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勃鲁姆纲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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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勃鲁姆纲领（节选）^[1]

　　以下导言由《党史杂志》（The Journal of Party History）的编辑所写。此文于1956年发表于该刊第二卷第三期，由党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Party History）出版，该研究所由匈牙利工人党^[2]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Hungarian Workers' Party）领导。

　　在研究的过程中，钻研1929—1930年那段历史的同志在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部所辖党史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文献，它在匈牙利共产党^[3]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份文献就是所谓的“勃鲁姆纲领”，其作者是格奥尔格·卢卡奇同志。
　　这份纲领的草稿于1928年年末完成，它是一份准备提交给匈牙利共产党（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HCP）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提纲。它既说明了党的情况，也说明了匈牙利的总体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计划，它表明有必要改变党的战略目标，将其转向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然而，尽管提出了总体正确的目标，这份草稿并没有从中延伸出有关联盟政策、农业政策以及党的总策略等方面的结论。
　　1929年，这份纲领在党内得到了讨论。
　　由于党内的讨论，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信，中央委员会和随后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份纲领，并认为这是一份代表了机会主义思想的错误文件——这正是体现在其中所制定的战略目标上。
　　这份纲领的草稿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五个章节：
　　Ⅰ．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段时间内匈牙利共产党的状况
　　Ⅱ．贝斯伦执政期间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各阶级状况
　　Ⅲ．工人阶级的状况
　　Ⅳ．全体会议以来匈牙利共产党的活动
　　V．当前状况下的主要问题
　　以下发表的是这份纲领的第一和第四部分，以及第五部分的A和D节。

关于匈牙利之政治经济状况及匈牙利共产党之任务的纲领

　　一、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匈牙利共产党的状况

　　1．在左翼群众运动发展到高潮期间，匈牙利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4]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左翼分子开始联合起来形成反对派。从一开始，匈牙利共产党就与这一反对派中最具自觉的部分取得了联系，并将其置于自身之影响下。在1925年春，新的资产阶级联盟在地方选举中当选，这一运动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5]
　　2．从一开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就正确地围绕着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它旨在推翻当时正在自我巩固的反革命制度，并动员起对其感到不满的群众。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该党提出的纲领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党派联盟政策，以及为何该党提出要建立工农联合，而不是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该党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地对土地问题加以强调，即土地应归农民所有。在详细分析了当时匈牙利所有和民主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后，大会主要解决了群众运动的战略问题。
　　3．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匈牙利共产党的整个领导集体就被捕了^[6]，而且无法向党的成员传达大会的经验教训。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因而不得不上台。巩固整合的过程进行得很快，在1926年春天之前，匈牙利共产党就再一次具有了行动的能力。然而，巩固整合的过程并未最终完成。事实上，一个非法的组织已经浮现出来，在没有受到任何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党摆脱了那些坚守合法性幻想的取消派（Liquidatoren）^[7]（如维斯豪斯^[8]与他的伙伴们）。然而，党仍然无法在坚定的、拥护党的共产党员中建立起领导。事实上，党在1926年初就成功地发动了相当多的人（在选举中获得了2000个签名），而且它也成功地将过渡计划的核心口号传递给了群众——“工农治理的共和国”。然而，党在组织上的重构进程远远落后于其政治影响力的拓展速度。在1926年的圣诞节前，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已经意识到了此种状况中隐藏的危险，并且将扩充非法的匈牙利共产党作为其活动的重点。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工人党仅仅是共产党活动的领域之一。然而政治迫害又一次阻挠了这一进程：在1927年2月，匈牙利共产党的整个领导层再次被捕。^[9]
　　4．这些迫害迫使社会主义工人党转入地下，并几乎完全切断了其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接下来就是充满危机和挫败的时期。不仅是党的建设举步维艰，也不仅是干部队伍的建设遭遇了很大困难。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取消主义再次出现，取消主义提出了根本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试图完全退到非法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完全拒绝非法性并且接受合法的可能。如果他们的活动成功，那么这只会导致匈牙利共产党的消亡。在这一背景下，取消主义的叛变也表现出来了：他们奉行一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工作，发起了一场非常顽固且富于煽动性的运动，甚至以公开的谴责来反对政治领导小组^[10]中的实践工作。经过多次激烈的论争，匈牙利共产党成功排除了种种取消主义倾向，消除了党内叛徒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党内同情者也孤立了他们。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非法的。这一事实迫使该党采取新的策略。第一，有必要超越圣诞节的全体会议所划定的界限^[11]；第二，要在所有的群众组织中建立起规律性的党的工作，以及为政治领导小组所进行的非法组织工作创造基础；第三，在全党范围内传达进行政治谋划的技巧与精神。在克服了相当多的主客观障碍后，这项工作终于开始了。随着贝斯伦执政联盟^[12]的瓦解（党及时地预见了这一点，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党的影响力稳步增长，其领导层和组织者的奉献精神也在稳步增长。然而，党的政治影响尚未被转化为对组织层面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道鸿沟。这两个问题彼此加剧，且这一加剧的进程无法遏止，无论是因为在关于尤利乌斯的问题（Julius-Frage）上产生的分歧，还是因为该党所遭受的一系列逮捕。然而，无论在匈牙利还是国外，被逮捕的人（贝拉·库恩^[13]）都相对较少，这清楚地表明了组织上的巩固。在1928年的夏天，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全体会从这一阶段中得出了经验教训，而且为党的后续活动提供了指导。党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其代表团中既有国外的同志，也有国内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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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体会议以来匈牙利共产党的活动

