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

　　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既要从它与其它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联系中解放出来，也要在它独有的阶级立场和由此而来的阶级利益独立性的基础上确立它自身的阶级意识。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反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者的共同斗争中领导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客观基础，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内部的立场。但是，如果归结说，正确——能够跟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相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摩擦和挫折就能够独立地逐步发展出来，好像无产阶级能够在意识形态上逐步地形成跟它的阶级相称的革命志业，那么这就是机械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一种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幻想。伯恩施坦的论战，已经清楚证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长入社会主义的。但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对应物却没遭到反驳，继续存留在许多诚实的欧洲革命家的思想中，而且甚至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或一种危险。这并不是说，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完全忽视它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不是说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道路是漫长的，而且要经历许多失败。在这条道路上，实际的挫折和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也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知道——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由于社会的前提，不再会『过早』地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维系政权(意识形态政权)而言，不管怎样一定会『过早』地爆发。但是假如说(尽管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这一历史观点)还有人认为，由理论健全的党鼓动和宣传所补充的群众自生的革命自我教育(通过群众行动和其它经历)足以保证必要的发展的话，那么确实就不能说已经克服了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步发展出它的革命志业这一观念了。
　　列宁是第一位也是长时期来从理论的根本因而也是在决定性的、实践的方面(即组织的方面)，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一九O三年在布鲁塞尔(Brussels)—伦敦(London)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现在已是大家熟悉的了。它针对着是否只因为支持党并且在党的监督下工作(如孟什维克所想的)就有可能成为党员呢，还是是否党员必须参加非法的活动，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并遵守最严格的党纪这一问题。关于组织的其它问题——比如说，集中制问题——只是这上述第二种列宁主义的观点必然的技术性结论。
　　我们也只有提到关于革命的可能性、大致进程和特点的两种基本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才能够理解这场争论，虽然在当时只有列宁看到所有的这些关联。
　　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组织的概念，内容包含从整个阶级多少有些混乱的群众中选择一群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的专业革命家。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存在着这些『职业革命家』脱离其现实的阶级环境，从而发生分化、堕落为宗派的危险?这种党的概念，不正是那些『聪明的』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甚至在马克思身上都已发现过的这一布朗基主义的实际结果吗?即使在谈到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本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篇幅可以用来讨论这一评论离题有多远。它并没有触及列宁党组织的概念核心，完全是因为如列宁所说，职业革命家团体就是一刻也没有这样的任务：或者是『创造』单命或者——靠他们独立的、大胆的行动——驱赶迟钝的群众，使他们面对革命的既成事实。列宁党组织的概念是以革命的事实即现实性为前提的。假如孟什维克的历史预言是正确的，假如接着会有一个繁荣和民主迟缓进展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至少是在落后国家——『人民』的封建残余已被『进步的』阶级扫除干净，那些职业革命家就必然会陷入宗派主义的困境，或者变成单纯的宣传俱乐部。党，作为无产阶级最有意识的份子的集中化组织——而只有以这样的身份出现——是被看成革命时期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说：『政治问题不能与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任何人如果不考虑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接受或拒绝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那他就完全误解了它。』
　　但是，从正好相反的观点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正是革命的现实性才使这种组织变成多余。在革命运动处于停顿时期，把职业革命家组织并结合起来也许有用。但是在革命本身的年代里，如果深入地发动群众，如果在几周——甚至在几天——之内群众经历了较多的革命经验，变得比以前的数十年更为成熟，如果甚至连这个阶级迄今仍在与他们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拒绝跟该运动联系的那些部分的人也变得革命起来，那这种党组织就是多余，就没有意义。它浪费必要的精力，而且如果它发挥影响力的话，也限制了群众自发的革命创造性。
