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健全的社会》（1955年） 第七章 各种解答 在19世纪，目光深远的人就看到了，在繁华、富裕以及政治权力的后面，西方社会经历着一个衰败及人性堕落的过程。其中一部分人顺应需要而转向了野蛮，另一些人表示还有另外的出路可选择。不过，不管他们采取什么立场，他们的批评都是以宗教和人本主义关于人和历史的概念为基础的。他们不是相对论者——相对论者认为，只要社会正常运转，这个社会就是好的、健全的社会；只要个人适应了他所在的社会，他就是精神健康的人。就伯克哈特、蒲鲁东、托尔斯泰、波德莱尔、马克思或克鲁鲍特金而论，他们关于人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宗教的以及道德的思想。人是目的，绝不能当成一种使用手段；物质生产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物质生产效力；生活的目的是施展人的创造力；历史的目标是把社会改造成受正义与真理所支配的社会——这些便是一切批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所依据的公开的或暗含的原则。 这些宗教的及人本主义的原则也是建设较好的社会计划的基础。事实上，在过去两百年中，正是那些与传统宗教决裂的运动表现出了宗教的主要热情。在教会中，宗教被当作一种推行教义的组织及行业；而反宗教主义则把宗教看待成炽热的情感和有生命的信仰。 为了使上述的论断更充实，有必要研究西方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突出特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没有目标、目的或终结，而犹太－基督教关于历史的观念中则包含着一个突出的思想：历史所固有的意义就是人得到拯救，弥赛亚（救世主）象征着这最后的拯救；而时间本身则是救世主的历史。但是，关于什么是eschaton（末日）、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与亚当和夏娃的《圣经》神话有关，这是救世的观念。简言之，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人之初原本与自然为一体。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但是，人也缺乏最重要的人的特性，即不知道善与恶。因此，人不能自由地作出决定，也没有责任感。人的第一次不顺从的行为也成了人的第一次自由行为，人类历史便由此而开始，人被逐出了天堂，失掉了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被迫自主起来。但是，他还十分软弱，理性还未充分发展，他反抗轻视他的能力还很小。因此，他不得不开拓他的理性，充分发展他的人性，以便重新与自然、与自身、与同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历史的目标就是人之完全诞生、人性之充分发展。到那时“世界将充满对上帝的认识，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全世界将成为一个大家庭，刀剑将变成锄犁。按照这种观念，上帝并没有给人以什么恩赐，人必须经历许多错误和挫折，他犯罪并自饮恶果。上帝并不给人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向他揭示出生活的目的。人必须自我拯救，使自己新生。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我发展。于是在历史终结之时，新的和谐、新的安宁将建立起来，对亚当和夏娃的诅咒似乎也会被取消。 另一种关于拯救的救世观念主宰着基督教会，这种思想便是：由于亚当违背上帝的旨意，结果便使得人根本不能从堕落中自拔；只有上帝能拯救人，上帝通过赐福、以基督本人为主献身的上帝人格化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人通过参与教会的圣事，而成了这种拯救行动的参加者——从而得到了上帝的恩惠。历史以基督的复活而告终——复活是超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事件。 这一传统在天主教会占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西方世界继续存在着，但是在18及19世纪的欧洲其它部分和美国，神学却愈来愈失去其生命的活动。同教会、教权主义的斗争，对宗教的所有观念日益增长的怀疑以及最终的否定，构成了启蒙时期的特征。不过，这种对宗教的否定只不过是表达旧的宗教热情的一种新的思想形式；就历史的含义和目的而言，尤其是这样。救世的思想，在理性、幸福、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名义下，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 在法国，孔多塞在《人类进步及人类精神历史一览表》（1793年）一书中，为那种认为人类最终能自我完善的信仰奠定了基础。这种自我完善会开创一个理性和幸福的新纪元，这种自我完善将永无止境。孔多塞所要传达的要旨就是救世王国的到来，这一思想后来便影响到了圣西门、孔德和普鲁东。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实际上就是以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的救世的热情。 在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中，也出现了将救世的神学观念以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莱辛的《论人类的教育》一书在德国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法国。莱辛认为，将来会是理性和自我实现的时代，人类的教育会开创这一时代，因而也就实现了基督教启示中所许下的愿。费希特坚信精神上的太平盛世会到来；而黑格尔则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能实现上帝的王国，从而把基督教的神学转化成了今世的哲学。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这种继承具有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启蒙时代很多其他的哲学家相比，似乎可以说，马克思更明白地用世俗语言表达出了救世的宗教思想。过去的一切历史都只是“史前历史”，只是自我异化的历史；社会主义将开创人类历史、人类自由的新领域。具有正义、友爱和理性的无阶级社会将迎来一个新世界，过去的一切历史正朝着这样的一个世界行进。 社会主义可说是人们在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上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本章的主要目的便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之前，我将首先简要地讨论一下极权主义的方法，以及另外一种可被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的方法。 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原子似的个人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一种新的安全感，这类制度是异化的极端形式。这类制度使每个人感到没有力量、微不足道，并且培养个人将自身全部力量投射到领导人物、国家、“祖国”身上，对这些投射对象则必须服从，必须崇拜。人逃离自由进入了新的偶像崇拜的境地。个性和理性从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成了新偶像祭坛上的牺牲。就其纲领和领导者而言，这类新制度的基础是公开的谎言。在纲领中，这类制度宣称要实现某种社会主义，而实际所做的，却是否定社会主义传统中社会主义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这类制度的领导者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天大的谎言、欺骗。墨索里尼，一个吹牛皮的懦夫，却成了男子气概与勇气的象征。希特勒，一个毁灭狂，反倒被吹捧为新德意志的缔造者。斯大林，一个冷血而野心勃勃的权术玩弄家，被描绘成爱护人民的慈父。 不过，尽管这三种独裁形式有着共同之点，我们仍然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意大利是西欧强国中工业方面最弱的国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但相对说来，仍旧十分虚弱和无力。意大利的上层阶级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必要的改革，尤其在农业方面，而意大利人民则对现状深感不满。法西斯作为一种医治受挫的民族虚荣心的药方应运而生。法西斯主义提出一些大吹大擂的口号，将群众的不满情绪从原来的发泄对象上引开来。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还试图把意大利转变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强国。