　　1．全会提纲中的政治立场和路线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在总体上都朝着预期发展。全会提纲使得党有可能从整体上正确地回应他们所关注的工人运动的趋势。然而，在当时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事务上，即建立左翼的工人阵线这一任务上，党仅仅取得了很小的成果。
　　2．工人运动在秋季蓬勃发展，因而党必须以果断而坚决的态度面对梅奥兹（匈牙利全国建筑工人协会〔Magyarországi Építőmunkások 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 MEMOSZ〕）和匈牙利钳工群体。在这一情况下，党迅速转变了其在工会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这一领域对当前的状况至关重要——而且这一策略转变在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
　　3．党在时至今日的工作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功：
　　a）形成了专门的领导。由于党在上层和下层组织的领导都得以加强，党的政治准备有了很大的提升，尽管至今党仍然没有能力立刻组织并带领全部成员投入一场被认为是代表了正确一方的斗争之中。
　　b）党性的增长也带来了政治谋划方法上的提升，因而既减少了被逮捕的人数，也减少了因成员被逮捕而造成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党内的取消主义被清除了，这里的“取消主义”指的是1927—1928年的危机期间普遍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取消主义。反过来，这又增加了党在党外的影响力，以及处理党外取消主义的成功率。由此可见，党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消除工人们对这样一个非法的共产党所感到的恐惧（在今天，一种经常出现的状况即是，左翼工人之所以接近党，要么是为了加入党，要么就是因为虽然希望保持无党派立场，但如果不与党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工作）。这些恐惧是确立一个统一的左翼工人政党的主要障碍所在，因为它妨碍了工人中最为出色的一部分左翼分子在各种运动中发光发热，即在党的领导下，以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如产业部门、职业领域和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
　　c）绍尔戈陶尔扬（Salgótarján）的罢工标志着党在发展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遵从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指示而摆脱了官僚的反对。无论罢工的领导层中出现了多少错误和动摇，该运动仍必须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罢工从绍尔戈陶尔扬扩展到了国家的其他部分，这是因为有一个代表团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采取了措施，围绕着各个矿场进行巡回动员。
　　工人们的努力反抗标志着罢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陶尔扬（Tarján）和陶陶（Tata）的工人在全国会议上提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见，这尤其说明罢工的成效。
　　d）党对被裁钳工的影响力稳步地日益增长。这突出体现在我们的传单中，其中的内容日益激进，其语调也带有越来越趋于自觉的阶级意识。党的工作在钳工和装配工之中成长起来了，这为建立一个以激进的阶级斗争为导向的金属工人工会奠定了基础。
　　e）建立了梅奥兹这一反对派组织，它具有阶级斗争性（klassenkämpferisch）。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集权政府的拥护者们所推出的伪-反对派遭到了打击（帕洛塔斯^[14]）；这是因为官僚的任何行动必须得到及时阻遏，他们会采取行动将运动的领袖与群众分隔开来。
　　f）共产党人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总体上扩大了，尽管它在工会或政治层面上都没有成功地团结起左翼的工人，未能将群众整合在一个意识形态上一致（更不用说组织上一致）的实体中，并将其置于自己的领导下。
　　4．致使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具有缺陷的原因：
　　a）组织上的原因是政治领导小组工作的薄弱，在工厂中缺乏影响力，形成派系和小团体，各派系在计划外开展工作，且其工作彼此不相一致。
　　b）缺乏工作人员。我们现有的人员普遍缺乏政治经验，而且遴选标准较低，他们尤其欠缺将合法斗争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的经验，这导致了政治领导小组的工作无法在工厂中发挥影响。
　　c）党所作出的正确分析及其提出的口号往往经过了长时间的延迟，或通过一种不怎么有效的形式才被传达给党员，并经由他们传达给群众。
　　d）领导层的不同职能单元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在金属工人运动期间。^[15]
　　e）与青年工人的运动没有形成充足且规律性的接触。尽管自全会以来，这方面的进步相当明显，但在各项运动进行期间，党与青年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仍然显得十分脆弱，且无法令人满意。
　　f）妇女运动完全缺席。这部分地导致了党在纺织工人的罢工中缺乏影响力。
　　5．然而，这些组织上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的状况。在党的政治影响力，与在组织层面对此政治影响力加以利用和巩固之间仍然存在着鸿沟。正因如此，党缺乏行动的能力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其中以下几点最为重要：
　　a）党没有常常露面（这是党所应该做的），即便在党有责任发起并领导行动时，它也没有常常露面。没有人会否认党的在场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然而，其他国家中的非法斗争经验表明，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人们必须经过训练才能掌握政治谋划的技巧和经验，而且人们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密谋的政治”（Konspirationspolitik）。如果能通过密谋将同情者聚集起来，并且有能力动员他们开展行动，党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就不再是危险的了。但在推进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党不能向对公开露面的恐惧让步，这种恐惧是下级组织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继承而来的，它已经成为过去式，并且带有夸张的色彩。只有保持冷静，党才能确保其行动得到群众真正严肃的回应，并对那些在政治上距党更远的工人产生影响。
　　b）在其鼓动和宣传工作中，党并不是总能够将全会提纲所提出的核心战略口号和那些切身的、日常的事务相结合。但是，唯其如此，才能够将那些斗争——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在党的鼓动下发生的——转化为有意识的、新生的左翼工人阵线的一部分。
　　c）对于相当一批战略性的口号（如“反对战争”“为民主要求而战”），党都没能充分地将其传达给群众。
　　d）在应用全会提纲以及对党的路线进行阐释时，右倾主义同时在核心领导层（尤利乌斯^[16]、罗伯特^[17]）和党的其他成员中抬头；他们常常阻挠了党对事件作出迅速且坚决的回应。这种右倾主义往往只是以一种悲观主义的形态出现，原因是党的成员常在巨大的压力下工作，他们感到自己的努力和组织力与当前面临的任务无关。对此种状况，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因为一切形式的右倾主义基本上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感觉，即现有的力量和需要完成的任务之间存在鸿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软弱往往与背离激进斗争之共同任务相关，而此种软弱也正是右倾主义的根源。当然，我们必须以区别对待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这意味着对这些右倾倾向采取不同的措施（取决于右倾倾向的体现是强还是弱，是以成体系的方式表现出来还是仅仅是一些个案）。总的来说，这些右倾主义偏离发生在不同的部门中，而且并无组织，没有形成一个派系。然而，客观上来看，它们之间又是彼此关联的，因为它们都代表了对匈牙利当下局势的误判，从而阻碍了该党解决那些最直接也最具决定性的问题，以至于无法通达一个清晰的理论立足点。
　　6．以下是最主要的一些右倾倾向：