　　这种反对意见很明显地又转回到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与整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规定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体现。他们的组织问题是由他们关于这一方式的看法来决定，即按照这种方式无产阶级将确实取得自己的阶级意识，并且自己能够掌握和充分占自己的阶级意识。任何不是无条件地否认党的革命作用的人都会承认，不管是经由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机械演变，或者是经由群众自发性纯粹有机成长，党的革命作用都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列宁的党的概念跟其它人的概念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主要是在他对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经济上的细微差别(工人贵族的成长，等等)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透彻，另一方面主要是在我们已经概述过的新历史观点上，他有无产阶级跟其它阶级进行革命合作的远见。无产阶级在革命的准备和领导方面当然越来越重要，从而党领导工人阶级也当然越来越重要。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工人贵族的出现和越来越重要，是意味着特殊的工人阶级团体直接的日常利益和整个工人阶级的那些真实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的——相对的——分歧是扩大了，并终于固定化了。通过强制拉平差别并把事实上被地域、行会等分割开来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才开始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形式。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再以团结一致的敌对态度面对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危险：这些团体能够对达到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准的整个阶级产生反动的影响力，而且盘据党内或工会官僚机构，而且有时是地方行政机关等等里头的职务，就使他们——尽管，或者说得明确一点，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抱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正规教育和管理无产阶级的其它部分人的经验上占有一种优势；换句话说，他们在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影响，因此是有模糊所有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且引导工人走向跟资产阶级实行心照不宣的联盟的这种倾向。
　　理论的理解、有意识的革命团体所做的相对映的鼓动与宣传，本身不足以对付这种危险。因为这些利益冲突本身是以长时间内工人都还无所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即使是工人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言人有时也没想到他们本身已经抛弃了整个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些差别能够很容易在『理论上的意见差别』和仅仅是『策略上的差别』的红字标题下隐藏起来，使工人看不出来，而不时地在群众伟大而自发的行动中爆发出来的那种工人的革命本能，这时就不能保持这种活跃的阶级意识的自然高度，作为整个阶级持久占有的东西。
　　这就使具有充分意识的份子的组织独立性成为无产阶级不可少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才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是跟预见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能力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为仅仅就此而论，每一种正确道路的偏向对无产阶级才是致命的、有灾难性的：仅仅就此而论，对于看来是日常琐细问题所做的决定，对无产阶级才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仅仅就此而论，无产阶级具有确实跟自己面前明摆着的阶级形势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然而，革命的现实性也意味着社会的骚动——旧结构的瓦解——远不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包括所有的阶级。毕竟列宁不是说过吗?『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才真正表明出现了革命形势。『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危机越深，革命就越有希望。但是，危机越深，它所涉及的社会阶层也越多，盘根错节的本能运动也越是多种多样，以斗争最终决定整个结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越加混乱和可变。假如无产阶级想要赢得这种斗争，就必须鼓动和支持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倾向，并尽最大努力将各种高潮——不论它们是多么本能的或混乱的——争取到整个革命过程之中。一个革命时期的迫近，也可以通过所有想联合或至少跟无产阶级接触的不满旧社会的份子得到预示。但正是这种情形会随之带来隐藏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组织起来使正确和适当的阶级政策得到保证，那么这些同盟者——在革命形势中总是加倍增多——就会产生混乱，而不是支持。因为社会上其它被压迫的那些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自然不会为跟无产阶级相同的那些目的努力。工人阶级倘若知道它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它的阶级利益所支配的是什么，那么它就能够将自己和这些别的团体从社会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党这个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党员代表，不确定这个阶级应当采取的方向，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甚至不能在制度上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别的团体就会涌入它的内部，并使它偏离自己的道路。假如无产阶级政党对自己的阶级组织有充分的把握，那么有益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盟反倒会是党最大的危险。
　　因此，列宁的党组织思想包含可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因素：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尽量严格地挑选党员，以及全面联合并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内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这样，他辩证地把目的的单一性与普遍性(即严格地按照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说的革命领导和无产阶级一般的民族及国际特性)统一起来。孟什维克的党组织概念把这些因素削弱了，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使它们变成折衷物，因此在党自身的内部把它们统一起来。孟什维克使自己与被剥削群众(比如，与农民)的主要阶层隔离开来，而把利益极不一致的团体联合在党内，因此使思想和行动无法协调一致。在阶级斗争混战时——因为一切革命时期都以深入激荡人心的、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为特征的——不协助建立对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统一体，并且把其它摇摆不定的被压迫团体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这样组织起来的党就变成是一种不同利益团体的纠结。只有通过内部的妥协，党才能确实设法采取任何一种行动，而且即使在那时候，党也或者要尾随在它内部更聪明或更具本能的团体的后面走，或者不能不竚足观望悲惨的重大事件发生。