在所有的实际目标上法西斯主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解决意大利经济、社会的迫切问题。 与此相反，德国则是欧洲最发达的先进工业国家。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至少还真有经济作用的话，那么，纳粹主义连这一点功能也没有了。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大量失业问题，使德国士气低落。纳粹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中下阶级、失业官员和学生的造反运动。不过，要是没有拥有金融和工业资本的重要部门的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是不会成功的。这些重要部门之所以支持纳粹主义，是因为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构成了一种威胁。在30年代初期，德国国会中那些半真半假地提出某种反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席位。这一威胁，导致德国资本主义的重要部门进而支持希特勒。 俄国则是德国的真正对立面。在工业上，俄国是欧洲列强中最落后的国家，尽管她的工业本身高度发达、高度集中，她也不过是刚从半封建的国家脱胎而来的。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形成了一个真空状态，于是列宁解散了国民代表大会，希望能够直接从半封建的阶段跳进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然而，列宁的政策也不是一时的产物，而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必然的逻辑结果，这一思想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许多年就在孕育之中。同马克思一样，列宁相信工人阶级解放社会的历史使命，但他却不大相信工人阶级有意志和能力，能自发地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工人阶级只要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少数职业革命家的领导下，只要如他所说的那样去实施历史的法则，革命就会成功，就可避免最终出现新的阶级社会。相信人类却对人缺乏信心，是最不真诚的说法；即使是真诚的，也必将导致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那种悲剧：宗教裁判所、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许多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革命家都看到了这种危险性，而尤以罗莎。卢森堡看得最清楚。她警告说，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俄国的发展证明了这种预见的正确性。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作了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批评，同时，她又对人怀着深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她和古斯塔夫·兰道尔被德国反革命的士兵杀害之时，信赖人的人本主义传统也就随之被扼杀了。正是这种不信赖人的思想使得独裁制度有可能征服人，并引导人去信仰偶像而不相信自己。 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虽然有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的支持，却未能阻止住进步新思想的产生。实际上，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文主义得以兴盛，宪章运动也是在持续了10年之后才被镇压下去的。 超级资本主义美国（以及法国）的一些实业家提出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来解决工业问题。这些实业家形成了一套“利润共享工业委员会”的哲学，这一哲学思想在曾经当了38年林肯电汽公司总经理的詹姆斯．F．林肯的《刺激性管理》一书中，得到了清楚、明白的阐述。这些人的思想前提，从某些方面讲，使人想到上述那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林肯写道： 工业家只注意到机器而忽视了人，忽视了作为机器的创造者、研制者、有着巨大潜力的人。他无视这样的事实：在他的工厂里，才能尚未发挥的天才正干着体力劳动，他们既无机会也没有受到鼓励去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天才，或具有正常聪明才智的人。［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3—114页。］
林肯感到，工人对工作缺乏兴趣的情况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导致工人生产率的降低，就是导致冲突或阶级斗争。他认为，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给我们的工业制度装璜门面，而是资本主义存亡攸关的大事。他写道： 在这件事上，美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必须作出决定，而且要快。一般人对此并不理解，但是他们必须作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着美国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7页。］
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多数卫道士的立场，批判了贯穿工业制度的利润动机。他写道： 在工业上，公司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细则，明确说出公司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赚取“利润”，除此别无其它。不是股东就得不到利润分红，而且一般说来，为公司工作的人很少占有股份。只要这种情况存在一天，赚取利润的目标就不会激起工人的热情。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实际上，工人感到，股东得到的利润已经够多的了。［注：同上书，第106—109页。］
这些批评意见与很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完全一样，这种批评态度是对经济事实和人的实际状况所作出的一种冷静而又切合实际的估价。不过，这种态度所含的哲学却与社会主义思想完全相反。林肯确信，“只有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个人才能发展。”［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72页。］“不论好歹，自私是使人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动力。因而，要使人类进步，就得依赖并很好地引导这种力量。“［注：同上书，第89页。］他进尔区分了“‘愚蠢的’自私和‘聪明的’自私，前者让人去偷，后者使人去奋斗，去自我完善，从而更加昌盛”。［注：同上书，第91页。］在谈到刺激工作的因素时，林肯表示，正像刺激业余运动员的因素不是金钱一样，我们可以推论，金钱也不一定是刺激产业工人的因素，其它诸如缩短工作时间、讲究安全、保障年老职工利益、社会福利保险以及允许讨价还价等措施，也都不是刺激工人的动力。［注：同上书，第99页。］他认为，唯一有力的刺激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及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能力的认可”。［注：同上书，第101页。］林肯把这些思想运用到实际中，提出了一种组织工业生产的方法，在这种组织中，“工人凡是做了有益的工作都应受到奖励，如果没有像其他工人那样做得好，就应受到惩罚。他就像一个球队队员，是得到奖励还是得到惩罚，就看他的能力大小以及是否尽了一切努力来打赢这场球。“［注：同上书，第109页。］在分析这种组织系统时，林肯说道：工人对那些关于偿付生产工具的经济理论感到怨愤，认为受到了愚弄，他们常常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无能又自私，从而浪费掉了生产中的开销。［注：同上书，第108页。］ ……评判划分一个人的等级的工作，由所有熟悉这人所干工作情况的专家来完成。他是得奖还是受罚依据的就是这种等级划分。这一计划类似于球赛之后的详细总结文章，成了挑选全美球队的工作。最好的队员受到表扬，得到他当之无愧、梦寐以求的地位。根据这种奖偿计划，一个人所得到的奖励与他对公司的成功所作的贡献成正比。上述这种对比十分明显。每个人根据他的现实表现，得到提升或降级。对每一个人的评判一年搞3次。评判的结果决定他奖金的多少以及是否晋级。被评判的人在评判时可以提任何问题，有关的执行人员对这些问题分别作出详细解答。［注：J．F．林肯：《刺激性管理》，克列夫兰：林肯电气公司出版，1951年，第109、10页。］