　　a）尤利乌斯同志的立场，以及他对贝斯伦政权及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在他向共产国际秘书处所作的讲话中，他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与右倾倾向得到了体现。在讲话中，尤利乌斯同志明确表示，他对近年来匈牙利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毫无认可与同情。他的态度构成了一个融贯的右倾思想体系。他并不认为贝斯伦政权具有法西斯特质，也不认为社会民主党正在滑向贝斯伦式的法西斯主义，反而将其判定为一个以民主改革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反对党。倘若这是真的，那么匈牙利共产党将不得不转变它的整个政策。
　　事实上，尤利乌斯同志的分析在实践上导致的后果就是剥夺党的所有活动，除了支持作为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来进行民主改革式的斗争，并最多给予它一些向左的推力。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唯一留给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即是就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纯粹理论上的宣传。他的分析完全错误，他的纲领只会让党重新陷入专政被推翻之后的那种处境^[18]，换言之，将其降格为一个纯粹在宣传层面上工作的组织。他的路线虽然主要依据的是匈牙利的形势，但也契合国外其他右翼团体的立场，本质上表现的是面对党在当前有待解决的紧急且复杂的任务时感到的胆怯。
　　b）罗伯特同志的观点甚至更清楚地表现出意识形态上的软弱。他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逼近，以及工会成员不断减少。然而他对这些现象的具体原因一无所知。正因如此，他机械地将工会成员减少的原因归结于工人运动中组织生活的缺乏。以下事实，即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对他而言，不过表明了这场运动正在瓦解；类似地，他将自发的运动视为运动的参与者正在等候弥赛亚降临的标志。这种短视的观点完全忽视了群众的激进化倾向，以及这种激进化的形式和使之得以发生的环境。结果便是回避了党在今天面对的具体而基本的任务。罗伯特用一种虚伪的激进主义来掩盖他的回避。他声称，在全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之间、在党的观点立场和党所实际采取的路线之间存在冲突。他没有意识到，任何自发的运动都必然会导致党的立场和路线之间出现辩证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党的工作目标就在于让自发的运动转向与其最初不同的方向。^[19]
　　除此之外，罗伯特同志并不准备承认自发的左倾运动对各个不同的领域（如文化领域以及社会民主立场的反对派等）都深具意义。他试图将党的工作单纯局限在工厂政治领导小组所进行的工作之中，他的论证是，只有以这种形式，这种“最坚强的抵抗路线”，才可以接触到群众。然而，如果我们放弃了反对中间派的斗争；如果我们将工会的倒退等同于整个工人运动的解体；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为无产阶级甚至都没有对此有所察觉，更不用说保护自己免受其影响了）；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已经在“向左转”，而且正处在一个战斗的时刻（即便仅仅是自发的），并且此刻正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如果这些都没有被意识到，那么工厂政治领导小组的工作又如何可能呢？
　　如果脱离党派工作，脱离政治内容，单纯开展工厂政治领导小组的工作，那么这是一种倒退，让党近年来的工作白费。这会让工厂政治领导小组的工作只可能以形式化的方式存在，而完全失去了采取实际行动或得以政治化的可能。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尤其在当下）是继续他们的工作——当然，这得益于工厂政治领导小组这一占据中心地位的任务——支援所有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沿阵地，只要在群众活动发生的地方，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党领导下的左翼无产阶级运动。同样，在这个意义上，罗伯特同志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软弱。他简单地通过取消党的政治影响来消弭党的政治影响与其组织能力之间的鸿沟。
　　c）对中间派的低估，以及对待中间派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态度。这种态度甚至在匈牙利的党员中也很普遍（这也部分地构成了罗伯特同志的思想体系）。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一些甚至看起来相互矛盾。一方面，存在一种观点，即社会民主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能对群众施加影响，只是因为政治迫害，才使得我们无法在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得胜，还有诸如那种“已经没有人支持耶诺·基斯（Jenö Kis）”之类的论调。另一方面，人们担心，对于那些目前以非法方式从事反对工作的共产党员而言，如果以一种精准直接的方式来开展针对中间派的共产主义斗争，那么就会过于明显地暴露激进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背景。这两种观点都代表了一种右倾的偏离或潮流（如果此种倾向得以自觉的话，就会成为一种潮流），因为它回避了党的直接具体的任务。中间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手段^[20]，用来使具有左翼倾向，但尚未形成自觉的群众远离共产党，或至少远离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如果共产党人倾向于让左翼工人阶级处在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就必须直接采取反对中间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仅仅在一些具体个案中证明中间主义为佩耶尔^[21]及其党羽的利益服务还是不够的，目标必须在于向工人阶级说明，整个中间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并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工人们的脑袋中驱逐出去。如果忽略或者轻视中间主义——这样一个对我们而言最危险的敌人——那么可能会导致在匈牙利出现严重的右倾偏离，就像国际运动中的情况一样。
　　d）右倾的态度，而不是能力或经验的缺乏，同样隐藏在了对于结合合法与非法工作的恐慌上，隐藏在始终于非法活动中遮遮掩掩的举止之中，隐藏在害怕暴露自己甚至暴露党的心态之下。现在，党已经走出了单纯以宣传为自身之任务的时期，并将自身的任务（这一任务包含在全会提纲中）确定为领导独立的运动，而无须以伪装组织（Tarnorganisation）作为中介。这意味着党的整个策略方向发生了变化，也对每个党员的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成员仍然无法从这种变化中得出应当得出的所有战术和组织上的结论。因此，他们并不明白，对共产党的组织而言，其能在自身周边聚集起真正的同情者越多，党组织的安全感也就越强。他们害怕党在斗争中露面，也害怕组织被发现。这两种恐惧汇聚成一种右倾立场，其所针对的都是党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某些成员不知道如何动员起一大群的同情者，让他们环绕在组织周围；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一种自己很软弱的感觉，他们害怕在公共场合出现。这种立场是应受谴责的，因为如此一来，党就不可能在那些它没有接触到的群众中产生任何影响，更不可能成为整个左翼工人阶级的领导。群众只知道共产党人的原则，但从没有看到党的任何具体行动。
　　e）还有另一种立场也是源自软弱，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它表现在个别党员和组织企图逃避具体任务，用各种复杂的花招和跑题来代替党组织必须做的群众工作。它包括建立党外组织，以及开展牵强附会的、与具体任务“平行”的运动（paralle Aktionen）。这种活动的狂热和漫无目的不仅降低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使党员本身失去了方向感。
　　党必须与一切右倾倾向和立场进行斗争。但在斗争的过程中，需要清楚地进行区分：有些右倾倾向主要是由主观上的软弱和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另外还有一些是有意识的，形成了融贯理论体系的右倾倾向。对抗前者的方法是不断的启蒙。必须开展定期的工作以消除组织上的薄弱环节，而这些薄弱环节往往是这种态度的根源。但同时也必须清楚地告诉相关同志，如果不与这种态度进行斗争，那么组织上的问题也是无法克服的。而对于那些已形成了体系的右倾倾向，党就必须坚决明确地与之展开思想上的斗争，这种偏离必须被彻底根除。正因为它们涉及党在当下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它们使党员无法理解客观的经济与政治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党的战略，进而令党员无法运用党的政治原则。

