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导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里一个重要而尚未彻底澄清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一再指出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虽然恩格斯已把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列为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哲学前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已在不同的深刻论著里对这一复杂史实的中心问题作了光辉的启示，但这段历史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
我们从来还没对这些问题作过具体的历史说明，从来还没对现有的事实和文献作过具体的分析，从来还没对有关这一段发展的最重要的错误和欺骗性的资产阶级理论进行过坚决彻底的此判。
在资产阶级科学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发展史长期以来是根据黑格尔自己的天才的但唯心主义地歪曲了并且在许多方面图式化了的历史观念来解释的。黑格尔的天才的历史观念在于肯定哲学系统相互之间有内在的辩证的关联。他是第一个人不把哲学史当作哲学轶事和哲人传记的汇编，不把哲学史当作对于个别哲学家的个别观点的正确与错误的一批形而上学的论断，而把哲学史提高到一种真正的历史科学的高度。就德国古典哲学史方面而言，这种观点意味着：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是这一段兴盛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起点，他认为辩证的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出发，而以他自己的体系为其顶峰和终结。他以高度锐利的眼光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中最重要的问题（如物自体及其可知性，二律背反和矛盾学说等），从而指出如何从康德哲学的矛盾和不彻底性里产生出费希持的中心问题，如何从费希特的矛盾和未决问题中又发展出谢林的和后来他自己的哲学。
上述种种，包含着很多真实的东西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但由于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哲学视为概念的自身运动，他就不能不把关联头脚倒置，在这里也不例外。恩格斯曾多次地指出，每一个哲学体系确实都是与它以前的哲学里的未决问题关联着的。但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论者，他曾反复地指明，这种纯粹的哲学关联只是现实关联的表面现象，哲学史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底层的客观的基础上。如果哲学史里直接显现的现象，被唯心主义地绝对化了，变成为各种个别的哲学体系依照问题顺序的“内在”连续发生过程，就像黑格尔本人所做的那样，那么，就连他那合理内核——对这种关联现象的肯定——也就必然要被夸大和歪曲。黑格尔本人已经作了这样的夸大和歪曲。例如，这个时期的哲学实际发展中的纵横交错和不完全对称！的现象和实际历史过程的非常复杂的反映，就必然地被忽视了，而辩证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那些科学试图，就被归结为少数几个——虽说是很重要的几个——“内在”关联着的范畴。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把握哲学的历史关联的图式。由于硬套这种图式，后来在资产阶级哲学没落的末期里，对历史的解释就完全是牵强附会了。
到第二国际时期，这种硬套图式的哲学史观也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错误和弱点的影响。一直到克服了这些错误，认识了列宁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研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我们才能够―对这些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当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段历史里，当我们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批判研究时，最近十年以来新发现和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样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资产阶级哲学本身，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却到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就维持不下去了。早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已出现了很多比黑格尔低得多的反历史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反历史的观念是叔本华的思想，它在1848年革命以后才有广大的影响。叔本华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想去超越康德的矛盾的那些试图是一个巨大的混乱。按照叔本华来说，哲学应该返回到唯一正确的康德的方法上去；而其它一切都是些欺骗、鬼话、空洞的呓语。叔本华于是一方面取消了德国古典哲学整个的辩证发展并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现实观念，另一方面他“清除了”康德哲学里一切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东西并把康德与柏克莱归为一类。（赫尔巴特虽然是另一种哲学但在许多方面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
这种见解基本上等于完全取消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在后来出现的新康德学派那里这种见解表现得更加顽固狭隘，而其表现最突出的代表著作则是李卜曼（Otto Liebmann）1865年的《康德及其后继者》等书。自李卜曼的书出版以后，德国的那一种新康德主义在哲学上就占了上风，这种新康德主义把康德打扮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拒绝一切想认识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的企图，认为那都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因此，在新康德主义里哲学史的叔本华路线就为大家所奉行，虽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的漫骂，但多数坚持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是脱离康德唯一正确的主观主义路线的一次深远的误入歧途。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