奖金的多少这样来决定：利润的百分之6作为红利分给股东：“分红之后，我们把发展公司的‘种子基金’除开，‘种子基金’的多少由公司经理依据公司的经营现状来定”。［注：同上书，第111页。］“种子基金”用于扩大生产，更新设备。从利润中扣除这些开销之后，余下的部分就作为工人和管理人员分享的奖金。在过去16年中，奖金的总额与工资的比率为百分之20到百分之28，16年中每个雇员的平均奖金为40,00美元左右，即每年2,500美元。所有工人除去奖金之外，得到与相应工种一样的基本工资。林肯公司1950年雇用人员的平均开销为7，701美元，而通用电气公司的开销则为3,750美元。［注：由于奖金由工人和管理员共同分享，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些平均数字中，付给工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经理的工资分别是多少，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指数仅仅是指付给工人的工资，还是包括公司官僚机构的上层。］在这种制度下，拥有大约100名工人的林肯公司一直非常昌盛，每一雇员的产品平均销售额为电气机械行业的其它公司的两倍。1934年至1945年间，林肯公司的停工次数为零，而其它公司的停工次数则为11次到96次不等，其它制造业中劳动补缺率仅为百分之25左右。［注：参阅林肯的著作第254页及其后面章节。］从一方面讲，刺激性经营管理所涉及的原则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迥然不同。工人的工资不再是与他的努力和工作成就不挂勾，而是密切相关。工人参与增加利润的活动，而股东得到的固定收入则与公司所赚的钱并无多大直接关系。［注：不过，股东的固定收入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从1933年到1941年间每一股份的红利从2美元增长至80美元，即平均净增6美元。］公司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这种制度使得工人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劳动补缺率降低，罢工不再出现。不过，虽然这种制度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却同时表现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最重要的原则，尤其是有关人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原则。这一制度是以自私和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用金钱的奖励来表示社会的承认，而且就工作对工人的含义而言，这一制度并未根本改变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地位。正如林肯反复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的模式就是足球队，一群人与所有不属于本团体的人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竞争性合作的精神。实际上，刺激性管理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符合逻辑的结果。这种制度有助于使每个人——工人、雇员乃至经理——都成为一个小小的资本家，助长人人的自私和竞争精神，把资本主义改造成包罗全民族的制度。［注：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按照“利润共享工业联合委员会”的思想组织起来，这些企业在其经营管理中实行了或是更加激进、或是较为保守的利润共享计划。下面这段文字内容表达出了这些企业所实行的原则。 “1．委员会将利润共享计划定义为一种程序，在这一程序中，雇主根据个人和小组的工作情况以及公司整个业务的开展情况，除了付给雇员较高的固定工资外，还付给一定数量的特别流通的或延期兑现的奖金。 ］这种利润共享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实践不同，它不过是一种贴了金的计件工资制，对股东应得分红的份额考虑较少而已。尽管这种制度大肆谈论“把人看待成人”，不过，一切事情——工作定额、工人的奖金以及红利金额——都是由经理们独断决定的。根本原则是“分享利润”而不是“分担工作”。虽然这些原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共享利润的概念却令人感兴趣，因为对于超级资本主义来说，这是最符合逻辑的目标。超级资本主义使工人感到他自己也是一个资本家，也是这种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从而克服了工人的不满情绪。“2．委员会把人视为经济生活中最根本的因素。自由的公司的基础是人人都有机会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力。 “3．委员会认为利润共享计划是一种重要手段，使工人能有机会自由地参与同资本及经营合作的事务，以获得奖励。 “4．委员会一方面觉得利润共享本身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认为安排得当的利润共享计划也是发展集体合作、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 “5．委员会认为广泛推行的利润共享计划应当有助于稳定经济。灵活的补偿以及价格利润最好地保证了公司能随时适应情况变化，无论是有利的变化还是不利的变化。 “6．委员会认为，只有当价格、工资及利润处于一种合理的关系时，稳定的繁荣才有保障。委员会相信，我们要使自由经济具有生命力，就得要求经营管理部门承担托管的职责，以监督这种关系是否在整个公司形成。 “7．委员会所主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切实可行的利润共享计划应当产生一种真正的伙伴精神。解决工业中的劳资对抗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推广这种精神。根据委员的经验，委员会确信，这种办法会得到众多工人的响应。 “8．委员会致力于以各种实用方式将利润共亨计划推广的目标，与此同时，也不把这种计划当成一种万应良药。任何涉及工业关系的政策或计划只有在很好地适应了具体情况，只有在经理人员真心想公正办事，相信人的重要性、尊严以及反应之时，才能成功。” 社会主义除了法西斯主义以及“刺激性经营管理”型的超级资本主义外，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第三种重要反应和批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尽管社会主义的政府在英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的确统治了或长或短的时间，上述情况却真是如此，因为这些政府所依赖的大多数人力量太小，除了刚刚开始做了些实现其纲领的工作之外，不足以改造整个社会。 不幸的是，在笔者写本书之时，“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已经遭到了人们如此带感情偏见的指控，以致于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如今，一提起“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方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唯物论”、“无神论”、“流血事件”或类似的东西——总之，是坏的、邪恶的东西。我们只要懂得词语的含义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换，并且考虑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合情合理的思维也即客观地看待问题的态度日趋贫乏这一特点，我们就能理解这一反应了。 那些一听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震惊。这种情况也促成了上述那种荒谬的反应。尽管事实上人人都可以读到马克思和其它社会主义的著作，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感到愤慨的人却从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个字，而另外很多人最多也只有一些极肤浅的了解。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有点远见和理性的人似乎就不可能会像现今大多数人那样，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甚至许多自由派人士以及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是推动人的最积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旨在促使人去追求物质上的贪欲和满足。要是我们提醒自己，记住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主要思想——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是刺激工作的主要手段，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套在社会主义头上的那顶唯物主义帽子正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的特征。