　　因此，列宁的组织概念意味着，跟机械的宿命论进行双重决裂：既跟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其阶级形势的机械产物的观念决裂，又跟这种看法决裂，即认为革命本身只是注定要爆发——假如客观的革命条件完全『成熟』——在各方面『自动地』促成无产阶级胜利的经济力量的机械作用。如果各种重大事件一定都得等无产阶级统一起来并且清楚地参加这一决定性的斗争，那就永远不会有革命的形势。一方面，总会有消极旁观并观望他们本阶级的解放斗争，甚至投诚到另一边的无产阶级阶层——越是这样，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本身的态度、它的果敢和阶级意识的程度，绝不是注定不可避免地要从它的经济形势中产生出来的。
　　当然，即使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最好的党，也不能『创造』一种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对于一定形势的反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有能力针对它的阶级目的提出这项理解，并付出心力。当革命是一种现实性时，那么革命是不是能够加以『创造』的问题，就取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意义就会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使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的意义产生变化。关于『创造』革命这一问题，老旧的提法是以历史必然性与相关的党的活动之间固定的、非辩证的划分为基础的。从『创造』革命就意味着是无中生有，把革命用魔法变出来这角度来说，就必须完全拒绝这一提法。但是，党在革命时期的活动是指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果时代的基本特点是革命的，那么尖锐的革命形势任何时刻都会爆出来。确实的时间和环境总是难以精确规定的。不过，导致革命的趋势和在革命开始时采取正确行动进程的基本路线，因此越发可以加以确定。党的活动是以这种历史的理解为基础的。党必须准备革命。换言之，它一方面必须试图以行动加紧促使这些革命趋势成熟(通过它对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压迫团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必须使无产阶级对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中必然产生的思想、策略、物质和组织任务作好准备。
　　这也把党组织这一固有的问题摆在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上了。考茨基等人主张的老旧的观念以为：组织是革命行动的前提。罗莎·卢森堡所主张的认为，组织是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这两种看法显然都是片面的，非辩证的。因为正是党准备革命的作用，才使组织同时而且同样既是生产者又是产物，既是革命群众运动的前提又是结果。因为党的自觉活动是以清楚地认识经济过程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它严格的组织独特性是在于与群众本能的斗争和苦难始终维持有成效的互动关系。罗莎·卢森堡有时近乎激赏这种相互作用的成份，但她忽视了其中的自觉和能动的成份。正因为如此，她不能理解列宁主义党概念极其重要的要点——党的准备角色——而且正是因为如此，总的来说她就不能不误解随之而来的全部组织原则了。
　　革命形势本身自然不是党活动的产物。党的角色是预见客观经济力量采取什么方向，预示工人阶级合适的行动方式是在那里经得起这样产生出来的形势的考验。与这种高瞻远瞩相一致的是，它也必须尽可能地使无产阶级群众在知识上、物质上和组织上对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和跟党相关的他们的利益做好准备。然而，实际的事件本身和随之出现的形势，是本身盲目地并按照自己自然规律产生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些经济力量的产物——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按照机械主义宿命论产生作用。例如俄国农业封建制度的经济衰败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个衰败的过程本身如何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说，它的作用——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阶级联盟——决不是完全取决于这种孤立的发展或者因而只是从这种孤立的发展就可以加以决定。它们是受到它们的环境制约的；归根到底，是受到整个社会(它的各部分构成了这种发展)的命运制约的。但在这种总体里头，自发地爆发出来和从意识上领导的阶级行动起着决定作用。而且，社会越是动荡不安，它的『正常』结构越是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它的社会经济稳定性越是受到动摇——换言之，形势越是革命——他们的角色就越是具有决定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整个发展决不是沿着简单的、直线的路线走的。形势往往是由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其中特殊倾向本身就能够成为一种形势——如果形势得到正确的认识并相应地得到了正确评价的话。但如果错失了这种机会，没有引出正确的结论，看来要往特定方向前进的各种经济力量的发展，就决不会以不可改变的姿态往前继续前进，而总是以跟它截然相反的方面变化。(假如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没取得政权，完成土地革命，想想看俄国的形势。在一个反革命但比革命前的沙皇制度较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政权下，以『普鲁士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便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行动的这一历史背景的知识，才能真正理解到党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取决于资本主义衰落时期，放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巨大的、世界史的任务，取决于这些任务放在无产阶级自觉的领袖肩上的巨大的、世界史的职责。因为党根据社会总体的知识呈现着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并由此呈现着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呈现着人类的未来)，所以它就必须在它内部把所有矛盾(其中从这社会总体性深处产生出来的任务表现出来了)都统一起来。我们已经强调过，必须把按照对阶级意识的了解、对革命事业无条件的奉献来严格地挑选党员这件事，跟党员本身同样能够完全投入正在进行斗争和遭受苦难的群众生活中的这项能力配合在一起。没有取得其必然成果就想满足这些要求的前一项的一切努力，必定会因为宗派主义而化为泡影。(这是列宁领导进行反对从召回派Otzovism ① 到共产主义工人党 ② 等[左派]以及除此之外的一些人的这一斗争的基础)。因为对党员的要求严格，只是让整个无产阶级(以及所有被资本主义剥削的阶层)清楚地看到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迄今未意识到的行动、模糊思想和混乱感觉的这种真实基础的一种方式。