这种见解支配着前一世纪所写的绝大多数论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著作。黑格尔主义已经变成肤浅的、民族自由派的思想，只还有很少数的残余代表，他们的见解主要表现在费舍（Kuno Fisher）和厄尔德曼（J.E.Erdmann）的哲学史里。但这个时期出版的论述黑格尔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海谋（Rodulf Haym）的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它基本上专门反对黑格尔的客观主义和辩证法的“非科学性”。
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才又重新开始。自由的新康德主义越来越不能满足帝国主义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理别的思潮势力越来越大。它们固然并不触动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的基本论点，但竭力企图复兴客观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复兴，“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狄尔泰（Dilthey）的“现实心理学”等）。与这些反动思潮密切相联，于是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运动，首先是黑格尔的复兴运动。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问题也就跟着被提了出来，倾向于既要超越后期黑格尔学者对黑格尔的图式的依样画葫芦，又要超越正统的新康德学派方面所作的全盘否定。
因此，帝国主义时期的古典哲学的“复兴”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更新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具体化，而是想利用黑格尔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更加反动的一种企图。所以新黑格尔主义初期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论战，主要在于反对黑格尔衰微时期那些认为康德和黑格尔互相排斥绝不兼容的论据。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完全无视黑格尔对康德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所作的那些深刻而具有毁灭性的批评。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基本论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统一，首先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统一。所有的这一派的哲学家，如文德尔班（Windelband）、艾宾豪斯（J.Ebbinghaus）、布隆斯泰德（Brunstad）等，都竭力要证明黑格尔哲学里的一切问题在康德那里都本已有之，黑格尔只不过把康德所有不自觉地暗含着的现成的问题都弄成自觉的明确的罢了。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历史观念，它只在外表上还重复了黑格尔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所用的正反合图式，而实际上包含了更多的从黑格尔图式产生出来的错误和全部唯心主义的错误。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与黑格尔的观念完全相反的。黑格尔本人对他的一切哲学前辈都就他们的不合于客观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的错误进行了严历的批评，但同时却也大力地揭示其中含有提出和解决辩证问题的萌芽的那些特征，并按照其历史的意义给予应有的评价。而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学派所走的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把黑格尔引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说，他们只承认黑格尔的那些与康德的不可知论不谋而合的东西。他们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降低到康德的水平上。这种倾向我们在战后的新黑格尔主义它其实还有其它更为反动的研究动机——那里看得清清楚楚。格罗克纳（Hermann Glockner），这位新版黑格尔全集的主编人，战后新黑格尔主义的领袖之一，就曾在第一届黑格尔年会上明白表示：“今天德国的黑格尔问题首先就是康德问题”。
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提一提在黑格尔观念上的这种改变的一般的阶级根源和政治背景。让我们作一个对比，也许可以阐明这种改变。海谋当时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客观主义和辩证法，他的主要倾向虽说已经带有国家自由主义的精神，却还是一种自由倾向。他由于完全不理解黑格尔思想的辩证性质，认为黑格尔哲学在一切方面都是反动的，并且认为排除了黑格尔哲学将使自由的意识形态易于形成。与此相反，帝国主义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迈涅克（F. Meinecke）与德国西南部新康德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持）有密切联系^则把黑格尔哲学视为俾斯麦的政治与宪法的先行者。因此，黑格尔主义的复兴，就表示在海谋时代虽已畏首畏尾时断时续却还活着的那种反抗精神，即对俾斯麦式的国家形式以及对德国宪法的假立宪的反动性质的不满心理，已经完全熄灭了。新黑格尔主义据说是一种在思想意识上能促使与德国的国家形式取得具体的积极的和完全的“和解”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在新黑格尔主义里突出显现的必然恰恰是黑格尔哲学的那些反动的思想动机。
