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不久写下的，没作什么专门的准备，目的是为了满足这样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把我当时认为极为重要的东西，即列宁性格的精神中心，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因此，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它表明我当时关注的不是要复制列宁客观的理论体系，而毋宁是要说明那些使这种体系化及其在列宁的人格与行动中的体现成为可能的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问题甚至不是在想分析整个他的生平和著作中的这种能动的统一性。
　　相当多的同时代人对这样的一些著作有兴趣，这首先是一种时代的特征。自从出现了对斯大林时代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来，人们对于二O年代中那些反对派倾向也重斩产生了兴趣。如果从一种非常夸大的理论和客观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论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为革命发展中的危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多么错误，那个时期的其它任何人无疑也可能已经提出过能够给后来各个阶段的问题一种理论指导路线的分析或看法了。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复兴作出有成果的贡献，就需要纯粹以历史角度把二O年代看成是现已完全停止的一段革命工人运动的过去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与目前主要的新阶段正确地联系起来。但列宁，像是兼具伟人身份的统治者一样，是这样体现他的时代，因此他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些成果——但是特别是方法——即使在已经变动很大的环境下，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同时代性。
　　这本书是二O年代中期单纯的产物。它作为一份文献，记录一群并非很少数的那群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列宁的性格和任务，如何看待他在世界事变进程中的地位，因而肯定不会是枯燥无味的。但是必须始终记得，本书的思想是比列宁本人一生的理论工作更受到那个时期的概念——包括关于那个时期概念的幻想与过分的地方——所制约。第一句话本身就证明了当时的偏见：『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的表述。但同样可以肯定，它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唯一的规定，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规定。而且列宁——对他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形成思想和实践的红线——会因为这样的『定义』，无论怎样也要提出最激烈的抗议，反对任何想把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和方法论的财富——社会的普遍性——归结成一种简单的面向并加以束缚的尝试。
　　按照列宁的精神所进行的批评，可以适用于这本小书中的许许多多的段落。我将只限于指出这种评论的正当性和方向，因为我希望清醒、善于思考的读者会自己保持一种批评的距离。我认为重要的，是强调这个地方：我从列宁那里得到的看法产生了一些结论，在清除斯大林主义的这些时候，这些结论仍然具有某些方法论上的妥当性：换句话说，作者对列宁人格和著作的热诚毕竟没有走上歧途。因为我对列宁的行为所做的某些评论，隐约包含着对斯大林后来的发展所做的某种正确的批评，斯大林的这种发展当时除了在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共产国际中惊鸿一瞥以外，仍然是隐而不彰的。比如，在斯大林领导下所有组织问题的日益僵化：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不管政治的要求是什么，党组织被塑造成一种永远不变的拜物——甚至诉诸列宁的权威。我在这里引证一下列宁的警言：『政治问题不能机械地脱离组织问题』，而且下面的评论，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列宁主义的政治能动性精神作出的：『所以，一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僵化对党都是有害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党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自觉地——首先是对自身而言——寻求它的必然途径，以便可以在破坏的危险变成现实以前改造自身，并通过这种改造促进群众的改造和前进。』当然，当时这在客观上只是伟大年代中具体的革命骚动的一种后卫行动，目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机械的一致性的侵蚀。
　　但是，如果今天需要在一切领域成功地抵制教条地奉命办事，那么要是承认二O年代的结论是过去的一部分的话，二O年代的结论将只有兜一个圈子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推动力量。为此，清楚地、批判地认识二O年代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时期之间的差别，就是必不可少的。不言而喻，我们也必须以同样要紧的明确性来研究列宁的著作。对于那些根本无意从这种著作中得出某种『一贯正确』的教条集成的人来说，这样做丝毫无损于他在现世的伟大。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这一论点，现在已失去了它一般的妥当性。当然，只是这种发展的必然性已经失去妥当性：不过它变成为一种可能性，这改变了它的理论意义以及——特别是——它的实际结果。同样地，列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争的发生是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推广至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里，未来则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状况。
