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1年9月7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你8月28日来信提及我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谨复如后。你显然跟皮埃罗谈过，因为有些情况只有他才能告诉你。[1]不过实际情况同表面印象有很大出入。我10年记者生涯所撰写的文稿，足可以出400页一本的书15至20部；不过这些稿子都是每天赶出来的，所以，我想，发出去以后也就忘了。我一向不肯编自选集，哪怕是薄薄的小册子。1918年，科斯莫教授[2]提出，可否由他把我每天在都灵报纸[3]上发表的文章编选一部分，加一篇极为有利而体面的序吉，结集出版，但我谢绝了。1920年11月，朱泽佩·普雷佐里尼[4]使我接受了他的提议，让他的出版社印一本实际上是专著的文选。1921年1月，我决意赎回手稿，赔偿了已经付印的那部分稿子的费用。还有，1924年弗朗科·恰尔兰蒂尼约请我写一本关于《新秩序》运动的书，拟作为丛书之一种出版，这套丛书的撰稿人有麦克唐纳、龚珀斯[5]等。他答应，我的稿子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改动，也不加序或注。一个法西斯出版者肯答应这样的条件出书，这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我还是谢绝了：我至今不知道接受这个约稿是否较为明智。皮埃罗的情况不同——他写的东西都是经济学方面的，专业刊物乐于接受并展开长篇大论的讨论。参议员伊诺迪[6]的一篇文章宣称，皮埃罗正在编一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集评；伊诺迪和我一样，对这个计划表示欢迎。我但愿自己的英语精通到在这本书问世时能够阅读李嘉图的原著。我所制定的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的计划，涉及的面很广，因为我相信意大利还没有这样的专题论著。这方面的资料肯定有，而且还不少，只是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报刊和地方历史档案中。无论如何，我的知识分子概念比一般的“大知识分子”概念要广泛得多。
这个研究也将涉及国家的概念，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而不把它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我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因为知识分子总是首先在市民社会里发生影响。比如柯罗齐就有点象一位世俗教皇，是领导权的一种极有效的工具，尽管他有时好象同掌权的政府有矛盾。我认为，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这一概念将使中世纪公社解体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得到说明。当时的公社是由某个经济等级管理的，这个等级不懂得造就自已的知识分子以行使超专政的领导权。意大利知识分子具有以神父为典籍的世界性，而不是民族大众性。为什么莱奥纳多会把他设计的佛罗伦萨防御工事平面图出卖给瓦伦廷诺公爵，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些公社结成一个工团主义的国家，从未能超越这个阶段而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马基雅维利虽然不断指出这一点，但也是徒劳。马基雅维利曾经寄希望于增加和发展军事组织能形成城市对乡村的领导权，因此，他可以被称为第一位意大利的雅各宾。（第二位是卡洛·卡塔尼奥[7]，不过他太沉湎于幻想。）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较之公社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一个反动的压制的运动。[8]
我之所以谈以上各点，是为了向你证明：意大利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从罗马帝国到复兴运动时期，都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著书立说。如果我自认为胜任而当局又允许我干，我就写一个至少50页的有关这个题材的研究提纲寄给你。不消说，搞到我所需要的书，我会多么高兴，这会启发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我以后要写的某一封信里，将对撰写研究但丁《地狱篇》第10章的文章[9]可能使用的几个论点写个摘要，好让你寄给科斯莫教授。作为但丁专家，他能够告诉我是否击中要害，以及是否值得写篇文章，哪怕是篇短文，来为数以百万计的已有评注锦上添花。
安东尼奥
[1] 葛兰西指塔妮娅1931年8月28日信中这样一段话：“为了撰写一部完整的知识分子史，你手头当然需要备一大批书。但是目前，为什么不先写个粗略的草稿，等你可以自由地接触各类图书时再加工？你过去总是指责皮埃罗在学术上过于遵小慎微，束缚他的写作；看来他从未自动矫正过这个毛病，但是10年记者生涯没有矫正你，这可能吗？”他们提到的皮埃罗即经济学家斯拉法。——第573页
[2] 乌姆贝尔托·科斯莫教授是著名的但丁专家，葛兰西在都灵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第573页
[3] 葛兰西几乎每天都在《前进报》都灵版的“大厦底层”专栏上发表短评，今均收入同名文集中，同时，他还为《人民呼声》报撰稿。葛兰西的文章确实精采，今天读来依然生动有力。——第573页
[4] 葛兰西是1921年在都灵的“人民之家”里结识普雷佐里尼（一位狂热的干涉主义者和墨索里尼的拥护者）的，普雷佐里尼在那里作题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系列讲座。普雷佐里尼在《意大利文化》（1923）一文中对《新秩序》有好评，并在《无用的意大利人》（1964）一文中提到他同葛兰西邂逅相遇的情况：
“我不大擅长讲演。但是，同工人们讨论以及同葛兰西交谈，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葛兰西是意大利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办的《新秩序》有创见，他本人有信仰，有能力，有远大的抱负。”——第573页
[5] 詹·拉姆赛·麦克唐纳，英国政治家，1924年曾领导第1届工党政府。塞缪尔·龚珀斯（1850-1924），美国右翼工会主义者，1886年起任美国劳联主席。弗朗科·恰尔兰蒂尼所编的那套丛书叫做《政治文化从书》，在米兰出版。——第573页
[6]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卢易吉·伊诺迪——在葛兰西青年时代，伊诺迪已是都灵大学教授，——在一篇介绍《经济学家新丛刊》（该套丛书由米兰乌泰特出版社出版）的书评中提到由皮埃罗·斯拉法编辑的大卫·李嘉图文集，这篇书评载《社会改革》1931年7月—8月号。大卫·李嘉图的《论竞争条件下的利润规律》一文（载1926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发动了一场对以市场规律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的修正。斯拉法和多布合编的李嘉图著作评注本至今仍然刊行，其书名为，《大卫·李嘉图著作和书信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573页
[7] 卡洛·卡塔尼奥（1807-1869），意大利19世纪最伟大的民主思想倡导者之一。在1848年的“米兰五日"期间领导过军事委员会，后来流亡法国和瑞士，1859年回到意大利。曾多次当选为议员，但为了不作违反自己共和理想的宜誓，从未正式参加议会。——第574页
[8] 葛兰西在《复兴运动时期》第13页说：“作为欧洲历史运动的文学表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最活跃的中心是意大利；尽管在公社时期曾有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在公元1000年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却使意大利的这一过程缓慢了。然而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葡萄牙，这个历史运动终于发展到形成民族国家并对外扩张，事实表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是压制性的。在意大利，从亚历山大六世开始，教皇统治机构被确立为一个专制国家，相应于其他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但与此同时，它造成意大利其余部分的分解。在意大利人中，只有马基雅维利最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文艺复兴未能产生一个民族国家，那它就是徒有虚名；不过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外部的事态，而不是意大利内部的事态。”——第574页
[9] 葛兰西在1929年8月26日给塔妮娅的信里已经谈到过此事：“关于《地狱篇》第10章，我已获得一个小小的发现，我相信，这个发现可以对柯罗齐关于《神曲》的过分绝对的理论作部分的纠正。”嗣后在本信中，问题清楚了，原来葛兰西所关心的不是对但丁（《神曲》）的诠释评注，而是有关文艺评论的一般方法。——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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