但是，这样的一些反动的思想动机当然不仅表现于直接的政治历史的范围里。我们前面所谈的新黑格尔学派把新康德主义的有效范围扩展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历史，从而企图对新康德主义加以发展和现代化。然而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帝国主义时代反动意识形态的一切需要。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思潮，日益重要。狄尔泰式的黑格尔主义所取得的巨大声望，恰恰就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已被沿着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向篡改了。就这一方面说，狄尔泰1906年论青年黑格尔的那本着作意味着德国人对黑格尔的看法的一个转折点。而就哲学史的角度上看，重要的是，狄尔泰向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浪漫主义复兴倾向靠拢了，因为他不考虑甚至歪曲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把黑格尔跟哲学的浪漫主义密切联系起来。
战后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本质上走的是狄尔泰所规划的那条道路，当然它也利用了新黑格尔主义其它流派的哲学成果。克朗纳（Richard Kroner）在他的那本对新黑格尔主义后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书《从康德到黑格尔》里说：“辩证法就是已变成了方法、变得合乎理性了的反理性主义。”战后时期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奋斗目标，照克朗纳、格罗克纳等在历届黑格尔年会上所清晰反映出来的那样看来，在于利用黑格尔式的“和解”，并表同地应用黑格尔的哲学史方法，来构成包括当前一切哲学流派（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一个“合题”。
这一整段发展，开始于狄尔泰专门讨论青年黑格尔的那篇论文，并不是偶然的事情。狄尔泰以为在黑格尔发展的过渡时期里，特别在这个过渡的紧要关头里发现了某些思维动机，足以使他有理由解释黑格尔哲学为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早在这本着作以前，他已经把正是黑格尔这一时期的青年朋友和伙伴荷尔德林相应地窜改了。（对他这样反动地窜改荷尔德林，我曾在论他的《海波利翁》[1]一文里作了详细的批判。见《哥德及其时代》，建设出版社，柏林，1905年版。）狄尔泰对黑袼尔哲学的反理性主义的看法使德国黑格尔主义方面某些解体的倾向转回头来从事于黑格尔的解释。著名的黑格尔主义美学家维歇尔（F.Th.Vischer）在他的后期著作里就曾反对他自己早期的黑格尔主义论著，并提出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神秘学说以对抗黑格尔的辩证法。狄尔泰现在就用这种学说转回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关于这方面的间题，请参看我的“马克思与维歇尔”一文。见于《美学史研究》一书，建设出版社，柏林，1953年版。）
狄尔泰对黑格尔的见解，如我们上文所见的那样，对于新黑格尔主义的后期发展方向起了决定的作用。所以，在费舍或海谋那里只居于陪衬地位的青年黑格尔的形象，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了黑格尔主义的研究兴趣中心。黑格尔的那些大部分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提纲和笔记，越来越强调地被解释为可靠的材料，认为通过这些材料可以描绘出一个“真正德国的”、即是说，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为法西斯主义所欢迎的哲学家形象。赫林（Th.Haering）1929年的那本论黑格尔的专著，代表这个发展的顶峰。
德国哲学史家对黑格尔的篡改歪曲固然达到了高峰，而这个运动却也带来了好处。散失各地无人闻问的那些黑格尔青年时期手稿，倒因此终于整编出版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有关黑格尔青年时代思想发展的材料。
我把这些出版物中最重要的列举如下。我们在本书里具体研究黑格尔青年发展时不断地要引证它们。
《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图宾根，1907，由诺尔（Hermann Nohl）发行（以后引用，简称“诺尔”）。
《德国宪法》与《伦理体系》，见于由拉松（G.Lasson）发行的《黑格尔的政治和法哲学的论文集》中，莱比锡，1923年（以后简称“拉松”）。
《黑格尔耶纳时期的逻辑、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以后简称《耶纳时期的逻辑》），由拉松发行，莱比锡。
《耶纳时期的实在哲学》（以后简称《实在哲学》）是《精神现象学》以前黑格尔的讲演稿，在荷夫麦斯特（J.Hofmeister）发行的《黑格尔全集》里是第一、二卷。莱比锡，1931年。
《有关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文献集》由荷夫麦斯特发行，斯图嘉，1936年（以后简称“荷夫麦斯特”）。
这些出版物合在一起，构成一批相当丰富的有关黑格尔辩证思想形成史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我们至今可以说还根本没有利用。研究这段发生史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可以很方便，因为在编纂出版这些文献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考据研究。诺尔、荷夫麦斯特、赫林、罗申茨威格（Fraug Rosenzweig）等人曾经利用信件和手稿的准确日期替黑格尔的手稿编制了一个详细的年谱。他们首先确定黑格尔确切在什么时候笔迹上发生什么变化，然后以此为依据，把各个手稿的日期或者确切或者大概地确定下来。因此，在我们不能重新审查这些日期以前，凡在哲学内容上不发生重大疑问的地方，我们也就以这个年谱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
当然这远不是说我们已经占有了与黑格尔青年时期思想发展有关的一切文献，或这些文献都合乎科学使用。原来出版黑格尔遗著的人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有的地方轻率和粗疏到惊人的程度。有一部分黑格尔最重要的手稿，比如他在佛兰克福时期所写的头一部分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对斯图亚特著作的重要评论，显然已经无可弥补地遗失了。我们在第二章里将会看到，恰好这一部分手稿的遗失，在研究黑格尔的经济思想发展上意味着如何重大的损失。罗申克兰茨（K.RosenKranz）还收藏到过这部分手稿，可惜他完全不知道经济学对黑格尔观点形成上的意义，所以单单依靠他的陈述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它是个什么样子。因此，恰恰在黑格尔思想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我们所根据的只是从零星散乱的记载里凑合出来的结果和从后期的著作倒推出来的论断。