　　我提出这些事例，正是想揭示列宁真正非凡的地方，这种真正非凡的地方跟斯大林主义一贯正确的不朽事迹这一官僚主义理想无关，而且绝对无关。自然，论述列宁真正伟大之处，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本书远比它的主题还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列宁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以研究他的本书所无法企及的明晰性，已预见到了一九一七年开始的那个时期正接近结束。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时暗示列宁真正的精神发展成长状况，而且我想从我当时所领悟到的这些少许真理开始说明。它确定在经济学方面列宁不是可与他的同时代人希法亭，尤其是罗莎·卢森堡相比拟的专家。但在评估整个时期当中，他是远此他们优越。这种『过人之处——而且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下论是朋友或者敌人，他们经常都谈到他的策略艺术和对现实政治的掌握。
　　但是这种论断没有抓住事情的核心。这个核心更多地是在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估时的纯粹理论上的过人之处。列宁从理论上给这种过人之处提供了深刻而丰实的基础。他所谓现实政治，绝不是经验的实用主义者的现实政治，而是一种基本的理论态度在实践中的最高极致。
　　对他来说，现实政治的目标始终是理解必须采取行动的既定形势这一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来说，『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纯』理论的对立物：相反地，这是道道地地的理论最精彩的部分，是理论在现实中实现的所在，因而也是理论在实践中产生转变的所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最后明确的论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列宁和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马克思自己击败了挑战，在理论领域提出解答。他对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给改变社会现实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基础。但是只有在列宁那里，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实践的本质才——没有放弃或压制理论——变成积极地体现在历史的现实中。
　　当然，本书对于了解列宁的真实性格只是作了一点朴实的贡献。它在理论上缺乏深厚的基础，它也没能把列宁作为一种人的典型加以论述。我只能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在现代的民主革命的链条中，革命领袖的典型常常被极端化了：诸如丹东(Georges Danton)和罗伯斯庇尔(Maximilen de Robespierre)的这类人物在现实和伟大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为这种极端的形象(我们想一想毕希纳Georg Bfich—ner)。就连工人革命的伟大演说家，如拉萨尔和托洛茨基，也具有某些丹东式的特点。
　　在列宁身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完全新的东西，出现了两个极端是一种中间型。在列宁自然本性的底子里，他对以往伟大的革命苦行者的原则是忠实的——但在他的性格中却没有苦行主义的影子。他是活跃而幽默的：他享受着每一种生活所赋予的东西，从打猎、钓鱼、下棋到读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托尔斯泰(Aleksey Kon·stantinovich Graf Tolstoy)的作品；他对于真诚的人满怀热诚。这种对原则的忠诚在国内战争中会成为坚若盘石的不宽容性：但它并不包含任何仇恨。列宁是在同制度斗争——自然地，也是同代表这些制度的人斗争——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他们完全消灭。但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从人的角度看这是悲惨的事情，但在现实一定的具体斗争中他下能从这里退缩。高尔基(Maxim Gorkv)记下了列宁在听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时富有特色的评论：『《热情奏鸣曲》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东西；我愿每天听到它，多好呵，简直是超人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类能作出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呵!』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下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对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唔，——任务艰巨得很! 』
　　即使就列宁这种自然的情绪言词来说，应该看得出来，这并不是与列宁的『生活方式』相抵触的他的天性的突然表露，而应该看得出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是严格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所提出的要求。这个插曲发生前的几十年，年轻的列宁是正在撰文抨击民粹派和他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在对后者进行分析时，列宁指出了关于他们给『一系列既定事实的必然性』提出证明的这一客观作法，而且指出因此这种客观作法如何容易有提供他们『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的危险。对于列宁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把握客观现实和揭露事实本身的真正社会根源方面的一贯性。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优于纯粹客观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这种一贯性；他『更深刻、更严格地运用他的客观作法』。只有这种过人的客观性才能够成为列宁所谓信奉的源泉——『表明你自己，在对任何事变做任何估计时，直率而公开地把自己置于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主观的态度因而总是由客观现实引起而后又回到客观现实。