　　但是群众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学到：他们只有通过斗争——一种社会经济基础经常改变，因而条件和武器也经常改变的斗争——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只有在它总是比斗争中的群众先走一步，为群众指明道路时，才能在这种冲突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但这是为了始终能够保持不变，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才能先走一步。因此，它的理论理解只有当它不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不停留在单纯从理论上看来理论是正确的这上面，而是在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在理论的正确性只是表达对于具体形势的见识时，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为了防止群众有任何的动摇，即使冒着暂时孤立的危险，党一方面也必须对理论足够理解、足够坚定，以便坚持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党也必须有弹性而且能够向群众学习，才能从群众的每一种表现(不管是多么混乱)中指出群众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革命可能性。
　　对群众生活的这种调适，如果没有极其严格的党的纪律是不可能的。如果党不能立即调整它对不断变化的形势的认识，它就会落后，就不是领导而是随波逐流，就会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并陷于分裂。因此，党组织就必须极为严格和精确地运转，以便在必要时立即把这种调整付诸实施。但是同时，这意味着弹性的要求也必须不断地运用于党组织本身。在一定形势中对一定目的有用的组织形式，当斗争条件发生变化时，会变成是一种障碍。
　　因为历史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创造新事物。这种新事物是不能借助任何一贯正确的理论预见到的。它必须通过斗争，从它最初出现的萌芽清楚地辨别出来，并且清楚地加以认识。党的责任决不是在把任何一种抽象的、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策略强加在群众身上。相反地，党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的斗争和群众斗争的方法学习。但在它学习的时候必须保持主动，为下一次的革命行动作好准备。党必须把群众从其正确的阶级本能产生出来的自发的发现，跟革命斗争的总体统一起来，并让他们意识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为要不仅维系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连续性，而且也要自觉、主动地促进这些经验进一步的发展，党就必须向群众解释他们自身的行动。党组织必须使自己既适合作为这种认识的总体的工具，也适合作为为从这种总体产生出来的行动的工具。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破坏它尚未理解因而也无法控制的发展。所以，一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僵化对党都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党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自觉地——首先是对自身而言——寻求它的必然途径，以便可以在破坏的危险变成现实以前改造自身，并通过这种改造促进群众的改造和前进。』
　　策略和组织只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两个方面。只有两方面一起才能取得实际的结果。为此，党在顽强坚持它的原则时必须既始终如一又有弹性，同时看清楚每一个新的日常发展。无论就策略上或组织上而言，本身都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有它跟整体的关系，跟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关系，才使一种思想、一种政策决定等等，有正确或错误之分。正是因为如此，比如在一九O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列宁才会无情地反对那些想放弃所谓无用和宗派主义的非法活动的人，也才会无情地反对那些无条件地为非法活动献身、否认有进行合法活动可能性的人；正是因为如此，他对那些向议会主义投降和在原则上反对议会主义的人才同样愤慨，打从心眼里就瞧不起。
　　列宁不但从来都没有变成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且对他周围的人物也从来都没有抱过任何幻想。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冒险时期，他说，『我们要与那些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培植起来的，受过扭曲和腐蚀，但也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经受了战斗铸炼。』列宁党组织的概念对职业革命家异常的要求，本身并不是乌托邦，自然跟普通生活、当下的事实、单纯经验的表面现象也都没有任何关联。列宁的组织概念本身是辩证的：就它同时也是自身的产物和生产者这个范围而言，它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有意识的促进者。人本身创造了一个党，想要而且能够在一个党组织内工作，就要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和献身精神。然而，只有经过这样组织起来，通过党而工作，人才能变成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参加革命阶级的个别雅克宾(Jacobin)派成员，通过他的决心、战斗性、知识和热情，赋予了阶级形式的行动与理解。但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存在和它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必定总是决定着他行动的内容和方向。这些行动不是他代表该阶级的行动，而是阶级活动本身的极致。
　　接受请求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因此不是现成的就可以面对着它的领导志业的：它现在也不是可以面对，而是以后才变成可以面对。而且党与阶级之间富有成果的互动过程，在党和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在——尽管是不同地——不断地重演着。因为正如马克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提纲中所说：『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涉及环境和教育的改变，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列宁主义党的概念是跟马克思主义机械论的和宿命论的庸俗化所做的最彻底的决裂。它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本质和最深含义的实际表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① （第五O页）召回派（Otzovists），也被称为“抵制主义者”（Boycotters），属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O五年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他们反对在合法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内工作，要求从议会召回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反动时期党只应该从事非法工作。

② （第五O页）KAP（共产主义劳动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策略上与德国共产党（KPD）发生分裂后，在一九二O年四月成立。KAP主张[直接]行动，指责KPD的议会主义和被动的领导。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第五章评论了这一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