但即便这些由罗申克兰茨整个或部分发表了的手稿，要想当作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很靠不住的。比如说，他在叙述黑格尔的生平时虽发表了一部分地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历史札记和耶纳时期的哲学评注，却完全没说明这些记载出于这两个时斯的哪个阶段。对他来说，确定它们所属的阶段应该不太困难，因为他曾亲眼见到手稿。今天，手稿已经遗失，于是就连利用这一部分材料，也只得依靠间接推断了。已经发表的那些札记对于研究黑格尔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甚至决定的客观价值。譬如伯尔尼札记里包含了不少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可是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要确切地把它们排列出时间先后来，以便看出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不同阶段，比如说看这些评语究竟是直接反应法国革命的哪些事件。至于认清耶纳时期哲学札记的确切年月，那就更重要了。大家都知道，在耶纳黑格尔最初与谢林联合起来反对康德和费希特，到后来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里连谢林本人也一起反对了。而在耶纳札记里既包含批判谢林学生们的评语，也包含批判谢林本人的评语，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切认清黑格尔在尚未公开出面反对谢林的时期里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暗自严厉批判他，则对黑格尔的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了解一定会比今天所能客观断定的更加具体得多。因此，人们现在利用这样一种材料的时候，就只能把一般的发生时期视为可靠的历史根据。
不过，虽然有这么多的缺陷和漏洞，我们毕竟具有相当大量关于黑格尔青年发展的材料。而且由于法西斯化的新黑格尔主义已经利用这个时期硬把黑格尔说成一个适合法西斯口味的反理性主义者，那么根据历史事实来驳斥这些对历史的篡改，就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因为，这种“最新的科学”钻了马克思主义者至今对于黑格尔的青年发展时期还等于根本没进行研究的空子，已经把它的论调打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来。比如在1931年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曾一字不易地把狄尔泰对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论点搬过来加以传播。
但我们对青年黑格尔发展的兴趣并不仅限于通过论战把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谎言加以摧毁罢了。我们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考察这段发展，就必然看到这是德国辩证法产生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而且认清黑格尔达到他的观点的道路，这对正确地马克思主义地理解黑格尔成熟时期的著作也不是毫无关系。况且这样一来，他对他的先驱者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关系就能得到比过去所作的更加具体得多的说明。他与浪漫主义派曾有思想联系的神话证明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一句话——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本来一清二白的事——：如果我们多研究黑格尔体系的发生史，如果我们不像黑格尔本人在哲学史论著里所做的那样只把谢林的成熟著作与黑格尔的成熟著作直接对比而不研究双方的发生经过，那么我们对后期黑格尔的理解，就能无可比拟地更为深透。
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史同时提出一些巨大的历史问题来，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澄清，就能为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以及古典哲学里的辩证方法向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奠立一般的基础。然而在我们这本书里并不根据黑格尔的个人发展提出这个极端巨大的全部问题，而仅限于讨论其一个组成因素的发展，即社会史的发展。
因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发生过程里，当时自然科学所经历的发展危机曾起过决定作用，比如那些极端重要的、动摇着过去科学基础的新发现，新兴的化学科学的产生，以及各种自然科学里发生学问题的提出等等，对辩证法的发生都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在他的《论费尔巴哈》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自然科学的这种变革，如何影响到形而上学思维的危机，如何迫使哲学不得不走向辩证把握现实的方向。
这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过程，就其全部而言，至今还没真正有过研究。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自视不凡，很久以来就轻视德国古典哲学里的“自然哲学的各种思辨”。在19世纪中叶和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的两个人，不为其唯心主义的有时甚至荒谬到神秘主义的表现形式所迷惑，而能清晰地看出这个时期的真实问题并给予评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里关于这一点写道：“照卡尔·福格特的样子，和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当然比较估计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在旧自然哲学里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也不比在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的理论内所包含的为多。至于在它里面还包含着许多有见识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这点自从进化论流传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关系，是正好像乌托邦主义对于近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的。”[2]对这段历史关联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具有关于全部自然科学发展史的广博而精深的具体知识。本书作者认为自己连初步探索这些问题的能力都没有。我现在作这些提示，纯然为了使读者认识到我这本书有必不能免的片面性和缺陷，需要加以补充。