任何人只要有心较为客观地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著作家的态度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损伤了人身上的真正的人道力量。的确，我们只能把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理解为我们时代最有意义、最富理想和道德感的运动。把一切事情除开，我们不由得对西方民主派歪曲社会主义的作法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愚蠢感到可悲可叹。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有着吸引力。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于社会主义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以及社会主义对人们精神和道德上的鼓舞。正如希特勒盗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增加他指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一样，斯大林盗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达到他的宣传目的。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斯大林所声称的都是虚假的东西。他把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纯经济因素，即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这一个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中分离出来，将社会主义的人本的和社会的目的曲解成了这些目的的对立面。当今的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尽管是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形式，却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纯剥削形式更为接近，而不是类似任何可以设想到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主要动力是：疯狂般地追求工业进步，残忍地无视个人利益，以及贪婪地追求个人的权势。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全等于斯大林主义，那么，我们就在宣传领域帮了斯大林主义的大忙，而这正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这样做不是指出他们宣传的虚假性，而是证实了这样的宣传。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成其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欧洲尤其是亚洲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的概念恰恰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同斯大林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作对争，我们就应当揭露其欺诈性，而不是去证实它。 社会主义从18世纪末期形成发展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之间出现了许多重要差别，这些差别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正如人类思想史上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不同流派的代表之间的争论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间的共同点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要多得多，而更具有决定意义。 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运动，以及一种探讨社会规律、诊治社会病症的理论兴起于法国大革命，其创始人为巴贝夫。巴贝夫提倡废除土地私有制，主张大家共享土地的出产物，主张取消贫富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建立一个“平等者共和国”的时机到了，“共济大院（hospice）的门向所有人敞开”。 与巴贝夫的那种相对说来比较简单、原始的理论相对照的，是傅立叶的理论。傅立叶在他首次发表于1808年的“四项运动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套非常复杂、阐述详尽的社会理论和诊断。他把人及其感情作为理解社会的基础，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只图达到增加物质财富的目的，并且以此来实现我们的基本感情——友爱。在人类的众多感情中，他特别强调“蝴蝶式的感情”——人希望变化的需要，这一需要与人人身上都存在的众多而又变化多样的潜力相适应。工作应当是一种享受（“travailatray－ant“），每天工作两小时就足够了。针对在工业各个部门普通存在的大垄断组织，傅立叶提出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建立公社制的、自由和自愿的协会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个性与集体性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第三个历史阶段——和谐的阶段——才能取代前两个历史阶段，即以奴隶和奴隶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以及以靠工资为生的人与企业家之间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注：比较傅立叶：《人类灵魂的感情》，伦敦，1851年。］ 傅立叶是一位有点纠缠于思想感情的理论家，而罗伯特·欧文则是一个实干家，他是苏格兰一家经营得最好的纺织厂的经理和厂主。欧文也认为，新社会的目的主要不是增加生产，而是改善现有最重要的事物——人的处境。欧文同傅立叶一样，其思想基础是对人的性格所作出的精神考虑。人生下来便带有某些性格特征，而人的性格则肯定地由他所生活的环境所决定。如果生活的社会条件令人满意，人就会展示出其固有的美德。他认为，在先前所有历史中，人只是被训练成保卫自己和毁灭他人的工具。应当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社会中，人按照一致行动、真诚结合的原则得到训练。从300到200人一群的联合群体将遍布整个地球，这些联合群体将按照集体内部及集体之间的相互帮助原则组合起来。在每一个社区，地方政府将与每一个人最和谐地一道工作。 在蒲鲁东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对权威和等级制度原则的更严厉的谴责。蒲鲁东认为，中心问题不是以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而是建立一种表达社会本身的政治秩序。他把单一的等级森严的极权组织看成是社会上一切不安定和邪恶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国家任务的局限性是涉及集体和个人自由的生死大事。” 他说道：“通过垄断，人类掌握了全球，通过联盟，人类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他关于新的社会秩序的设想的思想基础是“……互惠关系，所有的工人不再为付他们工资却占有产品的企业家工作，而且为了相互利益工作，因而工人都在生产共同的产品、共享利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对他来说最根本的是，这些联盟是自由、自发组合起来的，而不是国家强加的，不像是路易。布郎克所要求的由国家资助的社会作坊。他说道，这样由国家控制的制度将意味着很大的联盟，“在这些联盟中劳动会被严密地组织起来，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所奴役。自由、普遍的幸福、文明可能会得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只不过给自己挣脱一种锁链而套上了另一种锁链，社会思想也没有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将仍旧处在同样独断的权力统治下，更不用说受到同样的经济宿命论的控制了“。没有谁比19世纪中期蒲鲁东更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下开始出现的危险，上述引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蒲鲁东也意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教条主义将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确地表达出了这个意思。他写道： 要你愿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这些规律实现的方式，以及发现这些规律所依靠的方法。看在上帝份上，在破了一切教条之后，我们自己不要再给人民加一些条条框框。让我们不要像你的同胞路德那样陷入矛盾境地，即以逐出教会、革除教门为开端，在推翻了天主教的神学之后，又建立起新教神学。［注：引自E．多朗：《蒲鲁东》，巴黎，1948年。］