　　五、当前状况下的主要问题

　　1．匈牙利政治生活的重组，以及贝斯伦政权的外交失败^[22]带来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它们彼此相关，并构成了同一过程中的不同要素。因此，党必须对此进行回应，以期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可以看到并且理解这些问题及其关联。主要的后果是：a）完全取消了民主改革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保留了民主的形式；b）法西斯主义系统性地扩展，且很可能是沿着一种西方式的路径而非意大利式的路径扩展，后者并不在民主的对立面；c）准备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通过战争塑造民族统一阵线。
　　2．由此，必须提出党对待民主改革的态度这一问题，而且在此时提出这一问题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以及关于对待选举集团（Wahl-Block）的态度，党在之前的路线都是对的。同样正确的是，党直接拒绝了作为党的替代物而被提出的右翼反对派（尤利乌斯）。迄今为止，匈牙利共产党正确地揭露出一个事实，即所谓的推崇民主改革的党派甚至不曾为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成果而认真地斗争过。然而，目前的形势有可能让广大群众意识到资产阶级改革派的那种背叛。国家机器日益法西斯化，而且这种法西斯化就发生在资产阶级政党中的每个人（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的眼皮子底下。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今天的匈牙利，匈牙利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为了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的党派。这种党的斗争必须被拓宽为群众的斗争，它必须超出无产阶级的限定。这场旨在推翻贝斯伦政权之斗争的核心口号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Demokratisch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s und der Bauernschaft）。
　　A．民主专政
　　3．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23]的纲领正确指出，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民主专政的问题在匈牙利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党必须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解释这意味着什么、涉及什么：首先要对党员解释，然后要对广泛的工人群体解释。在澄清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以下因素必须被牢记：
　　a）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发起反对虚无主义^[24]的斗争。这种虚无主义源于对社会民主党之政策的失望，此种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最好战场——必须在党员中得到广泛的承认。必须明白，为了建立这样一处战场，需要进行认真的革命性的努力。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8—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必须被铭记于心，并且传播开来（列宁在1917年的春天说：俄国构造了世界上最进步的民主）。
　　b）某些派别认为民主专政是从贝斯伦政权转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有必要反对这种思想。他们的论证是这样的：首先，贝斯伦政权存在着；随即，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民主的专政，当且仅当我们充分发展并认识到这一点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25]民主专政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早在1917年，列宁就向加米涅夫指出（加米涅夫希望将党推回到1905年建立的那种民主专政形式），在1917年革命时，民主专政已经以一种相当明确的形式得到了实现，其中一种形式正是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反-政府。民主专政，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完全实现，是严格意义上的战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战场。同时，民主专政也是斗争中最重要的手段，这是一个直接向最广大群众发声的机会，激励并引导他们进行自发的革命行动。同时，在正常状态下，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形式帮助他们保持普罗大众的无组织状态，而民主专政也是一个打破此种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形式的机会。民主专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帮助广大工人群众在资产阶级面前以某种有组织的形式维护其利益。在现阶段的发展中，从原则上来看，民主专政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权力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就其明确的阶级内容而言，它的具体目标和直接要求远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边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完美实现（在1793年，完全之民主的实现在原则上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冲突，事实上，民主反而会有助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在克伦斯基（Kerensky）和卡罗利（Karolyi）的革命^[26]中，资产阶级会瓦解最高度发展的民主形式，然后建立起一种一般的民主，从而尽快获得资本主义的权力。这种努力总是带来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国家机器得以重建，资产阶级的经济优势和社会组织将再一次取消群众的自发性；群众再一次陷入了混乱，他们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搞得混乱不堪。因此，即便就其直接的内容而言，一种民主的专政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它仍是向着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一种转变，或也是通往反革命的转变。如若止于民主专政，或将其理解为某种既定的、“由宪法规定的”发展阶段，那就必然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因此，民主专政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具体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种过渡，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一道长城（列宁）。^[27]
　　c）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所具有的功能二重性必须以非常准确的措辞让党员们理解。必须区分两种民主：一种民主是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民主；另一种民主则意味着资产阶级虽然仍维持其经济上的剥削地位，但至少已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广大工人群众。在前一种情况下，民主的作用在于分散、误导并瓦解工人群众；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民主则有助于破坏资产阶级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并组织工人群众采取独立的行动。因此，为了确定民主有无价值，共产党人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民主究竟会瓦解哪一个阶级的力量。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民主起到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破坏？（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总是在“巩固”的大旗下开展，但其目的在于防止革命的发生。）因此，对于任何关于民主专政的口号，它们都必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得到评价，那就是巩固并发动群众，以及瓦解资产阶级。例如，无产阶级对生产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成为一个直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幻想，不能相信无产阶级对生产的控制本身就能起到任何的“巩固”效果。揭露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并在必要的时候加以组织，这样的措施除了被用作动员群众和争取权力的手段之外，别无其他的价值。