这种补充之所以必需、重要和现实，还不仅仅出于上述理由。另外一项理由还必须提出来，那就是，当代的帝国主义时期反动哲学对待自然哲学的态度比它的先行者的态度要肯定得多。而这一转变，却只有使问题更加混乱和更被歪曲。因为今天肯定自然哲学价值的那些人，专门是从它那里搬出荒谬的、神秘的、在科学上反动的东西来，想以这种办法来把自然哲学当作反对科学自然观的一种工具。所以研究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辩证方法的发生之间的实际关联，同时也包含着一场反对法西斯及其前驱的科学理论的斗争。
我们的这本书，将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发展史上的另外一个但同样极端重要的一个问题范围，即是说，讨论这一时期巨大政治社会事件，首先是法国革命及其后果，对德国辩证思维方法的产生所起的作用。
法国革命对于德国的影响的历史也还是一个远没有充分研究的领域。资产阶级的历史科学，特别是1848以后，总是竭力要把德国生活里一切革命的民主的企图完全忘掉。有很多很多德国人直接附和了法国革命，但我们今天知道的却非常之少，福斯特（Georg Foster）是其中唯一还没被我们完全忘记的人，这是因为他作为自然科学家和评论家在他附和革命以前早就出名了，而对于他的活动和他的著作至今也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况且福斯特只是很多德国人中的一个，而只有对于这一事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刻的探讨，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然，我们同时必须还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情调。比如从哥德的回忆录性的作品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虽然他的措词极端谨慎——德国公共舆论是如何深为法国事件所震荡。
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永远不可忘记当时的德国无论在社会经济或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十分落后的。德国人对法国革命的一些个别言论和行动，必须永远以这个观点来考察，人们不可把在法国作为实际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并发展了的那些政治范畴，直接地机械地应用到对落后的德国发生的这些事件的思想反映上去。譬如大家都记得，即使在法国，吉伦特派也长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大会而直到实际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以后两党才开始真正明确的区别开来。因此，如果想用法国革命的政治标签来表示某些个别德国人的言行，那就是机械的和错误的，因为那样一种实际社会区别，到很久以后才在德国形成起来。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也须加以注意。大家都知道，列宁曾经指出建立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是德国这一次革命的中心问题。那么，德国人对法国革命的那种兴奋鼓舞之情，必然地使德国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企求消除封建专制的小邦小郡的分崩离析和整个国家的虚弱无力状态，而切望出现一个自由的、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可是，在这些倾向的世界史的基础里却包含了一种不可解除的矛盾。马克思在论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写道：在这里，如同在这个时期的任何同类的解放运动一样，“反动与更生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这个深刻的论断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法兰西的革命战争必然地转化为侵略战争。即使拿破仑的入侵，特别是在莱因河地区，消除了封建残余从而客观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这些侵略战争却必然同时也加深德国的民族破碎和国力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德国的社会发展落后，这些民族运动充满了一种反动的神秘意味。它们并不能以革命来摆脱备地侯爵的羁绊，进而组织一个民主的对抗拿破仑侵略的全国抵抗运动。它们甚至软弱到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能力提出，而竟然企图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地的反动君主以便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民族抵抗。所以按照历史的必然性，它们在客观上就助长了拿破仑失败以后统治整个德国的那种反动势力。
这种客观矛盾表现在这个时期的一切杰出的德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行动里。不论是像史泰因（Freiherr von Stein），格耐斯纳（Gneisenau）或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这样的军人和政治家，或是像哥德和席勒这样的诗人，或是像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整个事业，都笼罩着这种不可消除的矛盾。
因此，对这个时期的历史陈述，就负有一种复杂的双重任务，永远要同时记住世界史上的伟大事件和它在落后的德国的歪曲反映。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谈论康德时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在康德的思想里含有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的一种回音或余响。但他立即补充说，在这里由于德国的落后，问题就本质上被歪曲了。马克思说：“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他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硬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3]马克思在这里以无比的尖锐眼光，发现了为什么这种哲学在德国一定发展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原因。马克思并且同样尖锐和明晰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唯心主义必然要进行那种无可避免的歪曲。
