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29年4月22日)



亲爱的塔妮娅:
  4月13日及19日寄来的明信片均收到,眼下我正耐心地等待着家里的消息。在那咱们一起度过的片刻里你一定注意到我已经变得多么有耐性。过去,我总是勉强克制自已要忍耐,以便同笨蛋和厌物相处(根本无法避开他们)。如今我已不再有任何紧张感——监狱的惯例和自卫的本能已经使我养成了忍耐的习惯。有时我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这种精神状态缠住我不放。要是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使你很难过。事实上,这种心情并非近来才有。朱莉娅对我说过,你母亲早在1925年就感觉到了。那时我就象基普林笔下的独眼山羊,老是围着圆心等距离地转圈。算啦,咱们还是谈点较为愉快的事倩吧。
  玫瑰得了日射病:所有的叶子和娇嫩部分都烧焦了,尽管外表部分受到严重损害,但它正在重新发芽。不,它还没有死。曝晒之灾必然发生,因为风刮掉了那张我不得已用来替它遮荫的薄纸。要是用一把稻草就好了,因稻草几乎不导热,就可以使玫瑰免受阳光照射。总的来说,预后良好,即使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发展的话。种子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幼苗,一整批种子推迟了地下[1]生长期。当然,这些种子是陈旧或被虫蛀了。那些得以破土而出的种子生长缓慢,并产生了某种无法辨认的东西。那位对你说这是批好种子的园丁,他的意思或许是说可供食用,实际上,有些幼苗模样挺怪,有点象洋芜荽和小洋葱——肯定不是花。每天我都想揠苗助长,但总是在关于培育与万物的两种想法之间摇摆。我究竟应该效法卢梭,让一切听任自然的安排(自然从来不会犯错误而且基本上是好的)呢,还是应该利用巧妙的人工和权力的法则故意违反自然发展过程?直到现在,这两种思想还在我的头脑里斗争。但是,六株菊苣苗却随遇而安,不怕阳光照射,已经枝叶亭亭,将来一定能开花结实,有所收获。大丽花和竹子仍在地下沉睡,至今未有成活的迹象。尤其是大丽花,看来不会有希望了。为免遗忘,我现在就请你寄4种别的种子:(1)防风胡萝卜(一种童年时代家乡纪念:战前在萨萨里,胡萝卜有时每根重达半公斤,卖一索尔多[2]一根,销路比得上甘草);(2)豌豆;(3)波菜;(4)芹菜。我想在3平方英尺的地里种上4、5种不同的种子,看看情况如何。这些种子,你到杜奥莫广场或布埃诺斯·阿依莱斯路的英杰诺利店里去买,并跟他要一份说明,好知道哪个月种植最为适宜。
  我收到马尔维娜·桑纳女士从科西嘉岛独立23号寄来的另一张便条,[3]请把下列口信转达给她:
  “我明白,去买我所开列的那本书要化很多钱。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但我认为,回答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下面我准备就这些问题以及同狱中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谈一点看法:怎样才能避免浪费时间继续学习?首先,必须去掉各种‘学究式的’态度,不要梦想参加各种正规的系统的讲习班。即使处在最有利的环境里,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最有收获的学习科目之一是各种现代语言——只需要一部语法,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在旧书摊上买到。即使不能学会正确地用这门语言讲话,但可以学会阅读,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不少因徒对监狱图书室的藏书估计不足。毫无疑问,所有的监狱图书室的藏书都是杂乱无章的:书籍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不是已经出狱的犯人留赠,便是掌握出版处理品的赞助人所捐献。其中总有大量的祈祷书和坏小说。虽然如此,但我认为政治犯应该能从石头里抽血。诀窍在于阅读时心里有个目的,并且作笔记(也就是说,如果许可你写的话)。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在米兰时,我读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书——首先是通俗小说——,后来图书室主任允许我进去从尚未分发的书籍以及由于书中的政治或道德倾向而从不外借的书籍中挑选我想看的书。于是我找到欧仁·苏、蒙特平、庞森·杜·特雷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只要从下列角度来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什么这些书的读者总是最多,出版的次数也最多?它们满足了何种需要,满足了何种愿望?这些肮脏的书里流露了什么样的情感和观念,以致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欧仁·苏以什么方式有别于蒙特平,从内容看,维克多·雨果是否属于这个团体?达里奥·尼科德米[4]的《残余》、《白鹭》和《飞翔》是否也算作1848年颓废浪漫主义的直接后代?
  “下面是第二个例子: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格罗伊塞森最近出版了一本大部头著作,研究1889年以前的200年间法国天主教同资产阶级的联系。他对这个时期的一切虔诚的文献——布道演讲集、各个主教管区的教义问答集等等——进行研究后,汇编成一本精采的书。我以为这就足以证明能够从石头里抽血——果真如此,岂非周围连石头也不存在了!任何一本书,特别是关于历史的书,都是有益的。在监狱里不管弄到什么书,都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这里,决不能用普通的尺度来计算时间。”
  亲爱的塔齐娅娜,我写得太长,忍怕你辨认我那潦草的笔迹已经感到厌倦。顺便提一笔,除非我提出要求,不要寄任何书给我,务希照办。如果有任何你认为我应该读的书问世,买了以后放在一边,以备随时邮寄。最亲爱的,我希望这次出门不至于使你精疲力尽。热烈拥抱你。

安东尼奥





[1] 此处用了个俄文词подполье,意思是“地下”,在比喻的意义上作“秘密的”解。——第562页

[2]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一个索尔多等于1/20里拉,是面值很小的辅币。——第563页

[3] 葛兰西在1929年3月25日致塔妮娅的信里,向被关押在意大利另一地区的一位政治犯安东尼奥·桑纳推荐了各种哲学读物。——第563页

[4] 达里奥·尼科德米(1874一1934),诙谐小品通俗喜剧和法国感伤喜剧作者。信中提到的问题是葛兰西关于民族大众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构成《札记》的一个重要章节。这些笔记今均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葛兰西在该卷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在戏剧方面,达里奥·尼科德米的重大成功无疑是由于他把同民众意识有密切联系的题材戏剧化;《残余》、《白警》、《飞翔》等作品的情况是如此”。葛兰西在论述民族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结合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时说:“应该指出,在不少语言中(例如俄语、德语……及法语……)‘national’和‘popular’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在意大利,‘national’一词具有在意识形态上严格限制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能同‘popular’重合,因为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严重脱离人民,换言之,即脱离’民族’,而同传统的种姓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个种姓等级制度从来没有被任何来自下面的民众的和民族的强大政治运动所砸碎”。——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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