　　如果现实的矛盾达到互相排斥的对立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每个献身的人必须为自己解决这种冲突。但是，扎根于现实的信念与感情的冲突——在一种个人的关系中——跟在处处冲突中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这一的内在存在是有危机的人之间，是有着一种基本的差别。后者决不是列宁的真实情况。哈姆雷特(Hamlet)在高度称赞霍拉旭(Horatio)时说：
　　……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
　　感情与理智：它们的对立和它们的统一只是从作为人类存在的直接和一般基础的生物学领域引申出来的。具体地说，二者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表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与历史时刻的和谐或不和谐。感情与理智在列宁身上溶合得很好，因为他随时都把他的社会知识摆在从社会层面来说对当时是需要的行动方向上，而且因为他的实践总是必然从迄今积累起来的这一真正见识的总和与体系得出的。
　　因此，在列宁身上，根本找不出还可能看来是自满的东西。成功不会使他自负，失败不会使他灰心。他坚持没有任何情况人是不能够作出实践上的反应的。他是那些——正是在本人的生活实践中——获得较多成就，包括最重要成就的伟大人物之一。尽管如此——或者或许因此——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清醒而不带感伤地谈到可能的或实际的失败：『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聪明人是不犯基本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立刻地、无痛苦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种关于行动艺术极为朴实的论述，是比任何夸张的信仰表白还更适切地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他的生活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的一种持久的行动、不断的斗争在这种世界里，他深信对他或他的对手而言，是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因此，他一生中的主导旋律就是：始终武装起来准备行动——准备正确的行动。
　　列宁严肃的纯朴性因而对群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与较早期的典型大革命家相比，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民众领袖，没要半点花腔(与拉萨尔或托洛茨基相比较)。在私人场合与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他对一切玩弄漂亮词藻、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的作法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于任何『过分的』东西表露出来的人的、政治的厌恶，他赋予一种客观的哲学根据：『……任何真理，……如果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对列宁来说，即使最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为理论上准备实践的工具，它们总是适合实践的。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反对布哈林依仗整体范畴的这一两面的、调和的折衷主义。正是列宁特别的特色，才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应用一种哲学范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这里考察支配着抽象哲学范畴应用的这一认识论条件所深化的抽象哲学范畴，如何直接作为修正实践的无上命令。
　　列宁的这种态度，可能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列宁在他的现实政治方面是正确的。他反对站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坚决主张以革命战争支持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因而正是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存在来打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这句话是历史上的平凡话。但是列宁的正确实践在这里正是仰赖理论上深入分析整个革命发展的特殊性。他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忽视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世界革命优于任何个别事件就是一个真正的(因而是实践的)真理。但是，他补充说，就那种具体情况在理论上的特殊性而言，『任何抽象真理，如果拿来应用于每一种具体情况，都会变成空谈。』因此，真理和作为实践基础的革命词句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从当时必要和可能的革命斗争的确切状态推衍出来的，后者则不是。如果关于形势的理论本质(它的特殊性)不允许真正的革命实践，那么，最崇高的感情，最无私的奉献，都只会变成无谓的词句。这样一种实践并不一定必须成功。在一九O五年革命时，列宁激烈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意见：『我们本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列宁的根据是，这种失败自身推动着整个革命过程。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现实的任何类推和混淆，都直接地引向空谈；比如，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法国总是被拿来跟一九一八年的俄国相比较。同样地，当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O年的凯普政变之后，拟定了一些极富才智的、自我批评的论点，作为这样一种政变万一再次发生时的指导路线时，据说列宁曾问过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德国反动力量会完全重复这样一种突然的袭击呢?