然而这样找出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性质的根源，这样有力地批评它的唯心主义弱点，决不能说已把这一时期哲学史上的历史问题完全研究清楚了。马克思自己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曾着重地指出古典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他在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单纯直观性以后说道：“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4]这是马克思所表示的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正确和有效亦符合历史的批评时的基本原则。这样的批评，他本人在他青年时期著作里以及好几十年以后列宁在他对黑格尔著作的天才评注里都已作过的。
因此，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具体地找出这个“能动的方面”对辩证法的产生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如何由于世界史上的伟大事件在落后的德国里的反映而从人的实际活动里产生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并且同时又要指出，如何在这种抽象的和部分被歪曲了的现实反映里天才地把握了某些活动、运动等等的普遍原理。因为如果哲学史家的任务只限于去确定德国的落后状况的消极后果，那就未免太简单太片面太局限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上所发生的历史作用，既然也是一种历史事实，我们就必须同样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出它当时之所以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不过在第二国际期间就连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传统也丧失掉了。即使在这一方面也是到列宁出来才重新接受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路线。列宁论他同时代人对康德的批判时写道：“1.普列汉诺夫批评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多半是从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没有纠正（像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没有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没有指出一切的和任何的概念的联系和转化。2.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5]很显然，列宁的这个重要提示也完全适用于对黑格尔哲学作历史和批判研究的方法论。
恩格斯在一封通信里曾经很精彩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哲学上的领导地位如何从英国转到法国又从法国转到德国，而且在哲学领域里也并不是经济和社会最发展的国家总占领导地位；在个别国家里，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恰恰也就是哲学发展的高峰；因而就是在这一领域里也呈现着不平衡的发展规律。
德国古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同样，它的不仅表现于一般唯心主义方法而且也表现于个别论点的具体阐述上的那些阴暗面，也是当时落后德国的映象。我们必须从这个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把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活的辩证关联指明出来。
我们再重复地说：我们在这本书里所研究的乃是历史事件在思想上的反映，而它所反映的中心史实则是法兰西革命和在法国继之而起的伟大阶级斗争及其对德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人们一般地可以说，这一时期里伟大的思想家，愈是关心世界史里重大国际事件的，其重要性也就愈大。费希特的哲学在德国内部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可解除的矛盾上就悄悄地失败了。相反，哥德的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则从它们问世之日起，都对整个的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黑格尔在这一发展中的地位，他对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的态度，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性质，使他在哲学领域里与他的一切同时代人大不相同。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经济思想如何获得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形式，满足了正在准备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后来这种思想又如何回到英国去，以便在那里获得一比较具体的经济学形式，而到了已经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手里却必然地导致出一种哲学的彻底平庸化。（参看马克思《论边沁》）另一方面，各个不同阶层对资本主义上升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所持的反对态度，乃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瓦解因素之一。黑格尔在辩证地把握这些问题的时候，既不同于错误的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深刻”，也同样不同于边沁的平庸。他的企图毋宁在于以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亦即资本主义的实际内部结构及其赖以实现的力量，并说明其运动的辩证法。