　　4．如果现在，我们希望将民主专政作为一条具体的战略性标语，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当前战后帝国主义处在其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使用的一个术语）。^[28]必须了解这一阶段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了解民主何以成为资产阶级巩固其力量的伪装。在广大欧洲无产阶级的头脑中，这一问题是模糊的，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来自资产阶级革命，被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曾经与资产阶级一起为此斗争，推翻封建专制，并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尽管美国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但群众依然很难完全认识到当前的新状况，在此种状况中帝国主义抬头了。在美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同质化的阶级（它不必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帮助下摧毁封建政权）成功地创制了一种民主的形式，其中资本被给予了无限可能，即自由地发展、积累和扩张；同时，民主的外部形式也得以保留。但以这样一种形式，劳动群众无法对实际上的政治领导施加任何影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美国都代表了当今资产阶级统治的理想型。近年来，在伟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其政治发展越来越倾向于以各种形式创造这样的民主。除了之前所提到的革命传统（它在法国和德国都仍保持活跃），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舞了群众所珍视的那种幻象。在俄国革命刚结束时，社会民主主义集中其全部资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现在，它倾尽全力想要在欧洲国家中建立美国式的民主。从工人阶级官僚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原由。战后的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容忍战前那种工会斗争，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为新的世界大战作准备，同时也考虑到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换句话说，它有义务将工会变成法西斯组织。这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墨索里尼创造了一种法西斯组织的类型，它在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帮助下粉碎了旧的工会，建立了新的工会。无论是对资产阶级还是工会官僚而言，这种方法都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了将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转化为对大资产阶级的巩固，资产阶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些工会官僚也失去了他们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地位（意大利移民）；最后，那些迎合法西斯体制的人发现他们与工人群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对立。对于大资产阶级和工会官僚来说，一个更好的、不那么麻烦的而且不那么危险的解决方案似乎就是已经出现在德国的那种“国家仲裁”（das staatliche Schlichtungswesen）^[29]的方式，这种方法已经通过工会立法在英国部分生效，并在蒙德主义（Mondismus）^[30]那里找到了一个完美的顶点。显然，就无产阶级而言，两种制度所具有的阶级内涵是相同的，只是方法不同。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意味着，在不同的法西斯国家中，行使权力的阶层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这些阶层以不同的方式共享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民主还是法西斯？”通过提出这个问题，它对工人们隐藏了那种真正的、具有阶级属性的目标——有可能在当下帝国主义阶段实现的那种民主——并且支持了对阶级斗争的镇压，制度性地防范工人群体为工资所作的斗争。这同时推进了工会的法西斯化，将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官僚整合到法西斯国家机器中。（整个系统的后果之一就是为战争作准备，这在保罗-邦库尔^[31]的提议——全面动员的议会法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当然，这也受到美国模式的启发。）因此，正如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揭露对专政问题（资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表述并界定真正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其首要任务，现在的任务则是揭露那种具有误导性的二选一——“民主还是法西斯？”。必须表明，现在在这里所发展起来的民主，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发展的那种民主都是法西斯化的。与意大利不同，当前的这种民主建立在大资产阶级和工人官僚的合作之上。因此，我们必须用另一种口号——“以阶级反对阶级”——来反对“民主还是法西斯？”的说法。
　　在帝国主义的战后发展阶段，国家的作用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由生产体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出现了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和积累，国家所能施加的影响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大规模资本（如银行资本和重工业，后者也是为前者所控制的）对国家的影响也稳步增长。在战前，这种大规模资本与国家的合流就已经在发生，而战后的发展仅仅是加速了这种趋势。然而，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迫使国家越来越多地为自己创造制度保障。群众处在混乱和无组织状态之中，他们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缺乏影响力，公开斗争被法律禁止。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如今发生在了一个新的背景之下。这是因为：a）现在，群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及其政治水准比以往更高。然而，与之相抗衡的是：b）大资本可以支配的大众媒体（如出版业等）也更加发达；c）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刻，即大规模资本与国家的合流正得到工会官僚的支持。在这里，美国同样树立了一个典范。但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政治与经济差异：a）美国的工人阶级上层（类似于战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其获得物质满足是通过积累、资本输出以及利润的大规模快速增长实现的，而欧洲并不存在让此种快速发展得以可能的基础；b）美国工人阶级缺少欧洲工人阶级那种具有阶级属性的激进传统；c）在许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要么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直到战后阶段，如德国），要么是骤然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远比过去更为重要的地位（如匈牙利）。因此，如果试图将那种美国式的政治民主（在这种民主中，大众实际上并没有政治影响力）和对阶级斗争的系统性镇压结合起来，这在欧洲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也达不到美国的理想型。但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官僚想要逼近美国这一理想型。然而，欧洲并不存在美国那样稳定的前提条件，因此，没有任何欧洲国家会完全放弃那种古典（即意大利所做的那种）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在阶级斗争加剧、群众与资产阶级分离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将始终保持开放。因此，在今天，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非常关注如何使群众在政治上失能，并在国家内部（或在国家监督下的“社会”内部）整合并组织他们。法西斯化的民主形式是最合适的，但绝不是令此种双重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形式。
　　5．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匈牙利的发展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模式，也不同于英美的模式。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掌权。但他们没有成功地粉碎或瓦解工会运动；与墨索里尼不同，他们更难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联合取代了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与中农，并将其并入国家机器之中。^[32]在这一领域，他们长期在相互冲突中持续运行，时至今日也是如此。近年来，贝斯伦政权迅速地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加以重建，这将很快使之采取一种西方式的民主（至于贝斯伦或其他人是否真的会进行这种替代，则是一个全然偶然的事情）。最重要的措施为以下几项：a）关于议会议事规则的问题，在那些目前仍执行秘密选举的选区实行公开选举^[33]，这将使得政权能延伸到各个省，甚至各个村庄；b）新的新闻法，通过征收保证金，以及提升个人责任制，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阻止反对派新闻的出现；c）废除城镇和其他地区的自治；d）上议院，确保大规模资本的霸权不受限制，与各级议会并驾齐驱^[34]；e）对于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加以修订，为现状提供法律支持，即彻底取消工农结社与集会的权利；f）国家法西斯化；g）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政策；而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h）通过引入国家仲裁来废除罢工的权利。一旦这座大厦得以完成并且足够稳定，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贝斯伦及其自由主义后继者过渡至“普遍的”、隐秘的选举权，废除所有不合规的法律政策，从而完全转向西方式民主的立场。对于这样的民主制度来说，一个合法加冕的君主才是最合适的。这样的民主制度将为匈牙利的反革命提供社会基础，使之能够为英国服务，而参与反对苏联的战争。在以下这一点上，从贝斯伦到耶诺·基斯，其立场是一贯的：清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关切的资产阶级民主。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分子对贝斯伦等人的反对并不重要，其最热心的支持者和宣扬者是社会民主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反革命趋势日益加强，而革命的愿景渐行渐远，匈牙利的反革命也进入了“西方的发展阶段”。匈牙利共产党是唯一代表真正民主而与贝斯伦政权作斗争的力量。