蒲鲁东的思想基础是以自尊为第一伦理信条的伦理学观念。由自尊引伸出尊重邻居的第二个道德信条。这涉及到以人的内心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蒲鲁东在一封信中表达出了这种想法：“旧世界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人们只有通过思想和心灵的整体革命才能改变它。……”［注：转引自多朗的书，蒲鲁东给于连·米谢尔的信。］我们从迈克尔·巴枯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中央集权的危险的同样认识，对人的创造力的同样信仰，虽然巴枯宁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美化毁灭的天真想法。巴枯宁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的伟大导师蒲鲁东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的联合，人们通过独裁以及将所有政治、社会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方式，来争取经济自由、物质福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结合了。愿将来保护我们不受到专制主义的危害，不过，更希望在将来我们不要吃教条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苦头，受到这些的愚弄。……没有自由，任何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繁荣昌盛，那种抹掉自由或不承认自由是唯一的创造性原则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只会引导我们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
在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信之后50年，彼特·克鲁鲍特金在一段话中总结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展的个性“将在各个方面、各种程度和一切可能的目的上，同高度发展的自愿联合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不断变化，有着持久性的特征，并在任何特定时期以最适合大家的各种努力的形式出现”。克鲁鲍特金同他先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人和动物王国中存在的合作与相互帮助的固有倾向。继承了克鲁鲍特金人本主义的和伦理思想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古斯塔夫·兰道尔。在提到蒲鲁东时，他说道，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政治革命。“虽然离开了政治革命的大多数含义，社会革命不可能发生、存在，不过，社会革命却是一种和平的结构，为了新的精神而组织一种新的精神，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给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使麻木的心复活以便让埋没住的有可能重见天日，让真正有生命的但此刻却似乎死掉的东西有可能复现出来，发出光辉。”［注：引自M．布伯所著《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0年，第48页。］［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观念，包含着许多上述社会主义学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比较I．N．斯坦伯格：《革命的试验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 同上述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讨论相比，我们得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原因部分在于，他们的理论更复杂，涉及的范围更广；部分在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成了表现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形式。 同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根本关注的也是人。他曾经写道：“所谓激进，就是走向根本的意思，而根本——就是人本身。”［注：参阅S．兰德舒特所著《国家经济学与哲学》，斯图加特，克勒内尔出版社，1953年；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第247页。］世界的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创造的、人的诞生的历史。而整个历史也是人与自身、与自己所具有的人的力量相疏离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产品结合成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客观势力，脱离了我们的控制，毁灭了我们的期望，打破了我们的算计，这便是过去一切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一直是环境的客体，他必须成为主体，这样“人才达到了人的最高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指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而且也指人不受物及环境控制的自由。自由的人是富有者，但不是指经济上的自由，而是作为人的含义上的富有。在马克思看来，富人是本身富有的人，而不是拥有财富的人。见前引文《早期著作》，第243页及以后数页。 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应当从人开始，不是从抽象概念，而是从研究具有生理和心理品质的实在的、具体的人开始。这项分析应当从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开始，而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则只是为了理解环境怎样损伤了人，人如何与自己、与自身的人的力量疏离开来的情况。我们从人性的特殊现象，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那些表象，推导出人的本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了解什么对人有好处。马克思说道： 要了解什么对狗有用处，就得了解狗的天性。这种天性本身不应当从实用原则演绎出来。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对人的研究，那么，谁想对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作出批评，谁就得首先研究一般的人性，然后再讨论在每一历史时期变更了的人性。本瑟姆对此作过简短的论述。他把现代的店主，尤其是英国的店主，看成正常的人，这实在是十分天真又可悲。［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