如果以为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倾向仅只表现在他明确地直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那些论著里，那就大错了。他对这种问题的分析研究，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这里。我们这个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指明，至少大概地指明，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的这种交互作用。我们将指明如何恰恰在他的发展的一个紧要关头，即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路。并且我们还想具体指出，掌握经济问题对于青年黑格尔的自觉的辩证思想的产生，具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我们这样看待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把马克思的天才观点试图应用来说明黑格尔的青年期发展罢了。马克思在年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明白表示：“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伟大，……因而完全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理解为一个过程，因此，他掌握了劳动的本质，并将客观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黑格尔哲学是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多么相类似的一种思想运动。当然，在古典经济学里，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
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经济规律性，而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则仅只是它：们的一般原理的抽象（唯心主义的）反映；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是唯一理解这个运动的辩证性质并从而发展出普遍的辩证法的人。（我必须再一次提醒读者，上面所谈到的这一切一切，仅只涉及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产生的一个方面。）
读者们读了我们上述种种以后，就会明白，对人类社会的这种伟大的辩证观点，正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它带有唯心主义必然要加添到辩证观点里去的那一切错误、缺陷和歪曲。这本书的任务正是要就黑格尔辩证法发生的各个阶段来具体地指明它的重要方面与薄弱方面的活的交互作用。作者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一些著作出版，它们探讨自然科学对黑格尔辩证法产生的影响，足以补充和更正本书的历史见解上的片面性。只有这样的著作出版以后，黑格尔发展的全面才能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预料它们将要对本书里由于研究范围的片面而必不能免的一些缺陷提出更正和改善。不过，作者仍然希望，他所表述的黑格尔发展，就现在已知的材料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的这本书能达到它的上述目的，那么它就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的新观点来。这个观点的意义，将不仅限于展示出黑格尔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正确情况而已，我们称这个观点为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过去的经验表明，叙述哲学史的时候，为了揭发和陈述更深一层的关联，愈来愈不得不超越狭义的哲学问题范围，而把注意转移到整个的人类思想在科学地掌握具体现实中的历史发展上。当然在科学地掌握具体现实中，自然科学过去是、现在还是站在首要地位。关于自然科学作为一方面与哲学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作为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过去已作过一些研究，也并不是没取得过重要成果，只是这种研究确实经常地遭受失败，因为它老把康德的或柏克莱和休谟的不可知主义当作方法论的标准，当作研究的顶峰，并因此而漫不经心地把哲学上自觉的即使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德国自然哲学）与那生于自然科学实践而在认识论上未经说明的辩证法（拉马克、达尔文等）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完全忽咯了。相反，哲学与社会现象的思想掌握之间的方法论关系，则可以说至今完全没有人研究过。
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社会关系本身和它的发展里。当资产阶级经济学成立之初，这门新兴科学的伟大代表们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就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科学，另一方面又正确地坦率地认为经济学范畴就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到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客观必然地愈来愈加强了对经济学范畴的偶像崇拜，而这种对经济学范畴的崇拜又愈益深刻、愈益决定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愈来愈专门使用这类偶像化了的范畴，而完全不去钻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通过这种关系进而钻研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这种发展同时，特别是这种发展之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由社会生活的基本科学变成为许多严格专门化了的科学中的一门科学。现在，既然哲学——主要地也走了这条向着个别科学专门化的道路，那么哲学家们根本想不到从方法论上来特别研究经济学范畴的发展借以丰富自己，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了。