　　6．这场斗争的高潮必然是力图实现民主专政的斗争，党必须保留其早先的口号，即关于共和国的口号。^[35]就像大地主和大资本的力量在合法君主的加冕礼上得以彰显，为共和国所作的斗争也同样会被群众看在眼里：为一切基本的自由而斗争，为结社、集会甚至罢工的自由而斗争。在宣传这样的口号时，共产党人绝不允许自己被社会民主党那所谓的共和主义宣传误导。相反，必须指出的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共和国仅仅是为了抵御“合法主义”（Legitimismus），是抵御小资产阶级的阿尔布雷希特党（Albrecht-Partei）中法西斯主义者的看门狗。当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党都不能孤立地使用共和国的口号。共和国的口号仅能在为争取完全之民主的斗争这一意义上被使用——争取工人和农民领导下的政府，反对以民主取消民主。它可被用于实现“以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用于为那种确保民主专政所必需的斗争而进行动员。（然而，对待共和国的这种态度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即只有当大土地和大规模资本所有者试图推行一种合法的君主专制〔legitimesKönig tum〕时才有所作用。如果出于其他原因，如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愿景并且按照德国和奥地利的路径采取了一种资产阶级共和制，那么匈牙利共产党就必须修改其在策略上的口号，但其战略路线不会有任何改变。）
　　7．这场为工人而发起的斗争必须与工人的诉求紧密关联，这必须在最严格的意义得以理解。必须指出，工人生活水准的下降，以及罢工权利的取消，这两项是整个“民主”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所在。因此，为民主专政而进行的斗争必须深植于工人之中，并且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国家仲裁的斗争密切结合。在这场斗争中，所有那些民主自由权利（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对工人阶级日常阶级斗争实践的重要性必须被指出；一些运动发生在工厂之中，以工人的自由为目的，这些运动必须得到支持（如建立车间管理制度、工厂委员会），而政府采取的任何与工人运动对立的措施（如驱逐，警察，反对矿场和农场劳动者的罢工）都必须被废除。简而言之，反对资产阶级权力的斗争必须和工人的日常所需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些日常问题上，必须揭露社会民主党人的背信弃义，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主动扭曲自身来迎合民主制下的法西斯主义。然而，无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中所体现之虚无主义的斗争是何等激烈，从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角度来看，不断地强调民主的相对价值仍是必要的，在民主专政中也是如此。“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平等”（列宁）。^[36]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完美实现，也绝不会消除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8．在匈牙利的发展过程中，其突出特点之一就在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没有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且仍在持续发展。事实上，土地改革反而恶化了当前的土地所有状况。^[37]在统治阶级中，有个别成员已经超出了乡绅们的陈腐态度，他们很清楚在土地分配的现状中孕育着农民革命的种子，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在谈论一场新的土地改革的可能。然而，通过改革的途径，就算是想要做出一点最微小的改变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大规模资本已经走得越来越近。中农乃至最广大的下层农民都不拥有任何政党。而在这方面，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人也追随着大规模资本的步伐，而没有任何异议。同样，在这里，匈牙利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坚持着资产阶级革命之诉求并予以实行，处在其旗帜之下的政党：无偿没收大地主的财产，以革命的方式占领土地，为农民将土地解放出来！除非有一以贯之的宣传层面上的斗争，和坚决的、革命性的努力，否则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以及民主专政都不过是一句空话。匈牙利共产党必须尽其所能地争取更多的土地劳动者和贫农参加其革命计划。因此，它必须吸引那些尚未失去与土地之联系的工人，它必须有规律、有组织地与土地劳动者建立起联系，努力在农村的下层中站稳脚跟。为了重新获得农民的信任（他们曾因反革命而遭受幻灭），党必须就无产阶级专政在土地政策上的失败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必须坦率地指出党已经放弃了它在专政时期的立场^[38]；在党内，必须让每个党员都明白，这是一个对党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问题，也是夺取政权和解放无产阶级的必然前提。有一些观点认为“距离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维持生产与供养工人阶级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诉求，需要不同的政策”等，对于这些观点不能作出任何妥协。所有党员必须明白，这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必须明白，大地主和大资本的力量只有通过这种革命才能被消灭，而封建残余也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才能被消灭。
　　……^[39]
　　D．宣传口号与党的直接任务
　　30．根据以上的阐释以及我们所列出的种种任务，匈牙利共产党的活动将围绕以下宣传口号而展开：
　　a）为推翻贝斯伦政权而战。反对一切伪-反对派，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伪-反对派。不与资产阶级缔结联盟。阶级反对阶级——工农联盟万岁。
　　在民主框架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实现。反对“民主还是法西斯？”这一会给工人们造成误导的口号。反对作为法西斯主义之支柱的社会民主主义。争取保障工人阶级运动之自由的普遍自由（集会与结社的权利、出版的自由、罢工的权利）。在综合这些基础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为建立一个由工农政府领导的共和国而斗争。
　　为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争取贫农以革命占据土地；争取无偿没收所有超过100英亩的地产，为农民提供土地。
　　b）争取工人运动中阶级斗争的统一体（klassenkämpferische Einheit der Arbeiterbewegung）。反对工人运动的分裂和瓦解。反对破坏党组织的官僚政治。捍卫内在或外在（在必要的时候）于工会的阶级战斗性，反对官僚主义。在捍卫工会的阶级战斗性时，我们不能让自己被工会的规则束缚。
　　捍卫工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贝斯伦政权及其盟友，反对官僚主义。清除和解性的批评，工人阶级的经济处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完成才能得以补救。
　　八小时工作日。实际工资制度^[40]，失业补助，反对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措施。
　　阶级斗争问题涉及整个工人阶级。将无组织的工人带入工资斗争中。将无组织的工人带入激进的工会。
　　“非政治性”也会扼杀经济斗争。“非政治性”的偏见或犬儒主义会将工人引向法西斯主义。将经济斗争政治化。倡导所有罢工工人的团结。打击破坏罢工者。反对支持破坏罢工者的国家——国家限制罢工的可能，支持反-罢工的法令。与法西斯斗争，争取对街道的控制。
　　工厂是阶级战斗工人的堡垒。店员制度。工厂委员会，违背官僚之意愿的工厂工资运动。组织激进阶级斗争的基础在于工厂。以宣传实现产业联合之观念的实现。
　　VSZI^[41]万岁。传播VSZI的意识。加入VSZI。
　　c）贝斯伦政权正在将匈牙利推向战争。敌人不在外部，就在我们之中。不要地区性各自为战，打击修正主义的阴谋诡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才能实现国家的解放。
　　社会民主党是贝斯伦政权的激进后备军。社会民主党是中间派的后备军（伪装为反对派）。远离拥护贝斯伦战争政策的佩耶尔和耶诺·基斯。
　　贝斯伦政权正准备对苏联开战。必须保卫苏联，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把战争变成内战。工农兵，去苏联红军吧。
　　打倒和平主义的幻想。国际联盟的“和平”恰恰是准备对苏联开战。激进的和平主义欺骗了工人。他们相信战争可以在最后一刻被阻止。（然而，无论是抵制还是总罢工，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取消对军队的抵制。加入军队。加入莱文特运动。走进军工厂，加入铁路、邮局、电报局。加入一切战争所必需的组织，以便可以瓦解它们，用资产阶级的武器和战争手段对付资产阶级。
　　在士兵中引起动荡（必须解决他们的需求）。
　　31．以上列出的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及宣传口号需要驱动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厂政治领导小组，需要在其政治工作中占据核心地位（比以前更加核心）。需要将工厂的政治化作为一项最根本的任务。不管匈牙利共产党的口号主要针对的是哪个领域，它们构成了一个自相一致的体系，不能让工人孤立地对其进行解释，更不能仅凭个别口号就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这种一致性的真正基础就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日常问题。只有这样，这些口号才有可能正确地渗透到工人的血液中。那么，任务就在于把握工厂中发生的一切，把握其中所有直接、具体的问题，把它们与总体形势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通过使他们的工作适应这种发展，通过将具体的、日常性的问题进行普遍化，通过使他们的工作顺应国内和国际形势，小组必须帮助工人克服它们的自发性和斗争中的狭隘与局限，而又不失去与具体的日常问题的关联。工厂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
　　工厂是我们的战略的起点。无论是我们的斗争还是匈牙利共产党（经由其各个派别）的一切群众工作，只有当它们完全立足于工人之生活与阶级斗争之中（也就是工人在工厂中的生活）时，其成功才会得到保障。

