注］
　　这场需要带来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毫无疑问，过去也曾经有过思想开展的人同整个社会的锁闭思想作斗争之事，但是斗争的规模绝没有今天这样大，因为受现代组织、现代的缺乏反思以及现代普遍狂热所束约住的禁锢的集体精神，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
　　今天的人有力量去完成精神给予他的，而时代又试图子以否定的使命吗？
　　过分组织化的社会千方百计试图将人控制住，因而他必须再次成为独立的人格，以便反过来影响社会。社会必定会用各种方法使人处于一种适合社会要求的没有人格的地位。社会害怕人格，因为人格是表现精神和真理的手段，而精神和真理正是社会想封锁的东西。然而不幸的是，社会的力量与社会的恐惧感一样大。
　　令人悲哀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同社会的经济条件结成了一个联合战线。清醒无情的经济条件使现代人从小就成了没有自由、缺乏镇定、没有独立的人。一句话，人就成了充满缺陷、失却了人类品质的人。这便是我们最难以改变的情况。既使我们假定精神会起作用，我们也只能十分缓慢地而且只能有不多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因素。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人去发展他所缺乏的意志。
　　精神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它得创造出理解确实真正的真理，而现实所流行的真理不过是宣传家口中的真理罢了。它得抛弃低级的爱国主义，而推崇以全人类的目标为其宗旨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在某些领域，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活动使人丧失希望，而这些令人绝望的事件也使得那些在内心深处很愿超脱的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因而在这些地方更应推崇高尚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得说明这样的事实：人们应当重新认识到，文明是全人类的利益之所在，而不是像今日某些地方的情况那样，民族的文明被当成偶像崇拜，人类有着共同的文明的观念变得支离破碎。精神应当使我们保持对文明国家的信仰，虽然我们的现代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遭到战争的蹂躏之后没有功夫来考虑文明的任务，也不敢注意到其它事情，只是一味地追求如何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包括危害正义概念的手段来攒钱，以延长国家的寿命。精神必须用所有文明人只有一个理想的观念来团结我们大家，因为现代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剥夺了其邻居的所有关于人道、理想、正义、理智以及真理的信念，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信念都受到了权力的控制，这些权力愈来愈把我们拖入野蛮的泥淖。精神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明，因为谋生的艰难使得群众愈来愈关心物质利益，愈来愈把其它事情当成虚无缥缈的东西。精神必须给我们以信心，相信人类有进步的可能，因为经济因素对精神所作出的反映变得一天天更有害，促成道德越来越败坏。在世俗的和宗教的组织机构中，被我们尊为领袖的那些人不断地使我们失望，在艺术家和学者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们支持野蛮行为之时，当那些被人当成思想家、自己也表现出像思想家的显要人物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本来面目不过是作家及学术人员之时，精神应当给我们以希望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是阻碍现时文明的意志前进的绊脚石。绝望的阴云笼罩着我们。对于希腊—罗马衰亡时代的人的处境，我们现在了解得多么清楚。他们在世事面前无力抗争，任世界自生自灭，自己则缩回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像他们那样，我们在生活的经验面前感到惶惑，像他们那样，我们听到了诱惑人的声音在说：唯一使生活尚可忍受的便是活一天算一天。人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丢掉一切命运之外的非分之想，在顺从之中找个安身之地。
　　只有在精神觉醒，广大人类具有了道德意愿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承认，文明是建立在某种普遍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迫使我们认清了文明再生道路上为普通人所忽略的困难。与此同时，这种认识又提高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考虑可能或不可能了。如果道德精神为文明成为现实提供了足够的立足基础，如果我们重新找到合适的普遍理论，并确信这种理论会形成，那么，我们就会返回文明的状态。［注：引自阿尔伯特·斯韦策：《文明的哲学》，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A＆C布兰克出版有限公司。］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来简要说明我们时代危机的本质。这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但是，个人并不把这种依赖体会成一种积极的财产、一种有机的联系、一种保护力量，而理解为一种对他的天生权利或者他的经济生命的威胁。此外，他的社会地位使他天生的自私本能愈发强烈，而他那原本就弱的社会本能不断地退化下去。每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经历着这种退化过程。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俘虏，感到失落、孤独，不能再天真、单纯、质朴地享受生活了。人只有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之后，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多险的生活的含义。［注：A．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载《每月评论》，1949年第1期，第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