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应在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一种使人与其同胞的相关性同人的最重要的需要协调一致的发展。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各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全体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成了社会的主要原则”。马克思将这一目标称作现实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目标，并且指出，这一目标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却结合了二者中的真理”。［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688页脚注，纽约，兰登书屋。］马克思是怎样考虑获得的“人的解放”的呢？他的解决办法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已经达到了顶峰，因为人的体力已经成了一种商品，人也由此而成了物。他说道，工人阶级是人类中异化最彻底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也是领导人类解放斗争的阶级。在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把人改造成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而负责的参与者的条件，也看到了克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分裂的条件。“只有当人承认‘自己本身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将前者组织成后者之时（因此用不着像卢梭认为的那样，改变人的天性，剥夺他的‘本身的力量’，而给他以社会性格的力量），因而不再以政治权力的形式使社会力量与他自己分割开来之时（这就是说，他不再给国家以有组织统治的地位之时），只有在这时，才能解放全人类。“［注：卡尔·马克思：《论犹太问题》。］ 马克思认为，如果人不再“被雇用”，那么他的工作过程的性质和特征就将改变。工作将成为人类力量的有意义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毫无意义的苦差事。从马克思对德国社会党的哥达纲领中提出的完全废除童工的提案所作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工作的这种新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多么重要。［注：关于这一点，我十分感激G．富克斯的评论和建议。］当然，马克思是反对剥削儿童的，但同时他也反对儿童一点不劳动的原则，并提出，教育应当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写道：“正如罗伯特。欧文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工厂制度萌发出将来教育的胚基，这种教育通过给超过一定年龄的全部儿童以教育的方式，将生产劳动与教导及人本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作法不仅是增加生产效率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489页，纽约，1889年。］马克思同傅立叶都认为，工作应当成为吸引人的事，而且与人的需要及愿望相一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同傅立叶以及其他人都提出，任何人都不应当只从事于某一特定的工作，而应当做不同职业的工作，以符合他的不同兴趣的潜力。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变化中看到了达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真正的民主”的决定性措施。虽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对经济学的讨论比对人和人性需要的讨论占了更大的比重，但是对他来说，经济领域本身从来也没有成为目的，而一直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在马克思对他称之为“庸俗共产主义”的讨论中，这一观点尤其明确。所谓“庸俗共产主义”，马克思指的是那种一味强调废除生产手段中的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在它（庸俗共产主义）看来，直接的物质财产仍然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工作的性质没有改变，只是延伸到全人类，……这种彻底否定人格的共产主义只是私有制的必然表现形式，而私有制则恰恰否定了人。……庸俗共产主义只是嫉妒以及在想象的最低水平基础上消除差别过程的思想的完善形式。……对整个教育和文明的否定证明了这样的情况：废除私有制的作法很难说得上是〔对人的力量的〕真正占用；倒退到人为的贫穷和俭朴的作法不是超越私有财产的步骤，而是回复到私有制尚未产生的阶段。”［注：同上，第233页、234页。］ 更复杂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观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持这样的意见：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而且是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国家至少是在这样一层含义上：国家只会有“管理事物”的职能，而没有“统治人民”的功能。1872年，马克思在调查巴枯宁分子活动的委员会作出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公式，恩格斯按照这一公式在1874年说道：“全体社会主义者一致同意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将消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反国家的观点，以及他们反对政治权力的中央集权形式的态度，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声明中，表述得特别清楚。在共产国际举行的大会上，马克思就法国内战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强调有必要用地方分权制代替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因为这种中央集权制源于绝对君主制的原则。代替的结果将出现基本上由地方分权的社会。“中央政府还具有的少数重要职能将转移给公社的、即严格对人民负责的官员。……公社的章程将把迄今为止被‘国家’这个寄生赘瘤所吞噬的一切权力归于社会整体，社会养肥了‘国家’，而‘国家’却禁止社会的自由运动。”马克思从公社中看到了“最终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其指示之下，劳动的经济解放得以大踏步前进”。公社想“通过把生产手段——土地和资本——转变成自由和协调劳动的纯粹工具的办法，使个人财产成为一个事实，劳动融合进为此目的的生产合作社中”。［注：引自M．布伯：《乌托邦的道路》，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埃德华·伯恩斯坦指出，马克思的这些观念与蒲鲁东的反国家主义的、反中央集权主义的观点相类似；但列宁却声称，马克思的评论一点也没有表明马克思赞成地方分权主义。情况似乎是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这个问题上，伯恩斯坦和列宁都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马克思赞成把地方分权及国家消亡看成是社会主义应当奋斗而且终究会达到的目标，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只是在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改造了国家之后才会发生，而不是在此之前。马克思认为，夺取国家政权是达到目的——废除国家——的必要手段。 不过，如果考虑一下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我们就会相信列宁将马克思的观点解释为中央集权的思想并未失之偏颇，尽管马克思的地方分权思想（与蒲鲁东在这一点上一致）也是他的观点和主张的真实内容之一。正是马克思的这种中央集权思想为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列宁也许至少希望最终实现地方分权，这一希望事实上表现为在苏维埃的概念中，即决策的制定基于各地最小的、最实在的组织；而斯大林则将矛盾的一面，即中央集权的原则付诸实践。 一方面，同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确信，人类的解放主要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自由的答案不是从国家政体的变化，而是从社会的经济、社会变化中找到。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传统观念——政治领域支配社会经济领域——的影响。他们无法摆脱关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传统观点，无法摆脱那种认为单是政治变化就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曾经是17、18世纪中产阶级大革命的原则。 与马克思的中央集权思想密切相关的是他对革命行为的态度。确实，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不一定要通过暴力和革命来控制国家（例如在英国和美国），但同时，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当今，人们对马克思的指控，主要是说他鼓吹了暴力和革命，这种指控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治革命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思想，而是中产阶级以及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思想。