^[1] 本译文主要参考德文版《卢卡奇全集》第二卷（Georg Lukács, Werke 2, Frühschriften II, Darmstadt: Hermann Luchterhand, 1977），同时参考了英译本（Georg Lukács, Tactics and Ethi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 tran. Michael McColgan, ed. Rodney Livingston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译文也将英译本注译出。

^[2] 此处的“匈牙利工人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SZMP）, 1956年至1989年，该党是匈牙利的执政党。1956年，该党由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改组而成。

^[3] 1919年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扼杀后，匈牙利共产党即被视为非法组织，遭到残酷迫害，只能以地下共产主义小组的形式开展活动。1924年，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后，匈牙利各共产主义小组之间的派别斗争结束，共产党中央机关恢复了活动。此处所说的匈牙利共产党即是重组后的匈牙利共产党，而该党仍未在匈牙利取得合法地位。

^[4] 1925年8月18日至21日，作为非法组织的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举行了重组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英译本注

^[5] 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925年4月14日，依照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在1924年11月1日在维也纳作出的决定。它由一个理事会领导，其实际上的领袖是伊斯特万·瓦吉（István Vági）。它是位于维也纳的非法组织匈牙利共产党的“合法对应物”，两党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只是警察往往难以证明这种关联的存在。——英译本注

^[6] 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被派往匈牙利，然而，在他所从事的非法活动刚刚开始之时，他就与另外50名成员一起被捕。——英译本注

^[7] 取消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并否认无产阶级政党。持此种主张的团体被称为取消派。

^[8] 阿拉达尔·维斯豪斯（Aladár Weisshaus,1887—1963）曾在作为非法组织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1923—1925年间。同时，他也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幕后主导。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转向右翼激进运动，最后被匈牙利共产党开除。——英译本注

^[9] 被捕者包括佐尔坦·桑托（Zoltán Szántó），他曾担任红军第一营（the First Red Battalion in the Commune）的指挥官。他和另外52名成员于1927年5月受审。——英译本注

^[10] 在工厂中建立共产党小组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一项传统工作。早在1919年1月，匈牙利共产党即向工人发出号召：“建立工厂的共产党小组！”本文用“政治领导小组”翻译“Zellen”（英译为“cell”）一词，指的就是此种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而建立的共产党小组。

^[11] 即前文所说的，将社会主义工人党仅仅视为共产党活动的领域之一，且使之作为共产党的合法对应物而运作。

^[12] 伊斯特万·贝斯伦伯爵（István Bethlen，1874—1946）于1921年4月被霍尔蒂任命为总理。经由1922年5月的选举，他通过基督教民族统一党（United Christian National Party）和小农党（Party of Small Farmers and Farm Laborers）的联盟取得执政权。从1927至1928年起，他的权力逐渐被内部的政治问题侵蚀，并最终于1931年辞职。他的继任者是久拉·卡罗利（Gyula Károlyi）伯爵。——英译本注

^[13] 贝拉·库恩在1928年4月26日于维也纳被捕，并在当年六月受审。——英译本注

^[14] 伊姆雷·帕洛塔斯（Imre Palotás）自1921年以来一直是建筑工人和活跃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工会运动和共产党非法活动的领导人曾多次被捕。1923年，他与其他17人一起被驱逐出梅奥兹，因为他站出来反对当时的工会官僚，这些人计划对共产党发起公然的攻击。——英译本注

^[15] 这是指金属工人中要求提高工资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支持，并在1929年8月达到高潮。——英译本注

^[16] 久拉·阿尔帕里（Gyula Alpári,1882—1944）, 尤利乌斯为其化名、在1914年之前是匈牙利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持“卢森堡主义”立场的反对派领袖，也是1907年后匈牙利青年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是《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的主编。——英译本注

^[17] 罗伯特-贝拉·桑托（Robert-Béla Szántó,1888—1951）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执政期间的国防人民委员，并于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红色工会国际（Red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 1945年后成为匈牙利驻波兰大使。党史研究所未能发现任何材料足以佐证卢卡奇针对其所指的右倾主义。——英译本注