　　这种答复的背后还有列宁生活中不断的自我教育。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在一系列躲避警察追捕的冒险之后，他去了瑞士。一到那里，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假期』，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c)。同样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之后，当他非法匿居在一个工人的家里时，他注意到这个工人如何称赞午餐前的面包：『所以现在『他们』不敢给我们坏面包。』列宁因为这种『对七月的日子所进行的阶级评价』感到惊奇和高兴。他想到自己对这次事件和它们所提任务所做的综合分析。『至于说到面包，我没有了解需求，没有去思考它……。精神探讨每个事物的基础，为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通过极为复杂而曲折的道路进行政治分析。』列宁毕生都在学习，不论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或是从一个工人关于面包的意见中。
　　不断的自我教育，始终接受新的经验教训，是列宁生活中实践绝对占第一性的一个基本面向。这一点——尤其是他的自我教育方式——使他跟所有经验主义者或强权政治家之间产生了无法沟通的鸿沟。因为他不仅仅是从争论与教育的角度来表述他对作为政治基础和尺度的这一总体范畴的主张。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他对他最弥足珍贵的伙伴的要求还要严厉。普遍性、总体和具体的独特性是应该的而且必须采取行动的现实的关键性质：了解这些性质的程度因而是衡量任何实践真正效用的标准。
　　当然，历史可能产生与原先认识的理论相矛盾的情况。甚至也可能出现无法按照正确的或被认为是正确的原则行事的情况。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列宁正确地预见到，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一种过渡的形式，像后来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迫使苏维埃实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向这种事实的必要性让步——但没有放弃他的理论信念。他尽可能有效地执行形势所要求的所有战时共产主义的命令，甚至没有——不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那样——片刻把战时共产主义看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而且一旦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结束，就果断地决定回复到理论上正确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的理论家，一个理论的实践者。
　　正如《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是他整个写作活动的一个象征标题一样，这部著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整个世界观的一个初步论点。他证实，自发性的罢工的阶级斗争，即使是适当地组织起来的，也只能在无产阶级当中产生阶级意识的胚芽。工人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当前整个政治和社会统治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还有，正是这种总体才给以革命实践为方向的阶级意识正确地指出道路。没有走向总体的这一方向，就没有历史上真正的实践。但是关于总体的知识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它总是必须『从外面』——也就是从理论上——引入活动中。
　　因此，实践占主导地位，只有站在目标是放在全面把握的这一理论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不过，正如列宁知之甚详的一样，存在的总体当它以客观的方式展开来的时候，是无限的，因而永远都不可能加以适当地把握。在知识的无限性以及总是呈现出来的正确的、直接行动的命令之间，像是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在发展着。但是，这种抽象的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能够——就像棘手的问题一样——从实践上解开。唯一合用的利刃，就是人的态度，对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再次提到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准备就绪就是一切。』列宁最富有特性和创造性的性格之一，就是他从理论上不断地向现实学习，同时仍然不断地为行动进行准备。这决定了他的理论作风最引人注目而又明显自相矛盾的一种属性：他从不把他从现实中取得的教训看作是封闭的，不过他已经从现实中学到的东西，在他的头脑中又是如此有条理的和方向明确的，因此在任何时刻都能够付诸行动。
　　在这样无以数计的时刻当中，有一次我十分幸运地亲眼见到了列宁。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捷克委员会开会的一次会议上。会上问题极为复杂，各种意见难以调和。突然，列宁进来了。大家都问他对捷克问题的意见。他拒绝回答。他说他原打算专心注意那份资料，不过国务如此繁忙使他无法这样做，因此他只把随身带着塞在外衣口袋里的两份报纸匆匆浏览了一遍，就没多看了。几经恳求之下，他才同意至少就他对这些报纸的印象交换一下看法。列宁从口袋里拿出报纸，开始作一种非常没有系统的、临时准备的分析，从主要文章开始谈起，最后以当日的新闻收尾。这种即兴而作的概述变成了对捷克形势和捷克共产党的任务最深刻的分析。
　　显然，作为一个敏捷而始终如一的人物，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上列宁总是优先选择实践。在革命第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结尾，他的作法使人们印象极深。这本书写于七月事变之后的隐匿时期，他怎么也写不完论述一九O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经验的最后一章：革命的发展不允许他这样做。在该书初版后记中他写道：『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他这样说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知道，他总是尽力弥补自己错过的这个机会。然而不是他本人而是事变的进程，才使这件事成为不可能的。
　　人们对待上个世纪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圣哲』斯多噶—伊壁鸠鲁(Stoic-Epicurean)的思想对我们的伦理、政治和社会见解有过强烈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学院派哲学的界限。但是这种影响同样是一种内在的改造：在这个典型中的能动—实践的因素已变得比在古代还更强而有力。列宁不断的准备就绪是这种发展最后和迄今最高、最重要的阶段。今天，当操纵同化实践，『意识形态的完结』同化理论的时候，这种理想在某些『专家』的眼里声誉不高的这一事实跟世界历史的进程相较量，只不过是个插曲。除了列宁的活动与著作的重要意义外，列宁这号人物作为不断地准备就绪的这个化身，展现出了不可磨灭的价值——一种对现实的模范态度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
布达佩斯（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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