由于中产阶级相信，废除君主制的政权以及通过人民夺取政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因而政治革命就被看成是获得自由的手段。我们的现代民主就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1917年的克伦斯基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在西方民主国家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马克思没有能摆脱那种过高估计政权和暴力作用的传统思想这是他的悲剧性错误。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先前遗产的一个部分，而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新概念。 讨论马克思而不涉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不全面的，即使是简短的讨论，亦是如此。在人类思想史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大概是马克思对了解统治社会的规律所作出的最持久、最重要的贡献。马克思的前提是，人在从事任何文化活动之前，他得生产维持物质生存的资料。人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取决于许多客观条件：人自己的本质、他能支配的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又受到土地的肥沃程度、自然资源，以及人所发展的交际和技术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所面临的物质条件决定着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而生产和消费模式反过来又决定着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生活实践，最终决定着人的思维和感觉的方式。对这一理论的广为流传的误解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这样的解释：似乎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主要动机。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所表达出来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反复强调，人对金钱奖励的兴趣是刺激他工作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关于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观念，不是一种心理学的观念，即主观含义上的经济动机，而是社会学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注：参阅我在《社会心理分析的一项任务》（莱比锡，1932年）中就此点的讨论，以及J．A．舒姆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纽约，1947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一种更加符合理性、因而更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羁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19世纪流行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从后一种唯物主义中，人们了解到，物质现象造成了精神现象。举例来说，这类唯物主义的最极端的代表人物因而相信，思想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正像“尿是肾脏活动的产物一样”。而马克思则认为，思想和精神的现象应当理解为整个生活实践的产物，是个人与他人及自然的相当关系的结果。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克服了19世纪唯物主义的缺点，根据人的活动而不是人的生理，发展形成了一种真正能动的有机整体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理解历史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概念。要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能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使其停顿下来，成为枯燥无味的教条，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发展的关键是，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迈出了第一步，看到了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关关系。马克思曾低估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有着自身的需要和规律，这些规律同影响历史进程的经济状况不断地相互作用。［注：参阅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纽约，1941年）。］由于缺乏对人的心理活动的令人满意的洞察力，马克思对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塑造了人，而反过来，人也铸造了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他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感情和奋斗精神，而这些感情和奋斗精神本身正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不过，这些缺陷是由于片面性引起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任何有创见性的科学观念中找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恩格斯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表达出了这种认识。在信中，恩格斯说道，由于他们的发现是一个新东西，马克思和他都没有完全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历史不仅取决于经济状况，文化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科学的观点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所作的透彻分析却肯定超过了其它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因而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弱点。马克思试图发现人的异化的条件，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他的经济分析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只需要相对较短的时间，而他却几乎把他的绝大部分科学工作完全用在了经济分析上。虽然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忘记目标——解放全人类，但他对经济问题的考虑越来越多，从而削弱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松了在人这层含义上的社会主义目标。他没有认识到人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使人害怕自由，也使人产生了渴求权力的贪欲，导致了人的毁灭。与此相反，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寓含着这样的假设：人生来善良，一旦人从桎梏他的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品质就会自行表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尾——工人“失掉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包含着心理学上的一个严重错误。工人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的需要和满足。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超越18世纪的那种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 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低估导致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三项危险错误。