^[18] 此处卢卡奇所说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在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下台后所处的那种境地，即失去统一且强有力的组织，难以采取积极的活动。

^[19] 罗伯特的观点是，党的政治纲领要求党扩大其政治影响，支持自发的群众运动。但由于此种自发运动是不成熟的，因而与此种运动的结合可能有损于党的组织（因而罗伯特认为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之间存在冲突，且认为扩大政治影响的“路线”与党的最初立场有所龃龉）。但卢卡奇认为，此种想法忽略了群众自发状态中蕴含的激进可能，也回避了从“无组织”状态到达成“最终目标”之间需要完成的艰辛工作，党需要支持自发状态下的群众斗争并予以积极引导（哪怕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组织策略和最初立场之间的辩证冲突）。哪怕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罗伯特所说的冲突，但此种冲突也是“辩证的”冲突，随着自发活动逐渐被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此种冲突将被消弭，而不必像罗伯特所想的一样，取消扩展政治影响的尝试，将全部活动局限在“更成熟、更有组织”的工厂政治运动上。

^[20] 1919年革命期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与匈牙利共产党一度合并执政，但在苏维埃共和国倒台后，社会民主党便采取了所谓“中间派”和“温和派”的立场、即名义上仍然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左翼政党。1921年，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佩耶尔与贝斯伦秘密签订所谓贝斯伦-佩耶尔协议，根据协议，社会民主党将利用其国外联系为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服务，停止在农民和国家公务员中开展活动，以换取其合法性，并使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返回国内。

^[21] 卡罗利·佩耶尔（Károly Peyer,1881—1956）是著名的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同情法西斯。1919年，他曾担任佩德尔·久洛（Gyula Peidl）领导下的政府（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短暂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译者注）的内政部部长。1920年，他担任胡萨尔·卡罗利（Károly Huszár）领导下的政府的公共福利部部长。1927年，他担任工会委员会总书记。1925—1944年，他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并于1947年离开匈牙利。——英译本注

^[22] 贝斯伦政府执政期间，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散布1000法郎面值的假钞来破坏法国经济（他们不满于法国作为协约国在一战及战后谈判期间给匈牙利造成的损失），有策划者提供了贝斯伦参与其中的证据。这一外交事件虽未导致贝斯伦下台，但带来了贝斯伦政府的改组。此外，在1926年的选举当中，以贡伯什·久洛（Gyula Gömbös）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者进入执政党，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匈牙利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卢卡奇所指出的一系列变化。

^[23] 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及相关文献，可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献（1）》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献（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24] 此处的虚无主义指的是，对社会民主党感到失望，波及社会民主党所提倡的民主愿景，并拓展到对所有形式的民主的怀疑。

^[25] 卢卡奇试图说明的观点是：虽然民主专政的作用值得强调，但它仅仅是令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一种具体过渡形式，不能认为只有当民主专政充分实现时，无产阶级的专政才得以可能。而且如若止于充分实现民主专政的愿景，那么此种愿景反而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民主专政的定位。积极功用及潜在危险，而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并因此希求其充分实现而忽略其潜在风险。

^[26] 克伦斯基的革命是指1917年7月至10月，在苏维埃政权被取消后，克伦斯基曾成为总理。卡罗利的革命是指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米哈伊·卡罗利伯爵领导的国民议会于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卡罗利于1919年1月组建政府，该政府一直持续到当年3月。——英译本注

^[27] 可参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英译本注

^[28] 布哈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的开幕词，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危机，无产阶级直接进行革命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稳定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复兴”，资本主义进行发展和扩张，无产阶级则继续处于守势。这个时期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进入第三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经济都已超过了战前水平，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缩小之间的对抗急剧增长，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29] 当时德意等国家主张劳资关系问题不能被有组织的活动支配，亦不能脱离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因而倾向于取消工人的自由组织，以国家仲裁承担解决劳资纠纷的职能，并推进工人组织的法西斯化。

^[30] 在这里，卢卡奇指的是1923年10月30 日德国关于国家仲裁的立法，以及英国于1927年颁布的《贸易争端和工会法》。“蒙德主义”的名字来源于英国实业家和政治家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梅尔切特勋爵），指的是一种旨在通过建立一个工作社群来结束雇主和工会间冲突的运动。——英译本注

^[31] 约瑟夫·保罗-邦库尔（Joseph Paul-Boncour, 生于1873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者，1919年成为国民议会议员，1928年之前在国际联盟担任法国代表。——英译本注

^[32]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颠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颠覆后建立的几任政府中，他们也占有一定的席位（如苏维埃政权颠覆后的首任政府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霍尔蒂及其拥趸也在其专政初期，竭力向城乡中下阶层讨好献媚，声明必须限制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但随后，1921年4月贝斯伦联盟的执政标志着匈牙利的国家政权逐渐从作为反革命社会基础的中小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大地主、大资本家手中。

^[33] 秘密选举即不记名投票，公开选举即以欢呼、唱名、举手、双记名（将选举人与被选举的人名字都写在选票上）等方式组织选举。这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选举方式。

^[34] 1927年，匈牙利恢复上议院，部分议员由贵族家族选举，部分议员由摄政王任命，首先是从高级僧侣、不同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和贵族家庭成员中选择。

^[35] “共和国”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最核心的口号。该口号拟定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并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过渡性纲领中发挥了作用。——英译本注

^[36] 可参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的“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这一部分。——英译本注

^[37] 贝斯伦政府曾实行土地改革，规定没收地主10%的土地交给农民。但这仅仅占大地产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大地产中较为贫瘠的一部分。同时，为了获得这些土地，农民需要缴纳高额的赎金，他们往往举债赎地，但后来因为无法偿还债务，又被迫拍卖了自己的土地。

^[38]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执政期间对土地问题的处理并不成功，其具体举措与消极影响可参见前文中的注释。

^[39] 其间省略； 2）反对工会法西斯化的斗争； 3）反对战争的斗争。

^[40] “平时的实际工资”（peace-time real wages）指的就是实际工资（real wages）, 这一成果曾于1913年取得。——英译本注

^[41] VSZI, 即赤色工会国际（Red International Labour Unions, 亦称“RILU”[英文缩写] 和“Profintern”[俄文缩写] ）。——英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