我们再重复一遍说：早期的经济学家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加瑞安尼（Galiani）说：“价值就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经济学范畴的这种性质在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时期还曾由荷治斯金（Hodgskin）这样的人有意识地并且大力地予以强调。不过，这项重要的认识只是半个真理。当马克思引证了上述加瑞安尼的话之后，接着就评论道：“所以他本应该添加一句说：在物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关系”；而当马克思批判地分析荷治斯金的时候写道：“因此，荷治斯金乃是用另一种词句说明：一定社会形式的劳动所发生的作用，被说成是事物的、这种劳动的生产品的作用了；关系本身被幻想成具有事物形态的东西了。我们曾经说过，这就是以商品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一个特征，而且这种混同将在商品里，在货币里（这是荷治斯金没看见的），尤其在资本里表现出来。事物或东西作为劳动过程的客观环节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资本里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仿佛是这些东西人格化以后，从劳动里独立出来以后所具有的作用。好像这些东西如果不再以这种异化了的形式与劳动对立起来，它们就不会再具有这种作用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是那与劳动相对立而赋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人格的劳动创造物——资本的人格化。荷治斯金把这种看法视为是背后隐藏着剥削阶级的欺骗和利益的一种纯粹主观的幻想。他不知道，想象方式是从现实关系本身里发生出来的，他不知道，现实关系不是想象方式的表现，而事实正好相反。”[7]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经济学范畴与哲学范畴的交互关系的中心了：社会科学的辩证范畴表现为这样一种辩证法的思想映像，这种辩证法，它独立于人的知识和意志之外，而客观地表现于人的生活里，它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使社会现实变成为人的一种“第二自然（天性）”。我们只要进一步地回想一下，就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正是在这种经济学辩证法里，如果掌握得正确的话，会把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最基本最有决定作用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且认识到，正是在这一片园地上，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可以就其没受歪曲的本来面目予以研究。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一从科学学说的观点来说——与这种经济生活辩证法的发现出于同时，决不是偶然的。恩格斯在《徳法年鉴》里论述经济学范畴的那个“天才的草案”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都明确地标志着这个开端。同时，在马克思的书圼，一方面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里的辩证本质，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经济基础，也决不是偶然的。
读者将会看到，我们这本书完全是以马克思的这些论点作为指导原则。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谈得比较详细，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是在方法论上有效地开展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大门。我们在本书里分析了黑格尔经济学观点的发展与他的纯哲学的辩证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借助于这种新观点我们能够把那些还没认识到或至今还没正确认识的关联都给科学地揭露出来。
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仅只适用于黑格尔吗？他是唯一在其主要著作中给于经济学以重要地位的大思想家吗？任何懂得英国哲学的人都将立即坚决地否定答复这样的问题。懂得英国哲学的人都知道霍布斯与配第（Petty）的关系，都知道洛克、柏克莱和休谟也是经济学家，而亚当·斯密也是哲学家，都知道曼德维耳（Mandeville）的社会观是与他的经济学说根本分不开的等等。但同时他也知道，洛克的经济学与认识论之间方法论上的关联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研究过的领域，也知道现有的文献都只限于替这种融会经济学与哲学于一身的思想家们编写传记，然后仍然是把该思想家的这两个活动领域平行地分开来研究。
不言而喻，这种关联并不止存在于英国哲学里。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甚至从赫拉克利特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真实的哲学家曾完全不过问这个问题。当然这决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们处理在近代已变成专门的经济科学对象了的那些人与人的关系时，一定都曾有意识地把它们理解为特殊的经济学问题，只要他们不管以任何形式接触到问题，也就够了。
作者觉得这里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极其肥沃的新的哲学史园地。所以作者在结束这篇导论时希望，这片园地可以在很短期间得到大力的垦殖，而揭露这样的关联的这一初步尝试，能够很快地为其它更全面的著作所超过。
[1] 海波利翁（Hyperion），希腊神话中的原始神。
[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
[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5] 参看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0—191页。
[6] 参看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页。——译者
[7]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斯图嘉，1921年，第354页以后。（参看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4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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