首先，他忽略了人身上的道德因素。正由于他认为经济改变获得实现之时，人的善就会自动地表现出来，他没有看到一个较好的社会不可能由那些不改变自身道德观念的人创造出来。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没有明白地注意到，新的道德方向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新的道德观，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项错误（也是来自同一根源）是，马克思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作了奇特的错误判断。蒲鲁东、巴枯宁（以及稍后一点的《铁蹄》的作者杰克·伦敦）等人预见到，在新曙光照亮之前，黑暗将笼罩西方世界；与此相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相信“好的社会”将很快来临，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会以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前所未闻的破坏性战争有可能发生。 第三项错误是，马克思认为手段的社会化不仅是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相互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这项错误的根源也是马克思对人作了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过于理性的判断。正如弗洛伊德相信，把人从不自然的、过于严格的性禁忌中解放出来，人就会达到心理健康一样，马克思认为，把人从被剥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自动产生自由的、互相合作的人。马克思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一样，对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感到乐观，对人的非理性的、带破坏性的感情的力量很少重视；而这类感情往往不会随着经济变化，在一天之内变成另外的东西。弗洛伊德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看到了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接受了破坏性同爱一样十分强烈、同样不能根除的观点，从而根本改变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提出的简单公式：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目的的康庄大道。 这项错误的另一个根源如同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是他对政治、经济安排作了过高的估价。他没有看到，无论企业是“人民”——国家——政府官僚机构所有，还是股东雇用的私人官僚机构所有，对工人的人格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马克思的这种无视态度是如此不切实际，令人感到奇怪。马克思没有看到，与他自己的理论思想完全相反，对工人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工作的实际和现实条件，工人同工作、同他人，以及同管理企业的人的关系。 马克思在晚期似乎准备对他的理论作某些更改。最重要的一个变更大概受到了巴可芬和摩尔根的影响。他认为，以合作及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原始农业社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成为社会化的较高级形式，而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他在给维拉。扎朱利奇的回信中表达了这种认识，后者问及他对沙俄时代农村中的一种村社组织“米尔”（mir）的态度。G．富克斯指出了［注：在私人信件中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恩格斯承认，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和马克思对思想的力量没有加以足够重视，但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来不及对他们的体系作必要的重大修改。 总之，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同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基本一致：解放全人类，使人不受剥削，不受经济王国的支配，使人重新成为经济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和谐一致。 从历史的观点看，马克思的观点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在欧洲大陆的劳工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在欧洲劳工运动中，马克思的权威影响已是十分深远，乃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接班人们没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只是越来越僵化地重复旧有的公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完全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社会民主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道德崩溃之后，成为了一个政党，它依赖于工会并同工会一道，越来越多地代表工人阶级的纯粹经济利益。社会民主党执行马克思的公式——“使生产手段社会化”，其方式就像党的说教者在合适场合宣传仪式一样。另一派则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跳跃步骤，试图只依靠夺取政权而不是靠别的什么，使生产手段社会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令人失去信心，而后者那种跳跃的结果则更使人感到恐惧。就右翼运动而言，幻灭感常常导致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放弃真正的社会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作任何激烈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翼和右翼所共有的另一点是：他们（比如俄国）完全忽视了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成了从经济观点出发的批判。在19世纪，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的剥削，生活低于体面生存的水准，在当时，这种批判是正确的。而在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批判则越来越过时；俄国的斯大林官僚组织仍然向人民灌输毫无意义的话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十分贫穷，缺乏生存的起码基础，正是这种态度符合逻辑的结果。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退化，在俄国，成了这样一种公式：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在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愈来愈倾向于指发给工人较高的工资，而失去了它那救世的悲怆，也不再能唤起人的深切渴望与需要。我有意使用了“倾向于”这个词，因为社会主义绝没有失去其人道主义的和宗教的悲怆感情。甚至在1914年之后，社会主义也一直是团结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思想，是表达他们希望解放人类、建立新的道德价值、实现全人类团结的形式。前面几页所作出的尖锐批评主要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必须重新注意并集中研究社会问题的人道因素，必须从资本主义对人性品质，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作用这一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必须从人的含义来考虑任何观点的社会主义，必须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从哪些方面有助于结束人的异化状态以及人对经济和国家的偶像崇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